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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革命”到“大革命”在“章开沅先生学术与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王奇生我今天只谈章开沅先生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发表在 1991 年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的增刊上。因为是一个增刊，所以在“中国知网”上查不到。现在的学术文章如果没有被“中国知网”收入，会非常影响它的传播。“中国知网”上有章先生的文章 255 篇，但没有这篇文章。我有个想法，2015 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章开沅文集。但文集有 11 卷，看的人不会很多，可否从中挑选 10 篇，编一本章开沅选集，20 万字左右就可以。我想会有非常好的传播效果。如果要选 10 篇的话，我会首选 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这一篇。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诗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句诗词出自毛泽东 1963 年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大家都耳熟能详。章先生从这句诗词引申出去，说毛泽东抒发的不仅是个人的情怀胸臆，而且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潜在心态。通常，人们把这种心态称为历史紧迫感，实际上乃是忧惧、焦虑、发愤、渴望、急躁等许多心理因素的复合体。这种民族心态，萌发于鸦片战争以后，形成于甲午战争时期，一直绵延至今。先生还说，这种心态不仅对辛亥革命，而且对辛亥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先生晚年做自我总结的时候，特别强调他注重研究社会环境、社会群体、社会心态。先生的社会群体研究已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对而言，先生的社会心态研究，大家似关注不够。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先生研究社会心态的一篇力作。先生对甲午以后朝野上下对“亡国灭种”的一种群体性焦虑做了很好的描述与分析。正是这种群体性焦虑，导致整个民族的心态是急迫、急切、02急躁、急进、急不可耐、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先生说，甲午以后，先是急急忙忙搞变法，变法不成，又急急忙忙搞立宪，立宪不成，又急急忙忙搞革命，都是急不可耐、急于求成的表现。他说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很大的原因就是太急躁、太冒进了。维新派不注意斗争策略，动作太快，触动面太宽，树敌过多，太急于求成，结果欲速而不达，仅百日即败。清廷搞立宪，开始说是九年预备，大家都说九年预备太长了，清廷妥协，减为五年预备。其实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真正能从帝制转为立宪，九年算什么长呢。先生说，从 20 世纪一开始，中国的历史行程，其变化之大，节奏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甚至也是举世罕见的。一个又一个方案，一个又一个运动，像走马灯一样轮番出场，令人目不暇接。一个方案不见速效，即另谋出路。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总结前一个方案，新的方案又仓促付诸实行。最终群体性地选择革命，认为只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先生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态：“立宪不可，必当革命；缓革不可，必当速革；小革不可，必当全革。能革则存，不革则亡；全革则强，小革亦亡。”辛亥革命之后，一方面孙中山拟订 10 年之内敷设 20 万公里铁路的不切实际的计划，另一方面，人民对共和的期待同样太急与不切实际。1913 年搞国会。国会召开之前，大家都认为国会很神圣，对国会充满过高的期待，以为只要国会一开，中国的救亡图存就可以解决。但是国会刚开了四个月，舆论就一片骂声。过去我们一味指责袁世凯关闭国会。其实在袁世凯关闭国会之前，舆论早就对国会一片骂声。为什么骂呢？因为指望国会救亡图存，没想到国会天天吵架。但国会在西方就是一个吵架的平台，是权力制衡的平台。国会在中国只搞了几个月，舆论就认为议会政治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再次发起暴力革命。过去我们高度肯定这种历史紧迫感。章先生也认为历史紧迫感产生于落后民族的觉醒，体现人民奋发图强的内心躁动，但特别强调要注意研究这种心态的负面效应。一百多年来这种心态对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负面作用不可忽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超英赶美”、“大跃进”乃至“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等豪言壮举，莫不是这种心态的体现。章先生这篇文章虽然发表于 1991 年，但因为发表在学报增刊上，我很长时间都没有注意到。直到 2010 年前后才看到，读时感触颇深，乃倡议自己的学生一起“重读章开沅”。之后撰写过几篇文章，可以说是在先生这篇文章的引发之下做的延伸性研究。12从“小革命”到“大革命”我的研究主要关注五四以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一个更激进的革命形式。五四以后，无论是改组后的国民党还是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都竞相倡导革命。清末是一党独革，到了五四以后是三党竞革。其中中共的革命主张最为激进。中共将 1925 年至 1927 年的革命称作大革命。这意味着中共的革命继承的是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的路径。有“大革命”，相对也就有“小革命”。虽然没有“小革命”这一叫法，但在中共的眼中，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无疑只是一场“小革命”。“小革命”是政治革命，而“大革命”则不仅要搞政治革命，还要搞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是有边界的。政治革命的目标非常明确，将最高统治权力颠覆掉，政治革命就算完成。但是社会革命的目标没有边际，是无限的。所以毛泽东讲，我们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夺取政权之后，还要继续革命，还要不断地革命。在毛泽东那代人的观念里，革命是永无止境的。2013 年我在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上发了一篇论文，题为 高山滚石：20 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我以“高山滚石”来形容 20 世纪中国的三场革命，革命一场比一场激进，就像从高山顶上推下一个巨石，越滚越猛，越滚越急，不达平地不能静止。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而很少关注三次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来考察。传统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不同阶级性质的革命，相互之间有新旧之别，有高下之分，有鸿沟相隔。研究者习惯将三次革命切割开来，孤立地加以研究，甚至以部分否定前一次革命来论证后一次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实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我们有必要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如同一曲戏剧的三个场次。前一次革命如何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如何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章先生那一代学人一般都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两天罗福惠教授、桑兵教授和彭剑教授都就此问题有所阐发。对辛亥革命的阶级定性，其实不是 20 世纪 50 年代才做的，而是 20 世纪 20 年代，其源头来自俄国和共产国际。很简单，苏联认为其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月22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并认为必须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套用这一范式，中共革命之前的辛亥革命，自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本人从来没有说过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说过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到 19241927 年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开始认为国民党是多阶级的联盟，其后又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当时有国民党青年党员表示抗议：为什么让我们代表资产阶级，而你们代表无产阶级？五四以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都已经被污名化，成为一个负面符号。1927 年，冯雪峰写了一首诗，题目叫 小资产阶级，诗是一首纪事诗，描写他和朋友 J 有一回小酌，几杯下肚后，冯雪峰无意间说 J 是小资产阶级。J 即刻满脸迸红，拍着桌子道：“你侮辱了我了。”冯说，要不是他俩是最好的朋友，定要动手打架了。冯雪峰因此感慨说，“小资产阶级”这名词是带着怎样可耻的毒刺呀。所以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共产党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党员就不乐意。1982 年，章开沅先生与台北中研院张玉法先生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就辛亥革命的性质进行论辩时，章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张玉法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大概在张玉法先生的意识里，资产阶级革命仍是含有贬义的。其实章先生晚年已很少再提辛亥革命的性质，也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上不再关注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和同时代学人比，章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重视对“资产阶级”进行实证研究。“文革”前他就已着手研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张謇，“文革”结束后，即写出 张謇传稿。其后带领马敏、朱英、虞和平等弟子从商会档案入手，开展实证研究。最初可能试图证明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后来产生的学术成就远远超出革命性质的讨论。最后我想简单谈一下章先生创办历史研究所的意义。章先生 20 世纪 80年代担任过华中师范学院的校长，是 80 年代以教育改革著称的校长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高度评价章先生创办华师历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重要意义。通过历史研究所这个平台，他建立了一个全国乃至国际知名的学术团队。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全国最早的三位博士生导师之一，假如没有历史研究所，章先生自然也会培养一批弟子，但恐怕不会形成今天这样规模和影响的学术队伍。当今中国历史学界有四大著名学术研究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研究中心、32从“小革命”到“大革命”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研究所和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这四个学术研究机构，均成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至今都有约 40 年的历史，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今天我们纪念章先生，一方面感念章先生创办历史研究所并将研究所建设成今天这样的规模和实力，另一方面，要思考未来如何把这个研究所的学术优势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这是对章先生最好的纪念和告慰。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42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ContentsMr Zhang Kaiyuan and the Research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Conversations with Mr Zhang on Social Classes and Groups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Luo FuhuiThe Direction of Mr Zhangs Academic Work and Its ExpansionSang BingFrom“Small Revolution”to“Big Revolution”：Speech on the“Conference onthe Research and Thoughts of Mr Zhang Kaiyuan”Wang QishengPolitical History StudiesOn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s Maintenances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ea Fron-tiersShui Haigang Han JingchengAbstract：Since the middle of Daogua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crisis in the sea fron-tiers continued.After the Opium War，with the threat of aggressors strong ships and sharp guns，under the oppression of unequal treaties，the gateway of important coastal defense ports in thecountry opened，and foreigners encroachment on the traditional sea sovereignty was every-where.The importance of Taiwan，Penghu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to the maritime secu-rity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highlighted.In the face of a series of sea frontiers crises，on onehand，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gradually accepted the modern concept of ocean and sea power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ocean，and prepared to build a modern navy to protectthe sovereignty of coastal areas；On the other hand，while all kinds of setbacks were coming oneafter another，the government have actively made various efforts and attempts to maintain the bas-ic pattern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ea frontiers.Keywords：Sea Frontiers Crisis；Maintenances of Sea Sovereignty；Late Qing Dynasty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