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篱与棱镜——论莎评的理论困境与改写研究的突围_李凯.pdf

围篱与棱镜 论莎评的理论困境与改写研究的突围李 凯 内容提要 世纪 年代以来，理论化莎评与莎剧文本渐次疏离，加剧了莎剧去经典化的势头，从而引起评论界的异议。而随着经典改写的再度兴盛，作为起源文本的莎剧重新返场，成为一种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景观。同样是莎学研究的支柱，两种范式却呈现出消长相异的流变轨迹，个中缘由值得探究。本文拟探究当代西方理论化莎评的内在问题，而后聚焦于“变奏”与“拼贴”这两种常见的莎剧改写策略，通过二者的对比揭示出莎剧改写的当代意蕴，审视其在美学、与源文本的互文性关联等方面的内在价值。具有再写特征的改写研究能够突破理论预设的诸多边界，守护莎士比亚在当下的诗学存在，为突破莎学研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开辟了新的道路。关键词 当下主义 莎剧改写 理论困境 再写 互文性 自 年莎士比亚逝世以后，莎剧几乎同时经历了从英国王政复辟到 世纪初的一段 出 版、校 勘、改 编 改 写 的 重 要 时期，以及新古典主义批评家对其不道德、繁复与怪诞的指责。之后，随着英国戏剧传统与批评原则的确立，莎学研究重获新生。从浪漫主义时期到 世纪 年代，一些学科（如心理学、语言学等）、学说、方法的空前发展为莎剧评论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针对莎剧作品的某种终极所指，不同批评家所得出的结论常常大相径庭，一时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莎翁开始戴上时间的推移所赋予他的光环。在莎士比亚经典化的历程中，纸质文本的出版、校勘有力地保障了人们对剧作的改写与阐释，批评家对莎剧的权威版本进行分析，从中提炼出诸如主从情节并存、悲喜场景杂糅、传统母题倒置（如 亨利四世 中一无是处的王储）等本质性的审美特征，并把这些特征综合成理论，用以指导后来的莎评和改写创作。正是这一特质，使莎剧文本成了传统莎评与改写研究的物质前提。在阅读和看戏这两种传统娱乐形式的推动下，莎剧的原本、改写本被英国的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广泛地批评、接受，莎士比亚遂作为一个文化符号逐渐进入人们的集体记忆中。然而，世纪晚期西方学界出现的理论与莎剧原典渐行渐远的各种变调，却使莎剧评论和改写实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流变轨迹。自 世纪 年代起，早期现代英格兰戏剧研究开始进入理论主导时代，随着“新批评”的式微与后结构（解构）主义的崛起，新兴的文学批评逐渐被涂染上浓重的欧DOI:10.16345/11-1562/i.2023.02.012陆哲学色彩。尤其在上世纪、年代西方文论的鼎盛时期，各种新的批评范式据说都是要教会读者如何去理解文本。但是，后起的理论很快就调转方向，成了反对其他理论的武器，“反而导致了本应让理论有效地包容文学文本的种种批评范式的衰落”。与此相应，西方莎评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过去以探究作品的某种终极所指、本质为重心的本质主义批评转向以分析开发作品多元开放的能指符号、话语形式为重心的反本质主义批评。”这种转变在各莎评流派的文本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即从专注于对文本的细读转向对包括文本在内的所有文化构成物的阐释。众多理论化莎评将莎剧的解读引离了文本中心，并日益趋同于一般性的文化表述，引起评论界的异议。哪怕在“理论热”悄然消退的今天，不少研究者依然言必称理论，对莎剧文本的美学价值、语言传达意义的能力则表现得兴味索然，足见其对莎剧文本边缘化的影响之深。相反，以莎剧为代表的经典改写却呈现出勃兴的态势。历史上的莎剧改写曾出现过两次高峰。第一次是王政复辟前后至 世纪，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改写作品当属泰特（）的 李尔王传（，）。这出以李尔复位、情人团聚为结局的喜剧在英国的演出历史长达 多年。上世纪 年代是当代莎剧改写的起点，彼时欧洲戏剧舞台上出现了莎剧改写的第二次高峰。不少戏剧家，如布莱希特、尤奈斯库等，都成了这一实践的先锋。年，斯托帕德（）的存在主义剧作 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敦之死（）问世，这部带有浓厚荒诞色彩的作品“代表着莎剧改写被主流戏剧所接受”。年代以后，莎士比亚的改写风潮从欧洲转向北美，涌现出诸如查尔斯马洛维奇（）、鲍拉沃加尔（）等剧作家。与繁荣的舞台改写相伴的还有莎剧的影视改写实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融合传记、莎剧剧情等元素的文艺电影莎翁情史（，）。除了戏剧和影视，莎剧改写在小说领域也展现出巨大的活力，如霍加斯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小说改写”（）系列，自 年推出第一本珍妮特温特森（）的 时间之隙（）以来，到 年共出版了七部小说。该系列小说在传承莎剧精神内涵的同时，以当下视角对其众多母题进行再演绎，掀起了人们重新认识莎剧这一经典文学资源的热潮。第二次改写创作的潜流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正如哈钦（）所言，当代改写作品种类之繁、数量之众，都说明了一个事实 我们业已进入了一个改写的时代。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 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莎评理论与改写研究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改写文学如何摆脱“理论热”给莎学研究带来的困境？对此，梳理、比较这一时期西方莎评与莎剧改写的主流范式或可给我们以启发。本文拟从 世纪后期英美文学理论的转向入手，探究当代西方理论化莎评的内在问题，而后聚焦于“变奏”（）和“拼贴”（）这两种常见的莎剧改写策略，观照改写创作内在价值的呈现，尝试提出以下观点：具有后现代叙事特征的当代改写研究能够突破理论预设的诸多边界，在维护莎剧文脉原本秩序完整性的基础上，丰富当代人对莎剧的理解。经典改写（重写）能够赋予莎剧因时空间隔和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所造成的“不在场”（）以“在场”（）的声音，“通过与当下文化语境的互动交融，推动和激发了人们的认识和文化反思，实现了经典作品不在场的在场意义”，为突破莎士比亚研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开辟了新的道路。围篱与棱镜一、莎剧评论的“理论”之弊 盛宁曾专门撰文讨论上世纪末英美文学理论的转向，以及由此造成的阐释与文本的脱节，他认为，“上个世纪最后 年出现的文论热，应该说是英美理论界与欧陆思想理论界的一次对接 英美以实证主义、分析哲学为理论基础的阐释批评理论与欧陆（尤其是德国、法国）结构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等理论学说的一次对接。”对接的结果是，以往以解读文本为旨趣的传统批评转变为对意义产生过程进行二度反思的“批评的批评”，也即是在常规阐释批评（如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基础之上建构新的理论。这次对接促使文学批评的聚焦点从讨论具体的文本转移到对阐释过程的分析之上。当人们把新理论用于作品理解的时候才发现，这种意识批评与文本阐释的需要相隔太远，以致于懂得了解构的理论也未必就能解构某个文本。自上世纪后半叶以降，西方莎评同样为理论与文本的疏离所困囿。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众多哲学家型的批评家往往无视莎士比亚的创作意图，在一种牵强附会的套用中把莎剧文本作为其理论的注脚。文化批评的兴起则使“莎士比亚研究把注意力转向文本产生和接受过程中的历史、政治、文化等意义构成的背景因素”，这一价值取向把莎剧文本降为一种工具性的表述，用来说明群体意识、族裔、性别等理论的或意识形态的主题。后来的学者群起仿效这些批评范式，将莎剧作品与其他符号系统（如语言系统、身体、时尚等）进行并置解读，专注于找寻莎剧文本和作为非文本的社会文化话语（如权力话语、殖民话语等）之间的联系，一步步动摇了传统莎评以文本为中心的阐释立场及其对文本的根本观点。譬如，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吉恩霍华德（）把文本看作是“许多文化声音和许多系统的、可理解的事物相互作用的场所”，?I1这种经过语境折射的文本观刻意回避莎剧在思想与审美、道德与情感上的厚重内涵，把莎剧批评变成了脱离文本的“离弦说象”。杨乃乔在 悖立与整合：中西比较诗学（）前言中讨论阅读之于文学经典的重要意义时，认为世界文学名著的经典本质是变动不居的，它们需要不间断地处在被阅读与被解释的当下语境中，以“读者的持续性阅读”来激活且守护其经典的本质，“否则一部被曾经称之为世界文学经典的作品退出阅读后，它只有在寂寞中沉落，失去经典的本质”。?I2 世纪 年代以后，莎剧“去经典化”（）的倾向逐渐凸显。?I3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理论化莎评“重理论轻文本”的批评观加剧了一种经典怀疑主义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许多人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文本知识与文化记忆几乎付之阙如。除此之外，后现代时期西方文论的“文化政治化”倾向，也使莎剧“去经典化”的势头有增无减。自欧美新左派文化运动以降，对文学典律边界的重新划定及对具体文学文本的价值评判一直是传统阐释批评与后现代批评交锋的战场。戴维卡斯坦（）曾对这些先锋批评所造成的文学衰落进行批判，他把解构主义、文化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弗洛伊德主义等流派归并在一起，称为“愤懑学派”（），认为这些流派将人们熟悉的文本政治化，产出了各式各样自相矛盾的论述，在“理论”的掩护下，他们把这些矛盾的话语同质化、妖魔化，歇斯底里地冲击着西方文学文化传统。?I4对于从解构主义到政治批评的各种新理论而言，让已被封圣的莎士比亚走下神坛是挑战精英阶层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主导权、占据学术权威地位的必由之路。因此，欲以关于文化、历史政治的全新认识去颠覆批评现状定然要从莎学入手。国外文学 年第 期（总第 期）文化唯物主义的莎学研究实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许多文化唯物主义者看来，莎剧文本作为一种参与社会构建的特殊表意实践，其语言符号对物质过程与生产关系的呈现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语境。这种批评立场将研究问题引向了伊丽莎白与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英国的文化生产机制：在、世纪，戏剧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它们的观众是哪些人？这些剧目又是如何被接受的？批评者试图证明：舞台剧本的创作与改编是剧作家群体与剧团合作的结果，莎士比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照剧团的要求来写作的。这样的研究路径改变了“莎士比亚的剧作是普适的”这一观念。上世纪 年代以后的西方莎评理论和以结构 解构主义为典型的“高深理论”（）、文化批评理论类似，都是一种不断整合、升级的建构。这些理论不再籍由莎剧中的艺术形式达到对生活真理的领悟，而是把事先锚定的预设作为批评的出发点，以建构、修正自身的话语体系为旨归。在这种“为理论而理论”的环状批评理路中，莎士比亚那些富有诗意的表述、最能见出诗性的思想被不断地边缘化了。由此引起的理论与文本的疏离以及“去经典化”浪潮给莎学研究蒙上了阴影，出现了“莎学促进理论发展，理论反而成为莎学发展桎梏”的吊诡现象。面对普遍存在的理论之弊，具有明显当下主义?I5特征的改写研究为莎学指明了新的方向。二、当下主义视阈下的莎剧改写实践 众所周知，莎剧并非绝对的原创，而是莎士比亚对多种源文本如神话、传说和传奇故事（）的杂糅和超越。?I6在莎士比亚身后的 多年里，后人同样用这种“拿来主义”的方法，以莎剧为源文本进行改写创作。那么，在莎评理论研究逐渐“制度化”（）的今天，莎剧改写实践缘何依旧方兴未艾？这还要从改写理论的界定说起。改写与改编都译自英文“”，传统观点一般将改写的概念置于改编之下，认为后世的改写作品是后来的、次等的，缺乏原创性。世纪后半期，批评家们逐渐意识到，当代改写与包括后结构主义在内的各种后现代文化思潮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使当代改写最终演化成独立于传统改编的、具有自律性的概念。哈钦的 改写理论（，）是标志着改写在理论上走向自觉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对当代改写的性质和作用进行评估时，指出：“改写是一种具备独创性的衍生改写作品本身就是重写的东西。”?I7哈钦对当代改写的论断微妙地暗合了后现代主义的特性，因为“后现代”可以被理解成是对时至今日的西方人文传统的一次重写（），“是一种作为文化代码的 语言 层面上的话语建构，一种话语的解构 和 再编码 活动”。?I8而后现代语境中的莎剧改写，也在概念与实践上日益表现出强烈的再写性，即从重新挖掘莎剧的意义（改编）变成了借莎剧来讲述改写者自己故事的二次创作。陈红薇等人指出，当代莎剧改写是一种“衍生性的他者扩展”，通过对莎剧的重新构想与审视、重新整合与再写，它所产生的是一个“虽带有莎剧元素却已不是莎士比亚的 莎士比”。?I9换句话说，改写者通过改变一部莎剧文本的语言、情节或剧场策略，试图达到对源文本在形式与意义上的极端性再写，由莎剧改写而成的作品在效果上能唤起读者（观众）对原著的记忆但又与原著迥然不同。对改写研究性质的重新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后”文化概念，如“多重语境理论”（）的出现。根据德里达等人的观点，多重语境是一切文本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任何形式的改写既不可能有围篱与棱镜一般意义上的原始语境，也无法拥有终结性语境。再写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写作过程的反复迭代和新语境的层层叠加，一次次地演绎和拓展作品的意义。在当代理论语境中，所有改写实践无不是将“接穗”（其他文本）嫁接到原有的根茎（源文本）之上长成一个新的完整植株（次生文本）的过程。当改写者宣布与莎剧脱离时，他便开始了对莎剧正典的一种极端形式的意义延伸，改写而成的作品也由简单的模仿扩展为一种文化族谱的衍生（），具备了增量性、补充性的文学特质。费什林（）等人在讨论马洛维奇对 一报还一报 的改写时曾指出，剧作家刻意贴近莎剧元素，而其目的却是为了在改写文本与源文本之间建构起一种批判式对话，最终强化原作中朦胧隐晦的政治主题。?20用马洛维奇的话说，他的变奏策略旨在“以莎剧故事为进路，从新的视角将之变成另一个故事”。?21从这句表述中可以看出，作为改写范式的“变奏”?22是对莎剧传统的继承与创生性的发挥。在尊重莎剧基本结构与意涵的前提下，改写者通过对原著故事背景、人物塑造、支线情节等的变奏，赋予以往处于沉默、劣势地位的角色及边缘主题“发声”的机会，从而实现自身视阈下他者意义的自足性呈现。例如，在马洛维奇的笔下，源文本中道德警训方面的内容被刻意淡化，原本公正仁慈的文森修公爵摇身一变成了玩弄权术的政客，戏剧主题也从掌权者对权力的温和操纵演变为令人瞠目的黑色政治；玛丽娜华纳（）以一种莎士比亚时代不曾有过的性别政治视角重写了 暴风雨 的故事。她的小说 湛蓝（，）启用原剧中的次要女性角色：米兰达和西考拉克斯，把两位叙述者分别置于 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时间坐标系中，同时以两条主线交替展开情节。华纳把历史置于小说的故事模式之下，试图用这种双时间线的交织来对抗 暴风雨单一的线性历史书写，借以增强源文本中被遮蔽的女性声音。?23除了边缘群体的身份认同，当代改写者还以青少年奇幻叙事、历史演义、悬疑书写等视角来审视莎剧，从其多层次的叙事结构中挖掘新的截面，把改写作品转变为与莎翁创作初衷迥异的政治诗学和伦理立场的聚集地。变奏这种承继与变化交融的叙事策略促进了改写研究对当下不同观念语境、文化政治氛围等界域的敞开，其应用范围之广，是固守自身认识疆界的批评理论所无法比拟的。作为对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领域一般规律的认识，理论总是无法离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如发端于上世纪 年代的文化唯物主义从一开始便具有英国左翼政治的基本立场），因为各种理论体系的建构均有赖于不同界域（）的确立，如不同的认识对象、不同的文化、历史时期及其背后各不相同的价值观等。如果未经本土化的再阐释和概念的重新组接，便将异质理论移植到历史传统与文化现状截然不同的界域之中，这样做容易模糊理论范畴所应有的外延和内涵，使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难以为继。可见，理论在其应用范围及划界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4与此不同，当下主义认为，文学研究旨在揭示文学文本对当下社会现象的启示，其核心作用“在于质疑并探究我们的文化、政治范式与价值观”。?25而秉承这一历史观的变奏式改写通常采用莎士比亚与诸多文化、政治议题对话的策略来分析莎剧文本内外的矛盾话语，探索改写文本在当代历史语境下参与文化意义构建的可能性。这种汇古通今的创作模式进一步丰富了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历史为前景的莎剧正典在当下语境中的内涵。质言之，当代改写中变奏的叙事策略是一种变动中的延续，它能够挖掘出沉淀于莎士比亚戏剧传统中丰沛的体验性、修辞性与哲理性的内涵，使其派生出具有本土性、当下性的审美意义，进而为我国外文学 年第 期（总第 期）所用。在创作策略上，如果说变奏式改写产生的是与莎剧基本精神相叠印的新文本，那么拼贴式改写则是“借助源文本的某些主题或要素进行跳跃性的反（情节）叙事”，?26即把莎剧打碎，而后将文本的碎片、截面以随机的方式拼贴、展开。这种极端的改写策略具有典型的后现代叙事特征。众所周知，“后现代”一词在哲学上指代一种认知立场的转变，该转变在语言层面上表现为对语言符号的代码功能与自我指涉?27特征的高度关注。受这种后现代语言观的影响，拼贴成了当代作家改写实践的自然话语 改写者放弃源文本的情节序列，大胆地穿梭于莎士比亚的文本和思想之中、拆解其原型，而后在文本的碎片上进行狂欢式重构。为此，莎剧的语言被“误用”（）、转码为新的话语：源文本的词句不合逻辑地杂合在一起，或者是与不同体裁、不同语域，甚至不同语种的现代语言并置；人们熟知的莎剧人物、对白、场景被剪辑拼接在各种陌生的戏剧情境之中。其结果是：所有莎剧元素仍旧存在，只是以一种破碎的、非传统的方式粘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副达达主义式的拼贴画。在此过程中，改写者向观众展示了莎剧意义的流动与生成。如彼得布鲁克（）年版的 暴风雨 把表现的焦点放在孤立的戏剧动作上，为此，他打碎了源文本的线性叙事结构，使其变得碎片化、非语言化。在断裂、滑动的戏剧时间中，原著的主题、意象、戏剧事件与人物关系（如海难、一见钟情、凯列班诞生、乌托邦世界、婚礼等）均被重新审视，这些戏剧动作成为了衍生性拼贴的基本元素。哈姆莱特机器（）则在表演和独白上采用了类似于蒙太奇的手法：人物在表演时不断地变换身份，起初是哈姆莱特，然后忽而是理查三世，忽而是小丑；同时，独白中还夹杂了不少毫无关联的叙述、对话和评论。?28这些体裁各异的文本通过自身形式的差异性更好地标识、突显了作为剧作主体的独白所指向的意义。应该说明的是，观众要理解以拼贴为叙事策略的改写作品，就必须首先了解莎剧原本的情节结构。唯有如此，“杂语和独白的轮替”以及“人物角色的串联”才能在激发他们无数荒诞联想的同时，唤起其对莎剧作品的全部记忆，最终在头脑中生成能够体现改写者意图的新意义。在变奏、拼贴等叙事策略的影响下，当代莎剧改写实践呈现出“与起源文本强烈的相互指涉性和超链接似的叙述形态”，?29延续了源文本在意义上的开放性。艾柯（）将既定文本意义的开放理解为“艺术信息的基本的含糊性”，?30即文本的开放意义来源于语义的多重含混与纠缠。从这个界定来看，莎剧文本的意义确实是向外敞开的。因为，莎翁惯于全面陈述同一主题的各个侧面。多线索叙事也是莎剧情节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很多时候次要人物的故事线索甚至会喧宾夺主抢占主线情节的地位，进而淡化作者意图；加之用词的双关、句意的模糊，造就了字里行间许多意义幽微曲折的地带。这些因素使得莎剧文本面对阐释者无约束的理解与阐释始终开放自身的诸种可能性。改写是“经典在多重语境下的无限再现”，?31不论当代改写作品在策略上表现出何等强烈的后现代性，都无法真正改变其与莎剧原著血脉相连的互文关系，因为它们意义的实现最终仍然建立在源文本的开放场域之上。关于改写实践对莎剧的依赖，斯托帕德就曾坦言：“我总在不知不觉中创作着，时而些许莎士比亚，时而些许我自己，之后又是几希莎士比亚。”?32说到底，当代作家都是在“颠覆回归”的模式下从事改写创作的：一方面，他们以莎士比亚为原材料，在将其拆解、重构的过程中抵制在场的作者意图，试图在思想上有新的建树；另一方面，莎剧原著的人物、动作、戏剧情境等要素也时时规约着改写作品的基本走向。这种富有张力的创作范式突破了当围篱与棱镜代莎评在意义上的确定性与封闭性。三、改写研究对莎学理论困境的突围 经典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某个确定的答案或某一既定事实的原因，而是依托其文本的开放性，让后人在一种对不确定、神秘与质疑敞开的状态中不断经受思想的“捶打”。我们知道，世纪 年代以后的西方批评理论，是一种旨在确立意义产生条件的诗学，它力图说明文学这门学科究竟建立在哪些认知范式与阐释过程的基础之上。无论是解构哲学还是文化理论，在其理论体系历时态的运动中，对应的批评流派为了维护自身理论有别于其它理论形态的独特性，往往遗存着一种保护自身理论自律性的封闭学术心理。这种公式主义的弊端使得各学派在批评实践中，一再有选择地拒斥过去及同时代其它理论的审美印迹，执着于给文本派定片面性、排他性的意义，甚至为了达到自身指向明确的理论或政治目的而操弄一套既定的模式，以文本的名义敷衍出与文本毫无关系的解释。平心而论，许多原创性的文论家以其厚重且富有想象力的批评阐释促发了新的文本意义，对革新莎评的批评理念起到了巨大的推 动 作 用。比 如，格 林 布 拉 特（）的莎学研究使读者从中窥见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各阶层力量的此起彼伏。然而，进入 世纪，这些理论大师在学派奠基时期的观点与创意早已被意识形态所吸收，变成了思维的印辙。在他们相继身故之后，极少有理论著作能像这些前辈的著述那样，在思想的交锋与砥砺中达至对文本认识的升华。很多模仿者对各学派理论体系的核心方法论弃而不顾，仅套用现成的结论性评价作为自身认识的出发点，往往把人们引向一些毫无活力的认识偏见。正如卡勒（）所 说，忽 略 文 学 本 身 的 理 论 批 评“总是把有趣的作品误读或转译成一种阐释的主张”。?33对确定答案的偏执追求及对固定阐释模式的因循承袭必然会损害经典文学文本的开放性，遮蔽对其做出新阐释的可能。也因此，依凭单一理论范式所完成的莎剧评论无疑是在对经典的意义“做减法”。艾略特曾在 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讨论过历史意识与欧洲经典文学传统对于英语书写的重要性，他认为从荷马到 世纪初期，英国乃至欧洲现存所有的艺术作品共同蕴蓄着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实有的秩序不会因新作品的问世而变得更完整。但艺术作品的整体秩序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主要在于它始终随着新作品的续接而作出微妙的改变。”?34莎剧之所以在文学史上享有原型文学的地位，首要原因在于它既容纳了代代相沿的戏剧理念，又有宽绰的余地供后人注入富有时代意识的新意义，以自身的开放性为永恒的“再写”提供了丰腴的土壤。不论从何种阶层、族群、性别的角度出发，当代改写者都能在莎士比亚那里找到某种参照：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他是父权政治的象征；在后殖民作家眼中，他是一个服务于欧洲殖民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符号。其次，面对改写实践，莎剧文本表现出一种应变的弹力与超越时空的隽永价值。布鲁克认为，“一部莎剧同时具备当代性和可变性的特征。无论在何处、无论处于何种语境或历史阶段，它都能以无穷尽的方式进行重新洗牌和再分配。”?35其实，包括布鲁克在内，每一位改写者所做的无不是在莎剧艺术、思想无限丰富的大树上择其一枝，而后进行延伸。从当下立场出发对莎士比亚戏剧所作的诸种延伸（包括改写和演出），也恰然是从莎剧祖脉中衍生而出的支族，是整个西方戏剧传统完整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改写创作是对经典国外文学 年第 期（总第 期）“做加法”。透过作家的当下主义视角，源文本中某些原本模糊的声音或意义暧昧的边缘地带获得了彰显的机会，莎剧也凭着改写者对其形式与内容的重新整合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从王政复辟时期到 世纪 年代的莎评流派均认为莎剧文本中存在着符合莎士比亚创作意图的原初意义，可借助底本的考据、校勘与细读可以获得。对作者意图的体认将批评家的视线牢固附着在由词语编制而成的文本意义之上，强化了传统莎评与莎剧文本间深厚的血脉联系。上世纪末与欧陆思想对接后的文学理论则秉持“独得作者微言于语言文字之外”的批评观，认为经典文本是权力、文化、政治等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产物，其意义存在于使用文字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文本阐释是为了建构阐释主体介入社会批判的理论体系。文学批评的转向使得莎学跳出文本，走向了文化研究。这一时期的众多莎评流派在批评活动中，往往以批评者的意图遮蔽作者意图，通过回避讨论莎剧文本内在艺术特性的方式，逐渐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其他（如历史、医学、社会学等）学科。诚然，传统莎评所具有的跨学科性和社会批判性并没有变莎学研究为“他学研究”，因为作为文学的莎士比亚研究本来就秉有社会功用及跨学科的知识谱系特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先锋理论本身的文化政治冲动、文学理论对文学及文本的疏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经典的怀疑主义，确实给莎学研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表面上，遵循不同历史观的时髦理论使当代西方莎评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繁盛局面，实际上我们对莎剧本身的认识却日渐模糊。如果说理论是一片已然划定自身认识边界的围篱，那么再写式的改写研究就是鉴照改写文本与源文本之间对话性互文关系的一面棱镜。在一定意义上，当代莎剧改写总是不断地回到莎剧文本中，将其沉淀着厚重思想内涵的母题、开放性的意义片段与当今文化热点相衔接，借助充满美学意味的叙事策略对这些信息进行接续式的重新建构。这样既能从莎士比亚的智慧宝藏中撷取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依据，又赋予莎剧经典某种当下的相关性。在书写过程中，改写者逐步完成诸多莎剧元素从源文本到改写文本的位移，使二者形成了在表意上互相指涉、在叙事上彼此缝合的连续体。不论改写范式是对主题的变奏，还是重构性的拼贴，改写作品与莎剧原著之间密切的互文性关系均暗示着作者意图在后现代改写文化中幽影般的穿梭。因为，在“颠覆回归”的再写模式下，莎剧的精神内核不仅以原型素材的形式存在于改写文本之中，更是以文化记忆的形式渗透于舞台意义的呈现阶段。理想的改写实践兼具文学创作与文本阐释的特性，但与理论不同的是，这种“阐释”并不使用描述性、判断性的话语，而是引导改写者认同莎士比亚的创作个性，从而有效规避了改写作品落入怀疑主义的可能。概言之，当代莎剧改写藉由对创作过程的重视，以及对美学、互文性和源文本可能性意义的推崇，在学理上突破了理论化莎评的窠臼，为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通过阅读（观看）改写作品，广大的书迷（戏迷）也可以对当下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问题进行理性的反思，这就在文化上推动了莎剧正典的接受和认知，守护了莎士比亚在当下的诗学存在。确实，改写文学在以一种极具后现代特色的方式提醒人们：在新鲜事物层见叠出的今天，莎士比亚为后世留下的那些可读可诵的文学遗产仍然值得回首。结 语 作为现代文学改写的一种创作方式，莎剧改写扩大了经典的阐释空间，促进了莎剧在当下语境中意义的生成，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然而，我们也不应忽视改写创作的围篱与棱镜局限性。由于互文性在强调改写文本与源文本的衍生关系时也有意展示二者之间的裂隙，这就对改写者的创造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了在读者（观众）层面实现莎剧的原典价值，保证改写作品整体的思想品质，当代改写者需要对改写文本所要采用的莎剧元素进行研究，着重确定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方法，在保持源文本的深度与实现自身创作意图、原典意义与延伸意义之间维持一个良好的平衡，避免一味出于求新求异的目的而将莎剧改写得荒诞不经。以西方莎剧改写为镜鉴，我们还应继续深化对“改写的界限”、“改写作品的价值评判”等问题的认识。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以文艺创作与改写研究整体的融汇力量，将我国的莎剧改写实践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注释：纸质文本承载了莎剧从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向文学经典的嬗变。在伊丽莎白时代，诗歌在英格兰开始出现复兴的迹象，包括抒情诗、民谣、十四行诗在内的诗歌创作渐成风尚。与此不同，戏剧在当时还不能算作一种正规的文学体裁，而莎士比亚的剧本起初只是“用于戏剧表演的手抄本，而非可供阅读的书籍”。参见 ，（：，），页。因此，很少有人会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加以评论。根据当时的法律，剧本的所有权由剧团掌握。为了满足观众求新求异的意趣，剧团往往对莎剧作出许多应景的改编，如：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更加棱角分明，增加宏大的场面，简化甚至篡改莎士比亚的语言。这使得剧场演出的版本距离莎翁最初写就的版本越来越远。纸质书（尤其是雅致昂贵的对开本）这种充满自足性与权威性的媒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版本的准确性，而且也保存了莎士比亚“作者”的身份，为此后众多的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传统莎评大致包括以下四种批评范式：从版本考订、文字训诂角度研究莎剧，如沃克（）通过对标点，以及字体、拼写等书写形式的勘校，考证了第一对开本中六部莎剧的文本来源。参见 ，（：，）。从思想内容来评论莎剧，如布拉德雷（）在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视阈下对四大悲剧的人物及其矛盾斗争的分析。参见 ，：，（：，）。结合历史背景或作者生平来解释作品，如斯托尔（）主张把莎剧放到早期现代（）英国的舞台和戏剧传统中进行考察。参见 ，（：，）。从语义、形式、艺术表现入手剖释莎剧文本，如斯珀津（）研究了莎剧语言中的意象群，以此来阐释莎士比亚创作悲剧时的主导思想与写作技巧。参见 ，（：，）。尽管批评方法各有侧重，但传统莎评总的倾向是一致的，即把莎剧文本视作批评活动的中心。龚蓉：“作为历史研究的文学研究”：修正主义、后修正主义与莎士比亚历史剧，载 外国文学评论 年第三期，页。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载 文艺研究 年第六期，页。肖锦龙：世纪后期西方莎剧评论的新动向，载文艺研究 年第五期，页。陈红薇：经典再写：论莎士比亚在“后”文化时代中之存在，载 国外文学 年第二期，页。，（：，），.张琼：当下性与能动性：论莎士比亚当下意义的动态生成，载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年第五期，页。盛宁：“理论热”的消退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出路，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年第一期，页。杨林贵：“后学”之后的文学批评与莎士比亚研究的转向，载 外国文学研究 年第六期，页。?I1 ，“”，（），.?I2 杨乃乔：悖立与整合：中西比较诗学，福建教育出版社 年版，页。?I3 杨林贵：“后学”之后的文学批评与莎士比亚研究的转向，页。?I4 ，（：国外文学 年第 期（总第 期），），.?I5 当下主义（）泛指所有不满足于单纯从历史视角出发的文学批评。其研究实践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模 式的代 表 是 当 下 派 早 期 领 军 人 物 霍 克 斯（），他的研究着重探讨当下的历史、政治、社会背景对文本解读的影响。霍克斯从文学研究这一行为本身的角度来定义“当下”，认为莎学研究涉及到的“史实”（）以及莎剧文本与史实间的联系，都是由浸润在当前文化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中的研究者所建立的，无法摆脱人的当下体验的影响。参见，（：，），页。年 霍克 斯去世 后，迪彼 得 罗（）、格雷迪（）等人的研究模式开始成为当下主义的主流。他们从文学研究目的的角度来理解“当下”，面对学界对当下主义“罔顾史实”的批评，主张寻找“历史”中所蕴涵的当下性（），即在着眼于莎剧评论行为的当下背景时，保留莎剧文本创作时期的历史背景意识，“在当下世界和莎剧历史文本之间构建多种类比（）”，以从中获得对于当下社会现象的启示。参见 ：，（：，），页。?I6 布洛（）八卷本的 莎士比亚叙事与戏剧的起源（）就对莎剧的多种来源做了细致的考证。参见，（：，）。?I7 ，.?I8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三联书店 年版，页。?I9 陈红薇、李长利：彼得布鲁克：当代西方实验剧场中的莎剧改编，载 戏剧 年第五期，页。?20 ，（：，），.?21 ，“”，（），.?22“变奏”一词源自拉丁语“”，意为“变化”。在西洋音乐中，变奏是一种短小凝练的曲式，最早出现于 世纪早期。这种曲式大多先借用现成的曲调奏出一个自成段落的主题（，即主旋律），然后在保持主题基本骨架不变的前提下，以一系列拍子、速度、调性等方面的变化对主题加以自由发挥。可见，作为音乐概念的变奏，本身已然包含了承续与演变的辩证意涵。?23 ，.?24 理论的争鸣一旦与特定的历史性，即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相脱节，往往会变得毫无实际意义。盛宁曾举了两个例子以说明理论的这一局限性：首先，后殖民文化批评不是指“获得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对前宗主国文化所进行的批判”，而是由宗主国培养出的一批出身于前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为了促进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自我整合，对以往殖民文化所做出的重新评价。它关注的仍然是西方文化内部的问题，如果强行回避后殖民主义原有的认识对象的边界，一味地从学理层面去对这一批评进行讲评，反而脱离了该理论的本义和初衷；其次，新历史主义批评是一种“旨在对历史文本进行新的阐释的文化诗学”，实践这一批评的关键在于能否获取第一手的历史档案资料，这在客观上给从事外国文学批评的中国学者带来了诸多限制。参见盛宁：“理论热”的消退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出路，页。?25 ，“，：”，（），.?26 ，“”，（），.?27 从逻辑上说，自我指涉（）会造成陈述的荒谬和无意义，从而增强了文学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28 曹路生：国外后现代戏剧，江苏美术出版社 年版，页。?29 陈红薇：经典再写：论莎士比亚在“后”文化时代中之存在，页。?30 安贝托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中信出版社 年版，页。?31 陈红薇：西方文论关键词：改写理论，载 外国文学 年第五期，页。?32 ，“：”，（：，），.?33 ，（：，），.?34 ，“”，（），.?35 ，“”，（），.围篱与棱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责任编辑：林丰民国外文学 年第 期（总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