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中的社会工作行政趋同转换--基于S市L机构的个案研究.pdf

31第 10 卷 第 4 期 2023 年 7 月Vol.10 No.4 JUL.2023社会建设SOCIAL CONSTRUCTION技术治理中的社会工作行政趋同转换基于 S 市 L 机构的个案研究张鹏飞 曹 迪摘要：国家赋予社会工作技术治理的重要使命，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技术治理较为普遍的形式。在政府购买禁毒社会化的服务中，社工机构原本期待通过中期的技术实践引导禁毒办的行政逻辑走向专业逻辑，从而实现高效的技术治理。但机构的实践取向实际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政府购买阶段机构坚持部分专业自主性、项目开展阶段机构服务成效未达到预期、项目评估阶段机构整体行政趋同。行政逻辑最终吸纳了专业逻辑，机构实践目标趋向于行政管理。资源依赖和身份挑战是导致机构发生行政趋同转换的外部原因，而实务者技术不足是其内部根本原因。为解决上述问题，应从专业知识层面联结专业主义和实践智慧，为实务者建立完备的知识库存；实务者必须立足现实情境，迈向知识的内化、整合和实践的自主以完成技术实践，避免机构因技术不足发生行政趋同转化，更好地履行国家赋予的技术治理的专业使命。关键词：技术治理；行政趋同；技术不足；取向转换一、问题提出为了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国家治理的逻辑从简约的总体支配转向复杂的技术治理，以求通过理性的技术高效地解决社会的结构化问题。a作为国家理性选择的社会工作承担着技术治理的重要使命，成为社会转型进程中解决个体困扰与公共困局的重要机制。b技术治理（technocracy）一词最早由圣西门（Saint-Simon）提出，这一概念试图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技术治理思想 19 世纪末初次被运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政府购买服务中社会工作机构主体性研究”（WJ2020006）。作者简介：张鹏飞，三亚学院社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禁毒社会工作（三亚，572000）；曹迪，沈阳化工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社会工作项目管理。（沈阳，110142）致谢：感谢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生吴佳峻、东北大学李坚教授在文章修改过程中给予的诸多帮助，感谢匿名评审老师的宝贵修改建议。文责自负。a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6）。b 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5）；郭伟和：从一种规训技术走向一种社会建设社会工作参与现代国家治理的作用转变，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6（4）。32社会建设 2023 年 第 4 期用于提高工厂生产效率，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大放异彩而备受关注。a在国内，技术治理的概念也被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广泛地提及和运用。黄晓春认为，技术治理的内涵可理解为是现代国家通过引入新的信息技术、专业学科方法等来更好地提升政府在公共领域的管理和服务效能。b20 世纪 80年代后期，我国原有总体性支配的治理方式已无法应对一系列的公共性问题，政府开始积极寻找新的技术治理手段来保证社会的良好运行，而发挥着复原、资源配置、预防、发展四大功能的社会工作就成为其中一个重要选择。c相较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偏向政策或理论上的技术引导，社会工作学科更加强调技术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并且，社会工作的“技术”需要一定的服务过程予以呈现。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指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到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提出大力发展社会工作d，历 经数十年的发展，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治理技术有效增强了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和回应能力。e但总 体而言，社会工作专业所承担的技术治理使命并未完全达到预期，存在诸如“专业悬置”f“事本主义”g“唯指标化”h等技术困局。针对这些困局，学界主要有嵌入性和实践本位两种研究视角。在专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学界较多关注专业技术困局的外部宏观结构性因素，如专业逻辑和行政逻辑的碰撞，更多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量发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如何在中国的治理结构中获得实践位置和专业话语权i，如王思斌认为我国社会工作应选择由浅入深地与政府合作的嵌入性技术治理路径j。该理论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并进一步发展出了诸如双向嵌入k、分层嵌入l、增量嵌入m等技术治理路径，这些嵌入视角更多地关注到技术治理背景下政社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n质言之，嵌入视角本身就关注到了专业主义与政府管理主义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并且始终强调政社合作下的专业自主性。只是嵌入下的技术实践并不像学界设想的由浅入深的合作那样乐观，反而是专业实践a 刘永谋：技术治理的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6）。b 黄晓春：技术治理的运作机制研究 以上海市L街道一门式电子政务中心为案例，社会，2010（4）。c 李迎生：社会工作概论（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27-29页。d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19号），国务院门户网站，https:/ 意见（国发20216号），国务院门户网站，https:/ 杨威威：迈向知识实践：社会工作专业“学科自主性”的生成逻辑，社会建设，2021（4）；杨宝、肖鹿俊：技术治理与制度匹配：社会工作本土论路径“双向趋同”现象研究，学习与实践，2021（10）。f 葛道顺：社会工作转向：结构需求与国家策略，社会发展研究，2015（4）。.g 韩江风：技术治理逻辑下社会工作评估的失灵与优化以T市W街道社会工作评估项目为例，理论月刊，2019（12）。h 谭磊：英美国家社工参与弱势儿童福利照顾体系及启示基于技术治理的视角，社会工作与管理，2018（4）。i 何雪松、熊薇：社会工作的“时势权力”，社会工作，2013（5）。j 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1（2）。k 尹阿雳、赵环、徐选国：双向嵌入：理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的新视角，社会工作，2016（3）。l 徐盈艳、黎熙元：浮动控制与分层嵌入服务外包下的政社关系调整机制分析，社会学研究，2018（2）。m 赵环、尹阿雳：增量嵌入：专业社会工作之于社区服务的一种解读以深圳市Y社区服务中心为例，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5（1）。n 王思斌：我国社会工作从嵌入性发展到融合性发展之分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3社会建设 2023 年 第 4 期逐渐趋同于行政管理，丧失了应有的技术性和自主性。a因此，有学者试图运用制度同型理论对专业的行政趋同现象作出阐释，并且认为社会工作的行政趋同是双向的，一方面专业的社会工作主动趋同于政府的行政事务，另一方面政府传统的民政工作也会主动向专业靠拢。b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社会工作行政趋同是一种技术应对“制度摩擦”的表现。c此外，还有学者强调，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有着区别于西方的政治环 境，行政趋同是专业保持政治敏感性的表现。d总体而言，在“国家社会”的关系范式下，专业主义与管理主义之间的张力表现为政府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分类控制”和“行政吸纳”。e此种情境下，社会工作行政趋同的发生似乎无法避免。f“新”的嵌入研究尝试在宏观结构层面保持专业与管理之间的关系平衡进而避免行政趋同，并以此来达成技术实践。但过分关注技术与制度的匹配以及专业主义和政府管理的碰撞，反而容易导致相关研究对社会工作实践技术本身的忽略。近年来，随着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对社会工作的影响进一步加深，理论与实践的界限走向消弭，一些学者尝试从实践本位的角度探究专业技术困局的深层原因。g如童敏、侯利文等学者认为技术困局的原因在于专业研究缺乏对现实情境的回应，专业技术治理的相关研究需要面向实践。h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的建构也需回归到具体的生活实践，重拾生活也是社会工作的本质回归。i具体而言，实践本位的技术研究具有以下特征：首先，聚焦具体的实践动态过程。古学斌、张和清等人通过对云南西部某地区的社区工作开展行动研究发现，实务者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实践过程中同样面临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出现的“文化识盲”的问题，实务者的“文化识盲”不是简单的文化敏感性问题，而是更多地基于实务者对于动态专业知识的拥抱和依靠j；唐立、费梅苹在 S 市两机构开展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过程是不断变化的，经历了从“知行分离”到“知行磨合”，再到“知行合一”的专业实践阶段，其背后技术治理的本土逻辑表现为对西方理论知识的结构内化和本土情境经验的反思建构k；郭伟和对河南省淇县的大学生村干部计划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制度性条件和方式不存在人们善良期望的互补关系，必须处理必要的制度性撞击和专业关系的互相调适过程l。a 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1）；王思斌：我国社会工作从嵌入性发展到融合性发展之分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侯利文、文军：科层为体、自治为用：居委会主动行政化的内生逻辑以苏南地区宜街为例，社会学研究，2022（1）。b 杨宝、肖鹿俊：技术治理与制度匹配：社会工作本土化路径“双向趋同”现象研究，学习与实践，2021（10）。c 郭伟和：嵌入和自主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民政，2016（23）；侯利文：行政吸纳社会：国家渗透与居委会行政化，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d 何雪松：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结构-行动”的视角，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徐选国、黄景莲：从政社关系到党社关系：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情景变迁与理论转向，社会科学，2020（3）。e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6）；康晓光、韩恒：行政吸纳社 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7（2）。fh 侯利文、徐永祥：被忽略的实践智慧：迈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新方法论，社会科学，2018（6）。g 何雪松、童敏、郭伟和等：“社会工作理论：哲理反思与文化自觉”笔谈，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i 童敏：重拾生活：社会工作的本质回归与理论重构，社会科学辑刊，2021（6）。j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专业限制与文化识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问题，社会学研究，2007（6）。k 唐立、费梅苹：结构内化和反思建构：社会工作专业化逻辑的本土审视，理论月刊，2021（1）。l 郭伟和：体制内演进与体制外发育的冲突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制度性条件反思，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34社会建设 2023 年 第 4 期其次，实践本位的技术研究关注实践中的主体性因素以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a，学界重点区分了一线社工实践背后所依赖的两类知识“专业主义”和“实践智慧”。其中，专业主义被看作一套系统的、用以指导实务者进行技术实践的知识体系b，由哲学价值、理论体系、实务方法等要素组成，它为社会工作在原有的行政体制中获得技术实践的位置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专业主义主要形成于西方的理性观念，故难以直接运用我国的本土技术实践。为了克服这种局限，侯利文、徐永祥等学者在对实务者的本土实践经验进行提炼后，尝试借用国外对实践智慧的相关研究来弥补专业主义的不足。c此外，文军试图将实务者的知识和行动统合起来，在反思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提升技术性d，并要求强化知识在实践的运用，避免研究和实务的“反理论”倾向。e总体而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治理研究开始回归到具体的实践 过程。综述以上文献可以得出：首先，社会工作的技术治理参与主体是多样的，因此技术治理的研究对象应包含机构、一线社工等。其次，技术治理前后包含多个阶段，如政府购买阶段、实践阶段、评估阶段等，因此技术治理的研究内容应聚焦整体的实践过程。最后，技术需要一定的载体予以呈现，因此，社会工作的技术治理必然要在机构承接的项目和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过程中体现。基于此，本研究沿用实践本位的视角，以 S 市 L 机构的禁毒社会化服务项目为个案，结合该案例进一步阐释过往实践本位研究所区分的专业主义和实践智慧的具体表现形式，以更为直观的形式说明社工所运用的知识类型对技术实践的重要影响，而非单纯理论上的论证。此外，立足于专业实践的一般过程，本文从政府购买、专业实践、评估三个阶段分析L 机构的技术治理现状及其变化过程，并探究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背后的原因，进而明确实践本位视角下实务者的四类实践类型，为社会工作完成技术实践提供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社会工作更好地履行新时代国家赋予的技术治理的专业使命。二、研究方法本研究以 S 市 L 机构的禁毒社会化服务项目为个案研究对象，重点关注整个禁毒服务项目实践取向的前后变化，并通过对相关实证资料的分析，探究转换背后的原因。L 社工机构成立于 2013 年，是由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共同发起、在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L 机构成立以来多次承接各级政府购买项目，多次获得各类荣誉称号。本研究所聚焦的禁毒服务项目始于 2019 年，由 S 市禁毒办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在该市T区的三个街道开展禁毒社会化服务。L机构的技术治理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a 何国良：“关系”：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本质，社会建设，2021（1）。b 熊跃根：从社会诊断迈向社会干预：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反思，江海学刊，2012（4）；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 论（第三版），冯亚丽、叶鹏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5-8页。c Scott,Dorothy.Practice Wisdom:The Neglected Source of Practice Research.Social Work,1990,35(6):564-568;DeRoos,Yosikazu S.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Wisdom through Human Problem-solving Processes.Social Service Review,1990,64(2):276-287；侯利文、徐永祥：被忽略的实践智慧：迈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新方法论，社会科学，2018（6）。d 文军、吕洁琼：社会工作专业化：何以可能，何以可为?，河北学刊，2018（4）。e 文军、何威：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科学，2014（7）。35社会建设 2023 年 第 4 期首先是在学校禁毒教育、毒株的禁种铲除、媒体禁毒宣讲、舆情监控四个领域构建毒品预防体系；其次是对社区戒毒康复人员进行管控；最后是对社会面吸毒人员的管控。与其他专业服务相比，禁毒社会工作起步较晚，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同深圳、上海等地区相比，S 市的禁毒社会工作起步较晚，2019 年 9 月 L机构才开始承接 S 市禁毒办购买禁毒社会化服务项目。由于上述发展差异，L 机构的禁毒社会工作技术治理存在其自身的独特性。研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式访谈两种方法收集资料，研究所涉及制度文本和相关数据均源自 S市禁毒办的官方政策文件以及 L 机构的内部文件。笔者于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3 月以实习生的身份参与了该项目的各项实践，亲历了整个禁毒社会化服务的实践过程，并以日志的形式记录了各项实践内容的主要特征，经整理后获得了 12 份观察记录资料。在 2021 年 12 月，由 S 市禁毒办和社会工作评估专家组成的评委会对 L 机构禁毒项目的技术治理成效进行了评估。在实习结束后，笔者于 2022 年 4 月对机构负责人、一线禁毒社工、服务对象、禁毒办工作人员、评估组工作人员等 10 位相关人员（如表 1 所示）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平均访谈时长为 90 分钟左右，其中，禁毒站的 M 站长接受访谈时间相对较长。经整理，获得了 7 份访谈资料。结合已有的官方文件、L 机构的内部文件以及笔者参与观察的实习日志等实证资料，有助于理解技术治理背景下社工机构实践取向转换的深层缘由。表 1 访谈人员信息表编号身份性别年龄（岁）工作经验（年）MX202101禁毒站站长男433LHH202102一线禁毒社工男281.5XJL202103退伍士兵男362QP202104服务对象男33PH202105服务对象女37LY202106L机构负责人女3010TGB202107政府评估人员男293ZL202108戒毒所民警男275CH202109机构实习生女231.5LTJ2021010机构实习生男261三、社工机构实践取向的变化自里士满（Richmond）于 1917 年在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中提出专业的“个案工作”方法，直面费雷克斯纳（Flexner）“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的质疑以来，西方社会工作就朝着专业化、技术化的方向不断迈进，并逐渐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观之，西方的专业发展存在“自下而上”的发展逻辑，即由技术实践达到专业合法性地位。在国内，社会工作是政府主动引入以应对社会转型的技36社会建设 2023 年 第 4 期术治理挑战，故而专业发展存在“自上而下”的逻辑。自上而下的逻辑是行政判断先于专业判断，因此，在政府购买服务前，行政目标会被融合进技术治理的目标中，再随着专业技术治理成效发生变化，机构的实践取向正是随着这一过程而不断发生转换的。（一）政府购买服务阶段：部分专业自主S 市禁毒办于 2019 年 10 月购买了包括 L 机构在内的 13 家社工机构的禁毒社会化服务，参与该市的毒品治理。尽管技术治理角色是政府所期待的，社工机构与禁毒办本应是合作关系，但政府购买的嵌入逻辑使得两者的关系被理解为“雇主”和“被雇佣”的不平等关系。因而，在制定总体的技术治理目标时，政府仍占主导地位，机构处于被支配地位。一方面，禁毒办在制定服务目标时仍沿用传统的行政监管思维，另一方面，机构的专业目标更偏向专业服务。故而，S 市禁毒办官方文件中明确指出 L 机构承担的技术治理职责是“禁毒社会化服务”，这一技术治理目标同时兼具专业性特征和行政性特征，实质上是专业逻辑与行政逻辑相互妥协的结果。在购买服务阶段，社工机构仍具有较强的专业意识，虽然处于被支配地位，但是坚持“部分专业自主性”的抗争使得机构在制定专业目标时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禁毒社会化服务”是有别于“专业禁毒服务”的。首先，前者的服务目标更为宽泛，既包括宣传教育、管制、舆情监控等行政化目标，也包括个案帮扶、心理咨询等专业目标，且行政管理目标的完成优先级要高于专业服务目标。其次，禁毒社会化服务是面向社会的，并非只包括涉毒人群，故而践行禁毒社会化服务的责任主体更为多样。为满足更广泛的禁毒社会化服务需求，S 市的禁毒队伍一般由退伍士兵和专业禁毒社工共同组成，退伍士兵部分接替了禁毒社会工作者的工作任务，实质上他们并未接受过专业的社工知识训练。而 L 机构的禁毒社工队伍则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退伍士兵（70%）、社工专业实习生（10%）、专业社工（20%）。a此外，基于禁毒社会化的技术治理目标，L 机构制定了以下 8 个分目标：（1）在服务区域内做好社会面实有吸毒人员全方位服务管控工作；（2）严防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件发生；（3）做好吸毒人员档案管理信息录入工作，做好服务区域内的禁毒宣传工作；（4）协助街道做好禁种铲毒工作；（5）做好涉毒信息和生活污水毒情样本的采集工作；（6）完成 S 市禁毒办交办的其他工作；（7）为康复人员提供心理疏导、认知行为治疗等专业服务；（8）帮助康复人员链接资源提供就业、就学、医疗等方面的服务。可以看出，尽管只有最后 2 个目标与专业直接相关，但这也是机构坚持自主性所取得的成果。由于 S 市禁毒办指定退伍士兵部分充当专业禁毒社工的角色，因而退伍士兵被统一划分到 L 机构进行管理。但在身份认同方面，退伍士兵认为自己和机构社工是有差别的：我是有别于机构社工的编内人员。（XJL202103）由此导致 L 机构内部管理始终无法做到有效统一。此外，机构技术治理的任务量是基于机构管理人数确定的，而 L 机构的管理人数达 102 人，工作任务繁重。但诸如专业的个案心理咨询等工作又是占多数的退伍士兵无法单独完成的，因而在实践中专业社工和退伍士兵之间的合作尤为重要。与之相矛盾的是，由于身份认同上的差异，退伍士兵并未主动接纳专业社工，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尽管社工曾尝试主动寻求合作，但两者的实践通常情况下仍是各自分立的，且对于专业社工和退伍士兵而言，行政管控工作a 此统计数据源于笔者的参与观察以及L机构的内部资料。37社会建设 2023 年 第 4 期的完成优先级始终是高于专业服务的。但在政府购买服务阶段由行政逻辑引领专业逻辑是禁毒办的初衷吗？事实并非如此。禁毒项目作为S市的一个“新生事物”是在摸着石头过河。（LY202106）我们禁毒办自身并不存在“为了管而管”的逻辑，“管”的本意是希望引导机构做好管控工 作，以此降低案主失控带来的责任风险。（TGB202107）总体而言，在前期政府购买服务阶段，L 机构的技术治理目标具有“部分专业性兼具行政性”的特点，社工机构企图利用专业服务的技术治理成效来获得禁毒办的认可，继而尝试由机构的专业逻辑引导行政逻辑。但在与服务对象的访谈中笔者发现，服务对象对机构的服务并不是很满意。由此可见，在项目开展阶段，机构的专业技术实践效果是存疑的。我们机构寄希望于用专业的技术实践效果来引导传统的行政管理。（LY202106）机构所谓的专业社工和禁毒办的人员之间并无太大区别，唯一的不同就在于一个穿红衣服，一个穿蓝衣服。（QP202104）a（二）项目开展阶段：专业技术不足如上文所述，服务对象认为机构社工和禁毒办人员的唯一区别在于衣服颜色的不同。这反映出两点现状：其一，机构一线禁毒社工开展了大量的行政管控工作；其二，机构的专业服务并未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事实上，从机构的内部文件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专业服务的投入不足：行政管控工作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占比分别超过 61%和 65%，而如个案帮扶、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工作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占比均低于 40%。b尽管如此，两个专业目标和低于 40%的投入占比也应该可以让 L 机构发挥出所“擅长”的专业服务，使其在专业服务中获得禁毒办和案主的认可。但总体来看，机构的一线禁毒社工整体呈现出技术不足的实践 状态。如前所述，L 机构的一线禁毒队伍由三类人群组成：实习生、正式社工、退伍士兵。具体而言，机构三类工作者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技术不足状态。首先是实习生，他们系统学习过专业助人知识，但在进入实践场域后却陷入了专业文本的迷思。对于动态性的现实情境，他们既不能熟练运用专业的学科知识分析服务对象的问题，也不能凭借过往生活经验来应对实践中多变的问题，反而需要时常借助案主的现实问题来理解自身所学习的专业抽象理论。首先我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案主的基本问题，其次需要根据专业知识判断问题的主次因，作进一步的问题评估，这些对我来说难度极大。（CH202109）我一直无法理解存在主义社会工作所言的“案主的自由与责任存在张力”，直至个案会谈时案主告诉我，他对个人自由的追求高于他对家庭的责任，我才逐渐理解其含义。（LTJ2021010）a 在正式开展服务的过程中，L机构社工的服装一般为红色，S市禁毒办人员的服装通常为蓝色。b 此统计数据源于L机构的内部资料。38社会建设 2023 年 第 4 期其次是机构的正式社工，他们具备专业的学科素养并且经过一段时间历练后掌握了知识的运用方法，但却时常掉入“专业主义”的陷阱，忽略个人性、情境性经验的灵活运用。他们时常担心自己不够专业，谨遵专业方法，讲求专业的服务程序，因而给服务对象留下了“为了专业而专业”、不懂变通的印象。尤其在开展戒毒互助小组时，服务对象直言无法理解小组分享的意义。对此，机构的正式社工仍坚持专业性做法，一直鼓励案主分享，并认为分享的过程是专业小组活动所必须的，直至分享的效果并不理想才开始反思小组程序的适用性问题。无论是机构实习生还是正式社工，始终都将自身限定在专业体系内，缺乏对现实的灵活回应，两者都呈现出文本实践的技术不足状态。我无法理解你们社工所谓的小组分享的意义，我在这个过程中很开心就行了，我不想分享感受，你们却总要我分享这样我是抗拒这个活动的。（PH202105）我们做事如此讲求专业程序，这些程序到底是案主需要还是专业需要？（LHH202102）最后是 L 机构的退伍士兵，虽然他们较少接受系统的专业知识训练，但在实践中却更容易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尽管他们对于专业的价值和方法并不了解，但却靠着自己的热诚和经验同服务对象“打成一片”。于是就有了一种“怪象”退伍士兵居然比机构的专业社工显得更加“专业”。与专业的禁毒社工相比，退伍士兵的经验能帮助他们快速处理案主的问题。但退伍士兵并非是完美的，在缺乏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他们时常凭经验认为“案主亲口说出来的需要就是需求”，而不知案主的需求需要经过评估。个人经验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由此，L 机构的退伍士兵呈现出一种“经验多知识少”的技术不足状态。他们退伍士兵更具亲和性。（PH202105）在得知案主因吸食阿片类物质存在戒断困难的症状后，我会马上告诉他可以申请药物替代治疗，并且告知详细的申请流程和注意事项。（MX202101）（三）项目评估阶段：整体行政趋同项目结束后，L 机构发现自身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在专业服务方面，机构三类工作者分别存在文本实践和经验实践两方面技术困局。其次，行政实践方面，机构的效率也不及禁毒办等政府部门，尽管机构在专业服务方面有所优势。质言之，机构并未实现真正的技术实践。这一结果使得机构原先所构想的“专业逻辑”引导“行政逻辑”难以实现。在项目评估之后，机构的实践取向朝着相反方向变化：从购买前的坚持部分专业自主性到项目评估后的行政趋同，仅存的两项专业目标也走向消弭，被其他管控目标所 取代。为检验技术治理的成效，L 机构和其他 12 家社工组织于 2021 年的 9 月至 12 月接受了评估，评估组由专业的社工评估人员和市禁毒办工作人员组成，理论上两者的评估权重分别占到 70%和 30%a，依据评估指标体系的评分规则对机构的技术治理成效开展评估。正式评估过程大致可分为机构集中评估和服务站点分散评估两部分：首先，评估组对全市 13 家社工机构进行集中评估，评估过程包括机构负责人汇报、专业文书档案检查、禁毒社工面谈、服务对象面谈等。其次，评估组前往全市 29 个基层禁毒社工服务站点进行分a 此处数据源于S市禁毒办的官方评估文件。39社会建设 2023 年 第 4 期散评估。点位评估过程包括现场点位环境观察、专业文书档案检查、禁毒社工交流等。评估指标体系分为三个等级指标a：一级指标由技术治理成效、满意度、组织建设等部分构成，并量化了各部分的分值；二级指标说明了具体的评估对象，如管控成效、禁毒宣传成效、资源链接成效等，分值也进一步被细化；三级指标包含更为具体的评估方法，如问卷法、任务完成度测量等。评估显示：L 机构的心理咨询、个案帮扶以及管控工作并不理想，但禁毒宣传是超额完成的。最终，评估组认为 L 机构的总体技术治理成效属合格，仍能获得下一年度禁毒社会化服务的政府购买资金b，但专业服务的“技术性”亟待加强。由于在禁毒宣传教育方面获得了禁毒办的肯定，加之专业服务的效果并未充分凸显，在评估结束后，L 机构开始出现专业服务向行政管理趋同的转向现象。基于上述现状，能够发现以下事实：第一，技术治理背景下的专业技术成效是机构获得政府认可的关 键。相较于行政任务，专业服务的“技术性”似乎更难完成。当然，这也是专业“不可替代性”的关键所在。第二，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专业性对机构的实践取向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因此，考量机构行政趋同的深层缘由需关注到内外部因素，并且要辨别其中的主次原因。四、社工机构实践取向转换的原因分析（一）外部原因：资源依赖和身份挑战通过 L 机构的上述目标和 S 市禁毒办购买禁毒社会化服务的背景，可以发现这样一些事实：首 先，S 市禁毒办购买的是“禁毒社会化服务”，而非“禁毒社会工作服务”，这一定位使得社工机构需承担一系列的行政工作。其次，L 机构对大部分管控目标的接纳实质上是主动迎合了区禁毒办对机构管控工作的期望，这使得机构自始至终都无法回避禁毒办的各种“指示”，专业目标由此变为“指示”的衍生品。再次，在 S 市禁毒办购买项目的推动下，T 区禁毒办被动吸纳 L 机构参与该区禁毒技术治理。在此之前，双方并没有进行深入了解。由此引发了两重后果：一方面，禁毒办期待 L 机构的专业技术能力能够有效弥补自身的不足；另一方面，禁毒办又表现出“专业能力要为我所用”的姿态，以此兼顾行政与专业之间的张力。另外，由于禁毒办购买服务的时间较短，L 机构作为“新生事物”仍在不断向禁毒办靠拢，以获取行动上的合法性支持，从而规避一系列不被外部环境承认的合法性挑战。上述因素可归纳为“机构对禁毒办的资源（金）依赖”和“机构身份合法性挑战”对机构整体行政趋同的影响。在获取禁毒办资源支持的过程中，L 机构尝试降低部分专业价值来减少冲突，如以“全方位管 控”“舆情监控”等管控目标替代“小组互助”“社区照顾”等专业性目标。在行动策略上，L 机构大量开展诸如禁毒宣传、舆情监控等活动，以此推动外部的技术治理与传统的禁毒治理体系有机结合，尝试以此来获得禁毒办的资源支持和身份认可。除此之外，机构禁毒社工的管理者角色不被服务对象认可又构成了另一重身份挑战。服务者的内核与管理者的外壳之间的“内外两张皮”使得一线工作者的专业身份模糊，a 笔者并未将详细的评估指标体系表格放入文中，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量：整体的评估体系的数据指标较为复杂，很难不加以说明就使用，且其中多数指标数据与本研究的主题关联性不强。因此，本文只选取与本研究相关的指标并对其进行简要的说明。b 此处数据和内容源于S市禁毒办的官方评估文件以及L机构的内部资料。40社会建设 2023 年 第 4 期服务者的身份并未充分展现，而管理者的身份又不被认可，因此身份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受到服务对象的挑战。服务对象的“失控”也间接反映了这一合法性挑战的后果。由此，为克服资源依赖和身份挑战，机构不得不主动转换以适应外部的制度环境，从坚持部分专业自主性向整体行政化转变。（二）内部原因：专业缺失与经验缺失如前所述，S 市禁毒办对 L 机构专业技术引进的初衷是为应对传统毒品治理方式的不足，区禁毒办对两个专业目标的接纳态度也反映出其对社会工作技术性的观望和部分信任。在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下，技术治理目标包含大量的行政管控因素，实质上反映出在行政逻辑下，禁毒办认为管控目标仍然包含技术性。无论是机构还是禁毒办都期待专业逻辑能发挥出技术治理的优势，以此来形成社会工作专业在禁毒工作中的“技术”引导。在此过程中，如个案帮扶等专业服务成为技术治理最为直接、核心的技术表征。因而，一线社工专业技术的发挥成为影响机构取向转换的内部关键因素。回顾文章开始所言的技术治理背景和专业使命，不能将 L 机构行政趋同转换的根本原因完全归于外部资源依赖等客观环境因素，内部的技术不足或许才是根本缘由。首先，在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政府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a，专业服务是在政府所能管理的框架下开展的，是政府规划的服务的一部分。作为政府基础性保障服务的补充，不能总是将制度环境看作影响专业取向的根本。显然，强调社会工作只关注专业服务并极力摆脱政府干预的观点，忽视了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福利服务系统的一部分这一客观事实，无论是服务的总目标还是服务的基本原则，通常都是由政府来确定的。其次，社会工作也不是被动地执行，它需要通过与政府的积极合作并且借助具体的服务过程来发挥自己的专业价值，这也说明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是在具体场景中与政府一起建构的过程，绝不是预先给定的。否则，所谓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也就是一种“乌托邦”。b通过对中期实践阶段的技术不足现象观察以及评估结束后与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后发现，机构一线工作者实践背后所依赖的知识体系存在专业缺失和经验缺失问题。三类人员分别在单一的实践智慧和专业主义主导下进行经验实践和文本 实践。1.单一实践智慧主导下的经验实践退伍士兵单靠经验服务案主，反映出退伍士兵对经验的依赖以及自身专业知识的缺失。结合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与实践的关系变迁历史过程，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可以从“发生学”角度思考 L 机构三类工作者实践知识来源的案例。社会工作者实践的“知识样态”主要有两重来源：其一是课堂教育所传授的系统的知识体系，通常是专业领域内呈体系化的陈述性知识，目前仍以西方经验产生的理性知识为主导；其二是实务者基于实践经验所体悟的个人经验与策略技巧，通常表现为个人性、情境性的知识经 验。两者构成了中国社会工作者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开展实践的“手边知识库存”c，但两者在当下处于断裂状态，彼此并不互通。a 康晓光、韩恒：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7（2）。b 何雪松、侯慧：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之中的“分”与“合”以上海医务社会工作为案例的研究，河北学刊，2018（4）。c 郑震：当代西方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以核心理论问题为研究路径，天津社会科学，2012（5）。41社会建设 2023 年 第 4 期退伍士兵所依赖的经验在国内学界被定义为“实践智慧”。a从本质而言，实践智慧由“经验论”引导，是行动者的主体观念，凝结着伦理价值、关于世界和人自身的知识经验，以及个体现实实践的能力。实务者在实践中所面对的心理与社会世界相比自然世界而言更加难以测量，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允许更多非正规但先验的知识帮助实务者建立理解现实世界的视野。因而，实践智慧是属于个人性、情境性的知识，这打破了理性教育关于个人与世界的知识体系束缚，旨在追求知识的情境式的获得和运用，用以保障服务对象权益及其生活处境的改变。b在实践智慧的引导下，退伍士兵呈现出一种“经验多，知识少”的技术不足状态，一方面他们凭借自身经验的灵活性表现得比机构的正式社工更“专业”，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陷入了将“经验”等同于“专业”的认知陷阱，因而对于案主的“索求无度”显得力不从心。这时专业知识所秉持的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就显得格外重要。2.单一专业主义主导下的文本实践L 机构的实习生和正式社工都受过系统的学科知识训练，但仍较少得到服务对象认可，反映出两类工作者对学科知识的过分依赖，这类学科知识学界将其定义为“专业主义”。c它是指专业借助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形式逻辑，通过不断整合各学科的知识所形成概念、命题、理论框架。本质上而言，它由西方的理性观念引导，是指经过严格循证的知识体系。d专业主义主要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价值哲学、专业伦理、理论基础、专业方法、实务模式、实务技巧、社工角色。e与实践智慧的随意性、直觉性相反的是，专业主义的各要素间相互联系、环环相扣，依序拾阶而上，由此组合成为专业社会工作的有机体，为实务者的技术实践提供了一种系统理论指导。但专业主义对“何为知识”的筛选有着严格的要求且需要不断地被循证才能最终认定，因而专业主义知识的建构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与之相矛盾的是，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所面临的问题存在诸多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实务者具备“新的”知识和技巧，为此专业主义“知识库存”的更新显得极为迫切。专业主义似乎陷入了“实证”和“实用”的两难境地。此外，由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源于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专业主义大多具有西方社会文化的基因，因此不能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技术治理情境。f如本案例中，在开展小组时，正式社工表现为过分看中专业小组过程，而这些过程是基于小组成员在西方文化下的松散联系而设定的。当社工要求熟悉的组员分开坐时，就明显忽视了本土情境的差序格局下组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刻意的分组会招致组员的不满。a 安秋玲：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基于实践场域的进路与策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侯利文、徐永祥：被忽略的实践智慧：迈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