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寿宁案看明郑内部政治纷争.pdf

专题论文从常寿宁案看明郑内部政治纷争陈思内容提要发生于南明永历十一年（1 6 5 7）的常寿宁案，背后实际上牵涉到明郑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在郑成功与以郑泰为首的明郑勋旧势力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郑成功试图采取各种措施，以加强对勋旧重臣的管控，避免其势力过度膨胀对明郑政权造成损害。这自然引起了后者的不满，从而导致冲突。常寿宁案的发生正是这个矛盾的集中体现，并为双方在未来爆发更大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关键词郑成功郑泰明郑勋旧常寿宁案作者陈思，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常寿宁，明末松江府（治所在今上海松江）人，当地名门世家出身。南明弘光元年（1 6 4 5），常寿宁率族人于松江起兵抗清，失败后转南下投奔郑成功，历任副中军、察言司等职。永历十一年（1 6 5 7），常寿宁弹劾郑氏重臣郑泰等人账目舞弊，郑泰则反诉其有意诬陷，在郑成功的亲自处理下，此案最终以常寿宁被革职幽置台湾作结。后世学界在探讨明郑内部之矛盾冲突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如永历五年（1 6 5 1）施琅出逃、永历十年（1 6 5 6)黄梧降清以及永历十六年（1 6 6 2)厦门诸将抗命等问题上，对常寿宁案多只是在研究明郑海洋经贸情况时顺带提及。但是，如果深人探寻此案的前因后果，便可发现其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一般经济案件的范畴，牵涉到复杂的政治斗争。在郑成功与以郑泰为首的明郑勋旧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常寿宁案的发生，正是郑成功试图采取措施压制勋旧势力的膨胀，从而引发郑泰等人强烈反弹的结果，并为双方在未来爆发更大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一、常寿宁案的经过及其疑点有关常寿宁案，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台湾外记等史籍均有记载，其中后两部史籍的记载只有只言片语，先王实录对此案的描述则较为详细。据先王实录记载，永历十一年二月，常寿宁受郑成功之命，对明郑所经营之海洋贸易账目进行核算，以检查负责人是否有舞弊行为：本年二月间，六察常寿宁在三都告假先回。藩行令对居守户官郑宫傅察算，裕国库张恢、本藩深怒议置重典。?二款状，得实常六察闲置全诺赚实亦有指寿宁受赂泰贪污，但不仅同样遭到驳回，还被曝出受贿等新罪行，处境变得更加险恶：于同年六月再次上告，坚称自己无罪，仍旧指控郑不过该案天就此终结常寿宁被革职后追夺印札，幽置闲住。本藩是夜翻阅簿帐，件件造明。常六察所驳条件，虚谬阿，遂心恶之。传令革去六察事台湾历史研究2023年第3 期利民库林义等稽算东西二洋船本息，并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银两。文中之“郑宫傅”即为郑成功的堂兄郑泰，时任明郑居守户官一职。按郑氏家族自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起便以海洋贸易为本业，郑成功时期，海洋贸易更是成为支持其抗清斗争的关键经济来源。“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而户官便是明郑官方海洋贸易的最高负责人，其权位之重可想而知。裕国、利民二库则为郑成功设立之官库，郑氏海洋贸易所需资金，皆从二库提取，贸易所得亦需归还二库。因此对这些经手大量钱财之要害职位，自需加以监管。在此次核算中，常寿宁发现利民库主管林义“陈略西洋一船本万余未交付算”，怀疑该款项系被其与郑泰合谋吞没，密告郑成功。郑成功“亦疑之”，决定展开进一步调查。永历十一年五月，郑成功驾驻厦门，主持稽查“各项追征粮饷，制造军口及洋船事务”，该案由此被摆上台面。郑泰闻讯大怒，“扭寿宁见本藩”，当面对质，指控常寿宁为清朝充当奸细，故意挑拔离间。郑成功为此亲自出马，查阅账目明细，结果却对常寿宁大为不利：郑成功所谓的“令议置重典”，根据台湾外记的记载，应是将常寿宁交由明郑六官会议审理，后者认定“常寿宁失实，以其离间左右亲信之人，罪当死”。不过郑成功最终还是以常寿宁出身经历可为由，决定对其从轻发落，改为幽置台湾：后念其嵩江世袭勋功，举家四十余口起义勤王，被虏杀死，怜其年老，逐令幽置台湾，令何廷斌供给衣食开销。以上便是常寿宁案的大致经过，如依照先王实录等史料的记载，该案的是非似乎十分清楚：常寿宁对郑泰等的贪污指控，均属“失实”“无据”，自已却反而被查出犯有“离间”“受赂”等一系列罪行，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然而如果结合各方史料，深人比照该案细节，便可发现其中的疑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 9 8 1 年版，第1 5 0 1 5 1 页。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6 3、1 5 1 页。3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5 0 页。4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5 1 页。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5 3 页。江日昇：台湾外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 9 8 3 年版，第1 3 6 页。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5 3 页。陈思从常寿明郑内部政治纷争点。首先，郑泰本人实际上并非什么清白之士，根据闽海纪要等史料的记载，其有巨款私存于日本，均为借职权之便侵占之“国帑”。郑泰死后，其亲属与明郑政权为了这笔款项，还争讼于日本当局。而且，对常寿宁的重要指控之一，乃是其为清朝充当奸细，故意离间明郑内部，但从前述资料中便可看出：常寿宁早在十多年前便起兵抗清，全家四十余口均因此遇害，与清朝乃是血海深仇，说双方有所暗通，可谓匪夷所思。加上常寿宁既然已无家室，本人又老迈年高，也很难想象其还会抱有政治方面的野心，乃至不惜因此诬陷郑泰这样的重臣。这是本案疑点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常寿宁被幽置之地台湾当时尚处荷兰殖民者控制之下，加上荷方历来视明郑为假想敌，针对其进行了大量情报搜集工作，因此亦得以知晓案件的相关信息。在1 6 5 7 年8 月2 2 日的热兰遮城日志中，便有着如下记载：有一个名叫Songia的官员也搭这艘戎克船来到此地，他是个老年人，本来在厦门担任巡检的官职，于国姓爷不在厦门的期间，他跟官员祚爷（Sauja）意见不合，被这祚爷诬告，因而被撤职，要有一段短暂的时间，被从那里放逐到此地来跟此地其他居民一起居住。上文中的“祚爷”（Sauja）即为荷方文献对郑泰的称呼，而“Songia此人的情况亦与常寿宁高度吻合，台湾学者江树生认为“Songia”当指常寿宁，个人亦持相同看法。但文中在谈及常寿宁一案时，却称他是被郑泰“诬告”。荷方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其信息来源主要为大陆来台人士的二手转述，所以“诬告”一说，显然是大陆来台人士的说法。虽然这一认知未必就是真相，但从这件事本身，便可说明当时大陆方面亦不乏认为常寿宁冤枉者。如正在金厦避难的明末名士徐孚远的送雪嵩安置台湾与怀常雪嵩二诗，其实便是为阐发心中对此事的怨愤而作。其中送雪嵩安置台湾一诗内容如下：长日炎蒸碧波森，云逐轻帆青幛查；沧溟以来更向东，结束乘槎何草草！一鹤孤鸣彻九皋，信信众吠徒为劳；面折无辞长孺，远游时咏屈平骚。相闻徐福有遗丘，不问澧州与郁洲；土人佃渔安卉服，客子衣冠对海鸥。与君同里老相怜，调察如罗不敢前；莫怪今来闭其口，郊居八载作寒蝉！连横在台湾诗乘中曾称：“常雪嵩，不知何许人，徐閣公有送其安置台湾之诗，当为在厦所作。”从前诗中的“与君同里老相怜”可以得知，常雪嵩此人与出生于松江华亭的徐孚远为同乡，而常寿宁正是松江人。两人姓氏、籍贯相同，又在同时期被明郑贬逐台湾，很可能为同一人物，“雪嵩”应是常寿宁的字或号。关于郑泰在日本私藏巨款一事，可参见陈自强泉漳集，国际华文出版社2 0 0 4 年版，第1 0 9 一1 1 6 页。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4 册，台南，台南市政府2 0 1 1 年版，第2 3 5 页。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4 册，第2 3 5 页。3徐孚远：钓璜堂存稿，新北，龙文出版社2 0 1 2 年版，第5 4 1 页。连横：台湾诗乘卷1，台北，大通书局1 9 8 7 年版，第1 2 页。4台湾历史研究2023年第3 期在徐孚远眼中，常寿宁是“一鹤孤鸣彻九皋，痘众吠徒为劳”，“面折无辞长孺”的刚直之士形象。长孺为汉朝官员，以直谏著称，后便成为此类人物的代称，可见徐孚远对常寿宁的敬佩。“莫怪今来闭其口，郊居八载作寒蝉”一句，更可以看出徐孚远虽有心为常寿宁辩护，却慢于郑泰权势而若寒蝉。而在怀常雪嵩一诗中，他又感叹“夙昔嵯君心胆壮，鹰驱鹫击不相让；太分清浊保身疏，惠恕遣死仲翔放”，将常寿宁比作张温（字惠恕）和虞翻（字仲翔）这两位因坦率直言而遭孙权贬滴的吴国官员，其视该案为冤案之态度跃然纸上。这与热兰遮城日志的记载相互印证，提示该案可能存在着的另一面。除此之外，常寿宁案还存在另一大疑点，就是郑成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众所周知，郑成功虽是功业卓著的英雄人物，但也有一点为人病，便是性格冲动易怒，执法严酷，杀戮过多，被后人评价为“忘大德而不救小过”。如永历五年因施琅犯法出逃而杀其父施大宣与其弟施显；永历十六年因长子郑经与其弟乳母私通生子而下令将郑经、郑经之母（即郑成功之妻）董氏与乳母及私生子一并诛杀，都是典型的例子。再看常寿宁案，按明郑官方的结论，则常寿宁是为清朝充当奸细，在郑成功面前挑拔离间，诬告重臣，罪行极其重大，郑成功却仅仅是对其革职，“幽置闲住”了事。而且，常寿宁之后非但拒不认罪，更被人揭发出受贿等罪行，属于罪上加罪，理应重判，又岂是凭所谓“世袭勋功，举家四十余口起义勤王，被虏杀死”与“年老”便可获免？但郑成功在明郑六官会议已定常寿宁“罪当死”的情况下，最后竟依然网开一面，只是将其幽置地由厦门改为台湾而已，如按热兰遮城日志的记载，该处罚甚至只会持续“一段短暂的时间”，这般法外开恩实在大违常理，也不符其一贯行事风格。由此看来，郑成功对常寿宁之偏向已明！原因究竟为何？这就不得不说到此案背后复杂的政治纠纷。二、常寿宁案背后的政治纠纷要了解常寿宁案背后的政治纠纷，首先得从他与郑成功之间的关系说起。常寿宁在明郑相关史料中第一次出现是在永历元年（1 6 4 7），台湾外记称其随路振飞等赴广东受阻，于是前往厦门归附郑成功。永历八年（1 6 5 4）正月，清朝遣使封郑成功为海澄公，欲劝其归顺。时任副中军的常寿宁被郑成功任命为正使，赴福州与清使会谈。临行前郑成功对其面授机宜称：“议和之事，主宰已定，不须尔等言及。应对，只是礼节要做好看，不可失我朝体统。应抗应顺，因时酌行，不辱命可耳。”常寿宁心领神会，抵达福州后坚决拒绝对清使行参谒之礼，要求双方“宾主抗礼”。清朝见其不屈，“亦不敢强，只令同回”。郑成功听取回报后，“称其能使”。由上可见，此时郑成功已对常寿宁颇为信任，否则不会将出使清朝这一敏感任务交由他完成。而常寿宁的表现也让郑成功十分满意，郑成功逐渐开始重用常寿宁。不到一个月，郑成功便再次找到常寿宁，要求其调查黄恺不法之事。黄恺号龙剑，辩才出众，在郑军中长期担当督饷大任。早在永历元年郑成功起兵之时，黄恺便受其委托“于安平镇措饷”，可谓勋旧将领。然而此人“才能滑稽，任意科克。沿海受其凌剥”，徐孚远：钓璜堂存稿，第5 6 0 页。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4 8 页。3江日昇：台湾外记，第8 2 页。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6 8 页。5阮曼锡著，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 9 8 2 年版，第7 页。江日昇：台湾外记，第1 1 2 页。宗要案。据记载，郑泰在与常寿宁当面对质时，曾有如下叙述：职以来所经办的第事。年非常寿宁任遂有永历十一年二月常寿宁受郑成功之命，对居守户官郑泰进行查算人物。由此可见，郑成功确实曾将常寿宁视为得力臂助，希望他能为明郑行使好纳谏、监督职责。看君印已悬，言语中颇有对其艳羡之意。很明显，在时人眼中常寿宁可谓是明郑政权中位高权重根据徐孚远所述，当时常寿宁在明郑政权中可谓春风得意，还建了新住宅，所谓“以我裘方救，陈思/人明郑内部政治纷争众至永历八年二月，终于引发民怨。于是郑成功“委常寿宁查察回报究拟”，后者经过细致调查，证实黄恺“逆派横行，种种难收。又山海等饷，多征少报，计十余万额”。郑成功得报后诛杀黄恺，抄没其家资，“众乃安”。通过对该案的成功处理，常寿宁再次证明了自已的能力，也为其受到进一步提拔奠定了基础。永历九年（1 6 5 5）二月，郑成功在厦门设立六官，分掌吏、户、礼、兵、刑、工诸事，明郑政权初具雏形。与此同时，常寿宁亦被郑成功任命为察言司一职。按察言司乃明朝初年所设，“掌受四方章奏”，后来改为通政使司，所谓“政犹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其职责是“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毋隐蔽，当引见者毋留难”。同年三月，郑成功又设六察官，“其敷陈庶事，稽察利弊”，而以常寿宁掌六察官印。徐孚远曾有过宿雪嵩寓一诗，可能就是作于此时：洲上新成宅，深杯红烛前；云龙思圣代，桑梓话当年；以我裘方蔽，看君印已悬；何时记乘去，同泛五湖船。则此人必系虏之奸细，事来离间。前黄恺一二失错，被其播害；后又寻逐造端，欲害援剿前镇戴捷并忠振伯，幸藩主明镜，发六官察明，无欺，方释。可知，继黄恺之后，常寿宁还向郑成功检举过援剿前镇戴捷及忠振伯等人。按忠振伯即为洪旭，乃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旧部，南明永历元年受封忠振伯，亦是最早追随郑成功起兵抗清的将领之一，郑成功“以军器粮务委付任理，征输转运不竭，深倚重之”。后明郑设立六官时，洪旭便是首任户官，可谓是元老重臣的代表人物。关于洪旭一案的详细情况，现存史料中未见记载，不过既然郑成功将该案交由六官查实，则当发生在六官与察言司设立之后。根据先王实录等史料记载，洪旭于永历九年二月担任户官，同年五月即出为水师右军，上任仅三月便遭调任，显然不同寻常。结合郑泰所言，恐怕洪旭就是在此期间受到常寿宁弹劾，最终虽无罪开释，但为避嫌仍交出户官一职。耐人寻味的是，永历十一年六月常寿宁被判幽置台湾，七月洪旭便“督理居守兵官事”，十月正式就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7 4、7 8 页。江日昇：台湾外记，第1 1 2 页。张廷玉编：明史卷7 3，吉林人民出版社1 9 9 5 年版，第1 1 3 9 页。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1 1 1 1 2 页。5徐孚远：钓璜堂存稿，第7 0 5 页。6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5 1 页。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3 页。6台湾历史研究2023年第3 期任兵官，从而重回六官之位，不能不令人猜想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综上所述，由黄恺到洪旭再到郑泰，短短三年时间内，三位郑氏勋旧相继遭到常寿宁的弹劾，其中洪旭和郑泰更是有数的元老重臣，亲信党羽众多，地位影响非同小可，这自然会引发明郑内部的政治动荡。更重要的是，这一切的发生，都与郑成功有密切的关系：常寿宁任察言司，掌六察印，是因为郑成功的提拔；而他对黄恺与郑泰的调查，也均是奉郑成功之命令；即便常寿宁对洪旭的指控被六官会议否定，郑成功依然对其保持信赖，继续委以调查郑泰之任。以上事实，必然导致以郑泰为首的勋旧势力的强烈不满。因此永历十一年郑泰遭劾一事，最终成为郑成功与郑氏勋旧势力双方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正如郑泰所言：如有欺赚，愿全家受罪；如果无欺，是常之奸细，欲离间藩主左右任用之员。藩主若不密为察访，轻信间计，大恐左右任员重足寒心矣。郑泰此言已经不只是站在自已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整个“左右任用之员”即郑氏勋旧重臣群体的立场上，联合对郑成功施压。所谓“藩主若不密为察访，轻信间计，大恐左右任员重足寒心矣”等语，已有几分挟众威胁之意。可见该案中郑泰等人明面上虽是针对常寿宁，背地里可能已将矛头指向郑成功，欲借此机会削弱郑成功势力，以维护自身地位。对于常寿宁案的疑点及其背后的政治纠纷,郑成功应该心知肚明。然而由于该案中的所有证据都对常寿宁压倒性不利,因此迫于压力，不得不将其革职幽置。不料常寿宁性格刚直，就算失去官职依然不愿对郑泰低头，而是继续上告，自然又惹祸上身，招来“受赂”等新罪名。徐孚远叹其“太分清浊保身疏”，多半便是指此了。郑成功眼见照此发展下去，事态将难以善了，终于决定出手干预，将常寿宁送往台湾幽置。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明郑收复台湾前仅此一例，也再次证明了该案的特殊性。这样的惩治，恐怕更多地是出于保护目的，避免其继续留在厦门成为“众矢之的”。至于所谓“深怒，欲议置重典”云云，恐怕只是郑成功的表面之举。他在对常寿宁从轻发落的同时，强调其为“嵩江世袭勋功，举家四十余口起义勤王，被虏杀死”，与清朝可谓血海深仇，实际上也等于是对郑泰与六官会议指控常寿宁勾结清朝，“离间左右亲信之人，罪当死”的否定，隐隐表明了自己对该案的真实态度。不过，常寿宁虽然得以保全性命，但要以年迈之身远赴台湾独自生活，由与郑泰关系密切的何廷斌（即后来协助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何斌）负责监视，哪怕该处罚并非永久，要想熬过刑期亦属难上加难，至于翻案一事更是无望。因此常寿宁赴台后，其活动便不再见于史料记载，海上见闻录更是称他被“幽置而死”。所以郑成功对常寿宁这样的处理，也算是对郑泰方面有所交待而郑成功于该案后任命洪旭为兵官一事，恐怕亦是出于安抚郑氏勋旧的目的。按洪旭之前任为张光启，曾任指挥都督等职，虽未见显赫功绩，仍于永历九年二月被郑成功提拔为明郑首任兵官，可谓颇受优遇。后因永历十年黄梧降清之事，张光启一度遭到问责。但就在永历十一年四月，即常寿宁案发生前一月，郑成功刚刚当众宣布撤销对张光启的处分，称其“戴罪图赎，能自勉励，与前提督协恭料理军机，保固地方安全，准赎前罪，照旧督理兵官事”。结果同年七月，即常寿宁案结束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5 4、1 6 2 页。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5 1 页。23关于何斌与郑泰之关系，可参见杨彦杰何斌相关史事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 0 1 9 年第5 期。阮曼锡著，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3 0 页。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5 0 页。陈思从常寿宁案看明郑内部政治纷争后仅一月，洪旭便被任命为居守兵官，到了十月便正式取代张光启之职。由此亦可见在该案前后明郑内部政治风向之变化。所以，常寿宁案的背后，实际上是郑成功与以郑泰为首的勋旧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郑成功针对明郑勋旧的一系列查处行为，最终引发了后者的强烈反弹，被迫做出妥协让步。那么，双方之间的矛盾究竞从何而来？三、郑成功与明郑勋旧之间矛盾的由来与发展演变谈到郑成功与郑氏勋旧之间的关系，还得从郑成功的个人背景说起。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是明末著名的武装海商集团领袖，有“海上皇帝”之称，也是南明隆武政权的头号实权人物，其家族在福建地方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所以郑成功起兵后，也利用这层关系为自已搜罗了众多人才。其中不少人如郑泰、洪旭、黄廷、施琅等，都是郑芝龙时期的旧部，有的甚至还是郑成功的亲戚同族,加上黄恺等在郑成功起兵之初便跟随其麾下的将领，组成了郑军中的骨干力量。这些人资历深厚、才能出众，屡建功勋，深受郑成功倚重。因此经过多年发展，逐渐成为在郑军中拥有相当权力地位的勋旧群体但是，明郑勋旧群体权势的膨胀，也造成了其中一些人的骄奢淫逸之气，从而引发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为手握大权却德不配位，或贪赃枉法，或失职渎职。如明郑从事抗清斗争的庞大开销，主要依靠两种途径筹措，即通过经商贸易获取利润，以及要求各地绅民捐资“助饷”。上述重要业务，郑成功多委托富有经验的勋旧老臣进行。后者作为负责人，经手钱粮动以万计，难免有人经不住诱惑，借此机会为自己谋利。如前述黄恺、郑泰等辈之行为便是例证。按黄恺恶行之深，民愤之大，各史料均有明确记载，在郑泰看来却仅是“一二失错”，可见其为官为人。又如郑芝莞为郑成功堂叔，被委以镇守厦门之任，却尸位素餐，疏于防务。永历五年清军进攻厦门时，郑芝莞竟慌忙携其家春财宝登船逃跑，导致厦门沦陷。这些腐败渎职行为，是对明郑利益与抗清事业的严重损害。二为纵容亲属部下胡作非为，鱼肉乡里。郑成功以抗清救民为已任，因此治军极严，对侵害民众之举严惩不贷。然而明郑勋旧中亦有利用自已权势，对郑成功的规定阳奉阴违者。如郑泰长期镇守金门，其部下多有强占民财、搜刮民粮等不法之事。时人有诗云：“岛人泣诉主将前，反嗔细事浪喧；加之责罚罄其财，万家饥死熟肯哀！”部下尚且如此受到包庇，郑泰本人及其亲属在当地就更加横行无忌。郑泰之子郑绪“固无赖”，垂涎民妇许初娘美色，遂捏造罪名，让郑泰将许初娘之父逮捕下狱，以逼其就范。许初娘坚决不从，竟被郑泰等活活打死。其夫陈京闻讯报官，然而“邻里惧泰，莫敢言”，最终陈京反因此“坐诬，得重遣”。当时正在金门老家隐居的前明朝兵部主事卢若腾见证此事，特为许初娘作哀烈歌一诗，以表达心中愤怒：千箫万梧不气怜甘心玉碎花摧折哀哉平哀妇列！夫婚归来讼妇冤妇冤不白夫螺继千篝万梧不乞怜，甘心玉碎花摧折。哀哉乎，哀妇烈！夫婿归来讼妇冤，妇冤不白夫螺继。道路有口官不闻，半畏豪威半附热。我欲伐下山头十丈石，表章正气勒碑碣；我欲磨砺匣中三尺剑，反缚凶人细碟刻。4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5 1 页。卢若腾：蕃薯谣，陈庆元编：台湾古籍丛编第2 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 0 1 7 年版，第4 5 4 页。林馄横：金门志卷1 3，台北，大通书局1 9 8 4 年版，第3 5 7 一3 5 8 页。卢若腾：哀烈歌，为许初娘作，陈庆元编：台湾古籍丛编第2 辑，第4 5 3 页。8台湾历史研究2023年第3 期可见，某些明郑勋旧的权势，已经成为了本人及其亲属部下的“保护伞”，使他们得以肆意祸害地方。这与郑成功起兵的初衷可谓背道而驰。三为待人飞扬跋扈，欺凌同僚，甚至挑战郑成功之权威。明郑勋旧作为郑军中地位突出之群体，集资历、功勋、权势于一身，这自然会助长其骄横之气，从而与同像产生矛盾冲突，成为明郑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最典型之例莫过于施琅。施琅在郑成功起兵之初便投奔其麾下，是郑军主要功勋将领之一。然其人自侍才高于众，又手握兵权，与其弟施显“每有拔扈之状，动多倚兵凌人，各镇俱受下风”，不但与陈斌、黄廷等同僚屡生冲突，对郑成功的命令亦敢于对抗，最终导致永历五年被郑成功拘捕后出逃投清，其父施大宣、其弟施显遭处死的悲剧性结局。这种无谓内耗，是对明郑内部关系的严重破坏，大大削弱了其抗清力量。综上所述，明郑勋旧群体虽然在郑成功创业之初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但随着后者权势的增长，各种负面影响也日趋明显。作为明郑的统治者，郑成功如果对此状况继续放任自流，不仅会对明郑和自身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而且最终必将危及抗清事业本身，这便是郑成功与明郑勋旧之间的矛盾所在。因此为了遏制勋旧势力的进一步膨胀,郑成功也在思考着自已的应对之策永历九年六官等职位的设立，不仅是明郑政权初步建立的标志，同时也是郑成功对明郑内部进行改革的开始，其着眼点主要在于以下两大方面：一为不问资历、功勋，大量提拔文人出任明郑要职，如吏官潘庚钟、礼官郑擎柱、工官冯澄世、承宣司邓愈、思明州知州邓会等均为地方举人出身，后来成为郑经时期重臣的陈永华，在被郑成功提拔为参军时更是只有生员身份，可见郑成功对文人之重视。除此之外，郑成功还设立储贤馆，“以前所试诸生洪初辟、杨经、阮锡、陈昌言、陈鹏翼、杨芳、叶儒羽、吕鼎、陈继明、林复明及荐举薛联桂、邓愈等充之”；又设育胄馆，“以死事诸将及侯伯子弟柯平、林维荣等充之”。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行政统治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一批可以信用的新生政治力量，以改变原先由于抗清军事斗争需要而过度重武轻文，导致勋旧势力独大的局面。二为加强对属下官员将领的管理，建立起相应的监察机制。察言司与六察官的设立，便是其中重要一环。明郑勋旧之不法行为，无疑正是察言司极力打击的对象。而常寿宁之所以被郑成功委以察言司之职，也是因为他在办理黄恺案时的得力表现。所以在郑成功的支持下，常寿宁到任后积极履行职责，乃至对洪旭与郑泰这两大明郑勋旧进行调查检举，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永历九年五月，郑成功又“拔育胄、储贤二馆诸生，授监纪职，配监各提督统镇从军出镇，纪录功罪。另设大饷司同监纪随各镇出征，查给粮饷”。这种“以文制武”的方针，显然是对明郑勋旧势力的约束不过郑成功的上述应对，同样也引发了一些问题。首先便是这些新提拔的文员虽然更能为郑成功尽职效力，但毕竟缺乏资历和功绩，要让其掌握实权，特别是担当监督其他官员将领之责，自然难以服众。郑军后冲镇周全斌便曾向郑成功进言，表示对监纪制度的不满：先时，周全斌密启本藩日：“监督、监营久在行阵，至于监纪，或初拔士子，或裘祷公子，能先时，周全斌密启本藩日：“监督、监营久在行阵，至于监纪，或初拔士子，或裘公子，能识军中功罪为何物，而可令其监纪统镇提督耶？”藩不从。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2 3 页。阮曼锡著，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2 3 页。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2 0 页。3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2 3 页。9干潘陈思从常寿宁案看明郑内部政治纷争对于周全斌的意见，郑成功虽不听从，但亦不敢完全无视，于是以监纪叶儒羽“非监纪全斌之才，异日必不和，须择其可以服全斌之望者方可”为由，将其撤换，改由“温恭纯厚”的柯平负责监纪后冲镇，以安抚周全斌。但这种部分妥协并不能解决问题。根据海上见闻录的记载，“时镇将杨琦、钟宇、陈鹏等多不法，为各监纪所揭，被责。甘辉上言，以为文武不和，乃听诸监纪留用”。可见郑成功的做法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不小的反对声浪，这也成为其所要面临的又一难题。更重要的是，察言司与六察官的设立，尤其是常寿宁对洪旭、郑泰两大元老重臣的调查检举，直接威胁到了明郑勋旧在明郑政权内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引起后者的强烈反弹，常寿宁案的发生及其结局就是这种强烈反弹的典型体现。郑成功针对勋旧势力建立权力制衡机制的努力，因此受到沉重打击。作为郑成功得力臂助的常寿宁被迫去职后，相关史料中便再未见到过察言司对明郑官员将领行使其监督职权的记录，其作用疑已名存实亡。但这并不代表事情就此了结，相反以郑泰为首的明郑勋旧的强势表现，让郑成功更加深刻体会到勋旧势力的“尾大不掉”和危及自身权威的形势，从而也使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常寿宁案后，郑成功依然坚持“以文制武”的方针，以限制勋旧势力的膨胀。此后仅一年,其亲信与明郑勋旧之间便再次发生了冲突：是月十四日，行营潘户官跟舟宗北征，船到围头阁礁，溜回思明备整。至夜分，搬移女着山，遇前提督守水兵盘问，语言来往不逊，疑为回来搬春归虏。中军翼将郑进随报前提督，将户官并家春船只羁留，驰报本藩。按文中潘户官即为潘庚钟，乃郑成功亲自提拔的明郑首任吏官。永历九年五月洪旭卸任户官后，郑成功甚至以潘庚钟身兼吏官和户官两大要职，可见对其信用之深。而前提督则为郑军前提督、永安伯黄廷，是与郑泰、洪旭齐名之明郑元老重臣。永历十二年（1 6 5 8）五月十四日，随郑成功北伐的潘庚钟因乘船失事而返回厦门，搬取家着同行，途中遭黄廷属下盘问，双方互不买账，因此发生冲突。黄廷等遂以“搬卷归虏”之嫌疑，将潘庚钟一行扣留。郑成功无奈，只得一边以“防守严谨”赏赐黄廷等，一边命将潘庚钟带回北伐军中，并照护其家着，“不阿不纵可也”。然而这种“和稀泥”的处理方式也没有起到效果，先王实录对此意味深长地评论道：“自是文武不和矣。”但结合前文的论述就可以明白，所谓“文武不和”只是表象，其实质是郑成功与明郑勋旧之间的矛盾已经深化到相当程度的体现。永历十五年（1 6 6 1），郑成功力排众议，决定率军收复台湾。此次行动的背后，同样不时可见郑成功与明郑勋旧之间的对立。按明郑以海洋为根基，因此不少勋旧如郑泰、洪旭等，均与台湾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相当了解当地状况，属下亦有着强大的船队。郑成功要想收复台湾，理应借助他们的力量。郑成功起初的计划也是“遣前提督黄廷、户官郑泰督率援剿前镇、仁武镇往平台湾，安顿将领官兵家卷”。但最后他却决定让郑泰、洪旭、黄廷等勋旧悉数留守辅佐长子郑经，而由自己亲征台湾。这种安排变化，背后恐怕也有隐情。首先能够想到的原因，自然是郑泰等对复台的消极态度。但问题是，当时郑军中除杨朝栋等极少数人之外,均不支持复台之举。所以单是如此，并不足以解释郑成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2 3 页。2阮曼锡著，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2 8 页。3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7 3 页。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 1 9、1 7 3 页。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2 2 3 页。10台湾历史研究2023年第3 期功在“并文武官、亲军”等大举出征的同时，却将郑泰等合适人选排除在外的理由。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双方之间的矛盾，让郑成功更倾向于和这些勋旧重臣分开行动，以避免受其肘。郑成功率军人台后，与荷兰殖民者战长达八个多月，期间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便是军粮缺乏，这又与大陆方面粮船接济不够及时有着直接关系。郑成功对此十分愤怒，将矛头直指留守的户官郑泰：八月，藩驾驻承天府。户官运粮船犹不至，官兵至食木子充饥，日忧脱巾之变。藩心含之大书于座前云：“户失先定罪。”可见，郑成功认定是郑泰的失职才导致了郑军的困境，并决心对其定罪。虽然根据邓孔昭的研究，大陆方面的粮船之所以未能及时抵达，主要是因为其在台湾海峡航行时遭遇了顶头逆风“石尤风”的阻碍，并非郑泰筹饷不力或有意拖延。但相比之下更应该关注的是，为什么郑成功在尚未对此事进行调查的前提下，便先入为主地将郑泰认定为罪魁祸首？可见双方此时嫌隙已深，导致郑成功对郑泰几无信任可言，所以一遇问题，便怀疑后者从中作梗。而且，至迟在永历十六年正月，郑泰等人便已开始采取措施，断绝对台湾的支持：正月，赐姓严谕搬春。郑泰、洪旭、黄廷等皆不欲行，于是不发一船至台湾；而差船来吊监纪洪初辟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往，海上信息隔绝。同年四月，郑成功长子郑经与其弟乳母私通生子事发，郑成功盛怒之下，命杀郑经与其母董氏结果郑泰、洪旭、黄廷等勋旧重臣又联合抗命，公开支持郑经，实质上已与政变无异。陈碧笙认为之前郑成功因粮船失期而欲对郑泰问罪，可能便是导致此事的原因。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矣！从常寿宁案便可以看出，郑成功作为明郑统治者，与以郑泰为首的勋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实际上由来已久，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深，最终以郑成功对台湾的收复和经营为引爆点，双方多年来的分歧冲突开始公开激化。郑泰等遂以维护郑经为名，对郑成功群起发难，酿成郑成功时期明郑政权内部最大的一次斗争。只是由于郑成功不久后便猝然去世，双方的冲突才暂时停止。四、结语总而言之，发生于南明永历十一年的常寿宁案，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一般经济案件的范畴，背后更是牵涉到明郑政权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郑成功与以郑泰为首的明郑勋旧势力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郑成功试图采取各种措施，以加强对勋旧重臣的管控，避免其势力过度膨胀对明郑政权造成损害。这自然引起了后者的不满，从而导致双方的冲突。常寿宁案的发生正是郑成功利用自已任用的文官亲信打击勋旧势力，进而引起后者强烈反弹的结果。以此为契机，双方的矛盾冲突日益激化，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迫在眉睫。然而，由于郑成功的猝然离世，双方矛盾的总爆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2 4 4 页。2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2 5 7 页。邓孔昭：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台海出版社2 0 0 0 年版，第6 7 一6 9 页。3阮曼锡著，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4 8 页。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2 5 7 页。11顺责任编辑：赵一陈思明郑内部政治纷争发被推迟了。但是，明郑统治者与勋旧势力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变更而结束。郑泰既敢于对抗郑成功，对其继承者郑经自然更加不放在眼里。郑成功去世后，郑泰表面支持郑经即位，暗中却教唆黄昭等在台湾“扶袭拒经，金、厦他自为之”，企图夺取大权。永历十七年（1 6 6 3），郑经与陈永华合谋，擒杀郑泰于厦门，大批郑泰亲属部众随之降清。此后清军攻陷金门、厦门、铜山等地，郑军“众心离散，镇营多叛”，其中便包括黄廷等诸多勋旧将领。明郑内部的权力结构由此经历了一场“大洗牌”，原先的老臣逐渐淡出，而以陈永华、刘国轩等为代表的一批新晋官员将领，逐渐成为郑经的左膀右臂，在明郑政权开发经营台湾，继续从事抗清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明郑统治者的勋旧势力膨胀问题，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了缓和，但这只是建立在人员变更而非制度保障的基础上，因此效果只是暂时的。随着明郑末年统治的衰落,这一问题也将会再度出现，On the Internal Political Disputes of Ming-Zheng Regime fromthe Chang Shounings CaseChen SiAbstract:Behind Chang Shounings Case,which took place in the 11th year of the Yongli(1657),involved complicated political struggles within Ming-Zheng Regime.There had been apparentcontradictions between Zheng Chenggong and the influential officials led by Zheng Tai for a long time.Zheng Chenggong tried to take various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important officials to avoid thedamage to Ming-Zheng Regime caused by their excessive expansion of power,which led to the conflictbetween the two sides.Chang Shounings case fully reflects this,foreshadowing a larger conflict in thefuture.Key Words:Zheng Chenggong,Zheng Tai,the Influential Officials in Ming-Zheng Regime,ChangShounings Case江日昇：台湾外记，第1 8 0 页。2阮曼锡著，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5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