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中...行为生成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_成俊会.pdf

2023年5月第41卷 第3期May 2023Vol.41 No.3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中公众应对行为生成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成俊会，李梅（海南大学 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摘要 以新冠肺炎为例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公众应对行为产生机制并提出针对性引导策略，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采集疫情期间热点微博及其评论文本，借助Python初步处理数据，利用扎根方法对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研究发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初、中、后期三个阶段，公众行为主要呈现出“风险规避风险应对与群际行为前景判断决策”的规律，各阶段的引导侧重点应落在“信息沟通风险控制与群际协作关系构建积极前景唤起”。疫情初期，公众接收信息后形成风险认知，采取风险规避行为，引导公众理智规避风险的基础是准确的风险预警和真实信息的高效传递；疫情中期，公众启动风险-群际的双信息处理路径，此时，多元主体紧密协作，科学控制疫情有助于正面引导公众应对行为；疫情后期，公众基于未来展望态度选择对应行为，通过唤起个体未来生活信心可促进其积极行为的发生。关键词 扎根理论；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行为机制；引导策略中图分类号 G206；C912.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23）03-0199-10DOI 10.15886/ki.hnus.202110.1803一、引 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而传染病疫情作为一种特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其强扩散性、紧迫性、不确定性或可引发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2。如21世纪以来相继发生的非典、禽流感、甲流、H7N9和COVID-19，皆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其中，2019年底的新冠疫情是1949年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政府为领导的多元主体协同努力下，中国本土疫情已被成功控制3，总结抗击新冠疫情的实践经验或可为多元主体应对同类突发事件提供宝贵参考。公众作为疫情中基数最大的主体，其应对行为的有效性直接决定着疫情的防控进程。随着疫情态势的变化，公众在各时期的关注重点有所不同4，导致其行为发生机制也存在区别，深入剖析其间机理有助于为各阶段匹配适宜的引导策略，对疫情的快速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研究以新冠疫情为研究情境，根据疫情期间热点微博及其评论的分词结果提炼出各阶段公众关注焦点，借助扎根编码的质性分析构建各阶段公众应对行为机制模型，探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公众话题关注具有怎样的规律，公众应对行为的发生机制为何，如何实现公众行为的有效引导等关键问题。二、文献综述（一）应对行为相关研究应对的概念起源于心理学中的心理防御和应激，指个体凭借认知和行为努力适应特定压力源的过收稿日期 2021-10-18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61005）；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7067）作者简介 成俊会（1989-），女，山东菏泽人，海南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舆情传播研究。政治学与公共管理199第3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程5。目前，学界多聚焦自然灾害5-6、产品伤害7、隐私泄露8等风险情境。个体应对行为基本遵循“风险传播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的路径7,9。风险评估是人们对风险大小、风险程度和风险距离的主观感知10，兼具客观实在性和主观建构性，受到事件可控性和严重性、外部环境及个体自身知识、经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11-12。高水平的风险评估结果常唤醒个体害怕、焦虑、恐慌等情绪5，而情绪是个体对某一特定事件认知评价后所产生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着个体的应对行为13。个体应对行为存在多种类型，大多研究将其分为问题聚焦型和情绪聚焦型7-8，前者旨在解决威胁本身，如问题解决、寻求工具性的社会支持等；而后者只为缓解面对威胁时的恐惧与焦虑等情绪，如发泄、寻求情感上的社会支持等14。也有研究将问题解决和寻求支持等视为积极应对，将回避、情绪中心策略等视为回避应对5。（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研究传染病疫情的发展周期可划分为三阶段15-16、四阶段17或五阶段18，其中，三阶段最为基础。疫情的不同阶段需适配相应的管理目标并及时调整工作重心，随着疫情发展和管理目标的逐步实现，公众关注重点有所变化4，使其心理和情绪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19-20。如苏斌原等19提出疫情期间公众心理通常会经历急性应激慢性应激心理康复三个阶段，公众主导情绪呈现出焦虑、恐慌烦闷、抑郁负性情绪减少的规律。疫情情境中，公众心理活动围绕着疫情风险感知21，风险大小、危险程度和风险距离是风险评价的三个关键指标10。风险大小指公众对自己感染可能性的判断，危险程度是感染后治愈的可能性，风险距离为疫情扩散到所在社区的可能性22。在不同时期，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呈现出由低升高再回落的规律10。疫情下公众的负性情绪主要有焦虑、恐慌等23，疫情经历、媒体信息暴露时长、风险感知均会加重焦虑24。心理认知和情绪常被认为是个体行为的重要前因10，如疫情感知风险可促发个体的信息搜寻25、传播行为26和健康保护行为21；恐慌情绪既可促进公众的积极应对，如社会参与、寻求社会支持等，亦可激发消极应对，如逃避等27。公众心理状态和情绪的阶段性变化决定了其行为差别，如急性应激阶段较少求助他人，而在慢性应激期则表现出更多的求助行为19。（三）研究述评综上，应对行为的相关研究多在自然灾害、产品伤害危机、隐私泄露等情境下展开，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应对行为的发生机理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研究则侧重考察了公众心理和情绪的阶段性特征、影响要素及其对个体行为的作用，未深入探析不同阶段中公众应对行为产生机制间差异，而根据行为机制所提出的引导策略可能更具针对性。实际上，疫情态势的发展意味着不同时间进程内的社会任务在不断更迭，这使得传染病疫情常呈现出阶段性特征28，而公众在各阶段的信息关注焦点也随疫情态势变化而转移，导致其问题聚焦型应对行为发生规律不一。因此，本文以新冠疫情为例，侧重考察不同时期公众的问题聚焦型应对行为的发生规律，并结合实践为同类事件不同阶段中公众行为的有效引导提供参考。三、研究设计（一）研究方法扎根分析通过持续比较和归纳以构建新理论或模型，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饱和度检验29。在疫情的不同阶段，公众行为选择规律错综复杂，仅靠有限样本的定量分析难以系统诠释，而扎根分析可在保持数据全面性和开放性的同时，最大限度还原公众应对行为的发生机理。（二）数据采集根据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白皮书，中国抗击此次疫情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在第三时期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28。因此，本文将前三时期（迅即应对突发疫情2019/12/27-2020/1/19、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2020/1/20-2020/2/20、本土新增病例数逐步下降至个位数2020/2/21-2020/3/17）对应为疫情的初、中、后三个阶段4。在2019/12/27-2020/3/17期间，持续追踪微博热搜榜上与疫情相关的话题，采集话题下热点博文及下方评论作为初始数据集。为保证数据来源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博文采集对象包括三类：其一为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官方微博，其所发布的信息具备及时、准确和客观等特性；其二为梨视频、头条新闻等200成俊会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中公众应对行为生成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自媒体账号，其所发布的采访和调查等有助于进一步反映事件原貌；其三为事件涉及主体的账号，如博爱江城、张文宏医生等，此类账号基于“当事人”角度所发布的观点与信息对全面了解事件具有补充功能。采集数据后，删除同质性和无用性数据形成研究所用数据集，具体包括微博（W）390个，评论（C）31,100条，其中第一阶段微博23个，评论890条；第二阶段微博218个，评论16,458条；第三阶段微博149个，评论13,752条。为便于后续数据分析，对微博数据集按时间先后进行编号（Wi代表第i条微博）、微博下评论数据集进行编号（Wi-Cj代表第i条微博下第j条评论）。随机选取数据集中每条微博下评论内容的70%用作模型构建，剩余30%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三）数据处理为直观反映各时期公众的关注焦点，研究借助python3.7分别对三个阶段的评论内容进行分词、词频统计和词云绘制，具体结果见图1。疫情初期，关键词有不明原因、造谣、辟谣、SARS等，反映出在此阶段肺炎的不明原因性引发了公众各类猜测与谣言，部分公众唤起SARS的有关记忆4,18；疫情中期，医护人员、口罩、隔离、病毒、国家等成为关注焦点，表明公众此时更为关注病毒本身特征、疫情发展态势和政府防控动态等信息，并深刻认识到政府及医护人员为抗疫所做出的巨大贡献4,18；疫情后期，高频讨论词包含政府、希望、开学、复工、境外输入等，代表此阶段公众较为关心疫后生活、学习、工作等秩序的恢复以及境外输入的防控举措4,18。（四）数据分析1.开放式编码开放式编码是据原始文本的思想或现象提取出初始概念，并将类似概念聚类于同一范畴的过程29。本研究在对各阶段所获文本进行开放式编码后，共提炼出82个初始概念，归纳形成31个范畴。因篇幅限制，部分原始评论及开放式编码结果见增强出版附件-表1。2.主轴编码主轴编码是将开放式编码形成的独立分散范畴据其内在联系进一步深化和整合进而形成核心范畴的过程29。本研究通过主轴编码确定了各范畴之间的类属关系后，共归纳出12个核心范畴，结果见表1，各范畴的具体释义及其维度见增强出版附件-表2。3.选择性编码选择性编码是依据核心范畴间内在逻辑关系构建理论或模型的过程29。对疫情初期数据进行完整扎根分析后，共得23个初始概念，10个范畴和4个核心范畴。突发肺炎原因不明决定了该风险事件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社会放大框架指出不确定风险情境易引发风险的社会放大，其过程为“社会站点风险信号个体站点社会（公众）反应影响”30。面对突发不明原因肺炎，政府和有关专家在掌握实际情况后对事件风险进行信息建构，通过多种媒体渠道传输至公众。个体在处理与解读风险信号的过程中对事件风险程度作出主观判断，从而形成风险感知并唤醒情绪反应，该过程既受知识水平、经历和所处地区等因素的影响31，也与个体对社会站点和风险信号本身的信任密切相关32，拥有相似经历的个体在接收风险信号后唤醒同类事件记忆作用于认知结果。公众的风险感知常被视为风险社会放大的起点，可直接诱发系列反应33，包括自我规避、求助他人和规劝他人等。各核心范畴间影响关系如图2。a疫情初期b疫情中期图1 各阶段词云图c疫情后期201第3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扎根分析疫情中期数据，共得26个初始概念，8个范畴及3个核心范畴。此阶段疫情有关的信息据其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疫情特征类信息，如病毒特征；二是抗疫过程中各主体行为，如政府抗疫举措4。公众对事件保持高度关注并获取到大量信息，据信息加工可能性模型，个体处理复杂信息时遵循中枢-边缘两条基本路径34。对于至关重要但却知之甚少的信息，如疫情特征类信息，个体启动中枢路径进行精细分析从而形成风险感知。而在处理同时期其他信息时，如其他主体的抗疫行为，个体为保存有限认知资源更倾向于依据快速边缘式判断生成群际关系认知。此外，因疫情的“人传人”特性，其他主体的行为干扰着个体的风险感知而使得中枢与边缘两条认知路径间并非完全独立。个体情绪常与认知相伴而生，情绪作为短期情感反应，既是个体信息处理或认知形成过程中所唤醒的一种特定心理反应13，亦可影响个体的风险感知和群际关系认知结果35。在情绪与认知的双重驱动下，个体表现出积极直面、消极逃避的风险应对行为和寻求支持、主动助人、抵制躲避的群际行为。各核心范畴间影响关系见图3。扎根分析疫情后期数据，共得33个概念，13个范畴及5个核心范畴。当本土疫情得以有效控制时，公众关注焦点逐渐转向境外输入防控策略和疫后生活秩序恢复，接收到其他主体抗疫行为和复工复产举措两方面的信息，并形成对应的主体行为感知和利益感知。随疫情态势的好转，公众就未来防控态势及生活表1主轴编码结果疫情初期主范畴社会站点风险信号个体站点公众反应范畴社会站点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信息来源信息质量信任度相似记忆风险感知情绪风险规避疫情中期主范畴信息心理活动行为范畴信息内容信息来源信息质量风险感知群际关系认知情绪风险应对群际行为疫情后期主范畴信息认知前景态度动机应对行为范畴信息内容信息来源主体行为感知未来展望利益感知态度情绪提升现状维持现状保护自我主动改变谨慎反思自我保护不明原因肺炎突发社会站点风险放大个体站点公众反应情绪风险感知自我规避求助规避规劝他人信任度相似记忆风险信号信息内容信息来源传播渠道信息质量政府媒体专家 图2 疫情初期基于风险社会放大的公众应对行为生成机制模型其他主体行为中枢路径边缘路径抗击新冠疫情信息内容信息风险感知情绪风险应对疫情特征群际关系认知心理活动应对行为信息质量信息来源群际行为 图3 疫情中期基于风险-群际的双路径公众应对行为生成机制模型202成俊会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中公众应对行为生成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状况进行心理展望而形成前景态度，个体前景态度既是对未来状况的主观预测，也外显为特定的未来导向性情绪。前景态度除受认知结果影响外，还依赖于个体所选参照点，参照点理论认为个体在对收益或损失进行判断时往往会构建自己的现状或非现状评价参照标准，而个体参照点的确定又受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36。在不同前景态度作用下，个体激活对应的提升现状、维持现状和保护自我三类行为动机，驱动其采取主动改变、谨慎反思和自我保护的应对行为。各核心范畴间作用关系见图4。4.理论饱和度检验理论饱和度检验是在完成模型构建后，若继续编码无新范畴出现，即可认为所获模型理论上基本已达到饱和29。本研究分别对各阶段预留数据进行扎根分析后，未发现新的范畴，故可认为上述公众应对行为机制模型理论饱和度较好。本文列举部分预留数据饱和度检验的结果见增强出版附件-表3。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公众应对行为产生机制模型阐释与引导策略（一）疫情初期：基于风险社会放大的公众应对行为产生机制2019年底的不明原因肺炎因其突发性和不明原因性使得该事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确定事因、客观评估风险是此时期内的首要任务，为此，政府和有关专家建立起紧密沟通机制，在切实了解真实情况后将风险事件转译为风险信号，并借助多种媒体渠道广泛散播。但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情境为谣言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温床37。在无直接经验的新发事件面前，秩序需求的心理补偿机制驱动个体产生强烈信息需求38。综合分析所获信息后，公众基于感染概率、事件不确定性、距离感知等衡量不明原因肺炎的风险，形成互相影响的风险认知与情绪。具体地，风险感知唤起了个体的焦虑、害怕和恐慌等情绪体验9，而情绪则通过影响个体的信息处理方式作用于认知39。官方信息的滞后性导致谣言的广泛传播、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的多层失真，再加之个体对信息的异质性解读，使得个体风险认知可能偏离事件真实风险，风险的社会“放大”由此而生。具体“放大”机制表现为增强和削弱两个方向，导致此种方向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个体的信任度，具体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个体依据信息来源对信息质量的判断，其二是个体对媒体、政府和专家等主体的可依赖性感知；其次，具有同类事件经验的部分个体在此过程中会唤醒相似记忆，这使得此类个体更多依赖于记忆对事件风险水平作出判断。在风险感知与情绪的作用下，个体通过自我规避、规劝他人、求助行为来规避风险。特别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环境风险的感知与负性情绪会促使个体主动散播信息，即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个体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26。（二）疫情中期：基于风险-群际双路径的公众应对行为产生机制2020年1月下旬，医学专家确认不明原因肺炎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且具有人传人特征，明确的传染性意味着新型冠状病毒的高风险性，这使得人们将关注焦点由“不明原因肺炎”更多落在“新型冠状病毒”上，“如何应对具有传染性的新冠病毒”成为社会主要任务，而病毒的传播性决定了疫情防控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协同努力，故而公众在此时期对其他主体的抗疫行为保持着高度关注。随着病毒的扩散与传播，网络信其他主体行为秩序恢复举措未来展望利益感知主体行为感知经济秩序恢复疫情防控维持现状提升现状保护自我态度情绪谨慎反思主动改变自我保护信息内容信息来源前景态度信息认知动机应对行为 图4 疫情后期基于未来展望的公众应对行为生成机制模型203第3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息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个体每天接收到大量源于各个渠道的有关信息，为处理复杂信息，个体启动风险-群际的双信息处理路径。在中枢路径中，个体从距离、可控性、感染概率和感染后果四个方面对疫情特征类信息进行精细加工后形成风险感知，其过程既会受到信息质量的直接影响，也与个体自身经验和经历等密切相关。面对此次疫情，公众普遍持有中等及以上程度的风险感知水平，这是由新冠病毒属新发强传染病且无特效药物治疗而导致公众较低的可控性感知、疫情暴发期正值国内春运人口流动密集且频繁提高公众感染概率感知、一旦感染新冠肺炎可能失去生命的严重后果三重因素共同导致的。此外，个体在处理疫情特征类信息的过程中已唤醒部分情绪40，情绪通过窄化或拓宽个体的认知加工范围使其风险感知结果掺杂着情绪化因素，而个体较高的风险感知水平又进一步强化了情绪41。在边缘路径上，个体据其原有角色印象对其他主体行为信息进行快速判断，“大二”结构模型中的“社会性”好坏和“能力”高低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思路42。基于“社会性”和“能力”两个维度，个体形成对其他主体的角色印象，并伴随着一定情绪反应。基于角色印象与情绪，个体形成群际关系认知，将社会群体划分为亲社会-高能力、亲社会-低能力、远社会-低能力和远社会-高能力四类群体，对不同群体表现出差异化群际态度与情绪。在公众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认知和情绪扮演着主要角色。其中，认知可直接驱动个体行为，而情绪则主要通过调节认知与行为间关系来影响个体行为33。通过梳理原始评论发现，情绪还有可能直接驱动个体应对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情绪动力学的理论内容。而在同一情境刺激下，情绪对于个体应对行为的差异化影响机制是由情绪本身属性所决定的。情绪维度理论提出情绪属性的效价和唤醒两个维度可以用来解释复杂的情绪现象。其中，效价指情绪的极性体验（积极-消极），唤醒维度则是个体对情绪强度的感受43。疫情类灾害性事件容易滋生个体的高唤醒性消极情绪（如恐慌、害怕等），此类情绪与个体的应对行为直接关联，而诸如悲伤、担忧等低唤醒情绪则常通过影响个体认知来间接影响行为44。最终，风险感知、群际关系认知和情绪共同诱发个体的风险应对和群际行为。具体地，在较高的风险感知水平下，若群际态度较为正面，个体倾向于与该类主体构建紧密协作关系，积极配合其抗疫举措，理智应对风险；而群际态度相对负面时，个体则更有可能拒绝与该类主体协作，采取逃离、躲避等方式进行自我保护。（三）疫情后期：基于未来展望的公众应对行为产生机制2020年2月底，与疫情有关的8个好消息象征着本土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3。随着疫情态势向好和经济秩序的稳步恢复，“兼顾疫情防控与经济秩序恢复”成为此时期的突出矛盾。公众在持续关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更多思考“如何恢复未来生活”。根据对未来疫情态势和生活走向的判断，公众形成相应的前景态度45。态度的双成分说提出态度可分为认知和情绪两部分，故个体的前景态度不仅代表着其对未来状况的主观认知与预测，还外显为个体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所做出的情绪反应46。个体前景态度的形成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个体需要的激活是态度形成的基础诱因。公众在适应疫后生活的过程中，基于复工复产复学等举措衡量利益得失，随之唤醒维护利益的需要。此时，个体的需要是否被满足直接决定着其前景态度的极性47。其次，期望的形成是态度确定的关键，疫情后期个体的期望既包括优势期望，也包含个体对未来疫情态势和各主体行为有效性的预测48。态度最终确立的核心步骤是比较。社会认知论认为人们在反映某一客观事物时常会与特定的参照点进行比较49，主要包含现状参照点和非现状参照点：现状参照点包括区域参照点和身份参照点，而非现状参照点是公众借助反事实思维进行假想，具体表现为假如没有此次疫情等。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参照点，经比较而形成的个体态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在不同前景态度的影响下，个体激活与之相对应的动机继而驱动行为的发生。具体而言，未来前景态度相对积极的个体，在感激国家和政府、一线人员的同时对未来生活满怀期待，在改变现状的动机驱动下表现出调整自身习惯、主动帮助他人等行为；持中性前景态度的个体对未来会有一定程度的担忧，为维持204成俊会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中公众应对行为生成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现状依然会保持谨慎以防止疫情反弹，也会对此次事件进行深刻反思以防再历。而因在短时间内无法很好地适应疫后生活、国外疫情态势不容乐观等使得部分公众的前景态度可能暂时比较消极并表现出焦虑和担忧等情绪，此类个体在诉诸相关部门的同时加强自我防护以保护自身安全。（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同阶段公众行为引导策略在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联合奋战下，中国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28，为多元主体联合应对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尤为宝贵的实践经验。“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3充分肯定了人民在此次抗疫当中发挥的主体作用。而有效引导公众行为的关键是实现政府、科研人员、媒体和一线人员与公众之间的内在联动。结合前文分析，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中，公众行为引导的侧重点应当因时制宜。1.疫情初期：保持高效风险沟通，提升主体应急能力疫情早期，起因不明象征着风险情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因此，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间的高效沟通及各主体应急能力的提升对于危机事件的早期应对至关重要。谣言的遏制、疫情风险的精准预警、信息的高效传递，均有助于减少风险社会放大现象。当疑似情况发生时，医学专家在高度警惕和客观严谨的态度下尽早向社会和政府发出预警，不仅能为后期疫情防控争取宝贵时间，也可从根源上遏制谣言的发生。政府高度重视预警，迅速作出应急响应能为其他主体提供科学指南，将有关信息与应急策略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借助多种官方媒体渠道传输给公众能够确保其正视风险，及时发现广泛传播的谣言并予以有力辟谣有助于减少谣言对公众行为的干扰。媒体作为专家、政府和公众间沟通的有效桥梁，客观谨慎的报道对公众的风险规避具有正面导向作用。日常知识的增加和风险识别经验的拓展能提升公众的自身科学素养及应对能力，或可有助于其在面对同类事件时理性认知风险。2.疫情中期：构建群际协作关系，科学把控疫情风险在疫情中期，新冠病毒已确定具有人传人特性，病毒的快速传播使得公众行为受到风险感知和情绪的直接影响，多元主体协同抗疫的模式导致群际关系认知对公众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各主体切实有效的抗疫行动有利于提升公众信任度与配合度，从而与公众构建紧密的群际协作关系，多元主体科学控制疫情风险又有助于降低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政府统筹安排，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可为包括公众在内的其他主体提供正确应对方向，召开政府新闻发布会与公众保持持续沟通有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专家和科研人员向公众普及病毒特性、防治手段、诊疗方案等可提高公众应对能力，实事求是回应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有助于舒缓公众负面情绪；媒体通过挖掘和报道疫情期间的正面感人事件可缓和公众消极情绪、提升主体间凝聚力，借助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公众宣传抗疫有关知识以确保其切实掌握相关信息；就公众自身角度来看，应时刻将集体利益放于首位，适度关注疫情信息，充分信任政府并积极配合其他主体的抗疫举措。3.疫情后期：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唤起公众未来信心疫情后期，新冠疫情态势及其防控已趋于稳定，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此时，如何从非常态转入常态的规则世界成为公众的首要任务。其中，在重建和适应疫后生活时或多或少会面临一些实际问题，如平衡疫情防控常态化与复学复工复产之间的关系。此时，提升公众的未来生活信心的关键正在于借助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了解公众关切。通过构建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公众利益表达双渠道，可帮助政府更深入了解真实民意，针对公众诉诸的共性问题及求助信息予以及时回应有利于消解公众的消极前景态度，在综合考量疫情防控形势和民意后发布或调整相关政策能够保障和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医学专家对疫情态势的客观研判能为公众防护策略提供科学指南，有助于帮助公众尽快适应疫后生活。媒体可利用自身影响力扩散百姓亟需解决的利益诉求以引起社会重视。公众自身需选择合理的方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充分信任政府举措的科学性和必要性，积极调整自我心态以努力适应疫后生活，与其他主体共同推动疫情过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正常轨道。综合上述分析以及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白皮书28，本文提出多元主体协同应对疫情模式下公众行为引导策略的动车模型，如图5。205第3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中，源于多主体的多股力量凝聚成最强动力，朝着“阻断疫情传播，遏制蔓延势头、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前进28。在疫情不同阶段，引导公众应对行为的侧重点需及时调整：疫情初期主要是保持高效风险沟通，提升主体应急能力；疫情中期的关键在于构建群际协作关系，科学把控疫情风险；疫情后期应以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唤起公众未来信心为重点。五、结 论本文使用扎根理论构建了以新冠肺炎为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中公众应对行为产生机制模型，并提出了各时期公众行为引导的侧重点。疫情初期，事件风险的精准预警，信息的高效传递能有效遏制谣言的散播并减少风险社会放大现象从而引导公众理智规避风险。疫情中期，与公众紧密协作关系的建立、疫情实际风险的科学把控，有利于获得公众的高度配合从而引导其采取科学应对。在疫情后期，构建畅通的多元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充分了解并回应公众关切有利于提升公众未来信心，促进其积极行为的发生。总的来说，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初、中、后期三阶段，公众行为主要呈现出“风险规避-风险应对与群际行为-前景判断决策”的规律，与之相对应，“信息沟通-风险控制与群际协作关系构建-积极前景唤起”是各时期公众行为引导的侧重点所在。作为以新冠疫情为例的探索性研究，本文所得结论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模型普适性未来还需通过更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的检验。此外，为抓住阶段主要特性，本文致力于清晰呈现疫情各时期的关键特征和主要任务，考虑到模型简洁性，未能将情境中所有涉及变量置于理论框架中，未来的研究可深入挖掘各时期内公众应对行为的完整发生逻辑。参考文献参考文献：1 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S.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6号,2003.2 杜泽,张晓杰.循证治理视域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05):17-23.3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2-24.4 欧阳桃花,郑舒文,程杨.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体系:基于中国情景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08):19-32.5 李华强,范春梅,贾建民,等.突发性灾害中的公众风险感知与应急管理以512汶川地震为例J.管理世界,2009(06):52-60.6 SCHLEF K E,KABORE L,KARAMBIRI H,et al.Relating perceptions of flood risk and coping ability to mitigation behavior in WestAfrica:case study of Burkina FasoJ.Environmental science&policy,2018,89:254-265.7 范春梅,叶登楠,李华强.产品伤害危机中消费者应对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PADM理论视角的扎根分析J.管理评论,2019,31(08):230-239.8 张海汝,全冬梅,栾贞增.网购情境下用户隐私威胁应对悖论研究基于应对行为理论视角J.情报杂志,2019,38(12):141-148.9 徐戈,冯项楠,李宜威,等.雾霾感知风险与公众应对行为的实证分析J.管理科学学报,2017,20(09):1-14.10 王俊秀,应小萍.认知、情绪与行动:疫情应急响应下的社会心态J.探索与争鸣,2020(04):232-243.人人民民群群众众主主体体力力量量听从建议保护支持求助引导引导配合疫情初期保持高效风险沟通提升主体应急能力疫情中期构建群际协作关系科学把控疫情风险疫情后期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唤起公众未来信心公众行为引导侧重点公众行为引导侧重点指南方向支持调度宣传监管中中央央政政府府领领 导导力力量量指引科研人员科研人员关键力量关键力量一线人员一线人员中坚力量中坚力量媒体媒体重要力量重要力量反馈利用宣传阻断疫情传播遏制蔓延势头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共同目标共同目标地地方方政政府府 图5 多元主体协同应对疫情模式下公众行为引导策略的动车模型206成俊会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中公众应对行为生成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11 BRANDEN B.Experience with urban air pollution in Paterson,New Jersey and implications for air pollution communicationJ.Risk analysis,2012,32(1):39-53.12 徐戈,李宜威.空气质量对公众感知风险与应对意愿的影响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0,40(01):93-102.13 陈建安,黄敏,邓海生.认知反应理论视角下领导幽默触发下属积极情绪的跨层研究J.管理学报,2021,18(01):60-68.14 TAMRES L K,JANICKI D,HELGESON V S.Sex differences in coping behavior:a meta-analytic review and an examination of relative coping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2002,6(1):2-30.15 曾子明,黄城莺.面向疫情管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研究J.情报杂志,2017,36(10):79-84.16 刘忠宝,秦权,赵文娟.微博环境下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对网民情绪的影响分析J.情报杂志,2021,40(02):138-145.17 江亚洲,郁建兴.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的政策工具组合运用基于中央层面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文本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0,17(04):1-9.18 安璐,杜廷尧,李纲,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利益相关者在社交媒体中的关注点及演化模式J.情报学报,2018,37(04):394-405.19 苏斌原,叶苑秀,张卫,等.新冠肺炎疫情不同时间进程下民众的心理应激反应特征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3):79-94.20 KEIKO Y,YOSHITAKE T,MITSUHIRO M,et al.Role of focusing on the positive side during COVID-19 outbreak: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 from positive psychologyJ.Psychological trauma:theory,research,practice and policy,2020,12(S1):S49-S50.21 SCHNEIDER C R,DRYHURST S,KERR J,et al.COVID-19 risk perception: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its predictors and associations with health protective behaviours in the United KingdomJ.Journal of risk research,2021,24(3):294-313.22 伯内德.风险感知研究:导论M.张虎彪,(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11-12.23 EMERY R L,JOHNSON S T,SIMONE M,et al.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stress,mood,and substance use among young adults in the greater Minneapolis-St.Paul area:Findings from Project EATJ.Social science&medicine,2021,276:1-9.24 甄瑞,周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普通民众焦虑的影响因素研究J.应用心理学,2020,26(02):99-107.25 王馨悦,刘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探究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21):77-89.26 章燕,邱凌峰,刘安琪,等.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感知和风险传播模型研究兼论疫情严重程度的调节作用J.新闻大学,2020(03):31-45.27 王欣,肖春曲,朱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民众恐慌情绪对其应对方式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29(10):1445-1449.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N.人民日报,2020-06-08(010).29 成俊会,李梅.全过程视角下基于扎根理论的微博舆情传播行为参与机制研究J.情报杂志,2020,39(07):114-118.30 邹霞.风险信号视野下媒体的放大效应及其规避对“澎湃新闻”山东非法疫苗报道的信号分析J.情报杂志,2020,39(07):108-113.31 朱正威,王琼,吕书鹏.多元主体风险感知与社会冲突差异性研究基于Z核电项目的实证考察J.公共管理学报,2016,13(02):97-106.32 闫岩,温婧.新冠疫情早期的媒介使用、风险感知与个体行为J.新闻界,2020(06):50-61.33 钱海婷.突发事件中公众风险认知的理论模型述评J.情报杂志,2015,34(05):141-145.34 周敏,林苗.风险感知与自我效能的正和博弈基于ELM模型的健康类信息搜索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新闻大学,2020(09):38-55.35 马惠霞,宋英杰,刘瑞凝,等.情绪的动机维度对趋避行为的影响J.心理科学,2016,39(05):1026-1032.36 孙翊锋.公共安全风险防范中的个体行为逻辑基于前景理论的视角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6(04):139-149.37 DIFONZO N.Ferreting facts or fashioning fallacies?Factors in rumor accuracyJ.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2010,4(11):1124-1137.38 张志安,冉桢.“风险的社会放大”视角下危机事件的风险沟通研究以新冠疫情中的政府新闻发布为例J.新闻界,2020(06):12-19.39 胡伟,王琼,陈慧玲,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风险认知和无意/有意传谣行为的关系: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04):734-738.207第3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0 张艳丰,王羽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社交媒体用户健康信息焦虑生成机理及管理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