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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尔克“古老的敌意”谈起

◇韦白

1

        先让我们温习一下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中的一段话：巴黎时期的前奏曲是沃尔普斯韦德(Worpswede)，那是不莱梅和汉堡之间的一充满艺术情调的小镇，聚集着不少艺术家。通过一个画家朋友，里尔克加入他们的行列。那是世纪之交的狂欢，对末日审判的恐惧消弭后的狂欢。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在地平线以外，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价值观虽被动摇，但还未被彻底粉碎。他们一起听音乐会，参观美术馆，狂欢之夜后乘马车郊游。两个年轻女画家的出现引起骚动。她们像姐妹俩，金发的叫波拉（Paula），黑发的叫克拉拉。里尔克在日记中写道：“我推开窗，她俩成了奇迹，向窗外的月夜探出头去，一身银光，月夜冰凉地抚摸着她俩笑得发烫的脸颊？一半是有知有识的画家，一半是无知无识的少女？接着，艺术之神附到她俩身上，他注视着，注视着。当他在此过程中变得足够深沉时，她们又回到了她们特有本质和奇迹的边缘，轻轻地再度潜入了她们的少女生活之中？”这两个女人的双重影像构成了他的少女神话，他写下这样的诗句：“少女们，诗人向你们学习，/学习如何表达你们的孤独?”。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困难的是如何保持生活与艺术的距离。里尔克其实更喜欢金发的波拉，但他不愿破坏这理想的双重影像。踌躇观望中，一场混乱的排列组合，待尘埃落定，波拉跟别人订了婚。七年后，波拉因难产死去，里尔克在献给她的“安魂曲”中写道：“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

        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中引用的这段话，确实很有意味。难怪北岛在香港凤凰卫视上的一次演讲中把这段话作为开场白，并将“古老的敌意”作为演讲的主题。本来，我是很期待里尔克在波拉和克拉拉之间的选择中，如何与“古老的敌意”勾连起来的。北岛先生并未细说，只约略提了一句“他不愿破坏这理想的双重影像”。但我还是不理解，选择波拉会破坏这“这理想的双重影像”，因此放弃了波拉，可是，选择克拉拉就不会吗？又也许是在踌躇观望中失去了机会，只好选择克拉拉。总之，这里面的内情，确实值得深究。
      也许北岛先生只是要将“古老的敌意”这个短语的由来或者出处指出来，至于里尔克写下“古老的敌意”究竟出于怎样的考虑（人生态度上的？美学上的？客观现实上的？），并未细究。但由此引伸出来的观点，却显示了北岛先生在文学立场、文学观念上的过人之处。他从“敌意”的字面解释中（敌意：这是诗意的说法，其实是指某种内在的紧张、紧张关系与悖论——北岛语），引申出三个紧张关系：一个作家与他所处时代的紧张关系；一个作家与他母语的紧张关系；一个作家与他本人写作的紧张关系。

       在谈到作家与他所处时代的紧张关系时，北岛直言不讳地指出：“无论他生活在任何时代，无论生活在民主社会，或独裁制度，我认为他都应该远离文化主流，对所有权力及其话语持批判立场。在今天，作家不仅是写作的手艺人，同时也是广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种双重身份的认同，也是写作的动力之一。”、“在金钱与权力共谋的全球化的今天，你必须作出选择，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你必须持有复杂的立场与视角，并在写作中作出某种回应。”
      北岛在谈到与母语的关系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无所不在的“行话”和“娱乐语言”，对汉语品质的伤害。在批判流行于学界的“行话”中，确实驳斥了一些学院的专家、教授（知道分子）对语言的破坏，便语言本身成为僵硬的教条而沦为空洞无物的无效空转的语言机器。而无处不在的“娱乐语言”，则极大地消解了人们对复杂事物的理解力。

2

        实际上，北岛的上述发言，已不是臧棣狭义地理解的对国内文学的批评或不屑。他是站在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来阐述当下国内文艺的概况。而臧棣对北岛的反诘，却故意或者说狡猾地将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问题的谈论简化为一种诗歌内部话语权之争及个人的恩怨得失中。因此，这里首先得澄清什么叫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担当的角色，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与专家型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分野。

       实际上，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已不是知道知识的多少为判别的标准，而是依据他在思想上的批判性。20世纪对于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个描述，第一个来自葛兰西。他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老师、教士、行政官吏）和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而这些阶段或企业运用这些知识分子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利益，获得更多的控制）。另一个来自班达对于知识分子的著名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我更倾心于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界定：“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扰乱现状的人”；“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就是从这些压力中寻求相对的独立。因此，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咤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他们必须是具有坚强人格的彻彻底底的个人”。萨义德在分析班达的知识分子定义时，还从班达的观点中找到了这样的话语：“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

        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接近我们所讲的公共知识分子。其特征是在专业研究之外兼具公共关怀，或者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公共关怀结合起来，他们不仅仅是专家，而是社会的良知。他们特别具有批判精神，能够对权势说“不“。陶东风先生在谈到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这样说：“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不但不是柏拉图式的哲学家，也不是专家和学问家（虽然他们大多同时是学问家和专家），也不以‘专业’、‘学问家’的标准和规范要求自己的文化批评实践。”、“不同于专家，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固定身分，只有当他出于公共关怀、进行公共性书写的时候，他才是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志是公共关怀而不是专业知识（虽然也不乏专业知识），是他的公共理性而不是思辩理性（虽然也不乏思辩理性）。公共理性不同于思辩理性。有些学者有精致的思辩理性，但是却没有或缺乏通达的公共理性”。

       关于专业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可以听听萨义德的观点：“是指把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梁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着什么才是恰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

      从上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北岛在进行公开演讲时，实际上是站在知识分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站在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进行他的言说的。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对当下国内知识界、文艺界的批判应该说充分体现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担当，不但不应受到指责，而应该同他一起进行思考和批判，而臧棣以专业知识分子的有限视野，进行围剿和攻讦，实际上并非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的一种立场的分野。因此，臧棣在辩驳北岛时一次次将其目标锁定在专业的知识上，而转移立场上的真正对立。事实上，我们从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陶东风、崔卫平）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并非是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优长而具有真正的份量，而是由于他们的公共理性和公共关怀，萨义德一次次提到“业余者”、“局外人”并非是谬谈，并且明确提出“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他是针对确有某些知识分子（实际上是知道分子）具有“精致的思辩的理性”却没有“通达的公共理性”，这对于这次辩论的臧棣先生，真是一个绝妙的画像。

3

      “犬儒主义”的鼻祖是公元前五到四世纪希腊的底约基尼斯（Diogenes），他的哲学一反当时浮夸的哲学和社会习气，以行动而非理论展示他的行为哲学。为了证明人对尘世物质要求越少便越自由，他生活在一个桶里，以最低生存需求来生活。雅典人因此称他为“犬”。古代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存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

     这次引发辩论的真正导火索，很可能是北岛针对臧棣本人的诗学观点提出了批判，甚至有可能确实将“犬儒主义”的帽子送给了臧棣。依我个人来看，说“犬儒主义”确实还存在争议。应该说臧棣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审美主义者。因为“犬儒主义”固然有对现实妥协的一面，但它一开始就有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不仅怀疑而且漠视由主流世界提供的对世界的解释，其基础是认为世界是不值得进行严肃对待，因此“犬儒”有强烈的怀疑精神，玩世不恭是其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处世态度。而具体到臧棣身上，他连基本的怀疑立场都取消了。我们无法从他的作品中看到真正的对社会现实的抵抗，也没有一种真正的为了表现对这个不正常社会的不信任而采取的玩世不恭或委曲求全。他的诗学主张一目了然，就是放下所有的价值判断，而沉浸于审美所带来的愉悦之中。所以，他在论坛（文学自由坛、诗东西）上，一次次鼓吹他的“快乐”诗学，并以此为标杆，大谈这种去除了所有价值取向的诗学的美妙之处——取消了影响的焦虑，也废除了深度意识所带来的沉重感。他追求语言的飘逸和“快感”，修辞的巧妙与用词的精当，并以机械制造般的“整齐”、“光滑”与“锃亮”来实践自己的诗歌美学。

      如果仍将其视为犬儒主义，应该可以看作是“犬儒主义”的现代变种——冷酷无情、反顾自身。以缺乏本真为由而放弃政见，并带着审美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气质。或者说，臧棣以审美主义为借口，实际上成为了归化了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同谋。也是徐贲在《呼吸肮脏空气的知识分子》中所概括的“他们是呼吸肮脏空气而不知道空气有多么肮脏的那一群人。”

4

      如果臧棣仅仅是个体性情的原因，在面对文字时放弃了价值的判断和道德的标准，这也是可以原谅的。但以自身的“无价值判断”来否定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就不是个体性情和美学选择所能解释得了的。个人面对生活与文学，有“轻”与“重”的选择自由，但以自身的“轻”来否定别人的“重”，已超出了美学判断而上升为文学政治的分野。

      北岛强调一个作家应该与他所处的时代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实际上，他是选择了生存之重。而臧棣选择躲进文字的“百宝箱”而不管外界的风和雨，他选择的是生存之轻。北岛是有意肩负一个民族的文化重任（所以，他才有文化复兴一说），他有没有能力是一回事，他愿不愿意去担当又是另一回事。但他勇于担当被臧棣取笑，则实在有点太荒唐。

      一个作家无疑是享有与主流意态相对抗或者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和解的自由。但这两种对立的态度，在人性的天平上永远会倾向于前者。臧棣常挂在嘴边的“王尔德”、“纳博科夫”、“博尔赫斯”，确实是世界文坛的大家，也是不折不扣的审美主义者。从他们的作品中去寻找与现实的对抗，确实也是缘木求鱼（当然要排除王尔德的晚期作品，他在被囚禁后，思想已有所转变），但我至今也未找到他们对于不同于他们的美学倾向的、选择承担精神的文学进行热嘲冷讽的例子。但我们确实可以找到将世界走向、人类未来、国家民族的忧患、社会现实的体认、个人生命的遭际融于一体的作品，它们将人性的光辉、道德的力量、语言的光彩揉为一体，成为亘久的经典。在文学的先贤祠中，是他们的作品成为了真正的文学天穹。我们可以随便列举出如托尔斯泰、卡夫卡、加谬、马尔克斯、帕斯捷尔纳克等一大批这样的经典作家。

      不像一些民间诗人完全否定臧棣的诗歌写作，我个人认为臧棣的“快乐诗歌”在汉语诗歌的语言上还是有它的可取之处。臧棣诗歌通过巧妙的修辞，可以提升诗歌语言的张力，在某些时候也能偶尔揉合进一些个人的体验，但总的来说缺乏“生活的体温”而显得干瘪。但这样的作品作为一种探索未尝不可，但将其称为伟大的诗歌为时尚早。在国际文坛上，我们可以联想到罗伯特•格里耶，他的作品无疑也是干瘪的，也是没有生命湿润感的作品，但经过克洛德•西蒙的推进，加进了文人关怀，终于也成就了《弗兰德公路》和《农事诗》这样的杰作。所以，臧棣的诗学不应该选择与人文精神的对抗，而是应该积极或主动地揉进文人关怀，重新审视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他真正缺乏的恰恰是北岛之所长，一种敢于承担的精神和直面世界的勇气。

5

      让我们还是回到北岛提到的“作家与他所处的时代的紧张关系”上，如果说臧棣是一种“犬儒主义”的变种，伊沙则可以归属于经典的“犬儒主义”。虽然他在与时代的关系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样式，但本质上却是同一的。臧棣是将价值悬置，伊沙则是嘲弄一切价值，他选择的向度貌似反抗，其实是一种彻底的玩世不恭，他实际上不可能也没有像北岛一样，以严肃的态度与体制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而是钻体制的空子而行投机之实。北岛所代表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是严肃的、不规避风险的、有所赞成有所反对的，而伊沙之流却是流氓式的、趋吉避凶的、嘲弄一切价值（伪价值与真价值一齐反）的。如果说，北岛的文本在诗学的语言层面上有较为薄弱的嫌疑，伊沙之流的“口水”却极大地败坏了汉语诗学的品质。一方面，伊沙之流标榜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崇高价值和真理。他们否定、调侃，激进无比却又不具备建设性。小心避免与权力的冲突，甚至迎合或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削尖脑袋”往体制里钻。他们的本质不是反抗，而是疯狂地追逐实利，投机取巧。

      正是这样一个伊沙，在“审美中心主义者”臧棣的心中，居然会为之折服（臧棣在他的反驳文章中说“从于坚、伊沙等人那里学到了东西），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臧棣在内在实质上确实具有犬儒精神，缺乏明确有效的原则性。臧棣在批驳北岛时，提到北岛说过的“书生”，我个人认为北岛一点也没有说错。同时，我也认为臧棣从个体性情上就是一“书生”，当一个“书生”遇到伊沙这个“真流氓”也就没辙了。除了妥协，还是妥协。如果，换上北岛，他肯定会予以痛击。伊沙之流将当代汉语诗歌彻底的粗鄙化了，他们不仅没有抗恶，而是本身就是恶。伊沙的“口水”和沈浩波的“下半身”并非像诗界某些人鼓吹的那样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他们语言中的暴力是这个充斥着暴力的不正常社会的同谋。

6

        北岛先生演讲的第二个紧张关系是作家与母语的紧张关系。并特别指出流行于学院之内的“行话”使对生活、对文学、对艺术的言说变得异常的困难。并对这种几乎具有压迫性的强制性的符号系统进行了公开的抵制。这也是他在对复旦大学的教授们胡谄所谓的“朦胧诗派应该纳入‘伤痕文学’时”，表示了坚决的不屑和反驳。
      这种流行于学院系统的“行话”系统，在当代的文化建构中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它直接侵害了文学艺术自身的鲜活性、及物性。这种“行话”系统的泛滥，是一个世界性的征象，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是伴随现代教育系统——学院而派生出来的一种奇怪的建制。这种“行话”系统的普遍使用，使一种虚假的文体成为一种最显赫的文体，只要按照这个“行话”系统的“行话”语言进行炮制，一篇充斥着各种虚假理论、虚假名词的学术文章可以在“寻章摘句”中很快成形并可以大规模炮制。
      我们来看看黄灿然先生在谈及外国文艺中的“行话”系统时是怎么说的：“这种‘学院式的批评’已经走火入魔——却并非穷途末路，而是大行其道。学院式批评的一个恐怖之处，是用一二个理念来写一本书，而一本书似乎就是由数百种其他书构筑而成的——而不是消化这些书的结果。可这样一二个理念在一位杰出的作家批评家或诗人批评家那里只是一两句话而已，穿戴沉重的盔甲，看上去似模似样，但穿戴者并不是什么身强力壮的将军或武士，而只是一个没站立几秒钟就会被盔甲压垮的五脏亏损的虚弱者。但可怕的、或可怜的，并不是这样一个虚弱的武装者，而是他让我们细看他如何设计、搜集材料、制造他的沉重装备然后把自己硬撑起来的过程。”我很惊叹黄灿然先生的概括力和对学院派专家们那种活灵活现的逼真画像。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北岛，对这些腐朽的甚至是“舶来的文学史研究方法”的专家们不屑一顾自然是情理之中。我们应该抵制这种几乎让真正的文学艺术窒息的“行话”语言，文学史是时间写就的，不是这些“脑袋进水”的所谓专家们碗里的菜（他们想怎样折腾就怎么折腾，完全罔顾历史的真相和真正的文学史的真相），中国文学史重写理当必要，但这些充斥着“行话”语言的、甚至迎合体制要求的文学史无疑是虚假的。

7

      有一篇古老的寓言故事——盲人摸象，说的是一群瞎子去摸一头象，结果摸到象耳的说象是一把扇子，摸到象腿的说象是一根柱子，摸到象腹的说象是一堵墙，等等。他们原本也没有什么错，因为他们眼睛是瞎的，不可能看到整体，因此只能根据自己实际摸到的东西给象下定义。象是同一头象，各个瞎子下的定义却各不相同。所以面对同一种事物，不同的人可能得出完全不一样甚至相反的结论。

      面对当前的文艺现状，或者缩小到当前的诗歌现状，北岛的看法是“危机四伏”，而臧棣的看法则是“最好的时期”。同时，我也留意到桑克也认为是“最好的时期”。但我认为这只是他们那个小圈子的一种偏见，就像摸象的人摸到象耳时说象就是一把扇子一样的荒谬。我同意北岛的“危机四伏”，危机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诗歌源头上面临的困境。我曾经在随笔中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当下中国诗歌面临的危机，比以往任何一次面临的危机都更加严峻。从新诗产生之日起，前辈诗人把向西方诗歌的学习当成必不可少的一课，方向感明确而具体。并且在对西方诗歌补课式的大规模引进中，确实“拿来”了一些西方现代诗歌的经典作品和写作理念、技法，对新诗自身的建设与繁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下中国诗歌在整个社会的“复古”化思潮中，明显处于孤立的位置，引进外国诗歌的原动力已减弱了许多。加之，西方诗歌（特别是英美主流诗歌）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使翻译引进外国诗歌变得更加的困难甚至变得不可能。因为某些语言上的革新与创造是该种语言自身结构上的、或者是音律上的，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复活”或者“复现”的可能性极小，这样无形中会使西方诗歌中最新的一些发展和动向，由于翻译的障碍而被迫屏蔽掉。而返回本土语言的诗学之路，又无时无刻不受到现代世界文明对本土文化和语言的侵蚀，我们事实上已无法回到所谓纯净的本土语言中去，或者说我们所谓的本土语言早已是被世界当代文明所洗涮后留下的一件千疮百孔的“百衲衣”，中国当代诗歌与中国当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一样，正处于进退失据、左右为难之境，未来如何，谁也无法预料。
      2）诗歌生态的空前败坏。一个商人可以在诗歌圈子里踩上一只脚，一个官员可以在诗歌圈子里混一个脸熟。唯独真正的写作者无人问津。得奖者非富即贵，已是普遍现象。 当下的诗坛有点像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座次似乎已经排好。即使某位的作品严重滑坡，也不会被拉下来，即使某位的作品出奇的好，也不会挤上去。虽然，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肯定会有所调整，但目前的情形却有着阶层之间的固化倾向。因为，一个诗人的影响力已不再是以作品的好坏为基准了，而是与是否进入了某个文学圈息息相关。当然，这与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的按资排辈的习气密不可分，同时也是诗歌江湖化的集中而具体的体现。
      3）诗歌批评的空前混乱。中国优秀的诗人批评家少之又少，这就造成了一些学院的所谓“批评家”——对诗歌毫无直观感受但又身处学院文化批评的位置上的一些人，通过“行话”组装式的拼凑，编织出一篇篇既无诗学主张又无诗学鉴别力的所谓批评文章。更有甚者，成为一些附庸风雅的政客或商人的“枪手”，完全不顾学术良心和学术规范，胡吹海捧，把一些既无意义又无价值的所谓诗歌无限地拔高。而一些游散的“江湖诗人”，把所谓的评论文章完全变成了“拉家常”，或者成为“拉帮结派”的工具。

      在一个如此混乱、芜杂、黑白颠倒、恶性循环的语境下，来谈论中国诗歌“最好的时期”确实有点滑稽而荒诞，让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北岛先生的逆耳忠言吧：“我们正退入人类文明的最后防线——这是一个毫无精神向度、丧失文化价值与理想、充斥语言垃圾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学者、商人、政客的行话与通行的娱乐网络语言中。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这种雅俗结合构成最大公约数，正简化着人类语言的表现力。”

8

      在这场臧棣公开批评北岛的事情上，有一个关键点是大家都没有明说的，那就是体制的问题。北岛对国内文学如此严厉的批评，他基于的是一种文化的现象，就是从一种外在的感觉上去进行判断，而这种判断是否与真实的实情相符，这是大有疑问的。在这种不正常的体制下，实际上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人们获得资讯的方式又被限定在传媒与正式的刊物上（当然北岛也会收到一些非正规刊物），那么即使存在与大家表面上看到的迥然不同的作品，也可能被淹没、被遮蔽掉了。实际上，介入现实，在诗歌中坚持价值判断并具有抵抗意识的作品确实存在，但在整体的文学作品中确实被边缘化、被淹没掉了。其原因应归结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征候，而不是作家或诗人本身。在现有的文化体制下，一种僵死的体制内文学始终霸占着前台，而即使流转于地下的文学，往往也被一些热衷于江湖的文化流氓所把持。因此，单从表面上去进行文学现状的判断，肯定有误差。但任何的总结性的结论恰恰又只能从文化现象学上去归纳。因此，造成文学现象学上的表观感受与文学自身的内在实情相脱钩。但无论文学自身的真相如何，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发言的基础，只能针对表露出来的文化现象学，而不可能深入到所有文化的内部去挖掘所有的真相再进行发言。但即使这种发言与真实的文学实情有误差，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表露出来的文化现象实际上仍然是整个文化语境中最为显赫的部分，也是对整个社会发生真正关联的部分。那么，在表观现象学上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是公共知识分子应该介入和积极参与的问题。

      面对文化体制所展露出来的文化现象，北岛的批评是有效的。事实上，这些日益恶化的文化生态、日益猖獗的文化管制，几乎是所有的文学创作者都能感同身受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内作家都变成了犬儒主义者，即使有诗人和作家做出强硬的抵抗，在这种文化体制下这种抵抗的声音也无法发出。因此，北岛在论及国内作家的现状时，确实有些过于武断和过于轻率。但北岛敢于站出来批评，一方面他有站出来说话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始终保有一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臧棣站出来指出北岛的轻率之处固然有他的道理，但臧棣对北岛的贬损则毫无道理。按理，臧棣生活在国内，对整个文化体制、文化生态的了解比北岛要熟悉，但我们始终没有听到过臧棣对如此糟糕的文化体制和文化生态做出过任何正面的批评，哪怕是一星半点，甚至还在那里高歌所谓“最好的时期”(虽然我也知道臧棣谈论的“最好的时期”与北岛谈论的文化危机不是一码事。打个比方说，有一间破屋子，四处漏风、漏雨，快要倒了，其中坐着一些绘画的孩子，大部分孩子的画被雨淋湿了、变形了，或者被风吹跑了，或者被严厉的老师没收了，而确实有几个孩子躲在墙角画出了绝妙的图画，却很难拿出来。而老师拿出来展示的却又是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孩子的绘画，我们从总体上谈论这些孩子的绘画时，我们无疑会说他们的绘画危机四伏，而不会牵就那几个画出了绝妙图画的孩子而说这间房子里的孩子的绘画正处于“最好的时期”)；也没有从客观上对一些沉潜的、有价值判断又有诗学考量的作品表示过支持，而是沉浸在他个人诗学的小圈子里画地为牢。退一步讲，臧棣坚持他的“快乐诗学”也是一种沉默的抵抗，或者在臧棣看来“抵抗诗学”过于狭窄，文学应该跳出“抵抗诗学”的范畴。但是，他对仍然坚持“抵抗诗学”的北岛表现出来的心理优势，从文学层面上也许有他的理由，在文学政治层面上、在文学道德上、在知识分子的良知上却相形见绌。这是臧棣不明白、或者不愿明白、或者故意不明白的地方。

9

      臧棣的访谈进展到第十一部分，真正的问题已完全显露出来了。臧棣实际上对第十一部分访谈的议题还是有点不自信的。所以，他在这段访谈中“谦虚”了一下：“我本人对实际的政治不感兴趣。只是因为我的新诗史专业，在知识视域上涉及到诗歌和政治、文学和政治的关联，所以，我偶尔翻看一些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述。我对政治哲学有兴趣，但那也纯粹是由于诗歌之谜涉及到政治哲学的某些层面。”

      从臧棣开出的书单来说，他确实对政治哲学缺乏深入的研究。确实是“偶尔”、并且“纯粹是由于诗歌之谜涉及到政治哲学的某些层面”。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臧棣对实际政治“不感兴趣”，实际上如果不是出于诗歌的原因，对政治哲学只怕也没有那么感兴趣。因此，他才会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出大问题。他才不理解北岛作为一个在诗歌中具有极强政治情结的人，在演讲中却又会说“政治、经济是短暂的，都是过眼云烟”；他才会说北岛对国内文化现象学上的批评是“文化纳粹思维”。这里，印证了臧棣对公共知识分子缺乏起码的了解。并且对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缺乏基本的分辨。我认为，臧棣在这里实际上无法分辨“现实政治”、“文学中的政治维度”、“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

      现实政治是现实的政治形态、政治理念、政治操作、政治宣传等等。文学中的政治维度是指文学作品中作为背景存在的政治意识。而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则是指知识分子向公众发言，表述自己对现实政治、文化的看法。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是政治家。而文学家面对文字时，可以选择与政治相关的介入性写作，也可以选择与政治无关的非介入性写作。但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必须保持对政治的思考与介入，并且往往是持批判立场的介入。上文已经说过，这是西方对当代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义。

       因此，我们来谈论北岛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言论时，许多疑惑就迎刃而解了。 一方面，北岛在诗歌中有极强的“政治意识”，或者说北岛用诗歌介入政治的思考，这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良心；另一方面，北岛不是政治家，所以他才会说“政治、经济是短暂的，都是过眼云烟”。实际上，这都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才会出现的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思维。一方面，知识分子不是政治家，他不对现实政治负责，并且也确实知道政治的短暂性，所以不直接参与现实政治，但本着知识分子良知又恰恰关切现实政治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即北岛讲的“真问题”。而臧棣将现实政治与北岛文学中的政治维度混为一谈。
      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是对现实政治持批判态度而又高度关注现实政治。一方面，他会摆脱“民族国家”所垄断的意识形态思维（所以北岛说：“‘漂泊’的好处是超越了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获得某种更复杂的视角，因而需要调整立场，对任何权力以及话语系统都保持必要的警惕。就这一点而言，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危险的”），一方面，他又挑起“民族复兴”议题。其实，这里根本就不矛盾，他所反抗的是现实政治所强加的“二元对立思维”，但知识分子的良知又促使他以民族的兴亡为己任。

      到这里，我们可以理一理北岛的文学理念与臧棣的文学理念/北岛的现实政治立场和臧棣的现实政治立场了。北岛的文学理念——主张介入性写作/臧棣的文学理念——主张非介入性写作，北岛的现实政治立场——对现实政治持批判立场/臧棣对现实政治持合作立场。臧棣的当代诗歌处于“最好的时期”多么像作协主席铁凝的报告用语，他在第十一部分中的“从历史机遇和战略机遇上讲，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讲，“中国的问题”在根本上依然是一个发展的问题，是一个如何拓展民族生存空间的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问题。（臧棣）”，多么像“天朝”政府报告中的书面发言。而这种分野表面上看是文学政治的分野，从根本出发点上其实还是政治立场的分野，从身份上讲则是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的分野。

      因此，北岛从一位诗人正在完成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化（这倒不一定是他主动的，有很大程度上可能还是被动的），但他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倒是自始至终的。一个作家成为公众人物后，他会自觉不自觉地转化为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在转化成公共知识分子后担负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尤其难能可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就有理由也有必要对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且应该是负面的批评意见），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解毒剂”，是让权贵们感到不舒服的人。所以，北岛说“要跟时代过不去、跟母语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他要保持与时代的紧张关系、与母语的紧张关系、与自己的紧张关系。而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走向。让我们来温习一下雅思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对专业知识分子的一些论述吧：“他总是表现为一个合作者，因为他希望自己永远是有用的。”、“他没有个性，也不恶毒。”、“绝不懂得责任的涵义，虽然‘责任’一词老是挂在嘴边。”、“他在理智主义中找到自己真正的家。理智主义使他感到舒服。”、“他无例外地接受种种思想方式、范畴和方法，但只把它们当作说话的形式。”、“他总是谈论结果，而不关心真正的洞见。”、情绪之激昂掩饰了他鳗鱼般的油滑“。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真正的哲学家的穿透力，雅思贝尔斯在1930年就写出了这种专业化倾向而导致的人的蜕变。他当时用的原话是”一种无名的力量，这种力量很可能在暗地里支配着所有人，它或者要使我们都变成它的一部分，或者要把我们从生活中排斥出去“。雅思贝尔斯感到的这股无名的力量就是现代社会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专业化倾向，使专业知识分子从有可能变为具有“不合作”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滑向一种具有“合作精神”的社会肯定性力量——亦即马尔库塞提出的——“单面人”。

韦白于长沙雅园
2011-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