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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如何看中国人的酒色财气
2011-09-02

来源：
凤凰博报

                                                    文/王冲
    古龙《武林外史》中有酒色财气四使，各怀绝技；但凡是人，就难抵酒色财气的诱惑，有人可以抵挡其中之一，但全部都能抵挡者少之又少。中国人对酒色财气，自古就颇有偏好，看看外媒如何就此说三道四吧！
    英国《卫报》8月22日文章说，中国人酗酒（Binge Drinking）成风。文章把中西方的酒文化对比后发现，西方人喝酒通常是凌晨时分晃悠悠涌出酒吧，或者喝酒看球，男男女女自得其乐。但在中国，喝酒有时候不是寻欢作乐作乐，而是为了工作需要。“如果我喝了酒，我未必会得到提升。但如果我不喝酒，我获得提升的机会就会减少。因此，我必须喝酒。老板下令让你喝酒是很正常的。”有受访者道出酒场的苦涩滋味。
    某些招聘广告明确要求应聘者能够喝酒。湖南一家公司的广告称:“优先考虑酒量好的求职者。”招聘人员告诉《卫报》，成功的应聘者要一次能喝半斤到一斤白酒。
    7月份，英国《瘾》月刊发表一篇研究论文警告说：“过度喝酒、频繁喝酒和酗酒，在中国的喝酒人群中已经占据极大比例。”研究发现，中国人中，只有56%的男性和15%的女性喝酒，但喝酒的人里面，57%的男性和27%的女性有酗酒倾向。
    相信很多人看了会深有同感，心有戚戚，但该喝的时候和不得不喝。2010年英国媒体列举在中国的外国人必须知道的十个单词，喝酒名列前茅。
    酒色常常联系在一起，最近外媒对于中国女性的关注，集中在婚姻法新的司法解释。《印度时报》的判断是，中国妻子离婚后失去财产权。妇女权益组织表示，这让女性感到既不安全，又不浪漫。
    英国《每日电讯报》则看到另一层面，认为中国试图阻止女性为钱结婚，鼓励为爱结婚。但是财与色之间总是存在着紧密联系。
    《非诚勿扰》中一位24岁的女嘉宾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豪宅，而不是总是让我开心的男朋友。”她还要求说:“我的男朋友月薪必须达到20万元人民币。”这话，被英国媒体记录在案。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离婚数量的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几乎一致——过去5年年增长率为7%。离婚案中，几乎一半是因家庭财产问题闹上法庭。
    把酒色财气并列，女同胞们看了会不爽，而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顶起半边天。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时，女性只占到中国大学学生数量的24.2%；到2009年，近一半的中国全日制本科生是女性，研究生中女性学生比例也达到了47%。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专家冯文（Vanessa Fong）对美联社说：“她们从根本上获得了以往只属于男孩的任何东西。过去，父母们从小培养女孩长大要成为好妻子和好母亲。她们迟早都要嫁出去，因此，她们不想学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种想法再也不存在了。冯文说，现如今城市里的中国父母将女儿看成家庭未来的唯一希望，努力帮助她们在各方面超过她们的同学，不管是男是女。
    最近，还有一件事，就是日本选出新首相野田佳彦即将，中国人对此很关注，一部分原因是看他是否参拜靖国神社。
    野田佳彦出身军人世家，具有极右的军国主义倾向，对领土问题态度强硬，因此很有可能与韩国和中国产生外交摩擦。野田曾在2005年主张“在日本，战犯已被赦免，因此再无战犯。”并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野田曾否认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对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日本教育持批评态度，还大力主张增加军费。野田对与中国的领土纠纷态度强硬。
    2004年，中国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野田佳彦向国会提交了重申该岛是日本领土的决议。日本东洋大学教授西川吉光据此认为，由于野田佳彦出生在陆上自卫队家庭，他很可能在钓鱼岛问题上持强硬立场。不过，中日去年爆发激烈领土争端时，野田却态度温和，呼吁双方保持冷静，声称关系恶化不利于两国经济发展。
    诸多分析中，英国《金融时报》的观点透彻、清晰。该报认为，虽然中国媒体把野田评价为“对华强硬派”，新华社也就钓鱼岛问题发表措辞强硬的文章，但是，不能简单地从他过去的言论或立场来判断他就任首相后的政策。小泉就任首相前一次都没参拜靖国神社，就任后则连续参拜。小泉的接班人安倍就任首相前经常参拜，对华言论也相当强硬，但当首相后转换态度，把中国作为首访国，也没有以在任首相身份参拜。
    由此可见，日本政治家上台前后的言论与政策间不见得具有连贯性，说一套、做一套者有，说了不做、做了不说者也有，像小泉那样不论如何都要坚守诺言一意孤行的领导人，不仅在日本少见，在世界政坛也少见。我们在他做之前，还是少生闲气为好。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又到了《老残游记》的时刻？这是催生吴沃尧与李宝嘉的时代？“怪现状”与“现形记”层出不穷，是与非、黑与白，都不那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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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2011-08-25
富强之后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我们生活在一种通过集体来拯救个人的虚妄幻觉中，也让我们把世界视作一个粗鄙的丛林。原本是一种手段的“国家富强”，变成了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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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8
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我和启蒙时代的小册子作家们一样，通过展现不同民族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跳出这狭隘的自身吧，我们自以为的独特，其实一点儿也不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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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1
暴力的诱惑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今日中国仍在挣扎着学会暴力之外的变革语言，但暴力的诱惑却无处不在。它最简单、最直接，最能释放恐惧与烦躁，但却往往通向更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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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28
内在的审查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在米克洛斯写下这些文字的1970年代末，匈牙利模式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和普通人达成默契——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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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4
时代的稻草人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我的确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稻草人。这个稻草人不是插在那个军阀混战、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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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7
迷人的新语言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过去几年中，崔卫平是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一个独特声音。她留着短发，面目清秀，一些时候，还流露着少女式的快活和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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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6
米奇尼克在北京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在光线昏暗的书店里，米奇尼克再度提到三十年前的斗争哲学，也劝听众，要对未来抱有想象力，但他很难想到这次对话激起的意外攻击，这些争吵象征着中国的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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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09
十年之后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十年以来，比我更年轻的一代，就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与信息丰沛、思想却匮乏的时代，个人声音轻易淹没在喧哗的众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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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02
重新想象印度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在智力与创造领域，中国可悲地落败于印度。在中国崛起的故事中，知识分子的角色弱势，甚至全然缺席。印度的存在，像是提醒我们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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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6
《印度商报》与小站一夜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在站台上，我碰到一个印度年轻人。我的江南，他的莫卧尔，我们都是衰落文明的孩子，而今又都在声称自己再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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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9
叶名琛与皮革生意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我前往1859年叶名琛被英国人关押的地方，那里的华人已经很少记得这段历史了。华人厂主大都从事皮革生意，华人社区在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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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2
和平乡的中国学院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泰戈尔世界一家的理想经常显得幼稚而脆弱，但那些美好、单纯的信念，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它们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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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05
到印度去！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泰戈尔一九二四年的中国之行，期盼已久，却不尽如意。四年后，有两位中国年轻人赴印拜访他，其中一位，对他筹办的国际大学深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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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28
孟加拉的启蒙运动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泰戈尔仰慕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却并没有准备接受甘地的抗争方式。甘地是一个坚定的信徒，泰戈尔则天然是怀疑者，警惕一切支配性的、未经反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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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21
加尔各答的乌鸦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我们都是受伤的文明的后代，都在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虚荣与自尊，苦苦挣扎，都急于打破同胞们自我蒙蔽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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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15
恰达耶夫与秦晓（一）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在恰达耶夫所生活的俄罗斯，从现实政治、公共生活到宗教领域，压抑无处不在。他用全盘否定式的偏激来对抗，他的力量也正来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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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4
开罗、台北与北京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自从突尼斯的抗议发生以来，它就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奇妙的反应，越来越的中国人意识到，他们的现实生活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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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18
从开罗到亚历山大城（四）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阿斯旺尼不相信对埃及前景的悲观看法。他用一九七四年的西班牙作比：在漫长的佛朗哥独裁后，一个民主、进步的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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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03
从开罗到亚历山大城（三）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贫困、腐败、教育、甚至恐怖主义，这些埃及面临的问题，都只是病症”，阿斯旺尼说，“它们都来自共同的病因——政治独裁。而民主是最好的解
从“讲关系”到“讲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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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这里，原来不过是一家工厂。”交谈间隙，Stephen Orlins指着中国大饭店奢华的大堂告诉我们。
Orlins应该是往来于美中之间最为频繁的美国人之一。他现在的头衔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ＵS-China Relationship）主席。这家机构曾介入当年著名的乒乓外交，在中美两国间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而Orlins本人，则从学生时代起，就为中国做着各种准备，包括文化、语言以及法律专业的训练。
Orlins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是在1979年。这里，曾号称世界上最为孤立的国家——之前，尽管无数次在各种资料上阅读中国，甚至为了学习汉语去过台湾，但他却很难踏入北京的大门——冷战时期的对峙与革命时代的警惕，让中国与世界异常遥远。
29年过去，Orlins坐在中国大饭店的大堂，与FT中文网聊过去30年的中国。此刻——2008年，北京正在准备历史上最为盛大的奥运会，到处是激昂的旋律和热心的志愿者——这个国家已从孤独的极端走了出来，成为全球经济中最为开放的地方。
1976年，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律师Stephen Orlins进入美国国务院法务顾问处——与其他同事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研究背景是中国法律。那时中美尚未建交，但各种准备已在暗中进行，现任美国总统G.W.布什的父亲就曾在北京以非正式身份代表美国与中方联络。
Stephen Orlins过去三十年的职业生涯，跨越了美中外交、商务、法律以及民间交往等多个领域。他的三十年，基本与中国的改革三十年同行。
二十世纪70年代，于美国不止意味着冷战，也有深深的亚洲记忆，尽管其间有着国家的失落，比如越战的惨败，但亦有巨大的收获，例如与北京实现“关系正常化”。正当美国通过越战卷入亚洲事务中时，Stephen开始在哈佛大学学习中文——那时中国研究在美国学界尚属“冷门”，这位年轻的哈佛学生选择中国法律作为研究方向。
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中国法律的科恩教授对Orlins的忠告是，必须精通中文，才能学好中国法律。1972年，Orlins开始在台北的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中文——整整15个月，他只说汉语。那时，因中国的闭关政策，西方人进入中国颇为困难。除了看人民日报等中国官方媒体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通常会选择在香港做外围调查。
回到哈佛，科恩教授让学生们坚持读看《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重要媒体。以此作为学习资料。科恩教授写过一本书，系针对文革期间从中国大陆逃往香港的难民的采访，并附加一些中国宪法、刑法的基本知识。那本书就成了Orlins这批学生的教科书，尽管内容非常有限，也没有涉及司法调查等内容。
1976年后，中美暗地里做着建交的准备。但建交涉及方方面面，特别是有国际法与美国法的衔接问题——Orlins负责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
中美建交是中国大陆向世界打开大门的标志性事件。中美建交的第一年当中，中国大陆的大门悄悄打开了。建交一年内，陆续来了几百个美国人。1979年，Orlins离开工作三年的国务院，和导师一起来到中国。
此刻，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贫困、落后，一切制度都不健全的国家。Orlins等人的工作是为北京市四十个政府干部讲授合同法。
罗素眼里的“中国问题”

　　在罗素看来，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那就是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中国如果能一方面保存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同时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就可以发展出“一种较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更加优秀的文化”。

　　罗素很早就以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方面的创见而闻名于世，后来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终其一生又是一位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像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西方人士一样，罗素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深感失望，为寻找出路和希望他把眼光投向东方。于是他接受梁启超等人的邀请，于1920年10月12日到达上海，在中国逗留了将近10个月之后，于1921年7月11日离开北京。罗素在中国期间做了很多讲演，对中国也做了不少了解，回国以后又做了很多报告，在这些报告基础上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

　　对罗素来说，中国之问题（theproblem ofChina）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包括许多中国的问题 （Chinese prob－lems），而这些问题不但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都非常重要。

　　在罗素看来，中国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是最为重要的。他认为，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强国，完全在预料之中： “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但罗素认为，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在文化上克服一些弱点；同时他又强调，在克服这些弱点的时候中国千万不能把自己的优点也放弃了。在他看来，如果中国在成为世界强国的同时放弃了自己的有种种优点的传统文化，那不仅对于中国自己，而且对于中国将影响的世界，都是一大不幸。罗素在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用了 “模式”（model）一词： “如果中国真的照搬她正与之打交道的这些外国的模式，这个世界又将会变得怎样呢？”注意他问的是 “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而不是 “中国”会怎么样。

　　那么，他担心中国人会模仿的西方模式有什么特点呢？换句话说，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坚持的区别于西方的是什么东西呢？罗素之所以关注文化问题，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罗素关于中国文化的看法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他讲了四个特点。第一，中国的国家是一个文化实体，而不是西方人通常理解的政治实体。第二，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他说中国文明之所以悠久，中国的国土之所以广袤，和这样一种类型的文字肯定是有关系的，尽管他说他并不清楚这种关系是什么。第三，中国文化的主导是儒家，而儒家的特点是用伦理，很大程度上就是家族伦理，来取代宗教。第四，科举制度，也就是通过考试选拔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士来治理国家，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罗素讲这些特征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做肯定的解释，他也说这些特点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他对中国文化的这些特征比较肯定。

　　罗素在评论中国文化时还谈了他对于中国人的性格的看法，他的看法不同于许多西方人的评价。比如，有人说中国人不诚实，罗素说这种情况确实有，但如果中国人与英国人、美国人一起参加相互欺骗的比赛的话，英国人和美国人十次会有九次取胜。有人说中国人懒惰，他说这种情况确实也有，特别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但他说在这样的政府之下，人民反而倒有一定的个人自由，而这种个人自由在世上其他地方已全然丧失。有人说中国人太要面子，但他说提出这种批评的人往往没有看到，只有讲面子才能在社会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罗素尤其赞赏中国人的忍耐力，说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时间单位不是十年，而是万年， “中国人的实力在于四万万人口，在于民族习惯的坚忍不拔，在于强大的消极抵制力，以及无可比拟的民族凝聚力”。

　　当然，罗素承认，中国人并非没有缺点。在他离开中国之际，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请他指出中国人主要的弱点，罗素推辞不过，就说了三点：贪婪、怯懦、冷漠。罗素说这位中国作家听了之后不但不恼，反而认为评判恰当，进而探讨补救的方法。罗素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正直的一例，而“正直是中国的最大优点。”

　　罗素认为中国人将对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应该是这种正直的道德。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中国假如要成为世界的一个 “模式”的话，最重要的就应该是这种正直的道德。在罗素看来，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那就是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当然，中国人只重视良好的用意，而往往忽视解决实际的问题，比方说对植树造林这样的事情就不那么感兴趣，这个毛病必须克服。罗素认为，中国人如果能一方面保存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同时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中国就可以发展出“一种较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更加优秀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理性”传统

　　梁漱溟毕生思考中国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独有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的核心理念是“理性”。

　　中国问题对罗素尽管重要，但毕竟只是他感兴趣的诸多问题之一。对于梁漱溟来说，中国问题则是他毕生思考的最大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完成了 《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在为此书写的 “自序”中，梁漱溟说“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到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他认为这本书和此前写的几本书一样，研究的都是 “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乃发生的”这个特大问题。

　　梁漱溟和毛泽东同庚，但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教书了。 1938年1月，已经以倡导儒家的思想和实践而非常著名的梁漱溟以 “国防参议员”身份访问延安，与毛泽东长谈多次，有两次据他说是通宵达旦。在这些谈话中梁漱溟再三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他说从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运动与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而有研究表明，后者恰恰是受过中国思想重要影响的。在当代，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独有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的核心理念是 “理性”。梁漱溟这些话是在他撰写于1967年至1970年的一本书中说的，这本书的书名就叫 《中国――理性之国》。

　　根据我的理解，梁漱溟对 “理性”的理解，包括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说人有理性，意思是 “人们行事往往有当于理”。也就是说，人们通常是根据理由、根据或道理来行动的。梁漱溟说人们的行动有三种力量来推动，一种是 “货利”之 “利”，一种是 “暴力”之 “力”，一种是 “义理”之 “理”。在梁漱溟看来，这三者当中，中国人历来最重视理。

　　第二，中国人讲的这个“理”，包括有两种，一个是物理，一个是情理，而中国人更重视的是情理。物理存于客观，不因人而异，而情理则各从乎其人所处地位而来，所以同样一句话，对甲可能是有理的，对乙却可能是无理的。

　　第三，一个人有理性的重要表现，就在于他通常不甘心于自己的错误，而时时自觉地向上。人的两种错误有两种类型，比方说， “计算错了而不自觉，是一种错误；计算错了，而蒙混含糊过去，则为另一种错误。”前者有失于物理，后者则有悖于情理，情理要求人们时时反省，有错必改。

　　第四， “理性”的特点还可以从它与 “理智”的区别中看出。理智静以观物，它所得到的可称为 “物理”，其特点是不能夹杂丝毫主观好恶；而理性则要以无私的感情为中心，所得到的是 “情理”，它既有好恶，但又不容偏私，正义感即为一例。

　　这种意义上的 “理性”逐步成为人们行动的主要动力，就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进步的核心。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 “理性早启”，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当中率先形成理性传统，从此出发他得出结论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比其他国家要更加容易一些。

　　梁漱溟在撰写 《中国――理性之国》的时候，并没有提到罗素，但他在此前的《中国文化要义》（1949）和此后的《人心与人生》（1975）中，都详细讨论了罗素的思想对他的理性观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反对他早年也曾主张过的“理智”和“本能”的二分说，认为如果人类心理只有理智和本能，历史是不能进步的。他说这种观点的错误根源，在于没有看到“理智”和“本能”之外，还有“理性”。梁漱溟所说的“理性”就是罗素在其访华前夕所写的《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所说的“灵性”（或“精神”，原文为spirit），它的特点是一种无私的情感，一种impersonalfeeling。梁漱溟说，这就是人类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生物的地方，一般的生物只是寻觅生活，而人类则“更有向上一念，要求生活之合理”。

　　在《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又一次提到罗素。他说，罗素曾主张人生最好是做到本能、理智、灵性三者谐和均衡的那种生活。所谓灵性，据他解说是以无私的感情为中心的，是社会上之所以有宗教和道德的来源。梁漱溟检讨说，罗素的这个观点，他早年并没有认可，但经过多年用心观察、思考和反躬体认之后，他终于省悟到“罗素是有所见的，未可厚非”。

　　不过，梁漱溟并非完全赞同罗素，他不赞同罗素把本能、理智（或思想）和灵性（或精神）当作并列的三项，而强调人心原为一个整体，并认为理性和理智的关系是一种“体用”关系，“理性为体，理智为用”。梁漱溟也不认为他的 “理性”就完全对应于罗素的灵性 （或精神），因为在他看来，即使是理性，也是与“理”相关联的（“理智、理性各有其所认识之理”）。前面我们提到过，梁漱溟认为理智所认识的是“物理”，理性所认识的是“情理”。情理也是理，而且是更重要的理，因此是与人心自觉密不可分的：“一切情理虽必与情感上见之，似动而非静矣，却不是冲动，是一种不失于清明自觉的感情。 ”

　　这种意义上的“理性”，这种超越主观好恶的人类感情，这种连着自愿之情的自觉之心，与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似乎并不经意地用来赞扬中国人的一个词，也含义颇近。这个词就是rea－sonableness，或being reasonable。在一个地方，罗素赞扬中国人“在艺术上他们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beingreasonable”；在另一个地方，罗素写道，“中国人照例不是好士兵，因为要他们打仗的那些事业是不值得去为之奋斗的，而他们知道这一点。但这只证明了他们的reasonableness。 ”这个“reason－ableness”是什么意思呢？

　　在英文中，有三个词我们在汉语中常常都译为“理性”，一个是reason，一个是 rationality，一个是 reasonableness。“reason”常常被用来理解人或世界的本质，比如有哲学家会说“理性是世界的本质”，或者说“理性是人的本质”。在这两个句子中，“理性”这个中文词都对应于reason这个英文词。二十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往往不那么愿意说世界或人有什么“本质”，认为那过于玄虚了；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谈论世界和人有什么属性、有什么特点。 “rational”和“reason－able”这两个词就常常被用来描述人的行动或思想的特点，它们之间的区别可以用上面提到过的梁漱溟举过的那个例子来说明：一个人计算错了而不自觉，我们可以说他是不“rational”，是不合理；一个人不仅计算错了，而且想蒙混含糊过去，我们则可以说他是不reasonable，是不讲理。经常有这种情况，即一个人虽然很 “合理”，算计精明滴水不漏，然而并不 “讲理”，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罗素夸奖中国人很reasonable，也就是梁漱溟常说的 “中国人最爱讲理”的意思。梁漱溟的那本书， 《中国――理性之国》，也可以改名为 《中国――讲理之国》。

　　“中国模式”何以可能

　　跳出中国看中国很有必要，外国人的意见我们要重视，但更重要的是要在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同时明确自己应该怎么想，尤其是明确自己应该怎么做。

　　梁漱溟写 《中国――理性之国》时并不准备把它公开发表，但后来他却把自己在1972年国庆前夕写的一篇文章作为该书的“代序”，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旁观者清――记英国哲人罗素50年前预见到我国的光明前途”。在这篇文章中梁漱溟高度评价罗素的 《中国问题》一书，说罗素在此书中 “于中国民族性格、社会风尚极有同情的认识，于吾国传统文化亦复有相互了解，从而与吾国前途若遇见其光明将必不可掩者。果然在其五十年后遂有今日新中国应验出现。”

　　把梁漱溟的 《中国――理性之国》放到这样的语境中阅读，我们不仅可以对梁漱溟的观点，而且可以对梁漱溟那么重视的中国的理性传统本身，有更加复杂但更加全面的看法。中国文化确实有一个理性的传统或讲理的传统，但我们不宜对此做本质主义的理解。套用近年来的一句话，这个传统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也就是说，我们对 “讲理”的传统也要有 “讲理”的态度。

　　只有对中国的理性传统也以理性的态度或讲理的态度对待，才能真正实现从“中国问题”向“中国模式”的转变。与罗素和梁漱溟一起理性地思考中国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前面所说的“理性”与“理智”的区别可以看出，我们对发展之目的和发展之手段之间的关系要作辩证理解。罗素在长沙做讲演时，毛泽东曾经去听过，但他对罗素的“温和的共产主义”观点的评价是 “理论上说的通，事实上做不到”。这话在当时说是对的，因为罗素当时所提出的那些建议，搞工业、搞教育、搞劝说等等，在当时的情况下不那么现实。但在以暴力手段实现民族解放并开始国家的和平建设以后，罗素的那些建议我们不应该只当作书生空想了。我们不仅应该对革命的目的和革命的手段的关系做新的理解，而且应该对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手段的关系做新的理解。关于发展目的我们可以举出来一大堆很崇高的价值来，但是如果用来实现这些价值的手段，却是违反人民群众利益的、违反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违反世界和平的，那么，用这样的手段去追求发展的目的，就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了。

　　第二，从前面提到的“理性”对于语境的高度依赖性可以看出，我们在考察中国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成就与代价等关系的时候，必须把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结合起来，或者把参与者视角与旁观者视角结合起来。罗素考察中国的视角是外部视角，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讨论中国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问题。这点比罗素早来中国但同时离开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当时就指出过。跳出中国看中国很有必要，外国人的意见我们要重视，但更重要的是要在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同时明确自己应该怎么想，尤其是明确自己应该怎么做。对中国人来说，问“中国应该怎么样？ ”就是问“不仅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不管他们能力是大是小，运气是好是坏，将愿意生活在什么样的土地上？ ”有关中国发展的这种内在视角和实践关切，外国人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我们中国人却非有不可。

　　第三，作为超越主观好恶的人类感情、连着自愿之情的自觉之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作为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的时候，努力在自信和自省之间建立一个平衡。在中国模式讨论中，常常有两种倾向，要么是自省过头，好像我们什么都做错了，什么都不行；要么是自信过头，以为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发展模式。但是，中国发展时至今日，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在那么多成绩面前还妄自菲薄；但中国发展来日方长，我们也确实不应该在那么多问题面前骄傲自满。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为耳熟能详的印度名人，除了圣雄甘地之外，只怕就要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了。多年来，泰戈尔与马克思、恩格斯、尼赫鲁等一道被称为“50名影响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外国人”。人们喜爱泰戈尔那些充满爱心、希望、和谐与人性的散文与诗歌，自从上世纪20年代起，随着泰戈尔的首次访华，中国大地掀起了“泰戈尔热”，历经时光淘洗，至今仍影响深远。不过，我们所熟知的是泰戈尔在文学上的成就，是他作为亚洲人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他在音乐、美术方面的成就，却知之甚少。

　　8月26日，由印度文化关系协会筹办的“泰戈尔：远行的罗曼史”作品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幕，此次画展是在中国各地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画展将持续到9月9日，并从广州出发，进行全国巡展。展览包括泰戈尔的45幅画作，他一生之中的旅行，包括在1924年4月乘坐“热田丸号”（Atsuta）首次来华演讲的中国之行的文献资料，以及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吉檀迦利》的中英文展示。

　　开幕式上，印度驻广州总领事潘迪致辞说：“泰戈尔于1924年至1929年的五年间曾三次到访中国，并与中国结下了不可动摇的联系。他于1924年首次到访中国，并出访了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及上海。泰戈尔对中国十分向往，各位可从他的著作中找到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泰戈尔用他的团结、坚忍、以及社会公平的印度哲学影响了当时正经历着社会及政治变革的一代中国人。”

　　虽然中国读者更熟知作为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哲学家、教育家的泰戈尔，但其实泰戈尔的画作也很受人赞赏潘迪总领事介绍说，泰戈尔于1924年63岁的高龄开始作画，身后留下了1500件之多的画作。泰戈尔的崇拜者之一维多利亚·奥坎波，于1930年5月在巴黎为泰戈尔举办了首次画展。其后，画展相继在欧美各地举行，包括伯明翰、伦敦、柏林、慕尼黑、德累斯登、哥本哈根、日内瓦、莫斯科、波士顿、纽约及费城。泰戈尔画作的力量及风格广受认可及赞赏。他的画作于1932年在印度加尔各答首次展出。当然，在中国，许多作品还是首次展出。

　　一张怪异的脸，不邀自来

　　在我笔端盘旋

　　我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出现

　　泰戈尔

　　泰戈尔论艺术

　　泰戈尔坚持认为韵律是他的诗作和绘画之间共同的因素。在他第一本画册的前言中，他写道：“我在年轻时所接受唯一的训练，是对韵律的训练，包括思想的韵律、声音的韵律。我了解到，韵律为断断续续的以及微不足道的意念赋予了真实感。”

　　泰戈尔曾说：“我的绘画不需要制定任何艺术的教条，只要简单的描绘出内心世界就心满意足，就我而言，我的画与训练的科目、传统和深思熟虑的尝试都没有任何渊源。但我敏锐的直觉、对线条的自由、色彩的协调，都是我所喜爱的。我的画就是线条画出来的音律……”

　　而对于他的艺术以及艺术家本人，泰戈尔说道：“所有艺术家都具备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对韵律的原则，这将把乏味的材料转变成生动的创造。我对此的本能以及我接受的训练，使我认识到线条及色彩并不是信息的载体，他们自身会在图画中获得有韵律的化身。”

　　专访

　　他的画作饱含韵律、平衡及放纵

　　信息时报：在大多数中国读者看来，泰戈尔是一位代表了东方的思想家与诗人，但在他的画作中，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印度民族主义或者东方

美国人对中国的历史都很敬佩，认为中国文明是古老的东方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幸存的古代文明，把三四千年前的中央集权制度、儒家的社会制度和儒家价值观一直保留至今，基本上没有改变。其中美国人最敬佩的就是中国的长城，甚至觉得埃及的金字塔也比不上长城。
　　但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老人”，历史是包袱。虽然中国文化很灿烂，但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变化，对世界没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宋朝以后，中国历史已经变成了包袱，整个中国历史社会停滞不前。这与西方不同。.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工业革命等改变了整个世界，中国虽也有很多发明，但对世界的影响不大。所以，美国人觉得中国没有历史，仅仅是朝代改变，其他的都停滞不前。
　　随便问一个美国人：你对中国怎么看？他会回答中国的菜很好吃。在美国人眼里,他们觉得中国人大部分时间里是研究怎么吃，怎么样吃得好，对中国的“吃文化”很认同。但另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吃”文化提出异议——中国人什么都吃，连狗都吃。他们对吃狗最反感，因为狗是人类的朋友，而吃代表和平的鸽子更是恶心的行为。
　　中国文化中有一样东西很吸引美国人——中国功夫，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会认识李小龙。另外美国人认为针灸很有效果，在很多个州都已经给针灸师颁发执业资格证。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的价值核心，而美国人对儒家文化中的家庭和教育观念比较欣赏，但对其强调等级关系提出诟病。
　　美国人认为中国人“聪明，会抄”
　　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整天都在干活。许多美国公司喜欢雇用中国人，因为他们刻苦、要求不高，像牛一样拼命地干。另一方面中国人被美国人称为“东方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很聪明，譬如做生意。也有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太狡猾。美国人都很坦率，但中国人一般都不会告诉你，什么都放在心里。他们认为中国人城府很深，因此不容易交朋友。中国人既勤劳，又刻苦，又聪明，但是不花钱——“抠”得很。美国人认为节省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不能促进经济发展。
　　除了以上的几个特点以外，美国人对中国人素质也提出了别的看法。第一个是对环境、卫生不重视，随便扔垃圾，随地吐痰。这是美国人很反感的事情。接着是大声讲话，在公共场所里经常听到中国人大声讲话，没有一点修养。最后是不守规矩，不排队。公共车站买票很多地方中国人都不排队，一窝蜂、一堆人站在那里。美国人认为插队是很羞耻的事。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素质不满，还包括环境污染问题，譬如抽烟等。
　　中国在近30年来创造了经济的奇迹，美国人非常敬佩这一点，而美国反而欠中国的钱。美国人认为中国在10-15年内追上美国应该没问题。美国一年的生产总值是10万亿美金，中国一年的GDP是4万亿美金。中国每年平均的GDP增长率是9%-10%，美国才2%-3%。有些美国人说，其实中国的GDP早就追上美国了，因为中国很多人不报税，而美国人捡起一支粉笔也要算劳动产值。按照实质的价值，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
　　美国人承认中国军事发展非常快，因为中国人“聪明，会抄”。中国打下了自己的卫星，连美国都吓了一跳。当初美国的媒体用头条报道了中国打下卫星，在他们看来，中国能够打下自己的卫星，就意味着可以打下美国的卫星。但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发展没有威胁到美国，中国最多也不过几十颗导弹，不像前苏联有几千颗导弹，几千颗核弹，中国只是小儿科。不过他们认为中国威胁了邻国。美国总统克林顿认为中国发展会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
　　用西方的思维模式宣传中国文化
　　宗教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笃信基督教的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人人平等，试图以其使命感使其不断努力“成就”一些不是基督教的人。历史因素也是原因之一。美国本身是从英国在各个殖民大国出来的，所以他们对自由看得很重，认为自由是生活的必需品，宁愿饿死也要自由。他们对等级和专制很反感，认为中东、中国不是好的国家，没有自由。
　　利益集团对美国人观念的形成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是民主社会，但像石油公司、军火商、大公司等对民众很有影响。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大部分是通过媒体、报纸、电视。利益集团有钱，就可以利用媒体来扩大影响。例如军火商为了卖军火，可以专门做一些报告，夸大中国的军事发展，进而影响到美国的民众。
　　美国是西方的领袖，受到西方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