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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鹰来到龙的国度
（节选）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荣休研究员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巴黎）荣休教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特聘教授
首先，我要向大会组织者致谢，向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及其秘书长，我的同事罗伯特·弗兰克先生，以及所有关注我的评审材料的国家表示感谢。我还要向这个奖项的资助者表达敬意，特别是向会议的东道主中国诚致谢忱！

发自肺腑地说，我早已渴望有机会来到中国，且大胆地设想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很久以来，我就体会到了早在1530年代西班牙人初涉美洲大地时的那份急迫心情，他们彼时所怀抱的唯一梦想就是穿越太平洋到达这片“秦人”（Chins，原文如此）的土地。

几年前，我在一本名为《鹰与龙》的书中尝试把征服墨西哥与明代中国进行比较。这里的龙指中国，鹰是阿兹特克墨西哥，我与那里保持着长久与密切的关系。我由此明白，如果不了解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过去，并且认识到我们通常对她知之甚少，那么我们就无法书写历史，哪怕是美洲的历史都下笔为艰。

全球化世界的挑战

而今，一个研究美洲历史的欧洲学者会发现自己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无一不与当代世界的巨大转变密切相关。欧洲人还能够一仍其旧地研究世界历史吗？他们还能够以普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星球的其他部分吗？那么，就我本人的研究领域而言，还能够如此看待拉丁美洲的历史吗？

就这样任由我们的研究印记着它一直以来所传播的欧洲中心论这个污点？更何况，即便是就我们所构想与践行的只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而言，当这块大陆不断迎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来自非洲与亚洲的移民潮，而我们尚无法与他们分享共同的欧洲记忆时，我们如今又能够赋予这种历史以什么内涵呢？

作为欧洲人，我鞭策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期间得益于与众多巴黎、普林斯顿、墨西哥与巴西的同学与同事们一起进行的无数次研讨班、演讲与讨论中所获得的启发。同时，我也向那些给予我这个欧洲人良多教益的拉丁美洲的所有历史学家表达崇高的敬意，我眼下的会议报告，正是要敬献给他们，特别是其中两位20世纪的史学巨擘，巴西历史学家塞尔吉奥·布阿尔克·德·奥兰达（Sergio Buarque de Holanda）和墨西哥历史学家埃德蒙多·奥戈尔曼（Edmundo O’Gorman）。

多种形式的过去

我们时常谈到后现代的西方得了健忘症，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人们甚至打造出“现在主义”一词。确实，在西方，“现在”似乎已成为我们唯一可能的视野，而且它不断自我稀释，使我们难以捉摸。然而，对那些为数不多的看清楚这片使我们迷失其间的森林的人来说，他们却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过去，它们交互缠绕并迅速衍生扩容，技术的进步从未阻止这种衍生趋势。

这些在影视屏幕、互联网与纸质图书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过去，大多表现为一种固守着民族特性的代代传承的历史，它不断地向历史小说、史诗与历史传奇故事抛去媚眼。这是19世纪的传统历史形式。

如今，电视连续剧正与这些传统历史形式并列称雄，如《罗马》、《都铎王朝》、《波吉亚家庭》，甚至是魔幻主义类型的《权力的游戏》等电视连续剧都是优秀的大制作。像所有这些作品一样，《权力的游戏》讲述的就是我们的现在。一位法国评论员如是评论说：“这个战火连天的中世纪恰恰是我们这个星球即将经历的情形。……《权力的游戏》描写了美国帝国衰落之后的世界，一个新的烽烟四起的中世纪，这里没有稳固的权力，一切皆有可能”。

面对多种形式的过去，历史学家是否应该固守书写的文本而无视影像制品呢？历史学家意识到再也不能对今天这些导演们提出的问题冷漠以待。就俄罗斯的电影而言，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的代表作《风暴之门》开启了书写历史的另一条道路，这是一条介于历史小说与历史纪录片之间的全新道路。从意大利的戏剧这方面来看，由史蒂芬劳·马斯尼编剧，由卢卡·隆柯尼执导的《雷曼三部曲》精彩地讲述了雷曼兄弟的家族传奇故事，尝试着解释美国的金融危机及其可上溯至19世纪的根源。所有这些影像制品讲述或使我们体悟到的都是仅凭印刷的文本无法传递的东西。

无处不在的影像的出现，以一种无法回复到历史加以证明的方式，对多少世纪以来基督教西方、伊斯兰教国家及中国都把历史与书写和文明紧密联系起来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历史学家很难无视当代创作所开辟的道路。在学院式的路数之外，一种风行一时的说法，一出新上演的戏剧或者一种对古代经典的新解读，通常会比沾满灰尘的一整架书籍更加具有启发意义。因为这些导演们精准地提出了我们时代的问题，虽然他们没有给出我们翘首以待的批评性的视角与建设性的提议。

新世界的历史教训

美洲这个空间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何以为了一个学科齐聚济南，它诞生于地中海岸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被重新定义，并一直以来在全世界广为传播。新世界激励我们思考一种主要是源于欧洲的，而后是西方的历史在全世界被强行构建的方式。

这种历史扩展至全球的过程值得认真研究，对于少数那些想要摆脱我们原有的历史学科——即使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史学中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的桎梏，重新审视这些直至今天仍有可能以唯欧洲视角来思考世界历史的方式。

欧洲历史学科的发展固步自封，它不仅无视在世界其他地区形成的传统史学——我此刻想的是中国——也拒绝考虑追寻伊比利亚人的航迹而呈现的其他历史解读，特别是墨西哥与秘鲁的情况。不仅16世纪的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已着手书写土著社会的历史，而且今天的土著印第安人与混血后代也对这种无视历史的情况做出回应，尝试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冲击，以及那些导致非欧洲社会转向各种形式的西方化程度不同的殖民地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前所未有且令人眼花缭乱。殖民化的历史主义与欧洲的现代性之间的联系，使每个人都涉身其中。从另一方面说，对土著知识精英与混血后代的回应与急迫要求使记忆历史化的呼声之间的冲突，我们越来越少地厚此薄彼。在无数的墨西哥古代手稿中，在现存雕刻的凹线上，在用字母文字所做的标注里，在在都显示出以不同方式理解过去所产生的全新创造相互竞争的情况。印第安精英正努力传承这些过去的意义，他们对时间与过去的感知，这些感知与他们的知识世界与感性世界相吻合但又没有拒斥技术上的革新——用字母进行书写，这是第三个维度——而这是经由欧洲殖民化过程输入的。从德斯科科到墨西哥的特拉斯卡拉，从泽尔高湖的阿梅卡梅卡到安第斯山脉，到处都涌现出对过去的新解释，以使印第安人的历史不被湮没于欧洲或基督教的基体之内。

于我而言，上述情况又增加了一个对现代黎明到来时的新世界感兴趣的理由。

谁是残食同类者？

说到底，只有我们与地球上其他地区的可堪匹敌的征服相对照，才能完全呈现美洲化的意义：伊斯兰教化、汉化甚至是某些亚洲地区的俄罗斯化。没有什么表明我们今天正涉足其间的全球化将继续无休止地沿着美洲化与西方化的道路前行。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她很早就意识到通过吸纳美洲的白银，在伊比利亚时代的全球化中汲取最为精华的部分，这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全球化问题的一些有利因素。

既然身处中国，我们何不提及在这个葡萄牙人未曾深入的帝国内部出现的一个情景。在中国人的眼中，葡萄牙并不仅仅是”海上的强盗”，坊间传闻斥责他们为吃小孩的人。这些不胫而走的传闻营造了一个个可怕的形象，中国政府似乎有意利用这些传闻，以阻止中国百姓与这些令人不安的造访者接触。传闻说这些葡萄牙人偷来小孩“烤食”。

吊诡的是，当16世纪的欧洲人谈到食人者的时候，被指责的总是新世界的人，蒙田与接下来的无数其他人的作品描写并质疑了这些惨绝人寰的行为。对残食同类者的控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欧洲人先是把美洲印第安人塑造为残食同类的异族形象，以之为征服这些地方提供辩护，间接地以欧洲社会为参照对其大加挞伐。

而在中国这里，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这一次，被大加挞伐的对象，不再是遥隔万里或年代久远的蛮族，而是欧洲人自己。中国的史料把葡萄牙人比作喜食新鲜活人者，与他们过去把别人指为野蛮人的手法别无二致。我们欧洲人变成了残食他者的人，这个“他者”很久以来就知晓如何把所有的欧洲侵略者挡在国门之外。

我希望就此打住——不作结论——在这份让我们回溯16世纪的史料上打住，它既反映了中国的情况，也反映了葡萄牙的情况。因为不作结论能迫使我们走出地球的一端去看另一端，因为这样才能打破欧洲优越感与所谓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因为这样能促使我们进行反向思维，并激励我们永不停歇地自我反问，正如电影艺术家蔡明亮的惊天一问：你那边几点？
译者：孙一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