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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赵世金1 马振颖2(1.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2.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摘要:汉唐碑志存世数量巨大,且陆续被发现,这些碑志资料对研究中古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将汉唐石刻文献与敦煌学研究结合,会在新时期进一步促进敦煌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碑志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较多重要的史料,涉及敦煌学研究中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给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活力。碑志文献亦将敦煌区域史纳入丝绸之路史、中西交通史、中古社会史的研究范畴,进一步加强与“长安学”“西域史”“中亚史”等研究领域的结合,为敦煌学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并且碑志文献亦为敦煌学研究范式的转化提供了新的方向,汉唐碑志中大量涉及中古社会史的资料,为敦煌学研究旨趣、理论方法提供有力支持。关键词:碑志 敦煌学 研究价值 丝绸之路中图分类号:K877.45;K2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6252(2023)01-0193-16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各个领域已取得骄人的成绩,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掌握了国际敦煌学发展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但是面对敦煌学研究的成熟,我们则亟需要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许多历史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近来郝春文强调敦煌学亟需扩展研究范式和视角,譬如需要重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需要运用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新时期的敦煌学,即需要采用交叉学科的研究范式来进行敦煌学的研究。而郑炳林强调,敦煌学的研究需要关注中亚历史和中原佛教艺术,将西北边陲与内地文化交融互动的历史轨迹清晰地展收稿日期:2022-10-17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21VJXT002);西北民族大学引进人才“河西黑河流域金石整理研究”(Z2200619);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战略发展专项项目“敦煌汉唐金石与河西历史研究”(2022jbkyzx004)作者简介:赵世金(1990-),男,甘肃环县人。讲师,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马振颖(1992-),男,山东桓台人。讲师,主要从事敦煌学、碑刻文献学研究。郝春文 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敦煌研究 2020 年第 6 期,第 17 页。郝春文 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第 18 页。391现出来,研究地域的扩展与史料的进一步丰富是目前敦煌学研究的一种新探索。荣新江认为敦煌学在新时期必须建立学术规范,譬如敦煌学者需要自己编订索引,以免重复劳动。刘进宝认为,我们提倡利用敦煌文献时要走出“敦煌”,将其放在全国乃至世界视野中。只有将敦煌与中原地区的历史结合起来,将“敦煌”纳入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系中,才能彰显敦煌文献的价值。所以敦煌吐鲁番学的未来发展既需发掘更为丰富的资料,亦需要借鉴明清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特别是地域社会史。因此,在众多前辈敦煌学者看来,敦煌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内容的转变是目前敦煌学研究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运用新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成为当前敦煌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新的难题。如何在传统文献学和现代史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敦煌学的研究门径,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敦煌学经历百年发展之后,在敦煌学史料方面,“碑石文献”的介入则为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首先,碑石文献进一步丰富了敦煌学研究的史料,碑石资料中有大量的人物或者历史事件与“敦煌”这一地域具有密切的关系,这就为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敦煌学遗留问题提供了帮助。尤其是碑石文献数量庞大,并且在不断的发掘和整理,这就为敦煌学的研究源源不断的提供新动力。此外,碑石文献的出土地域极为广泛,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域,出土大量与敦煌相关的碑石文献,为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和新理论。最后,碑石文献、敦煌文献皆属于出土文献,尤其是汉唐碑石中有大量的史料与敦煌文献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近年出土的一些墓志文献,为敦煌学和碑刻学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亦为敦煌学这门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门径。一一、由由点点及及面面:敦敦煌煌河河西西出出土土碑碑石石文文献献与与敦敦煌煌学学研研究究河西四郡自汉代设立之后就属于关系密切的地域共同体,河西区域史为敦煌学研究的主要范畴,因此敦煌学的研究需要将学术视野扩展到整个河西走廊,并且需要将河西出土的简牍文献、墓葬文献、民间史料等纳入敦煌学研究范围,尤其是河西出土的汉唐碑石文献是研究敦煌学的重要资料。碑石文献具有特殊的书法价值和史料价值,“一座石碑建立以后,就成为一个地方的丰碑,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如果碑文出自名家手笔,文采的确漂亮;或者书者为著名书家,刻写传神;那么这方石碑就更引人瞩目,成491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郑炳林、朱建军 敦煌学研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 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的一些思考,敦煌学辑刊 2019 年第 3 期,第 3-4 页。荣新江 迎接敦煌学的新时代,让敦煌学规范健康地发展,敦煌研究 2020 年第 6 期,第 20-22 页。刘进宝 敦煌学视域中的中古历史,中国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8 期,第 139 页。陈于柱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敦煌禄命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年,第 11 页。僧海霞 两汉之际“河西五郡”共同体的构建与解体 兼论金城郡的地缘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 年第 1 辑,第 92-99 页。为人们争相抄写、传拓的对象,于是这篇碑文不胫而走,流传四方,产生更大的影响。”且在出土碑石文献中,与“敦煌”这一特殊地域关系密切的碑石文献,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汉唐时期,即陆上丝绸之路昌盛的时代。这一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交通位置,“敦煌”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前沿地带,因此,河西出土的碑志多与敦煌关系密切。首先,在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大量的碑志类文献,均为手写文书,大多数碑志文献皆未制作成碑,所以多以写本传世。但是这些写本碑文、墓志铭、邈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是研究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及西北其他地区历史的重要文献。这些碑赞文书的内容在时间上,上起于唐初 常何墓碑 写本,下迄于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李存惠墓志并序,前后约 360 年。除了 常何墓碑 写本为唐初中原传抄外,其余大部分集中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在这些文书中保存了 唐左武卫大将军常何碑(P.2640)唐左翊卫将军康国公史大奈碑(S.2078)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S.6161+S.3329+S.6973+P.2762+S.11564)等唐代非常重要的写本碑志,对于唐史以及敦煌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自敦煌文书被发现之后,学界已经注意到这批文献的史料价值,学界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尤其是现存敦煌本墓志铭八篇,即李明振、张淮深、阴善雄、罗盈达、张氏、刘金霞、李存惠等人的墓志铭,受到学界的关注,这些墓志材料对于研究归义军史、敦煌佛教史、敦煌社会史等方面提供了极为罕见的史料。此外,在敦煌莫高窟及其周边地区也保存了大量的碑刻,在清代前期已经受到学者关注。雍正三年(1725),清政府在敦煌城内设立沙州卫,开始重新营建敦煌城,当时负责督修敦煌城的汪漋在对莫高窟进行修整时,发现了唐代碑刻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汪漋异常兴奋,吟诗作文赞美莫高窟。清道光时期西北史地学家徐松亦对此碑极为重视,徐松在其著作中作了录文,并收入其名作 西域水道记 中,文字时已不完整。后这通碑石被流窜至敦煌的白俄军人破坏,上截散佚,下截保存于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这通碑文除了徐松在 西域水道记 中收有录文之外,在张维陇右金石录、罗振玉 西陲石刻录 等文献中均有收录,且在敦煌写本文书P.2551V 收录该碑碑文,碑文中对于敦煌莫高窟的营建史具有详实的记载。此外,还有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 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 索公碑 杨公碑等碑石,对于研究敦煌莫高窟的营建、敦煌豪门大族、归义军史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且几乎都有抄本保存。除了写本碑志之外,在敦煌文献中,有三种拓本,即唐太宗591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荣新江 石碑的力量 从敦煌写本看碑志抄写与流传,荣新江主编 唐研究 第 23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22 页。郑炳林、郑怡楠辑释 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自序第 1 页。郑炳林 敦煌碑铭赞及其有关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 年 6 月 1 日,第 5 版。熊双平 敦煌唐碑书法考察,西泠艺丛 2021 年第 1 期,第 9 页。清 徐松著,朱玉麒整理 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148-152 页。温泉铭、欧阳询 化度寺碑、柳公权 金刚经,据荣新江先生考证,这几方拓本应当都是从长安或关中地区传入的,均出自于名家之手,所以这些拓本对于研究中古时期书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除敦煌保存的写本碑志文书和存世碑刻之外,在河西其它地区保存了大量的汉唐碑志材料,与中古时期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密切。河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均位于绿洲之地,地域之间交往密切,在中古时期大量的水利、农田建设,非仰仗集体合作不可,加上一年春秋两次社祭以及年底的腊祭等集体活动,居民之间往来亦比较频繁,各种信息的交流也会更为充分。而且河西四郡在中古时期在军事上被视作整体,四郡之间保持密切的交流。如在武威地区发现的 前秦梁舒墓表,志文载曰:“凉故中郎、中督护公国中尉、晋昌太守、安定郡乌氏县梁舒,字叔仁。夫人,故三府录事、掌军中候、京兆宋延女,名华,字成子。以建元十二年十一月卅日,葬城西十七里杨墓东百步,深五丈。”志文中记载了梁舒曾任晋昌太守,可与 晋书地理志十六国春秋 等互相对照,了解敦煌区域的地理沿革。在 2015 年出土于酒泉市的大唐故昭武校尉行左威卫同谷郡夏集府别将上柱国李府郡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李礼墓志),志文中记载了李礼曾于开元十六年参加唐蕃双方的瓜州之战,志文记载:“去开元十六载六月十三日,吐蕃袭我邑居,决河灌墉。备筑渟海,加以晓夕坚阵,劳师累旬,君奋不顾身,临敌有勇,番戎于焉败绩,王师是以全军。”碑文中对于唐蕃双方在河西的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除了 李礼墓志 之外,武威地区出土的 崔怀珍墓志 志文中亦有此次事件的相关论述,即:“时金方骤警,玉关多难,公奋击戎阵,亟摧首级。”尤其是在河西酒泉、武威出土大量的碑刻文献,与敦煌、河西地区许多重要的军事事件关系密切。在河西地区还保存了一些中古时期的墓志,对于研究敦煌河西地区中古时期的大族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酒泉出土的 宋文墓志陈节本墓志李礼墓志 等,在志文中保存了有关敦煌宋氏、颍川陈氏、陇西李氏相关资料。此外,在武威地区出土的墓志文献对于武威段氏、阴氏等有相关记载。在河西发现了大量的粟特人、吐谷浑人墓志,主要集中于武威,这些少数民族墓志、碑刻的发现为敦煌学的研究拓宽了范围,为中华民族的交融、交流、交往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充足的资料。中古时期的河西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地区都有粟特人聚落的691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荣新江 石碑的力量 从敦煌写本看碑志抄写与流传,第 322 页。侯旭东 东汉 曹全碑“敦煌效谷人也”发微,学术月刊 2022 年第 7 期,第 190 页。魏迎春、马振颖编著 凉州金石录,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1 年,第 5-6 页。朱旭亮 上下求索 内外兼修:武威金石学之典范 凉州金石录 述评,敦煌学辑刊 2022 年第1 期,第 215 页。范晓东 新出 唐李礼墓志 释略,档案 2017 年第 1 期,第 50-53 页。魏迎春、马振颖编著 凉州金石录,第 79 页。王锋朝、马振颖、赵世金 酒泉市博物馆新入藏两方唐代墓志浅释,敦煌学辑刊 2019 年第 3 期,第183-187 页。分布,在敦煌文献以及河西其他地区均有粟特人相关文献的遗存。在敦煌地区,分布着大量的粟特人聚落,其中敦煌文献中的从化乡、安家庄、翟家庄、罗家庄、康家庄、鄯家庄、史家庄等均为粟特人聚落,甚至张议潮之所以能够驱逐吐蕃统治,其依靠的力量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敦煌地区汉族大姓家族的帮助,另一方面就是敦煌地区粟特人支持。在归义军政权建立初期,粟特人安景旻曾任归义军节度副使,他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担任要职,且在归义军政权建立后出任节度副使。此外,同一时期的粟特人康秀华在吐蕃时期担任敦煌部落使,到归义军时期因军功而晋升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且其家族在敦煌地区具有非常庞大的经济实力。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一部分粟特人邈真赞、功德记等,为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外,在武威出土的墓志、碑刻中也有大量的粟特人墓志,例如 唐修隋曹庆珍墓志,该方墓志为研究隋末唐初河西地区的历史以及武威粟特曹氏家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志文中记载:祖达,禀慈辰象,素挺仁英。稸水镜于生年,蕴美玉于当世。周天和二年,除甘州西安县令父浑,建德四年,授大都督、黄石镇将。所以曹庆珍家族自汉代迁徙至凉州后,其家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至其父祖时期,均任职于河陇地区,而曹庆珍则续仕于隋朝及李轨河西大凉国,卒亡于唐。除 曹庆珍墓志 之外,在武威地区还发现了 唐康阿达墓志,志文虽然简略,仅有 195 字,但是作为河西地区最早出土的粟特康氏墓志,志文中记载了武威康氏的家族渊源和康拔达、康莫覃、康阿达祖孙三代的任职情况,该方墓志对于凉州康氏以及萨保等职官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而武威在隋唐时期曾为吐谷浑人内徙的主要据地之一,且在武威南山具有吐谷浑人之“先茔”,截至目前在武威南山青咀湾和喇嘛湾曾发现吐谷浑王族墓葬 9 座,出土墓志 9 方。学界对于武威地区出土的吐谷浑人墓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以夏鼐、周伟洲的成果最为突出,而新近出版的 凉州金石录 对于武威地区出土的吐谷浑人墓志亦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校释,为研究吐谷浑历史提供了便利。其中,2019年新发掘的吐谷浑王族慕容智墓,是目前发现和发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唐代吐谷791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郑炳林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胡姓居民与聚落,荣新江主编 粟特人在中国 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81-184 页。魏迎春、郑炳林 敦煌归义军节度副使安景旻考,敦煌学辑刊 2019 年第 1 期,第 124-130 页。郑炳林 晚唐五代敦煌康氏家族与归义军瓜州刺史康秀华考,敦煌研究 2018 年第 3 期,第 10-12 页。魏迎春、马振颖编著 凉州金石录,第 15-16 页;冯培红 隋曹庆珍墓志铭 与武威粟特曹氏,社会科学战线 2019 年第 1 期,第 119-121 页。张国才、柴多茂 武威粟特康氏与凉州萨宝之职再探,社科纵横 2020 年第 6 期,第 99-103 页。夏鼐 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考古学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210-252页。周伟洲 吐谷浑资料辑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62-76 页;周伟洲 吐谷浑墓志通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9 年第 3 期,第 65-79 页。浑王族墓葬,墓葬形制基本完整,墓葬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明确,随葬品丰富且极具特色,慕容智墓志 也保存完整,该墓的发掘还丰富和拓展了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资料,对推动唐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关系史、交通史、物质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为确认慕容智墓志中提到的“大可汗陵”的具体范围及墓群的布局方式,从 2020 年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青咀湾、喇嘛湾、长岭 马场滩等进行全面考古发掘。2021 年,在长岭 马场滩墓群发掘出土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大唐冯翊郡故太夫人墓志铭 一合。据志文可知,墓主人党氏,先祖为西戎别族,后归附唐朝,其夫蓬子氏,或为随吐谷浑慕容诺曷钵降唐并定居武威的蓬子部落首领。长岭 马场滩一带可能有蓬子部落的家族墓地。二二、西西进进东东出出:丝丝绸绸之之路路沿沿线线碑碑石石文文献献与与敦敦煌煌学学研研究究敦煌学研究需要将视野扩展至中西文明交流互动之中,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敦煌、西域地区的传播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中,进一步扩展内涵、拓宽领域,取得新进展与新突破。由于敦煌在中古时期特殊的地理交通,这就决定敦煌文献不仅仅是敦煌的地方文献,而是全国的文献,要跳出敦煌,放眼全国。所以敦煌学的研究亟需扩展地域范围,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出土大量与敦煌密切相关的碑石文献,为敦煌学的研究添砖加瓦,为新时代敦煌学的发展拓宽了范围和视野。郑炳林针对当前敦煌学的发展现状,提出“西进东出”的研究构想,“东出”就是要与中原文化结合,中原地区的佛教遗址、敦煌人的墓志铭等都值得研究,很多敦煌的东西,要到敦煌以外来解释,找其根源。而“西进”则需要注意敦煌文书之外的其他类型的文献,包括简牍文书、西夏文献、和阗文文献、龟兹文文献、粟特文文献等,主要是西域地区出土的胡语文献。碑石文献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现,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域出土了大量的与敦煌、河西关系密切的碑石,对于敦煌学研究中的政治史、社会史、民族史、书法艺术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一)政治事件史的重新解构与补阙在史学研究中,政治史、事件史长期占据历史编纂与研究的主流,虽然自 20 世纪以来,受到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新史学流派的批判,特别是自年鉴学派的治史方法与史学书写原则传入国内后,使得以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被视为“海面上的浪花”,失去了历891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 甘肃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 2021 年第 2 期,第 38 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 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 2022 年第 10 期,第 29-47 页。郑炳林 传承敦煌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光明日报 2021 年 1 月 22 日。刘进宝 敦 煌 学 何 以 成 为 国 际 显 学,中 国 社 会 科 网:http:/ _1125528950.htm史研究中的皇冠地位。但是就敦煌学而言,政治史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由于“敦煌”在中古时期特殊的地理交通,所以有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发生在该地区,例如归义军史的研究、安史之乱后吐蕃在河西地区的活动等,这些相关的事件史在敦煌学的研究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且史料依据主要是敦煌出土文献。近年来碑石文献的不断发现,为敦煌政治史的书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汉代开始,在丝路沿线其他地区就有大量的碑石记载了敦煌河西地区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清代雍正时期在新疆巴里坤发现了 裴岑纪功碑,碑石现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碑文六十多字,碑曰:唯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杀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竟(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词以表万世。裴岑纪功碑 文字较为简略,但是却记载了东汉永和二年(137),敦煌太守裴岑率领三千郡兵与盘踞蒲类海一带的北匈奴呼衍王部发生战争这一重要事件,此事涉及东汉政府对于西域地区的经营,相关事件在正史中阙载,所以可补史阙。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河西地区先后被多个政权控制,这一时期有大量的碑石文献记载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之河西历史事件。东汉 曹全碑 中记载碑主曹全作为主要将领,在建宁二年兴兵讨伐疏勒国王和德之事,据载: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马,时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不供职贡。君兴师征讨,有兖脓之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战,谋若涌泉,威牟诸贲,和德面缚归死。还师振旅,诸国礼遣,且二百万。此事作为汉末中原王朝经营西域极为重要的事件,在 后汉书西域传 资治通鉴等传世典籍中也有相关记载,但是与 曹全碑 中的记载有很多不同之处。如 后汉书“和得”,曹全碑 作“和德”,后汉书“戊司马曹宽”,曹全碑 作“西域戊部司马”“曹全”等,曹全碑 是较早涉及敦煌相关事件的资料。三国曹魏 曹真碑 中记载碑主曹真曾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且他在黄初元年五月,率军镇压了张进、黄华率领的羌胡之军在张掖、酒泉地区发动的叛乱,弥补了三国志曹真传 所载之缺,也突出了曹魏政权对于敦煌、河西地区的重视。在十六991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仇鹿鸣 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 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述评与思考,学术月刊 2019 年第 10期,第 160-161 页。高文 汉碑集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59 页。朱绍侯 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战争战略研究,史学月刊 2015 年第 5 期,第 31 页。马雍 东汉 曹全碑 中有关西域的重要史料,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 41-45 页;王子今 曹全碑 丝路史料考议,碑林博物馆编 碑林论丛,西安:三秦出版社,2020 年,第88-89页。叶其峰 曹真碑 新考,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5 年第 2 期,第 56-61 页。国北朝时期,也有大量的碑石文献记载了敦煌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如 北魏张略墓志,志主为北凉人,在北魏统一北凉后,将其家族从河西迁入和龙,志文中所载职官均来自于北凉,为北凉统治河西地区所涉政治机构、职官制度等提供了重要史料。隋唐时期是碑石资料最为丰富的一个阶段,大量敦煌相关碑石也被发掘。2015 年敦煌出土隋大业八年(612)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 一合。志文载:“大隋宁朔将军越骑校尉龙勒府司马故张府君墓志。君讳毅,字仲整,瓜州敦煌人也。祖安,魏使持节、车骑将军、本州大中正、瓜州刺史,食邑五百户。父显,魏辅国将军、大中正、中散大夫、仪同三司,赠甘州刺史、洛都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这合墓志是敦煌地区现存为数不多的隋代墓志之一。该墓志为考古部门正规发掘出土,墓志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北朝至隋时期敦煌张氏家族史、西域史地、府兵制、敦煌隋代历史地理等诸多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根据志文并结合传世文献研究,笔者认为志主有可能为隋大业五年平吐谷浑后所置鄯善郡的第一任司马,可补史籍之阙。在 2014 年,陕西华阴市夫水镇连村出土了 大唐故沙州敦煌县令宋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 宋素墓志),根据碑文内容可知,志主生于隋开皇四年,卒于显庆四年,可能在永徽中至显庆二年担任敦煌县令。宋素墓志 的发现,补充了唐高宗时期敦煌县令任职人员的空白。近年来新出土 唐米钦道墓志 亦为敦煌相关非常重要的一方碑石,该方墓志刻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志文载:君讳钦道,敦煌人也弱冠翊卫,拜右执戟,转右屯卫骑曹参军,累迁正议大夫、嶲州别驾,昆明军副使。君不畏危途,俄临嶲郡,乃求人隐,肃兵权。百姓流不空之谣,三军感分醪之惠。未几,属州将见疑,远构幕府,率境自惧,兴兵聚逆,霜戈景物,风旆摇空,汹汹我人,尽成鲸敌。君内融奇策,外制凶徒,拔天使于至危,定封域于已叛。碑文记载米钦道郡望为“敦煌”,是为敦煌粟特人后裔。碑文中涉及开元十九年震动朝野的“嶲州都督张审素冤案”,这一案件在 新唐书张琇传旧唐书张琇传资治通鉴 大唐新语 等文献中均有记载。案件最先是由张审素部下状告其冒战级、私庸兵,进而升级为审查案件,监察御史杨汪将案件定为谋反罪引起的兵变,唐朝平定兵变,张审素坐斩,籍没其家,其子流放岭南。后张审素之子张琇、张瑝逃归,杀死制造冤案的祸首杨汪,进而准备到江外杀死同谋陷害其父者,不幸被捕而死。在张审素002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朱艳桐 北魏张略墓志考释 兼补北凉沮渠无讳流亡河西史事,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1 期,第 16-21 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敦煌佛爷庙湾 新店台墓群曹魏、隋唐墓 2015 年发掘简报,文物2019 年第 9 期,第 25-43 页。黄瑞娜、马振颖 唐敦煌县令宋素墓志再考 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二,敦煌学辑刊 2020 年第2 期,第 118-120 页。郑炳林、黄瑞娜 唐敦煌米钦道墓志与嶲州都督张审素冤案,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第 93 页。冤案中,米钦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在恐慌中没有得到唐朝晋升的嘉奖,而且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二)中古敦煌河西家族史研究范围的扩展汉唐碑志材料对于中古时期敦煌、河西大族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现保存于碑林博物馆的 曹全碑 亦与敦煌、河西有密切的关系,为研究汉代敦煌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曹全碑 碑主曹全为敦煌人,碑文记载: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其先盖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机,翦伐殷商,既定尔勋,福禄攸同,封弟叔振铎于曹国,因氏焉。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斥境,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君高祖父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凤,孝廉,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大守。父琫,少贯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君童龀好学,甄权毖纬,无文不综,贤孝之性,根生于心。碑文记载曹全家世时,采用汉代以后文献与碑刻中常见的“英雄徙边记”说辞,虚实相间,包含了一些事实,亦表达了对王朝的向往与认同。碑文在叙述碑主籍贯时,载曰:“敦煌效谷人也”,结合汉代效谷县悬泉置出土大量的简牍文献,使得“敦煌效谷人也”六字具有非常丰富的价值。侯旭东先生利用悬泉置出土的简牍文献与 曹全碑碑文内容相结合,对于敦煌效谷县民 曹全家族、碑主入仕、敦煌社会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述,对于这方碑石的研究具有引领性的作用,也为我们研究碑石文献提供了新的方向。曹全家族是汉晋时期敦煌大族的代表,这一时期有大量从中原迁徙至敦煌的贫民、犯官、刑徒,是河西地区最早的汉族移民。例如敦煌张氏、氾氏、阴氏、索氏、令狐氏等均为中原迁入河西的家族,后依托于地方政权,不断发展壮大,在魏晋十六国地方政权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丝路沿线地区,也出土了大量的以“敦煌”作为籍贯或者郡望人士的墓志,对于敦煌、河西地区的中古大族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古时期敦煌、河西大族中,敦煌张氏亦为典型代表,在出土墓志中也有大量的张氏人物以敦煌作为郡望者,体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张氏一直认为是敦煌土著大姓,一般认为其自北凉入魏,代表性人物是为崔浩所赏识的张湛,现存较早敦煌张氏是东魏武定六年的 张琼墓志,志文记载:“君讳琼,字德连,燉煌人也”,但是张琼的102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马雍 东汉 曹全碑 中有关西域的重要史料,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第 41-45 页。王明珂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77-148 页。侯旭东 东汉 曹全碑“敦煌效谷人也”发微,学术月刊 2022 年第 7 期,第 182 页。冯培红 汉晋敦煌大族略论,敦煌学辑刊 2005 年第 2 期,第 101 页。北齐 魏收 魏书 卷 40 张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153 页。刘凯 东魏 张琼墓志 疏证,华夏考古 2019 年第 3 期,第 82 页。敦煌郡望为冒望。而在丝路沿线地域出土的相关文书和墓志中,亦有不少将南阳白水张氏视为敦煌张氏的源头,张怀寂墓志 就是典型代表,志文载曰:君讳怀寂,字德璋,南阳白水人也。襄避霍难,西宅燉煌,余裔迁波,奄居蒲渚,遂为高昌人也。在吐鲁番出土的砖志中,高昌时期的张姓砖志皆自述其为敦煌张氏,而在唐占领西州后,才逐渐发生变化,多数张姓人物以白水作为郡望,而 张怀寂墓志 即为典型代表。近年来,陕西出土数方与敦煌相关的薛氏家族的墓志,如薛贵珍、薛万述、薛万寿、薛玄育等,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出现一些研究成果。如 薛万寿墓志 载:“君讳万寿,字福祚,敦煌人。其本河东人,曾祖仕魏,徙宦居敦煌。”这支薛氏从北魏后期因仕宦居于敦煌,在敦煌生活三代人以后,又因为任官迁徙到关中地区。薛万寿之父薛世雄,北史 隋书 均有传。在他的仕宦履历中,有一条值得注意,在大业四年左右,他曾担任玉门道行军大将一职。据 隋书薛世雄传 载:以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次玉门,启民可汗背约,兵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及闻世雄兵已度碛,大惧,请降,诣军门上牛酒。世雄遂于汉伊吾城东筑城,号新伊吾,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人戍之而还。天子大悦,进位正议大夫,赐物二千段”这场由薛世雄统领的隋军出玉门关对伊吾的战事,大获全胜,并新筑城,置镇兵把守,伊吾成为隋朝的新边地。而初唐名将薛万备也属于这个家族,其墓志已出土。此外,河南安阳出土的六方敦煌索氏家族的墓志,也是敦煌人口迁徙及家族史研究的宝贵材料。王其祎、周晓薇对索诞、索雄、索睿、索欣、索盻等五兄弟的墓志进行研究,认为除索诞外,其余四兄弟均为同年同月同日葬,且志文语辞文法如出一辙,当为同一人撰写。文中还考察其家族世系及卒葬地,并重点分析其旧望及新贯之间的关系。此外,安阳出土的索泰墓志,志主也属于这一家族,为上述五兄弟的叔辈,且根据他们志文的记载可以推测在邺城西紫陌河附近,有敦煌索氏移居安阳后的家族墓地。在丝路沿线地域出土大量的碑石文献对于汉唐时期的河西大族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202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仇鹿鸣 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历史研究 2016 年第 3 期,第 33-34 页。郑炳林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10 页;陈国灿 跋 武周张怀寂墓志,文物 1981 年第 1 期,第 47 页。党斌、拜根兴 唐薛万述、薛玄育父子墓志考述 兼论薛氏家族涉及问题,杜文玉主编 唐史论丛第 30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20 年,第 300-316 页;王庆昱 新见隋薛万寿墓志研究,黄留珠、贾二强主编 长安学研究 第 5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 287-290 页;刘灿辉、侯予 朴茂并臻:新见隋 薛万寿墓志 书风,书法 2022 年第 10 期,第 146-151 页。王庆昱 新见隋薛万寿墓志研究,黄留珠、贾二强主编 长安学研究 第 5 辑,第 287-290 页。唐 魏徵等 隋书 卷 65 薛世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1533-1534 页。王其祎、周晓薇 安阳出土隋代索氏家族五兄弟墓志集释,杜文玉主编 唐史论丛 第 23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 年,第 204-220 页。资料,除敦煌大族之外,也牵扯到酒泉、张掖、武威等地的豪门大姓,甚至包括一些在敦煌任职官员的家族世系以及相关人物的职官情况。如新见北周 宇文(柳)鸿渐墓志,对于西眷柳氏家族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且柳鸿渐在西魏北周时期长期任职于瓜州、敦煌地区,据墓志记载:公讳鸿渐,字功期,本姓柳,河东解人祖僧习,魏颍川太守。父虬,秘书监、仪同三司、美阳孝公。大释褐大司马东閤祭酒,仍领记室。魏恭帝元年,除帅都督、瓜州长史、别驾、敦煌郡守,又转大都督。寻而遭父忧,情逾泣血,礼穷扶杖。非唯痛革常声,固亦哀深难继。有诏夺情,起临本职。服阕,袭爵美阳男,俄迁效谷郡守,进爵为子。自公剖苻右地,推毂西垂,至德洽于民心,馀威振于殊俗。又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行瓜州事。从志文记载可知柳鸿渐为西眷柳氏家族代表人物,其祖柳僧习、父柳虬在 周书 中均有记载,而且柳鸿渐长期在河西地区任职,曾担任瓜州长史、敦煌郡守、效谷郡守、行瓜州事等要职,为研究西魏北周时期敦煌地区的社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而柳鸿渐墓志 碑阴刻其家族世系及婚宦:夫人大唐安康君彭城刘氏,父孝威,梁太子中庶子;嗣子铎,给事中士;第二子达摩;第三子僧伽;第四子金刚;第五子力壬;第六子怀宝;第七子阿啖。长女娇娥,适拔拔敱,父澄,柱国大将军、义门公;第二女蒨目,适扌翕拔氏,父贤,柱国大将军,河西公;第三女,佛怜;第四女,金毗罗;第五女,青牛。从志文中可以看出柳鸿渐家族推崇佛教,且对于婚宦门第极为重视,其家族均与大族进行联姻,包括在河西长期任职的李贤家族。此外,陇西李氏、太原郭氏、太原王氏、颍川陈氏等家族中的人物都曾于敦煌任职,为研究其家族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河西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家族包括晋昌唐氏、酒泉马氏、赵氏、张掖乌氏、建康史氏、河西会稽康氏、武威贾氏、段氏、慕容氏、阴氏、安氏、契苾氏等,这些资料为汉唐敦煌家族史的研究开拓了视野,增加了新的内容。(三)敦煌区域社会史、民族史研究史料的丰富区域社会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流,而地域选择已经基本固化,敦煌文献是中古时期敦煌社会的客观反映,而敦煌学作为研究“区域史”与“整体史”联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自敦煌文献发现之后,敦煌学的研究就与“社会史”研究中的“眼光向下”这种路径保持密切的关系。张国刚先生在纪念敦煌石窟遗书发现百年之际,特别指出敦煌文献在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由于社会史主要关心的是下层社会、民间社会,而官方记录大多重视 帝王将相 的荣辱兴衰。所302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墓志拓片见图版胡海帆、汤燕编 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59 页。赵世金 新见 北周宇文鸿渐墓志 研究二题,敦煌学辑刊 2020 年第 4 期,第 162-165 页。以要研究中古社会史,特别是地域史、人口史、婚姻史、家庭史等”,单凭官方记载便有捉襟见肘之虞,而敦煌文献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而碑石资料的大量发现,为敦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碑石文献与敦煌地区基层社会组织、民众信仰、宗教思想等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敦煌河西地区保存了大量汉晋时期的镇墓文,其中以敦煌新台殿和祁家湾西晋至十六国墓葬中的镇墓文为主,此外在嘉峪关、酒泉等地也有出土。目前所见敦煌河西地区有文字的镇墓文总数约有 80 余件,这些镇墓文在时间上最早者为东汉,有纪年之最早者为三国魏甘露二年(257),时代最晚者为沮渠氏北凉玄始十年(421),时代跨度达两个世纪之久。这些镇墓文的发现可以考察河西走廊的历史地理、丧葬风俗、民间信仰以及语言文字、书法、文学等方面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此外,在敦煌河西地区还出土大量的北凉石塔,共有 14 座,北凉石塔的发现对于研究北凉时期河西地区佛教社会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丝绸之路沿线地域出土的碑石文献对于人口迁徙史的研究亦具有重要价值。这主要包括中古时期在河西地区任职官员的墓志及以敦煌、武威、张掖、酒泉等为郡望人士墓志,对于中古时期人口迁徙具有重要价值。敦煌是中原文明、西域文明、藏地文明、草原文明交汇之地,其东界河西,河西诸郡与中原相接,是连接中原与西域文明的桥头堡;西临西域,控驭玉门、阳关两关与中亚及西方世界连接;南界吐蕃,接受藏文化优秀部分,北通突厥,将草原地区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接纳,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优势。所以在出土碑石中有大量的碑石文献涉及敦煌民族史的研究。如粟特人 曹怀直墓志,志文载曰:府君讳怀直,字元秀。其先疏勒国王裴氏之族也,后徙敦煌,因为郡人焉。曾祖讳车,皇初以左威中郎将翊扶有功,赐姓曹氏。祖讳镇,左金吾将军。父讳法智,唐元功臣,左龙武大将军,封酒泉郡公,赠开府,武威太守。墓志志文称曹怀直祖先属于疏勒王族裴氏,因迁徙至敦煌,所以以敦煌为籍,在唐初被赐姓曹氏。魏迎春对该方墓志进行了详细的考释,她认为曹氏归义军统治者很可能源于居住敦煌的疏勒王后裔,即唐初赐姓曹怀直的后裔,但是陈玮认为曹怀直以疏勒裴氏被赐曹姓显系伪造。其实,裴氏人物早在东汉时期就有在敦煌活动的记载,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裴遵与裴岑。英藏敦煌文献 S.113 为 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敦煌郡敦煌县402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张国刚 敦煌文献与中古社会研究,光明日报 2000 年 6 月 23 日第 3 版。日 关尾史郎编 中国西北地域出土镇墓文集成(稿),新泻大学,2005 年,第 9 页。吴浩军 河西墓葬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