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宋初期文学.doc

第一章 北宋初期的诗歌

北宋初期文学，指的是自赵宋建国（公元960年）至仁宗天圣年间（1030年,此年欧阳修中举并正式登上文坛，掀开北宋中期文学的序幕）时间段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相对独立性。如苏轼就讲：“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六一居士集叙》）北宋于公元979年灭南汉后，又经过近十年时间，相继编成了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刊刻完成了《大藏经》等，成为北宋重建文化的标志性成果。正是在此阶段，从割据政权入宋的五代文人逐渐凋谢故去，而北宋政权新培养的文士渐次养成。由此，从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年号）至仁宗明道（1023年－1032年）年间，北宋政权培育的文士开始展现其光彩，他们努力探求新的文学范式，形成了新的文学风尚，在诗坛上产生了“宋初三体”即白体、晚唐体与西昆体，在古文方面则有以穆修为代表的文人探索，在骈体文方面又有杨徽之、钱熙、吴淑、许洞等人顺承五代传统而时有出新。这些努力，为后来者如田锡、王禹偁、杨亿、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所继承和发扬，北宋文学面貌才终于初步形成。

第一节 宋初文坛

五代时期，政局混乱，各地割据势力飞扬跋扈，视民命如草荠，统治阶层内部篡弑极为频繁，地方官吏往往横为不法。五代十国时期人们遭受的苦难，已经到了相当悲惨的程度。北宋建立初年，全国户口从唐末的490多万户下降为330多万户（《文献通考·卷十》）。苟活于乱世中的士人，多采取“明哲保身”的人生谋略，气节沦落。仕四朝的“不倒翁”冯道，以毫无政治忠贞为荣：
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新五代史·卷五十四》）。
类似冯道这种毫无政治品格的官僚，却成为当时士大夫乐于仿效的对象。欧阳修统计五代时有气节的人物说：
全节之士三，死事之人十有五，皆武夫战卒。
而没有“全节死义”的士大夫。有重臣巨宦率先丧志弃节作表率，五代社会风气在中晚唐“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李肇《唐国史补》）的基础上，继续向着缺少廉耻、不问世务、寄情声色发展。西蜀
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屯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蜀梼杌·卷下》）。
知识分子普遍对政治表示了绝望，他们要么选择隐居以避祸，要么是混世以度日，官僚及士人道统沦丧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此种风气，引导着诗人把笔触抒写自然界景物与自我感受上来，造成了诗歌气象的萧瑟衰萎，与之相应，诗歌体制也以短小的五七言律绝为主 张兴武统计五代七位代表作家的诗作，五七言占到了诗作总数的90％以上。见其《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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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整个社会的混乱与杀戮，诗人求仕无门或者是已宦士大夫长期沉滞下僚，救国立功的人生抱负不能实现，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五代很多士人感慨于离乱的遭际，品味着悲欢无助的人生，有抱负而无从施展，有才能而落拓江湖，有谋略而不被重用，诗人怀着悲苦、绝望的心情，吟咏、品味着时代的苦楚，一发为清冷感伤的诗文风格。另一方面，适应着统治阶层追求享乐淫靡的生活以及娱乐的需要，五代文学亦有绮艳、靡丽风格，这主要从五代词中表现出来。另外，五代统治者以弓马杀戮、争夺权势为急务，视写作诗歌为“废务”，所需以武人为先，取士多以背诵、识字为主，并不注重考察士人的诗赋才能。这种情况，也导致了知识分子之诗作关注自身性命、感受、爱好等过于关注政治、道义与时事。除此之外，此期政治斗争的惨酷，士庶毫无把握的人生，造成了人们以道佛为寄托。道佛义理引导人们离弃世间感触与事物，要求不执著于物，这也使诗歌缺少真性情，诗歌题材由之向着抒写自然之物倾斜，诗歌风格随之发生了变化。可以说，五代诗歌的清冷、绮艳、感伤、气象萧瑟与缺乏刺讥，以及用词浅切、多用俚俗语、重视雕琢锻炼，苦吟盛行、意境贫乏等特征，都是特定时代士人心理的折射。这是五代文学创作的实况，也是宋初文学发展所面临的现状。
宋初文学，就是从五代文学的土壤中开始成长起来的。入宋后，五代文学的儒之“道”的缺失，继续左右着当时的文学风尚，并影响着当时文士的艺术取法范式的选择。
北宋初期文学的过渡性特征与文学气象，表现为文学创作上的地域性特征。其突出特征为“降臣”文学创作与原北周文人群体文学创作。由割据地区入宋的士人中，李煜、徐铉、张洎、郑文宝、陈彭年、乐史、舒雅、钱俨、钱易、句中正、汤悦、赞宁等人的文学成就较高。而原北周入宋的士人中，宋琪、陶谷、卢多逊、扈蒙、王溥等人的享有声名，但文学创作却少有成就。
宋初文坛，由于宋初太祖、太宗对原割据政权入朝士人的猜忌、提防，致使由割据地区入宋的士人心怀恐惧，他们在入宋后不再象原先一样在诗文中表述情志，“颂美时政”、应酬交谊、表达闲适安逸心态，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总体而言，虽然南方士人的创作水准远超原北周士人集团，但由于政治上太祖、太宗二朝北方士人政治上的优势，因此，宋初文坛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由北方士人集团为主导的浅易文风。而这一风气，直接促使了“宋初三体”的产生。

第二节 宋初诗歌“三体”

赵宋鼎革之后，随之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对转变社会风气起到了巨大作用，这就必然影响到人们的文化心理，作为精神产品的诗歌，自然也就因为创作主体的心理变化而随之变化，宋初诗歌就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展开了前进的步伐。
不过，与宋初统治者倡导的右文政策相对应的，却是宋初君臣学术素养总体较低的现实。史载，太祖在建国后，官员因为文学粗浅而不敢应对南唐来使文学名士徐弦，太祖无奈之下，不得不亲自吟出了“月到中空万国明”的佳句。 傅璇琮等《全宋诗》。
而“乾德”年号的制订，却无论如何不能避开西蜀已有的年号。 《宋人轶事汇编》。
宋初重要谋士和宰执大臣赵普、王质等人，文学素养都非常浅薄，江北乏士的局面竟延续到仁宗、神宗时期。 司马光曾经与人争论取士是否应该照顾江北名额问题。见司马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三十，四部丛刊初编本。
与之相联系的，是宋初馆阁大臣缺少文化底蕴、善于揣摩人主意图而缺少气节德行的不良政治和道德品格。
由此而言，宋初右文黜武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既要确保江北原北周统治地区人心的稳定和统治的稳定，并提防南唐、闽越、西蜀等降臣的复辟图谋，又要不断提升文臣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以渐次削弱武将割据坐大的政治隐患。作为应对措施，太祖太宗朝即贯彻“不用南人为相”的政治谋略，同时大加提升北人的文化层次，在科举时有所偏重北人，对南士则采取文化上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君臣唱和、大兴馆阁编书等，其目的显然含有上述意图。 真宗朝，为相“不用南人”已经被突破，如寇准、晏殊皆为南方人。这昭示出南北文化已经统合，北宋的统治基础已经得到巩固。

利用君臣唱和、馆阁唱和等手段，来提领、倡导和推行其政治策略，提升文人政治地位，是宋初崇文政策的重要内容。此期君臣唱和和馆阁唱和活动的内容，主要包括赏花钓鱼宴作诗唱和、赐宴唱和、结会或者集团唱和、节日唱和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赏花钓鱼宴作诗唱和、结会或者集团唱和、赐宴唱和等三种形式。这些诗歌唱和形式，作为制度化的礼仪活动，含有重要的政治意图，成为宋初统治者昭示天下的风向标，是右文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君臣唱和、馆阁唱和，扩大了宋初诗歌的功能，提升了诗歌的社会地位和诗歌品味，“宋初三体”即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的盛行，都与之紧密相关 元代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曰：“宋铲五代之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桐江续集》卷三十二），这就是“宋初三体”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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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体
“白体”是指宋太宗、真宗时诗坛流行的学习白居易“闲适”、“浅易”、“通俗”一类风格的诗。“白体”以王禹偁为代表，诗学白居易，既学习白居易诗“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的浅易风格，又承袭元稹、白居易诸人次韵、酬唱之习。其中较有成就者，主要有徐铉、李昉、王禹偁。
李昉，饶阳人，字明远，仕汉、周，后归宋。太宗时拜平章事。奉敕参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书。李昉仕当五代，时诗坛上推崇冯道、杨凝式等人的诗歌风尚，诗风追求“浅近”。如李昉诗：

朝退归来只在家，诗书满架是生涯。吟成拙句何人和，按得新声没处夸。夜景最怜蟾影洁，秋空时见雁行斜。望君偷暇来相访，犹有东篱残菊花。（《偶书口号寄秘阁侍郎》）
诗人以浅近的语言，表达世俗生活的“义理”，有安于闲适生活的乐趣，也有“颂美时政”，表达对帝王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诗句抒写了诗人闲淡的生活情趣和汲汲于富贵功名的人生追求，类似的诗作主题在李昉、李至等人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山东巨野人。出身贫寒，983年进士及第，仕途蹭蹬，屡遭贬谪。因曾被贬黄州，故又称“王黄州”，有《小蓄集》三十卷。
王禹偁被宋人看作白体诗人，但事实上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等人却同中有异。王禹偁自幼喜爱白诗，但与白居易早年多写讽谕诗、晚年退而写闲适诗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的闲适唱和诗大多作于早年，他晚年自编《小畜集》是对这类诗收录很少，表现出深刻的自省意识。这种意识使他从宋初白体诗人的群体中脱颖而出，也使他从学习白居易进而以杜甫为典范。相传他曾因作诗偶合杜甫诗句而写下了“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之句（见《蔡宽夫诗话》），他还称赞“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对杜诗艺术境界的借鉴导致了对浅俗平易的白体诗风的超越，例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馀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语言晓畅自然，而情感含蓄深沉，体现出杜诗风格因素向白体诗风的渗透。
     从总体上看，王禹偁的诗平易流畅，简雅古淡，在宋初白体诗中独树一帜，已初步表现出对于平淡美的追求。他的长篇诗歌叙事简直，议论畅达，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风气。
总体而言，北宋人所谓学“白体”，其含义主要有三层。
一是学白居易作唱和诗，切磋诗艺，休闲解颐。诗歌唱和，本属文人闲情雅趣。由于其既富文化意蕴，又见才华性情；既可用于歌颂，又可怡情，且俗人不能为之，所以当国家初安，朝政多暇之际，元、白、刘诗歌唱和之举，就很容易成为文人士大夫竞相模仿的艺术休闲范式。太宗与群臣唱和，李昉与李至唱和，王禹偁与友人唱和，皆有效元、白、刘之意。
二效白诗浅切随意，不求典实的作法。白居易的诗分类虽多，但浅近易晓确为其共同特色。这种诗随意随时吟成，不重学问典故，作来比较轻松便捷。这就很适合休闲唱和，临场发挥。
三效其旷放达观、乐天知足的生活态度，以及借诗谈佛、道义理。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乙）《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总而言之，乐天老学者也，其趋向消极，爱好自然，享受闲适，亦与老学有关者也”。从前述李昉、李至、李宗鄂、王禹偁、晁迥等人的言论和诗作中，皆可见此学白之意。

二、晚唐体
五代宋初隐逸思潮造就了一个较为庞大的诗歌创作群体，因为这些诗人推崇晚唐贾岛、姚合诗风，诗歌创作也模仿贾、姚，故被称为“晚唐体”。“晚唐体”诗人只要有两部分诗人群体构成，一是九僧诗人群体，二是隐逸诗人群体。
宋初“晚唐体”诗人中最恪守贾、姚门径的是“九僧”，即希昼、保暹（xiān）、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等九位僧人，其中惠崇成就最为突出。九僧继承了贾岛、姚合的诗风，诗作内容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与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尤其重视五律。九僧诗中颇为精警的诗句，如“虫迹穿幽穴，台痕接断楼”（保暹《秋径》）、“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惠崇《池上鹭分赋得明字》）等。九僧在宋初诗坛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明代胡应麟就评价说：“九僧诸作，多在晚唐贯休、齐己上，惠崇尤杰出。如‘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绳低’、‘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类，佳句不可胜数，几欲与贾岛、周贺争衡。”（《诗薮·外编五》）不过，九僧诗作内容相对贫乏，也对他们的诗作成就有所制约。进士许洞曾经与九僧赋诗，相约不得犯“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结果九僧为之搁笔（欧阳修《六一诗话》）。
“晚唐体”另外一个诗人群体是魏野、潘阆、林逋等隐逸诗人。他们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居易平易流畅的诗歌风格，其中林逋诗歌成就较高，但魏野、潘阆在当时的名气很大，在诗坛上的影响并不逊于林逋。
魏野，字仲先，祖籍蜀州，后居陕州东郊。魏野与林逋同时，虽然身后之名不及林逋，但是当时则在林逋之上。宋人《庚溪诗话·卷上》记魏野诗篇多得当时名人称赞：“‘千林蠹（dù）如尽，一腹馁何妨。’司马温公颇称之。”魏野有诗：
寒食花藏县，重阳菊绕湾。一声离岸橹，数点别州山。
被《墨客挥犀·卷三》以为是警句。诗句对仗工稳，饶有意境，深得晚唐姚合、贾岛诗法，因此魏野诗作被后人称为“姚合流亚”（《诗薮·外篇五》）。清人以为：“野在宋初，其诗尚沿五代旧格，未能及林逋之超诣，而胸次不俗，故究无龌龊凡鄙之气。”（《四库全书总目》）
潘阆，字梦空，大名人。早年有志于功名，被太宗赏识，赐为进士及第，后因友人下狱被牵连，逃入中条山。刘攽的《中山诗话》以为潘阆诗《岁暮自桐庐归钱塘》“有唐人风格”、“不减刘长卿”。其诗：
久客见华发，孤棹桐庐归。新月无朗照，落日有馀辉。
渔浦风水急，龙山烟火微。时闻沙上雁，一一皆南飞。
该诗注重摄取静止与活动的景与物入诗，诗歌意境清冷雅致，诗句工于锤炼，因此被《古今诗话》评为“不减刘长卿”（《诗话总龟前集》卷十引）。后两联亦受到司马光的称赞。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林逋诗篇的主要内容是吟咏山湖胜景和抒写隐居不仕、孤芳自赏的心情。如其诗篇《秋日西湖闲泛》：
水气并山影，苍茫已作秋。林深喜见寺，岸静惜移舟。疏苇先寒折，残虹带夕收。吾庐在何处，归兴起渔讴。
诗篇写景精细，注重锤炼字句，意境完整，情趣活泼，于山水自适中带给人以雅致欢愉的享受。林逋咏梅诗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那些神情骨秀的梅花，其意象往往具有象征意味，被以为与林逋的超然洒脱、山水自适的志趣相契合。最有名的当属其《山园小梅》：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其中，“疏影横斜”一联因为“曲尽梅之体态”而为欧阳修、司马光等所激赏，而同题之二诗篇中有“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一联，因遗貌取神而得到黄庭坚的称赞（《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七）。
宋初“晚唐体”诗人努力营造的“清冷”、“荒凉”、“悲凄”、“闲逸”、“脱俗”等诗歌审美类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对广为流行于知识阶层的“白体”的疏离与变革。

三、西昆体
西昆体是真宗朝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因《西昆酬唱集》而得名。其诗宗李商隐，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与白体和晚唐体的松散结构相比，西昆体组织紧密，曾主宰宋初诗坛一时，是宋初三体中影响最大的一派。
在真宗时期，杨亿等人馆阁成员利用编撰、裁定《君臣事迹》、《景德传灯录》、《太平广记》、《事类赋》之机，相互酬唱赋诗，并将诗歌结集，《西昆酬唱集》即为其中之一。
《西昆酬唱集》含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到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间，杨亿等编修《册府元龟》时，相与酬唱应和所作之诗，收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17人作品250首（现存148首），并取名《西昆酬唱集》，“昆体”遂得名。诗集流布广泛，诗作成为时人摹写仿作的对象，后来，刘攽《中山诗话》称为“西昆体”。
西昆体的代表人物为杨亿、钱惟演和刘筠。杨亿，（974-1020年），字大年，建宁州浦城人。十一岁以文步入仕途。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赐进士及第，真宗为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杨亿为人天性颖悟，博闻强记，为人耿直刚介。刘筠（970-1030年），字子仪，大名人，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赐进士及第，为秘阁校理。初为杨亿识拔，后与杨亿齐名。钱惟演（977——1034年），五代吴越王钱俶之子，真宗授太仆少卿，命直秘阁，知制诰，预修《册府元龟》，官至枢密使。
西昆体在审美追求上，推崇深隐、渊博、典雅、华美；主张以雅言、英词、藻思写闲情逸兴。其长处在于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风格整饬典丽；短处在于缺少真挚的情感，往往徒有华丽外表。从诗歌题材看，西昆体主要学习李商隐的咏史诗、咏物诗与无题诗；从诗歌创作技巧上看，主要学习李商隐诗歌的多用典、心思深隐、讲究辞藻华美与色调渲染。大体而言，“西昆体”诗作普遍缺少李商隐诗歌中的情调幽美与凄艳浑融审美韵味，也缺少李商隐诗歌中的兴象难以指实等特征；缺少李商隐诗歌中的意象组合方式(如跳跃意象组合、朦胧情思与境界创造等。
杨亿在《西昆酬唱集》中表现出的诗篇特征，也是西昆体诗人共同的创作追求。杨亿的诗学主张，对西昆体诗人有重要影响，他强调：“恬愉优柔，无有怨谤，吟咏性情，宣导王泽。”（杨亿《温州聂从事云堂序》）这种创作宗旨，决定了西昆体诗人创作题材的狭窄。因此，《西昆酬唱集》中的作品，脱离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思想内容空虚贫乏，多写馆阁词臣们的优游生活和日常琐事，往往一人首唱，他人酬和，很多诗篇纯粹成为文字游戏。据统计，《西昆体》全集70个诗题中，主要内容有三类：一是怀古咏史。如《始皇》、《汉武》、《明皇》等；二是咏物诗。如《鹤》、《梨》、《柳絮》、《泪》等；三是描写留恋光景的生活内容，如《直夜》、《夜燕》、《别墅》等。
西昆体对宋代诗歌产生重大影响，还在于西昆体注重用典、藻饰、锻炼等诗歌写作手法的运用，形成了被后世称之为“昆体工夫”的诗歌创作技巧。所谓“昆体工夫”，表现为西昆体诗人注重对诗句进行雕琢，诗句里往往含有多个历史典故，强调诗句的对偶、押韵以及诗句语言的色彩等写作方法的运用，追求诗歌雍容典赡、练词工整的诗歌风格。如杨亿的《泪》：

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苦怨新知。谁闻陇水回肠后，更听巴猿拭袂时。汉殿微凉金屋闭，魏宮清晩玉壶欹。多情不待悲秋意，只是伤春鬓已丝。
诗中，把窦滔妻苏氏织回文诗、卓文君作《白头吟》、陇头流水、三峡听猿、汉陈皇后、魏文帝美人薛灵芸、荆轲别易水等一些与悲苦流泪有关的典故堆砌一起，词藻华丽，重视词面颜色，汉殿对魏宫、金屋对玉壶，对仗精工。作者思想感情比较隐晦甚至看不到作者在诗中的情感。全诗缺乏感情上的内在联系，但词藻却富赡华丽。
西昆体在宋代诗歌史上的重大作用和价值，主要体现为三点：
西昆体摆脱了五代以来的浅切、悲苦之美，而代之以华丽、雍容，后继者踵武其式，使诗歌注重抒写士大夫的“文人气”与文人意象，成为宋代诗歌的重要特征；它使宋代文学第一次具有了自身风貌，尽管较之后来作为宋代文学范型的苏、黄作品，“西昆体”还显幼稚；它通过学习李商隐而倡导的诗句用典、注重字面修饰、对仗精切和吟咏自适性情的诗歌品格，历经两宋诗人的扬弃，贯穿于两宋诗歌的发展历程，并最终成为宋代诗歌重要的特征。
当然，“西昆体”也表现出很多不足：忽视诗歌的“言志”功能，作者的真情实感很少在诗作中表现；过于重视用典，经常在诗作中使用偏僻的历史故事和典故，以至于使诗作成为炫才逞能的工具；偏重于向史书、经书等寻求写作材料和灵感，容易引导创作者忽视社会生活，客观上降低了诗歌的认识价值与社会价值。

小 结
文学的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一代文学总是立足于前代文学而历经较长时间的孕育、浇灌方能成就自我面目。北宋政权建设中对政治秩序的呼唤，以及宋初政权对政治信心的重建，成为宋初文学发展的核心导向。而南北文化的冲突与调适，儒释道关于文化主导地位的争夺与最高统治者的艰难抉择，成为于此之际士人关注的文化焦点与不可摆脱的文化宿命。尤为引人注意者，北宋初期由武人专横到文人治国方略的治国方略转换，尤其是文化建设中对儒之“道”的重建追求，甚至影响到士人艺术取法范式的选择。基于五代浮靡的色情文学与重视锻炼、雕琢等艺术技巧，作为北宋初期文学赖以发展的文学基础，影响到宋初文学的发展。由此，北宋初期文学的过渡性特征与文学气象，成为宋初文学的重要特征。“降臣”文学创作、原北周文人群体文学创作，是北宋建国后的宋初文学颇为引人注意的现象。其中，宋琪、陶谷、卢多逊、王溥、李昉、徐铉等人为其中坚，而张洎、汤悦、钱惟演、赞宁为其中的翘楚。继此之后，则“宋初三体”标志着北宋士人开始尝试建立属于新时代文风的可贵探索。如果说，王禹偁的诗文创作，彰显出特定时代士人追求人生价值的不懈努力，开启了士人重视气节的先河的话，那么，“西昆体”的产生，则标志着自晚唐以来久违了的文人文化素养的全面回归。杜诗范型、西昆工夫、流易诗风、荒野意境等，则奠定了宋诗基本审美取向与文学风格追求的重要基础。而王禹偁、杨亿等人的诗文创作，则标志着宋人开创新的文体形式的可贵努力。可以说，经过七八十年宋初士人的艰辛探索，宋代文学已经初具面目。

思考题
1.理解五代宋初政治形势与诗歌风貌之关系。
2.掌握“宋初三体”的总体艺术风貌。
3.认识王禹偁诗歌艺术的取法方式及其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