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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有感(柯毅昱)[精选五篇]
读《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有感
看了邓小平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后，我的感慨颇多。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是很太平。刚刚经历了“八·九”政治风波的中国，许多事情尚未理顺头绪，接连又遭遇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共产国际运动开始转入低潮。国外敌对势力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抨击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弊端，甚至妄言中国共产党也将走向毁灭，而国内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西化”的道路。甚至在党内和一部分干部群众中一度出现了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甚至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此时国内无论是政界还是民众都很迷茫，而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勇敢地站出来，力排众议，拨正船头，引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驶向光明的彼岸。
面对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他说：
“中国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人们无从反驳这位伟人的观点，的确正如他所说，“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实践都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然，他的伟大之处不仅于此，在整个南巡之旅中，除反驳国内外针对我国的不利言论之外，他更是进一步地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且认真地谈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那么，很显然，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这位伟人眼里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只要我们注重判断的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反，他还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那包容万物的博大胸怀与当时特殊时代普遍的狭隘和偏执的畸形心理形成鲜明的对比，能在非常时刻，提出该观点，非有巨大理论勇气者不能为，非有巨大政治勇气者更不能为。
改革开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国之路，在邓小平看来，是极为必要的。同时他也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正是因为邓小平的开拓和冒险精神，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才能如此成功。改革开放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所遇到的问题不是表层的，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成因。所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开动脑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思索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梳理出正确的线索和答案需要辩证的思维方式，要进行深刻的逻辑驳辩，要有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综合和比照的功夫。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断就是深邃思索的理论成果。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说到的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等思想，都让我深深地感觉到了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所具有的深邃思索和犀利洞见。
邓小平以他那伟大的人格魅力、坚定的政治信念、超人的雄才大略、缜密的理论构建统一全党的思想，奠定了中国经济腾飞、政治稳定、文化昌明的坚实基础，引导中国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毫不夸张地讲，邓小平拯救了1992年的中国，给迷途中的中国指引了方向。但现如今，让我担忧的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不仅是武昌、深圳等逐渐丧失了曾经的引领地位，地方改革突破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空间越来越小。随着固化利益集团的形成等，如今改革的阻力相较于动力，增大颇多，如何继续改革。我想，需要我们人民群众与党，在坚持贯彻邓小平爷爷思想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深化改革，继续开放，处理好发展与改革以及稳定之间的关系，方能使我国更好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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