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管理重在政策的确定性——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聂辉华_周东旭.pdf

CHINA REFORM 中国改革 2023年3月 35 三年新冠疫情之后，各地开始发力经济。近期，多地召开动员大会，并发布相关文件，力争“开门红”，紧迫感日益突显。不过，发力经济也非易事，尤其是考虑到多种因素的交叉影响，目前各地经济仍存在诸多薄弱点。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其中都关乎预期。经济应该如何发力？关键又在何处？为此，财新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政策不确定性是当前的最大障碍财新：从中央到地方，发力经济，正在形成共识。经过三年疫情，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什么阶段，呈现出哪些特点？聂辉华：现在处于借“势”冲刺阶段，一方面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逐步放开，公众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另一方面，此前中国经济处于下行阶段，与之对比，低基数的前提下，今年的经济很容易形成高增长。我简单概括为高预期、高速度、全面发力拼经济，未来一两年很可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落实比较到位的年份。虽然过去三年受到疫情等影响，经济压力较大，但是，对于未来一两年，我比较乐观。其实，2021年中国经济受到疫情的冲击并不是很大，主要是存在一些收缩性政策问题，甚至一度形成“寒蝉效应”，但是，经济的底子并不差。2022年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较大。总体看来，中国经济的韧性仍比较强，具备恢复增长、再次冲击的基础。财新：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亟待解决的一些突出问题或者困难都有哪些？发力经济，很大程度首先是修复，修复经济的重点或者重心是什么？聂辉华：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内部的政策不确定性，这是当前的最大障碍；其次是外部的国际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导致所有主体都缺乏稳定的预期，消费者不敢花钱，企业不敢投资，风投不敢去看企业，有些官员也在观望。国际环境也会影响预期，比如，中美关系一旦缓和，资本市场往往就会有所体现，现在的国际环境是荣辱与共，一旦出现紧张关系，一定是双输的结果。要想解决政策不确定性，就必须要明确方向，坚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好好搞经济、谋发展。同时，要管控好国际关系，朋友越多越好，尽量控制分歧和冲突。此外，还应该平衡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现在，各个层面都在谈安全，这是应该有所甄别的。当然，不是要回避安全问题，而是平衡处理。同时，要通过加强经贸关系，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防止“脱钩”。有的学者研究显示，对于一国经济来说，大开放，大安全；小开放，小安全；不开放，不安全。个别国家走极端，脱离世界经济体系，反预期管理重在政策的确定性 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聂辉华要想解决政策不确定性，就必须要明确方向，坚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好好搞经济、谋发展。同时，要管控好国际关系，朋友越多越好，尽量控制分歧和冲突周东旭|撰稿36 CHINA REFORM 中国改革 2023年3月2023年2月6日，沈阳一工厂车间内，数十台机器人正舞动手臂生产作业。聂辉华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借“势”冲刺阶段。而面临最大的不安全。总之，要辩证地看待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同时，也要动态地看待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我不是人口学专家，但是，我最近特别担心人口问题。我在研究可持续发展课题时曾提到两个关键变量，一个是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吸收全球化红利，另一个是提高人口出生率，发挥人口红利，眼下这两个因素都受到巨大影响。中国已经连续六年人口增长率下降，而且，2022年956万人出生，1041万人死亡，人口减少85万。这是中国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进入负增长，比此前的预测早了十年，中国也成了未富先老的国家。财新：从各地的情况看，拉动内需和扩大投资是本轮经济发力的着力点，消费和投资面临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有哪些压力？聂辉华：短期内，消费容易复苏，比如三年没出去旅游，很多需求都可能在短期内爆发，当然，短期内主要是恢复，未必是增长。中长期看好消费升级，这是基本趋势。投资短期内难以实现高增长，民间投资不振，而地方政府也没钱了，地方政府一直是投资主力。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连续五年超过60%，最高时达到65.4%。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民间投资比重超过八成，是名副其实的主力军。2019年，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下降至56.4%。2021年，占比进一步下降至55.6%。2022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一直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且增速差距呈现持续扩大态势。所以，投资可能面临较大压力。从具体产业看，房地产和汽车是两大重要行业，但是，房地产恐怕很难再恢复到之前的增长速度，而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又面临着上限的约束，再有大幅度的渗透率，也不会那么容易。CHINA REFORM 中国改革 2023年3月 37 财新：各地的动员大会声势不小。也有人担心，各地的经济发力会不会盲目追求数量，甚至搞成运动式的。在恢复经济、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尤其应该注意或者避免什么？聂辉华：正常年份，每年各地都会公布 GDP增长目标，也要具体看到底是约束性目标，还是预期性目标。当然，相比于前几年，这说明各地都高度重视经济增长了，这是好事。从地方政府的激励角度谈，理性的选择都是先保证数量，因为高质量增长需要长期投入，短期内难以见效，而很多地方主政官员的任期，可能也就两三年。这就是为什么喊了那么多年的“集约式增长”一直没有被“粗放型增长”所取代的原因。发力经济的过程中，一是要避免违背发展“红线”，例如环境污染；二是要减少短期行为，稳定官员预期。有劲头值得鼓励，但要防止政绩冲动，过去地方政府有钱，拍胸脯决策，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对地方的伤害或许还能承受，但是，如果现在还沿袭过去的思维，很可能给地方造成巨大损害，后果会很严重。政府的角色要进一步明晰，尤其是要提供好服务，改善营商环境。给企业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财新：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目前大多是怎样的状态？刚刚经历疫情，企业对于今后的预期是怎样的？聂辉华：多数市场主体经受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斗志尚在，充满希望。比如经营饭店，疫情第一年，就想着熬一熬，疫情总会过去；到了第二年，疫情还在，就安慰自己已经扛过一年了，疫情可能马上就会过去，不能倒在黎明前；到了第三年，很可能就熬不住了。当然，一旦熬过来，也许就能恢复活力。所以，企业最希望的就是“少折腾”，给企业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历朝历代，大疫或灾难过后，都要与民休息。因此，我呼吁，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给市场主体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如果老百姓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中国人那么勤奋，又有很强的致富动机，只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相信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不会是一个大问题。财新：企业家的焦虑主要是什么？他们担心什么？聂辉华：主要就是上面提到的政策不确定性。具体看，可以归为“两权”，一是企业的财产权，一是自己的人身安全。很多企业的困惑在于，他是企业的所有者，但是，未必能掌控企业的正常经营。疫情期间，企业开工都需要经过层层批准，路不通，人也很难招。企业要同时面对多个部门，每个部门的一纸文件，都可能让企业的合法经营陷入被动。要改变这一局面，稳定企业预期，最终要靠制度环境的提升，比如，避免全国范围的运动式监管。财新：发力经济，企业和企业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看待中小微企业的作用，怎么更好地盘活中小微企业？聂辉华：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国的经济增长，一靠企业的活力，二靠官员的激励。各地热衷于大项目，是典型的政绩观，除非稳定他们的任期。盘活中小微企业是一个技术难题，是因为数字经济时代“赢者通吃”的法则对他们尤其不利。中国必须在保护创新和保持活力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应该是一个良好的生态体系，能够让万物生长，同时又能够实现优胜劣汰。当然，这并不容易，对大企业保护过宽，小企业就可能面临压力，如果过于打压大企业，又可能失去创新的动力。财新：预期管理至关重要，企业不敢投资，家庭不敢消费，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恢复企业信心，稳定企业预期，当前应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聂辉华：因为大方向不确定，以至于有人在某一平台发文问“现在经济是不是不重要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1.27万美元）才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不能只盯着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体量。中国仍处于发展阶段，就怀疑经济重不重要，这一提问本身就不正常。“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要管38 CHINA REFORM 中国改革 2023年3月100年。稳定预期，应该进一步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从全方位予以细化落实。其次，检讨很多不符合增长导向的政策，特别是一些不利于增长的管制政策。中共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关键是怎么落实。近几年的经济形势，与疫情有一定关系，但也不能排除“灰犀牛”，就如同生育问题，虽然人口增长问题早已凸显，但是，总觉得还有空间，不用急，如果一味拖延，越久越被动，且很多政策是不可逆的。财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要求，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解决消费疲软问题，扩大内需，当务之急是什么？聂辉华：理论上讲，老百姓要敢消费，必须有稳定的收入预期，不能大面积失业；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要有托底政策；有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住房）。住房也是公共服务，政府有义务为弱势群体或中低收入者提供保障性住房。民生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应该提高，过去这方面的投入是不足的。我与很多经济学家的看法一样，当务之急是给困难家庭发放消费券。消费券的作用在国外已经有较为充分的理论验证和实践检验。如果大家敢消费，就能助力经济，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就是死结。一些发达经济体是消费驱动增长，为什么他们敢于消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背后有充分的社会保障和预期。建议启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长期规划”财新：政商（企）关系近年来一直是热点，在经济发力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有的地方主政者再次喊出企业有事可以直接给其打电话，这种现象的背后，凸显了怎样的政商关系局面？聂辉华：是好事，但也不完全是好事。这说明政府权力太大，政企关系高度不平等。好的政商关系应该是“亲清平”。在中国，几千年的政商关系都是不平等的，现在也没有彻底扭转，政府官员往往都是居高临下地对企业说话，什么时候政府和企业可以平等地交流对话，官员和企业家平起平坐，那才是正常的政商关系。财新：你曾经提到过政商关系的纠结，甚至出现不敢接触、不愿接触的现象，目前政商关系是否有所转变？也有学者认为三年疫情，在防控加码的背景下，也使得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某些微妙变化，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聂辉华：有一定的改善，但是，疫情三年让企业处于更加弱势的不对等地位。防疫期间，一个街道办甚至社区干部都可以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租金、营业、上班、物流），这是非常不正常的。财新：政商关系的核心其实在于政。各级政府应该如何处理好与企业（家）的关系，遵循哪些基本原则，注意哪些事项？聂辉华：改善政商关系，关键在政府。我多次提出过类似建议：一是减少各种微观经济干预；二是推进政策的规范化、透明化；三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政企互动；四是稳定官员任期，提供长远预期；五是政府要有契约精神和平等意识。财新：中央多次针对民营企业召开专门会议，称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但是，民企焦虑却一直存在，为什么？在发力经济的背景下，如何一视同仁，避免把民营企业仅仅视为一种工具？聂辉华：因为没有从理论上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迫切需要组织专家学者重新论证民营经济的地位，从根本上消除“消灭民营经济是未来的必然归宿”“民营经济离场论”等极端论调。在舆论上，严肃批驳那些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错误观点，并对相关人员依法依规追责。在制度上和政策上，树立民营经济发展的长远信心。建议立即启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以五年或十年为界，明确国家鼓励民营经济进入的领域和方式，作为与“负面清单”并列的“正面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