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大红灯笼高高挂》有感.docx

观《大红灯笼高高挂》有感
我认为张艺谋导演的这一出芭蕾舞剧，整体来说不失为一部扣人心弦的舞剧。
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张艺谋的同名电影，但张艺谋的电影则是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主人公是一位年轻姑娘。她本来与一名京剧武生相恋，但被迫嫁入豪门，成为三姨太。不能忘情的她私下里与情人再续前缘，不料却被争宠善妒的二姨太发现，并向老爷告密。最终二姨太与一对情侣一起被处死，她在临死前请求他们的原谅，并且在最后一刻得到了宽恕，于是，三人含笑赴死。
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将欧洲古典芭蕾与中国传统舞蹈和音乐相结合，以芭蕾为主体的舞蹈中融合了中国的京剧、民族舞、还有现代舞等。中国民族音乐的主题在不知不觉间融进了明显源自欧洲传统的当代古典音乐，没有一点拼接的痕迹。值得一提的还有服装，以中国旗袍为主要装扮，为了适合跳芭蕾又将旗袍的双边开衩，改为单边高开衩，以及一些技巧性道具，如轿子和缎带。这出舞剧的叙述主线应该是三太太的与武生的四段双人舞。但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那些双人舞和群舞，而是一些使用特殊技巧渲染的部分。
我认为剧中最精彩的是三场。一是老爷新婚之夜强暴三姨太那场，这一幕借皮影戏的表现方法，接着用大红绸缦盖住了整个舞台，渲染了绝望的气氛，效果逼真而骇人；二是“麻将舞”，这场戏的背景音乐很值得一提，选取的打击乐器十分巧妙——算盘，用中国的算盘击打的声音模拟中国人“搓麻将”的场景，很完美的将这种“中国国粹”与舞蹈结合在一起，另外这一场寓意不祥的戏也为舞剧增添了象征主义色彩，有外国评论说“几乎可以与《哈姆雷特》媲美”；三是，行刑一场中，行刑者挥动红色的刑杖，狠狠抽打一幅白色的幕布，满天雪花纷纷飘落，盖住了死者的尸体，在暴力中透着逼人的美感。
但不可否认，我在观赏过程中也感受到一些不和谐之处。首先就是没有很好地表现芭蕾舞的高雅感觉，芭蕾舞是来自欧洲的古典舞蹈，被誉为“足尖上的舞蹈”，是一种形式感很强的舞台表演艺术，因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本身就是各种元素融合的舞剧，所以芭蕾的纯粹性和典雅风味就被削弱了。再者，主题不突出，某些地方有些冗余。譬如，我不明白为什么最后要加上二太太也被处死，以及向一对情侣忏悔的场景，完全没有必要而且还影响双人舞的表现。还有就是，感觉有些场景有点失衡，或者说太过花哨，尤其是看戏的那场，中间的舞蹈编排有些乱，因为分前景芭蕾舞和背景京剧，再加上舞台剧的元素，感觉不伦不类。
总之，这出芭蕾舞剧能在短时间内被世界接受和喜爱，并引起许多震动和争议，还是名副其实的。
第二篇：大红灯笼高高挂影评封闭的世界
———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构图和音响
《大红》是张艺谋导演的一部电影，整个电影运用精巧的构图和巧妙的音响，向观众展示了一群被封建思想，封建礼教所吞食的女人的悲惨命运。
在整部电影中，对大院的拍摄都采用封闭式和对称性。
封闭高墙压迫，人性的毁灭。从四太太颂莲进入大院之后，大院总是占据了整个画面，只留出一点点天空，给人以强烈的压抑感，仿佛如监狱的高墙一样，而颂莲并同老爷的其他几个太太就被紧紧的压在这监狱般的高墙之内，这压抑的高墙就是封建礼教，封建思想的象征，几个女人被死死的困在了这里，失去了作为女人应该享有的权力，而她们唯一希望的，就是能够点灯敲脚，能得到老爷的宠幸。就正如三太太梅珊所说的一样：“在院子里，我们像猫，像狗，就是不像人。”可见在这封建思想，封建礼教里，她们过着非人一样的生活，猪狗不如。人性在这里完全被厄杀，她们被这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吸走了灵魂，剩下的只是一具具如金字塔里的木乃衣般的干尸，行尸走肉般活着，尊严更是无从谈起。
对称的高墙，理性的磨灭。对于高墙中的景物拍摄，导演及力使画面行成对称，这对称正是我国传统建筑的一种方式，是传统的旧思想，封建礼教的代言，也体现了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威严，甚至是坚不可摧。在这传统旧思想威严统治中，亲情，友情等等之类的理性情感都显得暗淡无光。太太与太太之间，为了争宠，勾心斗角，相互排斥，有时候，甚至有血腥的斗争。在大院内，让人无法真实的认识一个人，有的表面上以笑脸相对，而内心却藏着一把刀，刚开始在颂莲眼中，二太太卓云是友善的，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然而这都是假像，卓云也是在打着自己心中的算盘，为了能点灯棰角，处处暗算颂莲，导致颂莲剪破她的耳朵，这一方面表达了她对卓云这个假朋友的痛恨，另一方面是她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反抗与斗争。友情的理性光芒，在封建思想，封建礼教下被磨灭的一干二净。理性完全被淡化在这非理性的世界里。
在《大红》这部电影中，音响用得十分巧妙，切合主题。
首先在电影中的对白中，在处理手法上，故意夸大了在大院中说话的回音，这就向观众从听觉上展示了大院的封闭严密，从而体现出了封建旧思想，吃人礼教对大院中人的严重封锁和压迫，给人以致息感。再次，在点灯捶脚时，多采用京剧的敲打声，这将封建的旧思想封建礼教典型代表和传统京剧的敲打声融合在一起，更将吃人礼教刻画得惟妙惟肖，声音尖克刺耳，将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丑恶通过声音传达给观众，更是对其深刻的批判。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通过构图的和音响的技巧，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吃人礼教的罪恶行径，是当代的鲁迅。
第三篇：大红灯笼高高挂影评大红灯笼高高挂影评
苏童的《妻妾成群》读了好几遍，也一次又一次地听说《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名字，但是始终没有看，担心会失望。一个故事，凡是在文字和影像两种形式上进行转换，一向很容易叫人失望。
电影与小说存在较大差别，故事背景从江南水乡迁至西北内陆，少了濡湿的气息，多了北方的干冷，情感表达更为直白激烈，戏剧效果也更为明显。
点灯，吹灯，锤脚，泛着冷光的蓝瓦，层层叠叠的屋檐，不露天空的高墙，即使是没有对白，甚至没有人物，却一遍又一遍重复着的镜头，也能令人感受到其背后的情感。
【色】
影片没有选择原着陈佐千老爷的大花园，于是没有绵绵的潮湿的雨，没有花和树，没有知更鸟，随着颂莲的脚步，我们一起走进的是青砖灰瓦的山西大院，四周都是高墙，镜头里始终见不到大片的天空，只在高墙之上，镜头的最边缘露出阴暗的一段来。影片也有更多的镜头展现院子的全貌，四方的，合拢的，是一座囚笼，有形无形中给人以逼咎和压迫之感。影片中大院全景镜头下，女人瘦弱的身影化作一点，竟是如此渺小与无力，于是，给人不可抗拒的宿命感。
踏过了封建家族高高的门槛，观众就和颂莲一样，再也出不去了，囚禁在冷色的砖瓦夹缝里，被锁在这阴森的深宅大院，即使踏上这座院子的最高处，也始终越不过那道院墙。
与冷色的院子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电影最典型的意象之一，红灯笼。屋檐下，桌旁，床上的天花板，红灯笼把屋子里照得亮堂堂的，那么喜庆。一盏盏的红灯笼，在大院的屋檐下堂堂正正地照耀着，散发着一团团热烈的光，增强了仪式感。这座大院需要红灯笼，夜晚才看上去没有那么可怕，然而，红灯笼高高挂起的时候，在全景的镜头中，深蓝的院落背景衬着正统的红色，却显得更加鬼魅了。
实在很难想象，一个封建家族的老爷采用皇帝对后宫三千佳丽的类似“翻牌子”的规则。甚至，这套规则还包含了点灯，锤脚，点菜等一系列具体规则。可以说，影片以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手法，将封建社会的风貌投射在陈家大院上。
红灯笼是这座封建大院的制度的象征之一。
颂莲在第一天入陈府的时候，为“点灯”的规矩而深感不习惯，窝在被子里说，“把灯关了”。后来，却也成为这深宅大院中为“大红灯笼”的明争暗斗的女人们之中的一个。想要在这座深锁的大院立足，就需要那盏明亮的火，那是束缚，也是渴望，是在这种被他人所操控的规则下的一种生存法则。
作为大院最底层的女人，雁儿的屋子里的红灯笼就是她赤裸的渴望。满屋子都被映得通红，红光照在人脸上，却更显现人脸色的苍白。与太太们被点灯的权利相比，她根本没有权利将渴望曝露。
可以被点灯，也就可以被封灯。作为太太，大院里的女人们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灯笼的命运就是她们的命运，被点亮，就成为陈家老爷床上的工具，生活的附庸；被熄灭，就沉寂，就千方百计又小心翼翼地去争取一点立足的希望；被封灯，就永久地死寂在阴森的大院里了。
颂莲被封灯之后，整间屋子都萧索了。那些青黑的袋子，像是一座座红灯笼的墓碑，在它们本来的位置，代替了它们，像是陈家大院里压抑的灵魂。
被封灯之后，颂莲的衣服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多为青黑。影片中，颂莲的衣服颜色共发生两次变化。未入陈府时，白衣黑裙，是读过一年书的女学生装扮，入陈家之后换下了学生装束，穿上的依旧是一袭白衣。在得宠之后换上的皆是红色的华服，颇为浓丽。待到失宠后，则换上了青黑色的长衫裙，在封灯的四院里格外死气沉沉。
颂莲也曾一度从箱子里拿出那套学生时代的衣服，但是，它永远地属于过去，再也回不去了，只能和倔强的灵魂一样，锁进行李箱里，总好过，那只一把火烧了的笛子。
不过，在这院子里，没有灵魂，无力掌控命运的人，到底算什么呢。
人，到底，算什么呢。
【声】
大院里的任何声音都在四壁之中回荡。
每天响起的捶脚声，在这深宅大院里日复一日地响，不过是今日在这个别院，明日在那个别院。
锤脚和点菜一样代表着特权。这特权，是由陈家大院唯一拥有至高无上的主宰权的陈佐千决定的。拥有这特权，就能在陈家大院立足得更好。那一阵又一阵紧实而富有节奏的捶脚声，是胜利者的宣扬，是敲得失败者心乱如麻的鼓点。女人们被迫或是主动卷入这场特权的争斗，看似有赢家，实际上，都是要陪葬这座大院的牺牲品。因为规矩都是老祖宗定的，而真正的特权从来不在她们手里。
除了影片中对声音细致入微的记录与表达。在影片配乐的选择上，多为西皮流水，和大红灯笼一样传统。声音配合画面，将矛盾的高潮展现的更加淋漓。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三太太梅珊在故事的不同情节中所唱的几个选段。举一处来说，颂莲被封灯，她为惩罚泄密的雁儿，揭发她在屋中私自点灯笼的事，雁儿被罚跪，二院点灯，梅珊在楼顶上唱，“鼓打二更准时往，桃花村口莫彷徨。你不要高声也不要嚷，你必须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类似还有几处，所选唱词都值得玩味。
敏感而细腻的听觉传达配合画面色彩，整部影片将传统色彩下压抑的气氛与反叛、激烈都推至了顶峰。
【人】
前文我谈到雁儿代表的渴望，在这一部分，我不想谈她，也不谈颂莲。只想谈两个人，老爷和梅珊。
老爷的形象在影片中从头到尾都是模糊的，但声音却总是带有命令色彩，不容置疑的。从太太，管家和下人对待陈老爷的态度，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他就是这座大院的主宰者，淡化了面容形象，深化了象征隐喻的意味。他是女人们命运的操控者。面对颂莲那句，这里的人算什么。他大概是唯一有资格算作人的人。但由于故意隐去的人物形象，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封建家庭里古老的规则和权力的代表了。
梅珊是我在这个故事，这部影片里最喜欢的角色。角色定位是我所喜爱的，演员的演绎更是无从挑剔。
从颂莲入门的那个晚上把老爷叫走，到一个人大清早唱戏的桥段，梅珊一开始就用自己的行动直接地表达情绪。
而和人一样的，是她的屋子，人是戏子，屋子也是像极了戏台子，在这大院里特立独行。
她是女人们中的第一个牺牲生命的人，是因为她的行为挑战里规则与权力。她选择了和高医生相好，甚至对知情的颂莲甩下一句，“我才不怕你说，我一会儿就去找他。“这就是挑战，是反叛，是陈家大院无法容忍的一切。
我欣赏梅珊强烈的自我意识，无论是镜头里她唱戏时的身段步法，红衣水袖，吃饭时横竖甩下的那句，“我话说在前头，下次老爷点我的灯，我也端回去吃“，还是她得知颂莲假孕迁怒于雁儿时，脸上淡淡的忧虑，轻轻甩下一句，”四妹，何必与一个下人一般见识呢“。
梅珊的反叛与其强烈的自我意识，是对陈佐千的背叛，是对陈家大院束缚的挣脱的尝试，但是她失败了，在压迫之下，香消玉殒。这是不可抗拒的宿命，是唯一的归宿。
【原着】
电影虽然典型意象都并非源于原着，但是却基本保留了故事内核，展现出原着绝大部分样貌。但作为一个读者，觉得电影有两个地方属于情节上处理的不妥当之处。
一是关于大太太的儿子飞浦与颂莲的情感关系。小说里对飞浦和颂莲相处的场景有连贯的深入描绘，可以说飞浦是大院外新鲜气息的象征，寄托着颂莲朦胧的希望。但是在影片中飞浦与颂莲仅有两次交集，一次为颂莲见到飞浦夕阳下吹笛，第二次即已到两人喝酒，说话已颇为熟络，且颂莲的表现显得突兀，很不妥当。
二是，关于梅珊事发的情节，原着中与颂莲无关。颂莲与梅珊在原着中有些惺惺相惜之意，尤其是颂莲曾提示梅珊“你要小心“。在电影当中，颂莲酒后揭露梅珊的秘密，减淡了两人之间的情感，且为颂莲性格抹上负面色彩，令人难以接受。
至于颂莲形象的变化等诸多改变，我则皆理解为影片集中展现矛盾，开展故事情节的需要，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大红灯笼高高挂，无论是挂在江南水乡的大花园里还是山西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里，高挂的是什么，我们总看得清。
第四篇：大红灯笼高高挂论文《大红灯笼高高挂》观后感
课程名称：舞蹈欣赏指导老师：张晓洁
学
院：电子工程学院
专
业：08通信工程
姓
名：李胜男学号：2008108011164日
期：2011年6月15日
当听到这个舞剧的名字时，就觉得很有吸引力，就想一直投入看下去，以前是看过这个同名电影的，那时候的故事情节还记忆犹新，但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是觉得很有欣赏价值。本舞剧使我享受了一场欣赏美得盛宴，也是本门课程当中我印象和体会最深的一场，以前我一直觉得芭蕾舞就是国外的文化，旗袍，深府大院中国传统元素，穿着旗袍跳芭蕾舞有思想，有创意，打破固守成规的思路，将中西文化完美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此外，舞台灯光、服装设计、表现手法各方面用的都很好，舞蹈演员的表情和眼神都很到位，将这场舞剧情感体现的淋漓尽致，让人觉得耳目一新，非常震撼。它是一部极具观赏性并有着深厚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舞剧。
这部舞剧我自己又单独看了一遍，舞剧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一个穿着学生装年轻的女孩被强行塞进由四块木板体现的花轿，她是老爷新娶的三太太。上轿前，她想起青梅竹马的恋人——戏班子里年轻的小生，想象中，用独舞表现出那种不舍，挣扎的感情。第一幕中，迎亲的喜庆气氛中，幽深的大宅院里，大太太与二太太怀着复杂的心情接纳这位新人。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丫鬟和下人，我觉得大太太比较在整个家中比较有地位，行事比较沉稳，二太太锋芒很强但也很受宠。洞房花烛夜，新来的三太太拼命抗争，但终于没能摆脱悲剧的命运。其间，用红布和穿插的隔扇门追逐过程来表现很贴切。第二幕中，老爷领着太太们听戏、打麻将来终日消磨时光。新来的三太太利用短暂的机会与昔日恋人相会，两个年轻人的恋情被居心叵测的二太太发现了。麻将的造型以及“京剧”都很别出心裁。第三幕中，年轻人继续偷偷相爱相会，二太太告密。老爷当场捉拿了这对大胆越轨的恋人。二太太想趁机恢复失去的宠爱，心情败坏的老爷却赏了她一记重重的耳光。失落的二太太将满院的红灯撕得粉碎。尾声中，那对年轻的恋人与二太太同时被带到行刑现场，在死亡面前，他们尽释前嫌，以宽容和爱彼此紧紧拥抱。
我觉得整个芭蕾故事也特别曲折、复杂、比较有逻辑性，三幕演出中每一幕都包含相当曲折的情节，故事就是围绕着三姨太与小生之间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展开的。其中被迫出嫁、洞房花烛夜、堂会偷情、麻将偷情、二姨太告密，而每一个情节的具体表现手法也可以看到张艺谋导演描写故事的丰富想象力。用“灯笼”的情节贯穿始终，使剧情前后贯穿呼应，主题也更清晰了。
这部舞剧在音乐方面也很有特色，我这学期也选修的民间音乐欣赏与实践这门课，学会了分辨各种乐器。感觉得到这是一个极富中国民族音乐特色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芭蕾音乐，作曲家大量运用了中国的京剧、民歌、民间曲调、民间打击乐，运用现代音乐的表现手法，有旋律优美的双人舞音乐、有突出气氛的唢呐和笙独奏、有模仿洗麻将的效果声、有家丁乱棍的效果声、有二胡与大提琴的对答、还有京戏青衣幽怨绵长的吊嗓。看似素材杂乱，但却运用自如，从一种形式进入到另一种形式非常自然流畅，不留痕迹。
在芭蕾舞蹈设计方面，我了解的不是很多，因为以前接触的毕竟很少，老师说过芭蕾舞对舞蹈演员自身条件要求的很高，腿和胳膊要长，身体比例要好，头要小，脚还要能绷得特别直。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些主要舞蹈演员，觉得他们跳那么久肯定很不容易。我还是能区分出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四人舞、点灯群舞、轿夫群舞、麻将群舞的，都非常有特色，这些都有着芭蕾舞剧特有的舞蹈结构。其中，序幕的双人舞是由身着学生装的女主角与身穿戏装的武生表演的，与其说是双人舞，不如说是以武生作活动道具的女子独舞，优美而缠绵，非常动人，让人看了都心生怜爱和同情。
在服装设计方面，我最喜欢的中国的旗袍第一次被搬上芭蕾舞台，不仅没有影响演员的舞蹈，旗袍的样式、色彩都给人印象深刻。但是传统的中国旗袍两边开叉的幅度是没有那么大的，也很内敛，但由于要挑大幅度动作的芭蕾舞，经我仔细观察发现旗袍的开叉部分用褶皱来填补设计，既不失旗袍的美观又能很舒适的用在跳舞中。服装色彩都很鲜艳，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也体现的不同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对比，就连挑着灯笼的丫鬟服装前后也有变化。
在舞台设计方面，这台舞剧的舞台美术可谓满堂生彩，开幕时的几排大红灯笼富于强烈的装饰性，多层落地可活动的隔扇门也蕴涵着多层的意义。最强烈的视觉冲击来自于第一幕结束段的第一次见血，用一整块可铺满舞台的红绸缎翻滚铺盖在老太爷和三姨太身上，把一个初夜的情节渲染到了极致。而最后的棒打鸳鸯又使用了整面的白墙，并由白变成血红色，都有着独特的戏剧效果。由于学识有限，尽管还有很多我是体会和描述不到的，但我可以感觉出每一个舞台场景都设计的非常独到大气、细致用心。看完整部舞剧后，我心情非常复杂纠结，既为剧中的三太太作为旧时代女人，命运不能自由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感到惋惜，生命在权利统治面前如此无力和脆弱。又为封建大家族对女子命运的残酷压迫感到痛恨。作为一个大宅院掌握一切人命运的老爷，他的家就好像一个小型的封建帝王的家庭缩影，姨太太娶了一个又一个，而女人们为了立足、固宠，她们互相提防、倾轧，勾心斗角，展开了不亚于生死的较量，在这个高墙大院里，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复杂而紧张。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最后二太太的做法，能承认自己为了私己之利，得到老爷的宠爱，不顾别人并且致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她也是一个受害者，回归到自己的人的本性，大家都是受苦受压迫的女人，何苦相互压制来取悦一个没有情义的男人。同时，三太太能宽宏大量接受别人的道歉，很值得我们学习。
第五篇：影片分析：《大红灯笼高高挂》凄婉的女性悲歌
———《大红灯笼高高挂》影片分析
从苏童的《妻妾成群》到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创作者关切的题旨也从讲述一个女性遭受的婚姻悲剧的故事转而探讨一群女性在一个绝对封闭的空间内疯狂的生存状态。这样一来，孤独不再是一个人的孤独，疯狂也不再是一个人的疯狂，牺牲更不再是一个人的牺牲。与“五四”时期大多“新青年”相反，颂莲这个“新女性”却走进一个旧家庭，她几乎是自觉成为旧式婚姻的牺牲品，她的干练坚决成为她走向绝望之路的原动力。显然，这个女性拥有与她的背景不相称的过多的女人味，她谙熟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和勾心斗角，甚至以“床上的机敏”博取陈佐千的欢心。然而，她清纯的气质和直率的品性终究挽救不了一个小妾的命运。与此构成同位关系的是有“倾国倾城”之貌的三太太梅珊和“明媒正娶”的大太太毓如。梅珊是个“高兴了就唱，不高兴了就笑”的“狗娘养的”，而毓如则是未老而色衰，色衰则爱弛。虽然无论苏童还是张艺谋都没有明文表现过毓如的痛苦，但是可以想象，当她被迫和那个有着“大家闺秀风范”的卓云一同分享自己的丈夫，当她被迫在中年之前就完全禁欲，被迫接受和面对一个又一个年轻的、新鲜的女性进入陈家大门来和她还有她的的儿子争夺财产权势斗智斗勇，她除了躲进宗教的虚无中去寻找慰藉和慈悲，难道还能有任何其他的逃避和选择吗。电影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陈佐千的详尽描写，这个热衷于纳妾的旧式男人，看上去有点像西门庆，他以对床弟的热情来掩盖已经颓败和虚空的生活。在整个故事中，他是一个至高无上而又苍白空洞的背景，以至于在张艺谋改编的影片中，陈佐千只剩下一个凝重而模糊的背影。飞浦似乎带来某种生机，在他英俊潇洒的外表掩盖下，却是对女人的惧怕，对于这个家族的人来说，对于这种旧式腐朽的生活来说，飞浦又是一个断然的否定。在这一层面上，《大红灯笼高高挂》不仅表现了出父权制社会中妇女的悲剧命运，而且表现出了父权制历史必然崩溃的劫难。也许正因如此，张艺谋毅然将苏童原著中阴冷颓败的“井”的意象改成了现在影片中的“黑屋子”，尽管这一象征意义始终没有脱离从鲁迅《狂人日记》、《呐喊》以来对“吃人的礼教”、“没有窗的铁屋子”的线形思维，然而，毕竟将“那种阴郁的背景无声无息吞噬鲜亮的生活希望，陈旧的生活气数已尽”的概念符号化到使观众最容易明白和接受的范畴上，这同样也是张艺谋从《红高粱》里一路走来的线形思维，即拒绝将事件和情节复杂化，希望观众能够仅从表面就十分顺畅的解读其作品的信息编码；拒绝“严格写实”，而希望自己的电影从构思到影像都是意象的、象征的、符号的。
从某种意义上，小说《妻妾成群》表达了苏童乃至一代青年作家奇怪的历史观。即把“性”看作历史的根源和动力。由于“性”的紊乱，家族乃至历史破败的命运不可逃脱。陈佐千作为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性身上获得生殖力（生命力），他的企图的失败不过象征性地表示古旧的中国历史已经彻底丧失了延续的可能性。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无意中写出一种历史颓败的情境，一种文化失败的历史命运。而到了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性”的紊乱被图解为点灯、捶脚、捏肩、点菜这样一系列程式化的动作。四个女性每天费尽心司盘算的无不是怎样能够在自己的院子里点灯，因为这就意味着自己可以享受到当晚会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婆子给自己捶脚（生理的满足和快感）以及第二天在饭桌上点几个自己喜欢吃的菜（口腹之欲的满足以及心理的快感）。所有这一切与“性”的联系是如此紧密而又错综，以致于连做了太太梦的小丫头雁儿也不忘了在自己的小偏房里偷偷的点上几盏红灯笼，即使后来为它们丢了性命也决不认错。女性的生存本能与人性深处最隐秘的贪婪、虚妄、恐惧甚至因此而来的苟延残喘都在这几盏灯笼里被照得如此清楚，它可以被清楚的联系到中国自古以来残酷的宫闱斗争，皇后和妃嫔们毕生的斗争都系在“点灯”这一件事上，因为只有“点灯”，才能够有机会生下“龙种”，将来才有可能真正过上扬眉吐气而不提心吊胆的生活。所以，这些女人们绝没有可能会爱上皇帝，她们只可能爱上自己的儿子，只有儿子才能为她们提供安全和富有保障的生活，丈夫只能带来仇恨和恐惧。第五代导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照在这里得到了最佳的体现方式：点灯———吹灯———长明灯———封灯，剖开故事的外壳，留下的就是一个简单子嗣传承问题。联想到张艺谋之前的作品《红高粱》、《菊豆》，我们更不难发现，无论是“豆官”亦或“天白”都是以一个儿子的身份指认了母亲的存在，从而使“偷情”的事件合法化。如果超越《大红灯笼高高挂》本身的故事，我们甚至可以相信一个事实：即颂莲的悲剧正在于她终究没有为陈家生下一个儿子。无论是最初的失宠———封灯，还是最后的失落———疯狂，其最本质的原因还是由于一个无从指认的心态。或者不如这样说，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重复着一个寻求与放逐的主题：“颂莲选择了一个象征着权力的男人（有钱有势者）出嫁了，似乎意识到了作为一个女性的乏力和悲哀（做小），她迫切需要寻找权威者的赏识以证明自己的价值（生个儿子）。这样，女性作为主体成为叙事中积极主动的因素，那象征着权力的大红灯笼则成了女性寻找的价值客体，年长的男人以他不可侵犯的权威成为大红灯笼的肉身呈现。同时，作为权威者，他又以关于禁令和罪罚的话语而成为女性的敌手，陈家老宅屋顶上那座碉堡般的黑屋子则成了刻着禁令的铭文，而那阴冷的陈家大院则成为家长制秩序的象征性指称。叙境就这样展开了，作为本文中唯一的叙事环境———陈家大院显然在意识形态上有了特殊的意义。”颂莲最有力的一次抗争是为了父亲的遗物而展开的，在潜意识里，也许父亲代表着那个具有菲勒斯的强有力的男人，他完全属于她，完全可以弥补她的缺乏以及流血的创伤。这一“寻找”同样以“被放逐”而告终，陈佐千宣布：“我最讨厌人家给我脸色看。······反正我有三房太太。”仔细深究，不止颂莲，《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几乎每个出场的主要人物都面临着寻找不获放逐在即的命运：毓如的年老色衰，卓云的中年无子，梅珊的红杏出墙，雁儿的白日做梦······甚至飞浦的懦弱无能，陈佐千的性欲衰退，这些故事无不围绕着一个女性为了争夺和男性生产的儿子的继承权问题而展开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显然不是在重复讲述封建婚姻悲剧的故事，对于《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叙事来说，“故事”似乎并不特别重要，主题甚至也无须深究。这个并不新颖别致的故事，却能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就在于张艺谋独特的镜头形态和叙事方式。正如原著作者苏童在小说《妻妾成群》中那种富有韵味的叙事，那种纯净透明的语言感觉，那些刻划得异常鲜明的故事情境，那种温馨而感伤的气息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一般，显然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家》、《春》、《秋》和《红楼梦》，甚至《金瓶梅》的影子；作者对这种生活的把玩观照，多少还可见中国旧式文人的传统态度。这些使得苏童的叙事既具有历史颓废主义的手笔，却也深藏着文化韵涵。而到了张艺谋这里，却为“红颜薄命”的古训，重新下了不同的定义。张艺谋和苏童都尤为擅长刻画女性形象，苏童笔下的颂莲优雅明净，任性而薄命，浑身散发着感伤的诗意。而张艺谋的颂莲却跟“九儿”（《红高粱》）、“菊豆”（《菊豆》）、“秋菊”（《秋菊打官司》）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和革命意识，虽然这革命的火苗微弱到一闪即灭，而且飞浦跟“我爷爷”、“天青”都不一样，他无法承载颂莲的托付，也决不可能迈出“弑父”的步伐，但这火苗显然曾经在黑漆漆的陈家大院燃烧过。颂莲虽然是自觉的与“新女性”背道而驰了，但她与陈佐千、其他三房太太以及雁儿的斗争显然不是简单的争宠，她敢于对陈家的执法者———陈佐千说：“那你去她那儿吧（指梅珊），以后也别再上我这儿来了。”从而终于留住了陈佐千的脚步；在父亲的遗物被对她具有阉割权的“家长”———陈佐千轻描淡写的烧掉了的时候，她也敢公然的表现出自己的不满和不服从，“你去卓云那儿吧，反正她总是笑嘻嘻的”；她要是恨谁，敢拿剪刀狠狠的剪掉那个人的耳朵；在久经风尘的三太太梅珊眼里，只有她才能跟卓云斗一斗。这一切，毕竟泄露了张艺谋的感情倾向———作为一个电影作者，在书写自己的女性主人公的时候，他仍然希望这是一个芸芸众生中普通但又自主命运的女性，她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抗争（各种形式的抗争）来证明自己的主体性，她能够幸运的不被纳入父系权威话语机制。与苏童的《妻妾成群》的结尾相比可以发现，苏童的那些女性的命运早已被先验地注定了，可张艺谋的颂莲却显然是被这个没有夏天的世界吞噬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应该说是导演张艺谋从影以来最沉郁的一部作品。同样，这也是将张艺谋的个人影像风格推向极至的一部作品。在这部电影中，他之前一贯偏爱的红色影调被“高高挂起”，取而代之占主导地位的是阴冷的黑与灰。这一色调更多的与导演个人的主观情绪有关，在几乎完全不露声色的刻骨怨毒和无望悲伤之前，“观众很难对剧中人是非难辩的道德观念与复杂人格产生情感上的认同，更难以对那种不事张扬的深刻而内在的痛苦一掬同情之泪，于是，在不经意之间，也就只剩下新鲜的视觉形象和饱满的视觉张力使人悦目、让人沉重”。很明显，这部电影从一开始起，颂莲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直面观众”的舞台形象出现了，长时间的肖像主体造型没有任何景深。相信这样的张氏“长镜头”一定是大家都不陌生的：也就是把“长镜头”本身的纪实性、临摹世界的特点，处心积虑地颠倒过来，带上一种“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感觉；而“蒙太奇”的剪辑、组接、逻辑的还原现实的特点，也被扭曲变形了，反倒转成一种更为表意的功能，加强了象征的重量成分。好像上文提到的颂莲出场的画面，就是张艺谋的“标志性”镜语，凭一种漫不经心或顿觉一悟的偶然性、随意性就把空间维度和画面构图通通地改变了（把多维、广延的空间压缩到平面）。与之相反的例子是，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一整部影片中，却从来没有给过男主人公一个正面像，他的背影和侧面总是“淹没”在多维的空间角落里了。
同样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体现出来的张艺谋“红色系列”电影惯用技法还有拉长或缩短镜头的时间元素（如《红高粱》里的“颠花轿”和《菊豆》里的“窥浴”，路程和生理时间都让位给一种主体性感受时间的延长），以及任意的使用色彩意韵（如《红高粱》里“红色”基调含义是极不统一的，既有生命和欲望的象征性，又有“杀人放火”的写实性；《秋菊打官司》里的红辣椒同时又被当作象征使用）。张艺谋这种大胆、随心所欲的夸张某种视觉感受和心理情绪，打破正常思维的逻辑和时间空间的限制，突出主体意念的特点，还一度很有争议的表现在偏好改变地域色彩和凭空营造某种并不存在的事物上，在《红高粱》中，是“野合”的祭祀臆造，“颠轿”的虚拟，以及撒尿“化”酒的联想；在《菊豆》中，是“瀑布般高悬”的染布和南方风土人情“北方味”的偏执处理；而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则是点亮的小灯笼变为硕大无朋的“红灯笼”的妙笔生花以及“捶脚运动”乱真的人为张扬。甚至在全写实主义的《秋菊打官司》里，影像造型的改变之中仍然有一种反“丑”为美，夸大生活粗糙感、原生感的强化视觉刺激的主观心态和手法。
这种刻意的象征形式的追求不仅表现在对时间的处理上，也表现在对空间的处理上，即要拍出一个森严的、封闭的、阴冷的空间环境。对于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选择了山西XX县区的乔家大院作为摄影基地，并故意将院子拍成是高墙大瓦、阴森恐怖。为此，张艺谋不惜将苏童原著中的江南小城改成现在的黄土高坡。用张艺谋自己的话说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有很多华丽的东西。红灯笼不说，光那服装看起来就像模特表演，还有京剧脸谱、美丽的画面、都让人们觉得好看。但给人们的感觉还是很冷。从风格上说，《大红灯笼高高挂》是第五代风格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作品。它有很深的造型、强烈的意念、强烈的象征和氛围，还有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个极致性的东西。”当然，除了张艺谋自己，恐怕每个观众也会认为这是个走到极致的电影作品，无论造型极其视觉效果的极致追求外，象征的意念追求也达到了极致。
如果要为《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画面表现对象做横向比较的话，不难发现：整部电影中红灯笼第一，女性形象第二，男性形象第三。———导演张艺谋干脆不给男主人公面部特写，使他变成一个“见不到脸的男人”，或是一个“幽灵般的男人”，从此达到一种极致的象征性。
总的来看，张艺谋从《红高粱》一路走来的成功之路已经可以被划归这样一个模式：即文人的小说。独特的改造。影人的镜语。他深谙前辈大师“没有我的环境就没有我的影片”的至理名言，在他的每一部电影作品中，视觉效果鲜明的造型风格都将成为人物性格发展的坚实依托。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张艺谋采用几何中心的构图形式拍摄工整对称的中式建筑，以突出其高大、深邃、稳固、既表现出故事空间的囚禁意味，又暗示着封建传统长踞不倒的顽固；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不仅作为空间环境中颇富造型感的视觉元素，更成为影片中不可或缺的叙事内容。视听语汇丰富而且善于用镜头发言的张艺谋向来不耽于故事的描述，他在叙事之中精心构制的许多有形有色而又耐人寻味的影像符号，也使这部影片产生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在堪称《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姐妹篇的《菊豆》中，染布作坊里沉重的木槌，五彩的长布，变化莫测的染池，俯仰有倨的楼梯，都成为极富表现力的视觉形象，并提供了许多可以承载的寓意。
与《菊豆》相比，《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确有着与之非常相似的视听符码和造型风格。影片的背景音乐极为别致：时而是紧密急促的京剧“急急风”的锣鼓点，时而又出现“西皮”腔被拖长了的女声唱腔，这虽然可以被视为对画面的情绪气氛的别致渲染，然而观众感受更多的却是导演的主观介入。张艺谋显然是在刻意制造观众与影片的间离而阻止投入，借剧中人梅珊之口，张艺谋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人生本来就是做戏”。由此可见，他对陈家大院里点灯、灭灯、封灯、捶脚无一不做细腻入微的仪式化的展示，也正是对“人生大舞台”的符号化说明。
是戏便有起承转合，正如季节之春夏秋冬，于是张艺谋便以四个季节展示影片的四个段落，正如我们从电影上看到的用黑底红字划上了时间的段落：“夏”、“秋、”“冬”、和“第二年夏”。然而四季却独独无“春”，这又是一个显见的隐喻：在陈宅这个阴暗闭锁的封建大家庭中挣扎的女人们当然不会有春光普照。比起小说原文中叙述的“第二年春天，陈佐千又娶了第五位太太文竹。”电影可称得上是公开、露骨的追求极致，刻意的变成了风格。
在张艺谋刻意追求的工整的、均衡的、几乎始终处于静态的构图之中，根基深厚的陈家大院是庄重而屹立不倒的，唯有颂莲目睹三姨太被杀一场，采用了特殊的人物主观视点：惊魂未定的颂莲走向楼阁之上的死人屋时，它摇摇晃晃地向观众逼近，露出它的狰狞面目（这在具体情境中极富表现力的镜头放在全片的整一风格中却难免失谐）。当又一个夏天来到时，亭台依旧的陈家大院也开始了又一个人生循环，新来的太太（和当年的颂莲何其相似）取代了梅珊与颂莲的位置，熟悉的槌脚声又一次在死气沉沉的宅院中响起，只有痴呆的颂莲还在红光惨淡的庭院中周而复始地徘徊。这陈宅的“九九归一”难道不是杨家染坊命运故事的延续。
尽管张艺谋自认为《大红灯笼高高挂》将造型与叙事巧妙融合是自己的一大进步，但比起《菊豆》的浑然天成来说，它到底还恐怕还是一部工巧外露，匠艺太浓的作品。导演对每一个镜头场景的刻意求工，对陈家种种仪式的反复铺排，以及执着地不让陈老爷显露真容等等，形式感都过于强烈而带有明显的斧凿之痕。
法国电影艺术家让o雷诺阿曾经断言。一位电影导演毕生只拍一部电影。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他所强调的并不是说一位导演毕生只能拍一种题材、一种风格、一种样式、一种类型的影片。而是说在无数部由这位导抽象出构成其影片的共同因素。如果我们非要在张艺谋的多部影片中寻找一部属于他的影片的话，那么去除某些纷扰与"嘿音"，他的这部影片，色彩将是红色的，影调是浓重的，人物是变异的，风格是沉郁的，话语是激进的，代码是多重的……
---------------罗千妹
第27页 共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