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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演讲稿范文模版 一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 前夕，中共中央作出解放西藏的重大战略决策，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建设西藏。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西藏实际相结合，根据西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现实情况，顺应西藏人民翻身解放的强烈愿望，实行“慎重稳进”的特殊方针，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密部署和亲自指挥下，经过中共西南局、西北局大力开展争取工作以及西藏各族爱好和平人士的共同努力，1951年2月，十四世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人为代表，赴北京全权处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事宜。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抵达北京后，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派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与他们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谈判。5月23日，双方代表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正式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入拉萨，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十七条协议得到了西藏人民的赞成。协议公布当天，班禅大师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人员发表声明，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6月1日，班禅大师亲自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真诚拥护协议，愿为实现协议，为西藏永远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获得解放和发展而努力。9月26日至29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有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参加的大会，对十七条协议进行专门讨论，认为该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10月24日，十四世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的签署，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发展进步创造了条件，成为西藏走向繁荣昌盛的历史起点。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人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进入了新社会，过上了新生活。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修公路、建工厂、建医院、办教育，发放农贷资金，做了大量的爱民、惠民、助民工作。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增加西藏人民一点负担，尊重藏族风俗习惯和信仰自由。百万农奴从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的两种社会的鲜明对照中，看到了希望，坚定了建设新西藏的美好愿望。然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为维护农奴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特权，不顾中央政府和毛泽东主席长期耐心的教育、等待，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变本加厉地策划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1959年3月，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精心策划，发动了武装叛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的指挥下，和觉悟的百万农奴一起，迅速平息了叛乱。随后，根据西藏人民的强烈愿望和要求，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在青藏高原全面深入地实行开来。农奴主的庄园和土地被没收，翻身农奴焚烧了文契、地契，分到了土地和牲畜，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劳动果实。作为西藏和平解放的延续和深入，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埋葬了在西藏延续近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获得解放，为西藏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和有利的建设条件。 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及亲帝国主义势力分裂西藏的罪恶企图，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实现了藏族与全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为西藏人民废除反动农奴制度、翻身当家作主人、实行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 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日益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这一切不平凡的成就，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实行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结果，也是西藏人民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与建设的结果。历史教育了西藏人民，事实使他们对党和政府的认同与信赖前所未有地增强。 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充分保障西藏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和政治参与自主权。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均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均由藏族同志担任。目前在西藏自治区政府任主席、副主席，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主任、副主任和常委的人员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到80%以上。在西藏全区，通过民主选举当选为乡镇长XX县区长的领导干部中，藏族和 第二篇：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感想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从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西藏和平解放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彻底驱逐了帝国主义在西藏的残余势力，永远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实现了中国大陆的全部解放和完全统一，捍卫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 旧西藏，占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占有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牲畜，主宰着农奴和奴隶的身家性命；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基本没有生产资料，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西藏社会内部教派林立，隔阂深重，纷争不断，民不聊生。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干部在西藏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全心全意为西藏各族人民服务。在执行十七条协议中，我们党以极大的诚意和热情推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西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以极大的克制和忍耐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的觉醒，并对民主改革的时间一推再推。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人民与各民族感情日渐加深。祖国大家庭的团结统一，是事业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保证。 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砸碎旧制度、创建新社会，改天换地、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扬眉吐气，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政治制度实现历史跨越。西藏和平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彻底废除了统治西藏数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劳动人民永远摆脱了被统治遭压迫受奴役的悲惨命运，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经济建设成就辉煌。西藏和平解放以来，针对西藏民生凋敝的状况，党中央把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摆在首位，先后召开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建设，推动西藏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文化建设繁荣昌盛。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民主改革后，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了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改变西藏落后面貌要靠发展，改善各族人民生活要靠发展，在反分裂斗争中掌握主动、巩固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同样要靠发展。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总体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和睦，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各族人民之心愿，是民族地区各族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 第三篇：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发表西藏和平解放年白皮书。全文如下： 西藏和平解放年 （年月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 二、和平解放年的发展历程 三、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结束语 前言 年月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伟大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是西藏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点，是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起点。 西藏和平解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经历了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这是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实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的生动体现。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周年。回顾总结西藏和平解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全面展示新西藏发展的巨大成就，进一步推动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用事实揭穿达赖集团散布的种种谎言，有助于国际社会正确了解西藏和平解放年的历史真相，让世人真实感受和认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一、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 （一）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的疆域和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作为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缔造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大量考古、学术研究表明，藏族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自古就有血缘、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西藏地方与中国内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始终没有中断过。世纪，元朝中央政府设立释教总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事务，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行政管辖之下。此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其中包括直接掌握西藏地方行政机构及任命西藏地方官吏的权力，驻军戍边，并多次在西藏清查人口户籍等。明袭元制，实施多封众建，贡市羁縻。清朝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清朝皇帝于年、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年，清廷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年，清王朝正式任命七世达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府，废除郡王掌政制度，设立由四位噶伦组成的噶厦地方政府。年，清廷在驱除廓尔喀入侵势力之后，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了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项制度，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等大活佛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请中央批准。清朝此后的五位达赖喇嘛有三位经由“金瓶掣签”认定，有两位由清朝皇帝批准免于金瓶掣签。清朝皇帝还曾于年革除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名号，并于年和年先后两次革除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的名号。 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年月日，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宣布“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实行五族共和”。月日，民国政府设蒙藏事务局，隶属国务院，管理蒙藏事务。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行使对西藏的行政管辖。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历史事实表明，虽然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内乱频仍，但中央政府仍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维护了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就是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免于金瓶掣签继位的。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承认过西藏独立。 （二）所谓的“西藏独立”问题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瓜分中国图谋的一部分 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侵略势力趁机染指西藏。英军先后于年、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因遭到西藏军民的抵抗而失败。在靠武装侵略没能达到将西藏变为殖民地的目的后，帝国主义开始在西藏培植亲帝分裂势力，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煽动“西藏独立”。年月日，英俄帝国签订西藏协定，第一次在国际文件中把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年，英帝国策划召开西姆拉会议，唆使西藏代表首次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当即遭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拒绝。英国代表于是提出所谓“折衷”方案，企图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年月，中国政府代表奉命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发表声明概不承认任何此类条约或文件，同时将立场照会英国政府，西姆拉会议遂以破产而告终。年，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代表的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开进行“西藏独立”活动，因遭到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的反对而不得不改变原议。 年，英帝国主义幕后策划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泛亚洲会议”，在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和万国旗中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来对待，经中国代表团严正交涉，会议组织者不得不改正。年月日，西藏地方政府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下令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及相关人员驱赶出西藏，制造了“驱汉事件”。年月，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所谓的“亲善使团”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寻求对“西藏独立”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加紧分裂国家的活动。年底，美国人劳尔汤姆斯以“无线评论员”名义在西藏探索“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援助”，并在美国报刊上宣称“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年上半年，一批美国枪支弹药经由加尔各答进入西藏，用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 历史事实清楚地证明，所谓“西藏独立”完全是新老帝国主义侵略者炮制出来的，是西方侵略势力瓜分中国领土阴谋的一部分。 （三）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为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不惜流血牺牲，进行了长达多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才取得了完全胜利。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提上了议事日程。 针对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势力紧锣密鼓策划“西藏独立”的活动，年月日，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在概述列强百年来侵略西藏的过程后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社论发表后，西藏各界纷纷响应和拥护，盼望解放军早日进藏。年月日，十世班禅致电中央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月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十世班禅说：“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月日，原西藏摄政五世热振活佛的近侍热振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刚刚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康北玉隆地区头人夏格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 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西藏地方的严峻局势，满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愿望，年月，毛泽东主席在前往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 在酝酿和探索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考虑到西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地区，为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有利于维护西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和平解放的方式。年月，毛泽东主席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形势指出，待解放的地方按照“北平方式”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在增加。之后，湖南、宁夏以及与西藏相邻的新疆、云南、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借鉴。年月日，针对西藏地方政府派出所谓“亲善使团”一事，毛泽东主席授权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西藏人民的要求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 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年间，西南局和西北局先后四次派出代表或代表团赴西藏进行劝和，以争取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月日，西北局派出藏族干部张竞成携带XX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阿旺松饶的书信等赴藏联络。月底，在中共中央批准和西南局组织下，与西藏政教界有着良好关系的汉族高僧志清法师由成都启程赴藏。月间，以塔尔寺当才活佛为团长的青海寺院赴藏劝和团从西宁出发。XX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藏族学者喜饶嘉措向达赖喇嘛和藏族同胞发表广播讲话，呼吁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遣全权代表赴京进行和平协商”。月日，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一行十人从白利寺出发，踏上赴藏劝和征程。然而，这一系列劝和促谈活动，却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的重重阻挠，劝和人员被驱赶或软禁，有的代表团被分解，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投毒致死。 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怂恿和西藏上层亲帝分裂势力的把持下，极力扩充藏军，并以其主力个代本（相当于团）沿金沙江西岸陈兵于以昌都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解放西藏。昌都为从西南入藏的必经之地。年月日，毛泽东指出占领昌都“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月日起，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从南北两线分别渡过金沙江执行解放昌都的作战任务。月日，昌都解放。在此基础上，XX市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XX市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了XX市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昌都战役打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为促进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必要条件。 （四）签订十七条协议，实现西藏和平解放 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在昌都战役进行中，仍催促西藏“代表团应速来京”。昌都战役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发生分化，爱国进步力量占据上风，主张亲帝分裂的摄政达扎阿旺松饶被迫下台，十四世达赖喇嘛于月日提前亲政，西藏地方政局朝着有利于和平解放的趋势发展。 年月日，十四世达赖喇嘛移居西藏亚东，一面对我进行观望，一面向英、美、印、尼等国求援，伺机逃往国外，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公开支持“西藏独立”。西藏地方政府也相应地分为留守的“拉萨噶厦”和临时性的“亚东噶厦”两部分。随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会议”决定正式派出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和谈。达赖喇嘛在致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的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关系屡遭破坏，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去北京。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两位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平等政策和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召下，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与中央人民政府和谈的全权代表团，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代表团分作两路启程，于年月日齐聚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随即，中央人民政府组成谈判代表团，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经过友好协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于年月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签订十七条协议，需要强调以下几点基本历史事实： 第一，和平谈判是在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前提下进行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谈判代表团时，给每位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证书外面注明了西藏全权代表五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写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谈判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增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问题。正如阿沛回忆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代表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第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十大政策”是谈判的基础。“十大政策”主要内容是：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发展西藏经济和文化教育，西藏各项改革事宜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等。在谈判之初，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强调不能接受“十大政策”中的“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并没有勉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而是建议休会两天，安排他们参观，同时耐心劝说，提出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就没有理由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同时，充分考虑到西藏代表提出的西藏经济落后、资源贫瘠，供给人民解放军有很大困难的问题，中央政府作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切开支由中央负责”的保证。双方最终协商确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第三，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之间的团结问题，是谈判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挑唆，九世班禅喇嘛在世纪年代初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发生不和，被迫从西藏出走内地，年月在返回西藏途中圆寂于青海玉树。年月日，经国民政府批准，十世班禅在青海塔尔寺坐床继位。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谈判之初，并不承认十世班禅的合法地位。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团向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展示了原国民党政府批准认定十世班禅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全部公文，以及由达赖喇嘛方面代表参加的十世班禅在塔尔寺坐床继位时的照片。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最终承认了十世班禅的合法地位。谈判期间正值“五一”劳动节，中央人民政府邀请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和十世班禅在天安门城楼上共同观礼，阿沛阿旺晋美与十世班禅进行了友好会面，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第四，协议在相互尊重和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大部分条款是关于西藏内部关系和内部事宜的处理。在这些问题上，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依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也提出了若干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对正确的部分加以采纳和研究综合，并对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了耐心的解释。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土丹旦达根据切身经历谈道：“我作为译仓派出的僧官，在谈判过程中对宗教信仰、寺庙收入等提的建议较多，中央大都采纳了。”谈判一开始就搞了汉、藏两种协议文本，每一次修改两种文本都同步进行，并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同意。谈判结束后，汉、藏两个文本同时产生，并在签订后予以一并公布。 西藏地方政府全体谈判代表作为全权代表，在正式谈判前协商立下如下工作原则：“能做主的问题就立即定下来，不能解决的，向亚东报告”；来不及请示时，“作为全权代表可以先定下来，再向达赖喇嘛报告”。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向达赖喇嘛和噶厦的请示渠道始终通畅，就哪些问题请示由他们内部协商确定。谈判开始不久，关于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问题，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通过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带来的密码机向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和噶厦发了电报，说明谈判中其他方面问题都不大，就是如不承认人民解放军进藏守卫国家边疆，谈判恐怕谈不成。其间，他们还在与班禅的关系问题上，同“亚东噶厦”联系过两次。在多天的谈判中，虽然双方代表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和不同意见，但始终是在友好真诚、充分协商的气氛中进行的，最终就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在协议签订仪式上，双方代表在协议文本上签名，并加盖了个人图章，以示郑重。 为了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谈判中签订了两个协议附件。其一是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在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上，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谈判中提出了进藏部队的具体数量、驻军部署及供给等有关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具体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属于军事机密，因而不能写在需要公布的协议中，于是就有了签订这一附件的必要。其二是关于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声明。对于协议，如果达赖喇嘛予以承认，并返回拉萨，则和平解放西藏顺理成章。如果达赖喇嘛因某种情况暂不返回拉萨，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提出，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允许达赖喇嘛在执行协议的第一年内，因某种需要可以自行选择住地，在此期间内返职时，其地位与职权不予变更。对此，中央人民政府表示同意，但如果将这一内容写在协议里，则可能引起各种议论。双方就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提前作出预防性规定，签订了该附件。这两个附件是属于协议实施细则和对协议未尽事宜的补充。 第五，协议得到达赖喇嘛和西藏僧俗人民的一致拥护。阿沛阿旺晋美从北京回到拉萨后，西藏地方政府于月至日召开了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藏军甲本以上军官等多人的“官员大会”，通过了向达赖喇嘛的呈文：“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以伦比，理当遵照执行。”月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该电文全文为：“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年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年月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月日，毛泽东主席复电达赖喇嘛，感谢他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社会发展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和平解放使西藏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为西藏与全国一起共同进步和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 二、和平解放60年的发展历程 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后的60年里，西藏历经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段，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一）落实十七条协议，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开启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崭新征程 进军西藏，巩固边防。按照十七条协议及附件一的规定，从1951年9月到1952年6月，以十八军为主的各路进藏部队先后到达拉萨，进驻（抵）太昭、江孜、日喀则、山南隆子宗、亚东、察隅、改则等国防重镇，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结束了西藏4000多公里边境线上长期有边无防的历史。 统一处理西藏一切涉外事务。1952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成立，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领导下，具体办理西藏地方的一切涉外事宜。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互换照会，取消印度继承的英国侵略西藏遗留下来的特权。1955年中国和尼泊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956年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取消了尼泊尔在西藏的特权，中尼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和发展。至此，完全实现了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 实行生产自给，解决军需民用。中央政府作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及“精打细算，生产自给”等指示，提出“保障军需，兼顾民用”，“统一采购，紧缩开支”等一系列财经政策。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后，首先从羊毛出口贸易着手，解决军需民用问题。中央政府拨款400亿元（旧币），以高于出口印度市场的价格，收购西藏积压的羊毛，打击了上层反动集团囤积居奇，挑拨、破坏藏汉关系的图谋，上层人士为此获得丰厚的利润，也体会到中央政府是切实维护藏族人民利益的，在经济上逐渐减少了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依赖和联系，积极向中央政府靠拢。 开展统战工作，促进民族团结和进步。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推动下，1952年4月，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及班禅行辕人员自青海返回拉萨，实现了班禅与达赖的友好会晤。西藏工委不间断地进行工作，解决了达赖与班禅相互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1953年，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被选为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功德林活佛被选为副会长。1956年9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1954年9月，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联袂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体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与此同时，组织参观团或观礼团到内地参观、访问，自1952年至1957年间组织了13批1000多人次到内地参观、访问，其成员不断扩大，包括从拉萨直至西藏各地区的上层僧俗官员、寺庙喇嘛、青年和妇女，增进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和各民族的团结。 积极开展现代化建设，推动西藏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坚决执行十七条协议和中央的政策，修建康藏、青藏公路和当雄机场，兴修水利，建设现代工厂、银行、贸易公司、邮局、农场和学校等，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农牧民发展生产，开展社会救济，救灾活动，免费为群众防疫治病，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展示了一种现代文明和进步的新气象，在西藏各阶层和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打破了西藏社会长期封闭、停滞的局面，开启了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为西藏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为西藏与全国共同前进创造了必要条件。 （二）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解放百万农奴和社会生产力，完成西藏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民主改革之前的旧西藏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落后、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5的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和大部分牲畜，而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广大农奴和奴隶不仅遭受着沉重的赋税、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的剥削，而且遭受着世所罕见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刑罚，挣扎在死亡线上。改革西藏社会制度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西藏人民的根本愿望。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十七条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极为宽容的政策，耐心等待和劝说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并给予充分的时间。但是，西藏反动上层为了维护农奴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根本反对改革，企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为此，他们蓄意违反十七条协议，策划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直至1959年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与西藏人民一道坚决平息了叛乱，解散了西藏地方政府，并在西藏进行了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实现了政教分离；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废除了对“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使农奴和奴隶获得人身自由。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权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使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多方面实现了翻身解放，有效地促进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道路。据统计，在民主改革中，农奴和奴隶共分得土地280多万克（15克相当于1公顷），到1960年西藏民主改革完成时，西藏的粮食生产量比1959年增长12.6，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长17.7，牲畜存栏头数1960年比1959年增长9.9。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西藏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民主建政的过程。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后，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此后，相继撤销了XX市人民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结束了几种不同性质政权并存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西藏各级权力机关和政权，一大批翻身农奴和奴隶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开幕，西藏自治区及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此后，西藏通过对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行，从制度上保障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政策在西藏的实现，保障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权利，为西藏在国家的特殊支持和资助下，根据本地区特点实现与全国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制度保证。 （四）实行改革开放，推动西藏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供给型经济走向经营型经济 20世纪80年代，西藏与全国一样掀起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热潮。1980年和1984年，中央先后召开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西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从供给型经济转变为经营性经济的指导方针。中央政府制订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等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经济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推进了西藏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从1984年起，由国家投资、全国九省（市）援建西藏43项工程等一批项目。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国家的支援，壮大和繁荣了西藏经济，提高了西藏产业的整体水平和经济活动的商品化水平，使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五）根据新的形势，在实践中探索和形成新时期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不断加快西藏发展，维护局势稳定 达赖集团叛逃国外后，始终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和分裂国家的活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在印度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在印度、尼泊尔建立了叛乱武装基地，长期对我边境实施武装袭扰。1964年，国务院第151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往国外以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往国外的残余叛乱武装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西藏实行改革开放后，达赖集团更是加紧进行渗透破坏，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组织策划拉萨骚乱。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平息了骚乱，并于1989年提出了指导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对统一思想、促进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转折点。1994年，中央政府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确保社会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作出了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