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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生：农夫的呼号
全国人代会农民占几许 ── 农夫的呼号（之一）
2001年12月24日，一个圣诞节的夜晚，看到电视新闻里说，我国的全 国人大常委会开始进行第十届全国人代会代表的筹备工作了。 在这，想就全国人大中农民代表的名额，说上几句。 直至步入了21世纪的今天，9亿农民在中国12亿多人口中所占比重仍 高达7至8成。不知有多少人着重留意过：在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农民代表所占的份额有多少呢？ 我手头有份资料：1993年产生的第八届全国人代会：代表共2,978 名，农民占9.4%，工人占11.15%，两者之和是20.55%，知识份子占 21.8%（引自国务院新闻办1995年12月《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如 果说上面这个数据是八年前的，已不新鲜了，那么我们看看新鲜的数 据怎么样。 为了了解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9届4次会议上的同类数据，我上互联网 查询。说实话，我差点累晕了头，也没有找到结果。我查到与主题最 相关的一个结果是：总代表2,979名，工人农民代表合计563名，占 18.89%（同比减少了近2个百分点），知识份子21.08%。我只能靠猜 测来得出结论（别怪我不严谨）：9届人代会，农民代表的比例也许 是9%，也许是7%。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像“解放军代表占 8.99%”一样单独列出来呢？是不是比例太低，干脆运用“模糊理 论”来模糊一下呢？ 就凭这有限的资料，可能不妨碍我们得出一个大致清晰的结果。试分 析如下：工农代表563名，按工农各占一半计算（实际上，通常工人 代表要多于农民代表数），农民代表实数是281.5人，取整数281，除 以农民总数9亿（保守的估值），得出结果是1：3,202,847。这就是 说，320多万农民中，才摊得上一个代表名额。若按这个比例匡算， 香港只够2个议席，而不是36席。澳门只能有0.14席，而远不配拥有 12 席！ 对于任何一个农家子弟（或一个有良心的人）而言，这是一件令人悲 伤的事。但这还远远不能算是最令人悲伤的，最令人悲伤的事还在后 面，请容我说你听。 我想进一步表达我另一个更大胆的猜测：名义上，全国人代会中农民 代表比例为7%至9%，左右，实质而言在这个最高的权力机关里，没有 一个真正的农民代表！也就是说，一个堪称世界最庞大的群体、一个 占全球人口六或七分之一、一个超过了全欧洲加前苏联人口基数之和 的中国农民群体在自己的国家政治生活构成中，所占比例是0%！ 别以为我是在耸人听闻，故作惊世之语。我是认真的！ 质疑理由如下： 第一： 全国人大中的农民代表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其最主要作用和使命是 代表农民利益说话的，这毫无疑问。可是，现今（也可说一直）中国 农民生活境状如此之苦，受“户籍制”流弊祸害如此之深，请问：在 人民大会堂的议事厅，有谁听到过有某一个（哪怕一个）农民代表在 这一关乎农民子孙后代的福祉问题上表达了一个“不”字，拿出了一 个提案？！ 第一条的补充质疑：“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呼号反映出的问题 绝非自2000年始，自李昌平发现始，几十年来一贯制。为什么这个良 心的呼叫，这个残酷的、真实的呼叫出自村官李昌平的喉管，而不是 最早、最先、最应该为此发话的农民代表？！ 第二： 一个农民当上（非选上）了人大代表，他将不再具有无助的农民那些 最基本的特征，也就是说，他开始拥有了一些城市强权阶层一直就有 的一切特权。 比如：他（或他领导的村落、他领导的集团公司）可以拿到最低息 （或无息）的贷款、最紧缺的原材料、最优厚的政策扶持、最便捷的 市场准入……再想想：这个人，他启动资金不缺，原料足够，方方面 面的保护关照足够，销路也不愁（再愁也不能让比熊猫更珍稀的农民 代表愁），虽然他号称农民，他的日子会不好过吗？如他有儿子，他 儿子犯得上去北京做苦力吗？昌平筛沙子、服苦役的命运轮得上他 吗？如果他有女儿，广州收容医院遭轮奸的命运轮得上她吗？八辈子 也轮不上——这时，也就是说，他的双腿已经迈进了一个崭新阶层， 一个拥有了社会资源（包括稀缺、非稀缺的资源）由由调配权阶层。 这是普通中国农民绝不可能具备的条件。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享受到这个份上，你能指望他能对谋生在外的 农民工恶劣的生存处境，对野蛮的、罪恶的收容制度喊上哪怕是一嗓 子？ 如此表现，我们农民岂敢一厢情愿地说：你，是我们的代表？ 《人民代表报》今年三月曾报道说，有的农民代表三年未发一言，未 提一案，即是佐证。他们中很多人把人民大会堂里剩给农民的区区几 个席位白白浪费了。 当然了，如果有人说那么多农民代表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这对尊贵 的代表们而言肯定是“别有用心的”“恶毒攻击”（文革常用语）。 问题是，你的发言老说农村形势不是一般的好，并列举自己那个村 （或集团）人均达到了几万人民币；表态说中央领导决策就是英明； 安定团结来之不易，必须维持；以德治国就是好……之类，错倒是绝 对没错。但，你为什么不说点别的，比如，说说那些你曾与他们处在 “同一战壕”的农民眼巴巴地盼着你说的话呢？ 如此这般，在我们这个社会，苦难的农民到底还能指望什么？ “祖国，亲爱的母亲”，这是人人会唱的一首歌。 祖国，你这个“母亲”呀，你到底何时能让你的农民儿子有指望、有 憧憬地依偎在你的胸怀，感受着温情与温暖，享受着尊严与幸福，并 为拥有你这个公正、仁爱的“母亲”而自豪？

没有素质的北京人 ── 农夫的呼号（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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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素质”，这是许多北京人对外地人常挂在嘴边的评价。那么北 京人素质有多高呢？ 我，一个躲在北京屋檐下，低着头谋生计的外地人想告诉北京人：从 你们中许多人的言行来看，真看不出你们有多高的素质。尽管在素质 方面你一向非常自信，尽管你清楚你的优势：京城是你的户籍居住 地：皇城根下，尊为首都，中国文化最昌明，教育最发达的所谓“首 善之区”。 在这儿，我想说说北京人的素质。说素质，人们通常喜欢从“口腔内 分泌的痰液怎么处置；如何穿越马路”之类的层面来说事。今天我 不。在这个全国人民尚未解决好的问题上，我绝不指望北京人率先处 理得更好。 我想从北京的警察、记者和某些市民的表现来说说北京人的素质。 §§警察 你到我家来查暂住证，你常常不是敲门，轻轻地；而采用的是擂门， 重重地。如果你总不能温和地跟我说话，而总是声音高八度地训话， 以这种方式来显示你作为警察的威严。尽管我明白你打心底瞧不顺眼 我们这些来自外乡的穷苦人，但做人的起码礼貌你该懂，该遵从一 点。我知道，你在首长视察时、在应付上级检查时，你总是笑靥如 花，总是表现出你做到了你单位的墙上粗笔涂写的“热情服务”，总 能显露你的柔情体贴（这样的电视新闻画面太多）。你们总能留给上 面完美的印象。 尽管谁都知道，你对待外地人的态度真“不怎么的”。但，要说明的 是，你并不是对所有的外地人都那么不客气。比如外国人，他们比我 们“外”得更远，你对他们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你知道如何做，能 给来自外国的外地人留一个中国警察的好印象。 我想告诉你：不管在有外宾的场合，你的着装多么高档，你的举止多 么高雅，你的英语多么高纯，只要你对接触到的对象按三六九等进行 排序，并以迥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对待，对穷苦人粗暴依旧不改，只要 你一直以“擂”的方式叫我的门，我会永远认为你没素质。 你看得出，我这儿不想以你们当中某些警察大人养成的“撕暂住证 玩”的爱好来评论你的素质，而只是从人作为人最基本的、待人细节 这个层面，作为评述你们的着眼点。 §§记者 谁都知道，获得记者从业资格，起码的学历要求是大学本科，按说素 质不会太低，（北京媒体上也曾一度挤满了对外地人素质低下的文字 描述），可是也不尽然。 北京本埠有不少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在这我不评小报），我常能从一 些报道中感觉到一些媒体从业者很差劲的表现，感觉得到一些很低劣 的记者的存在。 以前报上常有这种报道：某鸟园里一只鸟飞逃了，报纸发动所有读者 提供线索，并可抽出连续半个月时间，以及大量版面来追寻这只鸟的 行踪和下落，还老是动用亢奋的语调叙述和评论，以示人这种高贵动 物对大自然的亲善与爱意。但是，对外地人（他们可是你的同胞。当 然，你也可以坚决不承认。但是，他们是你的同类，你总不能否认） ——一个占全市人口四分之一的群体——对他们为谋生所付出的艰辛 与伤痛，对他们谋生过程中遭受的侵害与不公，作为号称“社会良 心”的记者，你们在很多时候往往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冷漠，在版面 安排上，对民工生存境遇关注上显得非常吝啬，甚至不及对鸟兽的关 注多。你可能忘了，你们单位那舒适的办公楼、你那温暖的家是由谁 的血汗盖起来的。 当然，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话语的权利控制在你手里。但你有的报 道太不像话，是能显示你素质缺憾的。 请看有一则这样的消息：北京市某街道为了让坐完十几年牢狱的京籍 重犯能得到迅速的就业安置，安抚他们，强行把原先由外地人经营的 摊位收回（即谓“腾岗”）。就常识上讲：法律角度，这是非法的、 违宪的行为；从道德上讲，这是损人的、缺德的表现。你猜某报记者 如何报道这件事：他该会作出一个批评性报道吧？不，猜错了！他完 全用赞扬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意图：这个街道的做法好，为维护首都 社会稳定做了实事！ 我这个没念几年书的人想告诉这位记者：若是在一个宪法可操作的国 家，比如美国，这个街道的类似行为将会招致数以百万美元的处罚。 作为记者，如果你热衷于发挥“喉舌”作用，如果你为了饭碗计而不 愿指出街道决策者的过分、霸道或非法，那么，这个不怪你。但你把 一种公然施行的暴力──权势暴力── 当作值得推广的经验来宣扬，这就说不过去了。 我的看法：一句话，这样的记者没素质——即使你拥有几个博士学 位，即使我不识字，我也要这么评价你。 §§市民 当许多国家的城市居民为自己的国家给每个人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而 自豪、为非歧视原则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得到实现而自豪 时，我们许多的北京市民（公允地说，不仅仅是北京）却在为自己拥 有特权、拥有排斥他人（主要是农村人）的发展机会而自得，为自己 生为城里人的身份而窃喜。 我想说，依出身而萌生自豪，是可笑的，浅薄的。当今世界的通行法 则是：仰仗奋斗，而不是仰仗出身所取得的一切，才是惟一可以引以 为傲的基础。 许多北京人还是不明白，他们享受到的繁荣来自哪里。除了来源于全 国资源最优先的调配这个便利，还有别的。如果没有外来因素——资 本、智慧、劳力的流入，北京将是一潭没有波澜、没有活力的死水。 盲目的优越、盲目的自大、胡乱地排外是没有道理的。其中缘由，以 后有机会再说给你听。 不知你是否已意识到，纯粹是偶然的原因，才使得常有莫名其妙的富 裕和幸运的机会落到你的头上。比如说，你住的三间平房，或者毛坯 房也行。如果有人要这一片的地皮，要你搬迁，那么立马，3、50万 元的钱款就送到了你的手里，完全受你支配。这样一笔财富，一个农 民几辈子辛劳所得恐怕也攒不了。再说，这种质地的房，若在农村， 撑破天，它的价码也就在万儿八千的样子。 还有，因为外地苦命的人要在你老的家乡营生，你那几间简陋得不像 样的房子，一年给你带来几千或上万的房租收益。这都是因为你的出 身，使你坐享地利带来的好处。 不要去考证我是否有嫉妒你的动机。只希望命好的你能珍惜你拥有的 幸运，并能稍稍善待一下那些投胎不当、投胎无术、大多被迫从乡村 出来贱卖自己血汗的外地人。 生于城市的好处还有很多条。这里，有必要强调最重要的一条：在市 场经济制度的运作中，城市是一座座交易的平台，进行着频繁交换的 城市每天会产生无数个轻易的获利机会。不要把你的富足全归结于你 的智慧与素质，而农民的贫穷是缘自懒惰或愚钝。如果作出这种判 断，那就纯属于无知，纯属素质有问题。一个在城市背景下从事经济 活动的人，同一个在农村背景下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相比，前者在一 月、一天、甚至是一小时里获得的财富的数目，有时可能比后者一辈 子的劳动积累还多。这是真的，很多桩事例可以印证这一点。生于城 市的你们会更多地知道这种事例。 在这种贫富对比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孩子上学的班上进了一 个外来卖菜者的孩子，一个拾破烂者的孩子同处一个教室受教，你能 教导你的孩子如何尊重穷人、你能阻止自己的孩子对贫弱者的欺侮或 攻击吗？ 如果不能，我会感叹你“唉，就这素质”——就像你时常有事没事摇 着头，感叹我的素质一样。 如果不能，甚至你还以你的言行成为他的榜样“操他的，外地人就是 烦人”常挂嘴边，那么，你的孩子会继承你的衣钵，更早成为一个出 身优越论者，成为一个城乡隔离主义者，成为一个素质与教养欠缺的 人。 这里我说的“素质低”，它与你接受学校教育年限的关联不大。上述 列举，其共通之处有一条：起码的平等意识的欠缺。这是作为一个现 代社会、一个立志成为国际化的城市，作为一个现代人最不应欠缺的 一种素质。平等地待人、待任何人，可归结为是一种善。你若做不到 这一点，即使你用高音喇叭天天在我耳边狂喊：“请记住，北京是中 国的首善之区！”，我也会坚定地认为：在这个被命名“首善之区” 的地方，我看不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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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多穷中国为什么穷 ── 农夫的呼号（之三）
淮生 ──────────────────────────────
我是一个农民，——一个城市人吓唬孩子“不好好念书，长大送你去 当农民”这种类似骂人话中的比喻体农民，但我认为，就我这单个的 农民而言，我比多数政治家——案头堆满了决策参考资料的政治家更 清楚今天的中国到底有多穷，我也比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更能解释中国 为什么这么穷。 我这么说，绝不是由于我拥有什么足以自信的资本，也不是我比这些 处在中国顶尖极别的精英们更有智慧或更有学识——这方面恰恰相 反。我这么说，是由于我比他们更清楚中国底层的实情。 说中国有多穷，当然首先是说在占全体国民八成的农民有多穷。就程 度而言，我敢说，它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国家的决策者的预计。国家领 导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经济的真实状况是无法摸底的。原因是，单 个的农户在一年忙到头之后，尚不清楚自己的收入情况。不是他们糊 涂到了这个份上，而是他们要交的税、费、摊派及统筹款、付出义务 劳动工等等名目上的付出（包括显性的、隐性的付出）多得没法弄 清，以至收支的帐目复杂到无法统计的地步。通常在年底时，农民们 才发现自己：又辛苦地熬过了一年，所得无几，甚至常常是负数。高 层领导们案头成堆的材料里，已经由基层官员注进了数不清的水分， 没有人知道注进来的水到底有多少。让人想挤出来都会很难。你让他 们不去注水，也难。因此，可以说，国家统计局长期相关涉农数据的 汇总，是建立在基层呈报的浮夸、不实的参数之上的。 今年，我们的九亿农民的部长——农业部的部长居然说：总体是，我 国农民以步入了小康。我不知道，他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是不是 建立在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之上的。 如果领导、首长亲自去一线、去基层视察了，该眼见为实了吧？—— 要我回答的话，我会摇头。有时，事情有点像观赏魔术，凭自己的亲 眼，也难保看到真实。 中国城市的主流阶层要想得到农民经济状态或生活状态的真实信息， 我建议你们试着去做这么三点：1，在全中国的铁路沿线搞调查，这 是最廉价的成本考察中国国情的方法。具体说，在你乘火车的旅程 中，白天的话，看一看，看看车窗外，火车道旁，我们干农活的农民 操的是怎样的农具，判断一下操持这种农具的生产方式能不能走向富 裕；2，问一问，问问在城市谋生的农民：这么苦的活，这么低的薪 酬，为什么还一个劲地往城里涌？；3，比一比，拿中国农民的脸 庞、与阿富汗难民、与海地难民、与世界上任何动荡国家中的难民比 比：相比而言，是我们农民的脸是显得更红晕、更丰满呢，还是一样 的沧桑、一样的憔悴？ 当然，也可以比比他们的衣装：是我们的农民光鲜一点呢，还是同样 的衣衫褴褛？ 如果有人图舒适，呆在城里不愿或无暇下乡，那有办法了解下情吗？ 有的。找些农民出来作为参照。怎么找、找那些呢？我有个主意：连 续抽出若干期《焦点访谈》节目中（或其它媒体报道中的涉农新闻、 比如毒酒毒猪油遇难事件中、矿井坍塌事件中）、因偶然的事件发生 才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的农民作为参照样本，这种方法相当于在全体 中国农民中进行了随机抽样。这样是符合统计学要求的，是客观的， 实事求是的。 说完了有多穷，再来说为什么穷。我的看法，简单的说，原因有四： 一、中国人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资源和资产，以及打发外国的乞讨； 二、中国人至今根本看不住自己的钱袋子； 三、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钱袋子鼓囊起来； 四、即使知道，有权选择鼓囊方式的人坚决不采用。 这里，我只能简略扼要地说。 第一条，就是我们国家对外国的援助给得太厉害，送人家东西太多。 时间上，从建国初的“一穷二白”（毛泽东语）一直到今天。送出去 的东西，从天赐于我们民族子孙的矿藏资源，到全民劳动所创造的血 汗钱。援所谓的“非洲兄弟”、援东欧“社会主义明灯”、援朝、援 越、援柬埔寨的布尔波特“革命”等等，举不胜举，这儿不详细地说 了。有宗援助物值得一提——一种世界援外史上罕见的物资——大批 人的鲜血——在我们和越南处于“同志加兄弟”关系的时候，我们无 偿援助越南总值200多亿美元物资的清单中就包含着它。毛泽东一句 “人命关天，拟援助200万毫升”的批语，我们国家用火车皮——真 的动用火车车厢，为处于战时的越南运去了他们伤员急需的、抽自瘦 弱的中国人躯体的血液。 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人均所得长期处于几十至几百美 元、（且至今仍未达到一千）、排序在全球第一百多位的国家，如此 大规模、大额度、长时间乐此不疲地热衷于搞援外行动，在世界上是 绝无仅有的。 这是一种怎样的行为呢？它相当于是在一尊极端衰竭、急需输进血液 的躯体上，抽出血液——大剂量地抽出血液，去救济别人。 这是非常反常、不可理喻的政府决策。它发生在一个刚刚结束对日 本、对八国联军巨额赔偿（合计超10亿两白银）、而后又不间歇地处 在征战状态国家。我们从史学界公认的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开始， 扳起自己的指头来数一数，我们度过了怎样的兵戎的、流血的经历： 鸦片战争、葬送清王朝之战、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八年的抗日战争 （其实不止）、国共内战，粗略算来，苦难的中华民族征战了了几十 年、流血了百余年。在这么一个刚刚结束战乱、人民极需休养生息的 国家里，却实施着这样的决策。也就是：当一尊躯体处在迫切需要积 存精力和元气的时刻，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这种举动，后果是严重的。它使中国这尊躯体更长时间处在贫血的、 亏虚的、非健康的状态中折磨、受难。它使整体的中国人更深切、更 长久地陷于贫困的泥潭中苦受煎熬。（援外行动及其造成的后果，以 后专文再述。） 现在，一些穷困小国还在打着如意算盘，还在指望能够每每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说一次“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把乞讨的手伸出一次，期 待能得到中国政府在资金方面无偿的援助，或以前所借债务的豁免。 第二条．谈论这一条之前，我先来一个提问：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 民族吗？ 这个问题曾一直困惑着我。我们可是一个拥有四大项发明、拥有五千 年文明史的古国呀！但现在，我的回答是：谈不上。试找一个切入 点，来谈这个问题。 当前的中国最缺什么？缺钱。从物质层面上讲。义务教育、医疗、科 研、扶贫、养老、基建……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在与异族的交往 中，处处能深切感到自己的囊中的羞涩，以及缺钱所带来的痛苦。 但是，如此穷困缺钱，按最简单的思维：该把血汗钱（来自民众的） 保管好，对吧？但是，中国人管不好自己的钱袋！ 为了了解有关中国贪污的情况，我上网搜索“巨贪”。键入这个词 后，搜索结果真吓了我一大跳。在中文雅虎网站，跳出了“巨贪”的 相关信息有23,700条。我敢说：一个人若试图把它们看完（将信息重 复的内容跳过），那么，可以断言，他会累晕倒在电脑前——在他看 到第几百条的时候！ 这仅是有关巨贪的信息。若搜寻中贪、小贪级别的资料，可以设想， 耗尽你终生精力，你都无法完成这种浩繁庞大的阅读量。 需要指出的是：你看到的仅是输入电脑的、已经败露了的贪污材料的 介绍，它应该只是社会实际发生过的贪污行为的一部分。 我随意地、跑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巨贪名录之后，不得不惊讶他们的 气魄和胃口，也不得不惊讶贪污行为是如此容易得逞。请看：魏怀， 中资公司驻澳门经理，贪8,000万；李乘龙，1,600万；成克杰3,000 万；耿永祥，苏州海关关长，一个电话，国家损失2,000万；慕 绥新，1,000万…… 看看民间是怎样评价出了事的高官的：成副委员长、胡省长他们若把 捞钱目标不定得那么高，只定在三、五百万的话，把各方关系打点好 的话，他们应该可以作到不显山不露水，“伸手即被捉”的概率微乎 其微，不会有什么事。 看看报纸上是怎样连篇累牍地报道那些贪官们的丑行的：贪来的钱多 得不得了，留着怕出事，于是使着劲狠命花。情妇十几个、几十个地 包养，女人上百上百个地玩弄。作为配套，还为她们购置无数栋用来 藏娇的金屋。 …… 难道，号称“智慧的”中华民族真的找不出一种根治的方法，保管好 来自全民血汗的钱袋子，堵牢漏洞，以防止和杜绝硕鼠们肆意地、张 狂地啃食？ 这种可耻现象到底为什么长期能存在，并且还要存在多久？ 我们国家的钱袋子里面尽管时常丢“西瓜”，但我们却有“智慧”用 于：在最穷的人身上捞“芝麻”。 比如说： 北京市有20万外地务工者的子女处在义务教育阶段，这是北京教育科 学研究院新近公布出的调查结果。对这些生活在北京的最底层的穷苦 人，多年来，北京校方一直却要求他们缴纳比本地人多出三至五倍的 费用，才有资格踏入自己所掌管的校园。设置如此高的准入门槛，把 他们中的18万人逼进了条件恶劣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学。其实，简 单地算算就会知道，不说多交，就是全免这些穷孩子们的学杂费，国 家在财力上也是可以作到的。一个北京孩子一年杂费约为400元人民 币，按这个数值乘以20万，得出总额：8,000万元。听起来像是吓人 的数字，其实，它只相当于魏怀这个没有“知名度”的贪官一个人的 贪污额，（他脏污的“成绩单”上创下的成绩得分远算不上是最高 的）。如果我们多挖出一个这样的贪官以及他藏赃的窝巢，或者，采 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么一个贪官的出现，这笔钱就出来了，根本犯不上 往最穷、最不幸的人身上去琢磨，时不时朝他们宰上一刀。 在我们这个两千四百年前就懂得“有教无类”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 的施教理念（这一理念今天也不落后，并已普及、施行到全世界）的 国家，为什么还存在这种问题：在教育设施（包括校舍）大量闲置的 时候，有人宁可让教室空着，也不肯放本国的穷人进去？中国的未 来，真不靠他们建设？未来的中国若是不幸地遭遇了战争，真不靠他 们扛枪上前线？这难道是在一个“智慧”的民族里应该存在的事吗？ 这种事在世界上还能找得着第二起吗？——我们“智慧”的人民呀， 你们为什么只热衷于扛着“户籍”的大旗搞隔离，从来都不愿去想一 想、去干一干那些真正值得干的事？ 我的插话好像离题了。其实没有。上述现象，无论是“富贵”者，还 是“卑贱”者的这种存在的态势得以继续的话，它只会导致中国与富 强的目标离得越来越远。 第三条，对尝够了缺钱滋味的中国人而言，探索如何使我们的钱袋子 尽早鼓起来的问题 就显得尤为迫切了。 在这里，我的话题只围绕着说一条：我们国家经济层面呈现出的最大 问题，大量闲置劳动力的问题。被闲置者，在经济上没有创利的机 会，因而自然缺乏最基本的购买能力。不管东西多便宜，不管东西多 需要，最迫切的需要者们却买不起，只能望货兴叹。 而与此相对应，我们大量的制造企业（其实还有服务企业），只能惨 淡地活着。 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却至今形成不了一个拥有像样规模的购买 力的群体。如此，在一个一直企盼富裕的国家里，它百业兴旺的局面 就缺乏最基本、最重要的支撑，因此，它总是达不到目的。 一位叫王强的金融学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13亿人里，真正拥有 购买力的也就两三亿的样子。有一个来自权威统计部门两年前的数字 或许可以印证这个估测：城市的市民为拉动内需作出了“巨大贡 献”：全国83%的消费产生在城市居民。这个短短的数据反映的信息 是异常残酷的：80%的农民，总共合计的消费额仅占17%！智慧的同胞 们想一想吧：这么多年，我们的农民是怎么熬过来的？！ （插句题外话，可以想见，城市居民还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因 为，在短短的两年间，国家又为他们加了几次的薪水。） 另有一个事实，有人在分析航空市场时发现：花在坐飞机上的消费额 度，人口仅1,900万、只占我国人口的1.46%的澳大利亚与13亿人中国 相比，两者数字居然不相上下！ 我私下的估计，全体中国人每年用于图书、电影方面的消费额，也大 致和澳大利亚差不多。作为电影人的冯小刚，他在评估中国的电影市 场的时候也认为，中国只有2、3亿人会常去看电影。作为农村出身的 人，我清楚，总体上处于很贫苦的我国农民，他们基本上不会把极为 有限的钱用于电影之类的开销上。说到这儿，我补充一句：当年上演 电影《泰坦尼克》，北京的电影院卖6、70元一张的票，观众场场爆 满；而我的家乡，一个称作“鱼米之乡”的县城（绝非自然条件恶劣 的山区县）的影院将该片的票价定为5元，却张罗不来观众。 如果全中国的人都有中等的购买力，那么，中国的每一个行业都会兴 旺起来。说具体一点：同样的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它的收益会在 现在的数值的基础上再乘以几个倍数。 遗憾的是，从建国至今，我们政府一直施行的是让国民的主体——让 农民穷困、让农民丧失购买力的政策。把农民捆绑在永无富裕希望的 一亩三分地里。 如果农民永远这么穷困，那么中国永无富强之日。 我的看法很简单：立即放开政策，让我们的农民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 家的任何一个公民一样，拥有完全的、完整的、自主的、自由的经济 权利。比方说，一个农民即使希望在城市拥有一个擦皮鞋的摊位，或 修皮鞋的摊位，你也应尊重他本应具有的这个经济权利。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农民即使采取这样被人瞧不上眼的方式来谋 生，他也会比在老家弄几亩地的生活强上好多倍。 中国的统计局从来不愿正视、不愿承认农民有失业，依据是农民每人 拥有一亩多田地。他们在计算失业时总会采取一个常用的、可笑的公 式：中国城市的失业率＝全中国的失业率。但是注请意，国际上却不 这么认为。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师谢国忠按照经济学方法和国际通行惯 例得出了结论：中国的失业率不低于20%，失业人数达到3亿。（这一 数字远比我国统计局的结论接近事实，但我感觉，它仍是比较保守、 仍是低估了我国就业的严重态势。） 大家也许还记得，朱镕基总理于1999年访美时用英文背诵林肯总统 “葛底斯堡演说”的那精彩的一幕。可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一 点：产生这个著名演说的那段历史，它给后来的美国带来了巨大而深 远的影响：正是在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之后废除了对美国最底层的劳 动力的束缚，允许其自由流动，促使为奴的黑人从种植园流动到工 厂，流动到城市，美国才逐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才出现了持久 的发展与繁荣，才逐渐凝聚成了全球最强大的国力？ 今天，当欧盟、俄罗斯、日本为出生人口萎缩、为劳动力紧缺拉了经 济发展的后腿而一筹莫展、忧心忡忡的时候，我们国家却在视宝贵的 劳动力资源为累赘，而任由其闲置、浪费。在推动让劳动力自由流动 的制度设置这一问题上，杰出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大力倡导、大 声疾呼过，可惜没有得到我们决策层的理睬。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地下矿藏资源闲置，留给我们的子孙开发，却不能 让我们的劳动力白白浪费，让他们在贫困中衰老而死。因为，劳动力 是活的、不可储存的资源。 从人道与民权的角度和理由讲：毕竟，人来世上走一遭，不是为受穷 受苦而来。政府呀，请用行动来告诉国民：你们是有奔头、是可以期 待幸福的。这不过分，是吧？ 让国民去做真正有价值、能创造财富的事情吧！这样，他们的钱袋 子、国家的钱袋子才会同时鼓囊起来。 这一条我就不多说了，它涉及到一个既得利益者对公私利益的选择、 取舍的问题？ 有的人，他们不是完全不懂国家怎样做才能富强的道理。但是，在面 临复杂的、多重的选择的时候，他们宁愿放弃国家的富强，也要首先 拼命保住自己的富足，保住自己的富贵，保住自己人上人的地位，以 及享受在奴役“人下人”的过程中而萌生的快感。 请别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一个残酷的规律在运行着、 从来没有失效过：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贫困者注定要遭受羞 辱和蔑视，直至你摆脱了贫困。——没有办法，人类天性使然。在中 国的城市，农民是这样，你看看农民工的遭遇；在外国的城市，中国 人是这样，你看看我们留学生的遭遇。 今天，我们各网站的论坛上涂满了讨伐日本人的言辞，和“为什么日 本是劣等民族”的“论证”。我想，你就是拿出了一火车厢的材料论 证了你的论点，也不能改变多数日本人对我们的轻蔑。（提醒同胞： 请习惯去听自己不爱听的话。今天，一个日本人的年人均所得，抵得 上5、60个中国人年收入的总和。并且，实质上日本网民也在干同样 的“论证工作”。） 曾受够了羞辱与刺激的中国呀，什么时候，你能真正地奋发图强？什 么时候，你能让每个中华同胞有尊严地、扬眉吐气地走在世界的每个 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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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得不到难民待遇 ── 农夫的呼号（之四）
淮生 ──────────────────────────────
李昌平曾为农民的疾苦而疾呼。他认为中国农民没有得到国民待遇。 他呼吁政府尽快给农民这一待遇。 我对李先生这种举动充满了敬意。我知道，在农村的一个乡镇当上了 书记，是有不薄的油水的（更多是工资外的油水），他却选择了从权 位上离开。相比而言，更多的乡镇书记们，此时正在花精力做着与李 先生相反的举动，正在试图为保住这种位子作努力。我更清楚，如果 他选择不吱声，他个人、以及他的家庭同样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体面 生活，他绝对不必担心他所讲的“农民真苦”的那种“苦”会落到自 己的头上。是良心、是做人的原则促使他从一班平庸的地方官的队列 中走了出来。 但是，在这儿，我要更正李先生的一个说法。那就是：现今的中国， 农民所面对的，不是什么得不到国民待遇的问题。准确地说，是得不 到难民待遇的问题。 为什么说“难民待遇”都得不到呢？这儿，我有必要来个“举例说 明”。 比方说，一个阿富汗的难民携带他的家眷流入了中国，流入了北京， 他有孩子要上学，他也想找一份工作干，或开展一项生意，他能如愿 吗？ 根据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的 补充规定（我国已于1982年加入了该公约），他要尽到的义务是：根 据公约第2条，遵守我国的法律和规章。他该享有的权利是：根据第 3 条，他有“不受歧视”的权利。具体到： 依17条，他有获得工作以及报酬的权利，任何人想限定他，只许他从 事苦力工种显然是不行的；如果他在这儿呆了三年，你更不能以保护 北京人的就业为由而企图挤兑他。也就是说，北京人能干哪一行，他 也有权干哪一行； 依18条，工业、农业、商业他都可以搞，公司也可以开，并要求所在 国尽可能给他提供优惠和方便； 依22条，享受公共教育方面的权利，他的孩子和北京人的孩子交同样 多的杂费，他丝毫不用去理会什么“赞助费”、“借读费”之类的交 费名目。相比北京人而言，他不必多付一分钱，或一个铜板； 依22条，他享受与北京人同等的福利和救济； 依26条，只要他高兴，他可以全家搬迁到上海，按此公约，上海人同 样不能歧视他；实际上，他还享有许多的权利。这儿，就简单扼要说 这几点。 如果北京地方政府不肯保护他的权利，怎么办？他可以视作中国政府 不愿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那么，他的祖国，阿富汗政府的外交 部门也可以出面，发表抗议声明。另外，还有别的途径来维护他作为 难民、作为人的权利：向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办事处投诉；向国际法 庭起诉。 一个外国的难民，如果他来了，他能拥有这么多的权利，拥有这么多 的维权渠道。我们国家的农民有吗？！ 你是农民，想在北京这儿找得一份工，除了干那些卖苦力的重活脏 活，你将别无选择——并且，你还要知足点！因为在邓小平发出指示 说“可以让农民自带口粮进城”之前，这种机会都没有！ 你是农民，你要送你的孩子在京城上学，那么，每学期你必须乖乖地 多掏数百、上千、数千元。 你如果认为北京的做法不公正不合法，要为此走上北京的街头抗议， 那么我敢断言，立马，遣送回原籍的命运会降临到你的头上（遣送意 味着四点：耗你精力，破你钱财，撕你面子，毁你信心。）在这方 面，北京警察可是毫不含糊的，他的确能作到“严格执法”。尽管你 的诉求是正当的，行使的是马丁．路德．金所说的“为权利而抗争的 权利”。 如果街头抗议不行，那么法庭起诉行吗？也不行。没有哪个法庭会受 理这样的案件。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一起这样的案例。 为什么中国农民那么像外国的难民？——衣衫褴褛的装束、憔悴的面 容、一贫如洗的处境？——现在，原因不是很简单了吗：他们，这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拥有者在自己的国家里得不到最起码的权利： 不但没有公民权，也没有国民权。于是，他们在我们这个几十年无难 的国家里，过着难民般的生活，或者难民不如的生活。（这一点，不 仅我这么说，像党国英那种从事农业研究的专家，他们比一般人更清 楚农民处于怎样赤贫的状态，作为国家智囊机构的学者，他也曾发出 过我这样的感触。） 尊敬的李昌平先生，我指出你的话不准确，是说在处境上，在权利的 拥有上，中国农民远远比不上外国来的难民，你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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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犁还要拉过这个世纪吗 ── 农夫的呼号（之五）
淮生 ──────────────────────────────
2000年前，大致是汉朝，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对畜力的利用，在驯化好 的野牛身上套上绳索，绳索牵引着金属的犁铧，农夫随后，驾御着 牛，把持着犁。采用这种方式来深耕土地，从而快捷地实现了多垦荒 地、多拥良田、多打粮食的目的。随着这项取代人力翻地的新技术大 面积地被采用，它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世界第一 个农耕社会、农业文明社会的形成。藉此，在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 的时间里，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足、最发达的国家。 有后代文人骄傲地、豪迈地论证说：当时的美洲、澳洲、欧洲以及整 个西方差不多都处在茹毛饮血的状态。 两千年过去了，当年首创畜力犁地的国家的后代子民们仍在沿用老祖 宗的这一套，役使牛马犁地、拉车，沿用“锄禾日当午”式的铁锄刨 地、除草。而“茹毛饮血”者的子孙们已在广泛采用飞机播种、机器 收割、电脑监控的操作了。 农民的苦，就不用多说了。唐朝诗人李绅们看到农民劳动的场景，良 心如同煎熬般地难过，于是便痛题“悯农诗”，于是便千古传颂。为 什么偏偏是这种质朴的、辞藻不华丽的诗作流传得广、传诵得远？ ——原因是不难找到的。因为，它表明封建时代里部分的贵族也是能 够理解、能够关注下层疾苦的，（并且这种理解和体恤被民间社会所 珍视），体现了人类永恒的主题——良知、感恩、同情与爱。 告别了李白、李绅生活的年代，又一千多年过去了。在今天，在我们 这个古老的农业国，全中国十几亿人口的“盘中餐”还在依赖操持 犁、耙、镰、锄的这种原始方式、还在仰仗农民的血肉劳动获得，这 种由土里刨出“粒粒”“盆中餐”的“辛苦”场景依旧在延续，只是 再也难以进入文人们的视野了。今天的文人（以及许多所谓“有本 事”的人）大多居住在城市。这也是我们今天看不到像样的“悯农” 文章的重要原因。 不独怪文人。在我们的社会，如今你想看到一种真切的、怜悯农民的 情感萌发的苗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怜悯，或说悲悯，应该说它只是人类所具有的多种正常的情感中的一 种。通常，是在分配不公的社会里，尤其常见这种属于爱的情感的在 良知未泯的人际间传递。可是，在与城市阶层接触数年的我，却感觉 他们表露这种情感是不多见的（捐助灾区几件衣服之类说明不了什 么）。它所反映出的，是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层之间关系是冷漠的。 它说明，对边缘人群正在经受的苦痛，主流社会是麻木的。 没有谁要强迫谁去悲悯谁。但是，试想，连这种情绪都没有，谁还能 指望谁会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