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严谨·历久弥坚——读高放教授《苏联兴亡通鉴》有感.docx

执着·严谨·历久弥坚——读高放教授《苏联兴亡通鉴》有感
无法瞄准开炮，所以只打了一发空炮。据此，该文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确实是空炮与实弹先后配合”，“宣告了伟大社会主义纪元的开始”（第121-122页）。根据史料记载和几篇权威论文的论证得出的这个结论，我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其二，原先教科书上的说法来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讹传讹。但自有关史料公布“空炮说”以后，有人据此认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纯属子虚乌有，伪造历史。对此，作者反驳这种说法，并论证说，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已经与彼得—保罗要塞和“阿芙乐尔号”内部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和协调，“约定当晚先由舰艇向空中开空炮，如果临时政府不投降，再由要塞发射实弹进行轰击。后来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进展的”（第121页）。对于90多年前发生在外国的一件往事，高放先生如此认真地搜集史料，一丝不苟地加以辨析，提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表现了一个学人孜孜不倦的探索，求实和创新精神。
三
作为一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社会科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尽管人生道路并不平坦，研究工作的环境也不尽如人意，但高放先生无怨无悔，一直耕耘在这片时有争议且需与时俱进、不断汲取时代养料的土地上，堪称是一名永不停息的“老黄牛”式的学者。正如他在“自序”中说，对“文革”前发表的文章，“每篇都作了自我批评”（第3页）。改革开放以后，虽已迈入老年的门槛，却青春焕发，才思横溢，著述丰腴。他的立论常经过详细论证，独立思考，尽管一些观点引起学界争议，但他勇于坚持自己的见解，也注意倾听他人意见。他特别喜欢对一些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旁征博引，寻根究底，力求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这使他在学术思想方面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通鉴》中，一篇关于罗曼，罗兰馍斯科日记》的评论文章最初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后被《新华文摘》转载，并在文化界引起反响，该文足以代表高放先生的功底和功力。众所周知，罗曼·罗兰是法国著名作家，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蜚声世界文坛，他同高尔基有着深厚的友谊。1935年，苏联政府邀请一批世界著名的作家、诗人访问苏联，目的是让他们“亲眼看看苏联”，并通过他们向世界传递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的信息。由于各人的立场和态度不同，后来发表的对苏联的观感也各不相同。被邀访苏的三位法国作家回国后写下三本书，亨利，巴比塞写了《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书中竭力歌颂斯大林和苏联的成就，当然备受苏联当权者的欢迎和褒奖；安德列·纪德1936年出版锄苏归来》，书中对苏联的成就和体制颇多微词，得罪了斯大林，因而曾被视为“反苏”分子；罗曼，罗兰回国时，曾在《真理报》上发表一封致斯大林的热情洋溢的告别信，却把亲眼观察苏联而写下的《莫斯科日记》尘封起来，并慎重地写下亲笔留言：“在50年内都不得发表”。翌年，苏联国内政治生活日趋严酷，刮起“大清洗”的风暴，引起西方世界一片哗然；二次大战前，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一直对其持敌对的态度，这几位作家也因对苏联体制的褒贬而受到褒贬。罗曼，罗兰作为最有影响的大作家，自然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然而，面对亲友、同行和舆论的追问和责备，他却对苏联发生的事情始终缄口不语，于是，罗曼，罗兰和他的《莫斯科日记》成为一个“历史之谜”。直到50多年后，罗曼，罗兰夫妇均已离世多年，这部书稿才公开出版，此后不久，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竟然突然崩溃了。于是，这部日记所揭露的内容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当世人终于看到馍斯科日记》的内容后，又一次不能不为这位伟大作家的洞察力而感叹，也引发人们解读这一“历史之谜”的兴趣。罗曼，罗兰在这本书里，既有大量讴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记载，也有对当时苏联社会已经出现的弊害的陈述。例如，他在书中描述了在莫斯科郊外高尔基豪华别墅做客时所看到的情景，别墅内外金碧辉煌，有四五十人在这里服务，家中还常住一群亲友和食客，常有贵宾和官员造访，宴会不断，餐桌上摆满山珍海味和名贵烟酒。对此，他深有感触地写道：苏联消灭了旧的贵族、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之后，可是，“身为国家和民族卫士的伟大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身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并且比什么都严重的是，欲变成特权阶级”，高级官员及其家人们“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处于为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而艰难斗争”。当然，再伟大的作家也不是万能的上帝，他无法通过40天走马看花式的访问去仲裁一种“新社会”的利弊得失，他只能把自己的观察记录下来并略加评论。
那么，罗曼，罗兰为什么访苏后要将馍斯科日记》尘封50年呢。高放先生试图解开这个谜，他分析了“长期封存日记的6种原因”：“怕得罪苏联领导、怕对自己不利、怕伤害好友”是三个内心世界的深层原因；另有三个表面原因，即访问时间短，印象不深；所见所闻给他留下许多“正面”印象，也有不少“负面”印象，深怕公开发表有损苏联形象；当时正值欧洲法西斯势力猖獗，而苏联是反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不愿做贬损苏联的事情。这样的细分缕析是有见地的，我很钦佩先生这种治学精神。然而，要解开一本纪实作品的历史之谜，似不必过度揣摩作家的内心世界，更不宜将其作为“深层原因”。罗曼·罗兰这样一个有良知的正直的进步作家，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深切的感受，对苏联这个“新世界”则有期待和朦胧的印象，所以访苏期间，一方面为见到许多新鲜事物备受鼓舞，另一方面也为看到不少负面的消极现象感到困惑。罗曼·罗兰毫不讳言自己是“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他访苏归来说了一些赞颂的话，而将一些尚不充分的观察印象和不成熟的批评意见尘封起来，指望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社会变迁，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得以自我完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许也是作家在书中表达的原意。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闻一先生对馍斯科日记》研究所得出的不同见解。他根据新的档案和史料，认为罗曼·罗兰原先并不打算把日记封存起来，后来在某种“压力”下才做出封存50年的留言，因此，他不同意将罗曼，罗兰说成是一个“能预知斯大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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