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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再出发学习心得大全
大溪小学：冉隆模
解放思想，首先我们要有思想。思想是一种认识，一种客观事物在我们头脑中认知的反映，并通过语言、文字、动作表达出来，是一种“思”与“想”的结合。我想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不仅要学政治理论，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更为关键的是还要学习业务知识，提高业务水平，将思想与行动统一起来。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随不断发展的客观实际变化而变化，敢于实践、勇于探索，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解放思想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要落实到自己的具体行动上来，联系目前的实际工作，我觉得解放思想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解放思想，理清思路、转变观念是重点
解放思想，理清思路、转变观念，解决“懒、庸、慢”等不良作风的问题是重点。观念和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和思路不正确，就会敏感度不够，执行意识不强，完成任务不好。比如在抗冰保电过程中，上级提出镇镇通、村村通、户户通等各个阶段复电的时限，根据当时的现状和条件，困难是非常大的，当初想是根本不可能的，内心想只能是尽力而为，但在上级要求和督促下，我们逐步树立必胜的信心，克服了平时不可想像的困难，还是如期完成了工作任务，由不可能变为可能。通过这件事，体会是非常深刻的，说明只要转变观念，就够很好的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要讲党性、讲组织纪律，对上级安排的工作任务，必须有无条件一定要完成思想观念，这就是执行力。
在优质服务方面，公司近年来，一直重视行风建设、优质服务工作，年年都有新的内容和要求，但部份干部、员工对“作风建设无小事”的认识不到位，思路不清晰，对以提高供电可靠性为总抓手，对客户的诉求不着急，对待客户反映的热点难点不重视，认为优质服务是上级的要求，仅是走形式，做表面文章，有关活动的开展，以应付交差了事。对行风建设、优质服务的管理要求，仅限于不发生行风事件，不被上级通报追究就行。其观念还是电老大，没有认识了危及企业的形象，也不清楚自已的责任和义务，不主动思考，改进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由于观念不正确，不是以真心、用心、诚心地主动搞好供电服务，该干的事就肯定干不好，对客户反映的热点难点和需求，麻木不仁不当回事，导致供电服务质量客户不满意、不愉快的事经常发生。要搞好优质服务工作，必须真正转变观念，以真心、用心、诚心对待客户需求，主动把优质服务做得更高更好。
二、解放思想、“想尽办法去完成每一项任务”
回顾平常工作中，由于存在“懒、庸、慢”等不良作风，思想、观念不解放，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对上级安排的工作任务，首先想到的是困难和问题。接受工作任务时，总是讲条件。向上级汇报工作，首先讲的总是困难。而不是上级交办工作任务后，首先思考如何更快、更好的完成工作，雷厉风行，快速落实，导致完成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始终“慢半拍”，完成工作的质量也不佳。通过解放思想的反思，这是个人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政治敏感性不够的具体表现。自已作为南方电网的一名基层管理干部，转变不正确的行为理念尤为重要。应树立“快、实、细”的良好工作作风，践行“想尽办法去完成每一项任务”的行为理念，高标准，
严要求，快节奏”地开展工作，对上级安排的工作任务，必须无条件执行，不折不扣地完成。只要有必须要完成的思想基础，你就能主动千方百计想办法、积极的，动用各种资源去完成。如没有“想尽办法去完成每一项任务”的行为理念，思想观念不通、甚至抵触，被动的接受工作任务，即使勉强完成工作任务，结果也是“慢半拍”，质量好不到那里去，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强本、创新、领先”是公司的发展思路，作为管理者，在履行职责时，决不能有应付的思想。应超前思维，主动工作，高标准、严要求，这样才能很好的完成上级交办的每一项任务。
三、解放思想、解决工作作风的问题。
认真剖析，自已身上的确存在的思想庸、行为懒，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自我感觉良好、超前思维不够等问题。认为自已在岗位上工作多年，有一定解决问题的经验，所以下基层少、调研少，亲临工作现场少；对下级批评多、指导少，要求多、帮助少；对下级请示的问题，有的答复解决不及时，对重点工作关注不够，工作往住是被动的，往住是“慢半拍”，存在的问题，主要根源还是自身存在有“懒、庸、慢”等不良作风。高标准、严要求履行职责，首先需要转变观念。因此，通过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认清形势，转变思想观念，切实改变工作作风是非常必要的。“强本、创新、领先”是公司的发展思路，自已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应从思想和行为上，认真践行南网方略，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做到“高标准、严要求、快节奏”，对上级方针政策、工作部署，融会贯通，雷厉风行，快速反应，求真务实，周密思考，细化落实，严格把关，以“快、实、细”的良好工作作风岗位履行职责。
四、解放思想、领导是关健
解放思想，领导是关健，只有领导思想解放，观念正确，指挥、管理、要求到位，工作的开展落实就能事倍功半。下属是看领导的，作为基层领导，连你自已都观念不正确，表现出对上级的意图认识不清楚、理解不深刻、反应不过来，执行不够坚决、迅速、到位，存在畏难情绪，考虑局部利益多，你怎么能对公司负责，抓班子、带队伍，更高、更好的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解放思想对基层管理者尤为重要，解放思想大讨论领导要带头剖析自已，主动查找自身存在不足，对自已的思想和观念进行清理，从自身真正解决“懒、庸、慢”等不良作风的问题，找出差矩，进一步提高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能以身作则，真正转变观念，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和水平，提高执行力。如领导只是说教，要求下属解放思想，而自身却自我感觉良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超前思维，标准不高、要求不严，你又怎么能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不够，怎么能带领一帮人，搞好一个单位的工作。
自已作为一名老师，通过参加此次解放思想大讨论，反思自已以前的观念和行为，的确存在一些“懒、庸、慢”等不良作风的问题，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转变观念，改正不足，首先以“高标准、严要求、快节奏”工作态度要求自已，以超前思维、主动工作、求真务实、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主动承担责任的工作作风，坚决执行上级的各项要求和工作任务，把上级精神逐级传递下去，不发生肠梗阻和衰减，更好履行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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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瞭望》文章：解放思想再出发《瞭望》文章：解放思想再出发
人民群众的利益、意愿和要求，是推进思想解放的原动力
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一次思想大解放，成为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先导。
今年，是这场大讨论的三十周年。回顾总结这段历史，对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很有意义。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大讨论的基础上，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历史伟大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具有深远影响的是，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经过这场大讨论，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为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有力地破除了个人迷信，推倒了“两个凡是”。这是最实际的思想路线建设。
在这样的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修改党章时，创造性地写进了思想路线。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的思想路线增加了实践标准，这是重要的发展。经过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们的党章几经修改，但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一个字也没有改。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思想政治领域里的基本建设，三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它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是用实践标准检验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检验在大讨论的过程中就开始了。以后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否定的结论。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人们很自然地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上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邓小平从多方面破除对社会主义的老观念、老框框。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照搬别国模式搞不成社会主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等等。
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的含义有两条，一是，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要建设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最大的思想解放。
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们往往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主要的是要探索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
这是一个具有深刻革命意义的命题。这里讲的革命，决不是采取暴力形式的革命，而是采取改革的形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而是要吸取人类文明的成果。这就需要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在改革开放中建成。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结论的提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思想获得了大解放。
按照人民意愿解放思想
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至今，推进解放思想已整整三十年。从三十年解放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规律性。
每一次大的思想解放，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拨乱反正的需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以后一波一波的思想解放，都是改革开放发展的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
1992年初，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推进思想解放。这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趋势，顺应了人民要求发展生产力、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正如邓小平所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人们必然要解开并打碎违背历史发展要求的精神枷锁，思想解放成为历史的必然。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能够看清历史前进的大势，抓住机遇，适时带领群众前进，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
人民群众的利益、意愿和要求，是推进思想解放的原动力。
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社会各方面人士，他们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他们处在改革开放和生产建设的第一线。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要求最迫切。他们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最懂得问题的症结所在和解决办法。因此，他们最敢于突破旧体制的束缚。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他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说：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了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邓小平深有体会地说：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在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推进改革开放，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
我们讲的解放思想，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面对广大群众的。解放思想的命题只能来自实践的需要，来自群众的要求。每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必然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积极参与。群众积极参与，是历史新时期每一次思想解放的明显特点。这是思想解放能够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因。
邓小平说，他的作用就是将群众创造的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作为领导者，就要善于向群众学习，从群众的实践和创造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宝贵经验
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开端，三十年来，解放思想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我们积累了推进思想解放的宝贵经验。
用讨论的方式推进思想的解放，这是一条重要经验。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用讨论的方式推进思想的解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思想认识问题的解决，不能用压服的办法，只能用讨论说理的办法。用讨论的办法推进解放思想，就要求有民主这个重要条件。解放思想，就要说新话，就要对现有的一些理论观点和制度、机制、办法有所评论，甚至否定。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保证下、在民主的氛围中，人们才能畅所欲言，探讨问题，真正弄清是非，实现思想的解放。今天，民主仍然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要同实事求是相结合。
解放思想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离开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失去了目的，甚至会走到偏路斜路上去。
新中国建国以来，大讲解放思想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搞“大跃进”时，口号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那一次的解放思想没有很好地同实事求是相结合，提出了不少带有空想色彩的口号和指标，结果是浮夸成风，损失惨重，教训十分深刻和沉痛。进入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这肯定是记取了1958年倡导解放思想的教训。这一次，从一开始就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相统一，从而使解放思想扎扎实实地推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解放思想要同实践相结合进行。
我们讲的解放思想，是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着眼于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因此，解放思想不能停留在坐而论道，而是要同实践密切联系。实践是推进思想解放的最有效途径。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很大的思想解放，但当时阻力很大，议论纷纷，随着这种经济形式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人们的思想才进一步解放，各种指责也逐渐消声。创办经济特区，体现了思想的大解放。但在特区刚刚创办时，非议和指责之声很多，随着经济特区的成功，指责特区的声音也逐渐消退，人们对特区已经习以为常了。
实践表明，不可能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又进一步推进思想的解放，达到思想的统一。
解放思想要善于抓住焦点。
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以新思想、新观点，去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老框框、老习惯，而且往往是大破大立。因此，必须抓住问题的焦点，将新旧思想观念鲜明地尖锐地对立起来，才能有效地实现“破”和“立”。一方面，要抓准问题，并加以概括，突出焦点，另一方面，要有能够击破旧思想、旧观念的锐利思想武器。邓小平说：“拨乱反正，语言要鲜明，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这就是针对解放思想而讲的。
推进解放思想，必须尖锐鲜明地提出问题，含混不清，模棱两可，泛泛而论，不可能破除陈旧过时的思想观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倒了“两个凡是”，是很成功的实例，也是很重要的经验。
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推进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
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想观念，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科学的能说服人的判断标准。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用实践标准推倒了“两个凡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有效地廓清了“姓资姓社”的迷雾。“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既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观点，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一个科学的标准。在改革开放的长时期中，继续解放思想，还是要旗帜鲜明地讲实践标准，讲“三个有利于”标准。
解放思想要“敢”字当头。
这一点，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也是三十年解放思想的实践一再证明了的。不论是破旧，还是创新，都要有一种敢为人先、敢闯敢干的精神。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要敢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借鉴”的提法就区别于“照搬”）。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就要敢于和善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条捷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很有成效，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是很大的思想解放，也体现了“敢”字当头的精神。这样的例子很多。
二是要敢于创新。解放思想不但要体现在破旧上，更要体现在创新上。这一点，三十年来有许多成功的实例。比如，办经济特区、建立上海XX县区。又比如，XX省的资源并不丰富，但他们敢于创新，办了很多有国际影响的市场。这样的例子也可以举出很多。以上两个“敢”，又是相互联系的。
以上这些经验，对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很有参考价值。□
（作者沈宝祥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原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
第三篇。“‘鸡毛换糖’再出发”解放思想大讨论题目“‘鸡毛换糖’再出发”解放思想大讨论题目一问义乌，新时期还需要“鸡毛换糖”精神吗。二问义乌，还敢再扛改革大旗、再当改革先锋吗。三问义乌，会成为中国的“底特律”吗。四问义乌，新的“奶酪”到底在哪里。
五问义乌，市场如何从“金丝鸟”变成“金凤凰”。六问义乌，城市如何才能吸引世界的目光。
七问义乌，怎样从“打工乐土”变成“创新天堂”。八问义乌，会成为温水中的青蛙吗。
九问义乌，我们的梦想仅仅是当房东吗。
第四篇：再出发《看见》读后感再出发
———读《看见》有感
天目高级中学209班李添
初读《看见》时，自己有些过急，读的就显得粗糙了，心中虽有些感触，却又觉得身上少了点能与之发生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后因酷暑难耐，心情烦躁，便想找些可以静心的书，以解心中的热。情不自禁，我从书柜中再次捧起一阅。不得不说，和作者的名字一样，《看见》一书带给我一种先静而后思的体验，如醇厚干涩的清茶先苦而后因清香回味无穷。它让我犹如身在其中，感受着当事人的情感，体会事件的本质，感悟人生的真谛，内心有太多无法言表的情感不断的肆意翻滚着、回旋着、流淌着…
作者柴静在书中用坦诚的言语陈述自己十年的成长路，不断剖析自己，不断正视自己的不足，在让我感受到有血有肉的作者的同时，也出发了我对于人生的漫漫思索…看清自我，得以成长。
柴静说。“想要看清社会，就要先从蒙昧中睁看眼来看清自己。”她也这么做着，哪怕周围是无比的混沌。她在采访中不仅是采访别人，更是自己；采访越深，认识自己的也就越多。而长者给她教诲，前辈给予批评，网友送上评论，使她能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里一次又一次看清自我，摆正态度与角色，缓缓前行。
而我呢。以是十七岁的青春少年，年少轻狂，而我要看清自己，就也必须借助外界，善于与他人沟通，俯首倾听前人的教诲。正如唐太宗李世民说的那样：“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在生活中，能多一面镜子，看到的自己就越全面。我若要看清自我，就要善于深入，以深度来提升我的广度。
我曾有梦，未忘初衷。
在柴静刚进入央视时，只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身上仍带着学生气的幼稚、单纯，以及对社会知识的浅薄。而当她的领导问及做新闻关心什么时，她却毅然地认为：关心新闻中的人。我欣赏她身上那股牛犊气，也感叹她十年来的坚守。《看见》中到处体现着人性的矛盾与光辉，体现着人性中本能的善于恶。一句话，就是她的初衷，未曾改变。
而我呢，在学习上我的初衷又是什么。是豪情壮志的理想，是不甘安于现状的心情，还是拼搏向上的态度。也许很简单，只是想好好学习来证明自己。我用心记背着庞大的单词库，用脑演算这复杂的计算题，用呐喊来激励带着疲劳却不甘放弃的自己…许多人也一样，各自在自己的年纪干着各自的事，坚守着各自的初衷。我希望十年后，我还敢对自己说：我曾有梦，未忘初衷。
深思苦索，苦尽甘来。
柴静在工作失望时，她的领导陈虻曾教导说：“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但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其实一路走来，回首我们每个人走过的行迹，哪个不是曲折坎坷，哪个人的经历不是一首百转千回的歌。联想自己，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学习，都不能再在患得患失之间蹉跎岁月了。而白岩松也对柴静说过：“往事是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就像在中年感慨自己的青春岁月，天真荒唐却欢声笑语；就像在大学回忆自己的高中生涯，紧张疲惫却充实美好…
而我呢。在此之前，我在考试失利后有冷静的思过吗，在靠股蛮劲向前冲时有计划过吗，在成功后又有回首那段艰辛历程吗。也许我只能弱弱的回答一句：“有吧，很少吧。”而看完书后，我已时刻地对自己说，思考吧。
已夜深人静，我在台灯下缓缓地合上了书，望向窗外，漆黑袭来，但觉得眼中一片豁然开朗。我有好的习惯，也有不足之处，此处以后，我可以做的更好。然后准备好，就等再出发，启程我的下一个十七岁。
有梦，敢拼，和思考。
第五篇：中国援外再出发中国援外再出发
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的消息就成了国际媒体热炒的话题。顶着“世界第二”的帽子，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声音已是呼之欲出。
即使是没有众多外在压力，走过六十年岁月的中国援外之路，也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援助模式和方法如何与时俱进，援助思路当作何调整，都不仅关系到中国援外战略的前景，更诚如外媒所言，也是为中国走向更成熟国家定位展开的新探索
60年后，中国开启援外新思维
回顾中国60年所走过的援外之路，厘清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把握援外的方向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发自北京“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随着上季度经济数据的公布，有关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消息正令国际舆论沸腾。
面对外媒对“世界第二”的狂热宣传，有些人在看热闹，有些人则借机向中国施压。其中最为人瞩目的，当数美国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特使霍尔布鲁克对中国的公开喊话：“美国捐款最多，中国等国捐得少。巴基斯坦人将看到，危机来临时，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总在起领导作用。”
霍尔布鲁克说的是中美对巴基斯坦洪灾的援助，但他却故意“省略”了以下事实——中国在巴基斯坦爆发洪灾后，第一时间向巴捐赠了100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此后又追加了5000万元的物资援助。而且，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巴基斯坦的主要援助国之一。
包括援助巴基斯坦在内，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援外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漫漫长路。如今，当突然被戴上“世界第二”的高帽后，今后的援外路该怎样走，已经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援外前传：周边安全和“重义轻利”
面向未来，就要以史为鉴。回顾中国60年所走过的援外之路，厘清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把握援外的方向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起步阶段。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越南和朝鲜成为了我国最早的受援国。1950年4月，越共中央就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解放军派出一批干部全面帮助越南搞好军队建设。
那时，新中国也只是一穷二白，却无私地将援助之手伸向了兄弟国家。除了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给予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援助之外，中国还“寓援助于贸易之中”。刘少奇曾在1950年12月指示，“以解决越方经济困难为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些贸易中自觉赔一点钱，也是应该的。”根据这一精神，中国进口了越南一些很难出口的土特产，越南则换回了各种生活必需品。
“这一时期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教授周琪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截至1963年，中国先后向21个国家提供约49亿元援助。其中亚洲国家12个，包括8个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援助，有助于加强国防安全，亦可在边境地区建立缓冲地带。”一位台湾学者如是猜想大陆援外背后的战略考虑。
但与此同时，“重义轻利”等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援外政策。
比如在援助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时，刘少奇指出，“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毛泽东也曾对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表示，“如果它（法国）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阿尔及利亚）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为了援外，中国作出的牺牲还有很多。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经济陷入低谷，但其间和此后，对外援助的车轮却未曾停止。
1964年，周恩来访非期间提出了援外八项原则。此后到1970年的六年间，中国的受援国从21个激增到32个，中国共帮助20个国家建成了313个成套项目，其中包括坦赞铁路等连西方国家都望而生畏的大型工程。
个别受援国没把钱用在刀刃上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对外援助量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份“关于援外工作的几点意见”文件就曾直截了当地批评，“援外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特别是对一些重点国家的任务过重，不注意经济规律，浪费比较严重。”
事实上，自从1950年开展对外援助工作以来个别问题就已经出现，其中的典型案例，当属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教训。由于双方缺乏对援助物资的有效监督，导致浪费现象频发。“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阿方用作电线杆，中国援助的锰钢钢板，阿方用作厂房地板，中国援助的高标号水泥，阿方来建烈士纪念碑。”这样的记载让人心寒。
也正是在那时，中国援外工作踩了一脚急刹车。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查阅外交部档案馆资料时发现，周恩来早在1965年会见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时就指出，“今后援阿金额不可能比前5年再多了。经济援助，你们提28项，我们研究后，能答应18项""粮食，你们要求五年供应67.5万吨，我们只能给40万吨""军事项目有的设备材料（精密车床和好的钢材）到货后尚未安装，放在露天，请注意检查一下，放久了就会坏。”
面对更多地区和组织随意的张口伸手，周恩来曾发话。“经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对外援助，尤其是一些完全不了解对方情况的人员提出的援助要求，我们基本婉拒。”
从“交钥匙”到“教经营”
从7%到0.7%，这是1973年与1979年中国援外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变化。这背后，是对时代主题的认知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
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中国的援外也进入实质意义上的战略转型期。
长期以来，中国援外资金基本靠单方“从裤腰带里勒出来”。改革开放后，援外资金的筹集更加灵活、多元，实现了三个结合，即同联合国多边援助相结合、同受援国自筹资金相结合、同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相结合。比如，1986年，中国就与联合国合作，向37个国家提供了111个技术援助项目。
资金的多元不仅为中国援外省了钱，受援国的范围也随之铺得更广，达到了102个。
除了改善筹资方式外，援助方式也由单项的提供经济技术变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援建项目多为“交钥匙”，即工程完后就移交受援国。但很多受援国缺乏管理经验，项目效益不佳。如1976年移交的坦赞铁路，到1983年累计亏损9.7亿坦桑先令。1983年中国派出专家参与管理后，次年即扭亏为盈。
九十年代至今，与援外一起走出国门的，还有探索全球化道路的中国企业。与此同时，中国还逐步摆脱了过去意识形态和经济能力的限制，加大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在飓风受灾的美国、在遭受恐怖袭击的俄罗斯、在遭海啸吞噬的印度洋沿岸国家""红蓝相间的“chinaaid”（中国援助）标识已无处不在。
“回顾这60年来的援外之路不难发现，中国从来不逼债、中国专家不享受特殊待遇、中国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外作风，在中国与受援国之间架起了信任的桥梁，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一位专家如是概括道。
新形势提出新要求
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在援外的同时，仍然接受着来自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技术援助。如何在受援同时，更好地援外。如今又被戴上“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帽子，援外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形势。
曾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张郁惠曾在论文中建议，“中国每年要向10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撒胡椒面’式的援助不利于发挥最佳效能。中国的援外应该分清轻重缓急，周边国家排第一，非洲国家第二，西亚和美洲第三。无偿援助规模不宜过大。另外，要提高援外工作透明度。否则，不利于国际社会和国内公众对援外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不干涉内政”是中国援外的基本原则，也是一些西方国家大做文章争议的焦点。在周琪看来，中国应该在“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人道主义援助之间找个平衡。以苏丹为例，2007年后，中国派出了驻苏丹特使与联合国配合，还与联合国驻非洲部队一同维和，并提供了大量援助，如帐篷、打井、医疗队等。
“西方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后来的做法很好。但要是开始就这么做，可能就不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对声而陷于被动了。”周琪认为，“中国援外不能完全忽略人权问题。（对苏丹）主动进行温和的劝说或引导是需要的。”
此外，中国在个别受援国开发矿藏发生矿难、在非洲砍伐原始森林等情况，也招致了国际社会的批评。“这些问题，不光是我国在援外工作中所欠缺的，我国国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今后我国要进行一些改革，推动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升在受援国的形象。”周琪说。
尼泊尔电视媒体在尼议会召集场所，中国援建的尼泊尔国际会议中心前录制节目。本报记者比
马/摄
中印日援助“鏖战”尼泊尔
作为一个离开外援就几乎过不了日子的国家，尼泊尔接受的不同援助方式也提醒我们，援外还可以做的更细致、更有效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乔炎、章建华发自加德满都、北京8月23日，尼泊尔总理选举第五轮仍未有结果，当地媒体称“总理选举次数创世界吉尼斯纪录”。跟着这一纪录进入人们视线的是尼泊尔国际会议中心。
这是尼泊尔最大的大型会展中心，它在2006年见证了尼泊尔和平协议的签署。到了2008年，又成了尼议会召集场所，并在当年见证了该国废除君主制、实现共和。但外界不太了解的是：这个会议中心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
中国援建的总统府、总理府、议会大厦和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建筑，广泛矗立在亚非拉许多国家的首都。这些“高高在上”的地标性建筑见证着中外友谊和所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却与普通民众有着心理上的距离。
不过，这种情况或许正在改变。
“中国援助尼泊尔的领域今后将进一步有所侧重。如不再单纯注重标志性建筑工程，而是向能够使更多民众受益的项目倾斜，如基础设施和道路等。”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白东民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援助“最有效”
“中国政府在尼泊尔的援助做得不错，帮助尼泊尔修了不少它需要的公路、医院和通讯设施，”罗伊曾是印度《印度斯坦时报》驻尼泊尔的记者，他认为中国援助项目的质量和社会效益都不错，“尤其b.p.柯依拉腊纪念肿瘤医院在尼泊尔民众中很受信任。”
医院显然比那些地标性建筑更直接地惠及普通尼泊尔百姓。
迄今为止，该院手术例数已经达到1.7万例。手术室刚建成时只有两个手术间，记者8月初来到医院时发现已扩建成4个。虽说设备并不是最先进的，但是在中尼医生的共同努力下，一些高难度的肿瘤手术都能够开展。建院十多年来，已有总共六批百余名中国医生来到这里工作。
这所由中国政府援建的医院位于尼泊尔南部巴拉特普尔市，项目总造价9700多万元人民币，1998年竣工。
当年，承包建筑施工的中国山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员工们，从开垦一片原始森林开始，战酷暑，斗瘟疫，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使一座现代化的肿瘤医院拔地而起，为尼泊尔南部甚至邻国印度百姓寻医问药、解除病痛提供了方便。尼泊尔前首相柯依拉腊曾专门向中国政府发去感谢信，盛赞这项工程体现了“中国的速度，中国的质量”。
“援建的加德满都公务员医院2008年竣工，相信也将成为尼泊尔最杰出的医院之一，”白东民介绍，尼泊尔是中国援外项目实施比较早的国家，也是中国周边国家中接受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1955年8月1日中尼正式建交后，中国从第二年就开始向尼泊尔提供援助，早期的援助包括项目、物资，还有现汇。迄今中国援尼完成包括成套设备、工程、技术合作和技术培训等各类项目至少83个。
中国援建的常为尼泊尔政府所急需的项目，如举办南盟首脑会议前，1993年中国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援建了比兰德拉国际会议中心；南亚运动会前，1997年中国援建了一个射击场，并为原有一个大型体育场更新和升级了所有设备。
尼泊尔政府对中国的无私援助给予高度评价。有官员告诉记者：“中国对尼泊尔虽然不是援助最多的国家，但援助的项目却是最有效的。”
印度援助注重“打动人”
相对地，印度驻尼使馆每年可以自行支配500万卢比（约合71万元人民币）的援助配额，用于一些小项目。这就显得十分“灵活”。
无论在地缘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印度对尼泊尔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尼泊尔的重要援助国之一。印度一直试图不断扩大自己在尼泊尔的影响，所以也一直在增加对尼的援助力度。印度对尼援助为无偿援助，主要集中在陆路交通、卫生和教育领域。
“印度提供财政援助主要有两个方式。一如中国援助中央政府，而印度也为地方政府，甚至村委会，提供资助。印度还经常为学校提供校车，为医院提供急救车。”宾朱对记者说，这些援助不仅实在，而且能由下而上地“打动人”。
在援助区域上，罗伊介绍。“印度政府对尼泊尔的援助主要集中于南部德赖平原。”德赖平原上居住着近百年来从印度迁移到尼泊尔的印度人及其后裔，称“马迪西人”，占尼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自治呼声日炽，甚至有部分马迪西人要求“独立”。
不过，印度也有印度的烦恼。“虽然印度给了尼泊尔大量援助，但尼泊尔人仍然对印度不满，”罗伊说，“主要是因为错误的外交政策。”尼泊尔人对印度势力在尼泊尔的大量存在和援助的意图有所猜疑，而一些印度军政要人对尼内政指手画脚曾多次引起尼民众反感。
“中印援助的不同主要是工程的质量，多数印度建的建筑和公路质量不好，原因是腐败，没有足够的监督，”罗伊说。
日本援助细到投票箱
除了两个邻国中印的援助，一些区域外国家也对尼泊尔进行援助。
日本在尼泊尔的援助目标是，减少贫困和向穷人最低生活水平提供支持，主要集中在援助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对人力资源发展和社会经济基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