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小史》的异国形象与自我认同危机.pdf

年月第 卷第期陕西学 前 师 范学院 学 报 收稿日期：；修回日期：基金项目：陕西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重点研究项目（）作者简介：赵娟茹，女，陕西澄城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系、外国文学研究。文学艺术研究 文明小史 的异国形象与自我认同危机赵娟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摘要：从比较文学形象学来看，李伯元 文明小史 中的异国形象包括洋人、洋物和异域，作家以洋人形象反思“柔远”文化，以洋物形象表现晚清大量输入西方器物时国人缺乏辨别的能力，以异域形象表现追寻真文明的理想。小说折射出晚清社会自我认同的危机和李伯元的“边沿”书写心态。关键词：李伯元；文明小史；异国形象；自我认同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获取：（，）：，“”；，；“”：；阿英在评价李伯元的两部小说时说：“官场现形记 诚然是一部杰作，但就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 说，文 明 小 史是 应 当 给 予 更 高 的 估 价的。”文明小史 是中国第一部以“文明”为题，为“文明”写史的章回小说，它以“话柄”串联起一段一段的故事，全面反映了维新运动时期的社会风貌，维新党和守旧党、官吏、洋人和百姓、内政和外交构成了层叠交织的矛盾冲突，描写的地域涉及湖南、湖北、吴江、上海、浙江、北京、山东、香港、日本和美洲，最后回到南京、北京。小说没有固定的主人公，话柄之间也没有关联性，但它看起来又有整体感，各话柄的情节和人物都集合到对真或假的文明的讨论。前人在国别文学视域下研究该小说，已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世纪 年代，在 光明日报 的“文学遗产”专栏上，学者们争论李伯元的思想立场和作品倾向，但总体上对作家和作品持有否定的态度，章培恒、王俊年、江东阳等人认为作家代表改良资产阶级文化，而未代表先进文化。年以来，台湾的周宰嬉、符馨心、倪台瑛，国内的陈文新、陆克寒、刘霞等人的研究，对李伯元及其创作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其中“现代性”的话题较为学者们所关注，欧阳健、李敬泽、王一川、史修永、丛治辰等人站在文化批判的立场上，认为李伯元的 文明小史写的是古典和现代之交，社会上的怪现象和人们的总 卷赵娟茹：文明小史 的异国形象与自我认同危机现代性体验，反映了晚清社会群体接受或抵触现代性进程的焦虑情绪。但前人没有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讨论该小说，“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并不对所有可称之为 形象 的东西普遍感兴趣，它所研究的，是在一国文学中对 异 国 形 象 的 塑 造 或 描 述（）。”李伯元对异国形象（洋人、假洋人、洋物和异域）的描写和认知，折射出晚清社会现实的面貌，和一代知识分子在国家和文化危机时的复杂心态，与异国形象对照的自我形象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背景。本文将探讨“他者”是如何建构的？他者与自我、本土与异域是如何互动的？互动中产生自我认同危机有哪些？一、洋人形象与反思“柔远”年庚子事变后，晚清社会从官僚到民众普遍弥漫着怵外和媚外的心态，这种心态成为 文明小史 里不需要做任何铺垫的背景。文明小史 里的洋人可以凌驾于晚清民众、司法之上。整部小说开始于民风浑噩的湖南永顺府的“白磁碗”事件，第回店小二的父亲失手打碎了洋矿师的“白磁碗”，洋人只是在地保的转述中在场，却很有震慑力，地保说：“那个有辫子的外国人就动了气，立时把店小二的父亲打了一顿，还揪住不放，说要拿他往衙门里送。”柳知府认为这是外交事件，采取“柔远”策略，他说：你们是在外面做官做久了的，不知道里头的情形。兄弟在京里的时候，那些大老爷们，一个个见了外国人还了得！他来的是便衣短打，我们这边一个个都是补褂朝珠。无论他们那里是个做手艺的，我们这些大人们总是同他并起并坐。论理呢，照那 中庸 上说的，柔远人原该如此，况且他们来的是客，你我有地主之谊，书上还说送往迎来，这是一点不错的。（第回）柳知府的“高论”表明晚清朝廷对涉外事宜非常重视，普通的洋人也要当作贵客来对待，上有行则下必效，身处永顺府的柳知府决定亲自去高升店拜谒洋人，还从儒家典籍中找到“柔远”的理论依据。“柔远”是中国儒家积淀已久的外交文化思想，尚书尧典：“柔远能迩，惇德允元。”意谓安抚远处才能安抚近处，行厚德信足以使好的品性永久。诗经大雅民劳：“柔远能迩，已定我王。”该诗中穆公规劝厉王要爱护百姓，安抚远方贵族，使近处的贵族顺从。论语子路 也勾勒了一副“近者悦，远者来”的内政外交的图景。几千年来，中国的华夷观认为华夏是天朝上国，居于天下中心，“柔远”、“怀柔”成为历代统治者安内驭外的理想策略。至清朝，赵尔巽等撰写的 清史稿 中“柔远”二字出现了 处之多，内容涉及皇帝、臣子与番邦、外邦交往的具体事件和设置柔远司、柔远郡，专门处理外交事宜。王之春（？）还以编年体的形式编写过一本 清朝柔远记，记载的从道光二十年（年）至同治十三年（年），武将战死、文官谈和、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占据着该书一半的篇幅，“柔远”之名和“被揉”之实在晚清形成了反讽的态势。文明小史 里柳知府所说的“柔远”也有明显的“言语反讽”的意味，“言语反讽，指的是说话人话语的隐含意义和他的表面陈述大相径庭。这类讽刺话语往往表示说话人的某些表面看法与评价，而实际上在整体话语情境下则说明了一种截然不同，通常是相反的态度与评价。”晚清官僚和国人在面对洋人时有种不知所措的不适应感，“柔远”思想已经失去发挥效用的余地，晚清的官员却以“柔远”为自己的怵外和媚外开脱。第 回以张之洞为原型的制台大人也说：“我虽然优待洋人，乃为时事所迫，不得不然，并非有意敬重他们。”因循守旧的晚期政府以“柔远”自欺，已经失去了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政府为赔偿战争欠款，以码头厘捐作抵押又向外国借款，码头交由“铁面无私”的洋人掌管，这种不公平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赋予了合法性，百姓承担着弱国外交的恶果。第 回写贾氏三兄弟跟随姚老夫子前往上海，在洋关码头看到的洋人负责查验行李，客人动作慢了些，洋人便动刀子割断行李绳子，遇到妇女小孩也从不避讳，一一查验。结合前面永顺府“白磁碗”事件来看，湖南永顺府的蛮荒之地民众的集结、反抗，有着令洋矿师和晚清政府感到害怕的力量，但在洋关码头姚老夫子等人只能私下议论，说明晚清社会里西风炽烈的“开放、文明”之所只是一种假象，实情是洋人专横，而民众受压迫。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李伯元塑造专横的洋人，对其进行批判的背后，始终贯穿着对“自我”怵外和媚外心态的审视，塑造强势“他者”的目的仍在于反思“自我”。第回写到“仗义”搭救落难书生刘伯骥及其同伴的外国传教士，他有干预晚清司法的权力，可以带刘伯骥闯府衙，向坐堂的傅知府义正词严地索要出无辜被收监的囚犯。李伯元没有反思传教士掩护教民、拥有连官府都不敢得罪的特权地位是否具有合法性，他从言谈到行为似乎都在美化开明的教士，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晚清官僚对待百姓更凶恶的现实，傅知府为官一方不为百姓谋福祉，却将做官当成捞取钱财的生意，随意抓人、打人和杀人。李伯元将教士塑造成急公近义的行侠之士，实际表达的是他对晚清官场生态的愤怒之情，他渴望出现救世主来主持正义的心理。小说里洋人与“自我”的互动是双向的。李伯元揣测洋人如何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他借洋人对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版）年第期国人的评价来批判不切实际的柔远文化，他者成为照见自我不足的一面镜子。传教士劝刘伯骥快些穿起洋装以免感冒时说：“你们中国人底子弱，是禁不起的。”回评写道：“中国人底子弱，是禁不起的，说的是病，妙有言外之意。”李伯元表面上说的是种族体质，实际他已意识到在西方“力”文化冲击下，中国的“柔远”文化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已失去了自我防卫能力，通过“他者”之口隐晦地道出，反而有突显和强化的效果。二、洋物形象与“改装”旧文明晚清社会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想输入新文明来改装旧文明。中国固有的精神文化传统在西方器物、科技、军事、文化等冲击下处于劣势，为了追赶西方，自强的方式是将自己变成“他者”，但“自我”固有的观念强烈反弹，出现了各种怪异的现象。西方文明成果首先通过器物来呈现，李伯元对西方器物的输入和接受表现出复杂而审慎的态度，他担心人们对西方器物的盲目崇拜，会使自我迷失在西方文明带来的混乱里，而失去了重建自我的能力。文明小史 里不乏人们通过食物、布匹、枪炮、火轮船、洋灯、新闻纸、书籍、手表等器物来感受西方文明的情节，人们对将器物和文明简单地画上等号，第 回贾子猷买了一盏比油灯亮数倍的洋灯，说：“我一向看见书上总说外国人如何文明，总想不出所以然的道理，如今看来，就这洋灯而论，晶光烁亮，已是外国人文明的证据。”这里写人们对西方器物有抑制不住的喜悦。第 至第 回里吴江贾氏三兄弟跟随姚老夫子去上海壮游，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贾子猷、贾平泉、贾葛民，其谐音为假自由、假平权、假革命，李伯元讽刺的并不完全是这三个人，而是以他们在上海的游历带出维新运动中自由、平权和革命诸多假象。李伯元将晚清社会的假象集中于对“洋服”的描写上。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的服饰文化，服饰在西方被看作是人类过错的产物。西方的服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传统有关，创世纪 里亚当和夏娃受了蛇的引诱，偷吃了禁果：“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但中国的服饰制度有鲜明的“中国性”（），它除了遮羞避寒的基本功能，还是社会身份、性别和经济地位的标志。儒家文化将德性作为人生和政治的基本价值追求，“礼”文化维护着社会的等级关系。礼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衣服有制”，礼记王制 对衣服等级有明确的规定，历代统治者对衣服的颜色、款式、材质、配饰有严格的规定，从而维护尊卑、上下有别的礼制，服饰蕴含着伦理意义。但在晚清时期，传统的礼文化日渐式微，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以西方为标准，洋装不仅具有颠覆原来的社会阶层等级秩序、追求上下平等的民主、自由的含义，还成为新社会身份的标志和时尚。晚清小说总是长篇大论地向读者介绍每一个新人物的衣服，类似于戏台上的“亮相”。服饰描写在晚清小说中有特殊功能，通过描写衣服、装饰，来确定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活动的细节。服饰被视为“身体的身体”（），通过它能够很快地推测出一个人的性格类型。文明小史 的五个回目都和装扮相关：改洋装书生落难 竭民膏暴吏横征（第回）；妖姬纤竖婚姻自由 草帽皮靴装束殊异（第 回）；阻新学警察闹书坊 惩异服书生下牢狱（第 回）；黄金易尽故主寒心 华发重添美人回意（第 回）；改华装巧语饰行藏 论圜法救时抒抱负（第 回）。可见服饰装扮在 文明小史 中有重要的地位，中人改着洋装、或洋人改着中装等改装情节在小说中充满戏剧性。首先，改装有隐藏身份的功能。中人或洋人在特殊场合为了使殊异的外貌不引人注意而用改装隐藏身份，第回意大利矿师一行四人爬墙逃命后，他们穿着洋装不利于借宿，而改换成中装打扮，“那通事本来是爱洋装的，到了此时，先自己换了中国装，又取出接衫一件，单马褂一件。西崽取出竹布长衫一件，坎肩一件。两个洋人喜得了不得，就在道旁把身上的洋衣脱了下来”，换成中装之后仍然缺帽少鞋，他们只得将头部裹起来装病。其次，改装有彰显身份的功能。第回刘伯骥逃命到庙里没有冬衣避寒，他向和尚借衣服，反受奚落，不得已穿戴上传教士赠与的洋装，俨然成了一个假外国人，他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的身影都觉得好笑，这时和尚诧异地认为刘伯骥穿上洋装扮作外国人，就成为了教民。第 回里有抱负的黎定辉志愿出洋留学，他刻意着洋装，让万抚台的家丁误认为是洋人，这样才能登堂入室见到万抚台，否则抚台大人是不可能见到的。最后，改装还具有混同身份的功能。刘伯骥改洋装固然是为了隐藏身份，也是在无衣可穿时情非得已的举动。但传教士来华 年，坚持穿中国服、说中国话，有意入乡随俗、混同身份，缩小与中国人的差距，目的是便于他在中国生活和传教。李伯元最为用力地讽刺了“假洋人”，他们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和已经被西化的国人，包括通事、刘伯骥、黄国民的洋装朋友，劳航芥等人，他们虽不是异国的“他者”，但刻意扮作他者，缺少对自我文化的认同，认为这样就高出国人一等。“他们是谁？是自己人还是外来者？看起来他们不是外来者，但也不像自己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尴尬、暧昧，他们处于舞台的中心，处于众人目光的焦点上，这个位置也同总 卷赵娟茹：文明小史 的异国形象与自我认同危机时意味着他们身在众人之外的边缘。”李伯元以反讽的眼光打量假洋人的穿着和行为，他们中人西装或不中不西的装扮总带来喜剧或闹剧效果。第 回黄国民的洋装朋友宣称自己的饮食起居通统仿效外国人的法子，却不学洋人天天洗澡换新衣服，理由是怕学洋人拿冷水洗澡而冻感冒，其实他改洋装的真实理由是穿不起四季变换的价值百十块的中国衣裳，而十几块的洋装只需要一套就可以穿四季，黄国民赞叹说这是一种“改良”，但显然李伯元用的是反讽手法，因为此种改良并不意味着进步。第 回至第 回写久居英属殖民地的香港律师劳航芥，他以会讲流利的英文为傲，他觉得香港诸事文明，而瞧不起自己拖辫子的旧同胞。他去上海红倌喝花酒，精心地穿了一身白衬衣、白裤子、白鞋、白袜的洋装，却遭到不喜欢洋人的张媛媛的厌恶，为了博得美人的喜欢，他改回中国装，还装上了假辫子。改装情节将劳航芥由假洋人打回中国人，他不过是披挂着“文明”的皮囊，在维新运动时期东西跳梁的小丑，他所代表的虚伪的“文明”也轰然坍塌。在李伯元看来，文明的实质不是使用洋灯、改穿洋装这样浅显而流于表面的形式，荒诞的改装情节表征着“礼”文化受到冲击、旧有的秩序被破坏，国人与洋装、洋人与中装的互动反映出晚清社会的文化异动，改装“服饰”可引申为改装“文明”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危机。国人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输入西方文明、接受西方影响上缺乏辨别的态度，贾氏三兄弟将中国典籍视为读厌了的“故纸堆”，他们沉浸在“新闻纸”和海上繁华里，为眼前的世界所吸引，但他们关注的不是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路径，而是梨园剧目等娱乐节目。翻译书局的知识分子在译介国外书籍首要考虑的不是思想文化价值，而是销路，于是 男女交合大改良、传种新问题 和 种子问题 等迎合世俗趣味的译书成为热点。翻译的水平也不见得高明，文不文、白不白的译作像是生牛肉，只要有翻译秘本的佐料在手，就可以翻译得很“成功”。因此，晚清国人主动向西方学习，也学走了样儿，任何新事物、新名词、新思想到中国后都改变了实质，自由、平等、革命、改良、立宪、文明等名词在李伯元笔下都有讽刺意味。通过洋物及人的互动，我们看到晚清国人在主动或被动接受外来器物和外来文化时，失去自我的辨别能力，他们将不健康的思想进行反向吸收，使晚清社会变成大“染缸”，他们建构的“新”文明存在着诸多乱象。三、异域形象与真文明的迷思 文明小史 的视野很开阔，李伯元塑造了日本、美洲等异域形象，异域描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内的维新运动既然不是真文明，那真文明应该是什么样儿？自我文化认同的焦虑在异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第 回饶鸿生等人抱着外出学习的态度游历日本、美国，他出游前对制台说：“东洋的工艺，全是效法英美，职道这趟，打算先到东洋，到了东洋，渡太平洋到美国，到了美国，再到英国一转，然后回国。一来可以扩扩眼界，长长见识。二来也可以把这工艺一项，探本穷源。”饶鸿生等人对异域文化不做太多的了解和准备就匆匆出游，闹了很多笑话。他们出洋的排场很大，他带足银子和仆役，坐船时要住上等舱；去东京住帝国大客店，逛公园看樱花；到纽约住华得夫客店，在街上游历，赴茶会、去唐人街的妓院；到温哥华遇华工禁约；折回日本又逛了半个月，然后回国。饶洪生在异域感受着吃喝住行的皮相，对西方先进文明和文化竟无半点触及，他在纽约已故的美国前总统克兰德的坟墓前看到李鸿章的题句，在日本看佛、看湖时想到的是 四书 里的三句诗，他像刘姥姥似的吃惊地看着大观园，但在西洋景里寻找和发现的不是西方的文明，而是自我的形象。读者从一行人颠簸的旅程里看到饶洪生以官员的身份出去，但缺乏为国家、为人民办事的理性，他们进行了一次少见多怪、随意使钱、敷衍差事和半途而废的异域之行。李伯元没有出过国，他只能想象饶洪生等人游历日本、美国的所见所闻，他笔下的异域并不是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异域形象，与其说他塑造异域形象，不如说他通过想象性的虚拟场景来表现国人在异域的行止。李伯元借洋人的眼光来观察、审视和评判国人在异域的表现，如饶洪生的小妾抓无花果和饶洪生藏糕饼是一种贪占小便宜的不得体行为；店家阻止他们在公共场合晾裹脚布，认为这是不文明的行为；洋人用饶洪生来打赌，赌他是不是日本野人等情节。“他者”的注视延展和补充自我的空间，变换观察的立场和视角不是为了达成相互理解和融合的美好愿望，而是突出了对立和差异，在充满误解和冲突的互动过程中，刻意放大自我的缺漏和丑态，使其在异域的背景中显得格外刺眼和清晰。但李伯元有着清醒审慎的态度，他并非崇洋媚外，他建构的异域形象在和“自我”互动时，既批判国人行为的失当，也点出异域文明的某些欺骗性。饶洪生一行人在日本被翻译、饭馆讹诈金钱，在温哥华客店受到“管事的”的排揎，李伯元写饶洪生到了温哥华却未能上岸，点到为止地记录了当时华工在加拿大的不公平待遇。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为了改善生活，而先后踏上前往美国、加拿大的淘金之路，华工为其开采金矿、建设铁路，它们承诺给予华工长久居住的权利。但光绪三年（年）美国由于经济危机，股票跌落、贸易不振，失业人员很多，光绪五年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版）年第期（年）加利福尼亚的 新宪法 限制华人的劳动权、选举权，驱逐华人出境。光绪十一年（年）加拿大的太平铁路竣工，华人亦遭到排挤。紧跟时事的晚清小说对此多有记载，如梁启超的 同胞受虐记、抵制禁约记 和无名氏的 苦社会 等。这场运动在中国国内也产生了反响，李伯元必然将其写进小说，“华工禁约”与“柔远”形成了极为讽刺的对比，尽管柔远在积贫积弱的晚清社会成为“怵外”和“媚外”托词，但“柔远”作为一种礼尚往来、他者为上的交往仪节，有其积极的意义，它说明中华帝国的生命力并不来自于对周边地域的吞噬和对他者的排斥，中国奉行着对周边国家施予丰厚而纳收微薄，以此来彰显大国的国威和优越感。但美洲的“华工禁约”却不同，李伯元写出了西方标榜的文明具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显然不合于理想。四、异国形象与李伯元的“边沿”书写庚子事变严重打击了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的自信心，晚清王朝不再以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姿态自居，传统的华夷文明观逐渐向中西文明观过渡，上层进步的朝廷官僚、中层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的普通民众都有改变现状、求新求变的渴望，因为他者的强势撞击使自我必须开眼看世界。李伯元的所有小说都可以用他另一部小说 中国现在记 作总题，它们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紧贴时代，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他对现实有谴责和反思，对未来有担忧和期待，这种矛盾的态度在 文明小史 的楔子中已经表明：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什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晚清沸反盈天的新政新学具有两面性，预示着“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太阳与大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象，前者代表光明，后者代表晦暗，它们共同支撑起极端紧张的晚清社会的生存状态，新政新学可能带来民族的新生，也可能把民族带向更深的灾难。李伯元将民族国家拟人化，描写它“转老还童”或“由少而壮”的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小说中时常出现这样的表述：“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不好的，也有学得成的，也有学不成的。（楔子）”；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第 回）；现在办洋务的，认定了一个模棱主义（第 回）。陈文新、王同舟指出 文明小史 里的细节、态度、评论意义相反却又共存，丛治辰也指出小说并没有一致的主张。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李伯元的“边沿”书写心态。“边沿”是借用巴赫金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 中提出的术语，巴赫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的发现了“边沿人”，即陀氏笔下的人物常处在心灵危机的时刻，也许下一秒就发生改变。边沿也可称作“门坎”，就是将人放在危机状态中来描绘。李伯元所描写的不是“边沿人”，而是处于危机时刻的民族国家心史，我们从洋人的专横、人们对洋物的盲目崇拜看到，国人不加选择地向西方学习带来混乱和晚清社会风雨飘摇的图景。李伯元深切感受到晚清社会的危机，他认同第回姚士广老先生的话：“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因而他对社会持有改良的而非革命的立场，从楔子开始，整部小说都具有的边沿性，这种危机感一直贯穿到小说“假定性”的结尾，结尾简直收束不起来。小说用理想化的官僚平中丞准备出洋考察政治草草作结，看似有头有尾，但这只是一个假定性的结尾，小说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小说为“文明”写史，但对文明的追问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参考文献阿英 文明小史：名著研究之一 阿英 阿英全集（第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赵娟茹 李伯元 文明小史 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燕山大学学报，（）孟 华 比 较 文 学 形 象 学 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社 李伯元 文明小史 薛正兴编 李伯元全集（第一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十三经注疏（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艾布拉姆斯 文学术语词典 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李敬泽“在穿衣镜里看自己的影子”创作评谭 （）陈文新等李伯元 文明小史 解读明清小说研究 （）丛治辰 现代性与主体性的探求、错位与混杂 作为一代知识分子心史的 文明小史 新文学评论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