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地区“茶马互市”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pdf

青藏高原论坛TIBETANPLATEAUFORUM2023 年 3 月第 1 期第十一卷总第四十一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金项目：本文系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新时代藏传佛教寺院依法管理对策研究以甘肃省涉藏地区为例”（批准号：2021WT015）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华锐东智，男，甘肃天祝人，甘肃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藏学及民族地区现实问题研究。才让扎西，男，甘肃夏河人，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河西地区“茶马互市”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华锐 东智才让扎西（甘肃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甘肃兰州730030；西北民族大学，甘肃兰州730030）摘要：甘肃河西地区“茶马互市”的形成，主要受制于特定的历史、生活环境、高原气候及生产生活方式。唐朝时期，河西地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以茶易马”的贸易现象就已形成规模。宋代，随着内地产茶数量的逐步增多，河西地区出产的马匹等物与内地茶叶相互交易，汉藏等多民族间的“以茶易马”迅速发展起来，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走向繁荣。唐宋以来，以茶换马的贸易方式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河西地区通过“茶马互市”促进汉藏等多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印证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这一新时代主题。关键词：河西地区；汉藏民族；茶马互市；文化认同“茶马互市”是指自唐宋以来居住在我国西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用马匹等畜产品来交换内地的茶叶、布匹等生产生活必需品所进行的贸易活动。“茶马互市”起源于公元5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唐宋元以来，河西地区“茶马互市”的交易范围主要是在内地的汉族与该地区的藏族之间进行。河西地区的藏族主要生活在今甘肃天祝、肃南皇城等地区，藏文文献中把这一地区称“华锐”（“华锐”系藏语，汉意为“英雄的部落或地区”）。自唐朝始，汉、藏、蒙、土等多民族便在此地杂居，其中藏族是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历史演变中，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交融、相映生辉。鉴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代朝廷把“茶马互市”地点设在“河西走廊”境内，这为当地的贸易往来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河西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历代中央王朝的治边方略和汉藏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看，“茶马互市”在河西地区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河西地区包括藏族在内的如蒙古族、土族等各少数民族都需要茶，茶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地区又缺少茶叶产出，只能从中原输入。二是历史上河西地区各民族长期杂居状况为“茶马互市”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三是河西地区的藏族等少数民族畜牧大量品种优良的马匹，通过茶马贸易不仅满足历代中央王朝对战马的需要，也为中央政府增加财政经济收入，在这一背景下，“茶马互市”也就成为双方的最好选择。“茶马互市”是为维护国家统一，加强对河西地区少数民族管理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也是当时河西地区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时代需求。一、茶文化中的汉藏文化交往茶是人类文明智慧的标志和结晶。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品种多样。河西地区藏族茶文化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学术界认为，早在吐蕃时期茶叶就传入西藏，“唐兴盛时期丰富的物质文化成果对吐蕃社会的茶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文成、金城两公主先后和亲吐蕃，这直接推动了唐蕃政治、经济、文1青藏高原论坛TIBETANPLATEAUFORUM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化的交流发展，致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尚。”1自唐以来，在河西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茶叶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它在内地汉族与藏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互沟通和民族团结方面扮演了“汉藏金桥”的角色。（一）茶叶传说中汉藏茶文化的交往印记关于茶叶的来源在河西藏族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一对青年男女相亲相爱，但遭到家人反对。姑娘在家人的逼迫下用毒箭射死了恋人，就在火葬男子时她跳进了熊熊烈火。不久，埋下男子的地方长出了一株大黄花，埋下女子的地方长出了一株大红花。女子的父母知道后砍断了花珠，第二年在长花的地方又长出了两棵树，父母又将其砍断。于是他俩商量：咱们到内地和羌塘，变成茶和盐再相会吧。”2这则传说生动形象地讲述了茶叶的来历，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一方面说明了茶叶进入藏族生活的曲折经历，明确了藏族生活地区不产茶的事实，另一方面藏族又以文学形式的手法，记录了汉藏民族早期商品经济的往来和相互通商的历史事实。（二）历史渊源中汉藏茶文化的交往记录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早在公元四五世纪，吐蕃军队在与其相邻的中原地区获取了大量茶叶，但未知其名也不知用途。藏汉史集中载，茶叶在吐蕃国君都松芒波杰时（676704年）已传入西藏，但当时赞普（“赞普”系藏语，汉意为“国王”）只是作为一种保健药物而收藏。都松芒波杰说：“在我患病期间不思饮食，只有饮用小鸟衔来的这根树枝泡的水比较奇妙。它能养身，是一种治病良药。”3唐朝德宗时期（781年），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诸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4这一记载表明，早在公元五世纪以前，藏族生活的区域还没有大量的茶叶输入，茶叶作为战利品而不知其用途，当时只是被吐蕃王室贵族作为一种珍贵的保健药品收藏。自唐开元以后，汉族地区的僧人坐禅时“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效仿，遂成风俗。”5唐宋时期，内地的佛教文化发展迅速，当时庞大的僧人集团特别嗜茶，就有“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6之说，僧人已成为饮茶的主要群体。藏族的茶文化既是汉藏民族经济交流的结果，也是汉藏两个民族文化互鉴的结晶。藏族饮食文化中的茶文化独具一格，具有显著的本民族特色。据汉藏史集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贡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7随着唐朝和吐蕃间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内地有些僧人选择到吐蕃传法，有些僧人则经吐蕃去印度求法，在佛教文化相互交流的这一过程中，内地的饮茶习俗便开始传入吐蕃各地；可以说，茶叶首先成为了汉藏两个民族僧人之间交流佛教文化的引子。时至今日，我们在探究其源以及烹饮等方式方法时，会发现在其内遗留有汉族茶文化之诸多历史印痕。（三）茶具制造中汉藏文化交往的记述各民族在交往交流时，相互之间的文化影响不可避免，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一个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往往不是被动吸收，而是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主动和自觉的选择，根据本民族的需要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河西地区藏族茶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人们对茶叶功效的认识乃至对茶具审美价值的取向，都与中原汉族地区的茶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生活中，藏族使用茶具特别讲究，茶具美观大方。“饮茶习俗传入西藏后，赞普就请来汉地工匠，用藏地的原料做了六种碗”8，藏民族把此类茶具使用至今，而且人们把它视为珍品。这种民族特色鲜明的茶具，凝聚了两个民族的智慧，并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到了共生共荣的目的。这一文化产品，以其绝佳的艺术手法，谱写了汉藏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二、“茶马互市”传承演变下的民族交往交流在“河西走廊”文明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璀璨的优秀文化，无论是汉民族还是久居这里的藏族等少数民族，都为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唐宋以来，河西地区各民族之间以茶马贸易建立起来的民族友谊坚如磐石，与其相关的文化现象也延续至今，彰显了深厚的民族情华锐东智才让扎西河西地区“茶马互市”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2青藏高原论坛TIBETANPLATEAUFORUM2023 年 3 月第 1 期第十一卷总第四十一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感。河西地区的藏族等少数民族的马匹等畜产品，在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史上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并由此产生了历史久远、规模宏大的赛马会。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集赛马、娱乐、马匹交易于一体的体育商业盛事。每年的八月一日华锐地方的藏、汉、蒙、土等民族要举行盛大的赛马会，呈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与鲜明的民俗民风，赛马盛况也为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增添了无限的文化光彩。（一）“茶马互市”中的民族交往交流如前所述，唐开元前，茶叶主要被藏族王公贵族等社会高层人士和寺庙僧人所享用，到吐蕃最后一位赞普达玛时期，他对吐蕃社会的佛教实施了打压性的改革，从而导致西藏各地僧人各自逃生他乡。“离开寺庙的僧人又将饮茶之习俗传入民间，这是饮茶习俗传入民间的最早时期。”9“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与吐蕃在青海日月山以及甘肃河西一带实施茶马贸易，至此，茶叶大量运入河西地区，频繁出现在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河西大部分地区为吐蕃等少数民族所占据，与宋廷贡赐不断，主要以茶马为主，并建立茶马互易市场。”10元、明时期，汉族与河西各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往来频繁，明朝于1372年设置了“茶马司”。“明末清初在华锐庄浪（庄浪系藏语，汉意指野牛沟，今属甘肃永登县）设置茶马司，茶马互市制度自此建立。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设置庄浪茶马同知管理以茶易马等事宜。”11从此，茶叶便源源不断地运往河西地区，出现了对我国西部民族关系和经济生活有重大影响的茶马交易和茶马互币。河西地区历史上的茶马贸易，不但在我国汉藏等各民族交往交流方面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经济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天祝文史（第二辑）载，对河西地区“以茶易马”事宜专有石碑刻述：“一块庄浪属署题名碑记记述了茶马厅的组织状况。据碑文所记，自顺治元年（1644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先后任巩昌分府监屯同知的有徐自励等30人；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先后任庄浪茶马同知的有富安等47人。”12在另一块重修庄浪茶马厅衙署碑记中记“尝考茶马厅设自国朝，衙廨建于明季，规模闳厂，气象光昌，洵足壮中国之威仪，而为番氓所景仰者也。乾隆二十三年，富司马克济来莅斯土，曾捐廉修葺，迄今未及百年，而不堪令人仰视矣费用二千多金，筑室八十余所。”13从这一史料记载中不难看出，当时在河西地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的茶马贸易规模盛大，经济往来日趋繁荣。“茶马互市”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反映或表现出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其一，历史上内地与河西少数民族贸易经济的全过程，其基本要素始终没有离开茶；其二，茶叶为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交往交流和民族间的团结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二）赛马会中的民族交往交流关于赛马会，在河西藏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继稳王位之后，便派使臣向唐太宗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抵达拉萨后举行了隆重的宴庆盛会。“松赞干布第一次召来了阿里三围、卫藏四茹的最佳骑手和骏马，进行激烈的竞争。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的松赞干布也参加了赛马，不过他只得了第十三名。热情洋溢的文成公主特意给松赞干布献上一条哈达，表示敬意。”14从此，在华锐地区留下定期举行赛马会的习惯，名次选至前十三名，在奖励上对第十三名获得者要多赠一条哈达。这个故事一方面表现出汉藏两个民族团结友爱的兄弟情感，是汉藏民族早期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另一方面，河西各地之所以有历史悠久、流传至今举办传统赛马会的节日习俗，是因为历史上的“茶马互市”为该地区赛马会的传承延续和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东晋时就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歌谣。所谓凉州大马，主要指华锐地方产的马匹。唐时，凉州设马政，专饲军马；宋朝马匹的来源，主要由“凉州六谷部”（“凉州”指今天甘肃武威，“六谷部”指阳妃谷、洪源谷、浩门河谷、庄浪河谷、东大河谷和西大河谷）提供。当时在此设“茶马互市”，以茶换马，形成贸易集市。位于华锐金强河畔的岔口驿，是历史上有名的关隘和驿站。它南通兰州，北达武威，西进青海，东通宁夏。西夏此处建有古城，明时这里已成为驿站并作为驻军城堡。今华锐岔口驿二月初二走马会历史悠久，早在宋朝时期已经形成；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主要由汉族群众在此举行赛马大会，通过举行走马比赛来交易马匹。“据说这始于宋朝时的茶马互市流传下来的，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15岔口驿马主要指该地两面山沟和松山一带的走马，在历史上以稳健善走著称，宋明时朝廷所用的军马多在此征购。农历二月初二，四面八方的各族“走马客”将自己的骏马用各种绸带等装饰物打扮一新，来到会场比试高低，许多商贾、马贩子也蜂拥而至。此时尽管气候寒冷，但会场仍然热闹非凡。本地的汉族群众也乘机将自己传统的“社火”搬上，他们串户游巷，相互祝福。舞台上秦腔、眉户戏各献技艺，为走马会增添了3青藏高原论坛TIBETANPLATEAUFORUM无限欢乐。草滩上饭馆、商店、摊贩比比皆是，顿时这里变成一个盛大的物资交流会。“走马客”们喜笑颜开，亲朋好友要给走马挂红献哈达，衷心祝愿旗开得胜，这次走马会一般举行五至七天。赛马会又是物资交流会，有来自本省及青海、陕西、内蒙古等地的“马客”、游客和商贾，现在又增加了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及各种展览等活动。规模最大的赛马会是每年八月一日在“抓西秀龙”（“抓西秀龙”系藏语，汉意为“吉祥富饶”，属现天祝藏族自治县）滩举行的赛马大会，此日也是县庆日，由县人民政府主办。组织者把帐篷城分成商业区、饮食区、文体区、交易区等。各民族同胞身着民族盛装，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赛马会是继春节后的又一大民间节日，除县政府主办外，各乡镇在不同的时间也在举行赛马会。这种由“茶马互市”催生并延续不断举办的赛马会，期间所表现出的贸易往来，不仅提高了各地商品的流通量，而且推动了河西地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以及周边各省商品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三、“茶马互市”平台运行取得的历史成绩历史上，“茶马互市”在河西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其平台搭建与机制运行为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稳定与繁荣，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来一往的“朝贡”与“赏赐”不仅表达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与国家认同，也进一步密切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经济生活的交流和民族的团结进步。而今，河西地区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活中来往密切、情感上鱼水深情、经济上互惠互利、文化上互融并存的共同社会形态。（一）加强了民族团结和对国家的认同随着茶马贸易的迅速发展，各民族的交流日益增多，内地的许多商人逐渐移居河西农牧区，在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对汉族有了更全面地了解，进而增进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主动学习汉文化，部分少数民族还担任政府官员。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中深受儒学伦理的熏陶，价值观也较多认同居于社会主流的汉文化。众所周知，河西地区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关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茶马互市”的贸易交流，不仅为当时的中央王朝提供了充足的战马，而且无形中加强了河西地区与内地汉民族的往来与互通，尤其是明朝政府在河西地区实行的“马赋差发”措施，使河西地区的少数民族更加服从于中央政府的统治，这既牢固树立了中央王朝的权威，也为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进步开辟了广阔前景、奠定了坚实基础，增强了河西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二）推动了畜牧业、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结构，而各民族作为整体社会的一部分，又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唐宋以后，茶叶已经成为河西少数民族生活的必需品。一方面，内地的茶叶大量运进河西农牧地区的同时，农牧区的马、牛、羊等及畜产品也大量输出。内地充足的茶叶供应，不但改善和丰富了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农牧民群众的生活，而且马、牛、羊的大量销出，又刺激了这一地区畜牧业的持续发展，为各民族畜牧业经济带来了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河西地区少数民族的马匹等大量牲畜进入内地，为汉族群众的农业生产提供了畜力保障，在支援内地农业经济发展繁荣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内地种茶、制茶、纺织等行业的发展。因此，“茶马互市”贸易往来促进了汉藏两个民族商品流通的同时，也促使内地与河西地区其他民族商品经济发展，这一形式做到了贸易上互利共享和经济上相互依存，促进了内地农业经济和河西地区畜牧业的繁荣，同时推动了交通的发展、加快了语言的统一和增进了各民族的情感。（三）促成了文化习俗的互融并存纵观河西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习俗，所表现出的地域特色，一方面是因为地理气候、生活方式、生产模式的差异。另一方面，河西各少数民族长期与汉民族杂居，部分文化是汉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晶，其内既有本民族气息的内容，又包涵汉文化的色彩与观念。比如由“茶马互市”传承延续下的赛马会，就是一个群众性的大舞台，在这一集体活动中，参与人员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论贫富贵贱，不论老弱妇孺，人人都参与在其内。尤其在赛马会期间，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在这里云集，极力推销自己的商品，达到了商品交换和物资流通的目的。不同民族集聚在一起，相互交流各民族的民族艺术；每个家庭都各自带来本民族的绝佳饮食，交流农牧业生产和生活经验。这种多民族长时间的交往交流，起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华锐东智才让扎西河西地区“茶马互市”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4青藏高原论坛TIBETANPLATEAUFORUM2023 年 3 月第 1 期第十一卷总第四十一期了相互促进、互惠互利、共同进步的作用。从文化地理区位来看，河西走廊处于我国古代蒙古文化圈和青藏文化圈的交汇地带，也是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有效辐射之区域。民族间相互交流的本质是文化交流，其在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起到纽带联结作用。关于文化交流这一问题，我们在此做以下简要阐述。首先，宗教信仰方面。其一，河西地区的汉、藏、蒙、土等民族都信仰佛教或藏传佛教，是树与枝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其二，汉族信仰的一些神灵如二郎神、财神、灶王爷和门神等被藏、蒙、土民族广泛信仰，而藏传佛教中的一些神灵如山神、地神、天神、水神和诸多护法神又被汉、藏、蒙、土等民族共同信仰。从河西地区的宗教建筑所反映的绘画、雕刻、雕塑等艺术手法看，它是藏、汉、蒙等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各族人民团结友好的见证。其次，服饰文化方面（以华锐藏族服饰为例）。华锐藏族服饰受到了汉、蒙和土等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具有多重性的特点。华锐地区有一种帽子叫“嘉拿乃玉”，“嘉”是藏语，汉意为“汉族”。据老人们讲，这种帽子是从汉地传到华锐地区；华锐藏族服饰中的双狮舞绣球、云子等图案都是对汉文化的借鉴。过去，生活在天祝县毛毛山周边的藏族称之为“夏玛”部落，“夏玛”汉意为红帽。“红帽”是指其顶部饰有红缨，历史上是蒙古族惯用的一种帽子。众所周知，土族刺绣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在青海省都兰县发掘出的土族先祖吐谷浑墓葬中就有众多的刺绣品，而在华锐藏族服饰中就大量运用了这一刺绣技术，无论是发饰还是背饰都有这种刺绣艺术的装扮。最后，河西地区的各民族在饮食、语言、生产方式等方面相互有很大的影响。青稞酒、酥油糌粑和手抓羊肉都是藏、汉、蒙、土等民族喜欢的美食；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民族已熟练掌握汉语外，有些汉族同胞也能讲藏语或蒙语、土语；各少数民族又能讲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各民族的语言中夹杂其他民族的语种词汇，并且在大众场所频繁使用，人人都会领会其意；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由原来的纯畜牧业转变成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高度结合。河西地区各民族的许多文化习俗正是依靠多民族文化的互融性，不断调整、更新，其内注入了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使其长盛不衰、兴旺昌盛。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鉴这一现象，在河西地区各民族中表现得非常普遍。四、“茶马互市”对新时代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启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各民族文化传播必须坚持的主基调和主旋律。河西地区历史演进所呈现的特点，造就了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散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茶马互市”作为历史上内地汉族与河西地区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交往交流的一个平台，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贸易往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当今中国西部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历史现象，又为当代社会给予了诸多有益的启示，也为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继往开来：持续推进民族互嵌格局的建立从河西地区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当地的政权由哪个民族主导，都促进了该地区的民族交融，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16河西地区是中华西部文明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汉朝初期，河西就是戎、羌、月氏、匈奴等少数民族驻牧之地，汉武帝时期，各民族都隶属汉王朝管辖。可见，在很早以前，这一地区就有戎、羌、小月氏、匈奴、突厥、吐谷浑、吐蕃、回鹘、鲜卑、蒙古、汉、满等民族先后在此交错杂居，共同组成了民族大家庭，构建成为民族互嵌的格局。河西地区因处“河西走廊”门户和“丝绸之路”要道这一特殊地段，长期的民族杂居为各民族的文化交往创造了基本条件，诸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又为各民族在河西地区和睦相处注入了生命活力。因此，这一地区的民族文化不但表现出多元性特征，且具有地域性和开放性特点。“茶马互市”的建立及其影响造就了汉藏等各民族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相互交流，从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融合局面，这一局面也是河西地区各民族在民族杂居地区长期生存和生活的必要条件。在新时代，更应发挥这一优势，需要将民族互嵌视作民族工作具体实践行动指南，合理规范引导人员流动，尊重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努力创造各族群众能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事相处、共同享受的社会条件，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重体系作为推进内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5青藏高原论坛TIBETANPLATEAUFORUM容，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态过程中，建设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结构。”17民族互嵌社区内的关系不应是谁为主体，谁为客体，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建构。（二）培根铸魂：持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在我国历史上，因生活环境和地域的不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从河西地区汉族与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内容来看，包括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语言和价值观念等，这种多重交流与认可，最终使各民族互学互助、团结紧密、血肉相连、同心同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这对于维系整个河西地区的文化交流交融和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使该地区各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不断增强，使人们有了共同的生活理想，以及融入血脉中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所以说，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一旦形成认同便会贯穿于民族价值观的始终。任何时代，文化都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推动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基石，而各民族间的文化相互认同，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凝聚共识、兴旺发达、繁荣富强的重要保障。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8新时代，更应加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这是中华文化的沃土，根植于这片沃土才能发展与创新。同时处理好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三）稳中求进：持续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茶马互市”本身是一种经济活动，当时的统治者为了茶马通道的顺畅，兴修道路，得以茶叶通向西北边陲地区，也方便将马匹运入中原地区，间接拉近了中原与河西地区的距离，方便了各族群众的交往，打开了族际沟通之门。同时贸易活动促使东西部农业与畜牧业快速发展，优势互补，各取所需，形成“东西协作”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发展，逐步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一系列政策，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各个方面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族际间相互学习的机会扩大，人员流动频繁，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2020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420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19新时代更应乘势而上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配备与之相适应的人才队伍，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大对民族地区铁路网、公路网的建设，在极力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适宜本地区的产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鼓励青年人回乡创业振兴乡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加强大的助力。（四）承前启后：以宗教文化交流为平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久以来，宗教一直扮演着文化交流先行者的角色，玄奘西行和鉴真东渡就是最好的例证。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及“茶叶首先成为汉藏两个民族僧人之间交流佛教文化的引子”，从中不难看出，过去“茶马互市”马背上驮着的多民族共有的佛教文化为民族交往、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当下，宗教在我国各民族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仍然无法取代。今天，我们研究“茶马互市”中所呈现出的“佛教与茶”这一文化现象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不仅为当前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也为新时代如何利用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让其更好地服务社会大众方面又有特殊的实践意义。宗教和顺有利于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反之会影响地区稳定和社会发展；鉴此，党和政府倡导“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新时代，我们要利用佛教的自律心理，引导他们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利用佛教与人为善的精神，引导他们对广大信仰群众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利用佛教的公益性，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利用佛教的文化性，研究挖掘其内积极因素来服务于社会大众。同时，我们也要认清宗教的负功能特点，必须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在宗教领域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结语“茶马互市”虽然起源于南北朝，发展成型于唐宋，兴盛于明朝，在清朝中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经济活动，但它的意义与影响都远远超出其单一的经济活动范畴。“茶马互市”在促进河西各民族之间的互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华锐东智才让扎西河西地区“茶马互市”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6青藏高原论坛TIBETANPLATEAUFORUM2023 年 3 月第 1 期第十一卷总第四十一期责任编辑贾伟责任校对陈昱彤动往来和中原地区与河西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交流的同时，亦强化了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的联系。如今，虽然这一贸易活动不复存在，但它对后世的影响一直在延续，内地与河西地区在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没有间断。在它的作用下，河西地区各民族之间相互信任度提高的同时，增强了民族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从该地区“茶马互市”中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且延续至今的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历史上，虽然河西地区的各民族长期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但共同的文化将各民族紧紧连接在了一起，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充满了文化营养。河西多民族创造的这一区域性文化，不但跨越了民族界限，且在共同分享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共性。从国家民族史观角度出发，可以说，河西走廊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征最为明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推进作用巨大的示范地区。河西走廊民族关系的历史过程为当前全国民族关系的实践提供了大量不可或缺的珍贵案例，这为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彰显了它在新时代实践中的典范作用。参考文献：111华锐东智.华锐民俗文化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46.48.2乔高才让.走进天祝Z.兰州：甘新出063字总054号（2000）34号，2000:238.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藏汉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04.145.147.478王尧.吐蕃文化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187188.5华锐东智.拉卜楞民俗文化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273.6（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二Z.安徽巡抚采进本.9华锐东智，张吉会.华锐藏区茶文化考述J.甘肃民族研究，2010，（4）.10黎宗华等.安多藏族史略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78.12天祝文史资料编委会.天祝文史（第二辑）Z.内部资料，1991:171.13东永寿等编译.华锐历史文献选编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177.1415乔高才让.天祝史话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187188.182.16张艳娇，程志浩.河西走廊：多民族共生交融的大舞台N.北京：中国民族报，20170527.17高向东，高鹏飞.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创新举措：民族互嵌格局研究进展与未来进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8韩振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发展脉络N.新疆日报，20211015.19张丽君，巩蓉蓉.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N.中国民族报，20211116.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