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乡村社会治理跨区域联动机制路径研究——基于“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的调研.pdf

47 2023.7 理论探索新时代，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家庭个体化、村庄“空心化”、农村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原有社会治理模式遭遇一定程度挑战，治理低效问题显现。“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一个重要平台，应该勇于承担规划中“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社会责任，探索乡村社会治理跨区域联动机制。一、构建川渝毗邻地区跨区域联动机制的必要性“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规划范围为四川省遂宁市和重庆市潼南区。两地虽分属不同行政区，但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经济相连，其一体化发展，具有构建社会治理跨区域联动的必要性。（一）自然相邻、人文相亲是跨区域联动的坚实根基遂宁、潼南两地位于成渝发展主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相邻的两个市、区，城区相距仅 50 余公里，遂宁有大安、三家、西眉、磨溪、蓬南等 8 个乡镇与潼南崇龛、花岩、玉溪、米心等 5 个镇接壤，涪江、琼江横贯遂宁、潼南大部，两地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山水相连、地缘相邻，随之而来的便是人文相亲。遂潼两地，特别是相邻乡镇之间互通有无是常有的事。一是通婚现象遍地开花，遂潼两地临近乡镇之间通婚情况较为普遍，每年都有大量适龄青年喜结连理。二是村民交流非常频繁，如相邻的花岩、双江、磨溪三镇村民，每逢逢场天，遂潼互相赶场的村民占一半左右。三是商贸往来非常普遍，如崇龛、花岩、米心等镇的五金日杂店基本都在遂宁批发市场进货，在这些镇上，为超市、日杂店、农资店配货的遂宁货车也随处可见。近年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两地也在积极推进一体化发展。遂潼两地共同制定的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总体方案正式获批，为遂潼一体化当前和未来优化了顶层设计。涪江干流双江航电枢纽工程作为川渝合作首批示范项目，将于 2023 年建成投用，为遂潼复航打下了坚实基础。遂潼两地跨省城际公交线路开通，两地景区门票互惠、互通，公积金异地互认，“川渝通办”已实现 100 多个事项“你基金项目：川渝党校（行政院校）系统2 0 2 2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调查研究专项重点项目“构建乡村社会治理跨区域联动机制路径研究”（项目编号：C QD X 2 0 2 2 B Z X Z D 0 2 1）。构建乡村社会治理跨区域联动机制路径研究基于“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的调研 王开富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原有社会治理模式遭遇挑战，治理低效问题显现。“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一个重要平台，应该勇于承担规划中“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社会责任，探索乡村社会治理跨区域联动机制。但既有的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和村民个人，都处于不断接受挑战和适应社会环境的境地。川渝毗邻地区跨行政区一体化发展，必然要求各种组织突破行政区划刚性约束，谋求跨市、跨省联动，促使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走向区域共同治理新格局。关键词：乡村社会治理；跨区域联动；遂潼川渝毗邻地区482023.7 理论探索办我办都一样”，都使得两地群众往来更加方便。（二）历史相因、血缘相通是跨区域联动的感情基础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然村落往往是一户或几户繁衍而来，这些因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自然村落，往往具有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天然信任和集体协作传统，宗族因素成为处理邻里矛盾和亚社会治理的主要依靠。基于行政管理成本的考虑，遂潼农村地区村民自治的主要单位是行政村。伴随合村并镇工作的开展，一个行政村一般由多个自然村组成。一个以前人们相互熟悉的具有天然地缘和血缘信任关系的村落有可能被划分到不同的行政村，乃至不同的行政区域，造成许多不便。如潼南区崇龛镇的白沙村由老白沙村、矮坝村和河对面的菜黄村 3 个自然村共同构成，菜黄村的行政事务不得不和隔河相望的其他两村共同开展，但自己的血亲、姻亲、发小、玩伴等都基本在临近的属于四川的其他村中，感情上更愿意接近和信任的人在其他行政区。村民身份和感情认同的错位影响按行政区划建立的社会治理体系，但却为建立跨行政区的联动机制奠定了感情基础。（三）守望相助、邻里互惠是跨区域联动的现实基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空心化越来越严重。遂潼两地农村以种养殖业为主，缺少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人均承包地基本在 1 亩左右，外出务工是大部分农村青壮年的必然选择。基于经济收益考虑，农村家庭基本是代际分工，年轻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老人或妇女在家务农和带孩子上学。科技文化活动场所、健身器材、娱乐设施不足，教育、科技、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滞后。有条件的家庭更倾向将老人小孩送到附近的县城或乡镇生活学习，除了春节，农村修建的房屋大量闲置。部分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或不愿意增加子女负担的老人只能留守农村。据调查，某些边缘村组户籍人口近两百人，平时在家的不超过十个人，且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子女也是偶尔假期回家。二、构建川渝毗邻地区乡村社会治理跨区域联动机制受限的原因构建毗邻地区乡村社会治理跨区域联动机制并让之有效运转，关键在于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及互动。而遂潼农村正处于社会变革转型期，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从“人民公社”体制向自由生产的新农村生活转变。既有的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和村民个人，甚至整个基层社会的伦理关系、乡村文化都始终处于不断接受挑战和适应社会环境的境地。（一）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困境待破解2021 年村干部换届后，全面实施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基层党组织纳入科层体系，人才、资金等各类资源向上集中，垂直管理效能大为提升。在现有的科层管理体制和政绩观考核模式下，两地基层组织间竞争仍大于合作，横向交流较少，也决定了跨区域的公共服务成本共担和社会建设成果共享机制建立难度加大。农村基层党建形式常简化为内部开会，工作内容多是完成各项常态化考核，做报表、填资料等，工作场地常在办公室，出现“机构在场”而非“服务在场”的现象。部分基层党组织缺乏在生产生活中的引领与示范，未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基础不牢靠，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较弱。（二）基层组织自治作用有待发挥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过程小农化、分散化，大型设施遭到破坏或长期闲置，农业集体化产业体系被肢解，供销等产前、产后环节市场化、私有化，大部分集体经济组织空心化，瓦解了过去行之有效的从公社到生产队的纵向控制体系，特别是基层政府与农民个体之间的集体组织普遍缺位或弱化。基层政府从农村个体、分散的经济生活中抽离以后，没有及时形成相应的集体组织来统筹农村公共社会生活，农民一致行动的能力大大降低，部分农村就出现了家庭单元管理得井井有条，但村内公共事务管理混乱甚至无人负责的现象。（三）农村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农村家庭功能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的农村家庭以耕种为主要生产方式，而现代农村则更多地通过经营土地、发展农业产业来增加收入。家庭是现代农业生产的主体，家庭逐渐成了个体化单元，分散经营、自负盈亏，农民更关注于家庭个体的发展，我国农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优秀传统受到一定影响，以邻为伴、与邻为善乡情厚谊逐渐淡化。49 2023.7 理论探索三、川渝毗邻地区社会治理跨区域联动机制构建的路径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力量之间频繁地相互作用，就必然需要新的社会组织和适应这种相互作用的程序。川渝毗邻地区跨行政区一体化发展，必然要求各种组织突破行政区划刚性约束，谋求跨市、跨省联动，倒逼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走向区域共同治理新格局。（一）提高“政党适应性”，构建跨区域“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可见，党组织是构建毗邻地区社会治理跨区域联动机制的领导力量，提高政党适应性就是其中的关键。政党适应性是研究政党的重要学术概念，最早由亨廷顿提出，用于衡量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制度化程度的标准，指出“适应性就是后天获得的组织性；概而言之，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也就是说政党适应性就是政党组织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其考察的是政党组织顺应环境变化的灵活性程度。为了适应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克服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不强和“悬浮化”的不良现象，力争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挥更大作用。这就需要锚定建设学习型、开放型、创新型、服务型、效能型党组织目标，一体推进能力、功能、理念、运行、机制五大变革，奋力打造具备适应和引领现代化能力的新时代跨区域“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二）开展“双网共治”，打造跨区域高效治理新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社会要通过建立一个彼此有着紧密联系和共同认同并能形成合作行动的基层社会来实现基层的有效治理。而在一些行政区划的边缘地带，农村中流动化、利益化和个体化、原子化情况客观存在，在这样的乡村社会构建跨区域联动体制，凝聚成一个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潼南区探索“双网”共治，线上建立一张覆盖全域“云网络”，线下组建网格治理微单元，通过线上线下两张网、两个空间无缝对接，构建起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社会治理跨区域联动机制，可以借鉴潼南区“双网共治”成功经验，在跨区域组织的领导下，首先按照地缘、血缘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网格，亮明所有人员政治身份，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二是一格一群，每个网格建立 1 个“潼心共治”服务微信群，全体在家和户籍人员纳入微信群，服务管理 24 小时在线；三是一格一团，每个网格按照“1+6+N”搭配治理团队，网格长加专职网格员、兼职网格员、网格指导员、矛盾纠纷调解员、民警、医务工作者和网格内的其他力量，如综合执法人员、楼层（栋）长、志愿者等，发挥团队力量。如此，便能充分发挥跨行政区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激发所有社会治理主体的内生动力，在充分应用现有通信网络技术的基础上，融合生成有机团结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将跨行政区的乡村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联系化的并且具有浓厚乡情关怀的共同体社会，更好地起到建设和谐乡村的作用。参考文献：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 费孝通.乡土中国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 塞缪尔亨廷顿,王冠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 易晓光,丁瑶,苟文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研究 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2.5 汪彬.构建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机制 J.开放导报.2020(5).（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潼南区委党校）责任编辑 虞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