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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贞观政要有感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是对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和全面介绍的政论性专史。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的作者吴兢是唐朝人，据估计，他花大量心血写成此书的目的主要有：
一、出于对“贞观之治”的仰慕；
二、出于对当朝统治者的期望。虽然《贞观政要》是一部史书，但是它突破了史书的普遍性的写作方式，《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书、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以古为镜为主旨，以君臣政论为内容，通过对话答辩的方式表达。书中主要记述了唐太宗与45位大臣的争论或奏疏。
《贞观政要》分40篇，每篇围绕一个中心问题以君臣对话或奏疏的形式进行深刻阐述，内容细致深刻。又以时间为第二排列顺序，一来有利行文，二来也可清晰地呈现唐太宗君臣的思想发展历程。而值得思考的是作者吴兢对这些篇章的编排方式，比较明显的是作者把“君道”作为第一篇，“慎终”作为最后一篇，其实这是有很深的寓意，这些我们都不难发现。
在封建社会，君主是维系一个王朝的关键，皇帝的英明或昏聩对全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影响极大，正如书中魏征所说：“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吴兢把君主的个人素质看得十分重要，可以说，《贞观政要》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不断提高君主的个人素质，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全书第二篇到第四十篇全都是围绕着第一篇“君道”这个主题来的。因而，“君道第一”这个排列方式体现了作者的深切期望和政治思想。
作者写书的目的体现在第四十篇——慎终。自古“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多少王朝、君主，无论开始如何“善”，最终都免不了“衰”，不得不说是历史的悲剧，连唐太宗这样英明的君主，后期面对自己的功业，骄逸情绪逐渐滋长。因而，“慎终”不仅仅是说说而已，现实中是极难挑战的，也是对君王个人素质的最重要的考验。由此亦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是非。”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皇帝李世民，在他最得力的诤臣魏征死后所发出的感慨。《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一样，都是写给统治阶级看的，希望当时的统治者能以史为鉴，长治久安。
但不论是秦始皇、李世民、魏征还是吴兢，都无法做到千秋万代、与世长存。这主要是由于不能指望李世民的子子孙孙都像他那样善于汲取历史教训。当然，李世民“以为鉴”的历史，并不见得都是真实无误的。
历史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纵然是一向被称为“信史”的《贞观政要》，也有太多杜撰的、或是想当然的内容。例如有关三代以前的记述，就很难说有多大成份是史实，又有多大成份来源于神话和传说。再如“嚼碎张巡齿”的记载，也是夸张多于事实——除非当时张巡正在害牙病，那就和对敌人的仇恨关系不大了。
但“历史虚无主义”却是绝对不可取的。要求史书所载百分之百真实可靠，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要求。毕竟，史家们正努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虽然这是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但我相信，史家们所记载的内容，还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毕竟周公有过大权独揽的经历，毕竟王莽有过礼贤下士的表现，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至于如果“当初”他们真的“身便死”了，那不是还有“盖棺论定”一说吗。
“以史为鉴”并不因史书内容有杜撰部分而失去意义——就连完全杜撰的小说尚且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何况史实远远多于杜撰的史书呢。
和其他所有史书一样，《贞观政要》也渗进了许多神话、传说以及作者想当然地杜撰的内容，但这并无损于它的伟大。读到“嚼碎张巡齿”这一段时，没必要深究他的牙齿究竟是怎么碎的，他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却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读到将士们箭尽粮绝，张巡把自己的小妾给将士们分食了的时候，于残忍、冷酷、血腥的感觉之外，也无法不油然而生对张巡的无限敬意。这样恨敌入骨、坚忍如狼的张巡，力尽被俘后如果不是大义凛然、慷慨就义，那才是真正不可想象的怪事。至于他的牙齿究竟是怎么碎的，恐怕不会有一丝一毫影响到他近乎神一样不朽的光芒。
推而广之，史书里其它不够真实的细节描写，并无损于“史鉴”的意义。史家们在力求真实的同时，难免会留下星星点点的瑕疵。但瑕不掩瑜，绝不可因史书的不完美，就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
唐太宗的用人和自律成就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段空前盛世。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造就着新的历史，我们的执政与封建帝王的统治最大的不同是，共产党的执政目的是达到全民族富裕和崛起；封建帝王则统治是目的，百姓的福祉是手段。这是最根本的不同点。中国共产党今天能够成为执政党，是因为党的宗旨得到了人民的认可，是因为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从党诞生那一天起为民族解放和中华崛起所表现出的那种献身精神。但是，今天能够执政并不代表永远能够执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亦适用于今天。
今天的执政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崛起这一重担的承担者。我们应该借鉴贞观之治的历史，在努力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又要保持严格自律，要有如履薄冰的意识，要“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时刻要有执政为民的意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逐步摆脱贫困步入小康走向富裕。但是要“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还长，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在选人用人上一定要“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要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需要千千万万个智者、勇者、仁者、信者共同开拓我们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廉洁自律，“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利则思正身以黜恶”，时刻不忘我们是在为民执政。
在如何认识自律的重要性上，我想引用明朝郭允礼《官箴》中的一段话：“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公正、公平的社会可以造就文明的风气，廉洁的政府自然就能在民众心中树立起威望。中国历朝历代对此都有论述，他们对廉洁自律重要性的认识是有一定深度的。在《贞观政要》中有不少经典警句值得永远铭记。如：“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这些警句含义深刻而丰富，可以引发出许多思考，让人产生一种除了对古代圣贤的敬意，同时也会产生一种自我激励的动力。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为今天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我们共产党人要做到“权为民所用”，不仅要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加强纪律建设，还要加强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机制建设。在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加强自身的修炼，实践“为民执政”。
第二篇：历久弥新的政治智慧——读《贞观政要》有感历久弥新的政治智慧
——读《贞观政要》有感
唐朝吴兢所著《贞观政要》之所以能历久不衰、传之弥广，是因为书中展示了诸多经久不衰的政治智慧。书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施政观点和经验，是透过为政者的道德自律和道德监督体现出来的。今天再读《贞观政要》，从唐太宗的君臣对话和大臣的劝谏奏疏中，仍能感受到这位盛世之君所具有的居安思危、爱才重贤、正身修德、廉洁奉公和屈己纳谏的为政之德。但细细梳理之后，发现以下的政治智慧尤其值得称道。
一、居安思危，殷忧兢慎
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可贵的为政之德。而《贞观政要》中所记述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忧患意识，则十分突出。唐太宗的忧患意识集中表现在他“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论刑法第三十一》）。他和朝中大臣惧怕唐王朝社稷不固，重蹈亡隋的覆辙，因此，特定下“论隋日”，同大臣专门讨论、总结隋亡的历史教训。执政的前期，李世民一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对魏征在谏疏中谈到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论政体第二》）的观点很是赞同，将其“置之几案”，随时警示自己。
殷忧兢慎的忧患意识使唐太宗能够谨慎为政。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论政体第二》）一通俗而又深刻的比喻，道出了他一天比一天谨慎，不敢追求享受的原因。
二、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用什么样的人、怎样用人，是一个君王重要的为政之德。唐太宗深刻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理”，把人才看做是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开国伊始，他便态度鲜明地宣布自己的用人准则：“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崇儒学第二十七》），并坚持宁缺毋滥，大力改革官僚机构和官场积习。
不计前嫌，有才必用，是唐太宗量才用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位后，他对前朝的官员和原太子的臣僚采取了宽大政策，一些谋臣受到重用。如任用追随先太子李建成的魏征即是众所共知的显例。对于任用的原因，唐太宗曾对不满重用魏征的长孙无忌谈到：“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然征犯颜切谏，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论任贤第三》）原隋朝官员房玄龄，投靠李世民后受到信任，执掌政务20余年，恪守职责，成为后世良相之典范。隋朝旧臣李靖和李密旧部李勣也都因具有德才而被唐太宗委以重任，他们带兵抗击外侮，消除内患，屡建奇功。正是唐太宗这种爱才重贤、任人唯贤的为政之德，使得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各尽其力，保证了初唐政治稳定和各种政策的推行。
三、宽厚爱民，恭俭节用
唐初经济一片萧条。面对如此局面，唐太宗深知要保持天下太平，必须爱惜民力，恭俭节用。《贞观政要》第一篇就记述了贞观初年唐太宗就君主与百姓关系训示臣下的一段话：“为君之道，必须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论君道第一》）执政前期，唐太宗经常以宽厚爱民的政德来
教育大臣，并把它贯彻到执政实践当中，推行轻徭薄赋、不误农时、减少征伐等休养生息的政策。
唐太宗曾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论务农第三十》）贞观元年，唐太宗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料已备齐。这时，他想起秦始皇因广建宫室而引起天下“怨叛”的教训，于是立即停工。贞观二年，大臣们请求营建一座阁楼，使太宗能够搬离原先低下潮湿的宫殿，“固请再三”，太宗恐“糜费良多”，“竟不许”。
虽然唐太宗所谓“怜惜百姓”，不过是“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论行幸第三十七》），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他能减少私欲，恭俭节用，体恤民情，这就安定了民心，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唐初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在本书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列举了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百姓，必须先正自身。把安定百姓和自身修养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来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确实具有普遍的意义。
四、从善如流，虚怀纳谏
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导致国亡家灭为鉴，“开怀抱，纳诤谏”。在《贞观政要》里，唐太宗倡导进谏的记述比比皆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公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下，欲不危败，岂可得也。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直言规谏。”（《论求谏第四》）他不仅要求大臣尽情极谏，也要求大臣自己须受人谏。君臣一心，形成一种求谏、纳谏的良好风气，这正是唐太宗的德治愿望。
唐太宗对进谏有益者，都给予肯定和鼓励。凡进谏有功之人，每每加官进爵、赐物赠书，以资鼓励。他看了魏征所谏的十思疏后，亲写诏书答复，诚恳地承认错误，并表示将把谏疏放到几案上。魏征去世时，唐太宗亲临恸哭，发自内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论任贤第三》）
能接受进谏不易，能改正错误更不易。唐太宗一旦知错，绝不文过饰非，不但褒奖进谏者，而且虚心接受，力求改进。在唐太宗的倡导和鼓励下，贞观时期谏臣盈廷，先后向太宗进谏见于记载的不下30人。除最突出的魏征“所谏前后二百余事”，凡数十万言外，刘洎、岑文本、马周等也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正是满朝大臣的敢于谏诤，避免和防止了唐太宗的许多错误。当然，由于唐太宗晚年居功自傲的情绪增长，逐渐“不悦人谏”，独断专行，留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历史遗憾。
纵观全书后发现，《贞观政要》所总结的许多为政理念直到现在仍有借鉴价值：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等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至今都值得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借鉴。这些政治智慧能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隐患意识，能够开启富国强民、经邦济世、缔造和谐的具体方略，有助于领导者廉洁从政、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纯洁人的心灵。在阅读此书时，我们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的隧道，回到了威严壮阔的盛唐皇宫，亲眼目睹着太宗凝神沉思的表情，亲耳聆听着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贤臣的肝胆谏言，由衷的敬意肃然而生。“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字
里行间透露着一股“人才可贵”的无声信息，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原文】
贞观①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②以啖③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④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⑤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⑥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⑦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注释】
①贞观。唐太宗李世民年号，从公元627年至649年。
②股。大腿。
③啖（dàn）。吃或给人吃。
④朕。我，自秦始皇起，变为皇帝的自称。
⑤（dú）。诽谤，怨言。
⑥谏议大夫。官名。唐时掌侍从规谏。
⑦詹何。战国时楚国隐者、哲学家，善术数。亦称詹子、瞻子。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绝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徵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荛①。’昔唐、虞②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③。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④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⑤，不能惑也。秦二世⑥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⑦，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⑧信朱异⑨，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⑩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注释】
①刍荛。割草打柴的人，泛指草野鄙陋之人。
②唐、虞。指尧和舜，尧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
③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赞扬尧舜的话。意为开四方之门，以招贤纳俊，广四方之视听，以防止耳目闭塞。
④共、鲧。共即共工，唐虞官名，鲧是夏禹之父。
⑤靖言庸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
⑥秦二世（前230—前207）。秦始皇的少子，名胡亥，继承帝位后称二世皇帝。因他常居深宫，故公卿大臣很难见到他。
⑦赵高（。—前207）。秦朝宦官，二世用他为相。
⑧梁武帝（464—549）。姓萧，名衍。南朝梁的建立者。公元502年至549年在位。他偏听朱异的建议，纳东魏降将侯景为大将军。后侯景反叛，朝野上下都抱怨朱异。梁武帝也为侯景所逼，结果饿死。
⑨朱异。在梁为官，任散骑常侍。
⑩隋炀帝（569—618）。姓杨，名广，隋文帝的次子，公元604年至公元616年在位。内史侍郎虞世基蒙蔽隋炀帝耳目，以致农民起义，烽火四起，陷没郡县，他还全然不知，最后为宇文化及等所杀。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①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②，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注释】
①尚书左仆射。唐制，尚书省的长官，为宰相官职。
②草昧。草，杂乱。昧，蒙昧，原始未开化的状态。用以指国家草创秩序未定之时。
【译文】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才是。”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①魏徵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②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③，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④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⑤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⑥。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⑦，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⑧倾而复正，四维⑨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⑩；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注释】
①特进。官名，功高德重，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
②祚（zuò）。皇位，国统。
③殷鉴不远。殷的明镜不远，指夏的灭亡可为殷作鉴戒。后世称有前事为鉴为“殷鉴不远”。
④虞。臆度，料想。
⑤罄。本意是器中空，再次引申为尽、完。
⑥戢（jí）。收敛，止息。
⑦殄（tiǎn）绝。灭绝，断绝。
⑧八柱。古人说地有九州八柱。地下八柱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⑨四维。古人称“礼义廉耻”为“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⑩期月。一整年。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据我观察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的，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的，然后再用文治来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能够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并且最后获得好结局的朝代却微乎其微。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谁想到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国家政权就拱手让人。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倚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奴役天下所有的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选各地的美女供他一个人淫乐，寻找异域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烦琐，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强虎视眈眈；朝廷之内，大臣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非命，他的子孙也被杀尽，最终落得被天下人耻笑的结局，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不过，仅仅依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您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的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您的调遣。如果能从以往的亡国事例中及时吸取教训，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地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纣王的奢靡，抛却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依然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制私欲，居住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也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yín乱，其实和yín乱是一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江山很难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原文】
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①之重，居域中之大②，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③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④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⑤则思三驱⑥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注释】
①神器。帝位。
②域中之大：古人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③殷忧。深忧。
④胡越。胡在北方，越在南方，比喻相距遥远。
⑤盘游。打猎。
⑥三驱。打猎时围合三面，前开一路，使猎物有路可逃，不至于被一网打尽。意谓狩猎应有节制。
【译文】
同月，魏徵又进献了一篇奏疏：
臣听说要想使树木长得高，必须使它的根部稳固；要想使水流得远，必须使它的源头疏通；要想使国家安定，必须以德治国。源头的水源不通畅却想让水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仁德不施却希望理，我虽然愚蠢到了极点，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皇上作为万圣之尊，高贵得与天地同辉，如果只极力推崇天命，让自己长命百岁，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力戒骄奢，崇尚节俭，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欲蔓延而不加以克制，这就像砍掉树根来让树木枝繁叶茂，堵塞源头而想让河水流得很远的道理一样。
一般说来，很多国君顺应天命之后，没有不担忧自己成就功业而德行却随之堕落的。很多人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力量无穷无尽，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二志，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深思和警醒吗。奔腾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做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融洽和睦，相安无事。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道理呢。
【原文】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①。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②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③，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④，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⑤。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注释】
①宵分。半夜。
②何曾（199~278）。原名瑞谏又名谏，西晋大臣，字颖考，承袭了父亲的爵位，魏明帝时改封平原侯，做了散骑侍郎。后来作为主管农业的典农中郎将，主张为政之本在于得人。何曾与曹魏权臣司马懿私交深厚，司马炎袭父爵为晋王时，何曾身为丞相，在废曹立晋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晋朝一建立，他的官位也晋升为公。
③台司。指三公的高位。
④延诤。在朝廷上直言规劝。
⑤弦、韦。弦，弓弦。韦，柔皮。相传西门豹性急，常佩韦以自缓。董安于性缓，常佩弦以自急。
【译文】
唐太宗亲手诏书答复说：
朕看了爱卿写的奏疏，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而且你的言辞让我深受感动。倘使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呀。这难道不是将灾祸遗留给子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乱，因而你的性命暂且可以保全。”他又指着他的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孙子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果他在叛乱中，为荒淫的酷刑所杀害。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说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作为臣子，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废寝忘食，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
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矫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儿有水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你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原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