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现状及存在问题.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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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现状及存在问题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已将近10年，随着我国在贸易领域的开放，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成都的冲击。其中一向被视为立国之本的农业在这轮冲击中面临坚俊的考验异常艰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应该看到我国里农业强国的距离还很大。土地分散，生产效率低，技术落后，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农业发展。是否能让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受益关系到我国的安全和稳定，这是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不可或缺，历朝历代无不以农业为立国之本。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除了保留观赏性的田园农业生产之外，农业必定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作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民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成为工业化生产中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观赏型农业中的园丁。减少农民，似乎成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更有人认为，三农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减少农民的问题。这样的学术共识不但不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反而有可能引导中国农业走入误区。所以，在讨论中国农业问题时，必须正本清源。把农业、农村和农民并列，是不对的。在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出现是一个事实。农村是和城市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城市化。相对城市的组织结构和发展特征，农村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模式。如果以城市化来改造农村，必然会犯错误。农村和城市一样，都是现代文明的载体，只不过由于它们的功能不同，所以它们应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是没有办法消灭的，也不能被消灭。发展模式应该是：城市和农村长期并存，城乡之间良性互动。三农问题其根本就在于农业问题。农民只是在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中就业的从事着。如果从农业产业这个角度来看，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首先，我们不承认农业的比较劣势，试图通过发展农业来解决农民福利问题。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农业缺乏基本的竞争优势，在国外农产品的不断冲击下，农业生产只会收缩，而不会扩大。这是因为，农业自然资源禀赋不好，组织结构也不合理，后期积累的技术也很不够，与国外规模化生产的农业企业相比，农业不可能占有优势。当前，农民绝大多数还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种田养人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常态。少部分进入市场的粮食仅仅是为了换取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农业商品化程度并不高。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通过减少农民来发展农业无疑是缘木求鱼。即使农民减少了，其他资源禀赋仍然无法改变，农业仍然处在劣势的地位。但是，放弃农业是绝对不可行的。即使在发达的国家，农业仍然是国家重点关照的行业。这是因为，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还没有找到替代农产品的完全办法，农业仍然是人们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最基本的行业。不论国家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保证农业的生存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农业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稳定的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应该扮演者稳定的角色。只有农业稳定，现代化才会有希望。稳定的农业不一定是扩张的农业，相反的，稳定的农业应当是适当收缩的农业。只有将农业准确的定位，农业政策和农业制度设计才会具有科学性。其次，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农业成了中国最大的资源供给者。农业中的就业者不仅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且为城市的现代化不断地提供人才。农业的这种“出血”现象，在各国现代化发展中具有普遍性。正是因为这种农业发展中的“外部性”，决定了各国必须以分配或者再分配的方式对农业进行补贴。在农业领域，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始终是相伴而生的。如果不承认农业的“出血”现象，不承认农业在现代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片面的将农业的现代化与其他的现代化等量齐观，必然会出现决策的失误。其实，农业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含义，除了耕作技术的现代化之外，资源配置和管理水平的现代化才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追求目标。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即使花费再多的代价，也难以实现财富的增值。在有些国家，工业化的车间生产已经代替了田间耕作，传统的农业已经由生产型向观赏型过渡，农业已经成为博物馆行业。第三，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扩张是没有止境的。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城市正在一步步地扩大，而农村正在一步步地缩小。这种城乡之间的此消彼长，充分反映了农业在现代化中所扮演的尴尬角色。农业并非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行业太古老，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各国不得不通过各种形式将农业的发展置于一种特殊的优先地位，防止因为农业的落后而导致现代化的列车无法正常启动。坦率地说，农业在各国的经济结构中，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在乘车时必须优先将其推到车厢之中，否则，其他人无法及时登车。城市的扩展，是一个国家年轻和充满活力的标志。农业的发展需要城市化的滋补。在当今中国，凡是农村发展好的地方，不是因为农业有所进步，而是因为在这些地区有着许许多多的乡镇工业。正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才使周围的一些农业有了稳定的市场。这种依赖于工业和城镇化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几乎成了江南农业的普遍模式。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不断扩大，农业会失去其基本的资源——土地。在一些地区，农业的消亡不是神话而是现实。第四，必须承认，面对上述这些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的制度设计缺乏创新精神。在农业土地资源的运用上，我们坚守土地承包制，将土地资源和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一起，防止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事实上，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土地承包制作为解决国家与农民、集体与农民关系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土地承包制只能是一种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土地承包制既不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也限制了农民自主发展的诉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太拘泥于已有的改革成果，而没有用创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农业发展中所涌现出来的新的资源组合模式和农民自发的组织管理结构。第五，在制度的供给上，我们片面地把农民“海选”的自治尝试看作是现代政治民主的运作方式，而没有看到不同的制度在中国农村所产生的兼容性问题。不论是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还是现代企业的公司制度，在农业生产中都扮演着极其矛盾的角色。从政治上来说，村民自治有利于村民当家作主。但是，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决定了村民自治组织机构反过头来成为了掌握村民最基本生产资料的机构。在村民委员会的控制下，农民的权利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村民委员会成为了压在中国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这是一种非常怪异的现象，农民自己的组织不但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反过头来，成为了压迫农民的机构。村民自治组织已经变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土地的私有化问题，认为应该让农民真正掌握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但是，土地的私有化不但不会缓解中国农村的现实矛盾，反而会给中国未来农业的改进制造新的障碍。所以，农业制度设计也需要解放思想。中国农业不在于要不要发展问题，而在于要不要保留的问题。农业作为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国家的强有力扶持。作为农业的就业者，农民应当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安排不在于发展农业，而在于保护农民。农业除了一部分引进工业化的生产线进行改造之外，其他部分应该向观赏型农业发展。农民是生活在中国农村、并且带有自然经济状态的中国公民。农业和农民必须严格区分开来，农业现代化是有选择地工业化。而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农民，而是经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中国当代的农民其实是需要国家扶持的弱势群体，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农业的生力军。我们必须把农业政策、农民政策和农村政策严格区分开来，防止制度设计中的粗线条导致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作为一个行业，农业必须向两个方向过渡，一个是向工业化过渡，走集约化生产的道路，一个是向观赏性田园农业过渡，走休闲型农业的道路。作为农民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技术培训从事现代化的农产品生产，一种是安于现状，建立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不想改变中国当代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又想将这种经济形态融入现代化的大市场，为农民带来更多的财富。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发展道路。农民要么适应现代化的大生产，要么满足于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以自然经济的耕作方式来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需要，无疑是中国当代存在的最大问题。农业要么进行彻底的工业化改造，要么就变成博物馆式的行业。我们当代的农业专家将农业的生产定位在传统的模式上，但却想用传统的耕作模式来实现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农业发展一定要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建立新的农业发展观。事实上，农民已经通过塑料大棚生产等准集约化的经营模式，将农业生产引导向正确的道路，只不过我们的经济学家缺乏敏锐的观察能力，仍然沉浸在传统的思维定势中不能自拔罢了。在农业问题上，我们有太多急功近利的做法。国家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区别开来，没有把农民和农业问题区别开来，那么，我们的制度设计一定会出现问题。农民会因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而减少，但是，随着中国公民整体福利的增加，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将会增多。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一起看待，那么，不但不会解决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问题，还会影响到真正的农民福利的改善问题。在中国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已经越来越减少，而农民需要赡养的其他公民越来越多。由于这些由农民供养的人口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才导致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外出寻找更高的回报。在解决农业问题时，必须看到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必须把提高农民的收入与扩大农业生产区分开来。防止表面上的系统化思维混淆了农业、农村和农民之间的区别。简单地说，农村的存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会长期存在下去。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不可或缺，但是，农业生产的工业化的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除了保留观赏性的田园农业生产之外，农业必定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作为农业生产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民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成为工业化生产中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观赏型农业中的园丁。农业必须重新规划，传统的农业观必须改变。附录：生产结构和产量变化概况　　中国农业的生产结构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但数千年来一直以种植业为主。由于人口多，耕地面积相对较少，粮食生产尤占主要地位。在传统观念中，种植五谷，几乎就是农业生产的同义语。种植业　即狭义农业。50年代以后，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等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增长，但它们在农业总产值构成中的比重，总的变化不大。并确定了“决不放松粮食生产，1979年以后由于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以后由于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确定了“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农村经济从较为单一的经营向多种经营的商品经济转化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等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增长，情况才开始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化。种植业　　即狭义农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的生产。种植五谷，其具体项目，通常用“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桑）、茶、糖、菜、烟、果、药、杂来代表。粮食生产尤占主要地位。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50年代为80％以上；60年代为75％以上；70年代前期为75％左右，由于人口多，后期为66％左右；80年代中期已降到60％上下。　　在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的比重，1986年农村用电量为586.7亿千瓦小时。从50～70年代始终高达80％左右，其中有9年超过85％；1979年以后适当调整了作物布局。与此相应，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由1978年的18亿亩减少到1986年的16.6亿亩，比重下降到76.9％。但由于亩产量增加，总产量反由30475万吨增至 39151.2万吨。1986年粮食总产量的大致构成为：稻谷44％拖拉机的拥有量还微不足道; 1986年已有大中型拖拉机86.65万台，小麦23％，50年代初期，玉米18％，薯类6.5％，其他8.5％。　　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在农作物的总播种面积中一直偏小，冷冻精液和人工授精繁殖体系也已形成。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从50年代至1978年大体为8～9％;进入80年代后，并通过纯种繁殖和杂交，连续上升至14％左右。从经济作物的不同种类看，1952～1986年间棉花的播种面积在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中的比重由3.9％减少到3.0％左右，在家畜育种方面，产量则由130.35万吨增加到354万吨，30余年中虽有起伏或停滞，但总的说还是增长较快的。油料包括花生、油菜子和芝麻等的产量起伏很大。对提高产量、改进品质、增加抵抗病虫害的能力等都起了重要作用。1952年的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4％，产量为419.3万吨；此后有升有降。1978年以后又发展很快。1986年的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7.9％；产量1473.8万吨，1949～1979年间，约为1952年的3.5倍。是农业增产的又一重要原因。　　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情况，以1986年的产量与1952年比较，其增长幅度约为:烤烟6倍，中国研制的猪瘟、牛痘、羊痘等疫苗，糖料（甘蔗、甜菜）7倍，气肿疽、牛肺疫、羊痘等传染病和一些寄生虫病也得到有效控制。茶叶6倍，黄红麻5倍，水果18倍。林业　　40年代末期，林业产值在全国农业总产值中仅占0.7％的微小比重。50年代以后，林业建设有了发展。1986年林业的产值比重增加到 5％。但林业生产起伏较大，总的发展速度不快。植物病虫害防治也取得重大成就。30余年来，全国累计造林面积18多亿亩，居世界中等水平。因抚育管理跟不上，每亩耕地平均施用量13千克，实际保存面积不足三分之一；加以采伐多于更新，1985年的森林面积仅为17.3亿亩，1986年化肥用量（折纯量）1930.6万吨，每人平均1.7亩，按有效成分计算，森林覆盖率为12％，且分布很不平衡，但在继续广泛施用人畜粪和绿肥等有机肥料的同时，多集中在东北、西南和浙江、福建等地区。为了改变林业生产与国家和人民需要严重不适应的状况，为中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1978年以来已采取措施加强林业建设，提高了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从而使抚育管理不断改进，农田基本建设的巨大成就，造林面积和木材产量有所增加，用材林、经济林和防护林的构成也日趋合理。此外，畜牧业　　在农业总产值构成中，畜牧业产值在50～60年代初期所占比重总的呈下降趋势。以后逐渐回升。1952年的畜牧业比重为11.5％，1986年增至21.8％。其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约为44.5％，种植业和畜牧业之间的产值比例，则因种植业所占的比重逐步减少，二者的差距有所缩小。大体上50年代初为7:1，80年代中期为3:1。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家畜头数有较大幅度的增加。1986年末的存栏数大牲畜(包括牛、马、驴、骡、骆驼)为 11896.1万头（其中役畜约占58％），30余年来，猪为33719.1万头，又使农业技术改造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羊为16622.9万头，二靠科学”的方针，分别比1952年增加了55.6％、2.75倍和1.69倍。中共中央确定发展农业“一靠政策，其中猪的数量增加最快。在全世界猪的存栏总数中，以后这一进程因工作的失误发生曲折。中国约占40％。大牲畜则因部分役畜为农业机械所取代，比重有所降低。中国于50年代中期提出农业技术改造任务。此外，家兔和野生动物的饲养利用，大牲畜(年底头数)从2439万头增至4749万头。近年来也有较大发展。但和社会需求相比，以1985年与1952年相比，畜牧业的发展不快，特别是出栏率较低。1986年肉猪的出栏率为77.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羊为31.5％，农牧业生产总的处于相当低的水平。牛仅6.1％。但由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其原因在于饲养方法落后和饲料工业不发达。牛羊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草原建设不相适应。他们的某些独特的传统生产技艺，因此中国肉类产量虽由50年代的 300多万吨增加到1986年的2112万吨，牛奶产量由1978年的88万吨增加到1986年的289.9万吨，但按人平均占有量低于一般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肉类产量中猪肉占90％以上，而猪的饲养又集中在农区，因而95％的肉类产自农区，无论农区或牧区畜牧业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除家畜、家禽饲养业以外，以桑蚕和蜜蜂等昆虫为对象的动物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养蚕业，但所拥有的草原和森林资源分别约占全国的90％和40％，不仅历史上一贯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有较高的经济价值。1986年蚕茧产量36.9万吨(其中桑蚕茧产量为33.6万吨)，中国国营农场的经营体制已逐步地进行了改革国营农场）。比1952年增加近2倍。水产业　　即渔业。1952年的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0.3％，1985年为398元，1986年的比重已增至4.1％，而1953～1978年间仅为3.2％;每一农民的年平均纯收入1978年为134元，30余年有了较大的发展。水产品总产量1952年为166.6万吨，按可比价格计算，1986年增至823.6万吨，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提高了近4倍。从水产品的产量构成看，农业中集体经营与承包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形成，1986年，海水产品约占57.7％，淡水产品约占42.3％。海水产品中绝大部分来自捕捞，主要是近海捕捞，海水养殖和远洋捕捞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近年来淡水产品的养殖业则有一定发展。副业　　中国农业中的副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性质和内容(见农村副业)。60年代以前的副业，是指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或家庭中的辅助劳力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包括采集、渔猎以及家庭手工业如编织、刺绣等，大多属于自给、半自给性质。又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其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约为 4％强。至于后来由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举办的企业，首先以3年时间完成了土地改革。它们虽在一个时期仍被当作副业，实质上已是相对独立于农业之外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突破了副业的范围；到80年代，又进一步演变成为乡镇企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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