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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大附中高三语文《现代散文选读》拓展阅读—走近马步升 编辑：陈中 2017-08-23
马步升与甘肃大学生问答选
问：您的散文诸如《绝地之音》、《永远的花儿》等，都体现着您对黄土魂魄的追寻与依恋，请问您是如何将对西部自然景观的摹写与对西部精神内蕴的挖掘结合在一起的？
答：山水无言是身在山水者没有听到，或者没有听懂山水之言罢了。在一方山水中浸淫久了，自然山水就会不知不觉地人文化，化为自己身体和情感的一部分，用不着刻意，就会自然的呈现于自己的言行和作品中。你提到的这几篇散文，写作时几乎都是一气呵成，表面看来，既没有耗费多少时间，似乎也没怎么用力，写成也几乎没有修改。其实，这几篇东西在脑海中酝酿时间很长了，凉水泡茶慢慢浓，不经意地酝酿，发酵，不经意地找到了突破口。比如以《绝地之音》为代表的“绝地”系列散文，都是以“七年前”开篇的，也就是说，已经酝酿七年了。
别人的村庄
离开村庄后，对我来说，所有的村庄都是别人的村庄了。我的村庄也是别人的村庄了。非要说及一个村庄与自己有关系，准确的说法只能是：我曾经的村庄。依照前妻前夫的说法，应当说成：前村庄。当然，我不会这样说。我这样说了，有遮掩自己头发丛里高粱花子的嫌疑。可是，村庄又是我记忆最多最深刻的地方，免不了时常提起。问题于此产生了。我要继续说我的村庄或我们的村庄这类话，认真的人会问：你的（或，你们的）村庄在哪儿，你领我去看看呀。这我就得犯难了。我要是搪塞推诿，别人会怀疑我在撒谎，要是硬了头皮领他们去，哪一块土地是我的，我又能坦然掏出钥匙打开哪一扇柴门上的锁，哪一只狗见了我会摇尾巴？所以，为了避免这类误会，我只能谨慎地说：我曾经的村庄。
离开村庄的前几年，每年还是要回至少两趟村庄的。因为村庄里，还有父亲和两位兄长。有他们在，我与这个村庄的关系尚处在存续期。即便这样，在父兄那里，我已经获得客人的待遇了。这与以前我在村庄时的情形有着本质的区别。十四岁那年暑假，我进子午岭拉了一趟木头，三个昼夜，往返三百里山路，几百斤的重车，赶回来，正是大晌午，人快要累虚脱了，撂下架子车，刚喝完两大老碗凉水，父亲说：缸里没水了。我二话没说，挑起水桶，又到深沟挑了一趟水。往返又是几公里。我没有不高兴，也没有别的想法。因为我是主人，我是男人，我只是做了一件男人该干的活儿而已。自己家的活儿自己不干，谁干？
考上师范院校，吃饭国家全包了，有些以前生活条件好一点的同学老埋怨大灶伙食不好，我倒认为挺好，有肉有菜的，四毛钱就可以吃一份至少有四两多的红烧肉，真的挺好。女同学见我能吃，就把她们节余的饭菜票惠赠于我，我一直吃双份伙食。人说，黑猪不吃昧心食，也正是长个儿的年龄，第一个学期下来，就蹿高十四公分，增加体重十四公斤。白天上课，晚上熄灯了，点起煤油灯苦读到半夜。却仍然精力过剩，睡不着觉。便与几个同学练习翻墙，学校后院的墙过几天，便出现几个豁口，砌起来，过几天，又是豁口，老抓不住破坏分子。有时怕被抓住挨处分，便猛踹马路边的水泥墩练腿功。石油工人穿的那种翻毛牛皮鞋，真叫结实，一年也踹不坏一次，坏了，花两毛钱打一个补丁，更结实了。
有力气干活了，假期回家，想把在学校用来翻墙踹水泥墩子的力气用于正途，帮父亲做点事。工具刚抓在手里，父亲便喊：放下，你能干个啥！他居然害怕把自己闲得发慌的儿子累着了。我要做的这些庄稼地里的活儿，本来只有成年人才可以承担的，可我在十岁之后就在做了，不做不行，各家的孩子都一样。这都是苦活，累活，脏活，是需要力气的，那时候，我真的不堪重负，但必须做。现在，我有力气了，却不让做了。最终获准做的，也就是每天到沟里去挑一趟或两趟水，或者赶上一头驴，两头牛，到山坡上溜溜，牲口在吃草散心，我在割草散心。在学校听电铃作息惯了，回到家里，听不着电铃，窑洞里光线黯淡，天大亮了，还没有睡醒，听见外面有响动，急忙爬起来，父亲已经做了许多事了。便有些不好意思，便埋怨父亲：怎么不喊我一声呀？父亲笑说：你睡你的，起来那么早干吗。大约从三四岁起，在家，我从来没有睡过懒觉。我家的传统从来不许人睡懒觉，无论是谁。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非常严格。大雪天，大雨天，早上起来什么事也做不成，但必须起来，哪怕坐在炕上都行，睡下却是不行的。假期在家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起床时，都是日上三竿了，父亲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我们这样一个大家族，爷爷叔叔辈的，见了我，也变得和颜悦色，这在我成长经历中太罕见了啊。一齐在打打闹闹中长大的伙伴，我不去找他们，他们是绝不会找我玩的，我去了，互相间，也只是说一些很客套的话，再也玩不起来了。
第一个假期就这样过去了，在第二个假期到了一半时，我忽然明白了：我已经是村庄的客人了，无论在乡邻那里，还是在父兄亲人那里。我们家族无论在任何时候，发达时，倒霉时，只要客人上门，总是礼数周全。小时候，村中经常有讨饭客光临，无论到谁家门头，哪怕自家人也在饿肚子，都是立即喝喊孩子搬出凳子来，先请他们坐下，喝水，再给他们寻找食物。送走他们后，会对自己的儿女说：出门人，太造孽了，对他们要好一些。哦，我也算出门人了，住的房子是公家的，足下的土地是公家的，做的事是公家的，有朝一日，公家不让你做事了，与流浪汉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是客人，在我所在的城市，我是客居者，在公家那里，我是一个雇员，在亲人那里，我是偶尔登门拜访的客人，在村庄那里，我是来去匆匆的过路客。有手不打上门客，对待客人嘛，起码的礼数是要有的。林黛玉初进贾府时，上自贾母，下至丫鬟仆人，对她备极亲切，备极客气，然而，黛玉却备极伤感。为什么呢，备极热闹的背后是备极的荒寒。一门心思要做羽客的贾赦传话给黛玉说：劝姑娘不必伤怀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和家里一样的。贾母说的明白，做的明白，时时把黛玉当贵客招呼。一切都在提醒黛玉：你是借居者，这里不是你的家。真正的自家人，吃我的，用我的，住我的，理直气壮，谁也用不着客气。客气就是生分，就是距离，就是主客有别。
失去自己的村庄后，几十年间，又去过无数别人的村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或半日走马观花，或一日例行访谈，互相间的关系再也明白不过。来了，别人来了，别人来咱村了，走了，别人走了，别人离开咱村了。我是所有村庄的别人，我去的都是别人的村庄。最长的一次是受公家委派，在接近川北的一农户家住了半个月，很快与那家人建立了良好关系。该县县委书记下来看望我时，本来是要与他治下的村民联手把我灌翻的，房东正读高中的女儿负责斟酒，却与我联手，把书记灌翻了，又联手抬上轿车。后来，书记问那女孩，为什么这么快就与别人打成一片当叛徒，女孩说：我跟马叔叔是一家人嘛。我感到了温暖。但我知道，我只是客人，我住在别人的村庄，住在别人的家，别人在为我的安全担责。书记是这块土地的主人，醉了，病了，自有人照顾，我呢，醉倒，病倒在千里之外别人的村庄别人的家里，算什么事呢。
父亲去世后，我彻底失去了村庄。虽然，一个兄长仍然住在村庄里，可是，我知道，即便是亲兄弟，我仍然是被当作客人对待的。做过村庄主人的我是不愿沦落为村庄的客人的。在自己家里做客，那不是什么尊贵的待遇。离开了，就永远离开了，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有村庄的人是有根的活法，飘零的人是无根的活法。风儿无家，长空大地为家，鱼儿无家，大江大海为家。
我是一个飘零人，归宿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以别人的身份寄居在别的地方。我不仅是所有人的别人，所有地方的别人，我也是我的别人。因为我无法告诉别人，我确切的所在，确切的归宿。
下跪的大嫂，请您站起来
——《陇南地震灾区观察》之五 20080602
那天中午，我们驱车去了一趟武都区橘柑乡贺家坪村。出武都城沿国道西南而走，一切都是促狭逼仄，两山之间似乎只可容一水一车通过，往左一偏，会撞上石崖，往右一偏，会坠入石崖。抬头往左看，只知道山很高，却只能看见离头顶很近的那一片，往左看，山顶直插青天，白云缭绕之处，隐隐有村舍树木焉。
阳光当顶，一车闷热，关上车窗，闷得受不了，打开车窗，尘土蜂拥而入，顿感窒息。转了无数的弯，终于到了一处稍宽敞的弯。说是宽敞，最多也就是半个足球场。有一片房屋，那是橘柑乡政府。从这里由左边的石崖下跨涧到右边的土山之下。抬头看，一片村舍悬挂于陡坡。那就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贺家坪。越野车盘山而上。都是土路，一边是土石伶仃的悬崖，紧贴车门，一边还是土石伶仃的悬崖，车门是可以打开的，但脚下就是悬崖。一盘一盘又一盘，越野车像老牛爬坡那样，发出沉闷的嘶吼，一盘一盘又一盘，拐弯处，都是胳膊肘子。一车驶过，一坡尘埃，宛如遭遇山体大滑坡。北京的朋友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路，我说，在陇南，这算是比较好的乡村公路。兰州来的三位司机将三辆越野车开了上去，他们都曾是军人，我问他们开车走过这样的路没有，他们说：哪有这样的路。陇南的一位司机竟然将一辆桑塔纳也开了上去，路上那么大的坑，那么多的障碍，都未能阻挡他的滚滚车轮，而且，车速比越野车还快。
我不知道贺家坪的人怎样靠种地成为小康的。我的老家虽然也很艰苦，但天地广阔，耕种的土地至少都是双牛犁地时可以随便掉头的。谁如果在这样陡峻而逼仄的山坡上种地，会被人骂死的。地震将村前一座独立的小山包原地举起来，又摔下去，山包变成了一堆烂土，全体村民自动集中在这里迎接我们。北京来人看望他们了，在地震的极度震惊和震后的无限迷茫中，他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之光正在冉冉升起。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我们的到来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帮助。但许多人在抹眼泪，那是受委屈后得到抚慰的眼泪，那是苦难中不屈但无奈的眼泪。我曾经在陇南深入过生活，我相信，我对这片土地，和生存于这片土地的人，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农舍全部建在较为平缓的山坡上，平缓只是相对而言，在村里行走，再讲究风度的人，也必须让自己的身体保持足够的弯度。所有的农舍都坍塌了，也有那么三五间房屋保持着房屋的姿态，但，只是房屋的姿态。他们奔小康的路极其漫长，也许，自从这里有人居住后，就在一门心思奔走在通往小康的路上。几年前，他们小康了，他们盖起了小康的房子，还没有尝到小康究竟是什么滋味，大地一阵抖动，几分钟时间，他们由后现代回到了石器时代。眼前就是他们耕种的赖以奔小康的田地么。楼梯那样陡峻，那样逼仄的梯田，一阶阶悬挂在一个鼻梁上，地里的花椒树和油橄榄似乎并不在乎什么地震，该开花还在开花，该挂果已挂果。贺家坪的人就靠种植这两种经济作物实现小康梦的。如今，小康树旁搭建着他们的简易帐篷。朝山下看去，大树如草，汽车如甲壳虫。
贺家坪的人就住在这样一个地方。
村里有几棵高大的柏树，枝繁叶茂，其中的一棵已经拥有千年以上的树龄了，依然枝繁叶茂。我在树旁发现了两个汽车轮子那样大小的石墩。石墩的正中央各有一个直径大约八寸的孔。我认出了，那是旧时代的旗杆礅。童年时，我家门前就有这样一个旗杆礅，比这大得多。那是富贵人家的标志，可以在门前竖起私家旗帜，想想那是什么样的人家！贺家坪难道还产生过这样的人家？旗礅上雕刻着很多图案，主要是身披铠甲手执器械的武士，我学过一点考古，我觉得那是元代遗物。正好有一位地方文化人在这里，虚心请教，他说我的判断是对的。元代的贺家坪都可以产生一个富贵家族，凭什么当今的贺家坪人不可以奔小康？但我认定，元代的那家人肯定是牧民，而非农民。贺家坪实在没有任何发展农业的条件，而作为高山牧场还是可以的，但山坡的面积实在太小，全村一百多口人都靠放牧为生，植被根本无法承受，贺家坪会被牲口的嘴吞噬的。这里的自然资源大概只为一户人家配置的。
采访结束，全体村民送行到村口，我们的团长从包里掏出5万元钱捐给贺家坪，希望这点有限的资金可以作为贺家坪重建家园的启动金。村支书代表村民接过钱来，泪流满面，全体村民泪飞顿作倾盆雨。突然，有两个妇女大声号哭着，跪在地上，拉也拉不住。所有在场的人禁不住唏嘘连声。地震以来，我每天都在收看电视网络新闻，时时禁不住热泪盈眶。此时，我不忍看见这样的场面，我背过身去，悄悄戴上了墨镜。来灾区以来，我第一次戴墨镜，我的眼睛怕强光刺激，在夏天我离不开墨镜。我在灾区坚持不戴墨镜，是因为一个领导戴着墨镜视察灾区，地方官员和遭受巨创的灾民为他鼓着掌，一种夹道欢迎的架势，引起了很多人的口诛笔伐，成为地震以来数得着的笑料。我只是一介平民，没有人会在意我的行为举止，把臭袜子当眼镜戴，也不会有事的。为了救灾，千里迢迢来到了与我一样的平民中间，虽不能与受难的同胞共患难，却愿意融入他们中间，同呼吸，心连心。
有墨镜片过滤，村民脸上的眼泪模糊了，我的眼泪被遮盖了。两个妇女还在坚持下跪，到上车离开前，我只回过一次头。我的同胞啊，区区5万元，只不过是有些有钱人或手握权利的公仆的一点零花钱，就让你必须以这样的姿势来表达感恩？我尊敬所有慷慨扶助危难的人，无论物质上的精神上的扶助，我尊敬那些心怀感恩的人，无论是物质上的回馈还是精神上的表达。扶助他人的目的是让受助者站起来，接受他人扶助的目的是让自己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动力。我希望祖国大地到处都有善意的扶助，我愿意代所有受助者为所有扶助者表达感恩之情，但我不愿看到以这样的姿势表达感恩的场面。一个不再有人下跪的民族，才是一个真正站起来的民族，真正站起来的民族，即便被击倒在地，还会站起来的。我没有责怪下跪大嫂的意思，我想问的是，她们为什么下跪？是不是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缺漏，而让民众在灾难面前进退失据？
那一天，我的心灵受到的震撼不亚于遭遇一次强烈余震。
马步升的一点江湖（节选）
马步升1963年生，甘肃庆阳合水人。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作协副主席，现供职于甘肃省社科院。著有小说、散文和学术论著500余万字，获国家及省级文学奖20次。
　　回到《马步升的小说》，其中有一篇《知情者》，一个牧羊人不幸目击了一桩悬崖杀夫案，作为唯一的见证人，他从此装哑失语了。直到有一天杀死自己丈夫的那个妇人死去，牧羊人终于吼了一嗓子酣畅淋漓的秦腔。这是一个知情者的苦楚。老巴尔扎克有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步升也是一个知情者，他阅读揣摩古籍，搜罗民间语文，窥悉了历史和世相不少的秘密。但他的良知又让他不得不说出来，于是，小说文本成为他的一个树洞，他终于可以喊出“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的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