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时代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根源——以塞缪尔·亨廷顿的考察为中心.pdf

美国在 21 世纪遭遇的政治制度危机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的变革难以有效应对社会经济的变革。美国政治的特点是传统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的政治参与相结合。美国的旧制度体现在政治权威分散、权力分化与职能交叉混和等方面，导致的后果是美国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缺乏国家认同、政府效率低下，但其指向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完全是现代化的，政治参与扩大化维持了一个现代化的新社会。美国社会的现代化与政治的现代化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即社会过于现代化反而易于阻碍传统政治的现代化发展程度；美国社会的现代化与政治的现代化也存在一种反向关系，即社会现代化的先在性限定了传统政治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当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得更加现代化时，却不符合美国社会的进步要求，又会遭到美国人的反对。美国社会的现代化与政治的现代化之间就出现了悖论。社会的现代化最终维持和加强了政治制度的旧传统，这就是造成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根源。即使20世纪以后的美国政府日益变成“强政府”，但美国社会的诉求越来越多、边界越来越开放、成员越来越多元、价值观越来越新，与美国“强政府”趋势相伴行的是美国社会“越来越新”的趋势。美国的“强政府”依然面临着“越来越新”的现代社会的持续挑战。【关键词】亨廷顿；美国政治；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制度危机【作者简介】胡金光，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 邮编：102206）【DOI】10.13549/11-3959/d.2023.04.0078【中图分类号】D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55（2023）04-0138-17*本文系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西方国家政治极化的源起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1AZZ002）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论坛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国别与地区大变局时代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根源139一、问题的提出当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在讨论美国在 21 世纪遭遇的政治制度或体制危机。学者们认为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之变、形势之变，美国政治制度难以有效应对各类社会经济新变革，出现了体制功能衰退、回应能力不足和治理绩效下降等问题，因此美国面临着民主困境和制度危机。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原因既包括政治制度本身的内在原因，也包括社会经济新变革的外在诱因。在制度体制方面，学者们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体系、民主政治的逻辑、自由政体的学说本身存在制衡、困惑和软肋，导致美国政府难以避免陷入僵局和缺乏决断力。1在社会经济新变革方面，学者们从物质文明、全球化、经济不平等、身份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引起政治制度危机的根源。2当然，危机最后发生的原因是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即社会经济变革需要政治制度和体制做出回应，而政治制度和体制又缺乏治理的能力。例如美国学者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认为由于对美国的民主体制进行宪法改革极为困难，所以它的各种制度无法适应变化中的经济形势、人口统计形势和社会形势，而其他民主国家已经成功地纠正了其政治制度过去的不足。3国内学者汪仕凯认为美国政治体制能力的衰退既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又导致自由民主体制出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出现了系统性的功能失调。4学者们普遍认为，要克服美国政治制度的危机，就要改善政治制度的缺陷并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总之，学者们的基本逻辑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应该跟上社会经济的变革，如果政治1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445453 页；赵可金：民主的困惑：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政治逻辑，美国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3453 页；包刚升：政治危机何以形成：一项基于自由政体学说的理论分析，学术月刊2019 年第 11 期，第 7994 页。2 参见丛日云：西方文明的困境后物质主义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 1 期，第 3639 页；刘擎：超越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对立，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1 期，第4447 页；庞金友：不平等：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经济与社会根源，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9 期，第 7380 页；涂锋：身份政治第三波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基于国家建构视角的分析，政治学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41154 页；佟德志：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及其根源，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9 期，第 6472 页。3 亚当普沃斯基：民主的危机，周建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序言第 2 页。4 汪仕凯、张语丹：国家治理危机：对21世纪初美国政治的解释，国外社会科学 2022年第1期，第 93107 页。国际论坛2023 年第 4 期140制度的变革无法有效应对社会经济的变革，就很可能会产生政治制度或体制危机。然而，这里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既然美国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导致政治制度的变革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变革，那又是什么阻碍了政治制度结构与功能的完善？美国的政治制度发展为什么不能跟上社会经济变革的脚步？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一生跨越了美国历史上的多个阶段，他也用一生的时间去观察和诊断美国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开启了国家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例外和先驱。1“作为制度的国家”是理解亨廷顿前后三十年学术生涯于万千变化中的不变。2作为一名兢兢业业的制度守成者，3亨廷顿带着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变化做出了深刻剖析，还对美国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做了动态分析，并得出“美国是个新社会，但是个旧国家”的论断。4本文以亨廷顿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考察为中心，从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两个维度对美国政治制度危机发生的逻辑进行分析，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和解释。二、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美国政治制度的特征亨廷顿采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对美国的国家性质与社会性质分别进行了分析与比较。用于比较的指标是亨廷顿用来概括政治现代化的三方面：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如果对其再进一步分类，指向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完全是现代化的，但指向政治制度的权威合理化和结构分离却是接近于传统的旧体制。美国政治制度的特征是都铎式的旧制度和现代化的大众参与融于一体。1 参见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彼得埃文斯等编：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 42 页；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78 页。2 欧树军：作为制度的国家：亨廷顿政治视野的整体性考察，学术月刊2018 年第 9 期，第92100 页。3 张飞岸：特朗普时代的镜像：亨廷顿与美国政治，学术月刊2020 第 5 期，第 87101 页。4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07 页。学者赵可金沿用亨廷顿的观点，把老国家与新社会的错位作为美国发生政治极化的根源，但他没有对新社会与老国家之间相互维持的内在逻辑展开分析，参见赵可金：老国家与新社会的错位：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9 期，第 5763 页。大变局时代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根源141（一）美国的政治权威分散亨廷顿定义政治现代化的第一个方面是权威合理化。权威合理化就是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种族的和地方的政治权威。现代民族国家内代表最高主权和政治权威的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对内享有排他性、垄断性的主权，对外享有不受他国干涉的主权。然而美国却不是具有权威合理化的国家。“在美国，人的权威或主权从未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人，而是分散于整个社会和政治机体的许多器官之中。”1在横向上，美国的国家主权和政治权威被分散到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个机构中；在纵向上，美国的国家主权和政治权威被分散到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县政府等地方政府中。美国的政治权威分散于多样化的组织系统中，包括教会、法院、国会、政府等组织，所以美国政府没有一个统一至上的政治权威。“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政府的官僚体系更弱且更加分化与制衡。”2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旧国家”最大的含义是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的“弱国家”。3政治权威分散带来的第一个后果是治理能力的下降。在亨廷顿眼里，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是实施有效治理和变革的前提条件。而对于美国来说，政治权威分散的结构决定了美国政府必须要得到各个政治机构的互相支持才能实施有效的治理。“民主的统治能力取决于它的行政机构的权威与它同反对派机构的权力之间的关系。”4美国总统实施有效的治理必须要得到国会、法院以及行政直属部门的支持。然而，在特定的时期，行政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的权威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总统权威的提升意味着国会权威的下降。反之，国会权威的扩充代表着总统权威的削弱。美国总统与内阁部长之间也是同样的关系。如果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达不到平衡就会导致治理能力的下降。由于总统和国会经常受制于不同的党派，两者之间的冲突在今天已经发展成极化1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82 页。2 Samuel P.Huntington,“The U.S.:Decline or Renewal?”Foreign Affairs,Vol.67,No.2,1988,pp.7696.3“弱国家”强调美国联邦主义、制约与平衡、分权、有限政府、法治和自由放任主义的特点。美国历史学者威廉诺瓦克对美国“弱国家”的神话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美国“弱国家”的印象被托克维尔、黑格尔、维尔纳桑巴特、小施莱辛格、丹尼尔布尔斯廷、路易斯哈茨等人讨论过。现代美国仍然被有些学者描绘成是一个“过时的拼凑物”“倒霉的巨人”“衰弱的弹簧”“未完成的征服”“都铎政体”。参见William J.Novak,“The Myth of the Weak American Stat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3,No.3,2008,pp.752772.4 米歇尔克罗齐、绵贯让治、塞缪尔P.亨廷顿：民主的危机，马殿军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年，第 82 页。国际论坛2023 年第 4 期142之势，“美国政治制度当前的功能失调与衰退，与美国政治愈演愈烈的严重极化有关，政治极化使日常治理沦为推行边缘政策，可令这个国家的一切制度全都政治化。”1政治权威分散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缺乏国家认同。现代国家的诞生离不开民众对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和认同。现代国家诞生的标志则是超越各类社会力量之上的国家权力或政治权威。当欧洲大陆国家和英国都建立起现代国家并强化民族认同时，美国却仍然保留着“都铎政体”的形式。因此，暗示主权集中于一个单一的、集中的政府权威的“国家”（state）概念从来没有在北美大陆扎根。“在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实际上没有国家的概念。”2在美国的国家成长过程中，由于没有经历封建社会和严重的社会冲突，就不需要集中政治权力来反对传统的封建势力、宗教势力与地方势力；由于处在远离欧洲大陆纷争的地理位置，也就缺乏由战争刺激国家建设的巨大动力。如果说现代民族国家包含着主权、领土和民族三个方面，那么美国人的国家观念就与代表最高政治主权的“国家”之间没有太大联系。（二）美国的政治结构分化不足亨廷顿定义政治现代化的第二个方面是结构分离。随着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政治机构所承担的职能也相应增加。政府必须创制更加专业化的机构来执行这些职能，比如法律、军事、行政、科学等功能需要设立自主的和专门的机构来承担。结构与功能的分化是分工与专业的体现，它追求效率与功绩的价值。美国政府的分权制衡体系表现为国家权力在被分割成立法、行政与司法三个功能的同时，也由三个不同的机构共同承担这些功能。比如立法是三权分立中的一种功能，但其实立法功能并不是国会单独享有，总统和最高法院也承担部分立法功能。这就相当于把立法功能同时授予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机构。由此，造就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另一特点是权力分化与职能交叉混和。美国分权制衡体系带来的第一个后果是政府缺乏效率。在权力分割方面，美国政府各个政治机构之间彼此独立，又从宪法的独立条款中获得权威，并且通过选举制度从选民中获得权力与影响力。由于并不存在更高的制度性权力，各个政治机构相当于分享着最高的统治权力。因此，各个机构就会陷入持续性的竞争与冲突。在职能交叉1 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 年，第115 页。2 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先萌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 60 页。大变局时代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根源143混和方面，承担立法职能的国会可能会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对总统形成制约，而承担行政职能的总统也会利用手中的立法权侵入国会的权力范围。“分权的结果是，在联邦政府与州之间、联邦政府的三个分支之间、行政部门的各个机构之间以及相互竞争的国会委员会之间产生了持续不断的既重叠又冲突的管辖权。”1亨廷顿评价道，美国建国之父们设立分权制衡制度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政府缺乏效率。福山用否决制来形容这种体制：“它不平衡，在某些领域中有太多制衡，以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增加，有时甚至寸步难行。”2美国分权制衡体系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专业化水平不足。“将每种功能分派给不同的机构是功能专门化的一个方面，而功能专门化则是现代化的一部分。”3反之，职能交叉混和的另一面就是专业化水平不足。这种特点不仅存在于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与职能中，在军事机构与职能方面也极为明显。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的军事专业化程度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和英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条款分割了文官对军事权力的职责，进而影响到建立集中的专业化军事力量。在整个政府系统内，州与联邦政府分割了对民兵的控制权；在联邦政府中，国会与总统分割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在行政系统内，总统与内阁部长分割了对军队的控制权。这种文官控制结构长期影响了美国军事职业主义的发展。“政府各机构间的分权使政治与军事事务的混合长期不能解决，并且使客观的文官控制这一现代制度很难出现。”4（三）美国的政治参与现代化亨廷顿定义政治现代化的第三个方面是政治参与的扩大。他把政治参与定义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5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指社会力量或平民参与政治的程度不断扩大，这种扩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参与的公民不断增多，也就是选举权不断扩大。二是受政治参与影响的政治机构数量不断增多、参与程度不断加深。因此，政治参与扩大化既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有关，又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相关。1 塞缪尔P.亨廷顿：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李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57 页。2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 449 页。3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92 页。4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97 页。5 塞缪尔P.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年，第 5 页。国际论坛2023 年第 4 期144美国在政治参与扩大化方面完全是现代化的。一方面，美国社会很早就普及了选举权，美国的选民数量和选举权走在了各国前列。美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美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大大提高了政治参与水平，丰富了政治参与形式，并造成政治参与基础复杂化。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参与扩大化离不开美国政治机构的多元性。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大批官员都需要经过选举产生。美国民选官员的数量在历史上也是领先的。在民主化进程中，选举原则适用于越来越多的政治机构，越来越多的政治机构对社会开放。因此，美国各种社会力量大多能够找到某种渠道和途径参与并影响政治。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美国诞生了现代政党制度，社会力量与政治机构之间便产生了更加直接的制度化渠道。政治参与扩大化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维持了新社会。美国是一个平等、多元、自由流动、充满竞争的新社会。美国社会成员的构成、社会阶层的流动、地理位置的迁移等结构性变动都非常大，这给美国社会带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断变化和崇尚创新。“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社会上，一切都在变动。”1亨廷顿把美国人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归为自由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社会经济现代化会促进政治参与，而政治参与反过来也会促进社会经济现代化。政治参与的扩大使更多人试图影响政府政策，而更多的政治机构将制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平等分配公共产品的政策，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因此，政治参与扩大化有利于维持美国社会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可变性。政治参与扩大化产生的第二个后果是反对权力的道德观。亨廷顿指出，美国人骨子里信奉的是洛克（John Locke）而不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建国初期，美国人宁愿相信建立在良心自由与个体责任之上的社会自治，宁愿相信近距离的、可控制的地方政府和小政府，而不愿意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在思想上，由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等构成的“美利坚信条”（American Creed）都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和减少政府权威。在实践上，美国人不仅反对社会经济领域中一切集中的、垄断的组织和财富形式，还把政治参与和民主运动作为解决政治、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途径。美国历史上的革命时期、杰克逊时期、进步时期和民权运动时期，都是美国人反对权力集中、揭露和制止不平等的政治参与爆炸时期。可以说，“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对分散个体的自发活动的依赖，就一直是美国政治的特点”。21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104 页。2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 488 页。大变局时代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根源145三、现代与传统相维持：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根源亨廷顿在比较政治学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将政治发展的概念从现代化中解放出来，视其为独立于现代化进程的过程。1这也就是说，社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政治现代化一定会发生；政治现代化也并不一定是社会经济现代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和后果。在方法论上，他进一步提出“政治变化理论”（Theories of Political Change）。这种理论把政治体制看作是“各种组成部分的集合”，包括社会群体、政治文化、政治结构等。不同组成部分发生变化的速度、范围和方向会存在差异并存在不同的关系。2从政治变化理论的视角来看，美国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政治制度不仅在发生变化的速度、范围和方向都存在差异，而且作为整个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变化的组合构成了一种相互维持的关系：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阻碍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程度，也限制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从而持久稳定地维持着权威分散和职能交叉混和的旧体制。（一）辩证关系：社会现代化阻碍政治现代化的程度亨廷顿虽然把美国的政治制度归为保守的旧式政体，但同时又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相对复杂、适应性强、相对自主并具有内部凝聚力的。理解这一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要从两个视角进行分析：一是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二是社会力量与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不仅政治机构之间存在复杂的制约关系，在社会力量与政治机构之间也存在复杂的对应关系。从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来看，美国旧式政体的最大特点是三权分立和职能交叉混合。由于最高主权被分散于各个政治机构中，各个政治机构都可以标榜代表着人民，都为自己的权威辩护。在权力上，各个机构之间只有性质不同，没有大小之分。在职能上，不同的政治机构都承担了部分的相同功能。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力量。这种制衡关系决定了任何一个机构都想长期维持业已建成的部门及其权力。因此，三权分立与职能交叉混合是抑制美国政府提高权威与效率的内部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把美国的政治制度称为是孱弱的旧式政体。1 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World Politics,Vol.17,No.3,1965,pp.386430.2 Samuel P.Huntington,“The Change to Change:Modernization,Development,and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s,Vol.3,No.3,1971,pp.283322.国际论坛2023 年第 4 期146从社会力量与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来看，政治机构如果想维持自身的权力，就必须要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因而必须要使机构变得更加开放和民主。因为，最受人民拥戴的政治机构就应当是最有权力的机构。这样，三权分立与职能交叉混合又是美国政治制度变得民主和开放的结构性因素。美国政治体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能够保持社会力量与政治机构的动态平衡。“美国的政治制度具备足够的弹性和空间适应社会力量的兴起与衰落。”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称美国的政治制度属于发达的政治体系。政治机构内部的制衡关系、政治机构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是理解美国政治制度的两个关键维度。如果说前一种结构关系为后一种动态关系提供了前提条件，那么也正是后一种动态关系为维持前一种结构关系提供了支持力量，从而从外部抑制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向权威合理化和结构分离转变。这种关系被亨廷顿称为是一种“辩证”关系，正是这种辩证关系阻碍了美国政治制度走向现代化。在政治制度方面，亨廷顿提出了一种“制造权力”理论：权力是可以被积累和制造出来的东西，政治权力的扩大意味着吸收更多新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体制。由于美国很早就实现了政治参与扩大化并普及了选举权，美国人把政治权力看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总量。美国政府的分权结构意味着“一个人或团体对权力的获得必定伴随着另一个人或团体对权力的丧失”。2因此，美国政府中任何一种政治机构为了获得权力和维持机构，都必须要不断从社会力量中获得支持。当权力总量不变时，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机构只能通过各自的渠道制造权力来维持各自的机构。在社会力量方面，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水平高、政治参与组织复杂、政治参与形式丰富。美国社会经济的自发变革有利于打破社会隔离、促进社会流动，不断提高个人的政治效能感。由于社会不断变化，相继兴起的社会力量也都能通过某种渠道与政治机构建立联系，从而为政治机构提供支持力量。这样反而振兴了各个政治机构，从而保住了古老的政治机构和政治机构的权力。新社会的变化保持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从而阻碍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在美国，社会内部现代化过于容易，以至阻碍了制度的现代化。”3亨廷顿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分析与评价不仅仅停留在“有效的”或“发达的”上，同时也认为美国政治制度是“稳定的”和“连续的”。1 胡金光：在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之间：亨廷顿论美国政治极化的底线与走向，教学与研究2022 第 5 期，第 122130 页。2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120 页。3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103 页。大变局时代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根源147（二）反向关系：社会现代化限定政治现代化的路径在论述政治现代化的三个方面时，亨廷顿不仅强调了现代化发展的“程度”，还强调了现代化发生的“顺序”。前者关系到哪个方面更“彻底”，后者关系到哪个方面更“早”。权威合理化、结构分离和政治参与扩大化三个方面发生的先后顺序不同，对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也会产生历史性影响。欧洲国家的权威合理化与结构分离先于政治参与的扩大，即欧洲国家先设定了政治制度的结构形式，其后来的民主化路径就要适应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力量。而美国早在独立之前就扩大政治参与了，独立以后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就要适应美国社会政治参与的力量。反过来说，社会现代化就限定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其结果是政治参与扩大化越早发生，反而推迟或阻碍政治制度的权威合理化和结构分离，二者之间被亨廷顿称为是一种“反向关系”，正是这种反向关系限定了美国政治制度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亨廷顿在政治现代化理论中还提出了一种“权力顺序”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对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政治体制在早期阶段需要集中权力，然后是扩大权力，最后才是分配权力。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政治体制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在分配一个已经扩大的、固定的权力总量。如果美国要完成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其顺序就变成了早期阶段是分配权力和扩大权力，最后才是集中权力。然而，多元的传统政治制度与现代的政治参与制度相结合必定会限制权力的集中。在美国，集中权力这个政治现代化的阶段性任务将遭遇到巨大挑战。由于自由社会先于政治国家而存在，政治参与扩大的先在性显示了美国社会的超强力量，也限定了其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一是政治参与扩大化限制了权威合理化。美国政治思想的主题是，人们（社会）反对权力和怀疑政府。1二是社会力量限制了政治机构的专业化。这一点在军事领域表现尤为明显，美国人宁愿相信代表民治政府的民兵，而不是把安全事务交给更加专业化的常备军。美国人一直难以接受军事机构与政治机构的分离，坚持认为军民之间应该加强融合，军事机构要反映民间态度。三是政治参与扩大化维持了政治机构的历史传统。美国政治参与扩大化的先在性限定了美国的民主化历程，那就是促使政治权力保持分散、政治机构保持开放，这样就维持和加强了政治机构多元化的历史传统。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的政治制度是静态的、被动的，而社会是动态的、变化的。与美国的政治相比，美国的社会具有第一位的本体意义。他说，最好要在美国社会基1 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第 58 页。国际论坛2023 年第 4 期148础上来理解美国政治，“如果说美国政治必须在美国社会的意义上才能被最好地理解，那么苏联社会必须在苏联政治的意义上才能被最好地理解。后者是政治权力在经济权力之前，前者是政治权力在经济权力之后”。1换句话说，美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美国政治的性质及政治发展道路。这种社会在前、国家在后的关系决定了美国政治的权威只能来自于社会力量。基于此，亨廷顿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弱点是其从属于社会，“社会经常阻止其明确追求一个长远目标和开展及时有效的政治行动”。2虽然亨廷顿认为美国与苏联同属于发达的政治体系，但他驳斥了美国与苏联的政治体系趋同的可能性，理由是美国社会的性质与苏联社会的性质根本不同。（三）悖论关系：社会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相分离社会现代化一般存在两种模式：一是社会经济自发地走向现代化，无需通过国家权力推动社会经济改革与创新。在此模式之下，社会天生是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仍然可以保持传统政体形式。二是由国家采取行动推动社会经济改革与创新，这就离不开政治体制集中权力和构建权威的作用。这种路径需要同时推动政治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并使二者相互促进。美国的社会现代化路径属于第一种模式。美国新社会的性质不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政府在变革社会中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然而，亨廷顿指出，美国现代社会与传统政体相结合的模式在无内忧外患的前提下是可以融为一体的。一旦进入特定历史阶段或外部环境改变之后，现代社会与传统政体可能就不再那么相适宜了。此时，出现了亨廷顿所说的“悖论时刻”。第一个悖论时刻出现在“较早现代化”和“较晚现代化”的区别之中。亨廷顿强调，政治体制的权力越是分散，越有利于社会经济现代化政策的“创制”而不是“采用”；政治体制的权力越是集中，越是有利于政策的“采用”而不是“创制”。对于美国来说，由于政治体制权力分散，那些促进“较早现代化”的政策非常容易被“创制”。而在20 世纪以后，对于城市增长缓慢、种族隔离之类的“较晚现代化”部分来说，权力的集中和政策的采用可能更重要。美国需要更强有力的政府和更集中的权力来处理那些遗留下来的“较晚现代化”部分。因此，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结构和功能的日益复杂，一个在权威合理化和结构分离方面落后的旧式政体无法满足美国社会经济1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Power:USA/USSR,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4,p.423.2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Power:USA/USSR,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4,p.409.大变局时代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根源149现代化的需要。第二个悖论时刻出现在美国的进步主义时期。亨廷顿认为，在进步主义时期之前，美国社会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要求与美国政治制度的实践是一致的，即美国政治制度越来越能体现自由、民主、平等的美利坚信条价值。美国社会的“进步”要求与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并不矛盾。而进入 20 世纪以后，美国介入世界政治而面临着外部威胁，国内社会经济改革诉求增多，美国社会需要一个更有权威且更加专业化的政府。“日益复杂的经济和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似乎更为迫切地需要等级制、官僚、集权和专业知识，特别地需要大型政府，普遍地需要大型组织。”1虽然美国社会依然坚持美利坚信条，反对一切集中的权力、权威、垄断和专业化，但改革的结果也未能阻止权力的扩大化、职能的专业化和组织的制度化，反而设立了更多制度化和组织化的机制。此时，美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与社会进步的要求出现了分离。当美国人希望政治制度符合进步主义要求时，政府反而虚弱无力且无法有效满足社会经济要求；当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得更加现代化时，却不符合美国人的进步要求，又会遭到美国人的反对。这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困境所在：“强大的政府必定是非法的，合法的政府必定是弱小的。”2四、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表现与趋势美国现代社会与传统政治相互结合与相互维持的关系曾引起亨廷顿的无限担忧。亨廷顿曾预言：“一个适宜于无外患之虞的政治制度或许并不适应一个常常卷入恐怖平衡、冷战以及海外干涉等事变的社会。同样，种族关系和贫困的种种问题也加强了要求全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国防与社会改革的需要可能会瓦解传统的多元制度并加速美国政治制度中权威的合理化和结构的分离。”3他早就看到美国社会的内部变化与外部环境会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提出巨大的挑战。综观亨廷顿一生，他大部分关于美国问题的著作都是沿此路线展开的，美国新社会对旧国家的挑战一直贯穿于他的学术著作中。1949 年，亨廷顿在博士论文里就开始思考美国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美国的联邦机构“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应监管需求1 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第 71 页。2 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第 66 页。3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106 页。国际论坛2023 年第 4 期150而成立。但当其长期过于依赖单一的铁路运输部门无法适应以航空运输为代表的新兴运输技术时，必然会因为社会支持基础变弱而失去其客观性和公正性，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必要。1换句话说，政治机构只有对社会力量保持开放性，才能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1957 年，亨廷顿在士兵与国家中探讨了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军事职业制度的影响。美国的军政关系正是反映了社会力量对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阻碍与抑制。专业化的常备军和军事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历史上，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敌意一直限制军事制度的结构分离与专业化，也就限制了美国发展军事职业主义。因为地理上位于美洲远离战火，美国人没有感到有任何不安全的地方，但从长远来看，亨廷顿认为这不利于美国的军事安全。亨廷顿把冷战格局中苏联对美国的威胁部分归咎于美国军政关系的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军事职业主义的浸入促使美国为了寻求快速胜利而放弃了军人的专业化视角。美苏同盟的形成促成了战争的快速胜利，但也导致了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使美国长期受到安全威胁。亨廷顿希望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向保守主义转变，从而理解与支持军事权威和军事专业化，捍卫自由主义社会的安全。同年，亨廷顿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一文中指出，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是自由主义的、大众的和民主的了，但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一直是理想主义的，总是希望推动美国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平等、越来越民主，“历史上，美国的自由主义一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推动人们朝向更多的自由、社会平等和更有意义的民主这些目标前进”。2亨廷顿断言，美国政治制度真正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美国人自己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近感。美国人如果用自由民主的理想猛烈攻击其自由民主的制度，将很有可能导向激进主义进而摧毁其政治制度。面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亨廷顿提出美国人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主义制度，而是应该支持现有的制度。他希望美国社会要保持克制，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这样才能捍卫美国现存的政治制度。美国人一方面总是用理想主义的要求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施加压力，希望美国的政1 Samuel P.Huntington,“The Marasmus of the ICC:The Commission,the Railroads,and the Public Interest,”The Yale Law Journal,Vol.61,No.4,1952,pp.467509.2 Samuel P.Huntington,“Conservatism as an Ideolog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1,No.2,1957,pp.454473.大变局时代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的根源151治制度能完美体现美利坚信条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希冀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给予社会更多的回应，满足更多的社会诉求，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前者是进步主义的要求，后者是现代化发展的含义。但问题是，前者只会限制政府的行动，削弱国家的权威，而后者又只能通过提高政府权威、增加政府职能来提高治理能力实现。按照亨廷顿的说法，集中权力或权威是推动社会经济变革的必要力量，但美国社会崇尚法律调节而不依靠政治力量。法律只能维持社会，不能促进社会革新。面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主化浪潮，美国的政治权威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增加政府职能和扩大政府支出来满足民众的要求。但受到挑战的权威又何来的能力有效处理这些问题呢？这只能导致民众对政府信任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悖论体现在民主的危机和美国政治两本著作中，实质上也是新社会对旧国家造成的挑战与危机。冷战结束以后，亨廷顿对美国的未来并不感到乐观。他担心美国的新社会性质对作为整体性的美国造成挑战与危机。在谁是美国人？中，亨廷顿指出，美国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以基督教新教为文化传统、以自由民主制为政体的国家。这样的国家特性包含了民族、文化和政体三个指向。美利坚信条既是美国人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来源，但也正是因为美利坚信条的信仰限制了美国政府的权威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如果摧毁了美国的政治体系，就等于摧毁了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也就是灭亡了美利坚民族，并在事实上将其成员，以及这个民族赖以建立的政治理论，一起推回了自然状态。”1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的政治体系既是美利坚信条的根本载体，也是美国民族精神和国家共同体的最后指向。美国的政治体系融合了美国的民族、文化和政体的全部指向。如果失去了这个“都铎政体”，美利坚民族和国家便不复存在。在实体上，保护自由主义价值和重振美国国家特性最后都要回归到这个“都铎政体”。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指出，美国介入世界政治的格局不会改变，但美国人除了维护权力、财富和安全等国家利益之外，还有一种想把世界改造成和美国新社会一样的道德欲求。自由社会借助普世的权力和体制向外推广普世主义，必然会提高军事、情报和安全等政治机构的权力。当美国人的道德观念反对国家动用权力和体制时，又如何在世界上保护国家的利益？亨廷顿强调，“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1 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