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红绿”批判及转型方案_刘琦.pdf

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红绿”批判及转型方案*刘琦徐斌/文 提要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正面临多重危机并亟待转型，这一观点日益成为西方左翼学者的共识。欧洲绿色左翼学者在波兰尼“大转型”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必然导致危机的原因，并通过双向运动理论剖析了新自由主义虽面临危机却仍“垂而不死”的原因，指出破解新自由主义危局的根本出路是向社会主义转型。绿色左翼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大转型”之问是对时代变局的理论回应，但其所希冀的社会主义愿景的实现仍然面临挑战。关注欧洲绿色左翼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批判性分析及其关于向社会主义转型的探讨，可以为我们深刻认识当前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种社会乱象背后的根源提供理论参照。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转型双向运动绿色左翼卡尔波兰尼1970 年代末，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建立，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40 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实践并没有带来其承诺的繁荣与发展。相反，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带入了多重危机之中。在危机爆发的 10 多年后，资本主义国家仍然采取了“一切照旧”的模式，左翼所期待的激进替代转型方案遥遥无期。如何认识“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新自由主义并寻求社会生态转型的可能性，成为摆在西方左翼面前的重要议题。西方绿色左翼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转型理论出发，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实践必然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理论根源，阐明了向可持续的社会主义转型的必要性，为讨论上述议*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的生态现代化研究”(2021NTSS69)的阶段性成果。题贡献了“红绿”视野，即绿色左翼的批判视野。根据对环境问题的成因和解决方案的不同看法，有学者将世界范围内的绿色思潮和绿色运动概括为“红绿”“深绿”和“浅绿”三种类921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型，其中，“红绿”思潮是由绿色左翼所推动的。绿色左翼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向生态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至少是非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实现社会正义。由此，绿色左翼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大转型”之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认识当前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及其趋势成为重要的理论议题，绿色左翼的分析为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一、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表征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正面临多重危机并亟待转型，这一观点日益成为西方左翼学者的共识。绿色左翼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如果得不到妥善应对，必然会重演 19 世纪西方文明崩溃的历史，这正是他们认为有必要揭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局限、探索新自由主义危局的破解之道的原因。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政策主张，也是现实的政治实践。新自由主义主张以“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为导向推行政策和制度变革。芝加哥经济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吹鼓手，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罗纳德威尔逊里根(onald Wilsoneagan)、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MartinBrian Mulroney)等政客则将其在发达国家付诸实践，以应对 1970 年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滞胀危机。1980 年代，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模式在许多国家被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全球扩张是由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本质上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其目标是为资本积累扫清障碍。新自由主义声称要“捍卫市场”，但是其实质是捍卫“资本”。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渗透和拓展，通过将资本市场延伸至全球更广泛的地区和人群之中，拓展了资本可以利用的生产资料(原材料与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为资本积累铺平了道路。这种资本积累模式通过搜刮弱势群体和依附性国家的财富，为全球资本集团利益服务，其结果是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这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是不可持续的。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等诸多领域正面临多重危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经济层面来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承诺受到普遍质疑。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没有实现它所承诺的繁荣与发展，还加剧了经济不平等。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宣称经济发展的成果可以通过市场规律使所有人受益，即所谓的涓滴效应。但是，现实情况却是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而大量被迫卷入新自由主义模式里的普通民众往往处在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中。相关研究表明，自 1970 年以来，西欧国家的国民收入日益集中到私人手中;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状况在全球层面和国家内部日益突出。这一不平等的发展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资本积累遇到障碍的表现。不仅如此，世界经济尚未从 2008 年危机的影响中恢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又带来致命一击，加之美国严峻的债务和金融危机近在咫尺，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资本积累遭遇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全球经济前景堪忧，亿万人的生存受到挑战。总之，随着金融体系的崩031国外理论2023 年第 3 期李泉主编:新自由主义研究与批判，格致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2 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9 年人类发展报告，https:/hdrundp org/system/files/documents/hdr2019cnpdf_1 pdf。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0，ht-tps:/unctad org/system/files/official document/tdr2020 _ch pdf。溃和世界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现有的资本积累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第二，从政治层面来看，新自由主义政府日益失去民心，民主政治面临多重挑战。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打压主张限制市场无序扩张和监管资本的左翼政党和组织，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得以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经济和政治制度改革;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政府对左翼力量留下的政治真空的挤兑，为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欧洲极右翼政党影响的扩大和“特朗普现象”的出现都体现了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影响日益扩大。极右翼势力通过诉诸民族主义反对资本全球化，从发达国家内部对新自由主义模式提出挑战。与此同时，在拉丁美洲、东欧和非洲等地区施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对全球资本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减弱，无力保护深受新自由主义体系负面影响的群体，其合法性日益受到挑战。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的日益崛起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正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第三，从环境层面来看，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成为新自由主义模式下资本积累的环境限制。当前，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生物多样性减少、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问题还与不平等问题相交织，如发达国家的人均碳足迹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全球网络也被建立起来，导致了全球范围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牺牲生态环境来实现资本积累的后果日益凸显，激起了不同群体的反抗，绿色运动和绿党政治的崛起就是其中的体现。总之，新自由主义的反生态本质的暴露使其生态合法性受到挑战。第四，从社会层面来看，以上多方面的挑战集中地反映在社会领域，社会层面的冲突与失序日益挑战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合法性。在欧美国家中，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失意的白人工薪阶层、底层黑人群体、个体农民、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从种族、性别、环境等多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这些诉求虽然千差万别，有时甚至相互冲突，但都从不同的侧面对新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在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困的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是生态环境等问题最直接的受害者，政局动荡和经济不稳定等问题使得这些群体日益团结起来，通过各种途径挑战新自由主义模式。总之，在多重危机交织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模式难以为继，形成了结构性危机。多重危机造就了一个“处于自我毁灭或转型边缘的世界”。在欧洲绿色左翼看来，如果没有替代性转型方案，新自由主义模式必将陷入崩溃，并为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他们认为，如果试图继续维持新自由主义模式，那么波兰尼在 大转型 一书中所描绘的 19 世纪西方文明崩溃的历史将在今天重演。但是，变革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并没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共识，相反，西方主流政客和决策者仍将“一切照旧”作为默认的政治选择，形成了新自由主义“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局面。因此，为了避免重演 19 世纪文明崩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揭示新自由主义模式必然导致危机的原因、探索新自由主义危局的破解之道成为欧洲绿色左翼面临的重要议题。二、新自由主义危机根源的“红绿”剖析在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必然导致危机的原因分析中，绿色左翼受到波兰尼理论的启发，131当代资本主义研究Kari Polanyi Levitt，“Freedom of Action and Freedom ofThought”，in Michael Brie and Claus Thomasberger(eds)，Karl Polanyis Vision of Great Transformation，Montreal:Blackose Books，2018，p36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UNCTAD)，Trade and Development eport 2016，New Yorkand Geneva:United Nations，2016，p II揭示了新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都旨在建立一种将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乌托邦。绿色左翼从理论层面揭示了乌托邦的逻辑错误，从实践层面揭示了乌托邦带来危机的必然性，由此说明了新自由主义模式与自由主义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局限。绿色左翼指出，新自由主义与波兰尼所批判的经济自由主义同宗同源。在波兰尼那里，经济自由主义是指致力于使经济从整个社会中“脱嵌”，将建立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市场社会”作为其中意的意识形态。波兰尼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在理论上指向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而米塞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奉为宗师。二战后，经济自由主义在以罗伯特达尔(obert Dahl)和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为代表的学者的推动下再次复兴，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不同理解上。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国家不再是消极意义上应被全盘否定的对象，而是被塑造为“私人财产所有者、企业、跨国公司、金融资本”利益的体现者和维护者。然而，两者都建立在对市场的盲目信任的基础上，即都坚信通过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竭力推动市场的扩张，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绿色左翼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揭示了为什么新自由主义者所希冀的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乌托邦是不可行的。就理论层面而言，绿色左翼对乌托邦方案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新自由主义者将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合法性建立在“不受人为干预的市场可以最大效率地发挥其作用”的假设基础之上。换言之，新自由主义理论试图说明，建立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对此，绿色左翼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质疑。第一，市场并不会按照所谓的客观经济规律发展为自发调节的市场。恰恰相反，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那样，“监管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历史上，市场扩张是由深受重商主义影响的政府主动推动的结果。绿色左翼认为，新自由主义者及其信徒通过研究机构、媒体等力量推动其理念在全球获得信众，并落地生根，这说明了新一轮市场的扩张并不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而是人为干预的结果。第二，与经济自由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也认为自发调节的市场最符合人性，并将人视为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理性的经济人。而绿色左翼指出，上述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决定某个阶层行动的最直接的因素往往是诸如身份、等级、地位和安全等社会性诉求，而非纯粹的经济因素，仅仅强调人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其他层面的需求，必然会引起反抗。第三，新自由主义认为，建立市场社会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自由。绿色左翼借鉴了波兰尼关于在复杂社会中实现自由的思想指出，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许诺相反，市场社会意味着要让所谓的经济规律支配个体生活，其结果是人类的自由受制于经济规律。就实践层面而言，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拉丁美洲、东欧和非洲等地区的推行是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的，因此必然是不可持续的。绿色左翼从波兰尼的“虚拟商品”的概念出发，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模式必然带来危机的结构性根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市场经济模式需要外部条件提供保231国外理论2023 年第 3 期Kari Polanyi Levitt，“Freedom of Action and Freedom ofThought”，in Michael Brie and Claus Thomasberger(eds)，Karl Polanyis Vision of Great Transformation，p25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版，第 9 页。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2 页。Claus Thomasberger，“The Belief in Economic Determinism，Neoliberalism，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olanyis Contribution inthe Twenty 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Vol41，No4，2012，pp16 33障;另一方面，该模式不断地侵蚀着其自身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正如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指出的那样，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取决于三个非市场化的背景条件:为商品生产提供原材料和接收生产废弃物的自然，人的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作为价值存储和交换媒介的货币;然而，在市场扩张的过程中，原本不属于和不应当被视为商品的“劳动力、货币和自然”被商品化了，这将破坏和消耗这些条件自身的稳定性。由于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被破坏，市场经济本身也就难以为继，其结果必然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还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从某一视角进行分析。比如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重点关注了当前的环境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实践之间的关联。他指出:“自然的商品化以及自然的许多元素向(虚拟)商品的转化是导致生态和社会经济危机的主要驱动力。”显然，布兰德接受了波兰尼关于虚拟商品的定义。自然本来应该遵循自然规律，但是自然的商品化要求自然的自身规律服从于市场需要，从而导致了环境危机，这必然威胁到社会生活的自然基础。总之，绿色左翼认为，任由市场规律支配自然、劳动力和货币必然会威胁这一乌托邦体系的稳定性，从而产生不可调和的危机，最终威胁到社会的存续。三、新自由主义转型僵局的“红绿”批判在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理论基础、理论逻辑和实践模式的局限的基础上，绿色左翼进一步分析了新自由主义面临危机并陷入转型僵局的原因。绿色左翼反对未来只有新自由主义这一种选择的观点，并试图对下列现象做出理论解释:为什么在新自由主义面临多重危机的情况下，西方主流却仍然坚持“一切照旧”的做法而不寻求变革?绿色左翼学者运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对上述现象进行了剖析。在波兰尼那里，所谓双向运动包含两种对立的趋向:一方是市场力量的持续扩张，试图从社会中“脱嵌”;另一方是反向运动，不加限制的市场扩张威胁到原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受影响的群体采取措施限制、反对市场扩张，这些自发的反抗构成了限制市场从社会中“脱嵌”的反向运动。由于市场的不断扩张与社会利益并不一致，因而导致了社会为保护自身而发起的反向运动。绿色左翼指出，新自由主义危机并不像一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可以通过波兰尼所说的反向运动得到解决;相反，从波兰尼的分析框架来看，双向运动是一体两面，没有市场扩张运动也就没有反向运动。因此，绿色左翼认为，反向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扩张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相反，双向运动之间的张力反而会撕裂人类社会的文明基础。在此基础上，欧洲绿色左翼学者结合当前资本主义的新进展，进一步发展了对双向运动的理解。他们认为，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市场扩张运动，表现为市场社会的全球化扩张，但其本质是要求建立有利于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制度;另一方面则是反向运动，表现为社会对上述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结构性危机的被动性回应。反向运动并不能挑战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而有可能扮演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报警器，使之可以不断地自我调整，从而延续统治。绿色左翼学者首先分析了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全球市场扩张运动。他们指出，在以美331当代资本主义研究Nancy Fraser，“Why Two Karls are Better than One:Integra-ting Polanyi and Marx in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Current Cri-sis”，in Michael Brie and Claus Thomasberger(eds)，KarlPolanyis Vision of Great Transformation，p69Ulrich Brand，Christoph Grg and Markus Wissen，“Overco-ming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Social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a Polanyian Perspective and Beyond”，Globaliza-tions，Vol17，No1，2020，pp 161 176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 112 页。国为首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动下，新一轮市场扩张浪潮席卷了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将此轮市场扩张视为继 19 世纪波兰尼所关注的市场扩张浪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市场扩张浪潮之后的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并认为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突出特点是“劳动力、货币和自然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过程的结合”。具体而言，布洛维指出，货币商品化表现为各种金融衍生品、期货和贷款证券化的发展，意味着货币从交换媒介转变为牟利工具;劳动力则经历了去商品化的过程，失业率和就业不足不断增长，非正式部门的就业形势发生变化，这些都意味着劳动力被雇佣、被剥削的机会减少了;自然的商品化过程是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突出表现，具体表现为自然、土地和空气的商品化过程。布洛维指出，新一轮市场化浪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随着自然日益被商品化，劳动力对资本的从属地位进一步加强。绿色左翼在对全球市场扩张运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 1970 年代以来人类环境危机日益突出的内在原因。绿色左翼学者还进一步揭示了美国在全球市场扩张浪潮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既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积极推动者和受益者，也是该模式的破坏者。他们认为，美国是市场乌托邦信念的主要传播者和受益者，也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破坏者。二战后，美国利用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推动了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的迅速发展。由于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与此同时，金融资本也被集中到了核心资本主义大国，因此这些国家的利益被前所未有地整合到一起。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但是，美国也是这一全球市场扩张浪潮的破坏者，它一方面是自由主义信条的吹鼓手，另一方面又持续推动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践(比如美国对农业生产商的补贴等)，并从中渔利。美国作为全球市场扩张的支持性动力的角色也日益受到质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性市场扩张运动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美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实践形成了对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的内在挑战。按照新自由主义乌托邦幻想，美国只要在全球层面构建起自发调节的世界市场体系，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但现实却是，美国政府必须不断通过政治手段干预经济，才能维持其垄断地位。这实际上是通过牺牲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来维持自身垄断地位，必然会形成对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的质疑与批评。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逐步接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深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导致其对本国经济的调控能力被严重削弱，从而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将市场扩张的危害性后果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能。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先受新自由主义模式危害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当然，随着新自由主义危害性后果的日益凸显，发达国家也会受到反噬，难民危机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这正是我们看到的现象:伴随着全球市场扩张进程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深，世界局势日益动荡不安。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加剧，来自不同群体的质疑之声转化为行动，围绕不同的议431国外理论2023 年第 3 期迈克尔布洛维:从波兰尼到盲目乐观:全球劳工研究中的虚假乐观主义，刘建洲译，载 开放时代 2011 年第 10期。Beverly J Silver and Giovanni Arrighi，“Polanyis DoubleMovement:The Belle poques of British and US HegemonyCompared”，Politics Society，Vol 31，No 2，2003，pp338 340萨米尔阿明:新帝国主义的结构，陈俊昆、韩志伟译，载 国外理论动态 2020 年第 1 期。Beverly J Silver and Giovanni Arrighi，“Polanyis DoubleMovement:The Belle poques of British and US HegemonyCompared”，Politics Society，Vol31，No2，2003，p348题，影响深远但缺乏组织力量的反向运动随之兴起。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群体(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是反向运动的主要推动者。自1980 年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实践。然而，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群体不仅没有从中受益，还成为了这一进程的牺牲者。发展中国家日益沦为全球贸易体系中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供应者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成为资本来去自由、收割财富的“乐园”。在这些国家中，能够从资本流动中获益的只有依附于全球金融资本的资产阶级，而绝大部分人面临的是收入差距扩大、经济状况不稳定、生态环境恶化和社会公共服务缺失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反全球化运动在这些国家中应运而生，其主要特征是反商品化和反全球化。同时，反向运动在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比如在欧洲反思资本主义增长模式的“去增长”运动、要求严肃应对气候危机的反对气候变化大游行、反对政府增加燃油税的法国黄背心运动等。在绿色左翼学者看来，这些反向运动虽然从不同的侧面质疑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市场扩张进程，但也存在诸多局限，以致于难以形成替代性力量。这些局限包括反向运动的主体多元、诉求多样、缺乏替代性愿景、整体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等，因此各主体之间很难形成有效的联合。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反向运动只是对全球化市场扩张后果的被动反应。面对强大的全球化市场扩张势力，分散的反向运动力量往往只是从自身所处的阶层和团体的局部利益出发来行动，其核心诉求是保证自身利益在全球化的市场扩张中不受损害。基于上述原因，绿色左翼指出，反向运动并不能构成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根本挑战，换言之，它并不质疑新自由主义模式本身，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成为市场扩张进程的自我调整、适应与延续的支持力量。总之，一方面，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集团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的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负面影响日益受到来自各领域和各团体的质疑，但是这些新自由主义质疑者的诉求和理念却是分散的，大多并不要求超越新自由主义模式本身，而是要求调整该模式以维护自身利益。各方力量混战的结果是双向运动陷入僵局，而带来了多重危机的新自由主义却仍然维持着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正如绿色左翼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流政治家和决策者仍然将“一切照旧”作为默认的政治选择。在双向运动陷入僵局的背景下，社会由于缺乏应对危机的非新自由主义方案，新自由主义政策得以延续，社会矛盾和冲突升级(绿色左翼将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视为社会矛盾和冲突升级的重要表现)，最终结果可能是西方文明的崩溃。因此，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亟待转型成为绿色左翼的共识。探索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替代转型方案成为绿色左翼必须严肃回应的问题。四、破解新自由主义危局的“红绿”方案通过剖析新自由主义危机下双向运动僵局的形成机制，绿色左翼得出的结论是，仅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解决新自由主义的多重危机是不现实的，必须向以“团结为基础的社会”(抑或 21 世纪的民主、绿色、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型。这种“转型”不是向另一种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指向对资本主义体制本身的变革，是“资本主义性质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性质逐531当代资本主义研究Ibid，p349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UNCTAD)，Trade and Development eport 2016，p II迈克尔布雷:第二次大转型:财富的转型与转型的财富，黄敏译，载 鄱阳湖学刊 2020 年第 2 期。渐显现的一系列进化步骤”。在绿色左翼学者看来，这一转型的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绿色左翼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征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内部实现资本主义转型的必然性。一方面，资本主义与解放和民主自决是不相容的，因为资本主义将劳动力、货币和自然转变为商品，使得经济和社会从属于资本积累，而这必然会引发专制，新自由主义模式所表现出来的法西斯主义(极右翼政治的崛起)和帝国主义倾向正是其专制特征的体现。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和服务，为“以新的方式将生产与再生产条件结合起来，使社会持久地爆发革命，并推动无止境的创新”提供了可能。因此，绿色左翼学者认同现实中超越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一个过程的看法，在这个创新性的过程中，需要将“生产力合理地从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利润逻辑中解放出来，从其破坏性中解放出来”，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突然且完全地断裂开。基于此，迈克尔布里(Michael Brie)将向社会主义的转型视为一种“双重转型”，这意味着既要“克服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压迫和破坏性特征”，又要“创造出新形式以吸纳/超越现代社会发展的既存形式，使其具有坚实、民主和生态的质性”。既然转型是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来实现的，那么可以想见的是，这一转型进程并不会自动发生。如何推动社会主义转型从资本主义内部逐渐显现，就成为绿色左翼学者需要进一步解答的问题。围绕如何转型的问题，一些学者针对具体议题进行了回应。有的学者认为，在信息时代，我们并不知道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究竟是会帮助我们“免于进行不必要的、破坏环境的物质生产，还是会使得我们臣服于由企业具体操控和政府监督控制的社会”，因此，当前的转型方案必须充分考虑当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挑战。还有的学者从生态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社会主义的绿色转型面临的具体挑战。例如，加雷斯戴尔(Gareth Dale)等人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转型方案需要重新检视新自由主义广为散布的关于增长的神话，而生态社会主义则可以在其中扮演积极的推动角色。克劳斯托马斯贝尔格(Claus Thomasberger)则指出，在人类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的绿色转型要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并尊重自然的生态限度。对于另一些学者而言，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必然是多维转型并进的过程，因此有学者从整体上探讨转型方案。他们认为，转型的目标是从“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向“以个人发展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社会。布雷对转型的探讨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这一转型是包含政治、民主、文化和生态在内的多维转型进程，也是利用资本主义的进化潜力并加入社会主义要素，以战胜资本主义的过程。还有的学者将生态危机置于更大的背景下，以思考社会生态转型问题。布兰德和马尔库斯威森(Markus Wissen)运用社会生态转型(Social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的概念概括了从应631国外理论2023 年第 3 期Michael Brie and Dieter Klein，“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Towards a Solidarity Society”，International CriticalThought，Vol1，No1，2011，pp18 28Michael Brie，“Twofold Transformation:Strategic Challengesfor the Left”，https:/www transform network net/publica-tions/yearbook/overview/article/transform yearbook 2016/twofold transformation strategic challenges for the left/IbidKari Polanyi Levitt，“Freedom of Action and Freedom ofThought”，in Michael Brie and Claus Thomasberger(eds)，Karl Polanyis Vision of Great Transformation，p41Gareth Dale，Manu V Mathai and Jose A Puppimde Oliveira，Green Growth:Ideology，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alterna-tives，London:Zed Books，2016克劳斯托马斯贝尔格:人类世时代的社会主义转型，申森译，载 国外理论动态 2019 年第 12 期。Michael Brie，“The Great Double Transformation of the 21stCentury”，14thInternational Karl Polanyi Conference，Octo-ber，2017对社会生态危机的实践中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替代性思考。对于布兰德而言，最重要的是联合替代性力量，将实践中正在发生的替代性方案纳入社会生态转型的总体进程中，改变帝国主义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相应的权力关系，以实现面向所有人的“美好生活”。关于实现上述方案的推动力量，绿色左翼认为，转型的推动力量不应该仅仅依赖传统的工人阶级，而应联合潜在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以推动转型。布里主要从企业和转型联盟两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他并没有简单地将现实企业与现实政治的替代性力量视为变革主体，而是认为，需要根据转型目标调整企业与替代性力量，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型。他认为，就企业而言，通过利益相关团体直接参与公司决策或增强对企业活动的内部和外部监管的方式，可以让企业更好地服务于全面的社会转型目标;就替代性转型力量而言，需要将从局部利益出发进行斗争的各社会运动主体联合起来，以推动变革性的转型进程，例如，追求民主化和生态重建的拥护者也不能忽视大部分群体的物质利益需要。弗雷泽强调要重视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反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性力量。布兰德从实现激进社会生态转型的视角出发，强调了建立一个联合社会运动、工会、政党、企业家、进步的工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地方官员、教师、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科学家、媒体工作者等社会力量的“红绿”联盟的必要性。总之，替代性力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工人阶级，而是寻求反新自由主义力量的团结。绿色左翼畅想了一种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转型方案。他们之所以认为这种方案是可行的，原因之一是其从拉丁美洲安第斯地区的中左翼政府(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的政治实践中受到了鼓舞。自 21 世纪初开始，拉美地区的一些中左翼政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提供了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框架的新尝试。受社会运动的支持，安第斯地区的中左翼政府通过选举上台后，将社会运动的主张(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维护自然权利等)写进了新宪法之中。这一模式被布里视为实现转型的重要方式。绿色左翼认为，替代性政治力量可以采用拉美中左翼的策略，在社会运动的支持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上台，以推动转型进程。绿色左翼认为，解决新自由主义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走向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他们从转型路径选择(和平过渡而非革命)和转型方案设计等两个方面具体讨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提供了超越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激进转型方案。五、简评从波兰尼的理论中受到启发的绿色左翼学者通过揭示新自由主义实践引发的多重危机，驳斥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错误逻辑，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危害性后果。他们还运用双向运动理论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在今天仍731当代资本主义研究Ulrich Brand and Markus Wissen，“Social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in Noel Castree et al(ed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People，the Earth，Environment andTechnology，Hoboken:Willey Blackwell，2017乌尔里希布兰德:超越绿色资本主义 社会生态转型和全球绿色左翼的视点，王聪聪译，载 探索 2016 年第 1 期。Michael Brie，“The Great Double Transformation of the 21stCentury”，14thInternational Karl Polanyi Conference，Octo-ber，2017Nancy Fraser，“Why Two Karls are Better than One:Integra-ting Polanyi and Marx in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Current Cri-sis”，in Michael Brie and Claus Thomasberger(eds)，KarlPolanyis Vision of Great Transformation，p67乌尔里希布兰德:超越绿色资本主义 社会生态转型和全球绿色左翼的视点，王聪聪译，载 探索 2016 年第 1 期。Michael Brie，“The Great Double Transformation of the 21stCentury”，14thInternational Karl Polanyi Conference，Octo-ber，2017然“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原因，提供了一种理解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中此起彼伏、性质不同的社会运动的分析范式。在此基础上，绿色左翼学者明确地提出了激进转型愿景，畅想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转型方案。绿色左翼的上述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冠疫情的暴发让我们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意涵。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所统摄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着多重危机重压之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有理由断定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版本已经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从未像今天这样有理由期待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大转型”。我们也应该看到，绿色左翼的上述观点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中，一些学者通过波兰尼的劳动力、货币和自然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的理论来分析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引发危机的原因。这种从商品化现象出发来把握资本主义的观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被他们视为乌托邦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