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焦竑对李贽的影响看其在晚明性灵文学中的地位.pdf

焦与李贽交往颇深，焦对李贽人格心态、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运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对焦与李贽撰写、编纂以及评点等文献材料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李贽在人格心态与学术思想方面发挥了焦注重自我的一面，形成了其狂者人格与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想。焦在 焦氏类林中呈现出的对人物真性情的欣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贽的 初潭集，使得“真”成为李贽的一种重要审美倾向。焦、李二人在尊苏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共性，呈现出对苏轼小品文文体的重视与对挥洒自如的文学风貌的推崇。研究证明，焦与李贽的交往与影响使得焦成为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重要开启者。深入考察焦对李贽的影响，可以进一步认识晚明性灵文学的发展过程，对进一步厘清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焦；李贽；性灵文学；三教合一；尊苏；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焦，字弱侯，江苏南京人。焦在明代中后期以博学著称，在史学、考据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所建树。同时，他也是阳明心学后学之健将，对阳明心学的学术观念颇为认同，形成了他“自信本心”的人生追求。他大力发扬了阳明后学泰州一派的“性无善恶”说，并融合佛道之学，提出了自己独具一格的三教合一理论与性空理论。他的人生追求、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关联。由此，焦在主要以阳明心学为思想基础与人生信念的晚明文人群体中亦具有很大影响力。焦与李贽交往颇深，李贽即是晚明时期受到焦影响的重要人物之一。李贽为学无所师承，但得之于焦者甚多。特别是在阳明心学与佛道之学方面，李贽受到焦很大的启发，二者在文学观念方面亦颇有相似之处。学界在论及焦、李贽的交游情况时对二者关系多有提及，但集中阐发二者交往情况及影响的研究成果则较少。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刘开军 焦学术交谊与台湾学者袁光仪 晚明儒者融会佛道二家的学术范例 论焦兼摄耿定向与李贽之学的思想特色二文。刘文认为作为晚明博学学者、阳明后学与著名藏书家的焦对李贽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焦三教会通的学术思想与李贽产生了共鸣；（）焦为李贽 藏书 续藏书等著作的撰写提供了文献支持，并且李贽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焦的审阅、修订下最终定稿的。袁文指出焦学术思想乃是耿定向与李贽二者学术思想不同侧面的互文足义，焦充分肯定了李贽学术思想中崇尚自由与推崇主体性的特征，并在此点上对李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除了以上两文所论及之外，焦对李贽的影响还表现在多个方面。笔者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再结合新发现的文献材料，从人格心态、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等几个方面深入分析焦对李贽的影响。众所周知，公安派的文学思想是在李贽的直接启发下形成的，而杨敏：从焦对李贽的影响看其在晚明性灵文学中的地位文学美学李贽文学思想的核心要素“真”及其对小品文体的推崇直接来源于焦。认识到此点对进一步厘清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一、焦与李贽交往之情况考诸史实，焦与李贽结识应在隆庆元年（）。此年冬，焦赴京准备次年会试，而李贽此时正在京担任礼部司务，二人相识应始于此年，然而此时二人并未深交。隆庆五年（），李贽因厌恶京城浮华，乞任留都，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李贽早闻焦大名，此时两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在此后于南京任职的五年中，李贽日与焦相聚论学。李贽曾自述此时情形云：既而徙官留都，始与侯朝夕促膝穷诣彼此实际。夫不诣则已，诣则必尔，乃为冥契也。故宏甫之学虽无所授，其得之弱侯者亦甚有力。夫侯千古人也，世之愿交侯者众矣；其为文章欲以立言，则师弱侯；为制科以资进取，显不世之业则师弱侯。又其大者，则曰：“是啜菽饮水以善事其亲者也，是立德也。”故世之为不朽故以交于侯者，非一宏甫也。然惟宏甫为深知侯，故弱侯亦自以宏甫为知己。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李贽对这份友情的真诚与珍惜。隆庆六年（）到万历四年（）这几年中，焦、李二人过从甚密，他们或者谈学论道，或者饮酒作诗。由于材料的缺失，使得我们无法对这一时期两人在思想上的交流有更加详细深入的了解，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即此时二人经常对心学理论进行探讨。嘉靖四十一年（）师从于耿定向，万历二年（）问学于王襞，焦对心学的体悟可谓是日益加深了，而李贽在北京担任礼部司务时就开始接触阳明心学，在南京时又一心向道，积极参与各种讲会，因此共同商讨性命之理自然是情理中事。李贽对心学的接触源于其对死亡的恐惧。他曾追忆其问学起因曰：“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王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对阳明心学的理解在于解决生死问题，参悟到生命的底蕴，这与焦人生价值观中追求性命解脱的一面是相契合的。另外，由于焦学问的广博，李贽在南京期间所涉猎书籍范围明显扩大，同时萌发了著书评史的癖好。李贽读书时所遇到的种种疑问，焦都一一为之解答，这就是李贽所说的“古人言语多有来历，或可通于古未可通于今者，时时读书时时想兄，愿得侍兄之侧也。此弟之不可少兄者一也。”从隆庆五年（）到李贽离开南京，出任姚安太守的万历五年（），焦与李贽的交往是十分融洽的。焦曾有诗追忆此时的情形。一笑同幽事，移樽向夕阴。长风吹片雨，萧飒动高林。自爱丘中赏，还同泽畔吟。相看意不尽，凉露满衣襟。化城围野色，空翠落秋阴与客开香积，谈玄傍竹林。梵天留宴坐，花雨助清吟。一酌那为贵，因之披素襟。我们分明可以读出两位意趣相投的好友相聚时的愉悦。长风片雨、萧飒高林，焦、李二人于此中谈玄论道，他们大概深深感受到心学给他们带来的人生受用，深深感受到忘怀得失、超越世俗后的快乐。如果不是这样，焦笔下怎会出现如此充满韵味，如此清新、空灵的景色呢？从万历五年（）李贽离开南京，直至万历三十年（）李贽于狱中自裁，其与焦不断有书信往来，内容多为探讨心学理论，并共有 次相会。万历九年（），李贽与焦会于黄安。万历二十年（），李贽与焦会于汉阳。万历二十六年（），焦遭诬陷贬官，李贽与焦联舟南下。万历二十七年（），焦自福建辞官回南京，李贽亦自黄安移居南京永庆寺，与焦研讨性命之学。纵观李贽一生，其确以焦为知己。李贽曾将 藏书交与焦，并去信曰：“望兄细阅一过，如以为无焦澹园集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阳明先生道学钞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焦澹园集 北京：中华书局，：焦澹园集 北京：中华书局，：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害，则题数句于前，发出编次本意可矣，不愿他人作半句文字于其间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可见，在李贽看来，焦是唯一能了解他的人。从以上梳理可知，李贽自述其为学“得之弱侯者亦甚有力”当为不虚之言。焦对李贽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人格心态、学术思想及文学观等几个方面。二、焦对李贽人格心态、学术思想的影响（一）狂者气魄焦本人的个性中就带有狂的成分。耿定向在 评焦杨两生诗中写道：“淳也雅而淡，乎简且狂。”焦亦曾对“狂狷”与“乡愿”做出区分：“大氐中行其犹龙乎？狂犹凤，狷犹虎，其卓落俊伟均为任道之器。至于乡愿者，狐也。狐肖人形，不能辨其形而反为所惑，至一逢狂狷，众口嗷嗷。必力排之而后已，世人之良可悲矣！夫君子之贵自信而已，苟有狂狷之一节，即为孔孟所印可矣，即庸流排沮之何伤哉？”在焦看来狂狷虽然不如中行，然而亦有成圣的可能。并且狂狷具有自信其心的人格境界。焦曾有诗赠李贽云：“昔我从结发，翩翩恣狂肆，凌厉学问场，志意纵横飞。慷慨思故人，自谓不足为。世俗薄朱颜，荣华翻见嗤。中原一顾盼，千载成相知。相知今古难，千秋一嘉遇。而我狂简姿，得蒙英达顾。肝胆一以披，形迹非所骛。”道出了二人同为狂者的相似性。焦推崇李贽，亦是着眼于李贽所具有的狂者人格。“先生高迈素洁，如泰华崇岩，不可昵近，听其言泠泠然，尘土俱尽，而实本人情、切物理，一一当实不虚，盖一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李贽本来就具有疏狂之性格，在其思想体系中亦对狂者颇为推崇。与焦一样，李贽认为，除了中行之外，狂者最具备成圣的可能，乃是因为狂者具有独立的品格。其云：“盖狂者下视古人高视一身，以为古人虽高，其迹往矣，何必践彼迹为也，是谓志大。”又云：“狂者不蹈故袭，不践往迹，见识高矣，所谓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谁能当之。”在与焦往来的书信中，李贽曾与焦专门讨论过此问题。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此的然之理也豪杰之士，亦若此焉尔矣。今若索豪士于乡人皆好之中，是犹钓鱼于井也，胡可得也！则其人可谓智者欤！何也？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古今圣贤皆豪杰为之，非豪杰而能为圣贤者，自古无之矣。今日夜汲汲，欲与天下之豪杰共为圣贤，而乃索豪杰于乡人，则非但失却豪杰，亦且失却圣贤之路矣。所谓北辕而南其辙，亦又安可得也！吾见其人决非豪杰，亦决非有为圣贤之真志者。李贽认为豪杰之士必然有不同于常人之处，只有豪杰方才具备成圣的志向与条件。焦与李贽此种对狂者气魄的推崇均是源于阳明心学的熏染。阳明心学对自我价值的挺立使得焦、李二人对狂者之独立精神均颇为推崇。这种人格气质的相近与相似也是焦、李二人能够互相欣赏的重要原因。（二）三教合一李贽对道家学说的研讨始于万历三年（），对佛学的研究始于万历四年（）。其云：“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乃复研穷 学 庸要旨，知其宗贯。”从时间上来说，此时正是李贽于南京任职，并与焦密切往来之时。焦对佛道之学颇有探究，因此李贽对佛道的研究应与焦不无关系。此点有李贽书信为证：“老虽无用，而时疑者，三圣人经纶大李贽焚书 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册）济南：齐鲁书社，焦澹园集 北京：中华书局，：焦澹园集 北京：中华书局，：焦澹园集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焚书 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焚书 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焦澹园集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焚书 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杨敏：从焦对李贽的影响看其在晚明性灵文学中的地位文学美学用，判若黑白，不啻千里万里，但均为至圣，未可轻议之，此又弟之不可少兄者三也。”可见关于三教合一的问题亦是焦、李二人讨论的重要内容。李贽 初潭集中曾有一篇谈论儒释道三教关系的文字，后题为 三教归儒说，收入 续焚书中，是了解李贽三教合一思想的重要材料。儒、道、释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必闻道然后可以死，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非闻道则未可以死，故又曰：“吾以女为死矣。”唯志在闻道，故其视富贵若浮云，弃天下如敝履然也。然曰浮云，直轻之耳；曰敝履，直贱之耳，未以为害也。若夫道人则视富贵如粪秽，视天下若枷锁，唯恐其去之不速矣。然粪秽臭也，枷锁累也，犹未甚害也。乃释子则又甚矣：彼其视富贵若虎豹之在陷阱，鱼鸟之入网纲，活人之赴汤火然，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一如是甚也。此儒、道、释之所以异也，然其期于闻道以出世一也。盖必出世，然后可以免富贵之苦也。尧之让舜也，唯恐舜之复洗耳也，苟得摄位，即为幸事，盖推而远之，唯恐其不可得也，非以舜之治天下有过于尧，而故让之位以为民计也。此其至著者也。孔之蔬食，颜之陋巷，非尧心欤！自颜氏没，微言绝，圣学亡，则儒不传矣。故曰：“天丧予。”何也？以诸子虽学，夫尝以闻道为心也。则亦不免仕大夫之家为富贵所移尔矣，况继此而为汉儒之附会，宋儒之穿凿乎？又况继此而以宋儒为标的，穿凿为指归乎？人益鄙而风益下矣！无怪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文中李贽指出儒、释、道三家相通之根本在于闻道以出世的终极追求，只是三家对于天下与富贵的态度有所不同而已。儒家以天下与富贵为轻，道家以天下与富贵为累，而佛家则以之为陷阱。进而认为尧之让天下于舜，亦是为了要求得出世之解脱。汉儒之所以附会，宋儒之所以穿凿，皆是因为失去了儒家闻道以出世的本意。说释、道乃出世之学庶几合乎释道之学的特点，而李贽将儒学之终极追求解释为闻道以出世则是出于其追求自我性命解脱的人生价值观，对儒学做出的创造性解释。可以说，追求自我性命之解脱是李贽提倡三教合一的根本目的。焦提倡三教合一，尽管亦有追求自我解脱之一面，但其总体思路则是通释、道之无，以用儒家之有，其常常以儒家经世入世之价值观改造释道之学，与李贽在三教会通的路径上是相反的。也正是因为如此，焦、李二人在人生价值观亦有分歧。焦在科举场中屡屡受挫而终不放弃，自然是以经世之志为支撑。而李贽对焦此种举动颇为担忧，屡次劝说焦莫把时光浪费于科举场中，应以了脱生死为根本追求。其在焦科举失利后作诗云：“秣林人去帝京留，可是明珠复暗投？”“丰城久去无人识，早晚知君已白头。”万历十三年（）居麻城时，又作书劝喻焦道：“夫兄以盖世聪明，而一生全力尽向诗文草圣场中，又不幸而得力，故于生死念头不过一分两分，微而又微也如此。且当处穷之日，未必能为地主，是以未敢决来。然兄实不容不与弟会者，兄虽强壮，然亦几于知命矣，此时不在念，他年功名到手，事势益忙，精力渐衰，求文字者造门益众，恐益不暇为此矣。功名富贵等，平生尽能道是身外物，到此反为主而性命反为宾。”在李贽看来，参加科举，求取功名只是身外之事，却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夫文学纵得于词苑，犹全然于性分了不相干，况文学终难到手乎？”万历十六年（），李贽又去信劝说焦以死生为念，可见两人之分歧。三、焦对李贽文学观的影响（一）“真”：从 焦氏类林到 初潭集 焦氏类林为焦读书笔记，乃其采辑旧闻而成，后经友人李登整理出版。其书仿照 世说新语篇目进行分类，记录了自上古至元代诸位人物之言行事迹。万历十六年（），李贽看到 焦氏类林焦澹园集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焚书 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焦澹园集 北京：中华书局，：焦澹园集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焚书 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后大为赞赏：“类林妙甚，当与 世说并传无疑。”李贽 初潭集的编写即是源于 焦氏类林的直接影响。李贽在 初潭集自序中说：“临川王撰 世说，自汉末以至于魏晋二百年间物耳，上下古今固未备也。焦氏类林起自义、轩，迄于胜国，备矣今观二书，虽千载不同时，而碎金宛然，丰神若一，学者取而读之，于焉悦目，于焉赏心，真前后自相映发，令人应接不暇也。譬则传神写照于阿堵之中，目睛既点，则其人凛凛自有生气；益三毛，更觉有神，且与其不可传者而传之矣。”可知李贽对 世说新语与 焦氏类林十分推崇，其后李贽便将 世说新语与 焦氏类林合并，在两书基础上编纂而成 初潭集，并对其中人物言行进行点评。从上述引文可知，李贽对 世说新语与 焦氏类林推崇的着眼点在于两者对人物性情的传神刻画。究其实质，焦 焦氏类林的编写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为了保存史料，二是为了垂训后世。关于此点，姚汝绍在为 焦氏类林作序时便已指出：“昔汉末暨魏晋诸公，雅善清言，警软间皆成珠玉，宋临川王刘义庆辑其隽永者为 世说新语传焉，由是历代珍之，在今尤盛然以愚管评之，幕言要在垂训，言不足训，虽新何关，且自汉而上，可采者尚繁篇籍，顾略不蒙其网罗，读者又安能无遗憾也乎！大都刘氏主在辅谈，弱侯欲以为训，意自各有攸存，是书若行，自可与之分路扬镀，亦何铢两于上中下驷之间而判其优劣也哉？嗟乎，古人顺世化俗之心，盖往往然矣，又何疑补弱侯。”此序指出了 焦氏类林与 世说新语在主旨上的差别。世说新语呈现了魏晋名士的精神风貌，姚汝绍评其“主在辅谈”。而 焦氏类林的编写的目的则在于顺世化俗，垂训后世：“夫古人嘉言垂不朽，咸可轨法后世，顾具散逸纪载中，而简册浩盲，不音如象纬川岳，即穷搜博猎，未可考而悉也乃今焦弱侯氏揽百家，猎千古，言有当于心者，辄手录之，遂集成 类林。书约言赅，无庸考索，而百氏艺文，可一批阅间得之；古人嘉处，似无遗矣，意援古而示训，乃即耻独为君子者，其功伟矣。”焦氏类林采辑古人言行就是为了给后人提供可以效仿的轨范。焦氏类林虽无焦之评语，然可以从选材特点方面窥测其思想倾向。焦氏类林仿照 世说新语编纂体例，将所辑材料按照门类编排，共分为 门。其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师友、方正、长厚、清介、雅量、俭约、政事、文学等门，都带有明确的垂训后世的意图。并且这些门类的材料选辑数目较多，君臣 则，师友 则，政事 则，文学 则。这 个门类是 焦氏类林中选材最多的门类，可见焦对其颇为重视。这些门类所收入之人多为明君贤臣或者道德典范。此举数条以证之。善于纳谏之明君：景公为台，台成，又欲为钟，晏子谏曰：“君不胜欲，为台又为钟，是重敛于民，民之衰矣。夫敛民之哀以为乐，不祥。景公乃止。”刚直方正之贤臣：光武问谁可传为太子者，群臣承上意，皆言太子舅阴识可，博士张佚正色“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清廉之臣：交趾太守张恢，坐脏千金，以资物班群臣，钟离意得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赐。帝怪问其故：“孔子忍渴于盗泉，曾子回车于胜母，恶其名也。”帝曰：“清乎，尚书之 言。”孝子：李贽焚书 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初潭集又叙 初潭集 北京：中华书局，焦焦氏类林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焦焦氏类林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焦焦氏类林：卷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焦焦氏类林：卷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焦焦氏类林：卷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杨敏：从焦对李贽的影响看其在晚明性灵文学中的地位文学美学张敷生母亡数岁，闻之虽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岁许，求母遗物，而散失已尽，惟得一画扇，乃缄录之。在 焦氏类林中，衡量人物最重要的标准是道德操守与政治才能，这与焦夙怀经世之志的人格心态是密切相关的。然而以道德操守评判人物并不能完全概括 焦氏类林的思想倾向。焦氏类林中亦包含有焦对人物性情之美的欣赏，这集中体现于豪爽、任达、盝逸、简傲诸门中。如其对嗜酒之人的描绘：郑泉嗜酒，临卒，谓其同类曰：“必葬我陶家之侧，庶百岁后，化而成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我心矣。”伯伦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秩，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铲遂之，云：“死便掘地以埋，木形骸遨游一世。”这几则材料无不透露出焦对人物潇洒、放达之性情的欣慕与推崇。又如从审美的角度对人物性情的赏析：陶弘景爱山水，每经涧洞，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谓门人曰：“吾见朱门广厦，虽识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虽知此难立之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禄，得则差舛，若不尔，岂得为今日之事，岂惟身有仙相，亦缘势使之然。”诸如此类均已溢出了道德评价的范围。当然，焦对人物性情之美的弘扬并不具备理论上的自觉，然如果仔细体味 焦氏类林中豪爽、任达、盝逸、简傲诸门中所选人物的言行，则可发现这些人大多具有率性而为的性格特点。如果从学术根源上说，焦提倡率性之美，应该源于其良知当下现成的学术思想。良知当下现成的观点提倡良知的自然发用，与率性而为在内在理路上是相一致的。这正是 焦氏类林影响 初潭集的关键所在。从门类上看，李贽 初潭集保留了 焦氏类林中豪爽、任达、盝逸、简傲诸门，而有所增加。又提出了“自然之性”的观点：“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岂讲道学者所能学乎！”自然之性是与假道学相对的，其最重要的特征是率性而为，真诚无伪。简言之，就是真实的表现自我性情。以真、假评判人物，是 初潭集一以贯之的主旨。“武王有疾，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为坛于南方北面，植璧秉皀，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愿以旦代某之身，史册祝以告，归而纳册祝于金藤之匮中。”李贽认为周公此举颇为虚伪：“周公欲以身代兄之死，既以明告于神矣，而卒不死何耶？然犹可委曰：神不许我以死，我岂敢自死乎！我直以明我欲代兄之心云耳，非以祈人之知我欲代兄之死也。”李贽认为周公乃是出于好名，故而虚伪。与此种虚伪之假道学相比，一些率性之举则更符合李贽关于真诚的标准。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也！”张志和筑室越州东郭。陈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为买地，大其闳，号回轩巷。先是门阻流水，无梁，少游又为构之，号大夫桥。陆羽尝问“孰为往来”，志和曰：“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诸公共处，未尝少别。”真诚，是李贽评判事物的重要标准。正由于此，李贽所反对的是假道学，而对真道学，则是颇为崇焦焦氏类林：卷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焦焦氏类林：卷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焦焦氏类林：卷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焦焦氏类林：卷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李贽初潭集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初潭集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初潭集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初潭集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初潭集 北京：中华书局，：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敬的。“韦澳兄温与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请用澳为御史。又谓澳曰：高公甚欲与汝一面，一面即为御史矣。澳曰：然恐无呈身御史也。”韦澳之行为并非出于虚伪，因此赞其：“此真道学，可敬也。”率性而为，自然真实亦是李贽为人之特点与准则，正如其云：“怕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喜讲学便讲学，不喜讲学便不肯讲学。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轻安，既无两头照顾之患，又无掩盖表扬之丑。”（二）尊苏：苏长公二妙集 东坡志林与 坡仙集尊苏是焦的重要文学观点，焦尊苏出于其自得于心的文学观，要点在于苏轼之文具有“卓然有所创见”与“道其所欲言而止”的文学风貌，而根源在于苏轼具有卓然独立的人格境界与心性空明的学术思想。尊苏同样是李贽的重要文学主张。其在给焦的书信中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又云：“苏长公片言只字与金玉同声，虽千古未见其比，则以其胸中绝无俗气，下笔不作寻常语，不步人脚故耳。”可见李贽推崇苏轼，亦着眼于其卓然独立的人格境界与卓然有所创见的文学风貌。尽管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李贽尊苏的观念直接来源于焦的启发，但李贽在与焦的书信中多次表达出对苏轼的推崇，可见二人在此点上的契合。焦、李二人在尊苏问题的契合亦可见于二人对苏轼文集的编纂中。万历二十八年（），李贽所选十六卷 坡仙集由焦主持刊刻。对于 坡仙集所选篇目，李贽有其独特的标准，在与焦的书信中，其云：“弟于全刻中抄出作四册，俱世人所未取。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长公俯就世人而作也。至其真洪钟大吕，大扣小应，俱系精神髓骨所在，弟今尽数录出，时一披阅，心事宛然，如对长公披襟面语。”可见，李贽对苏轼文章的选择是与世人不同的。李贽在与焦的另一封书信中指出了此种不同的关键所在，他在此信中评论苏轼文章云：“如大文章终未免有依仿在。”可知李贽对苏轼所谓“大文章”并不重视。那么，李贽所重视的是苏轼的何种文章？此点可从李贽所披选 坡仙集所存篇目探知。坡仙集选诗赋 篇，颂 篇，墓志铭 篇，铭 篇，偈 篇，赞 篇，传 篇，碑 篇，记 篇，叙 篇，祭文 篇，祝文 篇，志林 篇，杂作 篇，经说 篇，论 篇，表状 篇，乐语 篇，启 篇，书柬 篇，策问 篇，奏议 篇，内制 篇，外制 篇。在李贽所选诸种文体中，书柬所占的比重最大，而在书柬中又以尺牍篇目最多。究其原因，在于尺牍的写作具有随意性，其文体规定性不是很强，创作者可以随意挥洒，最能体现创作者的精神风貌。李贽对苏轼尺牍的共 条评点中，就有 条用了“趣”“趣甚”的字眼，可知李贽鉴赏苏轼尺牍的着眼点。不仅对于尺牍这种文体如此，“趣”也是 坡仙集编选与评点一以贯之的宗旨。李贽在 坡仙集中的评语可分为 大类：一是“趣”“趣甚”，二是“好”“好甚”，三是“事奇”，四是“可观可感”。从意义内涵上说，“趣”在其中具有统领作用。所谓“趣”大体指一种生动、活泼、机智，甚至是诙谐幽默的风格，这种风格能使文学接受者获得一种心理快感。苏轼 答贾耘老云：“今日舟中无他事，十指如悬槌。适有人致嘉酒，遂独饮一杯，醺然径醉。念贾处士贫甚，无以慰其意，乃为作怪石古木，每遇饥时，辄以开看，还能饱人否。”李贽评其“趣甚”，即是着眼于其中的机智与幽默。无独有偶，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焦编选与评点的 苏长公二妙集在选材标准上与 坡仙集若合符节。所谓“二妙”，是指尺牍与诗余两种文体。焦认为这两种文体有不同于序、记、策、论等文体之独特特征。苏长公二妙集卷首有焦撰 东坡二妙题词体现了此点：李贽初潭集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焚书 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焚书 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焚书 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焚书 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焚书 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李贽评辑 坡仙集：卷 明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杨敏：从焦对李贽的影响看其在晚明性灵文学中的地位文学美学坡公言语妙天下，与韩柳欧并列四大家。今学士传诵者独重论策序记之文，而坡公之妙不尽于此。吾以为骈语、佛偈、稗杂、谐谑，莫不矢口霏玉，动墨散珠。而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则莫如简牍诗余。出言入笔，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生。若?州称云：“韵则韦温让壮，舌则侯白让雅，笔则芡豫章让隽。是坡公之独擅，而三家未有也。盖公天才飚发，学海渊泓，而机锋游戏，得之禅悦，凡不可摹之状与甚难传之情，一如坡手，无不跃如，以故模山范水，随物肖形。据案占辞，百封各意。凝云结藻于清真，溢思流韵于婉转。嬉笑怒骂无非文章，街谈巷谑尽属风雅矣。”?州少与历下修古，每厌薄四家文，晚乃酷嗜坡公至比之山文海错。余得秘府藏本，独缀出词二种，揭至妙以示同志。坡公之妙，不尽于论策序记。有能尽众妙者，即与外纪并绝韦编可也。从上文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焦认为尺牍、诗余等文体可以信笔而书，挥洒自如，稗杂谐谑无不可入之，而达到摹不可摹之状与传甚难传之情的效果。杨师孔为焦批点 苏长公二妙集所作的序可以从侧面印证焦以上观点，其云：“盖双鱼尺幅据案传神，艳语新声翰墨游戏，率略挥毫，随手点缀，甚有经济大略。肯心言，不能庄语，不可正言。一字点睛，百家可废。片言居要，心神俱通。向特行乎其不得不行，此则不知其行而特行。向特止乎其不得不止，此则不知其止而止。所谓无心于文而为文之至者也。”其中所云：“率略挥毫，随手点缀”亦即信笔而书的写作方式。除此之外，国家图书馆藏有焦评点的明刻本 东坡先生志林，东坡先生志林内容广泛，收入了苏轼多篇史论杂说。文章长短不一，大多信笔而书。焦对其进行点评，说明其对苏轼此类文章是颇感兴趣的。观其评语，也多从苏轼文章涉笔成趣、洒脱有致的角度进行点评。如评 疾病篇曰“趣语”，评 记道人戏语篇曰“戏而不虐”，评 记与欧公语曰“谐语自灿然”。四、焦在晚明性灵文学中的地位众所周知，李贽对公安三袁文学思想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然而，三袁接触心学理论则是始自焦，并且是在焦的推荐下才问学于李贽的。三袁当中袁宗道最先结识焦并受其直接影响。袁宗道早年因疾病缠身而关注于生死问题。袁中道 石浦先生传言：“逾年，抱奇病，病几死。有道人教以数息静坐之法有效，始闭门鼻观，弃去文字障，遍阅养生家言。是时海内有谈冲举之事者，先生欣然信之，谓神仙可坐而得也。”可知袁宗道早年为学除科举制义外便是倾心于养生修仙之学，以求得长生不死。袁宗道为学的转向发生于万历十七年（），就焦、瞿汝稷问学之后。据袁中道回忆，“己丑，焦公首制科，瞿公汝稷官京师，先生就之问学，共引以顿悟之旨。”其后袁宗道之为学方式便发生了转变：“便阅大慧、中峰诸录，得参求之诀。久之，稍有所豁。先生于是研精性命，不复谈长生事矣。”可知袁宗道经历了一个由养生学说向心性学说的转向，而此种转向的第一阶段便是求得儒释合一之旨。袁小修记其“偶于张子韶与大慧论格物处有所入”，“至是，始复读孔孟诸书，乃知至宝原在家内，何必向外寻求”。其在 说书类中便云：“三教圣人，门庭各异，本领是同。所谓学禅而后知儒，非虚语也。先辈谓儒门澹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故今之高明有志向者，腐朽吾鲁、邹之书，而以诸宗语录为珍奇，率终身濡首其中，而不知返。不知彼之所有，森然具吾牍中，特吾儒浑含不曳灵耳，真所谓淡而不厌者焦东坡二妙题词 苏长公二妙集 明刻本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杨师孔焦太史批点苏长公二妙集序 苏长公二妙集 明刻本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焦评东坡先生志林：卷 明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焦评东坡先生志林：卷 明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焦评东坡先生志林：卷 明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袁中道珂雪斋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中道珂雪斋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中道珂雪斋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中道珂雪斋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也。闲来与诸弟及数友讲论，稍稍借禅释儒，始欣然舍竺典，而寻求本业之妙义。”袁宗道这里所说的本业之妙义所指应为心性之学。袁宗道论心性以虚灵为宗，亦主性无善恶说。其解至善云：“夫善何以曰至也？住于恶固非善，住于善亦非至善。善恶两边俱不依是何境，所谓至善也。但起心动念，便不是止。起心动念，不属善边，便属恶边，便不是至善。”究其实质，袁宗道所论虚灵之性体应不执着于有，亦不执着于无。“有所恐惧，等是执有，心不在焉是落空。要之，有所不在，俱是迷妄。此广大心，宁谓之有，谓之无乎？妄谓之有者，如目翳而为空有真花；妄谓之无者，如病狂而为己头忽失”“有心造出的，固是小慧：假饶无心造出的，亦不离小慧。何者？有心即落掉举，无心便属昏沉，都堕情识，故名小慧”。宗道之意在于通过有无双遣而达到一种超越对待之虚灵状态，所谓“凡物以彼载此，以此载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盖有二，故可载可破也。而道岂其然哉？不惟不可言二，而且不可言一，又安得而载之破之。”这种超越对待的状态，便是孔子所谓“执中”：“虚灵之地，不染一尘，亦不舍一法。故不见有一法可取，亦不见有一法可舍。若有所取，则有所舍矣。扬子取为我，墨子取兼爱，而子莫执中。”即是一种无所倚之逍遥之境。正因为持有此种超越对待之虚灵心性观，使得其对儒家圣人之评价也往往采取了一种超越之视角，其评尧舜云：“尧舜事业，如一点浮云过太虚。”袁宗道在出入释道与以虚灵论心性等方面可谓与焦如出一辙，其中所受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大概由于学术思想的变化，在文学观上，袁宗道也一改早年习复古的倾向而主“辞达”：“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辗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之所以要辞达在于需写心。要做到辞达首先则要用语浅近。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之别。今人认为古人用语奇奥，是因为拿今之语言和古之语言相比，焉知今人所谓古人之奇字奥句非古之街谈巷语？这也是复古派之错误所在。“左氏去古不远，然传中字句，未尝肖书也。司马去左亦不远，然史记句字，亦未尝肖左也。至于今日，逆数前汉，不知几千年远矣，自司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空同不知，篇篇模拟，亦谓反正。后之文人，遂视为定例。”袁宗道认为并非不必学古，师古在于师其意，而不必泥其字句，学达即是学古。既然文之发生最根本者在于心与意，好的文章则必然是有情有识的。“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瑏瑠袁宗道尚达的文学观与焦是一致的，袁宗道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 白苏斋类集，可见其与焦一样均推崇苏轼。要之，即在于苏轼为文能达于心，亦能达于口与手，即上文所言苏文所具有的挥洒自如的文学风貌。袁宗道虽非公安派中最有文学成就的，但却是公安派的开创者。钱谦益在 列朝诗集小传中说：“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瑏瑡朱彝尊亦云：“（伯修）既导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派盛行。”瑏瑢从这个角度来说，焦对公安派的发展实在是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袁宗道将自己在焦处所闻的心性之学传授给二袁：“仲兄与予皆知向学，先生语以瑏瑠瑏瑡瑏瑢袁宗道白苏斋类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宗道白苏斋类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宗道白苏斋类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宗道白苏斋类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宗道白苏斋类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宗道白苏斋类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宗道白苏斋类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宗道白苏斋类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宗道白苏斋类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宗道白苏斋类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朱彝尊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杨敏：从焦对李贽的影响看其在晚明性灵文学中的地位文学美学心性之说，亦各有省，互相商证。先生精勤之甚，或终夕不寐。”并且在焦的推荐下，三袁前往麻城问道李贽，“时闻龙溪李子冥会教外之旨，走西陵质之。李子大相契合，赠以诗，中有云：诵君 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 老苦 。”万历十九年（），公安派主将袁宏道赴麻城龙湖，拜会李贽，“先生（袁宏道）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待兔，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壑。”此后，袁宏道开始文风的变革，进一步推动了袁宗道所开创的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掀起了浩浩荡荡的性灵文学思潮。这已是学界之共识，兹不赘述。除了三袁外，公安派其他主要成员，如陶望龄亦是通过焦结识李贽的。“望龄在京师时，从焦弱侯游，得闻卓吾先生之风，继得其书毕习之，未尝不心开目明，尝恨不能操巾拂其侧。”从以上的梳理可知，焦对李贽人格心态、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阳明心学良知现成的学术观点是焦、李二人学术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共同学理基础，李贽在人格心态与学术思想方面发挥了焦注重自我之一面。焦在 焦氏类林中呈现出的对人物真性情的欣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贽的 初潭集，使得“真”成为李贽的一种重要审美倾向。焦、李二人在尊苏问题上也有很大共性，呈现出对苏轼小品文文体的重视与挥洒自如的文学风貌的欣赏等特征。可以说，作为晚明性灵派的先驱，李贽的文学观念的核心要素均来自焦，焦、李二人在人格心态、学术思想与文学观念方面都已呈现出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明显特征。而焦与李贽的交往及对李贽的影响，使得焦又成为李贽与公安派交往的重要媒介。认识到此点对进一步厘清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焦与李贽的交往与影响使得焦成为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重要开启者，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责任编辑：杨云红）袁中道珂雪斋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中道珂雪斋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中道珂雪斋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陶望龄歇盭集卷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