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后感心得——《史记》的叙事.doc

史记叙事艺术探微远有班固云“汉之得人，于滋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近有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散文的艺术成就，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如上所评价的正是史记在语言艺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史记作为一部杰出的古代散文著作，除语言艺术上的绝伦之外，使其在文学史上取得一席之位并谱下光辉的篇章的最突出的成就还有它的章法结构、历史叙事与人物刻画方面的突破。这里主要就其语言艺术、章法与叙事方法作初步的探讨。（一）史记的语言艺术性史记作为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的兴衰沿革，各色人物以及与其相应的故事传说在这样一条奔涌的历史长河里跳跃，成为口嚼不烂的经典，为历代人所传诵。人物历史事件纵横交错，相辅相成，在平凡的事件中蕴涵深刻的思想哲理，而司马迁是如何做到的呢？如果采用平淡无奇的叙事手法，固然能将故事内容交代清楚，却无法将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人物性格的典型意义、故事内容的思想感情完美的体现出来，而司马迁之所以克服了一般历史叙事的弊病，恰恰在于他具有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也就是说史记的成功秘诀之一正是它的语言的艺术性。所以说，史记的本质是人物传记的散文，一些非人物传记虽大都带有政论性色彩，但更是典型的散文叙事。下面就其所取得的语言成就做一下简略的阐述：首先，作者叙述、描写语言的准确、生动、传神。且看留侯世家张良取履的精彩片段：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 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司马迁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生动传神的叙事，一方面巧妙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并使之极具神秘性与趣味性。凡圣人必有奇遇，这里并没有说他如何“圣贤”云云，却赋予了张以神性，奠定了“汉初三杰”的基础，预示其将成为刘邦的左膀右臂以及成为刘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之一的基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更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揭示出使其名留青史的内在因素。司马迁对张良“下取履”、“长跪履之”、“夜未半往”等动作的描写，以及对他“愕然”、“强忍”、“大惊”、“随目之”等人物心理的刻画，把张良的谦虚、克制、忍让、有礼貌等优秀品质写得令人感动。眉目间的神情、心理活动的一张一弛引人入胜，一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人物顿时跃然纸上了。史记语言描写的生动传神准确还表现在对各种紧张激烈场面的描写上。如荆轲刺秦王中描写秦廷惊变的扣人心弦的场面：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阵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秦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作者在狭小的空间中紧紧抓住动人一刻，深入表现，无论是画面布局还是人物形态的描绘、动势均表现出高超的技艺。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展现蔺天才外交能力的场面：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鲊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以及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等等。运用这种手法不仅使内容更加严密，而且使文势急中有缓、有起有伏，形成波澜。其次，是人物语言的高度个性化。史记中人物形形色色，性格特征明显，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当然，这跟他别具匠心的个性语言描写是分不开的。清代王鸣盛说：“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津津不胜其歆羡矣。”陈涉世家中陈涉语：“壮士不死则矣，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等，个性鲜明。此外，议论语言的感情饱满、风神飘逸，语言风格浑厚，富有韵律感、气势感。（二）史记的章法与叙事手法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旨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以十二本纪为纲领，十表、八书作补充，以世家、列传为枝叶，形成纵横交错、内容庞大的叙事网络，其中有“序帝王”、“记侯国”、“系时事”、“详制度”、“志人物”。“成一家之言”是说他要在记叙历史中阐明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表明自己的态度。叙事说理，水乳交融。刘向、杨雄叹服司马迁的叙事手法，称赞他“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吴见思语：“史记一书，一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刘熙载云：“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这都指出司马迁叙事技法高超，言外有意，各线叙事交错，浑然一体，波澜壮阔。经典之作有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等等。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以时间为顺序，又兼顾各传记的内在联系，它有分传，又有合传，合传则遵循以类相从原则。如果将魏其武安侯列传的三位主人公窦婴、田玢、灌夫分别立传，则只是多个人的几个事件的简单组合而已，在整部史记中将会显得累赘而无意义。而司马迁以三人为主线，穿插许多历史人物，共同构成一副政治风云图，把西汉宫廷内外的矛盾斗争的丑恶揭露得淋漓尽致，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正如清人郭嵩涛云：“魏其、武安、灌将军，个人有以其盛衰相次言之，合三传为一传，而情事益显。”人物传记采用了许多生活琐事组织故事，生动反映出人物性格，有些以小见大，预示出人物将来成功的性格因素，如张良取履中闪耀着忍让、克制、谦虚、理智的光辉；有些则揭示出人物人性的弱点，暗示人物将来的处事动因，隐藏着悲剧的命运。如李斯列传开头对李斯小时的环境及其言行的描写，事虽小却集中体现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正如李斯所言：“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哀莫于穷困。”最终导致悲剧的命运。史记中作者巧妙地将自己的思想、评价融入其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憎情感，突出了其叙事散文的艺术特色，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形成独有的“太史公曰”。这种独创性使史记脱离枯燥的史事记载，使其更具文学性，能更充分的表达主题。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嗟乎，惜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司马迁既慨叹英雄气短，又探求原因，惋惜剑术不精。项羽本纪末：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可见，司马迁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并不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往往体现出一中追根溯源的精神。他先是肯定了项羽“近古以来未尝有”之功绩，表示赞赏。既而揭示项羽“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的原因，即“自矜功伐”，“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最后批评他死不悔改，引用“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画龙点睛，突出了文章的主题。而这种情感基调更是贯穿全文的始终，并在人物典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塑造了一大批活生生的缔造历史的丰功伟绩者、令人产生悲痛感的悲剧英雄和讽刺性的卑鄙可笑的小丑。故事内容蕴涵强烈的批判意识，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百态及其变迁。当然议论的渗入，情感的流露可能导致与史实的冲突。除了司马迁本身的原因，其中包括自身认知结构、身世境遇之感，即所谓的“发愤以著书”之外，作者为了阐述自己的立场，因而对人物语言、故事情节发展的叙述可能偏向于一种情感，甚至对人物的评价偏激了或陷入宿命论。当然，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局限问题。但如果只是纯客观的叙述而不带任何情感，那么它的艺术性将消失殆尽，巧妙的构思与细腻的笔法将毫无用武之地，司马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许也将从青史上除名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手法使故事内容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同时穿插多条辅线，有详有略，使各色人物充分显示出自身的光点与斑点，次要人物与次要事件的推波助澜，使故事情节高潮迭起，回味无穷。总之，单从史记的语言艺术与叙事手法来说，就已开创了我国古代艺术叙事的新领地，为后来几百几千年乃至今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无数文人墨客文学家们纷纷钻入这片领域，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作为一股潮流，几千年以来从没有停止过，并将继续涌向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