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破五唯难”问题的审视与超越.pdf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2023 年第 4 期(Social Sciences Edition)(总第 273 期)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破五唯难”问题的审视与超越 孙 芳 李 侠摘 要:在“破五唯”从共识走向公共政策后,“破五唯难”成为了阻碍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之所以称之为“难”,是因为当前的“破五唯”政策推进缓慢,效果不彰。从新制度主义观点出发,“难”的本质在于,政策变迁陷入了一种极端“恶性路径依赖”。问题的产生既有外部“管理主义”的原因,也有内部“符号暴力”的原因,且二者相互塑造和型构,彼此增强。要走出这一困境,就必须超越内、外部因素的“互构”,通过路径创生来摆脱对原有路径的依赖。具体而言,外部路径创生要将“破五唯”嵌入“管办评”分离和“高质量发展”转型等宏观变革之中,探索评价主体和模式多样化的可能性,降低行政管理的控制力度;内部路径创生则要自下而上发掘具有冲击性的要素使路径偏离既有结构的束缚,并引导制度的价值追求回归内在的激励性。据此,构建更科学、人本、有序的人才评价制度体系,彻底实现对高等教育场域“破五唯难”问题的现实超越。关键词: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破五唯难”问题;路径依赖;互构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3)04-0170-10作者简介:孙芳,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李侠(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2 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乡村教育振兴背景下黑龙江省新师范高质量发展研究”(22EDE391)、2021 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新时代公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新时代公安教育办学形态研究”(2021GJY01)的阶段性成果。人才评价制度是对人的能力素养、业绩贡献以及发展性等价值要素进行整体区分和认定的规则系统。在高等教育这样人才相对集中的场域中,该制度具有高度的理性化特征。我国在一段时期内有将这种理性化等同于刻板量化的趋势,在高等教育人才评价中过度重视成果数量、程度、级别等显性指标,导致了“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异化现象。马克思主义原理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自己的反面”。面对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五唯”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被作为071阻碍变革的问题提了出来。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人才管理制度还不适应科技创新要求,不符合科技创新规律”。随后,中央、部委密集地颁发政策来贯彻这一重要讲话精神。自此,对于“五唯”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多方探究。人才评价制度涉及多重主体,且行动目标与逻辑各有不同,于是,一个新的问题 “破五唯难”在探究过程中凸显出来。“破五唯难”的问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顽症痼疾”,解决它不仅需要通过理论来审视表象下的本质,更要严谨查找“难”的复杂成因。只有如此,才能探索出制度变革的真正出路,实现 2021 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的“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体系”的目标,在“十四五”期间构建起我国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发展的新格局。一、“破五唯”政策演进以及“破五唯难”问题的本质高等教育场域中,对于“五唯”的认识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在政策演进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尽管澄清了认识,但“破五唯”的行动仍举步维艰。(一)“破五唯”的政策推进“五唯”是对高等教育场域中人才评价制度过分追求“论文、称号、职称、学历、奖项”等量化指标的形象隐喻。这些指标原本在衡量人才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唯此”却会造成“成果数量要求高于学术品质追求、学术成果认定行政介入过多、学者评价品牌化”等不良倾向,甚至导致评价制度的整体失灵。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价制度改革中,它们被最先辨识出来,成为“靶子”。2016 年,中央、教育部先后出台要求克服“三唯”(唯学历、唯职称和唯论文)的政策;2018 年,相关部门在“三唯”基础上加入了“唯奖项”,并组织了“四唯”专项清理行动;此后,教育部又在政策中加入了“唯帽子”,至此,“五唯”正式成为政策话语。2020 年,有关部门持续出台政策,力求“破五唯”举措的落地(见表 1)。但到目前为止,部分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甚至产生了一些新的制度矛盾,如替代指标不合理等。这表明,“五唯”问题在政策语境下,已经转化为了“破五唯难”的问题。表 1“破五唯”政策演进表时间政策内容2016 年3 月 21 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和唯论文的不良倾向,从能力、实绩和贡献角度评价人才8 月 25 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和唯论文倾向11 月 1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倾向,科学客观公正评价专业技术人才让作出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和获得感。对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等,要有一些特殊政策。171孙 芳 李 侠 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破五唯难”问题的审视与超越殷玲玲、史华楠:现代大学学术评价体系价值取向重审与现实校正,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续表时间政策内容2018 年7 月 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在“三唯”的基础上增加了“唯奖项”7 月 18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开展“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问题的集中清理工作10 月 23 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正式启动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11 月 7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四唯”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唯帽子”一项2020 年2 月 17 日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科研单位在科研成果评价中,破除重论文数量、轻论文质量,重论文影响因子、轻论文社会贡献的不良倾向2 月 18 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各科研单位建立科学评价体系,注重学术成果的实效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切实破除“五唯”顽瘴痼疾,明确提出必须“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等四项新举措11 月 30 日教育部印发关于正确认识和规范使用高校人才称号的若干意见扭转“唯帽子”倾向,推进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12 月 31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克服“唯论文、唯帽子、唯学历、唯奖项、唯项目”等倾向(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官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官网)(二)对“破五唯难”问题本质的认识在我国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变革的背景下,“破五唯难”问题的本质还应从制度困境的视角更深刻地予以认识,新制度主义中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观点对此可以进行更精准的解读。“路径依赖”类似于“惯性”的概念,开始用于描述后发技术难以替代先发技术的情况。诺思(North)将其引入了制度分析领域。他认为,某种制度演进的路径一旦在系统内部确立,以后便会沿着这一路径发271孙 芳 李 侠 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破五唯难”问题的审视与超越展,其他潜在的(更优的)路径很难对它进行替代。简言之,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有着极强的制约作用,而认识到这一点,才能避免制度变革“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不彻底性。诺思还将路径依赖分为“诺思路径依赖”和“诺思路径依赖”及其中间的多种形式。两种极端类型特点鲜明,相比较而言(见表 2),若将“诺思路径依赖”视为一种“良性路径依赖”,那么,“诺思路径依赖”毋庸置疑是一种“恶性路径依赖”,制度变迁中的很多问题正是源于此,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也概莫能外。表 2 诺思路径依赖区分列表诺思路径依赖诺思路径依赖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试验,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并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引致长期经济增长。一种阻碍生产活动发展,只激励简单的财富再分配,却无益于增长实绩,也不鼓励增加和扩散有关生产活动的特殊路径,且能得到自我强化。这种路径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它们不仅不会推动现有制度的变迁,还会加强现有制度,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路径持续下去。(根据卢晶、尹贻林专业认证制度实施中的“路径依赖性”分析内容整理)实践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场域“破五唯难”问题的本质在于,受到“报酬递增机制”和“不完全市场”因素的影响,人才评价制度已经陷入了“恶性路径依赖”。其中,报酬递增机制是指,如果人们从制度安排中受益,就会出现正反馈的作用,产生对初始制度变迁方向持续强化的动力。“五唯”指标设立的初始目标和效果都具有积极意义,较高程度的正反馈使其不断自我强化,直至异化为衡量人才的“金标准”,整个制度的实施路径开始僵化,从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变为一种“超稳定”的结构。不完全市场是指,制度变迁的信息反馈不连贯会引起交易成本显著提高,在此情景下,低效率制度无法被淘汰出局,也就无法出现最优的制度选择。不仅如此,在不完全市场中,人一旦适应了占有支配地位的低效率制度,并产生主观模型,就会通过修改行为来形塑路径,以便将既定路径锁定(lock-in)在制度中。这一点在被评价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当“五唯”衡量指标不断“水涨船高”时,他们为获得更充分、更对称的信息,就不得不投入更多经费、时间和精力等一系列成本,而其中很多最终只是“沉没成本”。正如有学者形容的那样,当个体必须通过表现自己可量化的部分来获得话语和资源,指标怪圈就会造就自我规训的牢笼。在这两个要素中,前者是一种外部影响,而后者更多是内部主体自身的选择。371孙 芳 李 侠 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破五唯难”问题的审视与超越赵祥:新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人文杂志2004 年第 6 期。卢晶、尹贻林:专业认证制度实施中的“路径依赖性”分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 年第 1 期。报酬递增机制包括:第一,规模效应,设计和推行一项制度必须投入大量的初始资本,随着这项制度的推广,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第二,学习效应,与现存制度框架和网络外部性以及制度矩阵有关的机会集合所产生的组织学习效应和经验积累,其结果是各种组织必将利用该制度框架下所提供的各种机会,同时反过来强化了制度本身。第三,协调效应,通过既定制度框架下产生的通过合约或其他方式与其他组织和政治团体之间的网络协作关系。第四,适应性预期,以正式规则为基础并以非正式规则为补充的制度框架,随着其作用的扩展必将会减少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诱致人们产生对该规则的永久性预期,引导人们按此规则行事。参见卢晶、尹贻林:专业认证制度实施中的“路径依赖性”分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 年第 1 期。蔡潇彬: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东南学术2016 年第 1 期。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等译,格致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1-122 页。鲍俊逸、程晋宽:指标癖:监视资本主义的制度陷阱 兼论破“五唯”问题,江苏高教2021 年第 8 期。“恶性路径依赖”遮蔽了评价指标的学术判断价值,使数数量和贴标签成为制度所追求的结果,并将这些结果异化为高等教育场域中获取和配置资源的工具与手段,带来狭隘、功利和短视的“内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五唯”实现了合法化和再生产,“破五唯”自然会十分困难。因此,要想增强解决问题的方向性、清晰性和有效性,还需要深入探究造成恶性路径依赖的根本原因。二、“管理主义”与“符号暴力”互构是“破五唯难”的根本原因高等教育场域的人才评价制度同时受到内外部力量的规约。双重要素冲突博弈的同时,也相互建塑与型构,这一过程称为“互构”。内外部要素的互构使主体实现了对“承认”与“奖励”的“共谋”,原有路径依赖不断强化,这正是“破五唯难”的根本原因。(一)管理主义的外部驱动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只有与其他系统进行“交易”,才能换取生存和发展可能的自主性与自由度。此“交易”过程需要接受公共问责,但是,教育行政人员一方面受到专业性的限制,另一方面基于自身部门利益,常常只考虑工具理性,将场域中的一切可度量的要素和可等级划分的操作,尽可能多地变得可识别、可测量和可审计。因为,这种数字化、技术化、标准化和实用化的评价帮助他们通过简单的比较就掌握了专业领域的控制权。这无疑带来了管理主义的盛行,为恶性路径依赖的生存和持续提供了空间和土壤。诚然,对于管理而言,以量化求循证进而实现理性化的思维并没有错,但还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工具理性不是揭示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特别是对于高等教育这样的专业化场域,必须充分考虑价值理性,不能有所偏废。当外部行政力量借助管理主义实施评价时,如果工具理性驾凌于价值理性之上,越是“有为”、内容项目越丰富、专项治理越频繁,可能促生的“唯”度越多,“唯”的结果越严重。即便是评价指标和执行过程都在专家参与的情况下,只要评价结果仍只是用于行政权威执行的参考,那就仍旧没有摆脱管理主义的逻辑。对于高等教育中的学术人而言,评价也就没能彰显其主体能动性,反映不出他们真正的发展状态。高等教育场域的行政管理一般是外部管理主义的延伸,高校管理者作为外部行政的代理人,为配合评价标准可能会选择忽视自身实际,遵照一般管理原则采用高指标来要求相关人员,例如,将“五唯”指标进行层层分解,通过一整套相对完善的行政程序和手段将任务压实在每个人头上,导致了巨大的评比压力。(二)符号暴力的内部驱动“破五唯难”不仅是由于外部管理主义向高等教育场域内部迁移所造成,也源于内部学术共同体对这些量化指标的承认,乃至于形成了符号暴力 一种以非物质的符号形态(如言语、图像或某些观念等)表现出来的“意义强加”的能力。与以物质形态呈现的政治、经济暴力不同的是,它能够使承受者心甘情愿地接受。“五唯”从标准到结果,可以说是最精炼、最纯粹的符号暴力 通过指标体系,把评价对象本来具有的极其丰富、复杂的内涵最后提炼、浓缩、简化成一个代表数量、程度或是471孙 芳 李 侠 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破五唯难”问题的审视与超越刘振天、罗晶:高等教育评价“双刃剑”:何以兴利除弊,大学教育科学2021 年第 1 期。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 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8 页。杰弗里菲佛、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闫蕊译,东方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 页。操太圣:“五唯”问题:高校教师评价的后果、根源及解困路向,大学教育科学2019 年第 1 期。易凌云:“五唯”问题:实质与出路,教育研究2021 年第 1 期。R.K.Merton,The Sociology of Sci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p.293.排序的数字。“五唯”中渗透了评价者所要强加的意义,给评价者带来了“名誉性奖励”、学术职业体系中更高的位置和社会的“物质性”回报,因而评价结果又像镜子一样起到“反馈”作用,使所强加的意义得到认同。换言之,“五唯”如同学术符号筹码,其有用性使被评价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基于恶性路径依赖建构起来的评价规则和标准。被评价者产生了对符号暴力的“误识”,即表面看是施行者与承受者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承受暴力,实质却是二者并不是不知情,而是愿意“合谋”被评价者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在受制于评价制度等社会决定机制时,他们也能够通过形塑那些决定性机制来对其效力的发挥“尽”自己的一份力。“五唯”作为一种符号暴力,通过变相夸大符号的影响来引导主体依附和崇拜自身,主体不仅不愿从制度路径给定的符号权力结构中抽离出来,还试图将其他评价内容虚化,最终将所有的评价结果都抽象为一种最字面意义上的、平面的、无深度的符号。(三)内外动因的互构“互构”是主体间进行力量对比后所决定的各自形态,因为各主体都可受益,所以是一个稳定的体制。管理主义以行政权力为依托,以评价为媒介,赋予被评价者强加的意义;而符号暴力使这种意义进一步内化,令被评价者在潜意识中反复自我冲突调适。在我国高等教育场域从知识生产模式向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进程中,二者互构使评价在原本崇尚知识的基础上开始加码,注重知识转化的实绩。因而,具有绩效高区分度的“五唯”不仅是管理主义的格外偏好,更是学术水平的表征符号,并业已构成一套完整的荣誉和利益系统,获得了内部成员的高度认同。“破五唯”面对这种互构型恶性路径依赖,要想有所建树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场域中的制约因素已经与生存条件融为一体,生成了另一个社会学概念 “惯习”。在长期外部管理主义的有意“灌输”下,“五唯”经由个人或集体的生活史被身体化和内在化,成为人才评价制度中持久的、潜在的、可转换的行为倾向系统,促进了稳定体制结构的再生产。惯习作为认识世界的后设图式和行动的导引与动力,帮助高等教育场域中的评价者和被评价者运用他们的实践窍门,酝酿出与情境相适应的行动路线。亦即,外部管理主义与内部符号暴力的互构使被评价者乃至高校组织在人才评价中的影响力变小,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对强加意义的主体意识的映射,其自身的主体性在外部强力加持的庞大符号系统面前逐渐萎缩。主体性萎缩带来的后果是,主体陷入“不敢创造”的恐慌之中,他们不但不寻求退出恶性路径依赖,甚至会不配合乃至抵制新的变革选择,“破五唯”自然困难重重。“破五唯难”问题虽然成因复杂,但要解决也有迹可寻,即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上采取路径创生,进而打破管理主义与符号暴力互构的超稳定结构,逐渐使制度脱离“恶性路径依赖”。571孙 芳 李 侠 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破五唯难”问题的审视与超越冒荣:大学评价的双面刃效应与符号暴力,江苏高教2020 年第 12 期。罗燕:“五唯”学术评价的制度分析 兼论反“五唯”后我国学术评价的制度取向,复旦教育论坛2020 年第 3 期。陈先哲:“五唯”的制度根源与根本治理,光明日报2019 年 10 月 8 日,第 13 版。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 页。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2 页。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 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 400 页。杨智雄:从“互动”到“互构”当前中国地方治理的路径转移,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王洪才:高等教育评价破“五唯”:难点痛点突破点,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0 页。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5 页。万资姿:符号异化:现代人类文化创造焦虑之潜在根源,湖南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三、“破五唯”路径创生:对互构型“恶性路径依赖”的超越路径创生是指“偏离”既定路径结构,将问题的原始资料放到复杂系统中统一考虑,发挥自身能动性来实现制度变迁。“破五唯”外部路径创生可以将自身置于“管办评”分离和“高质量发展”等宏观变革之中,瓦解管理主义的桎梏;内部路径创生可以通过生成新要素和改变价值追求来冲击原有制度,削弱符号暴力的影响。(一)在“管办评”分离大背景下完善评价主体在路径创生中,要“偏离”已有结构,首先应突破评价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传统单一性认识。回顾现代高等教育引入我国之初,在人才评价制度上就已经呈现出政府、学校、社会多元参与的态势,不同主体基于自身职能范畴参与人才评价 政府是“督导者”,高校是“自评者”,学术团体、行业学会等作为社会第三方是“他评者”。也就是说,“管办评”分离的逻辑自开始就蕴含在我国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的设计之中。分离的过程不是将三个评价主体职能完全切割和机械分配,而是在重新认定主体责任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相对分离又有效互动的长效机制,即通过分离区分什么情形应作出偏离,而什么情形又必须遵循传统。有鉴于此,2017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 年)的呼应,要求将高等教育相关变革置于“管办评”分离的大背景之中,进行系统性、全局性的思考与统筹。在“管办评”分离的推动下,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破五唯”的路径创生要求政府简政放权,使“评”在更多方面和更大程度上不再隶属于“管”的范畴,减少行政“自管自评”造成的封闭、内循环系统对人才多元、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营造生机蓬勃的人才生态系统。高校在政府放权后,要成为“有意识地偏离”原有评价路径的核心主体,根据学科特点自主制定评聘标准,充分发挥自身创造性,不能没有行政的“指挥棒”就不知所措,或是将评价完全剥离出自身职能体系,打包扔给“第三方”。第三方作为评价主体的作用要合理发挥,它们能够通过在道德上持反对意见来保护被评价者,具有较好的公正性与合理性,评价理念和工具比较先进,但同时,也有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即更多是依据所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对于场域的深入和被评价对象的了解有所不足。概言之,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的路径创生应置于国家和社会整体变革的大背景下通盘考虑,借此认清主体各自的责任,在协同履责的基础上,通过评价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二)以高质量发展为新语境重构过程评价模式以往高等教育对“高质量”的评价以工具理性为基,人才被视为静态的存在,成果则作为相对分散的、具有指征性意义的“要素”进行横向、共时性的简单比较。此类评价的结果具有高度数字化的特征,因为它的假设是数字可以实现全部的精准化衡量,而那些不能用数字衡量的,也尽量采取二次量化、三次量化的方式来间接反映。“五唯”就是数字化“高质量”评价的“代表作”,它将人才发展等同于“论文、称号、职称、学历以及奖项”的数量增长和程度优先排序。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时期,“五唯”作为671孙 芳 李 侠 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破五唯难”问题的审视与超越程斯辉、江俊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管办评”问题的考察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16 年第 11 期。张丽:大学章程实施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生,高等教育研究2019 年第 6 期。乔万尼卡波齐亚:制度何时大显身手:历史制度主义与制度变迁的政治分析,马雪松译,国外理论动态2020 年第 2 期。张双鼓:“十四五”时期人才发展战略的新思维,教育与教学研究2021 年第 4 期。别敦荣、易梦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标准、进程预测与路径选择,教育研究2021 年第 2 期。简单、线性、增量变化的测量指标,都接近或已经处于饱和状态,能够说明人才发展质量的空间越来越小。可以说,当前出现了“破五唯”的“新机会窗口”,抓住这一点会引发核心性变革事件。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评价要求兼顾理性主义和价值主义,将考察的重点落实在“发展”上,“高质量”是用来修饰“发展”的。这自然会引发评价制度变革,带来路径创生 评价必须关注人的动态性,对同一个体具有指征性意义的“要素”进行整体、纵向、历时性的回溯比较,从“测量式、描述式、判断式”等多种模式和多重视角来实现“过程响应评价”的现代性转型,进而有效避免评价过程被当作权力展示的仪式和评价标准变成“唯”的潜在维度的可能性。从结果评价变为过程评价貌似高等教育场域中的老生常谈,但“高质量发展”所强调的“响应”意义却对过程评价进行了重构:首先,确立更加宽广的发展观。评价是一种必然有结果的活动,“五唯”能够得出结果,但不是全面、真正的结果,仅从这样的结果出发,以这样的结果作为目的,评价是片面的。只有立足于足够宽广的发展观,才能聚焦一切有实质意义的重要议题。其次,在评价中对抽象数字祛魅。“响应”强调对具体情景的回应,它要求将“质量”概念从精确的“标准”里面解放出来,毕竟情景中引起发展的诸多方面都值得注意,且根本无法按照统一标准对不同的发展经验进行比较而得到“全局排序”。与一般过程评价相比,响应式评价也具有常规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不同的是:一般过程评价是将整体解构为一个个环节,再对每个环节的结果进行评价,显然,这与结果评价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过程响应评价与之相反,需要还原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才能对其中主体进行自我增值性评价。它以主体自我发展进步程度为标尺和参照系 “用自己的尺子衡量自己”,能够允许和包容失败。因为此路径创生中包含“容错机制”,能够为主体发挥创造性提供良好且宽松的制度环境,所以,更符合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要。(三)用自下而上的评价要素冲击“五唯”标准的闭合回路“五唯”对于数量多少、程度高低以及排序先后的功利化追求,不仅受到历史上计划体制的影响,也是长期规模化发展战略的“数字情结”外显。在学术精英主义逻辑的支配下,高校以“多样化之名”行“多层次化之实”,开展同质化竞争,为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不得不争取“高学历、高帽子、多论文、多项目、多奖项”的人员。然而,“两高三多”人员毕竟有限,高校为增强自身优势就将人才评价制度作为一种问责制度来使用,制定近乎苛刻的高标准,要求相关人员更快更多地出成果;成果越多,后来的标准就进一步“水涨船高”。被评价者为了“不失败”,只能全力以赴。过度竞争导致“内卷化”越来越明显,而且,资源使用严重低效、浪费。“破五唯”的路径创生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密的闭合回路:“五唯”彼此互为充要条件 学历需要论文,职称需要论文、学历、奖项,帽子需要论文、职称、学历、奖项,奖项771孙 芳 李 侠 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破五唯难”问题的审视与超越秦玉友: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教育内涵发展战略转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1 期。Schienstock G.,“Path Dependency and Path Creation:Continuity vs.Fundamental Change in National Economies,”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vol.15,no.4,2011,pp.63-76.王建华:什么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国高教研究2021 年第 6 期。埃贡G.古贝、伊冯娜S.林肯:第四代评估,秦霖、蒋燕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9 页。易凌云:“五唯”问题:实质与出路,教育研究2021 年第 1 期。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 页。刘振天:教育评价破“五唯”重在立“四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1 期。张继明:构建有质量的普及化高等教育 论从大众化到普及化高等教育过渡阶段的大学治理,高校教育管理2019 年第 2 期。王洪才:高校“破五唯”应避免过度评价,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 年 5 月 25 日,第 8 版。需要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其中还有运作的“潜规则”。管理主义与符号暴力的互构几乎弥合了“五唯”闭合回路的所有缝隙,使其成为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中的形式霸权,不仅令人出现浮躁、庸俗化的倾向,也可能成为学术腐败的直接诱因。“五唯”回路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生成的,那么,“破五唯”可以尝试“反其道而行之”,自下而上、由内而外进行路径创生。只要找到精准的突破点,就可以撬动整个制度体系,使其变迁路径逐渐呈现开放的状态。例如,构建基层评价组织;加大普通教师参与评价标准制定的力度;只提供评价框架性标准,具体观测点由参评人自行提供;将自评与他评相结合。其中,前两种方法是对管理主义“工具理性至上”思维的摒弃,有利于纠正评价将人的本质物化、评价结果绝对化等偏离人才发展目标的趋势和状态;后两种方法则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被评价人自主提供代表性成果以及自评与同行评议并行,都令其产生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反思,评价真正成为一件“关乎激情和荣誉的事情”,而不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概言之,制度中的“失利者”会通过不遵守规则等行为寻求重释规则,而制度受益者则因掌握了变革议程及其时机,可以采用拖延等手段抵抗压力。该路径创生虽然比较慢,但对惯习结构“有意识地偏离”却在切实发生。可以说,它是“破五唯”中最活跃的要素,且在部分地区和高校中已经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有待进一步凝练、提升和推广,形成新的理论范式而引导和促进人才评价制度的变革。(四)在价值追求上回归评价制度的内在激励性高等教育场域中,集体只有通过成功动员和激发成员才能发挥出作用,评价制度为有效动员和激发成员提供了更具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五唯”作为人才评价的通用指标有其合理性,如果“破五唯”只是在寻找替代的尺度,就会走很多弯路,且没有效果。因为,“破五唯难”的问题并不出在“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奖项”本身,而是出在将评价结果作为行政管理的工具,导致标准本身成为了目的。尽管到今天,“破五唯”已经上升到了政策层面,但可以说,关于“该不该评”“能不能评”“评什么”以及“怎么评”等基本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而此时,有学者提出前两个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只要讨论后两者即可,未免有失偏颇。前两个是观念层面的问题,后两个是行动层面的问题,观念不清行动就会出现偏差。正如有些学者提醒的那样,“必须知道有的评不了,有的不能评,有的无需评,有的小心评”。显然,区分这些评价内容的过程取决于制度的“价值理性”,但在恶性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这一点几乎完全被工具理性遮蔽了。路径创生是在肯定工具理性积极意义的前提下,对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价值理性的召唤。价值理性的彰显能够促使人才评价制度回归其内在的激励性,这才是制度构建与实施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具体而言,首先必须在制度设计上厘清评价(evaluation)与测量(assessment)的关系 评价包含871孙 芳 李 侠 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破五唯难”问题的审视与超越常杉杉:“破五唯”语境下高校人才评价的破与立,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 10 月 19 日,第 5 版。如学历更注重毕业院校的排名而不是人的综合素质,论文更注重发表期刊的级别而不一定是真正的学术价值,项目评审更注重研究与政策导向的一致性而不是很关注是否有独到的创见,职称评定更注重数量达标而不是成果的质量,“帽子”评审中也出现人脉关系和学术影响力并行的局面。参见王洪才:高等教育评价破“五唯”:难点痛点突破点,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眭依凡:大学庸俗化批判,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 年第 3 期。王洪才:高等教育评价破“五唯”:难点痛点突破点,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汤姆彼得斯、南西奥斯汀:追求卓越的激情,张秀琴译,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1 页。乔万尼卡波齐亚:制度何时大显身手:历史制度主义与制度变迁的政治分析,马雪松译,国外理论动态2020 年第 2 期。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恩格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张惠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22 页。辛涛、李刚:高质量发展时代教育质量评价的功能定位和重点内容,人民教育2020 年第 20 期。董云川:高等教育普及化语境下的评价反思,江苏高教2021 年第 4 期。测量,在测量提供的描述事物状态的数据基础上,赋予事物价值。而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则要有一定的“充满想象力的冒险精神”,根据内外部变化及时调整评价指标、手段等,始终注意保持评价目的与内部价值判定准则的一致性,以避免因“脱域化”而受到抵制。其次,要改变对“破五唯”关键点的认识。仅仅改变评价指标并不能更好地实现激励目的,还要改变评价结果的使用方式。以德国高校为例,人才绩效考评与科研产出是不直接挂钩的。论文或科研项目高产有助于申请更多或更大数目的政府科研资助,但不会带来教授薪资的增长;如果多年没有科研成果,学校会削减其业务开支,但个人薪资不会减少。高校招聘则偏重学术综合能力考评,合作能力、领导能力等也逐渐纳入评价标准。这一做法使管理主义与符号暴力失去了互构的可能性。通过最新研究的追踪发现,关于“五唯”的本质、影响、原因和解决对策已有诸多见地,但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当前困扰我国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变革的关键已经发生了“漂移”“破五唯难”才是核心问题。但对“何以难”的探究却有所不足,且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制度外部主体及其行动逻辑上,内部主体要么受到忽略,要么严重“原子化”,即研究视角只聚焦个体争取“五唯”资源的动机等方面。事实上,任何制度变迁都以渐进性为常态,外部冲击导致的突然崩溃和更替仅是小概率事件。本研究立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从场域系统外部和内部同时着眼,对人才评价制度“破五唯难”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结果表明,在高等教育场域中,人才评价制度既无法完全将外部“管理主义”的干预排除,也无法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扭转内部对“符号暴力”的误识。“破五唯”只有解构管理主义与符号暴力的互构,使其不再彼此增强,才能够真正摆脱恶性路径依赖,而不是简单地讨论“不要”或“替代”某些标准或是哪些标准可以作为人才“上”与“不上”、“行”与“不行”、“过”与“不过”的决定性因素。总之,解决“破五唯难”的问题,要以“纯粹理性”(即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基础,在充分考虑评价的根本目的和尊重人主体性的条件下,通过路径创生来进行制度变迁,最终,建立起更科学、人本、有序的,与我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场域人才综合评价制度体系。(责任编辑:子聿)971孙 芳 李 侠 高等教育场域人才评价制度“破五唯难”问题的审视与超越罗燕:“五唯”学术评价的制度分析 兼论反“五唯”后我国学术评价的制度取向,复旦教育论坛2020 年第 3 期。陈强、殷之璇:德国科技领域的“三评”实践及其启示,德国研究2021 年第 1 期。孟溦、张群:科研评价“五唯”何以难破 制度分析的视角,中国高教研究2021 年第 9 期。王传毅、程哲:“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如何超越“五唯”超越“五唯”: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的忧思与展望(笔谈),大学教育科学2020 年第 6 期。刘庆昌:一种弱功利的教育评价哲学,教育发展研究2018 年第 1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