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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读后感
（一）
《南渡北归》是一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我已经读过有几个月了，这三本书很长，足有170万字，能让我一气读完，足见它的魅力。看的过程中和看完之后，叩击心门的地方实在太多，书的内容也像是深入进了自己的灵魂，一幅幅、一幕幕，我就像是坐在了电影院宽银幕的前面，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的炮火炸毁了家园，大师们在敌人的炮火下，跳生、喘息、争斗、坚忍、奋进。
一直想写一篇读后感，几次都是开了个头没有写下去，也许是闷在肚子里的情绪太多，也许是好多事情没有想明白，就这样一直耽搁了下来。过去几个月了，遗忘了一些，也沉淀了一些，现在就想情之所至、行云流水般、不受章法格式约束的记载一番。
首先，印象最深的几个人。
第一当是傅斯年。山东聊城人，名门之后，参加过“五四运动”，后赴欧留学，归国后一直是中国文人的领袖。在动乱年代，他挽救了大批的中国文人，也挽救了大批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殷墟甲骨文化。他，性情豪爽、明辨事非，有大智慧、大气概，绝不迂腐，说话办事大有气吞山河之势，胡迁评之“人间最稀有的天才”，当是有感而发。抗战期间，他力主史语所南迁四川李庄镇，保住了史语所的有生力量；先后弹劾孔祥熙、宋子文，以国民参政议员身份赶走两位行政院长；对汉奸周作人深恶痛绝，坚决要求法办。这些都足见一名文人领袖的社会良知和正义秉性。他，对友真诚，想方设法保障文化同仁的生活，接济当时生活窘迫的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向上级争取资金为陈寅恪治疗眼病，而自己就在辗转台湾，去逝的前一夜，还在赶写稿子，想挣点稿费换身西装，看到他终其所言“归骨于田横之岛”时，怎能不令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山东有这一豪杰，当是山东人之骄傲，傅斯年者，当是山东人之最优秀的代表。
第二个当是陈寅恪。他一出场就仿佛是不食人间烟火，占据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端，他对中国历史熟稔、诗词精通，曾求学于美、德，精通八国语言，可谓中西贯通，在当时的确是“塔尖”式的人物，以至年少成名，虽并没有学历，仍被清华聘为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时年36岁。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
一、著名诗人，亦是名门之后、家学渊源。但是，时事变迁、好景不长，自从卢沟桥事变之后，他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一生，虽笔耕不绰，但终究是一悲剧式的人物。他又是中国文人的典型代表，有救国使命，有文人志气，有隐士情怀，好在盛名之下，几次危机都得以险过。
第三个是郭沫若。对他不是敬佩，而是思考，一文人政客，有功绩、有投机，我们熟悉的人物，也有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郭沫若年青时就热衷政治，南昌起义失败后，避难日本，期间曾向史语所借甲骨以作研究，傅斯年出于对流亡文人的鼓励，慷慨借于了他，但同时声明这些甲骨还未作研究，不可以此发表文章，可不久郭就发表了研究甲骨文的著述，大量引用了史语所的甲骨素材，令傅斯年震怒，以至有了“井蝇”情节，从此甲骨概不外借。虽然，郭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不全仗于此，其成果也被世人认可，后称“甲骨四堂”（郭沫若字鼎堂）之一，但这段历史当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网络也有其生活作风方面的文章，后人对其自是褒贬不一。
第四个当是林徽因。年轻时的林徽因，可谓风华绝代、朝气蓬勃，与梁思成结婚后，“太太的客厅”一度吸呐了众多文人骚客，大家在一起品酒饮茶、共论时事、畅叙友情，真是人间一乐事。林徽因无疑是充满魅力的，众所周知的徐志摩对他的疯狂追求和金岳霖对他的一生痴情，仍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特别是金岳霖为其痴守一生，那时在李庄镇逃避飞机轰炸时，随身箱子里装的都是金、林之间的书信。林曾向梁坦言，自己同时喜欢上了另一个男人，梁辗转一宿，决定让林于金，奈何金感佩于梁的品格，没有答应。但是，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后来梁、林故去，其子梁从诫为金养老送终。我常想，这些事、这些感情是怎样一回事，它甚至有悖于常理下的爱情和亲情，但是他为什么又让我们感动和回味，我想那肯定就是人性的光辉或者善良人性的本质。
另外，印象深刻的人物还有好多，比如胡适、王国维、沈性仁、闻一多、刘文典、熊大缜，等等。这还要感谢作者岳南，把那段历史作了恰当的还原，把一个个人物描写的那么接近于他们本身。
其次，有哪些感动的故事。
说故事还要从人物说起，著名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与金庸是叔倍兄弟，金庸把查良镛的镛字拆开做笔名，而穆旦则把姓拆开，把“木”字改为“穆”字，取名穆旦。穆旦年轻时参加过杜聿明的远征军，经历过野人山撤退，后来从教，文化大革命被整。这期间，他与妻子同时下放河北改造，两个村庄相距十几里路，但彼此不通消息，非常挂念。有一次一个风雪的日子，五十几岁的穆旦借机向妻子的村庄跑去，跑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与分别多时的妻子见了一面。看着受尽折磨的妻子，穆旦眼含热泪对妻子说“是我害了你”，妻子说，“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穆旦给妻子放下一小包花生米和几粒糖果后，就一路小跑往回赶。当然，等待他的是一次更严厉的批斗和审查，但当时的穆旦就是怀着决绝的心境去的，就算一死也值了。几年后穆旦病逝，他死前在一首诗《冥想》中这样写到：“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这一幕、这句话一直索绕在我的心头，我能感受大师当时的无耐与奋争。
还有些故事，比如胡适临危受命赴美担任大使，几经纵横捭阖，有力地促成了美国的参战，为中国抗战争取到了贷款，后却被宋子文排挤，到处游荡讲学时的凄凉与坚持；刘文典见夫妻打架，被丈夫质问“你管不着”时，一句“蒙自这地方还有我管不着的事”，狠抽对方几个响亮耳光，把对方吓傻的文人骨气与幽默，等等。这些事情之所以让自己感动，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真性情，对方表现出的喜怒哀乐由感而发、尽情表达，没有掩饰、没有造作，可拍按而起，可以身赴命，这是做人的大气。二是为国为民，他们为国家命运而争，为他人不幸而呼，若再受到委屈与不公时，我们自然就会为其抱不平。相反，有些人，假借盛名，拉大旗、唱大戏、戴高帽，虚张声势，是纯政客，是投机者，他们的所作作为是无论如何也感动不了自己的。
最后，有哪些感想。
一是时事造英雄。蒲家庄聊斋园有这样一幅对联“一世无缘附骥尾；三生有幸落孙山”，说的是蒲松龄屡试不中，成就千古名篇《聊斋志异》的故事。同样道理，为什么在抗战前后，中国出现了那么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为什么那么集中。我想关键是当时的环境激发了他们、挖掘了他们，他们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自觉担当起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不进则退、不生则死，没有选择，只有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那一刻被唤醒，中国人的力量在那一刻被凝聚。
二是文化是有传承的。刚才说的是天时，下面说的是地利和人和。纵观一批大师，大多是名门之后，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然后出国，后回归报效国家。并且他们许多人之间都有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这种现象在当时贫困落后的中国是有普遍性的。有人说“三代出贵族”，也有人说“富不过三代”，凡事都有两面性，但是无可辩驳的是没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大师是很难形成的。正如昨天和儿子看《迪咖奥特曼》时，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努力活完短短的一生，把成果留给后人继承，人类就是如此反复、慢慢成长”。
三是日美之间的差别。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可要用在侵略上可就相反了。1901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屈辱的《辛丑条约》，中国支付4亿5千万两白银赔偿，分期赴款，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后其他各国也相继效仿。中国一代大师好多就是用这笔钱完成出国深造的，那时一艘邮轮上不知站着多少将来的大师。当时，日本也迫于无耐签属归还条约，但包藏祸心，实际1925年至1937年中国仍支付日本赔款4573亿日元，日本当然用这笔钱来发展军事，后来侵略中国。在这里，我要声明，我不是说要感谢美国，本来就是侵略所得，当然它们也有战略考虑。但是，如果没有美国带头，放弃庚子赔款支持中国教育，中国不可能有那一代的大师群体，这是不争的事实。
四是文化大革命真不是东西。书看到后面，我内心充满了愤慨与失落，一个个大师的故事，刚刚唤起我内心的良知和奋进的激情，在这里却又看到他们一个个被整疯整死，甚至求死不能。当初，有多少人是放弃赴台邀请，愿意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可我们没有证明他们正确的选择，而是让走了的人在唏嘘自己的庆幸。据书载，文革期间仅北大自杀的称得上权威的教授就有24名，多的时候每周都有自杀者，想想今日清澈的未名湖里有多少屈死的冤魂。戴高帽、阴阳头、喷气式、斗鬼台…，我算见识了。战争摧残的是人的肉体，文革摧残的是人的灵魂。小时候觉得文革离自己很远，觉得可笑，人怎么会那么无知。现在看来，这事离我们不远，它的背后是多数人的愚昧与盲从，是少数人的贪婪与虚伪。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当之无愧的自由，在这个时代，有闻一多的舍生取义，有鲁迅的正义直言，有朱自清的极度矛盾中隐忍的忧伤，还有胡适精辟的文字和清冷的态度……这一切都是不同侧面的自由。还有最让我感动的是熊大缜。他太伟大啦。（这一段是老婆看后加上的，嘿嘿）
我们看到近几年，国军正面抗日的事迹正逐步搬上荧屏，许许多多的抗日英雄被我们重新认识，他们是民族的英雄，理应得到后人的敬仰。可还有一批人，他们是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好多还不被我们所熟知。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但不会被我们遗忘，而是越发显露出他们的光茫，他们的精神会透过乌云、穿越历史，照耀今天、启迪未来。
南渡北归读后感
（二）
我看到，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面前，大师们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烂漫。当隆隆炮火烧到北平城墙之下的时候，朱家骅、傅斯年等学界精英积极奔走，力争尽量多的“抢救”学人，“投奔”台湾。纵然拼尽全力，朱、傅二人在台湾的境遇却让人唏嘘不已，前者被老蒋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长的官帽，而后者则是在连一条棉裤都买不起的境况下，贫病离世。这二人的窘境是迁台学人的一个缩影。胡适虽然是著名的学界“大鳄”，过得却同样不甚风光，要忍受台湾同行的明枪暗箭，还要忍受小儿胡思杜的检举揭发，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在胡适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实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最终，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会上溘然离世，总算死后备极哀荣。我想这份哀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独立治学精神的学者应有的。在胡适死后若干年发动的那场浩劫中，在红卫兵歇斯底里的批斗声中，曾经积极揭发过他的学生、朋友、亲戚，不知道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是懊悔，是自惭，还是恼恨。上天确实开了个冷玩笑——这一出闹剧明明已有前车之鉴，很多自以为得计的学术精英却依然趋之若骛，唯恐落伍。政治的翻云覆雨，他们哪里来得及看清。当那一记响亮的巴掌打下来，痛的不止是这些老者的脸，还有时代的心。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几个字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貌似绝决的含义透露出特定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那些曾经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却不是时代可以抹杀的。乱则隐，治则现的大贤处世法则，我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奏效的。那么意思已经很明显，大师是有，但他们是否愿意出现在聚光灯下，就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了。
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些活跃在各大媒体上的知名学者，自封大师。那时，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疑惑“大师”这一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得道高僧的称谓，怎么会用来给学者冠名。那么看完《南渡北归》，我想我对真正的“大师”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他们学高身正，难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师”吗。和尚修道在寺庙，大师修道在红尘。他们，其实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普通人，分解出来就是可怜、有爱。身赴台湾的胡适，临死都不知道曾经谩骂他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儿胡思杜已经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堪怜。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梅贻琦，虽然在台湾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有见过爱子梅祖彦。考古界的巨擘李济，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后也郁郁而终。台湾之于中国，是领土的割裂;而大陆之于台岛上的异乡人，则是整个思念的寄托。这份家国情怀，可能是大师们都有的一种普世情怀吧。1946年，林徽因结束了九个年头的颠沛流离，跟家人回到了一直以来念兹在兹的北平，满怀深情地重访每一处故地。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已受尽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选择了放弃赴美治疗的机会，选择了“和祖国一起受苦”。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样与病魔作着斗争，紧紧守护在祖国的身旁。我想：她的一生，是对得起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终生未娶的痴情的。
当下，有人不乏嘲讽地说，现在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却少了，而大师的故事却是少之又少了。我真诚地期待：《南渡北归》不会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师故事的一个变奏，是开启大师时代的一把小小的钥匙。
南渡北归读后感
（三）
通常说起历史，人们多会想起一些著名的战役，想到的是战士们的英勇献身，但是这部《南渡北归》却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读历史。大家都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用思想来影响国人，但其实，大师们所做的还远不止这些。
书中记载了这么一段历史。1930年9月，梁思永等人到东北进行考古调查，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才有了两年后有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书中第一条便是“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以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此事实依据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理论，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中国人大出了一口志气。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梁启超坚持鼓励自己的儿子学习考古，尽力发展国内的考古业的原因了吧。文人们有自己捍卫国家尊严的方式，相比上战场冲锋陷阵，文人们所做的更多是幕后的事，而这些，又如蔺相如和廉颇文武共行般是不可或缺且相辅相承的。
这本书，带给我更多感动的则是那一代大师（我的理想作文400字）们在战乱中奋力保护祖国文化，传承祖国文化的那种坚持，数年颠沛流离，数次哀叹山河破碎，可也许是时代造英雄，这一代文人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依旧保留了进行学术探究的严谨态度，也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一本本著作，和那些一点一点被抢救回来的文化。
而对这一历史温情感受最深的60后作家岳南也传承了这种精神，这本《南渡北归》他写了八年，数次进行实地考察，就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我看到他们当年用什么锅，睡的什么床，描写的时候就更加真实。”而大家也会发现，书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详细的解释并附上了具体的资料来源。
最后说一说这本书的封面一行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这也许是欠妥的，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人才，现在也有着很多为发展而努力奋斗，作出大贡献的青年人。但这句话也应该作为对后世的一个警示，在争着评教授职称，为金钱所迷惑双眼的现在，更应该有些人能够一心扑进科学，把全部生命奉献给自己所从事的学科。
第二篇：读后感——南渡北归坚守的大师与英雄
——读《南渡北归：南渡》有感
《南渡北归》是一段历史的长河中尘封多年的往事，是一段中华民族无法回首的记忆，是一段交织着家国情仇的故事，更是一段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历史。如一根穿越时空的拐杖，《南渡北归》指引我们重回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用详尽的史料、宽广的视角描述了一代学术大师们的传奇。所谓“南渡北归”，即书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南渡北归：南渡》是《南渡北归》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大举侵华，本着“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又从昆明到四川李庄，为了保存学术上的成就和文化的成果，平津地区的师生们撤出熟悉的校园，前往内地办学，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南渡生涯。作者以“烽火照京都”为序章，娓娓展开故事，通篇贯穿了二十世纪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学术追求和人生的风骨与境界，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诸多著名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钟书等，所涉有名姓的大知识分子近百人，每一个人都有声有色，个性鲜明，从穿衣打扮到思想言论，再到每个人的成就，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像被镌刻出
来。
《南渡北归。南渡》中最让我感动的莫过于这些灿若星辰的学术巨擘们，在隆隆炮火中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探索，在朝不保夕的困境里，依然坚持办学，培养出大批成就斐然的人才的历史。生于和平年代、长于和平年代的我们难以想象抗战生活的艰辛与困难，然而书中写到；“李庄虽然拥挤不堪，但来往李庄的人从无懈怠；蒙自虽然偏僻，西南联大虽然简陋，但在联大的人时刻不忘国危与争气，于南湖之畔发奋读书，不顾敌寇的到来。”正是有了这些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奋发精神，才使得中国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和培育新人的能力在大后方有了刚毅坚卓的延伸和发展。大师们“南渡”的故事让我想到了另外一批南渡的人。为了普光气田的开发与建设，为了国家的“川气东送”大工程，为了人民用上洁净天然气的需要，一大批石化人告别家人与朋友，离开熟悉的工作环境，从黄河之滨“南渡”到长江流域，来到了川东北的巴山深处。无论是川蜀之地的闷热潮湿，还是山野之乡的蛇虫鼠蚁，甚至是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都没有击退石化人勇往直前的决心。普光是孤独的，很多人要面对与家人孩子的两地分居，甚至在没通高速前，去趟达州市区还需要在蜿蜒的山路上辗转几个小时；普光是危险的，作为高含硫气田，伴随着天然气从气井出来的硫化氢甚至能在瞬间致人于死地；普光是艰苦的，山里的生活的
单调乏味是无法与城市的五光十色、霓虹多彩相提并论的。然而，石化人们在这里坚守着。烈日骄阳下，他们背着沉重的空呼穿梭在装置里的各个设备间；风霜雨露中，他们带着沉重的工具奔走在各条管线旁，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朗月当空，都可以看见他们如红霞般灿烂的红工衣。他们时刻铭记着普光气田满负荷安全平稳运行的责任与使命，坚守岗位，勇于奉献，他们的对气田的热情，如同山头上的火炬在熊熊燃烧着。在这里，他们开发了中国最大的海相整装气田；在这里，他们建成了亚洲第
一、世界第二的天然气净化厂；在这里，他们每年为东至上海的沿线人民生产百亿方的净化天然气。他们是普光的英雄，是中石化的英雄，甚至是国家的英雄。
昔有各界大师们不畏战火硝烟、颠沛流离，坚守着中国的学术与文化；今有普光的石化工人们不畏艰难困苦、寂寞孤独，坚守着中国的天然气事业。尽管时代不同，身份不同，可是他们的信念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强大而奋斗。作为一个石化新鲜人，我要向这些学术大师和石化前辈看齐，在艰难中坚守理想，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在不断的奋斗中为石化的发展和祖国的天然气事业贡献力量。
普光是一首诗，我要用青春在这里写下最雄壮的史诗；普光是一支歌，我要用激情在这里唱响最高昂的赞歌；普光是一幅画，我要用梦想在这里画下最华彩的篇章。
第三篇：《南渡北归》读后感斯人已逝，大师不远——读《南渡北归》有感
文／俞一凡[南京大学·苏州中学匡亚明实验班]
1990年8月的漫天风雨中，一代大师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的公寓驾鹤西去；2009年7月，季羡林也在北京仙逝。自此，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当年那群学富五车、叱咤风云的大师们大多都已远去——在抗战的烽火中远去了、在内战的硝烟中远去了、在政治斗争的阴谋中远去了、在峥嵘的岁月中远去了……大师们已经远去，后来人却未能跟上大师的步伐。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倾倒众生的人格魅力，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在缅怀心目中那些难以企及的大师的时候，更应该思考是怎样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时期产生如此耀眼的群星。大师，是人类永远的文化财富。然而，从抗战胜利到现在，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几位大师，与彼时的大师云集相比，不仅是相形见绌，甚至可以说是有云泥之别。我们需要透过历史的娴云，从已经远去的大师的背影中寻找大师成长的渊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界是两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在抗战八年中，无论是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还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讲“红楼”的刘文典，都在日机轰炸、物价飞涨的艰苦环境下，不仅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还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文化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样子呢。陈丹青对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是这样的：“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些文学艺术界翘楚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萎靡的。
自古以来，即使文人相轻，但每一个文人心中都有强大的精神与风骨。古代是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激励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而近代，则包含着爱国情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对民族崛起的希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这种复杂的情感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中，日寇的铁蹄使国家山河破碎，虽然知识分子亲友离散、生活窘困，但所有这些在给予他们打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他们的精神，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越挫越勇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文革”中“杀人诛心”式的批判不仅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肉体，更重挫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风骨，这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击直接导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缺少了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学术界，无法孕育出独当一面的大师，实在是一件太正常不过的事情。
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是制约大师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从封建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文化大革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再到改革开放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短短几十年中人们对知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77年恢复高考，这无疑是重新确立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从中国人口现状和文化传统来看，高考和其所代表的应试教育既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又问题重重。一方面高考制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奋斗目标，提高了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挥棒导致了唯高考马首是瞻，又极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创新能力，直接导致在全民受教育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却鲜有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师的出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盲在国民中所占比例很大，阶级差距则更大——文盲的后代往往世代文盲，知识分子的后代往往世代知识分子——这个看似十分不协调的体制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代大师群体。陈寅恪们大多生于书香门第，一方面自小接受传承至今并不断发展的中国古典文化，一方面学习先进创新的近现代西方科学。自晚清开始，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彼此交融的教育体系一直持续，到此时方完成了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师的出现，从而实现了文化界的繁荣盛景。而今天呢。我们最为缺乏的正是传承和耐心。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状态下，文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积淀，在这种丢掉了“百年树人”教育真谛的浮躁中，又如何能产生大师呢。
急功近利的风气同样表现在学术环境中。从北京大学教授的“门修斯（孟子/mencius）”，到同济大学教授的“昆仑（毛泽东／《念奴娇·昆仑》）”，再到清华大学教授的“常凯申（蒋介石/chiangkai-shek）”，更不用说还有著名的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对“卧槽泥马”在《解放日报》上的官方“专家解答”和北大教授的“40岁时没有4000万别说是我学生”的论调，无不使“高等学府”这座“象牙塔”散发出与之不符的肤浅、浮躁和铜臭味。反观抗战八年，偏安于西南边陲简陋校园中的师生们同吃同住，虽然食不果腹，但凝聚力极强；虽然文人相轻，却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虽然学派林立，但也能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虽然给他们的身体与精神都造成了极大的苦难，但他们对知识心无旁骛的专注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却是目前很多高校所无法比肩的。
纸上谈兵无益于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时至今日，颠倒是非的政治风波已不复存在，让我们摒弃那些只知媚上欺下的伪专家，真正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术思想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态度，重新确立学人的信念与目标，那么，再一次的文化繁荣也许就会在几代人中出现。
中国不是“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而是“大师远去，暂无大师”。
一句提示
文章从读书人萎靡的精神状态、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两个方面，剖析了“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社会、文化成因，试图透过历史的烟云，探寻大师成长的精神足迹，呼唤文人强大的精神风骨。文末“大师远去，暂无大师”，警醒、激越，显示了年青的一代的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
（张永刚）
第四篇：南渡北归读后感（大全）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冥想》《南渡北归》讲的是民国时期中国大师的群体命运变迁历史。内容夹杂了各类官方文献和野史趣闻，和作者爱憎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勾勒出悲怆又真性情的一个个人物。乱世成就英才，各种挑战人性的底线的事情，让人更加多思而复杂。苦难，是不幸，也是幸运。
选择——从卢沟桥事件说起
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张自忠将军，卢沟桥事件开启了这段颠沛流离的历史，当时北平守军是宋哲元、张自忠。卢沟桥之前，张自忠认为可以和平解决与日本的冲突，撤防撤军，私下签订《香月细目》。被社会视为“准汉奸”、“自以为忠”。
后参加多场对日战争，1940年，张自忠在对日的枣宜会站中全军覆没，战死。
别人做的选择，是基于他当时所获得的信息而做的判断。上帝视角来审判他人的选择时，你在局内未必会做的更好。
传闻——从一个风流韵事说起
故事。广为流传的版本中，林徽因将徐志摩失事飞机残骸悬于卧室，彼时至今各类小文章据此有了各种猜测，演绎，脑补一系列的故事推测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不和睦，熬成一碗碗的鸡汤。
在另外一个版本里，林徽因保留的飞机残骸有两片，另一片是其胞弟林恒对日空战阵亡的飞机残骸。
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感情这种事或者当事人也讲不清楚。别人告诉你一些事情，是为了论证他的道理。你信不信他的论据，你的道理是什么。
资历——陈寅格的那份学历
故事。陈寅格太有才华，也许他的大脑就是一个超级电脑。阅历丰富——多国游学；超强记忆——引文据典，涉猎广泛；逻辑严谨——从《琵琶行》推断歌女家乡，所嫁人情况等；简直是天生的学问家，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陈寅格游学多地，哈佛、柏林转了一圈，却没有拿一份博士文凭回来，完全为求职而求职。也正是这一点，让好友吴宓聘用他做教授时费劲力气。
要么让自己拥有陈寅格那份出色的才华，要么就脚踏实地一步步做事情。
第五篇：南渡，北归，离别南渡，北归，离别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十一在北京和同学逛西单图书大厦的时候偶然发现一套三本，其实两年前就已经全部出版的《南渡北归》，看到书名的时候就心里一震。已经很久没有一本书可以只凭借书名和正反封面寥寥数语的简介就带给我阅读的冲动了。回到学校之后就把三本书从图书馆借来。尽管以前已经对这段历史有过或多或少的了解，但当把所有的时间都沉浸在这段往事之中，依旧会是那样心痛，常常在读完一两章之后就不忍卒读下去，不愿看到之后那阅尽人间沧桑，世间冷暖的疾风骤雨和如血的残阳。
记得最早读过的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南渡西迁的历史是在苏步青和谈家桢两位科学家的个人传记之中，二者当时又都在浙江大学执教，因而最早了解到的是浙大西迁的故事。如今回忆起来，不知是因为两位老者历经沧桑之后的淡然心境还是本身就具有的乐观心态，在那段历史中仿佛我得到更多的是科学家们蛰伏在贵州山区艰难的环境中依旧专注研究，继续科学事业的光辉事迹。
而在后来的学习中，除了浙大，才知道那段历史中还有一个“西南联大“几乎逆天般的存在。即便到现在，清华、北大、南开，其中的任何一所对于学子来说都是心驰神往，何况三位一体的西南联大。记得大学一次放假回家前借来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小书，一路上十几个小时读得兴奋地几乎没有睡觉，当读到刘文典先生月下讲《庄子》，讲《红楼》的宛若仙人的潇洒风范，在著者的笔下栩栩如生，激情澎湃之中恨不得时光流转到70年前的抗战后方，倾听那些可以用“一堂课，甚至一席话”就改变人生的大师们的讲说。
然而国难毕竟是国难，即便再乐观的人，即便再轻描淡写的回忆，隐隐约约之中依旧会有那种肃杀的悲凉心境。当日军兵临北京城下，无数的学生、教授乃至更多的平民，沿着唯一可以出城的道路向南逃亡，拥挤，混乱乃至对生命的渴
求，照耀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慌乱的逃难途中，逃难的人群一点点丢弃所带之物，正如一篇文章所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到最后你才知道对于你什么是最重要的。而对于那些教授们来说，自然是他们视若生命的书稿乃至那些对民族科学生死攸关的东西。当赵忠尧几乎丢弃所有行李只抱着一个咸菜坛子——只因为里面藏有归国时导师赠送的50mg放射性镭，昼伏夜行，逃脱日军的盘查，从北平一路步行到长沙临时大学办事处报到，像乞丐一样见到梅贻琦校长之时，“梅贻琦先是一惊，继而泪水涌出了眼眶”，而读到此处，又有多少人不为这些先生的爱国心和对科学的执着而深深震撼。
当国土进一步沦陷，即便是已经退到昆明的联大教授和学生，也要在日日常有的轰炸之中艰难度日。而由于空军力量的薄弱，甚至出现了“明日下午将有27架飞机前来轰炸”的“轰炸预报”，而对于此，除了“躲警报”别无他法。后来联大学子的回忆中常常带着一点戏谑和调侃，然而我想那是他们经历之后的淡然吧，身处其中的人想必不会在疯狂的轰炸之中如此淡定。而对于故城的思念也就融入到每一个南渡之人的血液里，如陈寅恪诗中所言，“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生平""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当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突然觉得对于国民党大溃退之时留守岭南，至死再也没有北上的陈寅恪先生来说，这几乎是一句谶语，但他至少在抗战胜利到建国前那动荡的几年中曾经北返故都，而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劣和药物的稀缺，又有多少学者或者他们的子女再也没有等到北归的一天。
当时局变迁，对于这些从胡适、蔡元培先生的时代走出来的学者们，最大的阻碍似乎已经不再是日军的侵略，而是校园中高潮迭起的政治运动和两党之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到了抗战后期，年轻的学子们几乎都无法在校园里安静下来，或明或暗的斗争逐步使学生们远离了纯粹的学术氛围，而走向了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抑或是鲁迅先生早已预言的“大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非死即生，正如后来毛主席所说的“第三条道路不存在”的论断，对于这些奉行自由主义的大师们可谓是一段悲剧人生的开始。而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上写下，后来被蔡元培引为北大精神倡导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逐渐为大时代所不容。或许，值得庆幸的是，蔡元培先生已在这个时代即将到临之时沉眠在香
江之畔了。二十多年后，坚守这一信条的陈寅恪在悲凉中病逝广州，那一句曾照耀了整个时代的睿语自此随风飘散。
而随着大时代的到来，这些大师们也就走向了不同的选择，然而历史的残酷在于无论哪种选择都是不完美的。留在大陆的学者后来遭到的不平等对待不必多言，即便是流亡台湾的那些学者们，再也无法重返故乡，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而其中的很多人，因为年轻一辈的年少气盛，父子相隔，此生诀别。而对于他们的科学研究而言，被困孤岛，即便未有遭到大陆那样的冲击，也因为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做出应有的贡献——譬如李济先生，从年轻到逝世一辈子研究的就是殷墟出土的器物，其成就最终落后于他的后辈，留在大陆，拥有广阔研究空间的夏鼐先生。我想，这对于李济先生来说，一定也是一个遗憾吧。
对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大时代，乃至之后动荡的数十年间的命运变迁，谁又能完整说出其中的缘由呢。当一批觉悟较早，在解放前就已经跟随共产党的学者在建国之后的运动中以先行者自居，甚至以教育晚辈的口吻训斥，攻击他曾经的师辈人物时，我曾在心里发狠地想，让你们自己也来尝尝这滋味。然而当时过境迁，当他们自己也沦为新一批“反动派”遭到非人折磨的时候，我却不忍再那样去想。个人之于国家，之于时代，无论你再强大，也不过渺小如一只蝼蚁而已。无论是谁，都是被这个时代所裹挟的沧海一粟，没有人可以在这样的政治漩涡中幸免于难。如此，就释然了，或许，当这些曾经居高临下的人自己沦为被人唾弃的对象，他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感悟吧。
当大潮落幕，考古所为陈梦家平反，通知在文字攻击中给陈梦家以致命打击，此时已经病重无法参加的唐兰，唐兰意味深长的说，“梦家还是有贡献的”。读到这一句时我几乎要落下泪来，心里想，这就够了。不是每个人都是圣人，也不是每个人在那样的漩涡中都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勇气，但当那个时代结束，能够为自己在那个时候的所作所为做出忏悔，足矣。而对于在漩涡中仍坚持良知，或者即便身不由己之后再悄悄慰问与支持的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而对于知识分子之所以受此劫难，除了大时代的原因，他们自身的弱点或许也无法忽视。犹记得大学上毛概，讲到毛主席为何对知识分子心存偏见和芥蒂之时，原因之一就是在北大的往事带给他的不快经历。正是当时那些大学者对操着一口难以听懂的湘味国语，身为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的偏见或者“不屑一顾”，
在年轻的毛泽东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阴影。而对比上文提到的陈梦家和夏鼐，几乎同等的条件，一个含冤自杀，一个虽经受冲击但终得善终，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论天赋，论才华，如果梦家活着，成就不会比夏鼐小，只因为才华横溢之人常具有的“目空天下士”的自傲，最终在政治大潮迭起之时连遭诽谤和攻击，最终断送了一代才子的报国梦想。
但有时候我会想，这些才华横溢之人所具有的自傲或许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一个人尽所能的体系所带来的正是充分利用他们的才华而相对“无视”他们的性格弱点，或许对于他们来说，学习太多的做人处世之道反而阻碍了他们才华的发挥。然而每个人总是存活在一个集体之中，而人又非圣人，他们的才华能否完全展现，他人对他们的咄咄逼人的性格弱点又有多少忍耐度，只能看造化了吧。而这，或许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之处。当然，而对于那些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做人信条而为大时代所不容的大师们的悲剧，茫茫苍天，只能归结于命吧。
当不喜政治的胡适为争取抗战贷款，“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临危之际以驻美大使之身在美国奔走呼号，为政府带来一笔笔救命款，却遭到孔宋家族的诋毁最后被迫辞职；当陶孟和抗战期间苦苦搜集调查，以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方法统计日本侵华对国家的经济损失以便战后索赔，却未想在政治大浪中，国共两党都基于自己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