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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全书共12篇，主要内容包括：
1、关于红军长征的介绍；2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采访；
3、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4、作者的整个采访经历和感受等。
作品影响
《红星照耀中国》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也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的角度几近出神入化的程度。《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10 月，《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杰作，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进入一个新时代。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调查说明，作为美国人对中国人印象的主要来源，《红星照耀中国》仅次于赛珍珠的《大地》。《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老百姓，而《红星照耀中国》则使西方人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他判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一种思想武装，有一批坚决的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十年之久。他对长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实际上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红星照耀中国》的另一魅力，在于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他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结下了或浅或深的交情。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毛泽东。斯诺准确地把握到毛泽东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的精神纽带。没有人比毛泽东更了解他们，更擅长综合、表达和了解他们的意愿。这将深刻地制约着以后数十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包括其成功和曲折。
这样，斯诺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发现了一个“活的中国”，对普通中国百姓尤其是农民即将在历史创造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出了正确的预言，他发现了隐藏在亿万劳动人民身上的力量，并断言中国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长征
王树增，男，中国军旅作家。1952年2月生于北京，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少将军衔，国家一级作家，现供职于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全军艺术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作品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王树增共青团"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2004-2006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王树增说:"当代青年对中国民族历史的解读还远远不够。一个民族把自己经历的悲伤的或者欢乐的往事当作珍宝一样捧在手里，把它作为照耀未来民族前进的一盏灯。我们的青年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环境之中，无论如何不能丢失信念和信仰。中国人一直是生存信念最坚定、生命力最强的一个民族。"在创作《长征》过程中，王树增也是怀抱着这样的愿望。2000年底，他看到了美国时代出版公司的一本书，该书由西方各个领域的专家评选出公元1000年到2000年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件大事。其中一件是1934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他认为，对于发生在70年前的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国的青少年对它认识得还远远不够。于是，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当代的中国人眼中的长征和西方人眼中的长征到底有多大差异。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近些年来，有不少外国青年重走长征路，这些物质条件非常优越的青年在这条路上寻找什么呢?他说:"我相信这些外国青年走在红军的长征路上，是在朝拜和寻找某种精神。西方专家把它列入一百件大事，我觉得根本的理由是，它前所未有地体现出了人类还有如此坚韧的精神、如此为了信仰的实现而前仆后继的精神，在其规模上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迁徙，在其精神上体现了人类能够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的最为可贵的精神基础，那就是永不言败、永往直前、前仆后继。"
王树增介绍说，自己为写《长征》，差不多翻阅了数千万字的资料，仅笔记就做了二百多万字，写作时参阅的长征地图几乎都被"时间"磨破了。对于一个严肃的写作者来说，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精神之旅。
《长征》一书中记录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深入挖掘了历史中的细节。王树增说，写作《长征》的过程，也是他思想不断升华的过程。开始他对长征的认识只是在人类的忍耐力或坚韧力的层面，而写作过程中更令他感动的却是中国工农红军所张扬的理想主义。他说，这支红军队伍基本上由两个奇特的层面组成，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政治精英分子，另一个就是来自中国社会最低层的目不识丁的赤贫阶层。这两个阶层结合所撞击出来的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常常令人感动。他说:"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赤王树增贫的阶层，他的头顶上有一层层的盘剥和重压， 他内心的屈辱是最深重的。所以当红军队伍开到他家乡的时候，当红军的宣传员跟他们说'你们不是生下来就是牛马，你们也可以做一个人。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你们跟着红军这杆旗帜走，去铲平世界上的一切不公道'，我觉得在那一瞬间，这些农民他们心中的那种狂喜是不可压抑的，于是就跟着这杆红旗走了。绝大多数红军战士为了他们的这种理想倒下去的时候，他们几乎还没有分清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之间的区别，因为他们不识字。但我觉得，当他倒下去的时候，如果他怀抱这样的梦想的话，他也认为是值得的。"
《飞向太空港》☆中国航天文学DI一人☆三届鲁迅文学奖、三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得主☆独立人格 独立立场 独立思想 独立写作☆一个民族远征太空的悲壮史诗，一部国人必读的航天通史
主要内容讲述：中国航天事业不为人所知的秘密，书写中华民族挺进太空的全纪录
美国的卫星要上天，既不选择本国的航天飞机，也不选择法国的“阿里安”，却偏偏选择了中国的火箭；且发射地点竟在四川大凉山深处一个原始的大山沟。这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飞向太空港》写的正是中国“长征三号”火箭首次在西昌发射场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的故事。书中既有中美专家在大山沟里携手合作的秘密与友情，也有中西方两种文明在发射场上的碰撞与冲突。作品纵横捭阖，张弛有致，大开大合，收放自如，充分展露了作者吞吐与消化大吨位题材的气魄与潜能。该书打破了中国几十年来写科技题材的传统的思维模式，开创了中国文学书写“空间文明”的先例，被称为中国“航天文学”的开山之作。作者：李鸣生，四川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专家委员会委员。供职于解放军总政治部。著有长篇纪实文学《中国863》《全球寻找“北京人”》《震中在人心》及“航天七部曲”等二十六部，小说、电视剧、电视电影纪录片多部。
成就：其作品曾获三届鲁迅文学奖、三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当代》文学奖、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中国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长篇广播金奖、上海重大文艺工程精品图书奖、徐迟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军文学作品特等奖等二十余项。

《昆虫记》：《昆虫记》（Souvenirs Entomologiques）又称《昆虫世界》《昆虫物语》《昆虫学札记》或《昆虫的故事》，是法国昆虫学家、文学家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所著的长篇科普文学作品，共十卷。 （英国）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1915），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文学家。被世人称为“昆虫界的荷马”（相传荷马为古代希腊两部著名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昆虫界的“维吉尔”。他用水彩绘画的700多幅真菌图，深受普罗旺斯诗人米斯特拉尔的赞赏及喜爱。他也为漂染业作出贡献，曾获得三项有关茜素的专利权。
该作品是一部概括昆虫的种类、特征、习性和婚习的昆虫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富含知识、趣味美感和哲理的文学宝藏。这部著作的法文书名直译为《昆虫学的回忆》，副标题为“对昆虫的本能及其习俗的研究”。它的文字清新、自然有趣，语调轻松幽默诙谐，基于事实的故事情节曲折奇异。作者将昆虫的多彩生活与自己的人生感悟融为一体，用人性去看待昆虫。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作者对生命的尊敬与热爱。
1823年12月，法布尔降生在法国南方一个贫穷的农民家中。上小学时，他常跑到乡间野外，兜里装满了蜗牛、蘑菇或其他植物、虫类。法布尔15岁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谋得初中数学教师职位。他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到一本昆虫学著作，立志做一个为虫子写历史的人。靠自修，法布尔取得大学物理数学学士学位，两年后又取得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又过一年，31岁的法布尔一举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他出版了《天空》、《大地》、《植物》以及《保尔大叔谈害虫》等系列作品后。1875年，法布尔带领家人迁往乡间小镇。整理20余年资料而写成的《昆虫记》第一卷于1879年问世。1880年，法布尔用积攒下的钱购得一老旧民宅，他用当地普罗旺斯语给这处居所取了个雅号——荒石园。年复一年，“荒石园”主人穿着农民的粗呢子外套，尖镐平铲刨刨挖挖，一座百虫乐园建成了。他把劳动成果写进一卷又一卷的《昆虫记》中。1910年，《昆虫记》第十卷问世，法布尔86岁。[3] 
人物形象编辑
名称
简介
蟋蟀
居住在草地上的蟋蟀，差不多和蝉一样有名。它的出名不光由于它的唱歌，还由于它的住宅。别的昆虫大多在临时的隐蔽所藏身。它们的隐蔽所得来不费工夫，弃去毫不可惜。蟋蟀和它们不同，不肯随遇而安。它常常慎重地选择住址，一定要排水优良，并且有温和的阳光。它不利用现成的洞穴，它的舒服的住宅是自己一点一点挖掘的，从大厅一直到卧室。
蝈蝈
蝈蝈这种昆虫非常漂亮，浑身嫩绿，侧面有两条淡白色的丝带，身材优美，苗条匀称，两片大翼轻盈如纱。蝈蝈有着有力的大颚、锐利的钳子，在一大早蝉还在休息的时候。蝈蝈在树上，非常勇敢地纵身追捕蝉，而蝉则惊慌失措地飞起逃窜。就像鹰在天空中追捕云雀一样。但是这种以劫掠为生的鸟是进攻比它弱的东西，而蝈蝈则相反，它进攻比自己大得多、强壮有力得多的庞然大物，而这种身材大小悬殊的肉搏，其结果是毫无疑问的。几乎总能把它的俘虏开膛破肚，因为蝉没有武器，只能哀鸣踢蹬。
角蛛
角蛛，属圆蛛科，喜欢住在高高的树上。它们通常白天不出现，在距离蛛网一段距离处，有一个很隐蔽的场所，那是用叶片和丝线卷成的，白天它们就躲在那里面休息。法布尔发现了一种特别的现象。年轻的角蛛喜欢在清晨、傍晚和夜间守在蛛网中心，而老角蛛呢，早在天亮之前就藏到居所里享福去了。法布尔通过长期观察得知，老角蛛在蛛网中心有一根丝一直通到它隐居的地方。用一条后腿的顶端连着通往蛛网中心那根长丝线，接收蛛网上虫子的振动。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作者卞毓麟，2009年由湖北少儿出版社出版[1]  ；2017年7月全新修订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卞毓麟，1965年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毕业，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今国家天文台）从事科研30余年，1998年前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致力于科技出版。现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客座研究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特邀编审。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天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等。曾获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科普贡献奖一等奖、中国天文学会九十周年天文学突出贡献奖等表彰或奖励。科普作品屡获国家级、省部级奖。
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逊1907年5月27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泉溪镇，并在那儿度过童年。她1935年至1952年间供职于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环境问题。在此期间，她曾写过一些有关海洋生态的著作，如《在海风下》、《海的边缘》和《环绕着我们的海洋》。这些著作使她获得了第一流作家的声誉。《寂静的春天》是一本激起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书，作者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出版。它描述了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正是这本不寻常的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这本书同时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将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从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一封信，一本书，一场运动
作者文：余凤高 出处：《书屋》 2007年第9期
与一次战争、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甚至一次骚乱相比，书籍一般都难以产生那么大的作用。但是有时候，一本书的确能掀起一场运动，引起社会的改革，甚至重大的改革。就在美国的历史上，出生在英国的美国政论家托马斯·潘恩的一本只有五十页的小册子《常识》，于1776年1月出版后，几个月里即销售五十万册，在独立战争初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情绪，为半年之后通过的《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美国女作家哈里亚特·伊丽莎白·比彻，即通常称她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或《下层人的生活》，先是于1851年在哥伦比亚特区一家反奴隶制的报纸《民族时代》上连载发表，第二年出版后，第一天销售量即创前所未有的三千册的纪录，第一年售出三十万册，至1860年就至少被译成二十三种文字，被公认为是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因之一。据说，在1862年“南北战争”高潮之时，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会见她时，曾这么对她说：“那么您就是写了那本书引发这场伟大战争的那个小女人了！”（“So you're the little woman who wrote the book that started this Great War！”）
别以为这类传奇式的故事都离今天太远了，事实是就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前，一位作家，也是美国作家，也是一位女作家的一本书，也起到类似的作用。
春天是鲜花盛开、百鸟齐鸣的季节，春天里不应是寂静无声，尤其是在春天的田野。可是并不是人人都会注意到，从某一个时候起，突然地，在春天里就不再听到燕子的呢喃、黄莺的啁啾，田野里变得寂静无声了。美国的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却不一样，她有这种特殊的敏感性。
生于宾夕法尼亚斯普林代尔的雷切尔·卡逊从小就对大自然、对野生动物有浓厚的兴趣。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树林和小溪边度过的，观赏飞鸟、昆虫和花朵。她总是想将来做一个作家，并在十一岁那年就发表了一篇短故事。她声称，是她母亲将她引进了自然界，才使她对它们富有激情。
卡逊最早是按做一位作家的初衷进了当地宾夕法尼亚妇女学院的，但不久便改变主意，把主要学习的内容——英语改为学习生物学。接着，在1932年获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文科硕士学位，并一边教书、一边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读研究生，最后于1936年进了“美国渔业局”，担任“水下罗曼斯”这个专题广播的撰稿作家；“渔业局”自1940起改名为“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后，她仍留在这里直至1952年。
描绘和表现大自然的强度、活力和能动性、适应性是卡逊的最大乐趣。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她根据自己对当时还不为多数人所了解的海底生活的观察开始写作，并取得相当的成绩。以她1937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随笔为基础而写的《在海风的吹拂下》，于1941年出版后，因其一贯的科学准确性和深刻性与优美的抒情散文风格的奇妙结合而颇获好评，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1943、1944年又出版了《来自海里的食物：新英格兰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和《来自海里的食物：南大西洋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1951年的《围绕我们的海洋》为她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不但连续数十周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被翻译成三十种文字。
卡逊1952年离开“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是为了能够集中精力、把时间全都用到她所喜爱的写作上去。当然她获得的回报也是十分优厚的，她不仅写出了《海角》和她去世之后于1965年出版的《奇妙的感觉》，更主要的是她那为后来被称为“生态运动”发出起跑信号的《寂静的春天》。
1958年1月，卡逊接到她的一位朋友，原《波士顿邮报》的作家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寄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封信。奥尔加在信中写到，1957年夏，州政府租用的一架飞机为消灭蚊子喷洒了DDT归来，飞过她和她丈夫在达克斯伯里的两英亩私人禽鸟保护区上空。第二天，她的许多鸟儿都死了。她说，她为此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哈金斯女士给《波士顿先驱报》写了一封长信，又给卡逊写了这个便条，附上这信的复印件，请这位已经成名的作家朋友在首都华盛顿找找什么人能帮她的忙，不要再发生像这类喷洒的事了。
DDT是一种合成的有机杀虫剂，作为多种昆虫的接触性毒剂，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适用于扑灭传播疟疾的蚊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仅在美国军队当中，疟疾病人就多达一百万，特效药金鸡纳供不应求，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展。后来，有赖于DDT消灭了蚊子，才使疟疾的流行逐步得到有效的控制。DDT及其毒性的发现者、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满·米勒因而获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应用DDT这类杀虫剂，就像是与魔鬼做交易：它杀灭了蚊子和其他的害虫，也许还会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时也杀灭了益虫。更可怕的是，在接受过DDT喷撒后，许多种昆虫能迅速繁殖抗DDT的种群；还有，由于DDT会积累于昆虫的体内，这些昆虫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后，那些动物，尤其是鱼类、鸟类，则会中毒而被危害。所以喷洒DDT就只是获得近期的利益，却牺牲了长远的利益。
在“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工作时，卡逊就了解有关DDT对环境产生长期危害的研究情况。她的两位同事于四十年代中就曾经写过有关DDT的危害的文章。她自己在1945年也给《读者文摘》寄过一篇关于DDT的危险性的文章，在文章中，她提出是否可以在该刊上谈谈这方面的故事，但是遭到了拒绝。现在，哈金斯提到大幅度喷洒杀虫剂的事使她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只是奥尔加的要求，她觉得她无力办到，于是，她决定自己来做，也就是她自己后来说的，哈金斯的信“迫使我把注意力转到我多年所一直关注的这个问题上来”，决定要把这个问题写出来，让很多人都知道。
本来，卡逊只是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写本小册子。后来，随着资料阅读的增多，她感到问题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并非一本小册子所能够说得清楚和让人信服的。这样，从1957年开始“意识到必须要写一本书”，到尽可能搜集一切资料，阅读了数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到1962年完成以《寂静的春天》之名由霍顿·米夫林出版，卡逊共花去五六年时间。而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卡逊的个人生活正经受着极大的痛苦。她和她母亲收养的外甥、五岁的罗杰因为得不到她的照顾，在1957年差点儿死了；此后，随着她母亲得病和去世，她又面对一位十分亲密的朋友的死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自己又被诊断患了乳房癌，进行乳房彻底切除的手术和放射治疗。她还因负担过重，身体十分虚弱、难以支撑，被阻止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是卡逊以极大的毅力实现了她的目标。
《寂静的春天》以一个“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的虚设城镇突然被“奇怪的寂静所笼罩”开始，通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表明这种由杀虫剂所引发的情况实际上就正在美国的全国各地发生，破坏了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所以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作者认为，所谓的“控制自然”，乃是一个愚蠢的提法，那是生物学和哲学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她呼吁，如通过引进昆虫的天敌等等，“需要有十分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吕瑞兰等译）。通俗浅显的术语，抒情散文的笔调，文学作品的引用，使文章读来趣味盎然。作品连续三十一周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自然，《寂静的春天》的结论是严峻的，它就像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荡。当作品先期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发表时，就引发了五十多家报纸的社论和大约二十多个专栏的文章。成书于1962年9月出版后，先期销量达四千册，到12月已经售出十万册，且仍在继续付印。
但是，不仅是因为作品中的观点是人们前所未闻的，像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猴子是人类的祖先一样，让很多人感到恼火，更因侵犯了某些产业集团的切身利益，使作者受到的攻击，也像当年达尔文所遭遇到的，甚至远超过达尔文当年。
在1962年6月号的《纽约客》上刚一看到卡逊开始连载的文章，在人们中间所兴起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恐慌，特别是来自化学工业界中的愤怒嚎叫，随着作品的出版和发行，这攻击的火力更为猛烈，尤以农场主、某些科学家和杀虫剂产业的支持者为最。
“伊利诺伊州农业实验站”的昆虫学家乔治·C.德克尔在最有影响的《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那么，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总部设在新泽西州从事除草剂、杀虫剂生产的美国氨基氰公司主管领导叱责说：“如果人人都忠实地听从卡逊小姐的教导，我们就会返回到中世纪，昆虫、疾病和害鸟害兽也会再次在地球上永存下来。”工业巨头孟山都化学公司模仿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分发五千册。该书叙述了化学杀虫剂如何使美国和全世界大大地减少了疟疾、黄热病、睡眠病和伤寒等病症，并详细描绘由于杀虫剂被禁止使用，各类昆虫大肆猖獗，人们疾病频发，给人类、尤其是女性带来很大的麻烦，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会导致千千万万的人挨饿致死。另有一仿作《僻静的夏天》，描写一个男孩子和他祖父吃橡树果子，因为没有杀虫剂，使他们只能像在远古蛮荒时代一样过“自然人的生活”。埃德温·戴蒙德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抱怨说：“因为有一本所谓《寂静的春天》的感情冲动、骇人听闻的书，弄得美国人都错误地相信他们的地球已经被毒化。”他还谴责卡逊“担忧死了一只只猫，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
有些批评，包括几种著名的报刊，甚至不顾起码的道德要求，竟对卡逊进行人身攻击。《生活》杂志不但引用卡逊曾经说过，她喜爱猫是因为“它们本性之真”，便批评她怎能既爱鸟又爱鸟的天敌猫；还因她曾说“我感兴趣的只是人做过什么事，而不是男人做过什么、女人做过什么”，就挖苦她是“没有结婚、却不是女权主义者”；更有人因此而诬蔑她是“恋鸟者”、“恋猫者”、“恋鱼者”，甚至说她是“大自然的修女”、“大自然的女祭司”、“歇斯底里的没有成婚的老处女”。
是对事实的尊重和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使卡逊面对如此强大的批评、攻击和诬陷，以异常坚强的毅力和无可辩驳的论据——她的《寂静的春天》仅文献来源就多达五十四页，写出了这样一部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著作。不错，卡逊或许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但她完全可以一个女性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克林顿的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的“前言”中这样评价此书：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雷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胡志军译）
何等高度的评价！戈尔甚至公开承认，卡逊的榜样“激励着”了他，“促使”他“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保运动中去”。
不仅是对戈尔或者某个其他的什么人，卡逊的著作掀起的的的确确是一场运动，的的确确是不限于美国，而是遍及了全球。
尽管有来自利益集团方面的攻击，但毕竟《寂静的春天》中提出的警告，唤醒了广大民众，最后导致了政府的介入。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读过此书之后，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来验证卡逊的结论。“委员会”的后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报告“完全证实了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论题正确”。同时，报告批评了联邦政府颁布的直接针对舞毒蛾、火蚊、日本丽金龟和白纹甲虫等昆虫的灭绝纲领。报告还要求联邦各机构之间协调，订出一个长远计划，立即减少DDT的施用，直至最后取消施用。此外，报告也揭露了美国法律的漏洞：虽然各机构都能证明杀虫剂的毒性，但生产者如持有异议，农业部就不得不允许其作鉴定证明，时间可长达五年。另外，报告还要求把对杀虫剂毒性的研究扩大到对常用药物中潜在毒性的慢性作用和特殊控制的研究上。等等。
于是，DDT先是受到政府的密切监督。到1962年年底，各州的立法机关向政府提出了四十多件有关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提案；1962年后，联邦和各州都从杀虫剂的毒性方面出发，通过了数十、数百条法律、法规，那种可拖延五年的所谓“异议注册”于1964年被停施，DDT最后也于1972年被禁止使用。随之，公众的辩论也从杀虫剂是否有危险性，迅速地转向到哪一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究竟有多少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甚至从阻止无节制使用杀虫剂转向到阻止化学工业上。至于报刊上刊载的已经改变成另一种声音，那就不用说了。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称颂《寂静的春天》是“本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很快，卡逊的思想已经不限于她本国，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还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至1963年，在英国上议院中就多次提到她的名字和她这本书，导致艾氏剂、狄氏剂和七氯等杀虫剂的限制使用；此书还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丹麦文、瑞典文、挪威文、芬兰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日本文、冰岛文、葡萄牙文等多种文字，激励着所有这些国家的环保立法。同年，她因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成绩得到了承认，被授予以著名美国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名字命名的“奥杜邦奖章”，她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女性。
在《寂静的春天》作为环保运动的里程碑而被公认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的同时，卡逊于1990年被曾经挖苦过她的《生活》杂志选为二十世纪一百名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可惜的是除了作品产生的效果，别的她已是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就在她弥留的时刻，她仍不乏她的幽默感：当问她要吃什么时，她的回答是：“跟其他的人一样：碳氢化合物。”不过即使是在去世之后，赋予她的名声和荣誉仍在继续。1970年，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雷切尔·卡逊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地”在缅因州建立；1980年，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杰米·卡特授予她“总统自由奖”，由她收养的她外甥罗杰·克里斯蒂代领，奖章上的题字是：“……她创造出了一股已不退落环境意识的潮流。”1981年，美国邮政部在她的出生地宾夕法尼亚的斯普林格发行了一套“卡逊纪念邮票”。阿伯拉罕·里比科夫说得好：当卡逊1963年在国会作证时，当时参议院曾准确回应一个世纪前的话说：“卡逊小姐，您就是引发这一切的那个小女人了。”
高尔基《在人间》
《在人间》是前苏联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是其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小说描述的是主人公阿廖沙（高尔基的文中的名字）1871年到1884年的生活。这段时期他为了生活，靠与外祖母一起摘野果出去卖糊口，他当过绘图师的学徒，在一艘船上干过洗碗工，还做过圣像作坊徒工。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历尽坎坷，与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人们打交道，但他一有机会就阅读大量的书籍。生活的阅历和大量的阅读扩展了阿廖沙的视野，他决心“要做一个坚强的人，不要为环境所屈服”。他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离开家乡奔赴喀山。
《在人间》是高尔基用圆润的笔法写了自己少年时代的生活，他用亲身体验的生活经历，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一些典型特征和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1] 
阿廖沙书中的主人公，是个坚强勇敢、正直、有爱心的人，也是善于观察和非常敏感的孩子，能辨别好坏，在外祖父、外祖母、房客等影响和现实生活的压力下度过。
外祖母外祖母是一个果敢、刚强的妇女，也是一个颇有诗意的人物：她喜欢唱歌、跳舞，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她很善良慈爱、善于忍让、胸怀广大，外祖母是阿廖沙终身的朋友，最知心的人，是他最了解和珍爱的人。
外祖父年轻时曾在伏尔加河上做过纤夫，后来开了一个染坊，当他还有有钱时，对人作威作福，对一切是独断专行。随着家业的衰落，他变得愈来愈吝啬、贪婪、专横、残暴、冷酷无情、丧失了所有的廉耻心。最后他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变得一无所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乞丐。
作品主题
《在人间》作品浓缩积淀了一个旧社会少年的生活史，蕴含了俄国工业资本主义成长引起的小资产阶段手工业的瓦解过程。阿廖沙外祖父卡希林一家的破产， 就是俄国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真实生活写照。小说在表现主人公生活经历的同时， 描述了沙俄统治下普通人群的困苦生活和他们的苦闷情绪，书中真实地再现了下层人民生活的的严峻与阴暗，具有全人类的教育意义。[3] 
高尔基在苦难中锻造自己的英勇与悲怆，震撼着我们灵魂深处的卑微与平庸，驱散了浮躁与阴霾，使我们仿佛领受了某种神谕，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4] 
《在人间》是一本不同的小说，不是描写贵族舞会似的生活，而是一本贫民贴心的读物。跟着主人公去经历底层社会的种种。在无法抗拒的压力下，人们似乎只能选择堕落。每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经，懂得怎样去敷衍与游戏。在肮脏的环境与低俗的思想里，在狭隘的天地与无聊乏味的日子里，调情与淫荡似乎成了大家唯一有趣的嗜好。“大家都相互欺骗着，这里面没有爱,大家都只是胡闹而已。”爱情已经完全扭曲为一种简单的肉体上的依存，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大家不都过的很正常吗。谁叫社会所需要的只是他们能够提供简单的劳力而已。[5] 
高尔基在其自传体三部曲中记录了他充满磨难的成长经历,也展现了一个革命者淳朴而坚韧的灵魂。《在人间》中阿廖沙的爱心、抗争、探索、选择及建设性的人生态度,体现着作者宽广的精神世界。这对身处现代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生存的人们具有十分重要的精神价值。[6] 
艺术特色
《在人间》中高尔基的讲述是近乎冷漠的，他眼中的生与死非常平静，在作品中作者也探讨了生与死的问题，但同时又竭力地避免伤感与消极的情感，表现出少有的隐忍和坚韧。作品中出现的死亡都被处理得很自然，在死亡发生时，即使很突然，阿廖沙也可以很平静地面对。
以前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心理描写，往往被当作作家解剖的客体而加以描绘。高尔基的心理描写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独特性。他不仅把阿廖沙的心灵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来加以描绘，而且主要通过主人公自身对环境的主动观察与反应来表现其心理活动的流程。阿廖沙不是被动、消极地接受生活，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一切，努力去摸索、思考、认识生活与社会。少年阿廖沙的心理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积极地从人民生活中、从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中汲取经验营养的过程，是在同恶劣环境的格斗中磨练反抗精神、培养进步理想的过程。阿廖沙内心世界的形成是与周围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他没有逃避可怕的现实，而是从思想到行动都积极投身到炽热的生活中去。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镜头，周围人物的每一言行，都进入了他内心生活的世界，在他心中激起层层波澜。对这些现象的思考以及所采取的态度又往往推动和标志着他的成长。在各种知识和经验中不仅有美好的高尚的，而且也有丑恶的、庸俗的。前者从正面唤起他的爱情和激情，后者则从反面教会他去憎恨，去斗争。但无疑作者是能够主导自己灵魂的人，他总能够使自己的思想变得和谐，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作者正是想通过《在人间》这部作品呼吁育少年都能有一种积极的心态，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史铁生（1951~2010），男，汉族，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2年双腿瘫痪回到北京。1974年始在某街道工厂做工，七年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
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命若琴弦》、《往事》等；散文随笔集《自言自语》、《我与地坛》、《病隙碎笔》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以及《史铁生作品集》。曾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多种全国文学刊物奖。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单篇或结集在海外出版。
　　2002年，史铁生荣获华语文学传播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同年，《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去世。[10] 
人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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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作者对生命的思考是从自身的残疾开始的，在他面对命运的突然打击的时候，他在震惊、痛苦之余，内心对命运的不公充满着怨恨，但当他一旦把目光从自己投向别人时，开始有了新的发现，他看到母亲因为儿子的残疾其实比他承受着更大的痛苦，而自己无谓发泄往往给母亲增添了更深的痛苦和折磨；再看看周围的人群，他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命运，而每个人的命运都布满了坎坷，只是呈现出不同的方式而已。进而他发现了生命本来就是不圆满的，从而领悟到生命的意义本来就是在于自己的选择和抗争之中，只有勇敢地面对命运的残缺，挑战命运，才能体现出生命的价值来。[3] 
母亲
母亲在世的时候，作者并不理解母亲，而是给她带来很大的痛苦。而在母亲逝世后，在悔恨中作者开始去理解母亲的痛苦，理解一个母亲的角色定位。逐渐地，史铁生终于理解了母亲，读懂了母亲。母亲完全是在苦难的折磨中度完了她自己的生命。母亲的“活法”，其实解答了作者应该怎样活、怎样面对命运、怎样面对苦难的问题，就是“活法”的答案之一。[4] 
作品鉴赏：作品主题
《我与地坛》集中思考和表达了“生命”的困难与意义，这是史铁生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对生命再三再四循环反复的思考咀嚼和叩问所得。这样的主题致思方向，对于当代散文来说，或许并不是重大的创举，此前的散文写作，一般也都会触及到这类主题。但是能够以一种平实、冷静、温情而透彻的态度娓娓道来，升天入地，丝丝入扣、体贴入微，毫不勉强造作，并抵达一种能为平常人所理解又难以企及的境界，却只有史铁生做到了。这篇长达万言的作品，无论是在表达主旨上，还是在写法、语言各个方面，都堪称是史铁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独一无二的贡献，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与地坛》的影响远远超越于文体范围。
每个人境遇的不同构成了世界的千差万别，但在史铁生的答案面前，世界显示了它的平等的一面。这将促使人类不再滥用或者尽可能少地滥用自己那个“狂妄的年龄”；这个答案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世界上不再有“失魂落魄的人”，但在史铁生以自己漫长的煎熬而获得的领悟那里，这些“失魂落魄的人”将得到宁静和终生的抚慰。“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装裹和墓地，全都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2] 
对母亲的刻画以及对母亲的爱，是《我与地坛》最为感人的部分。这些平静如水无法复制的文字，蕴含着充沛饱满、风雷激荡的高贵的情感。母爱是文学描写最能熠熠生辉的主题，散文这一体裁因其自由活泼不受拘束，又尤能尽情婉转随意收放。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曾经因此感动过无数读者。而《我与地坛》在叙写“我”与母亲的点点滴滴时，远离了热烈、哭号、哀励、宣泄等等所有的激烈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做人们最常见的赤裸抒情—尽管他这样做很可能也会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史铁生将那人间至爱的种种伟大意义都悬置隐藏起来，只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