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炎黄文化到炎黄学、炎黄学科——炎黄学初创之学术史重构.pdf

从炎黄文化到炎黄学、炎黄学科,可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目前所见,专题研究炎黄学的专著有霍彦儒著 炎黄学,周洪宇、王文虎合著 炎黄学导论,李俊、王震中主编 炎黄学概论 三种。自 炎黄学 提出炎黄学之名及初步构建,到 炎黄学导论 论及学术定位、研究对象与建构原则等,回答炎黄学究竟是怎样的学问,再到 炎黄学概论 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架构炎黄学的学科体系,使炎黄研究逐步由学问之学变为学科之学。以专门学问或学科提升炎黄文化研究水平是三种炎黄学专著共同的学术追求;从炎黄文化到炎黄学、炎黄学科之学术演进,反映了提升炎黄文化研究水平的不同路径。在学术史视角下讨论三种炎黄学专著的学术价值,美其所美,据此提出炎黄文化学科化建设的五个方向,且为继志者之弥缝。关键词:炎黄文化;炎黄学;炎黄学科;学科化 O S I D:中图分类号:G 1 2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 0 3-0 9 6 4(2 0 2 3)0 5-0 0 9 6-1 2 炎黄及其在炎黄时代创造的炎黄文化历经后世记忆、传承、演绎与再创造,至今已有50 0 0多年的历史,学界之相关研究虽已经历三大时期,但炎黄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或关键词被正式提出与使用,始于1 9 9 1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同样地,2 0世纪4 0年代于右任编纂的 黄帝功德论,也被学界视为炎黄学研究之“前奏”,但炎黄学作为一个名词和学名被正式提出及学科命名,则是2 0 0 7年4月在西安召开的“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至今所见,专题研究炎黄学的著作有三种:一是李俊、王震中主编 炎黄学概论(以下简称 概论),二是周洪宇、王文虎合著 炎黄学导论(以下简称 导论),三是霍彦儒著 炎黄学(以下简称 论纲),合称炎黄学“三论”。“三论”之作者几乎都是信阳师范学院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炎黄学概论”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其共同的著述旨趣是将改革开放以来炎黄文化的研究成果,提升为炎黄学,据此推动炎黄文化研究走向深入;通过赋予炎黄文化新意义与新价值,实现炎黄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过,由于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等差异,在炎黄文化研究提升为炎黄学的路径上,或希望炎黄文化成为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或希望走学科化之路,变学问之学为学科之学,专家们的学术取向有所差异。本文欲效荀悦取 左传 编年之法改编 汉书 而成 汉纪、袁枢将 资治通鉴 所记1 3 6 2年之事约为2 3 9个事目而成 通鉴纪事本末 等“抄书之善法”,在学术史视角下,撮要“三论”之精研覃思,厘清各自学术价值,以期为初创之炎黄学有所弥缝。一、从炎黄文化到炎黄学霍彦儒 炎黄学 与其他两部著作相比,出版时间最晚,但作者对炎黄学的思考实为最早。早在2 0 0 7年4月至2 0 1 0年6月,霍彦儒分别在“炎黄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和“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上,两度呼吁设立“炎黄学”,以此推动炎黄文化研究的系统化和学科化,并于2 0 1 2年发表 炎黄学论纲,对炎黄学进行初步建构,由此奠定了 炎黄学 的基本观点。作者把炎黄学作为炎黄文化研究的内在延伸,或内缘性演进结收稿日期:2 0 2 3-0 6-2 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 8Z H 0 0 3);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2 0 2 3 XWH 0 3 5)作者简介:尹全海(1 9 6 3),男,河南遂平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炎黄文化与炎黄学、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根亲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69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 o fX i n y a n g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第4 3卷 第5期 2 0 2 3年9月 (P h i l o s.&S o c.S c i.E d i t.)V o l.4 3N o.5S e p.2 0 2 3果。因此,炎黄学 见证了从炎黄文化到“炎黄学”的历史进程。(一)“炎黄学”学名之提出2 0 0 7年4月,在西安召开的“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宝鸡市社会科学研究所霍彦儒在 炎黄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一文中认为,尽管炎黄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发表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亦有几十部,但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炎黄文化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未能建立起炎黄文化的理论体系,影响了炎黄文化研究的深入。因此,他在“加强炎黄认同的几点建议”中提出:“现在,我们应该着手建立 炎黄学,使其逐步成为一门学科”。通过对近百年炎黄文化研究成果的整合与总结,“将地域性炎黄文化研究变为全国乃至国际性研究”11 9 9。此为至今所见,“炎黄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第一次出现在炎黄文化研究领域。2 0 1 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上,霍彦儒在 新时期以来炎帝与炎帝文化研究扫描 一文中,谈到“今后炎帝与炎帝文化研究展望”时,再次建议设立“炎黄学”。他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炎黄文化作为一种独立学科已经形成,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初步构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为了进一步完善、深化炎黄文化理论体系,有必要开展 炎黄学 研究”。为此,霍彦儒建议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牵头,组织全国有关炎黄社团和专家,“用三到五年的时间编写一部 炎黄学概论 或 炎黄文化概论,确立炎黄学的学科地位,以便进入大学讲堂”。霍彦儒此次建议设立“炎黄学”2,其本人不仅具体设计了研究计划和推动步骤,还首次提出编写 炎黄学概论 的设想。同样是在“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上,西安文史艺术研究院李养民在其提交的论文 炎黄文化研究的哲学思考 中,也提出“应该建立多学科联合研究的 炎黄学”。李养民的建议基于三个考虑:一是基于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动用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民族学等多种学科二百多名专家,携手探索,突破学术壁垒,为上古史研究开拓出一条新路。炎黄文化研究,时间比夏商周更久远,史料比夏商周更稀缺,更应该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手段,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尽快使炎黄文化研究上升为多学科有机结合的新学科。二是基于炎黄文化研究有地方化或各自为政之倾向,因此建议学界应该放开眼界,开阔胸襟,“将炎黄文化研究提升到中国文明探源的高度,提升到国家专门学科,才能与她研究中华史前民族文化的内容和任务相符”。三是基于炎黄文化源远流长,必然渗透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多个层面,因此研究炎黄文化也应该多学科多途径多种方式联合进行。同时他还希望“国家能早日将炎黄文化研究纳入文明探源项目,整合资源,相得益彰”27 9-8 0。李养民的思考,无论是把炎黄文化研究纳入国家文明探源工程,还是建立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炎黄学,都是为了使炎黄文化研究与炎黄文化的地位相符,尤其是在方法和路径上实现炎黄文化研究的新突破。相对于霍彦儒,李养民更强调炎黄学是国家之学,炎黄学研究更应该是国家工程。“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之后,霍彦儒关于设立炎黄学的思考,最终形成 炎黄学论纲,发表在2 0 1 2年出版的 炎黄文化研究 第十四辑。炎黄学论纲 的相关思考,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炎黄学的研究基础、研究成果以及建立炎黄学的可行性,炎黄学的研究领域、研究特点以及炎黄学的研究价值,炎黄学的未来发展及保障措施等35 2-6 6。特别是对炎黄二帝、炎黄文化的厘定,对炎黄学学科定义、炎黄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以及对建立炎黄学的目的等方面的阐释,对学界有持续性影响。比如,作者认为“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文始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源头”。炎黄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炎黄文化是指从炎黄时代开始,前后相继、绵延至今的中华传统文化;狭义炎黄文化是指炎黄二族即炎黄二帝所处时代发生的文化。“炎黄学研究的炎黄文化介乎二者之间35 2。时间范围包括炎黄二族及其以后对炎黄传说进行的阐释、认同、重构的文化;空间范围包括炎黄二帝发祥与迁徙之地和炎黄文化的传播之地所发生的文化”35 2。作者据此把炎黄学定义为:“炎黄学是研究炎黄时代所发生的文化,历代对炎黄传说所进行的阐释、认同和重构的文化,及炎黄二帝发祥与迁徙之地和炎黄文化传播之地所发生的文化的学科;通过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建立炎黄学系统而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作者还根据炎黄学学科定义,把炎黄学研究对象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对炎黄学所涉及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排比、鉴别和利用;第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炎黄学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第三是结合时代特点,进行以炎黄二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人 文 精 神 研 究,以 建 立 中 华 民 族 共 有 精 神 家园”36 0。建立炎黄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炎黄文化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研究,构建系统、完整而科学的炎79尹全海.从炎黄文化到炎黄学、炎黄学科黄学研究理论体系。(二)炎黄学学科之初步构建至2 0 2 2年 炎黄学 正式出版时,霍彦儒关于炎黄学学科构建活动及取得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导言”所阐释的设立炎黄学的学理依据、炎黄学学科界定、炎黄学框架结构和炎黄学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48-2 3。1.设立炎黄学的学理依据。炎黄学 出版时,学科设立依据方面,基本上延续了 新时期以来炎帝与炎帝文化研究扫描 和 炎黄学论纲 的主张。作者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炎黄古典文献整理、炎黄时代考古学发现及民间炎黄传说搜集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为炎黄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依据;学术界在炎黄二帝的含义、炎黄二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感等方面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为炎黄学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和理论依据;由地方民间学者、高校及各级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炎黄学研究队伍,以及全国各级政府、民间学术团体的大力支持等,也是建立炎黄学的必要前提。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学术研究达成的学术共识、国家及地方社会的期待与支持等,基本涵盖了作者提出的炎黄学研究对象的三个层面。2.炎黄学的学科界定。炎黄学 仍从学界关于炎黄文化的不同含义出发,对炎黄学进行学科界定。目前学界关于炎黄文化的含义有狭义、广义、中义三种观点。作者依据王震中的研究成果,把狭义炎黄文化解释为炎黄二帝所处时代发生的文化,具体时限包括炎黄二帝及其所在的时代、与炎黄密不可分的整个五帝时代乃至之前的三皇时代5。同时,作者还接受了鲁淳关于广义炎黄文化“不仅是炎黄时代的文化,而是泛指中华文化,或者说就是中华文化一种形象的称谓”的定义6。中义炎黄文化定义则是接受了刘宝才的观点,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炎黄时代所发生的文化,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不仅指炎黄与炎黄族的起源地和迁徙地,还包括公元前50 0 0至公元前30 0 0之间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诸多考古学文化,此为炎黄文化之源;二是指炎黄时代的后世对炎黄文化所进行的阐释、认同、重构的文化。具体包括“后代关于中国各民族与炎黄二帝族系关系的记载,学术文化中借炎黄传说发展起来的派别和著作,先后出现的与炎黄相关的古迹文物,祭祀炎黄的礼 仪,以 及 与 炎 黄 相 关 的 民 间 风 俗 和 故 事”等77 9,此为炎黄文化的流。源与流共同构成炎黄学研究体系和研究范畴41 3。从而厘清了炎黄文化与炎黄学之间的不同含义。3.炎黄学的框架结构。炎黄学 取“中义”炎黄文化为炎黄学研究对象,据此建构的学科体系,体现为全书十二章三个层次。其中,第一至第六章,炎黄与炎黄族的起源、炎黄二帝的生葬传说、炎黄二帝的称谓与族姓、炎黄二帝谱系传说、炎黄及炎黄族的迁徙、炎黄与“三皇五帝”等,涉及到文献资料、民间传说和考古学资料等炎黄史料的搜集、整理、排比、鉴别与研究,属于史实研究或基础研究。其意义在于确认炎黄二帝(族)的起源、迁徙、生葬的历史事实。此为炎黄学及炎黄学科成立的基础与前提,最为关键。第七至第十章,炎黄时代与中华文明之起源、炎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肇端、炎黄二帝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成,专题研究炎黄、炎黄时代、炎黄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属于解释性研究或理论研究,类似于“中义”炎黄文化的内涵。第十一至十二章,炎黄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炎黄祭祀的现实意义,结合时代之需要,使炎黄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治国智慧为现实服务,包括炎黄文化的转化、发展与意义建构。此部分属于应用性研究,意在突出炎黄学研究的新意义、新价值。4.炎黄学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当然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总体上讲,因炎黄文化渗透于中华传统文化之诸多领域与层面,炎黄学研究属于多学科综合研究。依据 炎黄学 设计的研究内容,第一至第六章,因系史实研究,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和历史(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多重证据”及多学科综合研究,恢复或重建过去的历史景象。第七至第十章,因涉及古史重建、文明起源、文化演进和民族共同体之形成等多个层面,除须借助历史学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之外,更需要民族学、文化学,甚至宗教学的参与。第十一至十二章,关涉意义建构及当代价值的发现与运用,哲学思维与文本分析法,是其基本特征。至于秦汉以来的文艺作品,可作为研究文本或分析对象,应不涉及文艺学研究方法41 7。(三)小结霍彦儒先生首倡设立炎黄学之初衷,“是为了使炎黄文化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研究,构建系统、完整而科学的炎黄学研究理论体系”35 2。从最初发现设立炎黄学的必要性和学理依据、提出炎黄学之学名,到撰写 炎黄学论纲,启动炎黄学学科构建,再到 炎黄学 正式出版,历时十年余。其中,关于炎黄学学科界定、炎黄学研究对象及研究领域之确定,日趋清晰;建立炎黄学的文献依据及提升炎黄文化研究89第4 3卷 第5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9月的意义,亦得到学界广为认同。先生为炎黄学之设立有开基、初创之功。炎黄学 还详细规划了炎黄学学科建设之诸多设想。例如,建立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支持炎黄学研究持续开展,前者如信阳师范大学炎黄学研究院,后者拟建设炎黄学数据库和资料库,编纂 炎黄学辞典 炎黄学大系 等工具书或资料集成;建立专业研究队伍和业余研究队伍,前者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基础,从事学术、理论研究为主,后者由民间爱好者组成,以民俗和应用研究为主;搭建普及炎黄文化的社会平台和学校平台,举办“炎黄论坛”,开办炎黄文化讲座;创办 炎黄文化报 和 中国炎黄学 刊物;接受社会资助,设立炎黄学学科研究基金等等42 0-2 2。但因 炎黄学 既未进教材、进课堂,亦未进学科,至今未见进入学科建设的实践层面。说明,“使炎黄文化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研究”,实非一人之力可逮也。二、炎黄学究竟是怎样的学问 导论 出版之前,作者已有 炎黄国祭论 炎黄精神论 两部专著出版,并先后发表 炎黄国祭论 论老子“托之于神农”论炎黄学的学术定位、研究对象与构建原则 等相关论文。当然,这些成果也成为 导论 的重要内容。学界提出“炎黄学”之初,周洪宇曾就“炎黄学究竟能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如果能,它又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展开论述8。至 导论 出版,明确提出“炎黄学是学问之学,非学科之学”,与稍前出版的 概论,走学科化之路,变学问之学为学科之学,形成两种不同的炎黄文化研究路径。在 导论 看来,战国时期的“神农之教”、孟子所记“神农之言”、汉初“黄老之学”、明末清初王夫之所著 黄书,以及2 0世纪9 0年代中国大陆兴起的炎黄文化研究等,已是从“学”的高度对炎黄文化进行梳理的早期成果,属于“炎黄学”的范畴。只不过,这些“早期成果”或偏重于“炎”,或偏重于“黄”,或多满足于文献传说,而少有考古学印证,致使炎黄问题的研究不成系统。因此主张“将炎与黄综合成为一个整体,且将这个整体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结合起来,从而使我们对炎黄问题的研究变成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91。并从炎黄学的学术定位、研究对象、构建原则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回答“炎黄学究竟是怎样的学问”这一问题。(一)炎黄学的学术定位学术定位,本质上是明确学术研究的性质、特征以及在某一研究领域的地位。导论 将炎黄学定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学、中国文化传统的统领之学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国家之学,显然特指其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地位。其中,源头之学,强调的是“祖”字,是“最古老的始原、文明的原初”;统领之学,突出的是“道”字,是“第一位的东西”,是“万世遵循的常道”。国家之学,应该理解为“认同”二字,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建立了政权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常常将本族的历史与炎黄联系起来;“上起轩辕,下至于兹”的历史记忆,又往往被理解为获得一统中华的合理性、合法性历史依据8。导论认为,把炎黄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学“乃是古已有之的说法”,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 史记 和当代考古学家李学勤 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 等,均“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94。其实,司马迁根据炎黄文献叙述的是中国历史或中华文明史的源头,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历史源头或文明源头,与文化源头不是一个概念。著者也曾认为,“史记 以 五帝本纪 为起点,即以黄帝为历史叙述的起点”。既如此,还不如把炎黄学定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龙头之学”1 0,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龙头之学”含有“源头”与“统领”之意,亦不如把炎黄学定位为“探究炎黄文化、弘扬炎黄精神的寻根之学、溯源之学、铸魂之学”1 1,从而更完整地涵盖了炎黄学的研究对象。炎黄学不仅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炎黄学还是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的学问。故而有学者主张“炎黄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以及重建上古史是三位一体的关系”1 25 1。(二)炎黄学的研究对象关于炎黄学的研究对象,导论 叙述的比较分散,其中在“绪论”部分分别表述为:炎黄学“应是以一定范式对炎黄文化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系统理论思考与研究的学问之学”,将炎黄文化作为炎黄学的研究对象92。另从炎黄学研究范畴出发,把炎黄学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的炎黄学,研究的是中华民族的源流史,包括炎黄二帝、炎黄后裔以及炎黄联盟的形成、发展等问题;广义的炎黄学,除研究中华民族源流史外,还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炎黄精神的生成以及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等。从而把“炎黄学规定为是关于炎黄历史与文化的形成发展、本质特征及其规律性问题的跨学科理论91 0。在“结语”部分,作者还把炎黄学研究对象概括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祖论”和“道论”,以炎黄文化、炎 黄 精 神 及 其 文 化 形 态 为 炎 黄 学 的 研 究 对象94 7 8-4 7 9。当然,这与作者之前把炎黄文化界定为文化的高级形式,把“文明层面的炎黄及炎黄精神的形成、发展和应用的历史过程”,作为炎黄学的研究99尹全海.从炎黄文化到炎黄学、炎黄学科重点,“探索的是文明层面炎黄精神特点及其发展规律”8,亦存在差异。导论 界定炎黄学研究对象时,共出现炎黄(二帝)、炎黄文化、炎黄精神、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精神、中国文化六个概念。除去延伸性概念和交叉性概念,可以简约为炎黄、炎黄文化和炎黄精神三个核心概念,以对应 导论 的框架结构。第二章至第六章,研究的是以炎黄为主体的三代之前的炎黄文化,著者称之为狭义炎黄学,或称之为“祖论”。著者以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和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古国、王国、帝国”三阶段理论为叙述主线。所述内容包括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炎黄部落的形成、炎黄与中华姓氏、炎黄时代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属于历史学研究范畴,强调炎帝、黄帝的人格特征及其史实属性。因此,“祖论”作为炎黄学的核心概念便是炎黄。第七章至第十章,研究的是炎黄学的思想经线、思想纬线,以及从中揭示的炎黄文化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著者称之为由炎黄学的思想经线与纬线交织而成的深(广)义炎黄学,或称之为“道论”91 8-1 9,著者借用雅斯贝尔斯“轴心期理论”进行逻辑建构。所述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其一为“炎黄文化的基本形态”(第七、第八章),如语言、艺术、科学、神话、宗教、哲学,属于炎黄文化的共时性形态或结构性特征;其二为“炎黄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第九、第十章),从炎黄到社稷宗庙,从道家“托之于神农”、儒家“托之于黄帝”到诸子之学,直至近代的转型与创新,无论是“中国视野”中的再生性创造(第九章),还是“全球背景”下的创造性再生(第十章),均属于文化学或思想史研究范畴。故而,“道论”作为炎黄学的核心概念便是炎黄文化和炎黄精神。导论 使用了原发性和本土性、根源性、跨学科性、综合性五个概念概括炎黄学的学术特征。也可简约为本土性、综合性和人文性三个核心概念。本土性,一方面是指炎黄在中华人文始祖、中华文明肇始者、中国国家象征等意义上,作为炎黄学研究对象都是本土的;另一方面炎黄学本身也是关于中国本土的学问。综合性,无论是著者提到的横的综合、纵的综合,还是全球视野的纵横综合,都是由炎黄学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决定的,因而炎黄学是多学科、多领域、多话题的综合。人文性表达的是炎黄学所涉主体学科,如历史、考古、语言、宗教、艺术等,以人文学科为主;炎黄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人格的炎黄,还是蕴藏于炎黄事迹中用于表达炎黄文化深层内涵的炎黄精神等,都是人文的。(三)炎黄学的构建原则 导论 提出的炎黄学构建原则,实质上构建的是一种知识体系。比如,以“祖与道合一的原则”界定炎黄学研究的“炎黄”,既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中国各种学问的“道统”,凸显“炎黄始祖”的历史客观性。而“文明与国家合一的原则”,意在说明文明的构成与国家的构成是同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就意味着国家。“炎黄学研究中华文明的始原,也就是关于东方国家起源的学问92 9。炎黄学是文明之学,同时也是国家之学。至于“问题研究与体系构建合一的原则”,主要针对我们今天面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实践问题。具体问题的研究,如炎黄究竟是人还是神,炎黄事迹是信史还是传说,炎黄出生何处又归葬哪里等,属于本体性研究。而超越个别具体问题的整体性研究,也就是体系构建,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属于认识论范畴。“问题研究与体系构建合一的原则”,本质上是本体论与认识论之统一。另如,著作在“结语”中提到“炎黄学关注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与重建问题”,具体体现在第九章第三节“炎黄精神的转型与创新”和第十章“中华文明的复兴和炎黄精神的全球价值”93 9 9-4 0 2,揭示的是“炎黄文化的再生性创造和创造性再生的内容”,也是炎黄学建构的世界意义及未来方向问题,也属炎黄学构建原则。至于“炎黄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实际是构建原则之下的构建工具,或具体构建实践。导论 选择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方法,是针对炎黄学研究对象中有属于史学范畴者,即“祖论”;选择哲学与宗教学的研究方法,是因炎黄学的研究对象中存在文化解释的成分,即“道论”。至于一般概述与特殊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更类似于一种研究思路、框架结构。(四)小结 导论 较早从“学”的高度思考炎黄文化研究,尤擅长哲学思辨和概念构建。从设立炎黄学的问题意识出发,依据炎黄学研究对象选择或搭配相应的研究方法,据此确定炎黄学的学术定位与学术特征,是前后一贯的内缘性逻辑理路。著者从炎黄学的学术定位、研究对象、学术特征、构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回答了炎黄学是怎样的学问。其中有不少独到之处,特别是对炎黄精神基本内涵的确定、炎黄精神的转型与创新,以及炎黄精神的全球价值等尤为精到,可谓一家之言。不过 导论 内容之安排,仍有两处可进一步讨论。第一,导论 第一章“从地理环境看炎黄文化”,001第4 3卷 第5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9月以“九州”“四海”引出 山海经 所见的山海天下;从 山海经 所见之“东方日出之地”“西方大荒之地”,延伸出东方为海、西方为山之东西天下;另设道家在东方观沧海、儒家在西方仰高山,得出儒道天下;将精卫填海、女娲造人解释为炎帝神话和黄帝神话。从海山、东西、道儒、炎黄二元思维中导出的炎黄史实或见诸 山海经、炎黄文化或源自道儒。如此二元对立叙述框架93 3-5 3,无意中拆分了“炎黄一体”;与“将炎与黄综合成为一个整体”初衷相背离。如此叙述也许不存在“或偏重于炎,或偏重于黄”的问题,但炎、黄二分的逻辑结构,并未改变。第二,导论 第九章第二节“炎黄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所述内容是“在中国视野中”讨论炎黄精神的再生性过程,而结构逻辑则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概念,将炎黄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分为前轴心时期、轴心时期、后轴心时期和新轴心时期四个阶段93 9 9-4 0 0。借 助 西 方 的 叙 述 框 架,或 概 念 话语1 31 0-1 2,也不是不可以,但与 导论 所述、所论的“中国智慧”及炎黄学的原发性、本土性和根源性“学术特征”有所脱离。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已经证明,中国上古史上确实存在一个炎黄时代或五帝时代,况且炎黄学本身肩负有重建中国上古史、提炼中华文化标识性概念的学术使命,似不需用“前轴心时期”指称、代称。第十章“中华文明的复兴与炎黄精神的全球价值”,所述内容是“在全球背景下”展望炎黄精神的创造性过程,着眼于全球价值和世界意义94 2 6,但炎黄学的世界意义除向世界展现可敬、可信、可爱的中国形象之外,更多应来自方法论意义,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国家,可借鉴炎黄学研究旨趣或问题意识,开展“寻根探源”活动。比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中国考古发现出发,突破西方“文明起源三要素”桎梏,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原创性贡献,体现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世界意义。三、炎黄文化学科化标志 概论 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炎黄学概论”的代表性成果。著者鉴于以往炎黄文化研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要求,明确提出建立炎黄学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并科学界定了炎黄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1 4,从而将炎黄文化研究提升到学的高度,以文化自知达至文化自信。但“炎黄学概论”研究团队并不满足从炎黄文化到炎黄学,还通过炎黄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科”等,变“学问”之学为“学科”之学。概论 近5 0万字,分绪论、上编、中编、下编四个单元十五章。分别由考古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撰写完成,充分体现多学科联合攻关、互补互益特征1 25 8-6 0。笔者大致赞成 概论 的结构:“绪论”是炎黄学的理论体系,为全书之总纲;第二至第六章是炎黄及其在炎黄时代的辉煌创造,属于炎黄学的本体论;第一、第七至十二章是炎黄时代之后世对炎黄时代辉煌创造的记忆、阐释与再创造,涉及炎黄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及早期中国的关系,属于炎黄学的认识论;第十三至十五章,炎黄文化或炎黄精神的转化与发展及其当代价值,属于炎黄学的价值论。(一)炎黄学理论与方法“绪论”,作为全书之总纲,七万余言,从八个方面协调各章之总基调1 21-6 0。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创建炎黄学的必要性和时代契机、炎黄学的核心概念和研究领域等三个方面,具有建立体系的意义。1.创建炎黄学的必要性和时代契机。作者从学术发展与时代要求两个维度阐释创建炎黄学的必要性。首先,作者认为,目前全国范围内的炎黄文化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三种类型。其中,基础性研究,仍停留在对部分资料的整理,缺少整体性和完整性,属于“史料之不具”;带有学术性的研究,虽集中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研究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有效教学资源“科研与教学脱节”;民间文史工作者的研究活动,分散于全国相关区域,既没有整体性规划,亦“缺乏科学性和可信度”。以学科平台为依托,通过建立炎黄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可从根本上克服上述结构性问题的“反复出现”。因此,创建炎黄学对提升炎黄文化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其次,炎黄学是把我们对炎黄文化的自我认识,放在科学、系统的学理基础上进行学术建设、学科建设,有利于把炎黄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炎黄精神与中华精神的关系、炎黄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讲清说透,把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建立在文化自知的基础上。此为炎黄文化研究提升为炎黄学的时代要求。进入新时期,既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提出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公开课”等,是炎黄文化提升为炎黄学的时代契机。2.炎黄学的研究领域。炎黄学的研究领域包括时代范围、内容结构、所涉学科及其特征等。其中,炎黄学研究的时代范围,包括炎黄二帝及其所处的101尹全海.从炎黄文化到炎黄学、炎黄学科时代、与炎黄密不可分的五帝时代乃至之前的三皇时代、三皇五帝之后历代中华儿女对炎黄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几乎涵盖广义、中义、狭义炎黄文化的时间范围。炎黄学研究内容,至少包括炎帝和黄帝时代及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以炎黄为代表的中华人文始祖群体研究,炎黄文化的源与流,炎黄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实践转化研究等五个层面1 0。由于炎黄文化的内容涉及多个层面,炎黄学在学科构成上,涉及历史学、文献学、训诂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跨学科和多学科相结合的学科特征是炎黄学的最大特质。考虑到炎黄学研究所涉学科各有优势与局限,在具体研究中,当依据研究内容选择最为适当的研究方法,通过学科融合,达互补互益之效果。比如在炎黄学的本体论部分,由于研究时代范围以古史传说时代为主,可借鉴徐旭生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方法,此时,史料选择的“原始性的等次性”则至关重要。3.炎黄学的核心概念。关于炎黄学的核心概念,“绪论”集中界定了炎黄、炎黄时代、炎黄学以及炎黄学的学科构成与特点等。如关于炎黄的人格属性,作者认为从远古时代人名、族名、神名、图腾名号的由来考察,既存在由人到神的“神化”现象,同样也出现过由神到人的“人化”问题,“虚”“实”并存,确是古史传说时代的基本特征。但炎黄学研究的炎黄,是人不是神,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民族与国家的象征。又如,关于炎黄时代的时间范围,作者认为“所谓炎黄时代,是指炎帝族、黄帝族称雄的时代”。对应于考古学 时代的新 石器时 代 晚 期 的 仰 韶 时代。将炎黄学直接界定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龙头文化之学,也是由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相结合的新兴综合和交叉学科。”1 28(二)炎黄学的本体论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就是世界观,是关于世界本质、本源的基本观点或基本理论。炎黄学研究的本体是炎帝、黄帝、炎黄与苗蛮东夷、炎黄与五帝以及以炎黄为代表的中华人文始祖群体,及其在炎黄时代的辉煌创造,即狭义炎黄文化。分别见于第二至第五章“以炎黄为代表的中华人文始祖群体”、第六章“炎黄时代的辉煌创造”。1.炎黄学研究的炎黄,是以炎黄为代表的中华人文始祖群体。中华人文始祖群体,首先是由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等各部族与族群融合的产物。在文献记载的炎黄时代,经过各氏族、部落或部族的长期融合,最终在我国的中原、东方和南方地区形成三大集团。徐旭生称之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三大集团”1 53 9。其中,华夏集团中又分为炎帝族和黄帝族两个亚族。如 国语晋语四所记:“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东夷集团主要活动在山东南部,最盛时达到山东北部,南至安徽中部、河南南部,东至于海。苗蛮集团,主要活动区域在今日的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北与华夏集团为邻。三个氏族集团在长期冲突、融合与交流交往中,最终成为秦汉时期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包括炎黄二族为主体的华夏集团在内的三大集团,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来源,还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共同缔造者。其次,中华人文始祖群体,以炎黄二族为代表,是因这个群体活动的时间范围为炎黄时代,文化创造成果,亦归功于炎黄。2.以炎黄为代表的中华人文始祖群体,是炎黄时代文化的创造主体。炎黄时代的文化创造成果,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物质文明创造,如创制耒耜,发展农业;织麻为布,缫丝制衣;石煮烹食,始作瓦甑;构木架屋,建筑宫室;始制舟车,引重致远;耕而作陶,冶铜铸鼎;发明医药,教制九针;日中为市,开创交易等八个方面。精神文明创造,如以德为王,修德振兵;设正分治,建政立制;符号记事,造字作书;始设蜡祀,封禅祭祀;作歌兴舞,造律作乐;制作历法,考订星历;婚丧嫁娶,创立礼制;兴作彩陶,绘画雕刻等亦八个方面。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创造,“非炎帝、黄帝一人或几人所为,亦非炎帝、黄帝一生一世所能为,而是由多个氏族、部落众多人物,经过长期反复实践创造创新而取得的成果”1 21 8 5。如柳诒徵所论:“黄帝时之作,或恃前人之经验,或赖多士之分工,万物并兴,实非一手一足之烈。”1 61 5如 世本 云:“伯余作衣裳”,“伶伦造律吕、造磬”;如 周礼 所记“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之说,等等。总之,炎黄时代的文化是中华人文始祖共同创造的成果,累加炎黄二帝之身,“使其成为炎黄时代集体发明创造的代表、旗帜和象征”。3.狭义炎黄文化是炎黄文化的本源。自1 9 9 1年5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初,学界关于炎黄文化的界定就有广义、狭义之别。其中,狭义炎黄文化指“炎帝与黄帝时代的中国文化”。若从广义上理解,“由于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始基,因此也可以用炎黄文化一词泛指、代称中华文化”。广义上的炎黄文化,“是指炎黄二帝开始,前后承接不断、相沿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1 73 1。学界多倾向于以广义的炎黄文化指代炎黄文化,如戴逸在“炎黄文化201第4 3卷 第5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9月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上就指出:“我们所说的炎黄文化,通常是指中国各民族祖先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成果的总和。”1 82 1至2 1世纪初,又有学者提出“中义的炎黄文化,指炎黄二族的文化以及炎黄时代以 后 对 炎 黄 传 统 进 行 阐 发、认 同、重 构 的 文化”1 92 8 1-2 8 3。从狭义、中义、广义炎黄文化的不同内涵观察,狭义炎黄文化,无论是指炎黄时代发生的文化,还是指炎黄时代的辉煌创造,都是中义炎黄文化的本源、广义炎黄文化的文化源头,是炎黄文化持续传承的文化基因、炎黄学的本体。而广义和中义炎黄文化是炎黄后裔对狭义炎黄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再创造,已经进入认识论的范畴。(三)炎黄学的认识论认识论多指对本体的记录、描述、阐释以及对本体真相的追究。炎黄学的认识论是对炎黄学本体的记忆、传承、阐释与再创造,涉及炎黄与中华民族、炎黄与中华文明、炎黄与中华文化、炎黄与国家认同,以及炎黄后世对炎黄事迹的追记等,分别见于第七至十二章和第一章。1.炎黄与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第八章“炎黄学与中华姓氏文化”和第十二章“黄帝与中华文化共同体溯源”两章,在姓氏血缘、始祖祭祀双向逆推中,把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追溯至炎黄。历代谱书所见,中华姓氏起源有伏羲风姓、炎帝姜姓、黄帝姬姓三大系统,但“黄帝主体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1 23 2 9-3 3 5。据最早姓氏书 世本 秦佳谟本收录1 4 5个姓氏中,出自黄帝者1 1 0个,占比7 5.9%;出自炎帝者3 0个,占比2 0.7%;出自东夷者5个,占比3.4%。在当今1 0 0大姓氏中,出自黄帝者8 6姓,出自炎帝者1 3姓,出自伏羲者仅有任姓。作者认为,黄帝在中华姓氏起源方面占有的绝对优势奠定于西周。据 左传记载:“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作者认为,在姓氏学意义上,黄帝二十四子及司马迁构建的“一元谱系”是按父系血缘确定的,父系血缘是前提,是历史起点;在炎黄祭祀意义上,父系血缘是炎黄共同体祭祀的起点,是共同体的“老祖宗”1 24 6 6。炎黄作为中华人文始祖是一种文化结构形式,炎黄文化则是一种结构性存在。不仅以父系血缘为基本资源和纽带、以黄帝二十四子为基本姓氏,还存在一个“由分到合,最终变成一家人的过程”。所谓共同体之路,大抵是一个基于血缘的由分到合的过程。甚至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形成,以及中国文化大传统等,也都是基于父系血缘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因此,中华姓氏的血缘、文化结构,肇始、创建于炎黄时代。2.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