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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王景传》读后感5篇
第一篇：《后汉书王景传》读后感"修渠筑堤"的意译
——《后汉书王景传》读后感
常国俊
近年来在学习《后汉书王景》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以往的翻译存在意思失真问题。《王景传》总共800多字，其中非常重要的两句话应该直译与意译相互结合进行翻译。一句是"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另一句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下面，对原文与译文进行对应性、忠实性、时空性、形质性和知行性进行系统分析，旨在找出失真问题，求出相对正确的含义。
【原文】
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景由是知名。王吴及诸从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迁为侍御史。十五年，从驾车巡狩，至无盐，帝美其功绩，拜河堤谒者，赐车马缣钱。
【译文】
后来汴渠束流，越来越大，而水闸原先所在的地方，都已经到了黄河中间。兖州、豫州的百姓埋怨，认为朝廷经常兴动其他劳役，而不先考虑百姓最急的事情。永平十二年，天子商议治理汴渠的事，就召见王景，询问治水地理形势和便利条件。王景陈述治水的利害，灵敏迅速，皇帝很欣赏。又由于他曾经治理过浚仪，就赐给他《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以及钱币布帛衣服物品。夏天，朝廷终于征调几十万军队，派王景和王吴修筑渠道和河堤，从荣阳到千乘海口有一千多里。王景于是测量地形，打通山陵，清除水中沙石，直接切断大沟深涧，在要害之处筑起堤坝，又疏通引导阻塞积聚的水流，每十里修造一座水闸，使得水流能够来回灌注，不再有溃决之害。虽然王景节约工程费用，但花费还是以百亿计算。第二年夏天，水渠建成了。皇帝亲自巡视，下诏书要靠黄河的郡国设立负责河堤的官员，一如西汉的制度。王景由此知名。王吴和从事掾史们都增加一级官爵俸禄。王景经三次升迁而担任侍御史。十五年，他跟随天子到束部巡视，到达无盐时，皇帝称赞他的功绩，授予他河堤谒者一职，赐给他车马、细绢和钱币。
【解析】
1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准确理解并翻译文言文中的句子，是研究古书古文的一个难点。所谓"理解"，就是准确把握词句在文段之中的正确意义；而"翻译"则是将古文的文言句子按照直译的方式翻译为规范的现代汉语，所谓"直译"就是指将原文的字字句句都在译文中得到具体的对应和落实，只有在难以直译或者直译所表达的原文意思失真的时候，才依据原文意义进行意译。如"陈其利害"的代词"其"字代表"治水"可能有对应性不落实问题，应代表"汴渠"，意思就是汴渠水利工程有许多两面性，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泥沙既是资源，又是公害；人类既怕水，又需要水。再联系"问以理水形便"，这里的"以"字也就是汉明帝求问的目的，直接问"理水行便"，意思是"我问你当前汴渠所处的形势和简便说明怎样修理"，前后对应起来，王景从汴渠的利害两个方面做了回答，"应对敏给，帝善之。"皇帝很满意。
2在上述句子中，工法性内容含量很高。王景治河后出现了800年的安流期，原因很简单，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不合理的解释反而带来了许多疑问。这是因为工法性内容有其自在的样板展示性、很强烈的针对性和实践性。换句话说，东汉时期，我国的防洪工程施工就已经发明了"修渠筑堤"的工法，该工法已经是以堤防工程为对象，施工工艺为核心，运用系统工程的原理，把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结合起来，经过工程实践形成了综合配套的施工方法。还综合地反映了技术与管理，推广和效益，政治严密性和维持政权存在、运转以及权力实施实用性的结合和统一。从这个角度考察，我感到以往的翻译有待完善充实。古文古史，能为今用才是纲，现在还管用就能坚定文化自信。不难想象，《河渠书》最后的概述就是"水之为利害也"，是要告诉搞水利的人须明白水利基础知识技术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搞好水利工作的两大武器。学习好、掌握好并运用好这两大武器，才能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否则，就容易造成失误，带来损失。所以，王景的回答一定跟《河渠书》有关，皇帝赐《河渠书》等无疑是肯定历史、相信历史、鼓励学习历史经验。
3现代汉字乃博大精深，古代文言文更是如此。但是现代人如果望文生义，往往会无意之中曲解老祖宗的意思。把上述"修渠筑堤"文言句子翻译现代汉语，正如我们理解一段话的意义就必须从理解全文的整体意义入手一样，要准确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也就必须从理解该句上下文的段落意义入手。所以说，"宏观把握"、"语境着手"、"合乎逻辑"是准确理解文言文句子意义的基础。当我们由文章整体意义的把握与局部句子意义的理解成为有机联系、互为依存以后，才可以进行文言句子的翻译了。为什么说"修渠筑堤"是古代的一种工法呢。理由是：（1）结合黄河多泥沙的实际情况，引黄渠道能够代替人工筑堤，即引黄渠道作为水利工程，也有两面性，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泥沙淤积的"悬渠道"既是兴利工程，又是除害工程，汛期分洪时它就是堤防工程。（2）从空间意义上来看，微观视野是荥阳至千乘的"修渠"，宏观视野是左有地上河右有地上渠，河渠成为汛期分洪的堤防，是分洪区右岸的"筑堤".（3）从时间的意义上来看，是从既然（河、汴决坏在前）认识未然（修渠筑堤指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从当前现状进而认识既往历史（禹贡、河渠书）及未来发展，这就是从已知到未知认识的两个方向。（4）联系王景"少学易"，中国古代《易》学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主张知行并重，《易经·系辞》中有不少论述，如"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意是说，人们对于天地法则要在运用和实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变化，通变就是要为现实服务。因此，渠变化为堤是客观现实的反映。（5）河道、渠道淤积是一种表面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河道、渠道又是"天赋天成"的堤防，人们用之是利，不用是害。（6）"修渠筑堤"对应着下文的"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说明河渠之间形成了分洪区，十里一个分洪蓄水单元，给了洪水泥沙足够的空间，当然不再出现溃堤泛滥黄淮海平原之患。其实，就相对于现代的宽河固堤措施。
基于以上所述，"修渠筑堤"是一种工法，相当于现代的"机淤筑堤"，船泵抽淤是施工工艺，筑堤是工程。古代能够把修渠当施工工艺，当然能够完成筑堤工程。
4显然，"修渠筑堤"是古代人发明的生态筑堤工法，是一种接近自然的方法，是一种利用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力的方法，体现"天人合一"理念，即"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的理念源发和成就了汉民族文化的主流文化，即易文化。
河南，是一块被黄河洪水泥沙沉积的厚土，黄河洪水泥沙早就融入了那里人的生活，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河南的河渠，给我带来了后半生的快乐，我爱你，家乡的河渠，爱你是联络九州美丽的天使，爱你是沟通四渎壮丽的运河，爱你那巧夺天工的修渠筑堤。
第二篇。后汉书读后感盛世强汉无疑是五千年华夏历史中辉煌的一笔，远逐匈奴，封狼居胥。大漠孤烟，伴随着大汉战马的嘶鸣，萧条边塞，充斥着华夏将士的战吼。这样一个豪迈的朝代，史学家自然用尽笔墨去描绘它的光辉，其中流传最广、最为权威的非《汉书》与《后汉书》莫属了，其中《后汉书》则主要记载了东汉的辉煌历史。
《后汉书》从刘秀随其兄长刘寅起兵反新开始，直到曹丕篡汉时结束，其中不乏"有志者事竟成""疾风知劲草"这样的经典语句，以及"肉粥麦饭"这样脍炙人口的故事。这部书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后汉书》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例如"乐此不疲""疾风知劲草""马革裹尸""举案齐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剪裁得体，叙述决不雷同，阅毫无冗赘之感，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fsir）很多论述不失公允，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运用"春秋笔法"的时候，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这一点尤为难得。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一个人若熟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便相当于一个几千岁的老人，遇事自然能做到泰然自若，成竹在胸，仿佛看透一切。所以，多读史书是一个人成熟的捷径。当我们遇到困惑时，不妨翻开一本史书，学习古人的智慧，当我们少得闲暇时，不若执一柄羽扇，拈一颗青梅，叫上一位挚友，读一本史书，哪怕在陋室中，一箪食，一瓢饮，让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第三篇：后汉书读后感3读《后汉书》
《后汉书》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例如“乐此不疲”“疾风知劲草”“马革裹尸”“举案齐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剪裁得体，叙述决不雷同，阅来毫无冗赘之感，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很多论述不失公允，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运用“春秋笔法”的时候，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来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这一点尤为难得。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当然，《后汉书》也难免有些美中不足。其一就是。列传部分如果从单篇来看，是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但就整个列传框架结构来看，各传之间的结构编排却比较散。比如宗室诸王的传记，在《史记》《汉书》中虽然也按时间先后顺序散排入各卷，但它们有“表”来进行专门的汇总，《后汉书》既缺“表”、“世家”等形式，本可以通过几个连续的卷号把它们放在一起。可范晔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它们散排入列传第
四、第三十
二、第四
十、第四十五卷中，这就使整个结构框架体系失于梳理。最末尾的诸夷部分倒是整理得比较好，其内容分区域连续排在列传的第七十五至八十卷中，是《后汉书》中唯一梳理得比较成功的部分。此外，循吏、酷吏等部分连续排在列传的第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也算不错，可惜与之相类的党锢部分被排到列传第五十七卷，没有与它们聚在一起，却属失于计较了。
对于褒扬正统天命的部分，范晔做得比司马迁、班固要好。《东观汉记》中记载关于刘秀出生时所谓的“赤光照室”、“田生嘉禾”、“凤凰来集”等，范晔都没有写入《光武纪》中。虽然，范晔在写刘玄称帝时加了句“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以证明刘玄非真命天子，但这总比《史记》《汉书》中公然把“龙交刘媪生刘邦”的故事编进《高祖纪》强得多。可惜范晔出于时代的局限，也免不了作史时按照“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标准收入一些神异事件。比如王忳理女鬼之冤等事，完全就类似于《子不语》等神怪小说中的内容了。
《后汉书》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没有系统记叙黄巾大起义。也许在范晔看来，这场前后有几十万农民参加的运动，由于缺乏精英领导，没有太多可以叙述的东西，所以有关它的信息仅仅散见于本纪和一些相关人物的列传中。解放后，黄巾大起义开始为史家所赞扬，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体现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斗争，对后汉的灭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林剑鸣的《秦汉史》将“黄巾大起义”和“东汉的灭亡”合为一章，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笔者在这里无意分辨几种看
法对错的问题，我们可能要注意的是另外一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起义的原因不尽相同，所起的作用也各异，在表面相同的阶级背景下，其性质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
为什么动辄数十万的农民起义被迅速的镇压下去。这场起义为后汉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虽在《后汉书》之外，但要得到它的答案，我们却仍必须通过范晔字里行间中显出的蛛丝马迹来整理其逻辑。也只有如此，《后汉书》的这个最大缺陷，可以通过我们的细致挖掘、分析，得到某些弥补。
第四篇：后汉书读后感（10）读《后汉书》
光武帝刘秀的这个“中兴”，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中兴”都不同。别的“中兴”都是在原有的王朝框架内中兴，惟独“光武中兴”是原有的王朝已经不在了，再来“中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南宋陈亮在《龙川文集.酌古论一》中就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实际上，刘秀不仅仅是“中兴之主”，还是一位“定鼎帝王”，后汉的江山能够建立，实是他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他的庙号称为“世祖”（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应劭曰：始取天下为祖，高帝称祖是也；始治天下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颜师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确是名副其实。
那么为什么汉亡了居然还能中兴。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了解前汉亡的原因和背景。
前汉之亡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戚势力过大，一个是刘室宗亲过于分散，而皇帝一系（就是前面说的“大宗”）又衰微，到平帝死后，连找一个近支宗亲都困难。于是，这两者共同作用，使王莽能够凭借外戚的势力，倚靠手中的权力，在平帝死后一步步向帝王宝座靠近。
不过前汉末期的背景则更让刘室宗亲有复起的机会。据《汉书.平帝纪》，前汉末刘室宗亲已超“十有余万人”，遍布全国各地，从理论上说，他们都可以有“奉大宗”的权利。这些人虽然有的已经没落，但不少人在地方上还具备一定的资财、地位和声望。此外，前汉立国200多年，其中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还可以算是不错的皇帝，到宣帝时，汉王朝又是四海名声大震，士民之心已固，而元帝的好儒，又使民间崇尚正统。宣帝死到王莽篡汉，才距离50几年，老人们对匈奴单于来朝、西域诸国送质、诸羌纷纷臣服等津津乐道的事情肯定还是记忆犹新，所以“民心向汉”是不争的事实。三辅的老吏们见刘秀的部属经过时垂涕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就有力的证实了这一点。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王莽末天下大乱，无论是农民起义军也好还是地方实力派也好，多数都立刘室宗亲或者奉汉年号。
再则，前汉虽然外戚盛，但主要势力多集中在京畿一带，他们的根基和影响力也基本上都局限在社会上层，而对下层的平民老百姓没有多少文化上的影响力。王莽的篡位和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仅触犯了散布在全国各地刘室子孙的利益，也触动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天灾人祸，流民失所，他根本无法在社会下层建立起自己的民意基础。他让刘歆搞什么“相生五德”，终究无力挽回民心；而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系列举措，又使边疆也一刻难以安宁；他用以造势的图谶，更是为光武等人效仿去作为起兵、称帝的借口。所以，王莽在位的这十几年，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乏善可陈，一到天下争相起来造他的反，他的灭亡就已经只是迟早的事了。这时，刘室宗亲凭借着汉朝200多年的民意基础，终于可以找到复起的机会。
汉能够复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过200余年的苦心经营，在前汉末期，王朝周边已经没有与汉棋逢对手的敌人。汉武帝对匈奴、西域、西南夷的连年用兵，不仅仅使汉王朝的影响力大增，还极大的打击了周围的反抗势力，后来
的诸帝又能灵活采用分化、瓦解、怀柔、和亲等政策，使前汉末期王朝四周没有能和汉一较短长的力量。所以，当王莽进行朝代更替及王莽末天下大乱时，没有一种势力能够象后来的蒙古人或者满族人一样趁虚而入。光武即位以后，西域诸国争着送子到洛阳为质，这也说明，在有过前汉对外大规模的战事以后，周边对汉朝的实力颇为忌惮。
于是，外面的敌人不敢进来，中国内乱就只是关起门来在里面打。王莽灭亡以后，各参战的不管是真是假，领头的都称高皇帝的子孙，打完了，天下一统了，把门一开，天子还是姓刘，家还是这个家，最后的胜利者就是“中兴之主”。
第五篇：汉书董仲舒传读后感《汉书董仲舒传》有感
董仲舒，《董永变文》叫董仲，《清平山堂话本》收宋元小说《董永遇仙记》说董永与织女婚后，生一子名叫“仲舒”；《槐阴记》也叫董仲舒。明代《董永宝卷》叫董震清。是汉武帝初年的一位大儒，是一位值得我们推崇的中国古代大儒。他在给汉武帝的治国对策中所提出的建议；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年用功读书，“三年不窥园”，以研读《公羊春秋》出名，与胡母生齐名，景帝时曾任公羊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更化善治，“前德而后刑”，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董仲舒的弟子很多，他讲学的方法是“下帷讲诵”，讲课时用幕布围起来，只教高才生，一般学生则由高才生去教，因此很多董派弟子根本没见过董仲舒本人。他的弟子有出色的，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
董仲舒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建议以“弱枝”或“小末”的方式严禁王侯大臣擅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流行于汉代的谶纬都是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董仲舒还把《公羊春秋》用于司法上，提出“《公羊》治狱”，即《〈公羊〉董仲舒治狱》，是汉代酷吏产生的基础。从而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
《汉书-董仲舒传》评。“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佑，殆不及也”。这是东汉史官对于董仲舒所献国策重要意义的充分肯定。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赞》）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
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固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
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献策正是汉兴七十余年之际。汉初的皇帝，吸取了秦始皇暴政至二世而亡的教训；需要对内施行仁政。正好此时他提出的；尊孔，推行官管学校的治国对策被汉武帝采纳。从此，读书人学习、尊从孔孟之道成为国策。由于读书人遍布于朝廷高层和社会基层之中，他们从习儒家文化，又以此去教化他人。因此，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脉。再经历代大儒（如宋代朱熹等）的研习、传承和深化，儒家文化就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华文化之根。
今天，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主义”都想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从而造成人们信仰、思想的混沌，观念的杂乱。在当今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我们一定要谨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先人，给我们留下了一条完整的文化传承脉络，一条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文化之根。我今天之所以重提董仲舒，是希望我们能永远记住、纪念、尊敬这些使我国优秀文化、优秀经典得以传承，使儒家文化得以延续光大的中国古代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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