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翻译学派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从本雅明、德里达到韦努蒂.pdf

外 语 教 育 研 究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ResearchVol.11 No.2Apr.2023第11卷第2期2023年4月解构主义翻译学派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从本雅明、德里达到韦努蒂曹 莉，曹子龙（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1）摘 要：译者主体性研究是解构主义翻译学派代表人物本雅明、德里达与韦努蒂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译者主体性的阐发一脉相承、不断深化。本雅明作为解构主义翻译学派的先驱，率先对翻译工具论提出质疑，为译者正名；德里达延伸了本雅明译文是原文“来世的生命”的思想，进一步解构了原文文本的权威，译者主体性得到昭彰；韦努蒂作为德里达作品的英译者，深受解构主义影响，以异化之“异”对抗翻译活动中的语言暴力，在后殖民的语境下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赋予译者更深刻的地位和意义，拓宽了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边界。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学派；译者主体性；本雅明；德里达；韦努蒂1【基金项目】2022 年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研教改重点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卢卡奇现实主义理论的文献梳理与当代阐释研究（项目编号：L20AZW002）。【作者简介】曹莉，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与跨文化研究；曹子龙，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0.引言20世纪60年代后期，解构主义翻译家正式将解构主义思想引入翻译研究中，颠覆了译界对译者主体性的认知，是翻译研究路线转变的标志性事件。爱德华根茨勒对解构主义进行了评价，“所有的翻译理论都固守原文与译文的差异，并将其作为理论基础，但解构主义者却从根本上重塑了过去翻译理论的基础”（Gentzler，2001）。在此之前，翻译研究主要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翻译被视为语言转换的一种形式，译者只是语言转换的工具，被喻为带着镣铐的舞者。尤金奈达主张以功能对等为核心，要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彼得纽马克高举文本中心论，更是将译者变为了忠实于原文的仆人。面对传统译论视野狭小、不断僵化的困局，解构主义的到来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活力。解构主义翻译深受解构主义文化思潮影响，是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相互结合的产物，而其作为独立的翻译学派亦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首先，解构主义翻译学派受益于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一文奠定了其作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肇始者的地位。在文章中，本雅明将译作视为原作“来世的生命”，认为正是通过一代代译者的能动阐释，才延续了原作的影响，译者不再处于传统意义上的主仆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关联和互动关系；之后，雅克德里达延伸了本雅明“来世的生命”的思想，将译作视为原作的重生，消解了原作和原作作者的中心地位，昭彰了译者的主体性；最后，劳伦斯韦努蒂以后殖民视角为解构主义翻译注入新的内涵，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书中，他以异化与归化之张力，通过对殖民话语的解构，延展了译者主体性。总而言之，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是解构翻译派学者无法绕开的议题，这一议题不仅促进了人们对翻译体系的扬弃，而且也使翻译研究延展至新的批评空间。本研究通过解构主义视阈，以译者主体性研究为线索，梳理从本雅明、德里达到韦努蒂等解构主义翻译者的观点，以期深化对该议题的理解。翻译研究 曹 莉，曹子龙：解构主义翻译学派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总第39期491.本雅明：译者主体性的显身保罗德曼认为，译者的任务广泛流传，影响力已超越学界，如果你不就其说些什么，那么你只能是个无名之辈（De Man，1986）。然而，译者的任务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几乎无人问津。直到多年后，这篇当初默默无闻的序言才获得了新生。从很大程度上说，它的新生当然得益于德里达的发掘，但其当初之所以藉藉无名，更多是由于当时翻译工具论占据统治地位，压制了本雅明对译者主体性的弘扬。在本雅明所处的时代，翻译工具论甚嚣尘上，译者的地位遭到否定。一方面，语言工具论占据主导地位，过分强调语言的工具属性，简单地将语言看作一种符号体系，忽视了其思想传达的功能，而以语言为媒介的翻译必然也只是被视为一种交流工具，译者的关键作用被否定，译者只承担机械复制的职能，被禁止融入自身的理解，翻译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因此“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卢卡奇，1999）。另一方面，绝对忠实在翻译界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传统忠实观以对原文的绝对忠实作为翻译的终极目标，将译者喻为“学舌鹦鹉”“应声虫”与“传声筒”等，忽视了由于译者与作者背景与能力的不同而带来的理解差异，抹杀了译者作为阐释者的地位。译者不能具有自己的风格，译者的任务就是再现原文的风格。然而，翻译并非只具有世俗性、实用性和工具性，译者也并非只是从属于作者的仆人，翻译应是良好主体间性的生动诠释。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雅明重释翻译内涵，颠覆作者与译者的不等关系，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翻译工具论与传统忠实观。本雅明重释翻译内涵，译者成为翻译中的“共舞者”。与资产阶级工具论不同，本雅明将翻译视作一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精神表达，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语言观。对于本雅明来说，语言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精神表达，没有任何工具的功能，它将本体和认识、知识和存在、主体和客体融为一体（袁文彬，2006）。因此，以语言为媒介的翻译要摒弃工具性，追求一种纯粹的精神性，这也就不难理解，本雅明认为“任何旨在发挥传达功能的译文只能传达非本质的表面信息”（Benjamin，1969），从而将其作为拙劣翻译的标志。翻译从对原作内容或意义的转换和传达，变为对作品内在的、固有的特殊意蕴进行的转换；译者也由原本的工具人变为原作特殊意蕴的能动阐释者，在目的语语境下促进译作与原作的语言指意方式形成互补关系，当所有语言不同的指意方式在总体上形成互补与和谐时，就形成了本雅明所指的纯语言。翻译成为语言间亲缘性转换的桥梁和语言不断更新的动力，译者则成为纯语言的建构者。本雅明为译者正名，重塑译者与作者的平等地位。在本雅明看来，译者通过翻译赋予了原作“来世的生命”，译作并非原作的机械复制，而是激发了原作的生命力，使原作得以更加耀眼。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然而，译作确实由于原作本身的可译性而接近原作。事实上，这种联系更加紧密，因为它不再对原作产生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自然的关联，更具体来说，一种重要的关联。正如生命的表现形式与无关紧要的生命现象息息相关，有关译作来源于原作，其不是来源于原作的生命，而是来源于原作来世的生命。由于译作诞生于原作之后，并且世界上的重要文学作品从未有一诞生就有合适的译者，因此这些文学作品的译作标志着这些作品生命的延长。（Benjamin，1969）一方面，优秀的译者能够促进原作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接受，经典的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后世的翻译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拙劣的译者则会损害原文的光彩，无法使其成为经典。英国长篇史诗贝奥武夫经爱尔兰诗人、翻译家谢默斯希尼的翻译重新成为英国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而人们却早已不记得作者的姓名；另一方面，从伽达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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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第11卷50尔的解释学来看，正如游戏表演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观众的观看，作品的接受理解对作品的意义显现和持存也是决定性的，翻译正是不同语言间的理解与阐释，好的译者首先是原作的阅读者和阐释者，因此，原作的意义不是作者的意图，而是译者所理解到的作品意义，即“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艺术作品只有在被阅读和被观赏的时候才会取得具体的存在”（秦明利，2013）。作者与译者的关系已不是传统的主仆关系，而是产生共鸣与互动的主体，译作成为原作“来世的生命”，完成原作未完成的工作，印证了“本雅明也和所有的解构主义者一样，颠倒了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等级序列，赋予译者以更为主要的作用”（王宁，2009）。本雅明赋予译者新的任务，促进译者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翻译。译者的任务就是在深刻理解原作的基础上，发现两种语言间的共鸣，将不同语言聚合为一种真正的语言，这种真正的语言就像一个陶罐，原文和译文就如散落的碎片，译者需要发现两者的互补关系，将碎片粘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陶罐。在本雅明看来，译者促使语言中隐藏的种子成熟，推动语言向更高阶段发展，正是通过译者，“原作仿佛被提升到了更高级、更纯粹的语言境界之中”（Benjamin，1969），原作的生命力及声誉因而得到了延续。然而，不同语言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直接解决语言间的陌生性显然不是一日之功。为此，译者需要打破自身的束缚，将自己的理解融入翻译之中，通过自己的再创作拂去笼罩在原作上的“灰尘”，在自己的语言中释放出目的语中囚禁的纯语言，使译文与原作在意义上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最终迎接纯粹、圆满、和谐的纯语言的到来，这必将极大扩展语言的边界。如此，翻译已经脱离了机械的意义和信息转换，正如荷尔德林对索福克勒斯的翻译，它已经成为更高层次艺术价值的传递。至今，本雅明对有关译者主体性的论述，仍被人广为引证，并深刻影响了德里达等解构主义翻译者。2.德里达：译者主体性的昭彰以雅克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是西方整个后结构主义思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翻译领域一直是德里达最关注的领域之一，正是由于翻译其作品的英译者的努力，德里达才由法国学术界的边缘迈入世界学术界的中心；解构主义翻译也已成为德里达哲学体系的重要部分，“从一开始，翻译对我来说，对一般的解构来说就不是各种问题中的一个：它就是问题本身”（德里达，2001）。德里达从解构的视角出发，深化本雅明“来世的生命”，颠覆翻译忠实原则，重释译者任务，进一步擢升了译者的地位。德里达延伸了本雅明“来世的生命”的思想，将译者视为独立于原作作者的个体。在本雅明看来，译作是对原作生命力的延续，译者发挥更大作用，优秀的译者通过能动的阅读和阐释，达成源语言和目的语意指方式的互补关系。然而，译者仍受限于作者，一方面，只有原作中才蕴含有培育译作的生命之果；另一方面，能否传达出原作中的固有本质与特殊意蕴仍是衡量译者优劣的标准。与之相比，德里达在继承本雅明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作者对译者的束缚，将译作视为原作的重生，超越了生命的延续，“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赋予了生存双重含义，即fortleben和berleben，指延续或持续的生命以及继续生存，但更是死后重生”（Derrida，2012）。原文的权威遭到解构，德里达认为不存在任何原初的文本，原作也是由其他文本派生而来，一切文本都处在互相影响、交叉、重叠、转换之中，所以，原作并不存在文本性，而只存在互文性，只存在原作和译作之间的相互关系或互为文本的关系。在德里达看来，译作宛如重生，译者已经脱离了原文的束缚，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与作者的完全断裂，原文的风格、结构和内容仍可为译者提供借鉴，译者与作者处于断裂的连续中。曹 莉，曹子龙：解构主义翻译学派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总第39期51德里达颠覆了忠实原则，译者成为真正的主人。一方面，德里达通过对“巴别”这一专有名词的论述，推导出语言的差异及不可译性。“巴别”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圣经中出现的通天之塔，即人类联合起来兴建的通往天堂的高塔，后来上帝震怒，让人类使用不同语言，无法相互沟通，通天之塔也因此变为一堆废墟；其二为由此引申出的变乱的含义，语言自诞生起就是混乱的，由于语言自身的多义性以及彼此间巨大的差异，使翻译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巴别塔不仅仅喻指不可简约的语言的多义性；它还显示了一种延续性，即完成、总体化和渗透的不可能，同时在教化、建造、系统和建筑学方面，完成类似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Derrida，2007）因此，原文的意义仿佛是播种人抓起的一把种子，它向四处漫散，落向四方而没有任何中心。另一方面，德里达将作者视作第一债务人，作者负债于译者，译者不必委身于作者。在德里达看来，译者的任务中“任务”对于译者来说是一种偿还，就是意义的归还，这种归还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必须要偿还的债务。一般来说，由于原作先于译作，译者一般会把自己摆在一个负债者的位置，但德里达对欠债有着新的看法。他认为作者一开始就负债于译者，是原作请求译者进行翻译，“如果原作的结构需要翻译，那么就定下了这样一条法则，原作负债于译者。原作是第一位负债者与请愿者，它从一开始因不足而求助于翻译”（Derrida，2007）。德里达从“巴别”一词推导出了语言的不可译性，又以作者负债说颠覆了译者与作者的关系，从而质疑了翻译的忠实原则，译者成为翻译活动的支配者。德里达重新定义译者任务，拓宽了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边界。在德里达看来，译者绝不是负债的接受者，不服从原文给定的东西。据此，译者的任务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译者的任务并不是从接受的角度宣布或规定的，翻译理论即使反过来能够对接受理论的阐释做出贡献，它也并不依赖它们；第二，翻译的本质不是交流；第三，如果原文和译文存在对应关系的话，这种关系不是再现的或再生产的，因为翻译既不是镜像也不是拷贝；第四，如果译者既非负债于作者，也非负债于某种再生产模式，那么译者向何人负债？（Derrida，2007）一方面，这说明，译者摆脱了原文和读者的束缚，翻译不是简单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另一方面，德里达也在探寻译者应遵循的标准。针对这一问题，德里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财产法则和数量法则。一方面，译者要以最合适、最恰当的方式将原文的意义通过译文表达出来，即使原文的意义涉及比喻、隐喻、转喻、用词不当以及不合适的说法，“所谓的财产法则，说白了就是质的法则”（覃学岚，2019）；另一方面，译者翻译时必须在字数上遵循量的原则，这里的度量单位就是词。德里达从词的多义性出发论证了翻译之难，“巴别”一词揭示了翻译之不可能，但翻译又是人类交流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也许是在启示我们，面对翻译之难，译者更应迎难而上，虽然比不上“最正确、最合适、最贴切、最充分、最适宜、最明晰、最明确、最地道等的翻译”（Derrida，2012），但译者通过努力，可以去逼近那“确当”的翻译。在本雅明翻译观基础上，德里达从解构主义视角，以词的多义性推导出语言的不可译性，以文本的互文性解构原文的权威，以债务说重新诠释作者与译者关系，译者主体地位达到顶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随心所欲，德里达为译者定下了更高的标准，即译者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逼近那最“确当”的翻译。之后，韦努蒂在吸收德里达思想的基础上，将解构主义翻译置于后殖民的视域，进一步延展了译者主体性研究。3.韦努蒂：译者主体性的延展劳伦斯韦努蒂在世界翻译研究领域独领风骚，著作等身，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和反工具主义翻译论等专著影响深远。作为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积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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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第11卷52倡导者，韦努蒂不仅是德里达什么是“确当”的翻译？的英译者，还撰写导言评介德里达，更将其思想融入其有关“异化”和“归化”的讨论中。韦努蒂从解构主义思想出发，批判了归化原则对译者地位的弹压，主张以异化翻译结束译者隐身状态，反对西方语言文化霸权，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赋予译者新的使命。在归化原则下，译文是“透明的”，译者更是“不可见”的存在。施莱尔马赫认为归化翻译以读者为中心，译者要“尽量尊重读者，让译文贴近读者”（Schleiermacher，2012）。归化翻译顺应目标语文化价值观，提倡在话语层面融入目标语规范的“透明阅读”，译者要以意义明晰为目的，使读者阅读流畅，这种观点甚至也得到部分译者自身的认同。一方面，作者在作品中可以自由选择意象，不受束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因而其作品可视为原创性的表达；另一方面，翻译是原作基础之上的二次表达，唯有原文才是原创的、可信的以及准确无误的，而译文是演绎的、存疑的以及可能存在谬误的。在这种个人主义著作观的影响下，译者的自我表达受到影响，翻译的价值遭到贬损，“译者的自我认知发生变化，一些译者甚至从心理上认为他们翻译的过程就是认同作者的过程”（Venuti，1995）；译者在法律上定义模糊，既是作者，又不是作者，译文既被定义为原创作品，又因与原文的相似性而被限制了权利。在这样的状态下，翻译的重要性遭到抹杀，译者的社会、学术地位低下。许多学者虽然在翻译领域成绩斐然，却始终未将翻译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汉学家罗鹏谈到自己的翻译经历和体认时说，“我把翻译看作我专业职责之外的一种补充，因为我从事翻译更多是出于个人兴趣，而不是专业必须”（张倩，2019）。韦努蒂提倡异化翻译，不仅是为了让译者在翻译中显身，更是让译者实现法律意义上的现形，以提升人们对译作的认可，从而改善译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面对译者“中气不足、趋于隐身”的状态，韦努蒂以异化翻译予以回应。韦努蒂借用德里达“延异”的概念颠覆了译作和原作间的关系，认为原作与译作的意义总是处在时间上的“延”和空间上的“异”之中，无法得到证明。一方面，意义的差异是相对的，在不同社会环境和历史时期，同一部作品会出现不同的译本，而这些译文根据当时的翻译标准都是准确的；另一方面，语言文化差异客观存在，无法完全消除。因此，意义是一种多样的、偶然的联系，而非单调的、一成不变的本质，“译文的可行性取决于其被翻译和阅读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环境”（Venuti，1995）。在韦努蒂看来，归化翻译忽视动态意义关系所带来的语言差异，“以目的语中先前存在的价值观、信仰和表达重构原文”（Venuti，1995），是翻译活动本身存在的一种暴力。在归化翻译的影响下，所有的差异都被打上了目的语文化的烙印，都要融入目的语的典律、禁忌、法规与意识形态中。尽管这种暴力是翻译活动所固有的，但译者可以就暴力程度及暴力趋向做出选择。在韦努蒂看来，异化翻译是非常可取的一种选择，它强调异质文化的价值，以抵抗式阅读挑战目标语规范，“译者要尽量尊重原作者，让读者适应作者”（Schleiermacher，2012）。这种译者的伦理选择规避了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进行标记，让读者走出国门。译者通过打破目的语的主流文化准则，为读者提供一种异样的阅读体验，能够遏制翻译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在第三世界日渐失语的当下，不失为反对西方文化霸权，构建世界各国间文化平等交流的利器。译者需要建构更具有自我意识、自我批评的翻译实践，不断向盛行于英美文化中的归化翻译发起挑战。翻译前，译者仅仅精通源语文化不足以产生既有可读性又能抗拒归化的翻译，译者还要熟悉目的语的文化话语，并能够用这些话语进行写作；在选择翻译文本时，译者必须审时度势，“既要考虑到英语世界中的经典作品，又不能忽视跨文化交流模式与地缘政治间的相互影响”（Venuti，1995）；在签订翻译合同时，要对出版商提供的合同批判性地接受，坚持翻译文本著者的地位，取得 曹 莉，曹子龙：解构主义翻译学派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总第39期53译作相应的著作权，争取与作者同等标准的经济待遇。翻译过程中，在选择话语策略时，译者应对目的语文化进行批判性评价，将文化等级体系、文化排他性以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考虑在内，尝试用偏离目的语主流文化的语言形式进行翻译，同时又要防止这种语言尝试流于模仿或陷入不可理解的困境；为削减翻译中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译者可以选择主流话语，对处于目的语文化边缘的外语文本进行翻译，也可以选择边缘话语，对处于目的语文化中的经典外语文本进行翻译，话语策略与外语文本的价值始终呈现在译者的实践中，“紧紧依附于生成译文的文化环境”（Venuti，1995）。翻译后，译者应总结翻译经验，为异化实践提供精深的理论依据，从而扭转视翻译为英语世界文化边缘的个人主义著作观；通过一代代译者的努力，“不断修正边缘化与盘剥译者的文化、经济与法律准则”（Venuti，1995）。韦努蒂没有停留在译者主体性的理论阐述上，而是躬身实践，为译者的权益和地位的实现提供了具体路线，有着“为之努力奋斗而试图实现的一个更为远大的目标：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译者创造者地位的建构”（王宁，2009）。韦努蒂继承本雅明与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以异化翻译之“异”对抗翻译活动中的语言暴力，认为译者不仅承担着产出精深翻译的职责，更肩负着反对民族中心主义暴力的任务；同时作为一名译者和学者，韦努蒂呼吁提升译者的权益和地位，促进了译者的主体意识和创造者地位的构建，在根茨勒看来，“近十年来北美翻译学最有影响的学者当属劳伦斯韦努蒂韦努蒂批判了美国文学翻译的人文主义基础，揭示了其对美国国内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强化作用”（Gentzler，2001）。4.结语不难看出，对译者主体性的讨论始终围绕着两极展开，正如一架天平，一端是原文，另一端是译文或译者，随着解构主义翻译的推进，天平不断向译者倾斜，译者的地位得到认可，不断发挥更大作用。这也启示译者需突破自身认知局限，不断构建更具自我批评、自我意识的翻译实践与理论，视自己为世界文化交流与全球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期促进各民族内新文化的崛起，为各国带来新型、共享与平等的文化关系。参考文献：1 Benjamin W.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C/Arendt H.Illuminations.New York:Scho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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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politics,economy,and culture i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expanding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Key words:deconstruction translation;translators subjectivity;Benjamin;Derrida;Venu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