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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李悦童 李燕芝 卢荷英 李 畅*摘 要：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老年照料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而子女在老年照料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可能会因照料问题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就业上的影响。为让不同经济阶层的家庭选择最优的照料方式，本研究基于 CHARLS 2011 年 2013 的数据，利用描述性分析和分位数回归分析探究正式照料与非正式照料对子女就业的影响，并着重探究对其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对老年照料越趋向于正式照料，子女的收入越高，且在选择正式照料后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比中收入群体的要快。对此，本文建议政府可以提供社区支持并鼓励有老年人的家庭优先选择正式照料，从而释放家庭劳动力，在提高家庭收入的同时，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社会发展。关键词：正式照料 非正式照料 就业影响引言（一）研究背景根据 1956 年联合国 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 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10%，或 65 岁以上901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本文系广州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1811078073）的阶段性成果。李悦童、李燕芝、卢荷英、李畅，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时，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中国 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 24949 万人，占总人口的 17.9%，且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认为，到 2050 年，中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 4 亿人，老龄化水平会上升到 30%以上，其中，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9448 万人，占老年人口的 21.78%。这说明中国不仅已经处于老龄化社会，而且将日趋严重。在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面前，“未富先老”“少子化”等社会问题涌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及数量逐渐显现下降的趋势（杜航，2018：64-67）。若还是盲目遵循传统思想，“把家庭养老视为孝文化或孝政治的载体”（姚远，2001：33-43）而坚持使用非正式照料，就很有可能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进而制约经济持续的增长（穆光宗，2019：7-9），因此很有必要注意老年人的照料问题。此外，子女无论是作为家庭经济来源还是市场劳动力，都是不容忽视的角色，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不同照料方式对其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就业上的影响。（二）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1.研究目的本文利用 CHARLS 2011 年和 2013 年的数据，分析目前中国城乡家庭对老年人的照料方式对成年子女就业的影响，结合当前中国社会整体上在老年人照料方面的不足，提出有关提高老年人照料质量与家庭收入之间协调性的政策建议。2.研究意义（1）理论意义。目前国内关于老年人照料方式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很多，大多数文献论述了城乡、家庭收入、老年人健康状况和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老年人照料方式选择的影响，却鲜有针对照料方式的选择对子女就业影响的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国情，比较分析了不同照料方式的选择造成的子女就业和收入的差异，拓宽了公共管理的研究范畴。既有的研究关注的大多是家庭因素（彭青云，2017：54-63）和照料模式（林莞娟等，2014：54-62；黄枫、傅伟，2017：136-152），这样的研究011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全球老龄化状况及其应对措施，新华网，2015 年 10 月 1 日，http：/www.xinhua- 128285525.htm。虽然比较全面，确有其研究价值，但也使这些研究的关注面显得过于宽泛，没有明显的针对点。本文将从子女的收入这一要素出发，重点突出成年子女收入受照料方式选择的影响，并将收入分多个层次来分析其受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照料模式的理论研究。（2）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中国老龄人口的比例逐渐上升，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高龄化，中国养老负担加大。本文基于 CHARLS 2011 年和 2013 年的数据，研究不同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探讨能否通过改变家庭老年人照料方式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和老年人健康状况，为减轻城乡居民家庭养老负担、制定养老相关政策等提供实证参考。同时，本文进一步考虑劳动力市场供给发展趋势，试图通过实证结果来鼓励释放家庭劳动力，充盈市场劳动力资源，以缓解劳动年龄人口不足的社会问题。（三）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1.文献综述目前国内对照料方式进行划分并做出概念界定的研究有很多，例如，刘妮娜和郭月青（2016：126-136）把老年照料方式具体划分为正式照料、非正式照料、混合照料和自我照料四种，并把其中的正式照料界定为仅有正式照料资源为有照料需求的老人提供的照料，非正式照料界定为仅有非正式照料资源为有照料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的照料，混合照料界定为上述两种照料方式相结合的照料，自我照料界定为有照料需求的老人自己照料自己；陆杰华和张莉（2018：22-33）根据照料的来源将照料分为传统照料模式、转型期照料模式以及社会化照料模式，传统照料模式是指由家人、朋友、邻居等提供的照料，转型期照料模式是指由家庭、社区和政府共同承担的照料，社会化照料模式是指由政府或社区提供的照料；陈欣欣和董晓媛（2011：147-160）则根据照料者的角色把老年照料方式分为无人照料、家庭照料（即非正式照料）、社会照料（即正式照料）三种。以上学者对于老年照料方式的划分细致具体，但在实践过程中难以明确其中的界限，操作起来较为困难。为更加清楚地把握照料方式之间的界限，提高数据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本文决定采用具有明确界限且符合本文需求的林莞娟等（2014：54-62）提出的划分方式，即以日常护理为标准，把非正式照料界定为非市场化的照料方式，并且一般是由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充当照料者；111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而把正式照料界定为市场化、支付性的医疗护理。具体来说，前者是指家庭成员承担起传统意义上的赡养责任，花费自身的时间来亲自照顾老年人的生活起居；后者则是通过向家政服务公司、养老院及医院门诊等机构支付费用来雇用专业的照料人员，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在探讨老年照料方式的选择对子女产生的影响上，有学者指出非正式照料会显著减少子女的工作时间和降低子女的劳动参与率（蒋承、赵晓军，2009：80-87），而且这种影响对于女性照料者更为明显（黄枫，2012：16-26；刘柏惠，2014：48-60；范红丽、陈璐，2015：91-98；陈璐等，2016：176-189）。家庭养老是老年人最偏爱的生活照料方式，相对于其他的照料方式更容易使老人获得更高的健康水平（黄枫、傅伟，2017：136-152）。但是受传统文化、社会观念以及不同性别选择偏好差异的影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得的社会资本回报远远不及男性（王肖婧，2018：123-128），这使得两者在收入上拥有较大的差距。为了保证家庭具有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家庭会偏向于让女性来承担照料老年人的任务而男性外出工作。以上的原因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更多的女性牺牲自己部分或者是全部的工作时间来照料老人，这在无形之中对女性的工作参与率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所以有学者认为正式照料对子女的影响较小，例如刘柏惠和寇恩惠（2015：22-33）认为，增加社会照料的供给能减少子女的负担，让子女利用多出来的时间参加劳动力市场，进而提高子女的效用水平。在进一步探究正式照料与非正式照料之间的联系时，林莞娟等（2014：54-62）通过工具变量法对非正式照料变量内生性进行控制后发现，非正式照料对家政服务、养老院服务和门诊等正式照料服务均有明显的替代效应。但是，有研究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家庭照料对于家政服务有显著的替代作用，但对医疗服务不存在替代作用；当老人处于较为严重的失能状态时，家庭照料对于家政服务利用和支出的替代作用开始弱化。仅当老人处于临终特殊时期，家庭照料与家政服务之间才呈现互补的关系（黄枫、傅伟，2017：136-152），这进一步细化了非正式照料与正式照料之间的关系。而在讨论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的发展时，有研究表明，在成本相同时，家庭养老的效用优于机构养老（邓颖等，2004：373-376）；但有的研究不看好家庭养老的发展，认为由家庭提供的长期护理越来越难以维持，由正式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则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黄成礼，2006：208-210）。这说明对正式照料与非正式照料还存在众多争议，两者究竟孰优孰211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劣仍需做进一步的探究。在结合已有研究成果的情况下，本文认为选择不同的照料方式对不同经济情况的家庭会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不能笼统地将所有的家庭放在一起分析。本文试图在不同经济结构的家庭上进一步区分出经济状况良好与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分析他们选择的家庭照料方式，并进一步比较哪一种照料方式更利于现代家庭的经济发展，以此对老年家庭及中国养老政策提出建议。2.研究假设在照料方式对子女经济收入影响的问题上，有文献指出在个人收入水平提高的条件下，时间的稀缺性会随之提高。而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是一种劳动和时间密集型活动，所以如果经济收入高的子女亲自去照顾老人，那么满足老年人生活负担需求的机会成本就会相应提高，从而会造成经济负担的增加（张西飞，2000：18-20）。并且非正式照料存在对照料者的隐性的“工资惩罚”，使得照料者的工资水平低于非照料者，而这种工资差距是由不可解释的因素所导致的（刘柏惠，2014：48-60）。由此，本研究根据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推导，得出假设 H1。H1：正式照料方式对家庭子女的收入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大量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照料模式与子女的收入有着明显的联系，而且在不同收入群体中这种联系的强度和方向有可能不一样。因此，本文认为在正式照料方式对家庭子女的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的情况下，这种联系会导致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不同。刘柏惠等（2012：86-95）对老年人社会照料使用的不均等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收入是造成正式照料服务使用不均等的最主要因素。不同收入情况下的正式照料的使用情况存在明显差别，总体来看收入越高，使用越多。同时，在老年人的需求满意度方面，医疗需求满意度也明显受到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其中，高收入家庭老年人对于医疗需求的满意度比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老年人的要高，低收入家庭老年人的医疗需求满意度比中等收入家庭老年人的要高（袁笛、陈滔，2019：106-117）。可以看出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更容易满足于现有的医疗条件，老年人对正式照料服务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不高，因此在正式照料上的支出不会太高。高收入家庭在选择正式照料的情况下，子女会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向工作，创造出更大的工作效用，且其利用充裕的时间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能够极大地满足老年人对于正式照料的质量和数量的需求。但是中等收入家庭老年人习惯较安逸的生活，对质量更高的生活311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有更美好的向往，对于正式照料的质量和数量的需求也会相应变高，从而相对来说提高了正式照料方面的花费。基于此，本文认为可以用该月“总收入-照料开支”来表示各收入群体的月收入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估计收入增长速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2。H2：正式照料对低收入、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更有利。一研究设计（一）理论基础1.就业影响Carmichael 等（2008）认为，子女对老年人的照顾责任会对其就业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就业时间、职业更替和财务影响方面，子女会因照顾老人而通过交换数小时的有偿工作来保持就业、改变工作以结合有偿工作和照顾行为，或完全放弃有偿工作等。此外，非正式照料方式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使子女更容易将工作和护理结合起来，从而采取相应的策略。这可能会导致照料人员的人力资本受到侵蚀，从而进一步限制他们的就业。2.家庭照料的计量估计模型Becker（1965）的家庭生产函数指出，子女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照料服务是子女用于生产健康的投入要素，因此照料服务是子女对健康需求的引申需求，即消费品。子女据此所获得的效用是父母的健康。根据 Becker 的理论，子女从市场中购买各种物品或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出各种能产生效用的消费品。同时，子女在收入与时间的限制下，追求个人效用水平的最大化。在这一框架下，子女的效用函数、家庭生产函数和收入效用预算限制式与时间限制式，可以分别表示如下：U=UH，Z()（1）H=G1M，Th；E()（2）Z=G2X，Th；E()（3）PmM+PxX=R=N+W Tw（4）411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T=Tw+Th+Tx（5）其中，U 为子女作为消费者的效用水准；H 指代老人的健康；Z 代表其他能使子女获得效用的消费品；X 为其他能使子女获得效用的物品；T 指的是子女可利用的时间；Tw指代子女用于工作的时间；Th指代子女为了父母健康所付出的时间；Tx代表子女用于生产其他消费品的时间；M 为照料服务量；E 代表影响子女在非市场部门生产效率的环境变量；Pm为每单位照料服务的价值；Px为每单位物品的价格；R 指代子女可支出的货币收入；W指代子女每小时的工资率；N 代表子女可能存在的非薪资收入。式（1）表示能使子女获得效用的消费品有两种：一是老年人的健康；二是其他各种消费品。式（2）表示，健康是通过子女在市场上购买的照料服务，并加上购买的时间所产生；式（3）与式（2）相似，不同的是式（3）是对于其他消费品而言的；式（4）表示子女用于购买其他物品的支出与购买照料所支付的费用的总和，应等于子女可支付的货币收入，而子女可支付的货币收入，则等于其非薪资收入加上工作的薪资收入；式（5）表示子女用于工作的时间，加上其花在生产健康与生产 Z 消费品的时间等于其可利用的总时间，这个限制式还表示子女的时间是有限的。基于 Becker 的家庭生产函数模型，本文提出基于家庭照料的计量估计模型：incit=0+1caretypeit+Xij+i（6）其中，incit表示个人收入，caretypeit表示照料方式，Xij 为其他控制变量（年龄、性别、居住地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否因健康影响工作、工作状况、婚姻状况、户口类型），i为残差项。（二）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CHARLS），它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所开展的跨学科调查项目，调查对象是中国 45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及个人，目的是利用收集的数据来分析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并进行跨学科的老龄化研究，为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提供更扎实的基础。CHARLS 基线调查于2011 年开始，两年追踪一次，曾于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分别在全国的 28 个省（区、市）开展调查，在 2015 年的追访调查中，样本包括 1.24511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万户家庭的 2.3 万名追访者。CHARLS 的问卷设计参考了国际上的经验，例如 HRS、ELSA 以及 SHARE 等。由于 CHARLS 于 2015 的调查数据不含老年人照料方面的相关信息，本文使用了资料更加全面的 2011 年和 2013 年的数据库，并基于这两期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本文研究对象为有工作或者靠工作而获取收入并且家中有需要照料的老年人（父母或岳父母）的中老年子女，删除了年龄为 18 岁及以下和 60 岁以上的样本，得到的有效样本量为 4770 个。（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1.研究思路首先，通过国内外的文献研究，了解不同的家庭照料方式以及家庭子女就业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其次，运用 Stata15 数据分析软件对 CHARLS 两期数据进行整理及分析。描述性分析用于分析中国家庭子女就业影响因素，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分析用于探究家庭子女选择的照料方式对其收入状况的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的结果，结合中国现存的公共政策和服务体系在应对老年人照料上的不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2.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定量研究法，数据来源于 2011 年和 2013 年的 CHARLS，数据中包括了很多模块的内容以及许多与本文无关的个案和变量，因此使用 Stata15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一定的处理。首先，使用描述性分析评估选择不同照料方式的中国家庭子女收入水平以及其他就业影响因素的情况。其次，运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检验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情况是否有显著影响。最后，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探究家庭照料方式在不同收入水平上对子女就业的影响，更具针对性地对不同工资人群提出意见与政策建议。（1）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显示了家庭子女就业的收入水平及其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此外，控制人口特征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身体状况、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婚姻状况、居住地状况、户口类型，控制社会经济的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工作时间、工作状况、公共养老金，更具科学性。（2）分位数回归分析。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分析是估计一组回归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分位数之间线性关系的建模方法，强调分位数的变化。与最小二乘估计相比，不同分位数下的回归系数估计量常常不同，611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分位数回归系数估计结果比最小二乘估计更稳健。分位数回归模型如下：Yi=Xi+i，i=1，2，n（7）其中，表示参数向量，i 是对应的误差，0 1 为特定的概率值。令 为分位数回归系数的估计值，Xi 即为 Yi的第 个分位数的值，对于上述式（7）中 的估计即为求解：arg min E（yi-xi）Rd其中，（）=-I（0），I 为示性函数。本文所采用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估计 incit在给定 caretypeit下整个的条件分布，选择 4 个有代表性的分位点，它们是 3、5、7 和 9。（四）变量选择设计1.个人收入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本文通过探究子女的工资收入来衡量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选取子女税后工资收入来衡量，为了使极端值不影响整体工资收入的平均数，把原始变量取对数处理，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将样本根据子女收入进行从小到大的排序，把处于前 30%分位的定义为“低收入人群”，30%分位到 90%分位的定义为“中收入人群”，90%分位以上的定义为“高收入人群”。2.照料方式选取问卷中受访者和配偶在过去一年中是否向父母或岳父母提供任何非正式照顾的问题，将选项回答为“是”的赋值 1；选取问卷中被访者和配偶在过去一年中是否向其父母或岳父母提供了经济援助和被访者或配偶是否每周与父母或岳父母接触的问题，将前者选项回答和后者选项回答“是”的赋值 0，最后将它们作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照料方式”。3.控制变量刘柏惠（2014：48-60）利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和 Oaxaca 分解方法，在加入年龄、工作、性别、户口类型、婚姻状况、残障、配偶的工作情况、公共部门等作为控制变量后，研究得出子女照料老年人需要付出明显的机会成本。其中，性别在工资差距和“工资惩罚”中呈现不同的结果；711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陈璐等（2016：176-189）在其研究分析方法中加入的控制变量，涉及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家庭、工作特征，最终结果发现，照料活动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提前退休决策之间存在内生关系；陈华帅和曾毅（2013：55-67）研究发现，新农保在提高农村老人福利水平的同时，能够减少子女对老年人提供的代际支持。综合相关的文献研究，本文控制了基本的人口特征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并借此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影响。其中，基本的人口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身体状况、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婚姻状况、居住地状况、户口类型，社会经济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工作时间、工作状况、公共养老金，具体处理见表 1。4.样本特征通过对数据进行处理，本文的最终有效样本为 4770 个，样本基本特征如表 1 所示。表 1 样本特征变量变量值样本数均值标准差个人收入0.095 万 14.586 万元69589.4611.247照料方式0=非正式照料，1=正式照料50850.8970.304性别0=男，1=女73400.3650.482年龄19 60 岁734051.3194.878身体状况0=因身体状况失去工作，1=未因身体状况失去工作65760.2380.426婚姻状况0=已婚，1=非已婚（离婚、分居、丧偶、从未结婚）71100.1410.348居住地状况0=城市社区，1=农村社区73230.6920.461户口类型1=农业户口，2=城市户口，3=统一户口，4=没有户口73281.3210.495受教育程度1=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及以上73372.7720.959工作时间每周 0 168 小时651551.20120.654工作状况1=农业工作，2=非农职业，3=自营职业，4=家族企业，5=失业者，6=退休，7=从不工作70281.9851.015自评健康1=极好，2=很好，3=好，4=一般，5=不好62293.5600.935心理健康1=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因一些小事而烦恼，2=不太多因一些小事而烦恼（1 2 天），3=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3 4 天）因小事而烦恼，4=大多数的时间（5 7天）因一些小事而烦恼60901.6670.917公共养老金0=未获得公共养老金，1=获得至少一份公共养老金71020.0420.196811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二照料方式与子女就业的实证分析（一）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为了验证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同时减少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建立了两个模型。模型一是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与收入的对数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二是照料方式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与收入的对数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二的解释力度较强（见表 2）。表 2 照料方式对子女收入影响的线性回归结果变量模型一模型二照料方式0.170*（0.065）性别-0.507*（0.034）-0.502*（0.048）年龄-0.078*（0.010）-0.014*（0.005）身体状况-0.189*（0.092）-0.176*（0.047）婚姻状况0.026（0.146）-0.002（0.065）居住地状况-0.417*（0.646）-0.475*（0.127）户口类型0.036（0.598）-0.005（0.110）受教育程度0.206*（0.060）0.220*（0.026）工作时间0.003*（0.069）0.003*（0.001）工作状况0.529*（0.075）0.527*（0.047）自评健康-0.089*（0.019）-0.089*（0.023）心理健康-0.935*（0.018）-0.101*（0.023）911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续表变量模型一模型二公共养老金-0.121（0.093）-0.148（0.099）N47703372R20.2840.287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代表 p 0.01，*代表 p 0.05。模型一表明，在不考虑照料方式的情况下，人口特征变量中的性别、年龄、身体状况、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和居住地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和工作时间也会对子女收入的对数产生显著的影响。从模型二可以看出，在控制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变量下，不同的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有显著的影响。照料方式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下对子女收入的对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1 得到验证。子女会因为正式照料而减轻自身的照料压力，空出更多的时间进入劳动力市场，全身心投入工作所创造出的效益有可能使总收入远大于总支出，从而拥有更高的收入。通过回归结果探究控制变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人口特征变量中的性别、年龄、身体状况、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和居住地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和工作时间都对子女收入的对数有显著的影响。女性的收入显著低于男性的收入，这可能是因为女性会由于生育期或需要照顾家庭、抚养子女，而倾向相对稳定、有规律的工作，减少工作时间，从而缺少市场竞争力。年龄的增加对子女的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年轻人的市场竞争力较高。健康状况好、心理较健康的子女的收入显著高于状况差的子女，可能是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综合健康程度越高的人工作效率越高，可能的参与工作时间就越多，进而可提高工作收入。农村子女的收入显著低于城市子女的收入，这是因为城市的经济水平高于农村的经济水平，所以收入有一定的差距。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远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竞争力要强，这种差距会体现在收入水平上。从事农业工作的子女的收入显著低于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子女，这是因为一般农业工作的收入会低于非农业工作。021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二）家庭照料方式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为了探究家庭照料方式的选择对不同收入程度的子女个体是否存在不同的影响，在上述线性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分位数回归分析。模型三、四、五、六分别为照料方式对收入在三分位数、五分位数、七分位数、九分位数上的影响（见表 3）。表 3 照料方式对子女工资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变量模型三（三分位）模型四（五分位）模型五（七分位）模型六（九分位）照料方式0.150*（0.067）0.097*（0.052）0.091*（0.046）0.121*（0.059）其他控制变量YESYESYESYESN4481448144814481R20.1780.1540.1380.131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代表 p 0.05，*代表 p 0.1。简洁起见，本文在表 3 中未展示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只关注照料方式对不同收入程度的子女个体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偏向选择正式照料方式在各收入程度上的系数均为正数，即无论是在哪一收入程度的子女，选择正式照料方式的收入都显著高于非正式照料；第二，相比于中等收入的子女群体，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子女群体从非正式照料改为正式照料后，收入的增长率较高，尤其在低收入子女群体中，选择正式照料方式的收入远远高于非正式照料下获得的收入。假设 H2 得到验证。三结论与建议（一）结论本文利用 CHARLS 两期调查数据考察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并着重分析对子女收入的影响，使用随机效益模型评估子女选择不同照料方式以及其他变量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并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来更深入地探究不同照料方式在不同收入群体中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得到的结果有如下几个。121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1.从总体来看，对老年人的照顾越趋向于正式照料，子女的收入越高把正式照料和非正式照料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子女的收入会因选择正式照料而得到提高，而且这个结果是显著的。这说明正式照料可以使子女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虽然正式照料需要支付一笔费用，但始终保持着总收入大于总支出。此外，子女会因为正式照料而减轻自身的照料压力，空出更多的时间进入劳动力市场，其全身心投入工作所创造出的效益有可能使总收入远大于总支出，从而拥有更高的收入。2.正式照料会使低收入、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对高于中收入群体，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来说结合已有的研究结果我们得出的解释是，老年照料会降低照料者的工作参与率，从而降低其平均工资水平，带来隐形的“工资惩罚”。而高收入群体在非正式照料中会付出更高的机会成本，存在的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工资惩罚”会更大，如果选择正式照料就可以以“支付费用”的方式来减少“工资惩罚”，而且有机会获得收入更高的经济来源。因此即使高收入子女这个群体的父母对于正式照料的质量和数量的需求更高，在选择正式照料时这个群体也会有相对较低的成本。而对于低收入群体，他们往往具有更高的工资提升水平。低收入人群会更多为生计奔波，而非正式照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们的经济来源，但选择正式照料后他们可以通过参加工作来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同时，低收入子女群体的父母可能对于正式照料的质量和数量不会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在选择正式照料时所需要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对于中等收入子女这个群体来说，即使解放生产力去投入工作，他们的工资也不会有很显著的提升，因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相对稳定，没有更多的提升空间。同时，由于中等收入子女群体的父母可能对质量更高的生活有更美好的向往，对于正式照料的质量和数量的需求也会相应变高，从而相对来说提高了正式照料方面的花费。这也是为什么总体来看选择正式照料能够提高家庭收入，而且对低收入、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更有利。（二）建议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是以不赡养父母为耻，而且观念上是侧重于子女亲自照顾父母，但考虑到子女本身还担负着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不能盲目地遵循在家照料老人就是最好的照顾方式的传统说法。因为，个人家221南方治理评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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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庭收入的增长是改善家庭生活质量最直接的因素。为了既使家庭的经济收入损失最少，使老人得到更好的照料服务，又改善市场劳动力供给的情况，本文提议各收入等级的家庭均选择正式照料，具体建议如下。1.政府与市场共同介入，发展和推广正式照料本研究不仅证明了正式照料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有效方式，还为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渠道。这种养老模式在开展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正式照料的推广和制度保障问题以及市场效率的问题。在“孝”文化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绝大部分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是难以意识到正式照料的选择实质上是更有利于家庭收入的增加的。此外，正式照料多是以单个家庭为主，需求太过分散，这就需要政府的支持。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媒体，大力传播正式照料的优异性，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的家庭进行推广和宣传，使更多家庭注意到正式照料方式，增加正式照料的使用需求。另一方面，正式照料本质上是消费品，政府需要依靠市场的作用才能真正掌握服务的供求关系以及稀缺程度等状况，从而消除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优化养老资源配置。政府应拓宽照料服务的供给渠道，通过降低税收、提供低息贷款等方式鼓励私人投资养老机构，这样既可为参与者提供经济激励，又可强化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强化参与者的竞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服务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高。2.充分考虑各收入群体经济供养能力的差异，依据不同的经济供养能力分层次设置机构的照料服务标准由于正式照料是要在全社会的各个收入层次进行推广，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收入状况划定不同的消费标准和服务内容。各正式照料提供方可以充分考虑中低收入人群的经济情况，在确保正式照料基本服务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根据收费高低增加不同的服务内容。同时，由于在选择正式照料过程中中等收入家庭的受益是最低的，在正式照料推广过程中要更加注意为中等收入家庭提供福利，以保障该政策的相对公平。这样有利于各经济阶层的家庭更多地选择正式照料，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去参加工作，为经济建设做贡献。3.关注养老机构的构建与护理人员的培养养老机构的专业与否直接影响到老年人对正式照料的选择，同时，护理人员对老年人的服务态度影响着老年人对正式照料的接受程度。现有的321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养老服务行业没有业内培训、上岗资质和业绩考核的标准，且服务人员薪酬较低，难以吸引到专业的人才。因此，本文认为，为了提升服务队伍的专业程度，政府部门应与养老机构等照料提供方合作，加强对现有养老服务人员的培训，同时制定行业考核制度，对养老服务标准化在政策上予以指导与支持，大力开展养老护理专业学科建设、师资建设，实行养老护理专业招生的优惠政策，加大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以及培训费用补贴。政府可通过科学薪酬制度的制定，也就是将员工的薪酬水平与其服务质量直接挂钩，从而提升工作人员学习及工作的积极性与服务队伍的稳定性。另外，还可以组织志愿者参与养老服务，为志愿者提供相应的服务证明，保证志愿者的工作积极性与服务质量。（三）创新与局限性1.创新之处本文从不同收入角度测量照料模式对子女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来看，选择正式照料对工资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涉及了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内容，研究结果对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经济负担的缓解和老年人养老质量的提高都有一定的意义。第一，针对老年人照料模式对子女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改变了观察的角度，反过来分析照料模式的选择对子女就业的影响，丰富了研究的范畴。第二，本文不仅讨论了照料模式的选择对子女就业的影响，还分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不同性别、年龄、居住地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婚姻状况和户口类型等对收入的影响不同，这为今后深层次地研究子女的就业问题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方向。2.局限性第一，照料类型划分存在一定片面性。对于照料类型，学术界没有提出明确的界定，大多数学者是根据自身文献的需要而提出相应的界定，有的学者根据老年人居住场所而把照料方式分为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有的学者根据提供老年人照料的主体把照料方式划分为五大模式，而本研究对于照料方式的划分是以林莞娟等（2014：54-62）的界定为标准的，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第二，研究结果可进一步探究。在本文中，照料方式对子女收入的影421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响在其他控制变量上未进行分组分析，使得研究结果和结论建议较为单薄，作者将在后期研究中着重进行分析，以获得更全面的分析结果。参考文献陈华帅、曾毅，2013，“新农保”使谁受益：老人还是子女？，经济研究 第8 期。陈璐、范红丽、赵娜、禇兰兰，2016，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劳动就业的影响研究，经济研究 第 3 期。陈欣欣、董晓媛，2011，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与中国老年人的家庭照料，世界经济 第 6 期。邓颖、吴先萍、李宁秀、何君、刘朝杰、张宁梅、任晓晖、刘丹萍、杨晓妍、袁建国、汪凯，2004，不同养老模式的养老成本及成本效用分析，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第 4 期。杜航，2018，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市场的影响，改革与战略 第 1 期。范红丽、陈璐，2015，替代效应还是收入效应？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人口与经济 第 1 期。黄成礼，2006，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负担及家庭照料，中国卫生资源 第5 期。黄枫，2012，人口老龄化视角下家庭照料与城镇女性就业关系研究，财经研究第 9 期。黄枫、傅伟，2017，政府购买还是家庭照料？基于家庭照料替代效应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 第 1 期。蒋承、赵晓军，2009，中国老年照料的机会成本研究，管理世界 第 10 期。林莞娟、王辉、邹振鹏，2014，中国老年护理的选择：非正式护理抑或正式护理 基于 CLHLS 和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第3 期。刘柏惠，2014，我国家庭中子女照料老人的机会成本 基于家庭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人口学刊 第 5 期。刘柏惠、寇恩惠，2015，社会化养老趋势下社会照料与家庭照料的关系，人口与经济 第 1 期。刘柏惠、俞卫、寇恩惠，2012，老年人社会照料和医疗服务使用的不均等性分521家庭照料方式对子女就业的影响析，中国人口科学 第 3 期。刘妮娜、郭月青，2016，中国城乡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社会资本为视角，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陆杰华、张莉，2018，中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验证，人口学刊 第 2 期。穆光宗，2019，人口少子化挑战大于老龄化，群言 第 12 期。彭青云，2017，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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