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史视角下的近代天津总督医院初探.pdf

61 纵 览 区域治理 OVERVIEW 跨国史视角下的近代天津总督医院初探 刘璇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随着近代西医东渐思潮的传播，在 1860 年至 1945 年期间天津租界因种种现实需求逐渐建立了许多现代化医院，其中以总督医院（后改名为“马大夫纪念医院”）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总督医院在承袭西方卫生理念、设备和医学科研成果的同时结合了天津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进行调整与创新，成为应对外来文化的典范。本文将以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创建的总督医院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该医院与英国本土的联系以及在天津本地的创新之处，从而为当下正确面对外来先进文化提供借鉴。关键词：跨国史；天津租界；总督医院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595(2023)23-0061-06 作者简介：刘 璇，生于 2002 年，女，汉族，甘肃兰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历史学。一、引言与学术史回顾 近代天津九国租界的建立为中外交流提供了窗口，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华行医传教，创办医院。马根济将西方先进的医学理论、医学教育、医事管理制度引入天津，总督医院的建立也为天津现代医学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学术界对于总督医院的系统研究成果总量不多但涵盖方面及范围较大。国内对于总督医院的专题较为匮乏。其中以钱曼倩于 1985年发表的我国最早的西医学堂北洋医学堂最早，文章简要介绍了北洋医学堂的创办经过及教学管理等情况2。李颖对马根济来天津兴办医院的史实进行梳理，并详细解读了马根济的成长历程、医学教育背景及其在华医学传教经历。刘祺总结了总督医院的特点从而阐述了西医在天津的发展历程。余新忠、杨璐玮的研究论文对总督医院和北洋医学馆的缘起与性质进行了深入探究3。郭辉围绕天津博物馆所藏“新建养病院碑”展开研究充实了总督医院的研究史料。吴敏在梳理天津近代西医起源和原因的过程中对总督医院同样展开调研。此外贾江溶、袁媛等人对总督医院下辖北洋医学堂进行专题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医学史领域，对该医院的专题研究较少。国外涉及北洋医学堂研究的著作以医学传教士传记为主。其中以 Mrs.Bryson 的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一书详细介绍了马根济的成长历程、医学教育背景以及马根济在华行医传教的历程。除传教士传记之外，美国汉学家毕乃德（Knight Bigger）的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简要介绍了北洋医学堂（总督医院下辖附属医学馆）的创办背景、历史沿革、办学经费、学制、课程、教学等情况，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4。国内外对于 1819 世纪的英国医院也进行过充分研究。罗伊 波特（Roy Porter）通过图画、文字记录中的人物与形象对近代英国的医疗与社会重新解读。乔治罗森（George Rosen）在公共卫生史中对工业主义下英国的公共卫生进行分析。王广坤对维多利亚时代医生的职业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5。上述研究描述了马大夫纪念医院建设发展的基本过程，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史料挖掘不足，形式单一，还有许多史料未被发掘；其次很少有研究将总督医院置于跨国史的视角下进行研究；第三对于总督医院的研究多偏向于史实整理，很少有史料分析；最后对于总督医院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争议，例如北洋医学堂的历史沿革、名称等6。二、马根济筹建医院的国内外背景（一）近代英国医院兴起的原因 1819 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以及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疾病、卫生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显著。面对公共卫生问题，各个国家根 62 纵 览 区域治理 OVERVIEW 据本国情况做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英国的医院建设与工业化息息相关。英国的工业化起步最早，早在 18 世纪末就开始建设，但此时人们对公共卫生的重视远不及工业建设。然而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工人数量的增多和劳动带来的疾患损伤增多提高了民众的就医需求，内科医生协会就曾为了应对工伤的泛滥倡议筹建医院7,8,9。繁荣的工业让英国的经济走向了世界之巅，英国的经济总量也一度占到了全球经济总量的 70%。但是，在经济繁荣发展的过程中，英国的公共卫生状况却日益恶化，环境污染和疾病肆虐成为国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起初人们对公共卫生重视程度不够，直到 18311832 年的霍乱的发生改变了英国人的意识。当人们发现疾病会集中发生在卫生条件恶劣的地方，于是将疾病的肆虐和公共卫生联系起来，产生了治理公共卫生的规划并推动了之后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的兴起，更推动了英国卫生观念的进步。在霍乱的威胁下人们对医疗机构的需求越来越多，并且人们对于医疗机构的要求不仅限于数量，更要求高质量的、可靠的、富有疗效的医疗服务10。加之 18 世纪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医疗科学的进步需要的医疗机构的支持。医学科技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医院的实践则难以发挥价值，医院则是医学科研成果转变为与人们生命健康直接相关的治病良方的重要媒介。在这种社会背景下，18 世纪英国的医院建设浪潮开始凸显，直到 18 世纪中期英国医院的基本轮廓、主要结构体系才逐步得到完善，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兴建的诸多医院中，志愿医院的占比不容小觑11-13。从18 世纪早期的志愿医院主要有盖伊医院和威斯敏斯特医院。40 至 60 年代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兴起志愿医院，19世纪之后志愿医院的范围遍及大城市与集镇。（二）马根济在华兴建医院的背景 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接触逐渐深入，在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种种背景下，国人视野的渐开，对西医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出于对外来未知文化的恐惧和华夷观念的影响，大部分人对西方的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甚至视这种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著名的“天津教案”的发生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西医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接受度依旧不高。同时，由于中医大部分为上门接诊，天津民众在近代之前并未形成公共卫生理念和意识15,16。然而 1872 年，天津发生霍乱（世界霍乱第四次大流行时），这次霍乱发病率和致死率都极高，给天津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民间用“病者十之五六，死亡十之二三”来描述霍乱灾害，许多人上吐下泻却不能得到有效救治，垂死挣扎的人不在少数。疫情形势日益严峻，人们的就诊需求急速增长，传统中医的就诊模式无法满足人们的就诊需求，而西医凭借疗效快的优势在疫情期间声誉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外国医生与中国社会建立直接联系，结交官僚买办商人。在租界医院的过程中，资金主要来源于当地政府、民众及买办绅商的集资。马根济建立总督医院时李鸿章带头捐银 1000 两，天津地方买办、绅商共捐银 4000两，维多利亚医院由北京天津附近英国侨民集资建成。由于不少西医兼具传教士和医生双重身份，因此外国教会对西医在华事业极为支持，美国基督教差会就曾提出要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为基督教铺平道路”，马根济在华的工作也大部分是由伦敦教会安排的17。后来李夫人病重，寻遍中医却无起色，马根济把握机会医治好李夫人取得了李鸿章的初步信任。接着马根济和天津海关总医官埃尔文请求为李鸿章进行三场手术表演。两例是肿瘤切除手术，一例是兔唇修复手术18。表演手术的成功让李鸿章对西医的芥蒂渐弛。于是李鸿章在总督衙门外安排了一间房屋供马根济行医。随着就诊人数的增多，小小的一间房屋难以满足行医需求19。李鸿章主动出资将曾公祠中一套四合院提供给马根济使用，并亲自将该院命名为“施医院”，后马根济建设总督医院也离不开李鸿章的支持。在上述的国内外背景之下，马根济在天津租界开办了医院，并不断扩建。由最初的在总督衙门外一间房屋治病到总督医院的开办，马根济在创办医院的过程中不仅将西方先进的医疗卫 63 纵 览 区域治理 OVERVIEW 生引入天津，还根据天津本地居民的气候、风俗进行了改进，使得“西医院”这一新生事物顺利在天津生根发芽、造福一方。三、总督医院对英国医院的承袭关系 马根济作为西方医学传教士之一，他的行医方式受西方教会的影响很深。同时，马根济在创办总督医院的过程中也将近代英国的医院建制、医学科技（尤其是外科手术）引入天津租界，因此总督医院的建立，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英国医院的传统。首先，马根济有着医生和传教士的双重身份，因此他的“行医”与“传教”活动紧密结合。在中世纪英国医院在本质上是具有一定医疗功能的宗教救助机构，但在中世纪晚期，医院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向20。到了16 世纪上半叶，因为宗教改革的原因，医院中的宗教化因素更是几乎全部被废除。但是，医院的世俗化趋向并不影响医学传教士的活动。马根济本人为伦敦会的医学传教士，因此他的医院创建行为更应该放在医学传教士的视角下去看待21。而伦敦会的传教士认为医学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y）和医生（medical man）远非同义词。医生面临的病人主要是身体疾病，而医学传教士遇到的“病人”有双重含义，包括身体和灵魂两个层面。在西医传教士看来，治病不仅限于肉体由疾病复原至健康状态，因为肉体的生命只是精神超升的基座。“他也帮助恢复日渐丧失的能力（包括灵魂感受上帝的能力）”22。总督医院受西方的影响不只在于传教方面，还在于医院性质与功能方面。在西方志愿医院与志愿思想的影响下，总督医院的公益性大于盈利性。18 世纪英国的大部分医院都是通过社会募捐建成的，直到 20 世纪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建立之前，英国主要地区（如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等）创建的医院基本都是慈善医院23。这些医院的独立性很强，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慈善募捐，医院的工作人员多为志愿者，管理人员多为在志愿机构任职的慈善官员。因此英国的医院还承担着社会救济的责任，发挥着救济贫民的作用。总督医院虽然是一所西医院，但它和其他的租界机构有着根本区别24。在天津租界中，大部分机构的侵略性很强，虽然这些机构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外国人设立机构的初衷是实现直接或间接的侵略。总督医院的侵略性除了在宗教方面体现较为明显之外（即便如此，宗教大多只是宣传而不具有强制性，受天津地方传统观念的影响大部分国民在就诊之后依旧没有信奉基督教），在其他方面并无明显体现，反而自觉地承担了社会救济义务25。“马根济医生驻汉院数年救治怪病多多，并不取谢，如有同病相怜疑难杂症，不妨踵院求治，无不应效。”总督医院的公益性主要体现在医院的收费制度上。最初马根济在总督府附近曾公祠西侧的大王庙兴办门诊时，医院的性质为免费的西医门诊所。总督医院建立初期该院对病人无论穷富一律免费，并负担病人食宿费。为了保证医院资金，医院往往会对富人劝捐。后来对穷人依旧免费，但对穷人中有能力付医疗费用的人收取高低不等的费用。马根济对妇女小孩也会无差别接待，传统中医对妇女看病忌讳，但由于该门诊除了为妇女诊病之外，还接待小儿患者，所以天津人当时将其称作“妇婴医馆”。此外总督医院将大地下室作为三等半费病房，一间大病房可容纳 30 多张病床（一说能容纳 24 张病床），有学者研究考据认为病人伙食粗糙，医药有限，难以达到治疗要求，对外存在虚假宣传26。这个观点具有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当时的大部分中国劳动群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病但无钱就医，且中医的行医效率较低导致有病但不能得到及时救治。总督医院虽然不能做到对每一位患者都药到病除但极大地缓解了天津贫穷百姓的就医问题。传教思维和志愿精神影响着总督医院的创办内核，而在具体医院行医过程中，马根济也将西方先进的医疗事务管理制度、技术引入总督医院。为了提高行医效率，了解病人病史，马根济将病例制度引入中国。一所医院的建立不足以满足人们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就医需求，因此马根济在总督医院下创办了附属的北洋医学堂，让医院兼具教育功能。在英国，弗朗西斯培根、塞缪尔哈特利布、威廉配第、约翰贝勒斯等人于17 世纪提出医院既应该是治病场所，也应该是医学教育和医学科研进行的场所27。这一观点在18 世纪英国医院广泛建立的过程中得到实践。马根济在建议总 64 纵 览 区域治理 OVERVIEW 督医院之后开设了附属的北洋医学堂。虽然马根济提议建立医学馆（1893 年改名为北洋医学堂，后改名为海军医学堂）的目的是培养自己的助手之后可以更广泛地进行传教。但是在客观上，北洋医学堂的建立让总督医院在完成治病救人职能的同时，成为医学堂学子们一个学习医学知识，进行医学科研的地方。在北洋医学堂中，马根济不仅要求学生定期礼拜，在课程设置上也多以英国的医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北洋医学堂由马根济邀请几位教授亲自任教，教授课程主要为解剖学、生理学、内外科学等。课程标准与西方学校标准一致“所选头二班学生分习洋文、医理、讲贯、编摩，均能领悟。”特别是解剖课成为众多医学史著作盛赞北洋医学堂的成就之一。医学馆的教学采用与英国同步的教材、参考书及教学模具。同时北洋医学堂很注重实践教育，学员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学习课本知识，还要在医院实习，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让医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在现实中得到转化，成为能够治病救人的药方或医疗手段。因此，北洋医学堂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英国医院与教育相结合的特色28。四、总督医院在天津因地制宜的表现（一）总督医院与近代英国医院的区别 近代天津和英国的民众对于医院创建的态度不同，因此在医院建立之初筹集资金的阶段，天津能够支持医院建设的主体相对较少。1819 世纪英国兴起的医院虽然多，但医院并非全都是慈善家、慈善团体凭借个人努力建立的，而是全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近代英国工业化发展比近代中国要迅速、深入、全面。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英国的工人数量与日俱增。在医院创建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大规模兴建的志愿医院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是不仅很多大资本家积极投资，而且工人捐献频频。”相比于英国，天津租界医院的资金来源主要为社会上层。总督医院筹建时主要的资金来源为当地政府、民众及买办绅商的集资。马根济建立总督医院时李鸿章带头捐银 1000 两，天津地方买办、绅商共捐银 4000两。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天津的民众对西医院的接受程度没有中医高。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医的目的是痊愈，长久以来中医的治疗方式让民众对中医更为习惯，民众接受度也就更高。西医和中医对于民众来说是“替代品”关系，当民众更接受中医之后势必会减少西医的在华市场。另一方面，天津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相对缺乏，就医观念未曾转向公共空间，加上个人资金基础以及慈善意识的影响，对于医院的慈善捐款相对来说不如英国普遍。相比于英国医院，总督医院虽然具有公益性，但仅仅只是在医药费、就诊服务等方面为穷人提供减免或优惠政策，没有明确的救济院和养老院的职能要求与标准。且总督医院的救济行为并不是官方政府政策要求，更多的是出于马根济个人的职业修养和医者仁心。（二）总督医院适应天津传统的表现 医院传教行为“人情化”。总督医院的主要受众仍然是中国民众。然而，中国人进入医院空间存在种种疑虑。为了打消这种疑虑，医院的传教行为会尽量向人性化的方向努力。主要体现在传教的非强制性：总督医院虽然是具有传教的功能，但是作为一家医院主要任务还是行医。因此，对于来就诊的病人，总督医院只是创设了一个利于福音传播的情境，目的是让病人更加了解基督教，并未强制要求来就诊的病人成为基督徒。总督医院的主要传教方式是在医院（甚至医学馆）抽出专门场所和固定时间进行礼拜，同时出示一些简单有趣的教义宣传册，促使人们思索健康与宗教的关系，吸引病人对基督教的兴趣。但一般病人的住院周期只有一到两个月，如何让病人在出院后继续接受基督精神的感染却是总督医院未能完成的环节。山西某所医院会在病人出院后进行跟踪布道，但收效甚微。总督医院也未形成一套全面具体的布道方式，仅仅只是在病人在医院就医期间进行宣传。笔者看来主要原因除了跟踪布道工作的难度很大，还在于国人对基督教、西医院这种外来产物本来接受度就不高，一旦医院变成一个传教场所，对来就诊的进行跟踪布道，会增强民众对基督教的抵触情绪而更不愿意到西医院就诊。因此，医院选择吸引更多民众来西医院就医，增加传道的广度，消解民众对西医院的恐惧与疑虑。总督医院从外部来看整体 65 纵 览 区域治理 OVERVIEW 的建筑风格贴近中式。总督医院并未沿用英国普遍的医院建筑风格，而是采用了典型的殿阁式、歇山顶中式建筑，院内各部采用中国传统的院落分隔。1924年总督医院建成新的门诊部也同样采用了中式建筑，门诊部由为砖木结构建成四层，平面呈“凹”形分布，四周墙体为红砖清水墙，平顶带女儿红墙。可以说，总督医院从外观到院落都具有典型的中式风格，与英国的医院建筑区别较大。起初英国医院中建筑的独立性较强，多采用西式风格。但在志愿医院广泛筹建的过程中，当地民众对于医院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治疗效果成为民众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在民众看来在医院发展过程中，医院建筑的设计规划也影响着医院的发展。为了防止交叉感染，19 世纪七八十年代重新修建的医院大部分都增加了防止交叉感染的设计“凉亭”。总督医院的各个建筑之间仍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并未采用连通设计，主要是基于天津本地的民众需求。此时天津民众对于医疗的需求并未提高到关注治疗效果，而是只要满足基础的就医需求即可。这也是总督医院对于普通民众的治疗效果并未达到很高，但并未影响医院声誉的原因之一。五、总督医院的社会影响及余论 总督医院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它不仅沿用了英帝国的一些先进医疗体制还根据天津本地的情况因地制宜做出调整与改变。首先，总督医院在霍乱肆虐期间起到了增加医疗资源，保障租界安全的作用，同时将西方医学理论知识，西医院管理制度、西方医疗设备等现代医疗手段带到天津，充实了天津的西医系统，从医疗普及角度具有积极意义。其次，医院还让国人的卫生理念发生转变，将医疗从中医传统的私人空间延伸到公共空间。传统的中医大部分是上门一对一进行问诊看病，而西医院则将医疗空间由私人拓展到公共领域，从而将人们卫生意识也由私人向公共转变。医疗空间的拓展有以下两个优点：一是行医效率提高，西医院挂号问诊比中医一对一上门问诊更快接触到病人，病人在医院就诊也能够更快接受到治疗；二是公共空间的就诊模式为妇女儿童提供更多的医疗权益，有利于社会中“平等”观念的普及。然而，医疗空间的拓展也具有两面性。虽然医院就诊的方式可以提高行医效率，但医院并非只注重效率的“工厂”，病人并非需要出产的“商品”，传统中医上门问诊看病的方式对病人信息的保密程度，对单个病人的关怀程度明显高于西医。第三，总督医院的兴建也带动了中西文化技术交流。近代是中西医学交流的关键时期，然而中西方因互不了解产生的文化偏见却成为交流壁垒。虽然近代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向西方学习，但民众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仍然较为浅显甚至存在偏见，尤其是基督教。马根济以传教为目的在华行医，不少病人在出院时受洗成为基督徒，医院成为传教的媒介，治疗成为招募信徒的一种方式。文化交流的深入使得天津本土居民和外国居民之间的文化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近代国人对外来文化具有一定的排斥心理。马根济在筹建医院初期寻求李鸿章的帮忙时，李鸿章也未爽快答应，当时及时是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也不够全面，对外来思想的应对也没有一套完整客观且有可行性的方案。但是，天津本土居民亲身体会到西药的疗效和西医的科学性后对西医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对西医的了解也更为深入。而类似马根济的传教士在国内行医后也更加理解中国人的医疗 卫 生 观 念 和 传统，并尽量以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行医问诊。1880 年的总督医院的大厅里悬挂着李鸿章亲笔手书“为良相，为良医，只此痌瘝片意；有治人，有治法，何妨中外一家”。这句话中包含了中西医共同的“治病救人”的道德理念和破除疆域界限共同追求“医者仁心”的价值取向。此举无疑对消除中西方文化偏见及壁垒起到了积极作用。1888 年 2 月马根济逝世于岗位，但马根济贤名远扬，当时中国人称颂他为“贫民医药之救，本慈善之怀，不分国籍、不分种族”。1924 年天津伦敦会医院在大沽路重建，为纪念马根济改名为“马大夫纪念医院”。总体来看，总督医院是中西方文化融合较为成功的案例，它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应对外来新事物的冲击提供了借鉴。马根济在将“西医院”这一新事物引入天津的行为，虽然对原本的中医体系产生了冲击，66 纵 览 区域治理 OVERVIEW 但也在留存西医特色的基础上，迎合了天津本地居民就医习惯，采用迂回的方式让更多天津本地人接受西医的存在，了解西医院并使得中西医的治疗方式相互进行取长补短，共同促进近代医学发展。文化不仅具有多样性，中西医也并非零和博弈。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也不应该只看到两个文明之间的鸿沟，而更应该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努力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参考文献 1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 附志租界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7 年 第 3辑 总第 75 辑 天津租界谈往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 李颖.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简论J.中华医史杂志,2004(04):30-33.4 刘祺.马根济与西医在近代天津的传播（18791888）J.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07):64-68.5 余新忠,杨璐玮.马根济与近代天津医疗事业考论兼谈“马大夫”与李中堂“兴医”的诉求歧异与相处之道J.社会科学辑刊,2012(03):195-202.6 郭辉.马根济与近代天津西式医疗机构的建设J.中国国家博物馆刊,2018(07):109-116.7 吴敏.天津近代西医兴起的原因及背景J.办公室业务,2019(19):51-52.8 贾江溶.北洋医学堂研究（18811911）D.河北医科大学,2023.DOI:10.27111/ki.ghyku.2022.000284.9 袁媛.中国西医教育之发端:天津总督医学堂J.自然辩证法 通 讯,2010,(32):63-69+127.DOI:10.15994/j.1000-0763.2010.01.002.10 Roy Poter,Bodies Pol-itic:Disease,Death and Doctors in Britain,1650-1900，China:China Workers Press,2022.11 George Rosen,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Revised Expanded Edition,New York,MD Publications,1958.12 王广坤.全科医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医生的职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近代史编辑室,2018.13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3.14 R.M.S.Mcconaghey,The Evolution of the Cottage Hospital”,Medica History vol.11,no.2,1967,P129.15 Mrs.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6 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91.17 D.MacGilliva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Shanghai:The Presbyterian Press,1907.18 Edited by his father Rev.J.Peiii，The Beloved Physi-cian of Tsang Chou：LifeWork and Letters of Dr.Arthur D.Peill，F.R.G.S.E，London：Headley Brothers，1906，p.155.19 Walter R.Lambuth，Medical Mission：Twofold Task，New York，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1920，pp.4243.20 颂医N申报,1877-12-28,第 1727 号,第 6 版.21 Mrs.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p393.22 井振武编著,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编.留美幼童与天津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09:165.23 陈元呼主编,高时良，黄仁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577583.24 John V.Pickstone,Medicine and industrial soci-ety:A History of Hospital Development in Manchester and Its Region,1752-1946,p.140.25 章用秀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河西区委员会编.津沽通衢海大道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2:120.26 Brian Abel Smith,The Hospital,1800-1948:A Study in Social Administration in England and Walse,London:Heinemann,1964,pp.1-2.27 陈小卡.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11 月:624.28 牛一兵,王宏主编,天津日报传媒集团编.天津小洋楼名人故居完全档案第 4 卷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0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