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pdf

年 月第 期 总第 期理论与改革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及其指数化研究”（）。作者简介：方盛举，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睿哲，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和合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盛举杨睿哲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和合文化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性传承价值，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度契合，对推动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共同体、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共同体、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共同体建设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在强国建设背景下，通过重塑和合文化、弘扬和合文化、践行和合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正确的价值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关键词：和合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共同体；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共同体；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共同体；强国建设 年 月，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年 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年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其正式写入党章。年 月，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旨在推进实体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体现出党中央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上的严谨建构历程和指导实践进程，实现了从理论建构到指导实践的知行合一。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了党今后的中心任务，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战略层面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战略任务，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面对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的重要时期，我们需要挖掘更有效的资源，创新更有效的方法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吸引了大批学者以多维视角展开对其的研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多元的认知视角和广阔的行动思路。然而，当前却较少有研究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动因及文化逻辑。事实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非凭空提出，究其根本乃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深受中华传统文化滋养，承载着文化记忆与文化基因，具有独特的文化属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荟萃了各民族文化精华，具有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兼容并包的特征。和合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文化资源，萌发于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历经大浪淘沙般的筛选淘汰过程，最终沉淀和凝练成为生命力极强的精神风尚，成为中华各民族团结互助和谐共生的精神纽带。以和合文化为研究的切入点，深入探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动能”，才能准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要义。一、和合文化的源流及内涵（一）和合文化的历时性考察和合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又散落在各家各派乃至根植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潜意识之中。追溯起源，“和”“合”二字最早发端于甲骨文和金文。“和”的原意是指声音和缓，后来演变为和谐、和睦、平和、和气等含义；“合”的原意是指嘴唇合拢，后来演变为联合、结合、共同、凝聚等含义。春秋时期，“和”“合”二字开始连用，形成了“和合”这一整体概念。先秦时期，诸侯争霸，民生凋敝，饥荒四起，饿殍遍地，社会陷入了动荡不安、混乱无序的状态。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使社会回归安定和谐，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相继提出“和”的主张，逐渐形成一套内容丰富、极具特色的“和合”思想价值体系。孟子公孙丑下 中提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子 第四十二章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管子幼官 中有“和合故能习，习故能谐，谐习以悉，莫之能伤也”。墨子尚同中 有“内之父子兄弟作怨雠，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等。尽管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存在分歧与争鸣，但“和合”思想却被广泛接受和认同，这说明“和合”思想是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大公约数理念。在先秦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从两汉汉学、魏晋玄学到唐代佛学、宋明理学，再到近代思想，在理论与改革 年第 期面对西方冲击所作出的思想和策略回应中，如洋务派“中体西用”、戊戌派“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等，无不包含着“和合”因子和“和合”精神。“和合 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生命力的体现形式。”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思想，理所应当地引起了当代学者的广泛重视，钱穆、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程思远等学者对和合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阐释，形成了一系列和合文化的理论谱系。进入 世纪，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时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凸显，风险危机不断加剧，和合学的创立者张立文教授在此背景下出版了 和合学概论 一书，对和合文化源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他认为“不管是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关系，还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都贯通着和合”。社会中人们对利益需求的无限性和利益供给的有限之间始终存在矛盾性，社会中不同主体之间始终存在价值观的差异性，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导致社会主体之间产生矛盾乃至冲突。解决矛盾和冲突，要么使用暴力思维及方式，要么使用和合思维及方式。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只有使用和合思维及方式，最能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和保障，最能实现对文明成果的捍卫，最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相反，暴力思维及方式充满了野蛮性和对文明成果的破坏性，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合文化还可从中华民族生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审视。年，梁启超将悠久的“中华”一词与近代由日本传入的“民族”一词结合，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尽管“中华民族”这一称谓是 世纪初才被提出的，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实体在历史长河中却由来已久。中华民族具有一个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其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和合共生，美美与共。从考古学的视角来看，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繁多，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河姆渡文明、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草鞋山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史前文化遗址。这些文化遗址各具特色、风格迥异，通过考证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交往、交流、交融的和合关系。如“仰韶文化时期王墓山等遗址大量出土的火种炉经黄河河谷传至中原地区”，这一方面证实了在史前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与中原地区不断进行着频繁的社会及文化交流活动，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中华民族开始生成。各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了，历史上不同时期孕育产生的各式各样的族群，共同生活在中华大地这样的地理空间中，在生产生活的互动中共同开发使用着这一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由此也不断地创造出交往交流交融的和合故事，沉淀累积形成了底蕴深厚的和合文化。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源于史前文化，经历了从奴隶社会到漫长的王朝国家时期再到中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但始终保持着多民族的大一统格局。尽管历史上有过无数次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战争、王朝与王朝之间的战争、一个政治集团与另一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但最终都以和合共生为结局和归宿，而没有形成四分五裂的国家和四分五裂的族群。这说明和合文化与辩证法是包容关系，和合文化并不排斥差异、分歧和矛盾，“和合”仅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发现矛盾、化解矛盾的守正创新的过程。可以说，和合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生成和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反过来其形成又进一步对中华民族的汇聚、凝聚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黏合作用。和合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无论是从文化思想的维度，抑或是从中华民族生成和发展的维度，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兼收并蓄的和合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内在基因，成为中华民族体内不断循环的精神血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二）和合文化的丰富意涵习近平对和合文化有着独到见解，他指出：“中国 和 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这就从自然、国家、社会、个人四个层面全面阐释了和合文化的深厚意涵。一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然后才是文化集合体。中国传统思想一直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行有所止，强调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天人合一和天人互泰的至高境界。如 孟子梁惠王上 中有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庄子齐物论 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提倡遵循自然法则，人与自然必然和合共生，反之，盲目违背自然规律必定寸步难行。此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还体现在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上，一方面，中国传统建筑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建筑的选址、布局、形式、色彩、材料、装饰等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协调，视天、地、人为整体，如故宫、布达拉宫、天安门、国家博物馆、都江堰等国家建筑标识，追求人与建筑的相互作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建筑还注重与社会环境和谐共生，如“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民族建筑标识，都与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等相协调，无不体现着天人合一思想。人类是超越自然的物种，这种超越的本源在于人类创造了文明。然而，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和态度。回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人与自然始终都是矛盾统一体。随着工业化、科技化、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这种矛盾危机还表现为价值观和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对工具理性和信息技术的过分强调，使原本聚族而居的个体经历一个“脱域”的过程，“脱域”后的个体则意味着生活在一个冷漠无情、不可预测、缺乏安全感的“机械场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等系列共同体理论的提出正是对现代化挑战的回应，其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对和合自然观的复归和超越。正如鲍曼所认为的，“共同体是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因此，需要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建人类与自然的价值观念，推动人类文明向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二是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协和万邦”出自 尚书尧典 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指社会和谐以后再协调各邦国之间的利益，让各邦国能够通力合作形成合力，最终实现“天下太平”。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氤氲“和气”，蕴藏“和风”，彰显和合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的互动就是一个鲜明的实例。中国历史上素有“夷夏之辨”，也有“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辞，但区分评判的标准并非人种、地域、血统，而是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生产理论与改革 年第 期方式，即这种判断在于是否接纳和认同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民族身份具备一种流动和可替换属性，夷与夏作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因是否认同中原文化而转变。因此，历代中原王朝治边重视“德泽洽夷”，即对广大“蛮夷”施行德化与教化，实现“夷夏之辨”走向“夷夏互化”。“德泽洽夷”源自儒家“以夏化夷”的观念，认为中央王朝应对“蛮夷”广施德化，用道德力量感召人心，使得“蛮夷”依附中原王朝，如若“蛮夷”知礼明德，则可“入住”中原。以“德泽洽夷”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软实力方略，就是中原文化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具体措施是通过德化感化、推广儒学教育、和亲联姻等。诸如向“蛮夷”赏赐书籍、接受其子弟入国学等教学方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等推动中华文化向外部世界传播的外交行为，细君公主、王昭君、文成公主等人的和亲等。因此，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加强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消融了隔阂，促进了“大一统”的形成，并为其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和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奠定了文化基础。三是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和而不同”的观念最早出自 国语郑语 中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指如果万物平衡与和谐，那么万物就会生长发育，如若过于同质化和单一化，则永远停留于原来的状态。这一观念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传承。论语子路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中的“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等，都体现了和合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可以看出，“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社会的总原则，在这一原则中，“和”的关键所在，首先要承认“不同”。“不同”处于一个和合共同体之中，“不同”是“和”的前提，如果都相同，“和”也将不复存在。真正的“和”是建立在承认不同、尊重不同、接受不同之上。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外貌、能力、性格、职业等差异，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文化、贫富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凝心聚力，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稳定、和谐有序。因此，“和而不同”不仅是一种哲学思辨，更是一种社会实践，这种思辨在中国历史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应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四是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人心和善”并非抽象的伦理道德概念，而是具体的道德规范要求。例如 论语卫灵公 阐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周易系辞下 指出“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道德经 第八章中的“上善若水”；礼记大学 提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等。这些实践主张尽管不免带有一定的时空局限性，但均体现了中国人以和为贵、崇和向善的价值取向，彰显了中国人道德观的特质禀赋。总之，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既是个体修身的要求，也是社会层面公民道德行为的基本规范。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有助于建立道德规范，加强道德认同，引导道德实践；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总之，和合文化就是以理性平和、尊重包容、平等互助、将心比心、合作共赢等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等关系的文化样态，它是对零和思和合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维、暴力准则、武力崇拜、征服心态的否定和超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最具文明属性的处理复杂社会政治关系的价值原则和行为规范。二、和合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独特价值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人们往往会追溯各自民族历史文化的渊源，以此为滋养，强化民族认同和推动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于当前我国民族团结、国家长治久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都具有深远意义。和合文化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性传承价值，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对推动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共同体建设和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共同体建设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一）天人合一：推动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共同体建设和合文化“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深植着“道法自然”“和实生物”“天人相应”的生态价值观念，是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以及保护自然生态文明新理念的思想根源，也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精神之源，同推动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共同体建设完美契合。首先，马克思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在多元民族文化中，存在着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强调人类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形成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天人合一”理念提倡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应回归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兼乎万物、和谐共生，尊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这是中华民族实现“自由与必然”之间平衡的关键前提。其次，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在过去，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足以及科学技术的局限性，人类往往只能被动地承受自然的制约。然而，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我们已经获得了可对自然环境产生深刻影响的巨大力量。“天人合一”理念强调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生态伦理观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使得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生态、生产和生活的和谐统一。再次，“天人合一”理念是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指向，旨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承担起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在具体实践中，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保护机制，通过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民间等多元力量的集体行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生态底线。（二）协和万邦：推动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在和合文化中，“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作为一种重要理念，蕴含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理念，强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相互融合和相互协理论与改革 年第 期作。这一理念对推动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国际层面，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各种不同的国家文化为对应的国族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强大的纽带。但同时，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也容易造成族际间的群体偏见和刻板印象。面对文化差异，历史上人们往往选择避开它、改变它或消灭它，但这与和合文化的理念背道而驰。“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倡导跨越国界的区隔，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传播、经验分享和文化交流，这有助于拓宽中华民族的国际视野，吸收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丰富和拓展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此外，“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等，中华民族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自身的文化魅力和发展成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在国内层面，“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为处理不同社会群体间关系提供了价值标尺，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包容、共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发挥了价值引航作用。在具体实践上，不断推动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推动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形成多元参与、协同共治，民族互嵌交融格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三）和而不同：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共同体建设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构成呈现出显著的原生异质性和继发异质性特征。多元民族文化的存在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使得中华文化元素更加斑斓，使中华文化因不同源流的多民族文化汇聚和互鉴而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活力。然而，多元民族文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族际政治整合障碍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如何在国家建构和民族权利保障之间达到平衡的问题。如果民族国家一体化建构过度，就容易导致主流政治文化的同质性对亚文化的多元性造成消解；而如果民族国家建构不足，多元民族文化下的无序扩张又将冲击主流政治文化的统合力。因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解决中华文化认同问题和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共同体建设，是国家软实力建设中必须直面和亟待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一种中国文化价值中包容差异的和而不同便是处理这种关系的一种最为理想的表达”，和合文化的融入将为这一问题增添配方独特的全新“黏合剂”。“和而不同”追求的是本质上的同一性，而非趋同性和一致性。“和而不同”中的“和”是中华文化，“不同”是多元民族文化。“和”与“不同”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体性”和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问题，“一体性”和“多元性”共同构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华文化。“和而不同”一方面呈现出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和合精神，体现在对各民族原生异质性的支持、尊重、包容，“各美其美，美人所美”；另一方面，体现在尊重差异中寻求共同，在包容差异中谋求大同，促使各民族文化多样性和中华文化统一性的有机结合和相向而行，推动各民族广泛认知和接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以及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的基本理念，“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诚如马克思所说，“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在把握“一体性”和“多元性”以及“共性”和合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个性”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四）人心和善：推动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共同体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逐渐从单一的传统社会向多元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地域多元性、生产生活方式多元性、民族文化多元性、社会阶层多元性、宗教信仰多元性等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起抢占民众的思想高地，并不断侵蚀和解构着中国的主流价值文化，旧有的道德秩序已经瓦解，新的道德秩序尚未形成。在这样一种转型过程中，社会出现了理想式微、信仰坍塌、道德滑坡、人文精神危机的状况，一些“狂热分子”甚至完全漠视公共利益，站在理性的对立面，煽动和组织极端仇富、历史虚无、网络暴力等社会现象，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本质上就是道德问题”，如若弃基本的责任伦理和道德良知于不顾，屡屡挑战个人和社会应有的道德底线，阻碍公民道德建设的步伐，将给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带来许多不确定性。自古以来，和合文化中“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一直被视为中华传统伦理文化中最重要的特质和核心价值，似涓涓细流一般贯穿于中华民族思想意识之中。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已经被 博物馆化 了”，即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已被蛛网尘封，失去了时代价值。可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超强的生命延续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政治文化的顶层设计，既蕴含了具有世界性普适价值的理论阐述，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特有的传统伦理价值内涵。“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可以说，“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友善”的道德准则，更是对“人心和善”道德观的直接传承和超越。因此，弘扬和合文化，是培育各族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题中之义，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和发展的文化根脉和伦理道德基础。三、基于和合文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路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精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文化底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挖掘与延续这一宝贵的文化财富，通过重塑、弘扬、践行和合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一）重塑和合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前置环节重塑和合文化就是在继承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用时代化的和合思想及观念充实和合文化，用时代化的语言阐发诠释和合文化。在强国建设进程中，精神文化的地位不可替代，要与时俱进地推动和合文化内涵的时代性重塑。企业文化冰山模型认为，企业文化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冰面上看得见的具体行为；另一部分是冰面下支撑具体行为的深层次的东西，是企业文化中最不明显和最难以变化的部分，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主体，即观念、共同的价值观、宗旨等。若将企业文化冰山模型理论应用于和合文化内涵的时代性重塑上，其所具备的理论与改革 年第 期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也是非常显著的。一是重塑对和合文化的认知观念。和合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与灵魂，历经千年沧桑巨变而依然得以延续，它是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价值观念之一。在对和合文化的认知和评价中，既要充分肯定其所具备的文化价值，同时也应认识到和合文化作为农业文明与小农经济的产物，其历史和时代局限性是无法避免的，文化适用性具有一定的限度。“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要继承和合文化这笔精神文化财产，就要对和合文化再认知、再解释、再塑造，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在文化建设中的引领和指导作用。积极推进和合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仍要以凝练和合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为基础，剔除其中片面和错误的元素，筛选出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部分，并保留符合科学标准、时代发展要求和中华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的内容，使和合文化能够在现代文化语境中蓬勃生长，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语境中焕发勃勃生机，能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和合文化的时代性重塑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契合。价值观是人们用来评价事物重要性和优先次序的一套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大家庭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认知、信仰以及日常行为的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空中楼阁，它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其中，和合文化作为孕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母体之一，为涵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分，为妥善处理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体、国家与个体之间关系提供了道德价值指引，为全体国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行动导向。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构成要素，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在文化发明中对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二者是价值契合、关系互构的。因此，和合文化的时代性重塑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去伪存真，取其精华，深度挖掘和合文化的正向意涵，提炼其中有利于国家意志柔性传播、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和谐、有利于公民道德培育建设的有益成分，使和合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和合文化时代性重塑的宗旨。和合文化要想重新焕发活力被时代所接受，使古老的和合基因与现代文明相映生辉，一方面，要通过和合文化处理好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间的关系。在世界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一种未曾中断的文明，这一成就既是传承和合文化“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结果，也是和合文化“和而不同”内在文化基因的体现。因此，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遵循一体多元、和而不同的宗旨。“一体”是主干和存量，“多元”是枝叶和增量，两者辩证统一，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正如亨廷顿在 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多元文明的世界中，单一文明的观点逐渐失去了相关性和实用性。和合文化要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使中华文化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合理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促进二者在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中形成中华文化共和合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体。另一方面，要牢记辩证法则，妥善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和合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内涵丰富且包罗万象，也就难免存在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现象。这就需要在和合文化时代性重塑中加以甄别，将现代文化所蕴含的政治价值理念融入和合文化时代性重塑之中，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与共同发展。（二）弘扬和合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环节增强和合文化传播力影响力，关键在于实现和合文化从抽象化到具象化的转变。“充分发挥中华文化涵养人心、规范行为的功能，扩大和深化中华文化对所有分享者的影响”，将和合文化转变为生动形象、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在润物细无声中让人们认同它、接纳它、传承它、传播它，最后育化成弥漫整个社会的良好风尚。主要应从和合文化传承传播的载体和和合文化传承传播的方式两方面入手。一是和合文化传承传播的载体。和合文化传承传播的载体指涉以具体的物质形式与精神形式为基础，传播和传承文化的媒介或工具，这种载体在文化活动中起到承载与传递文化信息的作用，能够被文化主体所运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诞生与演进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载体。在实际的文化传承传播实践中，和合文化通过多种载体形式传承和传播给各族群众，最为普遍的形式包括和合文化人物、和合文化故事、和合文艺作品等。和合文化人物。在和合文化的传承传播实践中，涌现出了一批和合思想家。他们不仅倡导和合文化的价值理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和合文化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他们本身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标识和象征，被符号化和象征化，在各族群众中得到了深度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桥梁、精神家园和交流纽带。如孔子是和合文化的代表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标志。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因此，要发现和挖掘和合文化人物，充分发挥他们精神引领、典型示范的作用。和合文化故事。根据镜像神经元理论可知，人类拥有共情能力，“共情可以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且不会因为地域和文化差异而被抹除”。故事是各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讲故事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共情。和合文化故事承载着和合文化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如寒山拾得传说、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玄奘西行取经等故事，这些故事以生动的描述、曲折的情节吸引着各族群众，引发更多的情感共鸣和产生强烈的同理心。因此，要深度挖掘和合文化故事、讲好和合文化故事。和合文艺作品。文艺作品是文化的物质表征，是文艺工作者精神寄托的物化，是厚重人性的彰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和合文艺作品发挥着宣扬传播、道德教化的重要功能，总是以其独特的共情力、感召力、影响力，使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过程中，展现出大批蕴含和合精神的文艺作品，如 和合星 和合颂 天地歌 等歌曲、天下和合 天台遇仙记 奇妙的“和合”之旅 等影视理论与改革 年第 期作品，这些优秀文艺作品凝练了和合文化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有力精神武器。二是和合文化传承传播的方式。文化传承传播是文化向社会群体扩散和散布的过程，必须借助必要的途径和手段才能实现文化信息的传递。和合文化传承传播有多种方式，常见的有学校教育、公共文化服务、全媒体等。学校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实现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其一，要将和合文化注入教材编写和课程设计之中，使之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可以依托和合文化，为青少年提供历史观、国民观和民族观的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强调各教育阶段与层次间的连贯性，使学生理解和合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提升他们对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认知，加深对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解。其二，高等教育机构、科研单位以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可以通过开展专题研究和举办学术论坛等途径，深入研究和探讨和合文化。例如，系统阐述和合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严密耦合逻辑，全面分析和合文化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研究和合文化民俗与艺术的表现形式，等等。丰富和合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实现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广阔的研究视角、更丰富的理论支持和更有力的智力支持。其三，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具有特殊意义。”在某些边疆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日常交往交流中的使用率较低，成为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阻滞因素之一。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交往交流行为有效性的基础，亟需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推广及普及。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就是为了满足公众自身娱乐和精神文化需求，为社会提供非营利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公共文化事业产品的资源配置活动。公共文化服务以社会大众为活动主体，以提供文化精神产品，满足社会共同的文化需要为目标。因此，公共文化服务具有群众性、均等性、公益性。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文艺演出、文化站、专题知识讲座等都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构件和活动方式。要抓住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和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的重要契机，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传承传播和合文化。在国家层面，应着力解决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不均衡问题，通过实施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措施，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投资力度，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使其共享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成果。在地方政府层面，应深入挖掘和合文化的表达方式，合理开发和合文化旅游产品，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积极推广和合文化体验项目，以满足不同游客多层次多样化的体验需求。打造和合文化旅游路线，创建和合文化旅游“胜地”，探索和合文化传承与文旅业发展之间的平衡，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旅游实践支持。在民生保障和精神富裕的双重进路中，强化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全媒体。当前，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各类新媒体发展迅猛，以其大容量、多样性、实时和合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性、匿名性等特征，逐渐形成一种多元资源相互融合、互为共生、相互共享的全媒体传播模式，使得传统媒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在全媒体语境中有效传承传播和合文化，应顺应新媒体发展的时代趋势，大力推进和合文化多元传播手段的设计，实施分层化精准传播。一方面，根据各地区各具特色的地理、人文和社会舆论环境，综合运用各类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技术手段，充分利用文本图片、短视频、短视频平台、微信公众号、新媒体动漫、节日主题晚会等多种方式，进行感性认知与理性传播的综合呈现，积极向各族群众宣传和合文化、民族政策、民族团结故事等。另一方面，在全媒体时代，和合文化的传播需要统筹设计、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实现分层化的精准传播，提高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中、不同场景下的传播效果，实现和合文化传播效果与传播力度的最大化显现。（三）践行和合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然要求践行和合文化，必定是一个扎实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过程。和合文化对人具有教化功能，但这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浸润过程，短时间内很难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首先，要重新审视和合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深入挖掘和合文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丰富资源，去除糟粕，正确认知和合文化，才能更好地焕发和合文化生命力。其次，弘扬和合文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增进情感认同、激发共情效应的过程，这是一项宏大系统工程，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发现和挖掘和合人物，收集和编写和合故事，创作和合文艺作品等文化载体，采取合适的方式渐进化、多样化、层次化地传承传播和合文化，这一过程是极其漫长的，但这种认同只要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持久性的效果。再次，以和合文化的践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遵循心理学上“知情意行”的行动逻辑，从认识培育、情感深化、意志驱动、行为助推这个迭代循环的过程将和合文化融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常生活中，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然而，任何单一政策或干预措施都不应期望能够独立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受到宏观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种因素制约。何况和合文化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需结合其他文化元素以及学科采纳多元政策和干预措施，引导其朝向正确方向发展，共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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