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期雅典重装步兵的军事义务与社会强制.pdf

古典时期雅典重装步兵的军事义务与社会强制张岩（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古代希腊战争中的城邦与公民研究”（编号：）。作者简介张岩，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史。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页。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除特别注明外，本文希腊罗马古典作家著作均译自洛布古典丛书希英对照本（，：）。引用的古典文献均按传统方式标注章节号或行数。，内容摘要关于雅典公民履行重装步兵军事义务与社会强制的关系，古代文献中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柏拉图批评雅典社会对于公民履行军事义务的要求太过宽大，难以让公民走上战场并服从命令，而伯里克利在国葬演讲中赞美雅典公民不需要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和管理，公民为保卫城邦自觉选择为城邦英勇战斗。这一争论令后世学者未能注意到雅典社会的强制因素，转而强调公民群体的自觉选择。虽然古代记录的批评和赞美都没提及雅典公民在履行军事义务中的社会强制因素，但实际上他们履行军事义务时均受到了法律、思想、传统理念及社会舆论的影响。诸多社会强制因素与鼓励措施共同促使着雅典公民选择走向战场。所谓自觉选择其实包含着多方面的社会强制力。关键词城邦；雅典；重装步兵；社会强制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成年男性公民是希腊城邦的政治的主体，由他们组成的重装步兵方阵处于城邦军事舞台的中央，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是每个城邦社会关注的焦点。冷兵器时代短兵相接的战斗无疑是对参战者勇气的直接考验，重装步兵方阵的战斗尤是如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战场上敢于面对死亡才算是勇敢，因为“战场上的危险是最重大、最高尚（高贵）的”。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的勇敢最像是真正的勇敢，“公民们承受危险似乎是因为怯懦的行为将会招致法律的惩罚与舆论的谴责，以及勇敢行为将得到荣誉”。亚里士多德指出了公民的勇敢涉及的消极（对怯懦的惩罚和谴责）与积极（对勇敢的奖励）两方面因素。在柏拉图对雅典民主社会的批评中，其中一点便是从消极的角度出发，认为雅典社会在公民履行义务方面太过宽大，特别是在军事服役和战斗上：“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从，没有什么勉强你的。别人在作战，你可以不上战场。”与柏拉图的批评相对，伯里克利在演说中自豪于雅典人自由地生活，没有斯巴达人的残酷训练和严格管理，公民自愿前往作战并英勇战斗。在对阵亡士兵的赞美中，伯里克利称赞他们没有变成懦夫，没有避开危险，而是选择在战斗中勇往直前。伯里克利在演说中勾勒出一幅雅典公民履行军事义务的社会图景：在自由的雅典社会中，为守护平等和自由，公民们组成的重装步兵方阵自愿选择为城邦而战，展现出DOI:10.16225/ki.wgwtyj.2023.01.012古典时期雅典重装步兵的军事义务与社会强制与其他城邦公民无异甚至超越他们的勇气。有学者依托伯里克利的理念，进一步阐释雅典公民自愿履行义务背后的政治思想。爱德蒙兹（）在对伯里克利国葬演说的分析中指出，雅典人遵守城邦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并不依赖强制，雅典人自觉选择为城邦牺牲，而斯巴达人则无法做出自由选择。米兰德（）认为，雅典民主制的自由和平等促进并开发着民众的活力和积极性，雅典人在享受极大自由的同时还遵守着城邦法律。巴罗特（）根据修昔底德、德摩斯梯尼和许佩里德斯（）的描述指出，民主制度下的雅典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理性勇气”，并不强调法律和耻辱对于勇气的作用。巴罗特进一步提出，在雅典言论自由的背景下，演说家得以公开讨论勇气，并指责其他演说家的怯懦，有助于雅典人发展出将勇气作为公民美德的新观念，这种观念使得雅典公民自觉地思考并有效地履行公民义务。不过，重装步兵自愿、勇敢战斗的理念在多大程度上指导着城邦公民的生活？一方面，从取得的胜利来看，雅典重装步兵与希腊世界其他城邦的士兵一样勇敢，但有些战斗中损失惨重的溃败、逃跑也表明伯里克利描绘的社会图景不能完全代表现实。另一方面，城邦对于重装步兵怯懦行为的惩罚以及其他社会强制因素反映出雅典社会并非批评者所言的那么宽大。在雅典民主政体中，重装步兵是城邦公民，通常也是土地所有者，他们既是城邦的统治者也是保护者，他们的身份结构中包含着政治权利与军事义务。无论是伯里克利还是后世学者的观念，自觉履行军事义务仅是公民与城邦关系中的一个面向，在公民履行义务的背后，还存在城邦法律、社会舆论、意识形态方面社会制度的强制因素，而这些因素是理解雅典公民与城邦关系的另一个重要面向。一、法律的制裁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波斯大军被拿着鞭子的军官们抽打着驱赶前进，与波斯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腊军队在马拉松、温泉关和普拉提亚的勇敢战斗。普里切特认为，希腊人多对英勇行为给予奖励，而波斯人持消极观点，在他们战斗不力时惩罚他们，反映出两民族心理状态的不同。实际在研究伯里克利葬礼演说的方法上，学者们存在争议。有学者将葬礼演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来研究，参见 ，：，：，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修昔底德所述的伯里克利国葬演说并非一个逐字逐句的精确记录，不过修昔底德抓住了演说内容中的民主原则、观点和情绪，参见 ，“，”，：，“：，”，：，.，：，“理性勇气”，即勇气以理性为根据并出自智慧的考量。巴罗特认为，在公元前世纪末雅典人并不强调法律和耻辱是勇气诱因，直到公元前世纪才开始出现对此的强调。参见 ，“，”，“，”，：，例如：公元前 年的代立昂战役（）；公元前 年的安菲波利斯战役（）；公元前 年围攻叙拉古期间发生在埃皮波莱（）高地的夜战，修昔底德的相关记载分别为：；，：，年第期外 国 问 题 研 究上，希腊文化中并不缺乏对于怯懦行为惩罚和谴责的理念。在 伊利亚特 中，阿伽门农与赫克托耳都告诫手下的士兵不要怯战，后者甚至以死亡来威胁不服从命令的手下和士兵（；）。荷马史诗中的战斗可能并非后来的重装步兵方阵战斗，不过史诗中的理念可以反映出希腊人惩罚怯懦的观点。在重装步兵方阵战斗逐渐兴起后，方阵战斗要求士兵高度团结，保持阵型相互保护，逃跑和怯战很可能导致全线崩溃，因此，对胆小怯懦的惩罚与谴责也随之发展。到公元前世纪时，对怯懦的态度变得更为明显，提尔泰奥斯（）在诗歌中告诫人们怯懦的后果，胆小之辈会遭受人们一次又一次唾骂。整体而言，希腊人惩罚怯懦行为的做法有着长期连贯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下，古典时期的城邦在法律和社会制度上对怯懦的惩罚逐渐制度化，虽然不同城邦的实践有着很大差别，但不能忽视雅典与斯巴达都是处在这个大背景下的城邦，同样遵循着惩罚怯懦的传统。与雅典相比，斯巴达人在法律和社会舆论上的惩罚更为人熟知。根据希罗多德记载，斯巴达人畏惧法律甚于薛西斯的臣民对他的畏惧。斯巴达的社会舆论对怯懦行为也有严厉谴责。斯巴达的严厉惩罚常常成为古代作家用以比较的参照对象。色诺芬在叙述斯巴达人惩罚怯懦者时便暗指雅典的宽大与自由：“因为在其他城邦，当某人被证明是怯懦者时，唯一的后果是被称为怯懦者。他与英勇者同去一个市场，坐在他身旁，时常出入同一健身房，如果他这么选择的话。但在拉栖代梦，每个人都会因怯懦者与他一起在食堂或者在摔跤比赛中相遇而羞愧。”事实上，雅典人对怯懦行为的态度并非柏拉图和色诺芬暗示的那样宽大，城邦在重装步兵征募及战场表现上有一系列法律及相关惩罚。雅典政制 记载了将军对军事违纪处罚的权力，表明城邦在惩罚军事违纪时有制度规定，将军有权对违反纪律的下属处以拘禁、驱逐或罚金（该处罚并不常见）。更为严厉的是，雅典将军可能有权对违反纪律士兵处以死刑，在雅典远征西西里期间，一位向敌人透露情报的士兵被将军拉马科斯（）处以死刑。亚西比德在库济科斯（）的行动中，也曾以死刑来告诫舰队成员不能穿越海峡。虽然这些惩罚没有直接指明战场上的怯懦行为，但重装步兵的怯懦、畏战和逃跑显然在战场违纪行为之列。有学者认为，严明的军纪不是雅典将军对待麾下公民军队的传统，惩罚往往不能阻止违纪行为。将军们因担心回国后遭受审判，通常在执行违纪处罚时有所顾虑，从而削弱惩罚的效力。这种观点并不能说明雅典的军纪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纪律上的差异不能等同于军队作战时的表现，正如斯巴达军人在派罗斯（）被俘后对雅典人讥笑的回应：“若箭矢能从剩余人中挑出高贵和优秀的人，那它的价值就大了。”?10除了战役期间将军的惩罚外，雅典士兵在战场上的怯懦表现可能在归国后遭受审判。在雅典法律中，对重装步兵服役及其表现的诉讼大致有项：逃避兵役（）；逃?10罗念生：罗念生全集 第六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晏绍祥：古代希腊重装步兵的兴起及其政治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荷马等著：古希腊抒情诗选，水建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 页。在温泉关战斗中，幸存的阿里斯托戴莫斯（）和潘提铁斯（）在回国后遭到了非议和侮辱。最终，前者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力战身亡，后者在受辱后自缢身亡（，）。，；，：，：，古典时期雅典重装步兵的军事义务与社会强制离阵列（）；怯懦（）；抛弃盾牌（）。与文献中战时的模糊处罚相比，相关诉讼的记录能反映更多法律惩戒的细节。第一，诉讼似乎没有时效限制。对于怯懦表现的惩罚并未随着战斗结束而终止，德摩斯梯尼称米迪亚斯（）曾授意一位职业告密人（）伊克特蒙（）控告他逃离阵列。这次控告的依据似乎是德摩斯梯尼在公元前 年提前离开在优卑亚（）的军事行动，诉讼发生在军事行动后的某一时间，难以确定间隔时长。在伊克特蒙控告失败后，德摩斯梯尼立即反诉米迪亚斯曾三次逃离阵列，德摩斯梯尼所指的三次逃离阵列发生的时间难以确定，但反诉显然以米迪亚斯之前多次军事经历为基础。间隔时间最为清晰的是埃斯基涅斯指控德摩斯梯尼在喀罗尼亚（）逃跑，诉讼发生时距离战役结束已经过去约年时间（公元前 年前 年）。上述情况表明诉讼似乎没有时效限制。第二，对起诉人员没有限制。上述法律的起诉程序为雅典成文法中的公诉（），所以可由任何公民志愿进行起诉，不只限于军事官员。但是此类案件由将军委员会召开审判法庭，陪审团由被告在相关战役中一同服役的战友组成。第三，诉讼对象的范围广泛。在雅典，年龄在 岁之间所有体格强健的公民都可能被征召去服役，所以逃避兵役的指控可能适用范围最广。若公民有逃避征募的行为，那便可能面临逃避兵役的指控。逃避兵役还意味着是一种怯懦的表现，可能与逃离阵列、怯懦等罪名一同诉讼。埃斯基涅斯在诉讼忒息丰（）时，因德摩斯梯尼经历喀罗尼亚战役的溃败，并在战役后以筹措资金的理由离开城邦，以此为主要依据，反复强调德摩斯梯尼的怯懦、逃避兵役以及逃离阵列，?10其中两个主要指控内容是溃败时逃跑和离开城邦，?11而离开城邦意味着逃避城邦的兵役，成为怯懦的表现。第四，对诸如抛弃盾牌的战场行为有明确规定。盾牌作为重装步兵方阵战斗的核心装备，丢弃盾牌不仅代表着一名士兵的怯懦，而且威胁着方阵中他左侧需要盾牌保护的战友。?12重装步兵在溃?10?11?12逃避兵 役：，；，逃 离 阵 列 和 怯 懦：，抛弃盾牌：，：，；，；，：，；，：，：，；，哈梅尔认为雅典的法律在逃避兵役和逃离阵列上区分较为模糊，逃离阵列的指控也用于指控逃避兵役，参见 ，“，”，；，：，：，；，“，”，：，年第期外 国 问 题 研 究败转身逃跑时往往会丢弃沉重的盾牌，所以抛弃盾牌不仅失去了武器装备，还意味着怯懦和逃离阵线。阿里斯托芬在 阿卡奈人 一剧中利用抛弃盾牌的形象对剧中人物进行讽刺，拉马科斯的盾牌在用油擦拭后“照得见一个胆怯的老头在逃跑”（行）。第五，惩罚的内容基本相同。若被判定有罪，被告将被剥夺公民权（），可能仅保有财产权，被告会与城邦债务人等罪犯归入失去公民权的行列中。当他们行使公民特权或者被诉讼时，将被提及这个特殊身份。古代文献中关于这项罪名的诉讼记录十分有限，文献中共有例相关案例，或许表明实际诉讼频率不高。在相关案例中未找到涉及普通士兵或士兵群体的起诉，一方面是由于文献中缺乏对普通士兵的记录，修昔底德的作品无疑是希腊战争研究的重要资料，但他从未在战斗中描述过个别战士，另一方面则是战场、社会和法律实际情况的限制。首先，战场的实际情况难以惩罚个别怯懦士兵。若重装步兵方阵排布完成，方阵前排的士兵们（）逃跑可能性很小，一旦开始战斗只能完成冲刺。但是当方阵弱侧遭受攻击，或后排的士兵感到战况不利而开始后退或逃跑时，往往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全线溃败，“当士兵看到己方有人在逃跑时，很难找到愿意坚守阵地的人”。由于重装步兵的全副武装（特别是头盔）限制了穿戴者的视线和听觉，加上战场上的混乱，身处方阵中的士兵通常只能意识到方阵中发生溃败和逃跑部分，难以确定谁是最开始逃跑的士兵。其次，在雅典不存在对重装步兵集体的惩罚。在战斗中对溃败的集体或许有零星的指责，正如在蓝普萨库斯（）的雅典士兵不愿和特拉徐鲁斯（）指挥的军队在同一阵列作战，因为后者刚刚经历过失败。但这种指责并未形成制度化的惩罚，不同于罗马残酷的“十一抽杀律”（），在雅典没有对失败士兵的集体性审判和惩罚，出征军队在回国后会快速解散，难以形成一个整体，除非需要进行前文所述的军事审判。即便一位重装步兵后来再次被征募作战，也不会留有先前失败部队的名声。再次，雅典军事官员在惩戒溃逃士兵上存在顾虑。雅典城邦对将军的监督和惩罚素来严厉，将军在军事失败后很可能面临起诉，导致军事生涯的中断或结束。战场的士兵在回国后便是公民大会的公民和陪审团成员，军事官员在战争中惩罚士兵群体时不得不顾忌他们的另一种身份。最后，雅典的法律实践限制了惩处。重装步兵组成的陪审员或许不愿认定同伴的犯罪，特别是在整体的溃败中，陪审员本人可能也触犯了相关法律。雅典法律规定，起诉者如果不能继续诉讼或在审判时得票少于五分之一，那么起诉者会被处以 德拉克马的罚款或被剥夺公民权，?10伊克特?10阿里斯托芬：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阿里斯托芬喜剧，上，张竹明、王焕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年，第 页。，；，；，；，；，；，；，张岩、晏绍祥：“沉默的”将军：古典时期雅典将军参政情况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古典时期雅典重装步兵的军事义务与社会强制蒙在控告德摩斯梯尼失败后便可能因此规定失去了公民权，并且，起诉者及目击证人在审判后可能遭到报复性的起诉。尽管上述情况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法律的惩处，但文献记录中的案例表明，雅典的重装步兵在服役和战斗中没有达到城邦要求时有面临诉讼的风险。与普通公民相比，公众人物履行军事义务的表现更容易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雅典人对城邦公众人物的要求远高于普通民众，公职候选人的军事服役表现是任职审查（）时另一种常规的资格检查，也是城邦制度对公民军事表现的另一种监督。无论是对怯懦惩戒的法律还是公职审查的军事表现，其核心在于公民是否履行了重装步兵的基本义务，以及由此带来的战场表现的问题，表明重装步兵战场表现问题在雅典公众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二、法律的威慑作用法律的效果并非完全依靠实际的惩罚，法律条款明确了履行军事义务时的行为规范，在概念上划定了界限。雅典法律虽不及后来美国 统一军事司法法典（）系统化、制度化，但从内容上看，雅典法律的项起诉内容与美国的项“敌前不当行为”（）一样规定了禁止的行为。尽管在 世纪美国军队仅有一位士兵因逃兵罪名被枪决，但美国士兵很清楚纪律内容及违纪代价。与之类似，每位希腊将军都会在战斗前告诫士兵，战斗胜利取决于方阵是否完整，而方阵的完整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坚守阵线。这种重装步兵共识的基础正是军纪、法律惩罚，正如哈梅尔（）的观察，“大多数雅典士兵对 逃离阵线（）行为有着相同的认识：在战斗中因为恐惧从自己阵线上撤离到相对安全的区域”。此外，法律的威慑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埃斯库罗斯在 报仇神 中特别提及了民主制度下“畏惧法律”的重要作用（行）：愿邦民们不会实行寡头制度和僭主专制，我奉劝你们虔诚，不要让城邦彻底抛弃畏惧感。有谁心无畏惧却能行正义？伯里克利赞扬雅典人对权威和法律的敬畏，而这可能是促使他们英勇战斗的原因之一。对法律的畏惧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雅典社会对重装步兵的约束，这在雅典的演说词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 ，：，：，：，任何武装部队成员在敌前或敌人出现：（）逃跑；（）可耻地放弃、投降，放弃指挥、部队、地点或其职守的军事财产；（）以不服从、忽视或有意的不当行为危及指挥、部队、地点或军事财产；（）丢弃武器或弹药；（）犯有怯懦行为；（）因掠夺或抢劫而离开岗位；（）在任何指挥、部队或军队控制的地点引起虚假警报；（）在其职责范围内，有意未尽全力遇敌、交战、俘获或摧毁任何敌军部队、战斗人员、载具、飞行器或任何其他物品；（）在其职责范围内，未能提供一切可行的救济或援助给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或其交战中盟友的任何部队、战斗人员、载具或武装部队的飞行器；应由军事法庭负责处以死刑或其他惩罚。（），：，：，年月 日。埃迪斯洛维柯（）在许特根森林战役（）中被枪决。参见 ，：，“，”埃斯库罗斯：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埃斯库罗斯悲剧，张竹明、王焕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年，第 页。年第期外 国 问 题 研 究一次对亚西比德（）的控告中，诉讼者对陪审团宣称，“你们没有冒险逃离你们的阵列或选择最利于自己的行动，而是恐惧城邦法律远甚于迎敌的危险”。莱库古则将畏惧法律作为促使人们英勇迎敌的方式。畏惧自己的城邦会迫使人们面对危险，对抗敌人，“当他看到叛国者被处以死刑时，没人会在危险时刻放弃自己的国家。如果他知道为他准备了这样的惩罚时，没人会在城邦需要他时变为懦夫。”埃斯基涅斯在指责德摩斯梯尼在喀罗尼亚的怯懦表现时，声称对于怯懦的起诉是“为了我们每个人，由于恐惧法律的惩罚甚于他恐惧敌人，可能成为祖国更好的守护者”。雅典人承认恐惧是人类的天性，这是畏惧法律的前提。恐惧于自己声誉或法律值得推荐，并且有利于城邦，因为畏惧能够阻止人们做出坏事。在雅典的法庭诉讼中，一位雅典人作为当事人出现在法庭上时，无论是否与案情相关，他作为战士的勇气可能都会成为公众讨论的问题。正因如此，雅典人在法律实践中有意识地利用人们对法律的畏惧，并将之与雅典的民主政体联系起来，以区别于斯巴达人对法律的畏惧。由以上雅典法律及其观念可以看出，雅典法律的强制力不仅在于对重装步兵的怯懦和失职的直接处罚，还利用重装步兵对法律的恐惧督促他们为国效力。这种法律的综合效力正是雅典公民履行军事义务的基础。三、思想宣传与传统理念中的强制因素虽然伯里克利在演讲中提及雅典人自豪于他们在城邦政治和日常生活中享有的自由，但是雅典的社会思想与舆论对公民参加征战有明显强制色彩。从社会思想层面来看，主要包括思想宣传和传统理念两方面。在思想宣传上，公民自觉选择为城邦英勇作战默认了公民的爱国情感和自觉履行军事义务。在阿提卡葬礼演说中，演说者对阵亡重装步兵的勇气高度理想化，赞扬阵亡士兵自觉选择英勇战斗。演说者强调，士兵们选择“继续战斗并战死好过放弃战斗保存自己”。他们“倾向于战死而非通过贪恋生命而失去平等活在希腊人中”。在雅典葬礼演说承载的理念中，士兵在为国牺牲之外没有第二条出路。与葬礼演说的英勇对应，在公共场合的发言中，怯懦成为了禁区。洛罗（）观察到，“雅典人希望听到的只有勇敢，恐惧这个不受欢迎的词汇从战争的官方措辞中消失了”。在古代文献材料中，鲜有对重装步兵战斗怯懦的批评。在雅典，重装步兵在回国后便成为了公民大会的公民，将重装步兵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评需要发言者慎之又慎，将领往往成为军事失利的替罪羊。雅典的演说中很少涉及重装步兵的怯懦，而以种方式来敦促雅典公民履行军事义务：赞扬阵亡公民的爱国和自我牺牲；积极劝说生者选择勇气；告诫后代效仿阵亡前辈为国而战的勇气。曲折的表 ，：，：，：，：，；，；，；，：，古典时期雅典重装步兵的军事义务与社会强制达一方面是思想中对于爱国热情的默认，另一方面则是对怯懦这个负面话题的忌讳。在雅典的思想宣传中，重装步兵自觉英勇为国而战的理念不仅是对公民的号召，而且在思想推演中体现出别无选择的强制色彩。在雅典的传统理念中，公民必须服从于城邦的权威并为城邦而战。在公民与城邦关系的传统理念中，将城邦与公民的关系看作父与子的关系。祖国（父）养育了公民（子），而公民应当为城邦服务并服从城邦的权威。公民从属于城邦的模式类似于儿子对父亲的从属，城邦的权威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父权。并且在雅典道德理念中，“首要责任是对父母的责任”。因此，公民履行的第一要务便是对城邦的义务，特别是为城邦参加战斗的军事义务。欧里庇得斯在 赫拉克勒斯的儿女 一剧中让雅典国王得摩丰对自己的军队说道：我国的同胞们啊，这生了你们养了你们的国土现在需要你们出力了。（行）埃斯库罗斯在 七将攻忒拜 中也有类似的诗句：养育你们成为持盾的人，为的是一旦需要时保卫国家。（行）从父子关系模式看待城邦与公民的关系，不但将公民放在了从属地位，强调城邦对公民的权威，而且将公民对城邦的义务放在首位。四、社会舆论中的强制因素如果说传统观点与思想宣传是面向全体公民的一种强制因素，那么雅典社会中的舆论谴责、歧视与羞辱则反映了对于个人履行重装步兵军事义务的另一种强制因素。从社会舆论层面来看，虽然在雅典的公共言论中很少批评整个重装步兵群体，但对个别重装步兵履行军事义务的指责常常出现在演说之中，特别是对政治家的指责，前文所述埃斯基涅斯指责德摩斯梯尼怯懦便是一例。与之形成呼应的是，德摩斯梯尼在喀罗尼亚战役后的国葬演说中论述了谴责怯懦行为的必要：然而，民主制拥有许多其他公正和高贵的特征，正直的人应当牢牢抓住这些特征，特别是无法阻止言论自由揭露事实，这取决于讲出事实。由于可耻罪行不可能被所有公民看到，所以即便是个人发出应有的谴责，也会使得犯罪者畏缩：因为即使那些从不讲谴责话语的人，也乐于听到对可耻罪行的谴责，这提供了另一种表达。由于惧怕这类谴责，所有这些人（就是阵亡者）因为想到后续谴责的耻辱，正如所期待的那样勇敢地面对来自敌人的威胁，并选择高贵的死亡而不是可耻的生活。以德摩斯梯尼的观点看，在言论自由下的雅典社会能够保证怯懦者遭受应有的指责，并产生勇气，这与希腊社会中普遍流行的羞耻文化一致。希腊人对羞辱、责备及失去尊重的恐惧是促使人们满足其家庭、朋友和城邦期待的重要因素，他们对于低人一等评价的恐惧会盖过其他动机。失败 ，；，；，；，：，：，：，欧里庇得斯：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欧里庇得斯悲剧，中，张竹明、王焕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年，第 页。埃斯库罗斯：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埃斯库罗斯悲剧，第 页。，“，”年第期外 国 问 题 研 究之人将被人视为缺乏勇气、决心、审慎或常识。虽然雅典在使用公共羞辱来惩戒公民上较为保守，但是在雅典社会自由言论的背景下，公民在履行重装兵义务中的怯懦表现必然要面临来自他人的谴责与羞辱，具体表现在政治辩论、戏剧和诉讼三类史料中。第一，在政治辩论中对政治人物的谴责。在军事活动中，雅典人需要符合男性气概的社会标准，包括勇气、力量、兄弟情谊、秩序、自控、纪律、自我牺牲、忠诚、为城邦服役以及保卫雅典人珍视的正义和民主理想。军事服役尤为重要，为城邦而战的勇气是雅典男性的理想素质之一。从社会舆论角度来看，它既是一种期待，也是一种要求。社会舆论对政治人物的要求更为严格，在雅典围攻派罗斯（）期间，克里昂对将军的男子气概提出质疑。在德摩斯梯尼与埃斯基涅斯、米迪亚斯的争辩中，勇气与怯懦无疑是一组重要标准。这种衡量标准从政治人物的战场表现延伸到了城邦政治领域和普通的公民，在政治辩论中，军事行动动议有时会成为对公民集体勇气的测试。雅典政治人物在军事行动中的表现受到公众的严格审查，反映出公众对重装步兵表现持有严格标准，这种标准也通过政治人物转化成为对普通公民的要求。第二，在阿里斯托芬戏剧中，对怯懦和逃跑行为的谴责和嘲讽。在城邦的公共戏剧演出中，阿里斯托芬对公民善于增进自身利益而不为公共服务多有批评，在阿里斯托芬几乎所有喜剧中都有对声名狼藉懦夫的嘲讽，并在很多作品中不遗余力地讽刺战争中溃逃的人，最为突出的一例便是克勒奥倪摩斯（），他在代立昂战役的溃败中丢弃了盾牌。在 云 马蜂 和平 和 鸟部喜剧中，每部都有个关于克勒奥倪摩斯的玩笑，阿里斯托芬不断以丢弃盾牌和妇女形象来嘲讽羞辱他。在代立昂之役后 年，阿里斯托芬仍在 鸟（行）一剧中将克勒奥倪摩斯比作一棵空心树，将在冬天落掉盾牌（树叶）。特别是在 和平 一剧中（行），作者令克勒奥倪摩斯的儿子唱着阿尔基洛科斯关于丢弃盾牌的著名诗歌，?10借此加以羞辱，阿尔基洛科斯认为他的盾牌正成为缴获吹嘘的证明：“那是我从战场上逃跑时不得不丢在树丛里的”，“但我保住了一条命”。?11对于个别公民履行军事义务中的不佳表现，阿里斯托芬的辛辣讽刺既是喜剧中的笑料，也体现了公众对于重装步兵怯懦表现的嘲弄和歧视态度。此外，基于雅典“面对面”社会的特征，公共态度无疑是对重装步兵个人行为的一种压制和监督。第三，在法律诉讼中，对于诽谤某人抛弃盾牌的严厉处罚从另一面反映了雅典人对履行军事义务的态度。雅典法律规定了对抛弃盾牌的惩罚，阿里斯托芬对丢弃盾牌的不断羞辱表明盾牌在社会?10?11 ，：，：，.，：，：，关于德摩斯梯 尼与米迪 亚斯（）在演说中对 勇气的 解释和表 现，参见 ，“，”，：，：，“，”：，：，阿里斯托芬：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阿里斯托芬喜剧，上，第 、页。阿里斯托芬：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阿里斯托芬喜剧，上，第 页。荷马等：古希腊抒情诗选，第 页。阿里斯托芬：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阿里斯托芬喜剧，上，第 页。古典时期雅典重装步兵的军事义务与社会强制文化中占据的重要地位。缴获的盾牌成为战斗胜利的标志，在城邦展示或被供奉在神庙。抛弃盾牌不仅意味着怯懦，而且将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实际上，不止抛弃盾牌将被诉讼，缺乏充分证据便指责某人是弃盾者也会遭到起诉。在雅典，若没有足够证据而称某人曾丢弃盾牌是一种严重的侮辱，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项可起诉的冒犯。所以在回忆波提狄亚的军事行动时，亚西比德特别强调苏格拉底不仅拯救了他的性命，而且设法拯救他的武器装备。丢弃盾牌的相关法律表明雅典人对此的重视程度以及社会舆论的强力作用，为了避免可能的污名以及由此带来的羞耻，雅典人会不惜与冒犯者对簿公堂。结论综上所述，伯里克利勾勒的图景并不能代表雅典重装步兵的种种实际表现，所谓自由选择为国而战的背后是法律惩戒、思想宣传、传统理念及舆论上的社会强制性。尽管雅典人自豪于他们的自由，但也不得不承认法律的惩戒和威慑作用。思想宣传和传统理念为公民们灌输了志愿为国而战的认知基础，社会舆论对怯懦、逃跑和丢弃盾牌的谴责、歧视和羞辱起到告诫作用。雅典社会的综合社会强制在埃菲比亚文化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埃菲比亚的誓言对于雅典青年将来要承担的军事义务有明确规定：“我不会使身上神圣的盔甲蒙羞，也不会抛弃身边的战友，无论我站在何排。我将竭尽所能并在战友的帮助下保卫神圣的祖国，将更广阔更美好而不是更狭小的祖国传承下去。”该传统具有典型的社会强制性，是以部落为组织形式，通过年龄审查、公民权限制、军事化训练、宗教誓词约束和民众大会监督等手段，进行全方位管理的国家军事教育制度。该文化包含的宗教和政治教育的传统很可能很早便存在于雅典社会。与社会的强制相对应的是雅典社会的一系列纪念和奖励措施，雅典为阵亡士兵举办国葬、发表葬礼演说和通过对死者每年的纪念来永远铭记公民的自我牺牲，养育阵亡将士后代并奖励英勇战斗者（）。强制与鼓励的并存表明雅典人没有忽视激发公民英勇战斗的积极因素，或许正如范韦斯（）的看法，雅典人认为他们获得了完美的纪律：在自愿战斗与尊重权威上的一种新平衡。伯里克利描绘的理想状态只是抓住雅典重装步兵自愿战斗的现象而进行赞美，而柏拉图等古代作家的批评则是夸大了雅典社会强制的缺失。从古典时期雅典社会各方面因素来看，所谓“自由”选择履行军事义务的背后是法律、思想宣传、传统理念及社会舆论的强制因素。在古代文献批评和赞美的背后，或许是雅典公民自由选择了社会最鼓励行为的社会现实。（责任编辑：郭丹彤），；，柏拉图：会 饮 篇，王 太 庆 译，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年，第 页；，；，：，：，吕厚量：雅典古典时期的埃菲比亚文化，世界历史 年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