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乡村的农民心态——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中心.pdf

第1 8 卷第3 期2023 年6 月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双月刊）JOURNAL OF GUIYA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Bimonthly)Vol.18No.3Jun.202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乡村的农民心态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中心赵法发，孙福（1.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 0 0 3 5 0;2.永昌县第七中学，甘肃永昌737200)摘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农民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和对新政权的陌生，面对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政策，往往胆怯害怕、顾虑重重，不敢立即响应，进而严重影响了土地革命的进程。面对这种困境，中共采取了积极而有效的措施，一是向广大农民宣传、解释中共、红军及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目的；二是严肃革命纪律，树立红军的革命威望；三是宣传土地革命政策，使农民彻底明白革命道理。这些措施打破了农民头脑中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和限制，解除了“落后意识”“糊涂思想”的紧箍咒，使农民明白了革命道理。在此基础上，农民的害怕心理逐渐消退，阶级观念和革命意识日渐增强，由以往的不敢要的害怕心态转变为敢于分配的斗争心态。关键词：陕甘边；土地革命；农民心态中图分类号：D231Peasants Mentality in Shanxi-Gansu Border Villages during the2.Gansu Yongchang No.7 Middle School,Yongchang 737200,Gansu,China)Abstract: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the peasants in Shaanxi-Gansu border area,bound by traditionalideology and unfamiliar with the new government,were often too afraid andfearful to respond immediately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CPC)revolutionary policy of expropriating the local tyrants and dividing the land,which seri-ously affected the progress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In the face of this problem,the CPC took various active and effec-tive measures,including:firstly,to publicize and explain to the peasants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the CPC,the RedArmy and the Soviet government;secondly,to establish the revolutionary image of the Red Army with serious revolution-ary disciplines;and thirdly,to disseminate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policy so that the peasants would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revolutionary principles.Through these measures,the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constraints and restrictions in thepeasants minds were shatered to relieve their backward consciousness and wrong thinking,so that the peasantsbegan to understand the revolutionary principles.On this basis,with their fear gradually receding and their class conceptand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increasing,the peasants mentality also shifted from previous fear in taking what wasentitled to them to courage in demanding it.Key words:Shaanxi-Gansu border area;agrarian revolution;peasant mentality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6 7 3-6 1 3 3（2 0 2 3）0 3-0 0 2 7-0 7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Centered on expropriating the local tyrants and dividing the landZHAO Fa-fa,SUN Fu?(1.School of Marxism,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收稿日期 2 0 2 2 -1 2 -1 5【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2 0 1 8 年度课题 闹红：共产党与陕甘边乡村研究（1 9 2 1-1 9 3 5）”（项目编号：YB107）【作者简介 赵法发，男，甘肃环县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孙福，男，甘肃永昌人，一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一2 7 一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打土豪、分田地”既是中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政策,又是其重要内容。其必要性与重要性,学界已多有论述,毋庸赘言。李金铮老师已敏锐发现且客观指出，学界对土改问题的研究，“在视觉和方法上仍嫌单一，最为典型的就是政策一一效果 模式,亦即中共的政策演变、农民获得了利益以及拥护共产党、革命积极性提高的几步曲，而作为土地改革主体农民大众的复杂心态及其行为基本上被压抑、被没了，由此很难真正理解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空前曲折的运动”。此问题可谓传统土地革命史叙述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其“研究中先验的、自上而下的论证模式削弱了革命与基层社会的联系，掩盖了中共革命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中共革命历史意义的认识”2 。忽视了农民对中共革命的认知和感受，忽略了农民的犹豫和挣扎。3 而“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政策，作为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政策一效果”的简单分析模式，亦在所难免。事实上，“打土豪，分田地”是一个革命政策与农民互动的动态发展过程，农民面对的毕竟是一个自身极为陌生的政党、政权以及全新的政策。农民在面对这些新事物、新情况和新问题时，其心态反应如何？会作出怎样的行为选择？其原因何在？怎样影响着土地革命的进程？中共如何应对和处理及其成效如何？诸此问题都应充分发掘、分析和探讨，但尚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陕甘边乡村为考察对象，探析土地革命中农民的心态及其行为，以揭示其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一、不敢要的害怕心态“打土豪、分田地”作为土地革命的核心内容，其旨在消灭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梦寐以求的土地问题；进而废除租佃、雇佣及高利贷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分配土豪劣绅的财富,解决农民的生活困难；再而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促使他们响应土地革命，积极参加革命事业，创建苏维埃政权。毫无疑问，其意义十分中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政策，应包括两个重要内容：一是打倒乡村地主阶级，剥夺其财富，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以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问题；二是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即土地政策。因此，本文把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统称为“革命政策”。主要成果有何友良：打土豪，分田地：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1 5；王明前：从“打土豪”到“分田地”一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荆楚学刊2 0 1 5 年第1 期；陈和平：苏区“打土豪、分田地 的多次革命意义，党的文献2 0 1 7 年第3期等等。李金铮老师曾经典表述为“革命三部曲”，即在中共革命与农民关系的关系中，基本上就是中共政权的政策演变、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以及革命斗争、革命建设积极性提高的三部曲。见李金：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 0 1 4，第2 8 1 页。一 2 8 一)(双月刊)广泛且影响深远。它首先是一场经济革命，又是一场政治革命,还是一场社会革命，并推动了革命文化,促成了法律革命 4 。作为陕甘边乡村的农民，面对“打土豪、分田地”这场规模宏大的革命运动，其心态反应如何？会做出怎样的行为选择？其原因何在？“其传统心态、惯性与土地政策有哪些暗合与冲突?”5 1 2 9 3-2 9 4当陕甘边乡村农民面对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政策时，其普遍的心理反应是胆怯害怕。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农民畏惧于地主阶级的威风，作出了不敢要的行为选择。在陕西职田镇，红军游击队“开始分粮，一般群众多不敢要，因此我们将职（田）镇粮食运在城外开群众大会的场地上，毕后请他们自由去取”6 1 3。在宜君镇焦家坪村,红军游击队驻村三四天,农民恐惧害怕,逃避躲藏，主要是不了解真相,不知来者何人。当战士们“设法将人唤回,次日进行分粮。但一般(农民)都不敢要，第二大队进行分粮是将粮食用自已的牲口送至穷人”6 5 6。在陇东正宁县山河，游击队召开群众大会，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至于分配土地、粮食，在革命运动发展落后的边区是绝对谈不到的，你给分配，农民不敢要呀”6 8。此话是杜衡在无理指责陕甘地方党组织政策“右倾”，不坚决彻底执行“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但农民“不敢要”的害怕心态，实为普遍现象。红军在华池悦乐上堡子分粮，消息传出后，农民胆怯害怕，来分粮的人并不多 7 1 2O从其革命政策本身来讲，农民理应对此政策抱有十分热情，并积极接受，顺利推行。但当其土地革命政策或措施在一个区域开始执行或开展时,大多数农民往往是胆怯害怕、顾虑重重、不敢响应和接受分配的，并未遵循这种革命逻辑而积极行动。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农民胆害怕、不敢要的心态呢？其一，农民对中共、红军及苏维埃政权的陌生。陕甘边乡村是甘肃东部与陕西西北部所交界的一个狭长区域,大多属于黄土高原沟壑区。其境内环18卷3期境闭塞,交通落后，文化教育“可（以)说是一块荒漠”8 “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落后愚味”9 。中共作为当时中国社会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较早进入陕甘边地区，但党（中共）与革命的影响是有限的 1 0 ，也是极其微弱的。农民对中共、红军以及苏维埃政权的了解，几乎是陌生的。“当时大家对红军不了解，有的说红军是红脸汉，有的说红军是红头发、穿着红衣服等等。”1 1 6 不少地方已成立红军游击队，“但在群众中谁也不知道游击队是什么”1 2 。对于苏维埃政权，“群众经过议论，有人说苏维埃是个人，他还见过，其他人也无法解释和反驳”1 3 。甚至到了1 9 3 4 年，农民仍不知道“苏维埃”是什么。“老百姓议论，说陕北出了个姓苏的大人物，日行千里，夜行八百。”1 4 1 2-2 因此，农民限于自身地理环境和文化水平,其思想观念受“落后意识支配 1 5 1 1 8。“群众当时还没有觉悟，一来是受了国民党反动宣传，二来是还不了解革命军队的性质，一听说队伍来了，老乡们就躲进山里去了。”1 6 2 从理性和生活经验的角度而言，在对中共、红军及其政权茫然无知的状况下，农民面对“天上掉馅饼”“不劳而获”“无名之财”的好事，胆害怕，不敢领取，担心招致灾祸。其二,农民长期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和束缚。陕甘边乡村农民耕作于传统而封闭的乡村社会，长期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和束缚，很难理解革命政策的要旨、目的和意义。土地革命政策的前提是：封建地主土地制度以及与此扭结的租、雇佣、高利贷的残酷剥削，是导致贫富差异、阶级差别和农民生活贫困的重要源头。但农民却很难认识、理解和明白这种高度概括的革命观念、革命理论和革命道理，可谓上达而难以下学。农民仍旧以传统观念来认识现实的生活世界，“高度认同现在制度,对地主、高利贷者有极强的依赖性,甚至感恩戴德”5 1 2 9。在庆阳高迎，“佃户程宗德对地主往日小惠则感恩不尽，说：掌柜（地主）待我素好，我们之间没啥”1 7 。在富平“如果我们提出分配粮食的口号，穷人都要反对,因为穷人这样想：人家的粮食，人家做下的，我们为甚要分配呢？”1 8 1 3 7在华池南梁，给富农分配了坏地，农民却说：“我们（红军）才开始，不要太厉害了，这也是受苦人。”1 9 不过，这是由于革命者机械地执行平分土地政策,错划富农阶级，但亦可反映出普通农民的农民不要土地，除了胆害怕，还有其他原因，如：不少农民，或地逃荒，或无畜力农具耕作，或此地荒地较多，对分地不感兴趣。可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第1 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 0 1 4，第5 9 页；西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精编第5 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 0 1 4，第2 7 页。一2 9 一赵法发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乡村的农民心态以分的。”2 0 有的人碍于熟人社会的人情面子，“一般的本村人无论如何不敢分本村豪绅的或地主的粮食”6 1 3。这些传统思想观念，即中共所总结的“糊涂思想”5 1 2 9 5O其三,农民对中共力量的怀疑和不信任。当面对一个陌生的政策时，农民的心理反应几乎都是怀疑、观望和不信任。农民对中共的革命前途捉摸不定，怕革命坚持不长久，这才是农民心头最大的病根。生活经验告诉他们，红军一旦离开，地主反戈一击,霉运也就来了。在正宁五顷塬,革命者“到群众中宣传、动员分配土地时，遭到群众拒绝，有个老汉对我们说：娃呀，分地是好事，可是我们不敢要。白军、民团一来你们就跑了，我们要下地，全家性命难保呀”1 3 0。在职田镇，“农民都说，你们在此是可以的，你们走了以后怎样呢？如果豪绅没有逮捕则更不敢要”6 3。在马额镇尚村,红军分粮之后,农民看到国民党军队前来“围剿”，“都恐惧起来，怕游击队失败后，他们要遭殃，当晚得到消息后，前区几个堡子的农民都跑光了”1 5 1 3 2。在耀县，“群众就不敢要，怕白军来了弄下危险”1 3 9。在合水县，红军召集群众大会，宣传革命政策，给群众分粮分物，但“群众害怕敌人回来报复，有些人不敢接受红军分给他们的东西”1 5 7 0。加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贫苦农民心里欢迎我们，却不敢公开接近我们，更不愿当选会长、委员等职”2 1 。革命者郭洪超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苏区还没有巩固，封建反动统治阶级在农村的反动势力还没有彻底打垮，农民怕手里的土地不牢靠,所以还不敢接受。”1 6 5以上情况表明，当面对“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政策时，农民都表现出不敢要的害怕心态。一则限于地理环境、文化水平，他们对革命政策茫然无知，害怕“不劳而获”会招致灾祸；二则深受传统思想观念即“糊涂思想”的束缚和限制；三则对中共革命的前途捉摸不定，害怕地主反攻倒算，这才是农民最大的心病。但不论是哪种原因,在中共看来,农民胆怕事、不敢要的害怕心态已构成土地革命发展的巨大障碍和脚石。搬不走这块脚石，不解决传统观念。原任土地委员长张步清，本是贫苦家庭出身，但分配土地时，他开垦了不少荒地，经济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认为：“白手起家，自食其力嘛！他们(指其他地主富农)和我一样，有什么可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这一矛盾，土地革命政策便不能顺利推行，“红”也就难以“闹”起来，革命事业更无从谈起。二、害怕心态的逐渐消退与革命意识的日渐增强面对农民的“落后意识”“糊涂思想”以及消极反应，中共若要落实革命政策，就要应对这个棘手问题。这不仅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建立起农民可以倚重的武装力量、革命政权、群众组织，树立革命威信，增强农民的安全感，还要从颠覆乡村传统观念人手，日渐增强农民的革命意识，逐步消除农民的害怕心态，使农民认识到“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政策是必要的、合乎情理的、心安理得的。换言之,要使农民知道中共、红军、苏维埃政权是什么,要干什么，进而使其明白革命道理尤其是要将农民生活贫困的根源和秘密挖出来和说出来,即农民的贫困生活是由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造成的。那么，如何使农民逐渐消除其害怕心态而日渐增强革命意识呢？首先，使农民了解、认识中共、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封闭而传统的乡村农民,面对一个新的政党、革命武装和政权，必定要经历一个由陌生、认识、理解到认同的发展过程。只有认识了中共、红军及苏维埃政权,才会进一步了解、认识和理解其革命政策。对此,陕西省委有着较为清楚的认识：“你们（红军)现在所处的区域（陕甘边）,因为交通的不便,文化的落后,大革命的影响非常微弱或者根本没有，苏维埃运动的影响，自然更是听不着的所以你们在行动的过程中,和群众中，首先是集中力量，向群众解释苏维埃政府是什么，国民党政府是什么。”2 并多次强调“游击队所到的区域，必须召集群众大会，说明红军苏维埃是什么，苏维埃政纲是什么，红军游击队的纲领是什么”6 J38。为此,红军干部每到一地，“先讲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红军是怎样打反动派的”1 1。在照金香山一带，红军干部和战士们“家挨户地到群众家里，促膝谈心，启发阶级觉悟，宣传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1 3 6 0。据刘懋功回忆：“1 9 3 4 年初，马仰西同志在我们那一片开辟地方工作。他常帮我一块儿干活、拉话,讲刘志丹的故事，告诉我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要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还对我讲参加红军后，苏维埃政府会优抚红军家属的，让我消除了后顾之忧。”2 3 经过宣传，不少农民才日渐知道了中共、红军及苏维埃政权是什么，要干什么，即“到处为民除害，他到哪里，哪里的穷人就有了出一 3 0 一)(双月刊)头的日子”1 4 2 2 6,引火烧身、招致灾祸的心理慢慢消解。其次，严肃革命纪律，树立红军的革命威望。革命武装是中共土地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也是革命的播种机和宣传队,甚至是革命事业发展的晴雨表。但作为土地革命核心力量的红军,在其初创与发展的过程中,构成人员成分十分复杂。据对红二十六军的统计，“工人占5%，雇工占5 0%，贫农占20%至3 0%，其他占2 0%”2 4 。因此，假革命的坏分子“时常出外抢人，奸淫妇女，与土匪毫无分别”1 1 3 0,老百姓骂之为土匪 1 5 2 1 3。这就严重损害了中共的革命形象,破坏了其在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威信,极大阻碍了革命政策的推行。面对这个核心而关键的问题,革命领导人整顿革命成分，,严肃军纪，加强思想教育，使农民逐渐认识到红军游击队真是老百姓的队伍，“群众再见了我们队伍，也不跑了，还专门打扫几孔窑洞，让队伍住”2 5 1 3 2 9-3 0,，“宿营之后，院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农民感慨地说，天下还有这么好的部队”7。红军经过长乐塬，农民尽管害怕“敌人实行保甲制度，私通共产党和红军就连保连坐，亲邻都要治罪，但心照不宣地频频回头”1 8 5 7。革命者的体会更为深刻：“要消除群众的疑虑，只能用实际行动来说明，我们分别住在塌多年的破窑和树林里，替康老汉挑水、扫院、劈柴，把我们节约的粮食分给他们吃。康老汉逐渐愿意和我们拉家常了。”2 6 这就树立了中共的革命威信，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安全感，也为其政策的推行奠定了群众基础。最后,宣传土地革命政策，使农民彻底明白革命道理。耐心而细致地宣传革命政策，能使农民知道生活贫困的真实根源，彻底明白革命道理，也就是要打破其深受“落后意识”“糊涂思想”所支配的紧箍咒，“从而使农民个体的疾苦与阶级苦、阶级仇连接起来”5 1 3 0 这才是土地革命政策顺利推行的关键所在。革命者先物色对象（一般是贫苦农民）,拉近关系,亮明身份，再通过“拜把子”或其他方式取得农民的信任，然后通过串联，召集苦大仇深的农民，利用开会的方式宣传革命道理 1 6 J3“讲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讲军阀和民团的暴行”2 7 4。这些都是农民深有体会的社会现实，但并不能触及其心灵深处的“传统观念”“糊涂思想”。为了使农民认识到自己与地主阶级的关系,彻底明白革命政策,那就需要从农民自身人手,扫除其“落后思想”。张策的提问式宣传方法，就颇为典型。问：“你种的地是自已的吗？答：“不是自已的。”“是谁的呢？”答：“是地主18卷3期的。”“你们为什么没有土地呢？他们说：“我们穷。”“你们打的粮食缴租吗？”他们说：“每年秋后，地主用成群的骤、马、驴来驮。”“这种受剥削的规矩合理吗？”他们说：“种人家的地就是这样。”“能不能改变这种规矩呢？”他们说：“当然不缴租就好了。”于是，因势利导向他们宣传,要想不受穷，不缴租,那就起来革命。同时向他们介绍世界上已有不缴租的国家，介绍我国南方苏区也是不缴租的地方，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红军游击队的保护,革命就一定会胜利。到那时，也就不用缴租了。大家听了这些大道理十分兴奋。2 7 4 通过这种方式,农民对阶级斗争和革命形势有了一定的认识,启发了阶级觉悟,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扫除了“糊涂思想”。农民明白了革命道理，有了革命思想，也就是有了摆脱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要求。2 7 1 4 也就是说要翻身,其前提是先翻心，颠覆农民头脑中的“落后意识”和“糊涂思想”。可见，随着农民对中共、红军及其政权由茫然无知而逐渐转向有所了解,其恐慌心理也随之慢慢消解；中共继而整顿武装成分、严肃军纪和加强思想教育，树立了在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威信；再经过耐心而细致的政策宣传，中共解除了农民头脑中“落后意识”“糊涂思想”的紧箍咒，使农民认识到生活贫苦的真实根源，其被剥削感、阶级意识和阶级仇恨日渐升温，革命意识亦随之增强。三、敢于分配的斗争心态在中共发动土地革命之初，农民不敢立即响应土地革命政策，对于分配的革命果实，往往表现出不敢要的害怕心态。当然，在陕甘边乡村社会，农民与地主之间并不是没有激烈的斗争，而是这种斗争往往限于个人间的私人恩怨，尚未形成阶级斗争的革命意识。伊莎贝尔柯鲁克和大卫柯鲁克曾指出：“在旧社会，农民的苦难以及他们对压迫者的仇恨,通常会突然爆发出来,但是,最终却表现为对个别地主或富农发泄个人不满和仇恨的徒劳情绪。”2 8 1 1 但土地革命之后，随着农民对中共、红军及革命政权的日渐熟悉,红军在乡村革命威信的树立,再经过耐心而细致的宣传工作，革命道理进人贫苦百姓家。农民的被剥削感、阶级意识和革命思想日渐增强，斗争对象远远超越了地主个人，而波及整个阶级。从土地革命政策的角度而言，与其不敢要的害怕心态相比较，农民有了敢于分配的斗争心态，可谓勇敢地迈出了革命的一大步，这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红军为农民撑腰壮胆,做坚强后盾。这赵法发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乡村的农民心态地契，农民拍手称快。6 1 0 7 在照金县香山寺，红二团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放粮，“消息传开，从四面八方吸引来很多饥民”1 5 6 2。在清涧县涧峪岔，“起先群众不敢要，队员们分别将粮食送到老乡家，群众感到游击队是为穷苦人办事，跑了的群众也回来争着分粮”1 5 1 5 4 7。在马额镇尚村，参加大会的群众大部分都拿着口袋，准备分粮。1 8 1 3 9 在陇东合水县，“骑兵团一连一班,来到一个老太太家,讲明红军政策,把衣服等分给她。她欣然接受后,热情地给战士们做饭,并悄悄地检举了潜藏在老百姓家里的伪县长老婆”2 1 3。在华池县，战士们 分头下去到各村家挨户做宣传动员工作，说明粮食本来就是农民的、有红军游击队撑腰做主、不要怕、只有斗争才有活路等道理。群众的顾虑很快打消了，前来参加分粮的人越来越多。悦乐、小川沟、上下小湾、张湾等村庄的男女老少都赶来了，黑压压地比赶庙会还热闹”1 5 1 9 5 7。在环县曲子新城，红军公开处决了李恒泰等坏分子，将缴获的粮食、衣服等财物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大家欢呼雀跃。2 9 这些农民冒着风险分配地主的财物，与其本身的贫苦生活有着极大的关系，多待哺、瓶无储粟、等米下锅，但红军确实起到了壮胆撑腰、坚强后盾的作用。穷人们都说：“这下好了，咱们这里也有红军了，地主老财要完蛋了。”3 0 1 3 9第二,农民组织的成立,形成了一股阶级力量。随着中共力量向乡村社会的渗人，农民认识土地革命政策的要旨,明白了革命道理,从“糊涂思想”中恍然大悟，下学而上达，明白了原来“我们都是阶级兄弟，天下穷人是一家”2 8 1 2 5 7。这样，农民就被动员组织了起来,形成了一股阶级力量。“每个村子都有了群众组织一贫农团、雇农团、佃农工会,并产生了村行政权力机构村民委员会。”1 1 3-4 同时“组织青壮年成立赤卫军,保护群众利益，配合游击队作战 3 1 。农民在组织的领导下,打击本地的土豪劣绅。在肃子区,在耀县、富平边境,以至高陵一带，“群众自动手的起来，分配豪绅地主粮食，逮捕豪绅（耀州）、杀豪绅（高陵）1 8 1 1。在关中富平县的石家堡、田家堡、新庄子、康家洞等地，农民分了2 0 多家豪绅地主的粮食 3 2 1 6-1 9。在保安，群众没收分配礼拜寺地主王占魁的财产,没收分配了刘家砭地主刘屹塔的牛羊、粮食,没收分配刘家老庄寨子大地主刘永年的粮食和牲一3 1 一主要是由于红军力量日渐发展壮大，经常打击地主豪绅,并在乡村中取得一定的社会威信。游击队在陕西韩城的高家坡、上官庄一带，召开农民大会，宣布富农地主统治阶级的极大罪恶，分粮、焚债约、焚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畜，参加分配的群众有一千多人 3 0 1 4 0。在悦乐上堡子,赤卫军不仅分配了地主的粮食，又组织群众把场上七八个麦垛铺开,碾过后也分了。接着又分牛、驴、羊，最后把1 0 0 0 多斤烟叶也分了 1 5 9 7。在新宁县黄柏村，有一家姓冯的地主,听说群众要打土豪,带着全家趁夜跑了。“农民毫无费力地将其1 2 0 石粮食全部分配,还主动要求参加群众组织。”1 1 4 0 并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农民也随红军到白区打击土豪劣绅，分配其财物。可见，“群众斗争的组织性是强大的，不是从前完全无组织的散漫状态。农联会可以比较有组织地动员群众来分粮 1 5 1 5 4 7。在农民的阶级斗争中，“各地的土豪劣绅和民团都钻在堡寨内，不要出来向群众勒索粮款了”3 0 .0第三,革命政权为农民提供了合法性保障。在陕甘边苏区创建发展过程中，曾成立过寺村塬、照金、南梁三个革命政权。寺村塬、照金政权存在的时间较为短暂,且土地革命政策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但都为农民分配果实提供了合法性保障。1 9 3 4年1 1 月，在华池县南梁荔园堡成立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习惯上称南梁政府）,设劳动、土地、肃反、工农监察、财政、粮食、文化、妇女委员会 3 。先后在其辖区成立县、区地方苏维埃政权，公布土地革命法令。此土地革命政策是在总结以往经验和借鉴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制定的，较为成熟稳健。其主要内容包括：其一，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其二,分川地不分山地；其三,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其四,田、苗一起分；其五，阶级划分是依该户的主要生产资料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其六，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其七，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 2 0 1 7 9-8 0。因此，在革命政权的合法保障下，农民不仅分配了财物，解决了生活困难又获得了土地“生活有了保障”3 4 。如白马区刘家坪的常元祥，自革命后,分配了土地、牲畜等,现有土地百十，牛驴5 头、马1 匹、羊子80多只,并存有余粮 3 5 结语中共“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政策的推行，无疑得到了陕甘边乡村农民的支持、拥护和欢迎。但倘若仅限于此,就将复杂、艰难和曲折的土地革命进程简单化了。事实上，当土地革命政策或措施在陕甘边区开始推出时,大多数农民往往是胆小儒,顾虑重重，不敢立即响应革命政策。如李金铮老师所言：“当农民面对中共对地主、高利贷者的一 3 2 一)(双月刊)革命政策时，首先是用祖辈传下来的规矩、道理和意识来应付这一社会变动。它既是一种惯习选择，也有理性成分。”1 为此，中共采取了相应措施和处理办法，使农民解除了“糊涂思想”“落后意识”的支配和影响，明白了革命道理。在此基础上,农民由以往的不敢要的害怕心态转变为敢于分配的斗争心态，呈现出土地革命战争进程中农民既害怕怯儒又敢于反抗的焦虑心态，也反映出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这无疑“将为我们解决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中复杂而艰难的农业农村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3 6 参考文献：1李金.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 9 3 7 一1 9 4 9 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J.近代史研究,2 0 0 6（4）：7 9-9 4.2韩晓莉.社会史视角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突破与反思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 0 1 5（6）：8 8-1 0 4.3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 9 2 7 1 9 2 9 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2-3.4 陈和平.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多次革命意义 J.党的文献,2 0 1 7(3):9 4-1 0 1.5李金铮.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4.6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 9 9 7.7李培福.我与陕甘宁边区一李培福回忆录 M.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 0 1 7.8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8-19.9马文瑞.马文瑞文选 M.文选编辑组，编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 9 9 8：4 5 7.1 0 卷宗号0 0 1 4 7 A.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1 1 政协宁县委员会.红色宁州：宁县文史资料第3 辑M.庆阳：庆阳市瑜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2 0 1 2.1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渭北革命根据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 9 9 0:1 1 9 -1 2 0.1 3】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清涧旬邑等地的武装起义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 9 8 8：6 2.1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子长县委，子长县政府.谢子长纪念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 0 0 5.15刘凤阁，任愚公.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M.兰州：兰州大学版社，1 9 9 5.【1 6 陇原星火 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 9 8 1.18卷3期17政协庆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宣传委员会.庆阳文史资料选辑：第3 辑 M.庆阳：庆阳百宜印刷包装有限公司,2 0 0 7：1 0.18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第1 册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 0 1 4.19陇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编委会.土地革命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 0 1 8：5.20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 M.庆阳：甘肃省庆阳地区印刷厂印刷,1 9 9 2.21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陇东革命史资料选辑：第1 辑M.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1 9 8 5.22全宗号1 7,案卷号1 5 9 A.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23刘懋功.梦回吹角连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 0 0 0：4.24】黄正林，温艳.民团、农民武装与陕甘边红军的建立及影响 J.中共党史研究,2 0 1 4（5）：7 4-8 5.25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刘志丹纪念文集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 0 0 3.2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8 辑 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 9 8 0：4 5.27张策.我的历史回顾 M.北京：改革出版社,1 9 9 7.28伊莎贝尔柯鲁克,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一中国(上接第2 6 页)乡人有父子讼狱请诉于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听之，言不终辞。其父子相抱恸哭而去,柴鸣治入问：“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日：“我言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替腹是世间大慈的父。”2 1 2 9老子尝言：“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亦近于“正言若反”之套路。舜因认为自已不够孝顺,所以不断努力，以致大孝；嗖则以为自已是个了不起的父亲，于是妄计妄为，以致大恶，落得恶名。这便是阳明这段话的弦外之音，用相反的话而来触动对方，促其深省。三、结语与反思阳明学问固然以儒家为本，但其摄受佛、老却是不可否认。本文专就阳明受道家影响之处而来谈论，至于受道教或佛教之影响处则暂时略过，如阳明常用仙家的精气神而来比配良知学等。阳明性格具有圆融、和谐之倾向，从而表现于学问风格上；如其论性之无善无恶、性可以为善为不善等,开脱各家,视其皆为真理之一部分。如对比于孟子,则与孟子之正人心、息邪说之志向有所不同，孟子较具排他性。本文略举了阳明学中杂于道家之部分，可以见赵法发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乡村的农民心态央文献出版社，2 0 1 5.31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巍巍子午岭一一王秉祥回忆录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 0 1 8：4 1.32王继.渭北革命根据地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 0 1 6:1 9 6 -1 9 7.33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档案局（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组织史资料（1 9 2 5 一1 9 8 7）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一个老战士的回忆 M.1991:27.34中共庆阳地委,甘肃人民出版社.南梁曙光 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 9 8 3：5 9.35全宗号0 0 2，目录0 0 1，卷1 3 7 A.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36刘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未来展望基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农村发展理论的历史分析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1，1 6（4）：9 2 9 8.【责任编辑刘晓华出其体系中实则建构了不少其他文化，而使其融入儒学，然若与先秦儒家相较，恐已产生不少变化。在历史学潮中,阳明学所表现出来的,应是一种文化上“接着讲”的融合方式，而不同于“照着讲”的原意方式。然牟宗三与劳思光两位先生，将阳明视为先秦儒家的正统接班人，如此判断标准概有其独具而深沉之文化观点与眼光，但也只能视为他们自家的体会，尚待再议。或许也因如此特色，阳明学问之丰富与深刻，正待吾辈之探索与深究。参考文献：1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 2 册M.船山全书编校委员会，编校.长沙：岳麓书社，1 9 9 6.2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译注集评 M.台北：学生书局,1 9 8 3.3南华真经注疏 M.郭象，注.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 9 9 8：4 3.4戴震.戴震集M.汤志钧，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0.【责任编辑戴岳一3 3 一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M.安强，高建，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 9 8 2.29中共环县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国共产党环县历史（1 9 2 1 1 9 4 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 0 1 2：1 7.30刘米拉,刘都都.刘景范纪念文集：上册M.北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