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对践行民生主义的思考-以《民报》为考察对象.pdf

民报 学人不仅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演化，而且将其纳入民生主义的范畴之内，从而构建了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生主义。他们不仅对实现民生主义很有信心，而且还设想了其实现的一种方式和一种理念。一种方式是社会革命。一种理念是实行国家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这些构思有利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平均地权的思想深入人心，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但是革命党人不仅没有真正理解社会主义，而且也没有真正解决中国人的民生问题。关键词：民报；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社会革命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事实往往出人意料。有时候，人们想向左走，结果却走向了右边。人们以为立宪能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却导致了更大的贫富悬殊。然而，正是由于历史的发展不因人的意志为转移，才为人类智慧的发挥留下了宽阔的空间和余地。历史步入近代之初，人们以为政治问题解决了，自由平等博爱之幸福就能实现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冯自由就说：“自十九世纪以降，欧美列强除俄国外，民权、民族之二大主义殆将告厥成功，世人方以为自兹而后，专制之淫威日渐澌灭，而人权自由之幸福巩如磐石矣，而孰知事实上竟有大不然者。君主之有形专制方除，而富豪之无形专制更烈。富者资本骤增，贫者日填沟壑。”冯自由以欧美为参照，认识到民权主义虽然消解了君主的有形专制，但是贫富悬殊的社会的无形专制更为严重。这为革命党人进行社会革命提供了基础和依据。冯自由还举了英国 太晤士报（今译 泰晤士报）中的所记说明贫富悬殊的问题，即仰给于英国政府的伦敦市民有一百万人，而伦敦富豪蓄犬之屋庄严靡丽，埒于王侯。于是，冯自由说：“以宪法最善美之民权母国的英国，而其贫富之悬殊若此，遑问他国？”为此，冯自由不得不感慨地说，“立宪共和制为最可尊贵之无上政体，不知掷几许头颅，洒几许血雨，乃达此完善境域，庸讵知其大多数市民之受少数大资本家之无形专制，实较君主专制及贵族专制为尤烈”。也正是如此，革命党人大声疾呼社会主义，主张实现民生主义。他们以社会主义为基础，深刻构思了践行民生主义的许多问题。正如冯自由所说，“主持破坏恶劣政府之目的，非有建设之破坏耶？民生主义也，土地国有制也，单税法也，即建设新政府唯一之行政方针也”。在革命党人看来，以平均地权为基础的土地国有制与单税法都是践行民生主义的重要理路。虽然 民报 学人积极提倡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但是他们眼中的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是非常混乱的，甚者将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等同起来，所以 民报 在论述同一问题时，如果 民报 学人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我就使用“社会主义”的术语，如果 民报 学人使用“民生主义”的术语，我就使用“民生主义”一词。实际上，从革命党人的革命理论来看，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实现了社会主义，必然能促进民生主义的实现。然而，他们将社会主义缩小到民生主义的很小的范畴，是明显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严重异化。后来，国民党为了构建单一的民生主义的理论而抛弃了社会主义，从而成为其失败的重要理论根源。正所谓：“成也民生主义，败也民生主义。”一、社会革命（民生主义）与民族革命（民族主义）、政治革命（民权主义）毕其功于一役恩格斯说，“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斗争了”。但是，在中国专制的清政府还没有垮台时，民报 学人就想实施民生主义。按他们的设计，他们是想让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大主义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是说要让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民族革命并行，从而一举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正如孙中山所说，“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冯自由也说，“为祖国同胞计，为世界人类计，不可不综合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而毕其功于一役”。然而，他们的愿望虽好，却忽略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社会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最迫切的问题，对当时中国而言，就是政治问题，而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发展起来。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有一些想当然了。实际上，即使是伟大的人物，有时也难以预料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例如，拿破仑、华盛顿都很伟大，但是他们也不能预料未来社会会出现巨大的贫富悬殊问题。拿破仑当年横扫欧洲大陆，传播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通过一系列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欧洲各国政府给民以权，但是他没有想到后来富豪之跋扈比君主的专制更加为烈。华盛顿当年抗击英国，以弱胜强，创设共和政治，雄霸一方，却也没有想到后来托辣斯（今译托拉斯，一般指垄断资本集团）毒害其大多数人民。于是，朱执信说，“今日之危机，殆亦当时为政治革命者，所未尝梦见”。正是从此出发，冯自由认为拿破仑、华盛顿二人都非常伟大，但是仍然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这种批评是一种后来人的视角，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社会形势复杂多变，即使再伟大的人物也难以预料几十年几百年后发生的情形。这是冯自由批评的不足之处，但是他拿二人作例证，说明中国如果不预先设防，必然会重蹈其覆辙，致使“匪徒蔑视最大多数幸福之真理，抑亦奚忍令吾民更受资本家之惨害，而预隐第二社会革命之伏线”，却有很深的道理。朱执信虽然认为中国应该举行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但是并不是一味地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是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而这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社会革命的原因，则只有进行政治革命，而这种情形的革命甚多。二是如果社会革命能促使社会势力消长，导致政治有所变更，是自然之谓，不可为政治革命之原因，但是如果势力消长导致制度变为不良，则社会革命为政治革命之原因，然而“此事实极少，仅可得之想象”。三是如果富族势力显于政治上，亦不过最小之一部分，甚不足道，根本既无改，枝叶有变动，是改良进步而非革命，如法国苟为社会革命，必无改共和立宪制，德国苟为社会革命，必无改联邦君权立宪。朱执信分析这三种情况的目的，主要在于强调一些国家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没有并行，有其特殊性，并不能成为反对中国实行两种革命并行的理由或借口。周福振，等：革命党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对践行民生主义的思考朱执信认为，政治革命运动之主体（“平民”）为社会革命运动之客体（“豪右”）之场合时，“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不能并得”，因为政治革命运动之力出自豪右之手，而不是出自细民之手，则“社会革命运动虽欲起而无从”。朱执信所说的政治革命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是“豪右对于政府之反抗”，按梁启超的说法是中等社会革命。在朱执信看来，欧洲十八世纪之末至十九世纪前半期，政治革命之力出于豪右，劳动者是参加者，如马尔克（即马克思）、圣西门等皆非窭人子，其鼓吹社会主义，有造于社会革命，但是社会革命运动之力不是由其引发的，“其鼓吹者不过兴发其力，而非力之本体”。从此而论，朱执信认为当时欧洲虽有社会革命运动，但皆不得成功，是其不幸，又是其必然，而中国则不能误援欧洲之历史作例证。也就是说，因中欧形势不同，中国不能只进行政治革命而不进行社会革命。朱执信认为，当政治革命运动之客体（“政府”）与社会革命运动之客体（“豪右”）为同位时，两者必须并行。在朱执信看来，豪右居于政府要位，以其经济势力会推动政治之暴，在这种情况下，“非并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终无能苏生之日”。由此而论，朱执信担心如果政治革命幸得成功，而无社会革命，则豪右之族跋扈国中，政权会复入豪右之手；如果只进行社会革命，豪右挟政治势力为自己谋利，革命的效果亦会归于无。所以，朱执信才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政治革命与社会两相依倚，成则俱成，败则俱败”。在朱执信看来，政治革命之客体（“政府”）与社会革命之客体（“豪右”）往往不同，其运动主体无多异，即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时，政治革命之力出于大多数人，而这些大多数人什九为社会革命之主体，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革命运动不为政治革命运动之妨，则以一役而悉毕其功者，其必胜于因循以贻后日之悔者”。朱执信通过观察，认为俄国应该实行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有一定的道理。俄国后来的十月革命便是其例证。在朱执信看来，俄国之经济制度尚未脱封建时代之状态，贵族、僧侣、地主不仅在经济上占有很大势力，而且都是政治势力之阶级，符合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之要件，即政治革命运动之客体（“政府”）与社会革命运动客体（“豪右”）为同位。冯自由甚至说，“特其民（指俄国人民）未获自由，则其对内政策不得不异于列国，而未尝不为吾国改革方针之一助”。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看来，这被冯自由言中了。朱执信虽然认为中国必当实行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但是又认为中国政治革命之客体（“政府”）与社会革命之客体（“豪右”）不是同物，与俄国两个革命并行的条件有所不同。在朱执信看来，“老朽之政府，诚亦各蓄货财，顾其富或缘贵得，而决非与贵有不可离之关系，此自古而已然”，至于清廷，“则尤忌以多财闻”，如乾隆时期富者不敢扬声于外，而实际有财者皆远于政府，咸丰同治朝以后，稍稍有所变化，然决不得谓有财者必为官吏。也就是说，当时有钱财的人不一定进入政府当官。朱执信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即使是现时之革命运动，绝不以豪右为中心点，因为中国古代革命多起于经济困难，在汉、唐、明之末时尤为显著，如果中国的经济组织能早日完善，不致于进行社会革命，但是当时国人惟图苟且之安而无百年之计，不闻有为谋大多数衣食完足之道；清朝建立后，东南会党蓄力待时，二百六十年如一日；今后革命，虽然不纯恃会党，但是其力必不出于豪右，而是出于细民。也就是说，中国革命主要靠细民来推动，这就需要解决他们的社会问题。所以，朱执信认为，“以观中国今日，实最利行社会革命之日也，而此最便行之机，稍纵即逸”，但是社会革命“决不能无为政治革命而迳行之”，因为社会革命“行之必藉政治上权力，而非有政治革命，平民不能握此权”。这样，朱执信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推导出了中国必须让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朱执信与冯自由一样，都言社会贫富悬隔，但是他更强调经济制度的影响。朱执信认为，“贫富已悬隔，固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则亦不可不革命”，但是社会革命尚有不因于贫富悬隔者，他指出，“社会革命之名于往代之经济制度变更，亦当用之”，“今日之社会主义，盖由是制度而兴者也。因其制度之敝，而后为之改革之计划者也。于英于法于德于轕意等无不皆然，而俄罗斯则独小殊，谓之例外”。，在这里，朱执信强调了经济制度对社会革命的影响。虽然朱执信认为有的社会革命不因于贫富差距，但是许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也会造成贫富悬隔。这也为革命党人实行民生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朱执信主要是从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动力上来说明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并行问题。汪东则明确指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可以并行，在于中国之政异于西方。在汪东看来，欧人贫富不均，实属商竞，即由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所致，“与政治之关系殆?”，而中国人营利于商者不及营利于官者十之二三，于是产生污浊之薮则是政治之过，所以“种族革命既与政治革命为同物而异观”，“今悉取陋俗弊政而革除之，政治革命之际，不啻并社会革命之功，而举其半以方欧洲功倍劳矣”。冯自由则是由于担心中国也会出现欧美国家的贫富悬殊问题，主张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对欧美国家而言，冯自由认为资本家之积弊已病入膏肓，同盟罢工不绝如缕，欲疗治之则非常不易，恐难免进行经济上之社会革命，而其祸害之酷烈，将百倍于政治革命，如果说此语“似虽过言，然欧美之终难脱此惨淡时期”。在冯自由看来，中国的资本家“犹未林立者，特患物质未发达”，然而中国革命成功后，以中国人口之涨满、物产之丰繁，中国富强计日可待，但是富强之后，资本家由是膨胀，而垄断政策于是横施，大多数之人民遂不得不受富豪之无形专制，如果此时再强行实施民生主义，“其难点亦不异于今日之欧美”，所以，“民生主义之实行舍政治革命之时期，决无良机，可无疑义”。朱执信亦指出，如果因中国今日贫富之分不如欧美之甚，遂认为无社会革命之必要，“斯则天下之巨谬无过焉者”，因为当其未大不平时实行社会革命，“其功易举”，“不及早为之图，则物质的模仿旦晚行，而此利便为全失”。，也就是说，社会革命要早而不能晚，否则代价甚大。毫无疑问，民报 学人认真分析了中西各国的不同情势，认为中国可以将社会革命（民生主义）与民族革命（民族主义）、政治革命（民权主义）毕其功于一役，进而永久地解决贫富悬隔的民生问题。正如胡汉民所说，“美国犹有经济的阶级，而中国亦无之”，社会革命以后，随着中国文明骤进，“内地之趋势亦复可知”，“倘复行私有制度，则经济阶级将与政治阶级代兴”。在这里，胡汉民所说的“政治阶级”，是指由政治地位不平等产生的阶级，如中国古代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胡汉民所说的“经济阶级”，是指在政治地位平等之后由贫富悬隔产生的阶级。按胡汉民之意，中国实行社会革命后，要勇往直前，不能倒退，否则如果再行私有制，又会产生新的经济阶级。胡汉民想得虽好，但是在生产力没有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私有制确实有一定的好处。毋庸置疑，革命党人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弊端，想一举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甚至在西方国家出现而在中国还不突出的民生问题，虽然他们看得较为长远，但是却没有抓住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然不能针对性地解决真问题。二、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之滥觞于中国，远在古希腊罗马之文明以前 民报 学人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和践行民生主义，还在于他们从中国的情势出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生主义，所以它比较容易实行。正如冯自由所说，“中国以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其矿山、森林、道路大都官有，而各省官田，亦至繁夥，故举行土地国有之政策，实较列国为轻周福振，等：革命党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对践行民生主义的思考易”。朱执信亦指出，就土地国有论之，此观念于中国自古有之，例如地税至唐称租，即显国家为地主之义，而其称有土地者，不过有永小作权者而已；又如，明初屯卫之制，其田皆为国有。这是 民报 学人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实行民生主义的依据。“永小作权”指支付佃租，永久为他人土地上耕作等权利。这里指为国家耕作等。土地国有是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来源。理论具有相通性，况且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自然不同的人可以从中汲取不同的营养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中国古代的土地国有制成了 民报 学人眼中的民生主义因素。面对繁盛的中华文化，民报 学人认为民生主义在中国比西方要早得多。在冯自由看来，“民生主义之滥觞于中国，盖远在希腊、罗马之文明以前”。为此，他不仅将民生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而且还对其优劣得失进行评论，以期对民生主义的实施提供借鉴。一是三代井田制时期，“人皆授田百亩，分配公平，后世以为至治”，但是“井田不过平均权之微意，未足以包括民生主义之总体，是则不无大小之区别”。在胡汉民看来，土地国有政策在夏商周三代之时的井田制已初具规模，“以吾种智所固有者，行之于改革政治之时代，必所不难”。井田制是古代的一种土地公有制，对平民确实有一定的好处。章太炎也认为中国政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什么可贵之处，但是不能一概抹杀专制政府所行之事，至于中国特别优长之事就是均田一事，这是欧美各国所万不能及的，而且它合于社会主义，即使不说三代井田之制，就是从魏晋至唐朝都实行均田制度，所以贫富不甚悬绝，地方政治也容易施行。这是 民报 学人从土地国有制上找寻民生主义的因素。中国古代确实存在井田式的土地国有制，但是秦朝统一全国之后，中国长期使用私有制，公有制仅剩一点残余而已，否则土地兼并也不会成为中国古代不断革命的重要原因了。二是王莽改制时期，“国人不得自名其奴，且不得自名其田”。冯自由认为，此“尤为民生主义之精理”，并把王莽与美国总统林肯相比，认为他“贤于林肯远矣”，因为 年美国因解放奴隶问题，而发生了南北战祸（即南北战争，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战争长达四年，及北军大胜，贩奴之虐制始废，而“王莽乃于二千年前具其释奴之伟识”。冯自由进而指出，这是“平均地权之要旨”，“虽其目的未达，而固不足效世俗之见而以成败论英雄”。冯自由称王莽贤于美国总统林肯，虽然有一些道理，但是显然有些夸大其辞，特别是王莽改制是地主阶级的一次改革，而林肯废除奴隶制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它确有民生主义的成分。然而，在私有制盛行之时，这些政策反而成了井田式土地国有制的残余。也就是说，当古代“私有制”盛行时，“公有制”反而成了一种例外，因为私有制毕竟是君主专制社会的一个统治基础。三是王安石变法时期，“多含民生主义的性质，惜乎所用非人，而当时士子大都顽腐，坐令功败垂成”。在朱执信看来，中国古代以兼并为罪，凡是谋抑富助贫之策，都可以称为善政，却无探其本原以为救济之策，“可称真为根本之计者，独荆公之青苗之法”，但是青苗法“不幸而奉行不称厥旨，遂以重祸，然当时所訾于新政者，除苏轼之无知妄论外，大抵皆攻击其办法之不善，而不能言其制法之意之非”。即使是好政策在实行时有时也会变味，青苗法本来是解决人民的困苦，却导致了人民更大的不满。王安石的变法最后也被司马光全部废除。司马光虽然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但是却没有对王安石落井下石，进行残酷打击。民报 学人则是从对民有利的角度，认为青苗法含有民生主义的性质。四是太平天国时期，清军“破苏州及金陵时，见有天军特设利民之公仓”，“因是腰缠十万满载而归。公仓亦民生主义之一端”。太平军想在人间建立天国，实施公有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他们建立的公仓制度，主要是平均分配财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公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有制和私有制应该达到一定的平衡。在一定的条件下，只实行私有制，国家会乱套，但是只实行公有制，国家也照样会乱套。民报 学人要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实行民生主义的依据，所以才会看到公仓制度中好的一面。除了井田式的土地国有制外，章太炎认为中国的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近于社会主义，例如刑名法律和科场选举。在章太炎看来，中国法律虽近于酷烈，但自东汉定律以后，没有罚钱赎罪的事，惟有职官妇女偶犯笞杖等刑可以收赎，除此之外，即使你有陶朱猗顿（指巨富之家）那样的家财也要受刑，总与贫人一样；科举原是最恶劣的，但隋唐以后只用科举而不用学校，只要花费一二两的纹银，就把律赋时文统统买到手，与做工营农的事并行不悖，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否则不能不专让于富人，贫民则永无参预政权的时候。这是章太炎看到了中国古代一些刑名法律和科举考试的优点，并将其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历史往往奇妙无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设计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实现的，然而从事实来看有些落后的国家反而留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成分。所以，冯自由认为，“民生主义实为中国数千年前固有之出产物”有一定的道理。章太炎也说，“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的社会主义，那不好的虽要改良，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章太炎强调了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好的，就要传承下来，如果不好的就要改良。这说明 民报 学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鲜明态度。毋庸置疑，民报 学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出社会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众多因素，进而鼓吹民生主义，自然是为了使中国变得强大，正如冯自由所说，中国“诚能发其幽光，而参以欧美最近发明之新理，则方之欧美何多让耶？”然而，事实却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认识问题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又是一回事。三、国家民生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与单税法一般而言，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胡汉民则将社会主义分为共产主义和国产主义的二种类型。他认为，只有民权立宪的国家才能实行国产主义，因为其统治权在于国家，国家总揽机关为人民代表之议会，社会心理反映于上，国家以之为国民谋幸福，无不公、不平的现象，非稍有政治阶级的国家所能相比。这也是 民报 学人主张学习美国式民权立宪的一种反映。冯自由也将民生主义分为两种，与胡汉民的分类有异曲同工之妙。一种是极端民生主义，此“非于政治革命而社会秩序未完复之期间，可得行之”，即是胡氏所说的共产主义；一种是国家民生主义（），日文译作“国家社会主义”，即胡氏所说的国产主义，其要旨，“首在勿使关于公益之权利为一二私人所垄断，而次第干涉之”，如邮政、土地、电线、铁道、银行、轮船、烟草、糖酒，“凡一切关于公益之权利，皆宜归入国家所有”，与清政府攫取人民所有权利，而饰其名曰“急公好义、忠君爱国”者，不可同日而语。朱执信也提到国家社会主义，并认为“吾辈所主张为国家社会主义，尤无难行之理”。民报 学人还引日本人巡耕（即宫崎民藏）之语说，社会革命之气运，日进不已，政府知专制之无效，乃筹镇抚策，貌托仁政，欲消解人民不平之气，遏其急进之行，又谋自固其君权、贵族、富豪之位，于是国家社会主义得以提倡。简而言之，民报 学人是想通过国家社会主义实现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公有制，而它也正是从反对私有制的弊端而起。皮佑曾说过，“我们的一切原则、一切见解和一切愿意可以归纳为三个字，即：公有制”。皮佑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推崇公有制。实际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也强调公有制的好处。公有制对 民报学人影响甚大。朱执信认为，“今日一般社会革命原因中最普通，而可以之代表一切者，则放任竞周福振，等：革命党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对践行民生主义的思考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之制度”，从而反对私有制。放任竞争的私有制虽然在很大程度地解放了生产力，但是生出无数贫困者，它的不公正在于竞争之优劣，而不是以能力而判。朱执信看到这一点，说“往者之竞争，其胜负决于种种之偶然事实，今乃一决于资本之有无”，“一度有优劣之分以后，胜者鞭策不胜者，使匍匐己下，而悉挹其余利以自肥，此少数已胜者与多数已不胜者，更为竞争时，既立于不平等之地位”，“少数富人间，亦复相为竞争，必至富归于三数人之手乃止”，所以，“抑不由放任竞争，固不得致贫富悬隔也。贫富悬隔由资本跋扈，不放任竞争，则资本无由跋扈”。可见，朱氏将贫富悬隔归根于私有制，有一定道理。一个刚吃饱饭的人与一个百万富翁自然很难进行自由公平的竞争。许多人经常讲放任竞争就是自由竞争。这是一种浅见，因为放任有自由之意，但是放任更多的是不管，而自由竞争虽有放任之意，但也有管之意，如凯恩斯主义，就是有监管竞争之意，监管是为了更好的自由竞争。朱执信没有完全否定自由竞争，认为“放任之竞争决非自由之竞争，旧学派主张自由竞争，而贵放任者，以当时干涉使不自由，故为有当，今则缘不干涉，乃反不自由”。也就是说，放任反而促进了不自由。这种放任是政府自放其责任的一种表现。政府要对竞争中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监督，才能更好地促进自由竞争的发展。胡汉民认为，国产主义的内容很多，但是对中国来讲，可以实施土地国有，并将其作为 民报的六大主义之一。民报 的六大主义是对三民主义的进一步细化。冯自由也认为，国家民生主义的纲领主要为土地问题，但是却换了一个词，即“平均地权”。在冯自由看来，救治私有制之弊端，惟有实行土地国有，即平均地权，既包括森林、矿山及交通机关等，又包括都会耕地，所以“国家果能以雷厉风行之政策，而一旦收回土地家屋于一私人之手，以付之社会公共之所有，则地主之野心遂无从施其伎俩”，如“英人于澳大利亚洲大施民生主义，成绩极佳，而以土地国有之事业为尤著，欧美社会党至目澳大利亚为民生主义之安乐窝焉，其成效昭昭矣”。这是 民报 学人为了实施土地国有，而从当时社会中找出例证，以说明民生主义的好处。当时中国大部分人都是农民，土地问题至关重要。因此，土地国有论为 民报 学人所积极提倡。胡汉民指出，“土地为生产要素，而非人为造成，同于日光空气，本不当有私有者”，但是其始或有以劳动储蓄得之为资本，以供生产之用，后来封殖日盛，地利为其所专有，劳动者皆不能不依赖之，而土地价值因时代而异，社会越文明则其进率益大，“非地主毫末之功，而独坐收其利，是又不啻驱社会之人而悉为之仆”，至其流弊，“可使地主有绝对之强权于社会”。冯自由亦认为土地至为重要，指出，“土地者，人类居住所必需”，“人类之生存，殆无有重于土地者”，“太古之世，土地无值，人民多逐水草而居，固无所谓地租也。即今未开拓之国土，如南美诸国之山林，彼方求人开拓之不暇，何论值焉？亦无所谓地租也”，地租之起在于生产之进步与物质之发达，但是生产与物质占其小部分之势力，而别有人为之绝大势力，“洎乎十九世纪而后，野心家、大地主缤纷并起，相与大施其垄断政策，而蚕食大多数人民之土地，由是地租之膨涨，迥异曩昔”，“地主之为害于社会如此其酷，不有平之，则大多数人民将生生世世厕于奴隶阶级之境遇”。有块地就有生财，自然难以体现个人能力水平的高低，平均地权也正是由此而生。孙中山认为，大凡文明进步，地价日涨，如英国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伦敦西偏，后来因扩张伦敦城，他一家的地租占伦敦地租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所以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从此而论，孙氏认为欧美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孙氏对中国的土地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可惜他也没能解决土地问题，这成为后来国民党在大陆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则做到了孙中山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因为他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有论者认为地租既因物质之进步而腾贵，则工值亦必随之倍加，而劳动界也会以此受益。冯自由则认为，此言论颇足动人，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工值之涨落，亦由资本家及地主辈操纵之，劳动界虽要求增加，以维持其生计，然资本家等固可漠然置之，劳动界无如之何”。在冯自由看来，近年来同盟罢工之纷扰不绝如缕的原因主要在于资本家无大让步，且倚赖国家军队之武威，导致劳动界日臻于奴隶之境遇。这是冯自由看到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大力盘剥，所以否定了地租腾贵对劳动界带来的福音。胡汉民认为，中国实行土地国有主义的目的在于“使人民不得有土地所有权，惟得有其他权（如地上权、永小作权、地役权等），且是诸权必得国家许可，无私佣，亦无永贷，如是则地主强权将绝迹于”中国大陆。但是，胡汉民又担心国家的强权造成土地使用者的无力，特别指出国家课于土地者，必须要经过国会的承认。在胡汉民看来，中国在政治上实施民权立宪政权，在经济上实施土地国有，“则地利所入虽丰，仍以为民政种种设施之用，其为益愈大”，因为“专制政府之富，民之贼也；而民权立宪国之富，犹共产也”。民报 学人对实行藉土地国有来解决贫富悬隔的问题很有信心。冯自由认为，“救治贫富之不均，端赖提倡民生主义，而提倡民生主义首在实行土地国有制，而实行土地国有制则不可不向唯一之土地而赋课租税”，因为“以此租税而供国家公共之享有，实为最公正之处置”。在冯自由看来，如果实行“最完善的”单税法，则可以消灭社会上贫富两大阶级。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土地国有化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化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式的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最容易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派为了 防止 农业中的 资本主义，竟然实行一种土地纲领，它的彻底实现会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事实也证明，民报 学人的构思并没有在中国真正实现。民报 学人主张单税法的政策主要来自英人轩氏佐治（今译亨利乔治）的思想。轩氏出身“微贱”，初为报馆之排字工，著有 我辈之土地及土地政策 进步与贫乏 等书。民报 介绍过 进步与贫乏 一书的某些章节。冯自由认为，土地国有学说于英人轩氏佐治鼓吹之为最力，“轩氏为斯学说之巨子”，“其书之价值殆不让卢骚之 民约论”。卢梭的 民约论 宣传了社会契约论、国民总意说等理论，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影响了欧洲的一系列革命。冯自由将轩氏佐治的学说与卢梭的民约论相比较，正是突出了他对轩氏佐治的高度评价。轩氏佐治所倡导的单税法的主旨是“除土地真值外，一切租税俱捐免之”。冯自由受其影响，认为单税法“于各税法中为最善之税法，且单简便易，可无骚扰之虞”，甚至称“轩氏为单税派之元祖”。民报 学人认为，单税法最适合于当时中国政治社会之状态，而且容易实行。正如冯自由所说，“大地列国之易行民生主义者，无如中国，而易行土地国有制者，亦无如中国”，而“单税法则更为中国之现行制度，诚能以共和立宪之精神，而斟酌损益，则不徒成为尽善尽美之税法，且于民生主义大纲领之次第举行，亦端赖之焉”。在冯自由看来，单税法易行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早已有此做法。冯自由认为清朝康熙皇帝对明朝的一条鞭法进行改革并颁布新的一条鞭法，纳丁于地，行使于中国二百多年，虽然条理与单税法有些不符，而大旨则无以异。如果真如冯自由所说，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中国已实行二百多年的“单税法”，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民生问题呢？按冯自由的理解，这是因为“专制国之举行政事，殆皆消极的而非积极的，形式的而非精神的，其不能为社会上种良好之果者，其根本的差谬使然”，如“同一催眠术，而良医用以疗治病人，而小人则用以作奸犯科，妨害秩序”。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深受轩氏佐治单税法的影响，甚至将其称为“单税社会主义学说”，认周福振，等：革命党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对践行民生主义的思考为民生主义的解决方法很多，但是他最信任核定地价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最简便易行之法”，例如“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在孙中山看来，欧美各国地价已涨至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于没有标准，故此难行，而中国行了此法之后，文明越进步，国家越富，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为地球上最富的国家，这样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孙中山是一腔热血，想得非常完美。也许越是完美的东西，越容易陷入空想。孟德斯鸠认为，“真正的平等是国家的灵魂，但是要建立真正的平等却很困难”。在当时条件下，民生主义要消灭经济阶级实现平等的理想，注定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事情并不是困难就不去做的。即使有困难，也要充满信心。正如冯自由所说：“横览世界列国，其受资本家之害未深者，惟我中国。其能实施民生主义，而为列国之模范者，惟我中国。登昆仑之巅，而俯视中国处世界上之地位，及中国人处人类上之身世，伟大哉，中国！美满哉，中国人！吾惟有发扬民生主义之光焰，由祖国而次第普及于一般人类。”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演化，获得了列宁的高度评价。列宁认为，孙中山等人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对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但是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下，在将近 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却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 封建制度，所以这位中国民主主义者（指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者 反动分子的理论”。这是列宁用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来批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谓一语中的。然而，毋庸置疑，革命党人以社会主义为基础构建并践行民生主义的思考与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深化了近代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深刻理解。参考文献：自由 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 民报，第 号 北京：中华书局，周福振 革命党对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宣扬 以 民报 为考察对象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民意 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 民报，第 号 北京：中华书局，县解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 民报，第 号 北京：中华书局，寄生 复仇论 民报，第 号 北京：中华书局，汉民 民报之六大主义 民报，第 号 北京：中华书局，太炎 演说录 民报，第 号 北京：中华书局，巡耕 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 社员，译 民报，第 号 北京：中华书局，让雅克皮佑 皮佑选集 陈太先，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列宁 列宁选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责任编辑：姚晓黎）周福振，等：革命党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对践行民生主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