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小说中的底层书写——以长篇小说《天体悬浮》为例.pdf

田耳创作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以底层人物的生活为底色，书写了理想的持守和人性的温情，摘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其后他又创作了环线车夏天糖一天等作品，继续书写底层故事，以平民视角讲述小城镇里形形色色的人生。田耳在创作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叙述风格，他的叙事技巧也更加成熟。随着对底层题材的不断开掘，他有意将叙述深入，将更加严肃的思索融入故事之中，使底层书写不再流于苦难的表达。田耳的长篇小说天体悬浮接续了他一贯的书写题材，以公安为背景，在罪案书写的模式中暴露人性普遍存在的暴力、欲望等带有原罪意味的因素。从题材和人物塑造上看，田耳并没有选择以新奇来博得读者的眼球，而是选择以他惯有的语调和超然的姿态，踏踏实实地将叙述沿着纵深的肌理展开。可以说，天体悬浮是田耳底层书写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对底层的地点场所以及人生百态都做了详尽的描述，更为难得的是，田耳在文本中运用了大量的象征和隐喻，使小说在写实之外有了诗意化的哲学思考。一底层地点的选取田耳在书写天体悬浮时，有意创造一个放逐于时间、空间之外的地点，将边缘之处作为书写边缘之人的舞台。在这里，人物的行为与时间的流转充满着疏离感，虽偶有相交，但又隐藏着脱离时田耳小说中的底层书写以长篇小说 天体悬浮 为例白杨李懿潼摘要：田耳的天体悬浮以转型期中国落寞城镇的缩影“佴城”为载体，大胆书写处于边缘地位的各色人群，在暴露人性好坏两端之外，表达了对理想与希望的追求。本文试从地点的选取、内容书写的深度、伦理层面的纠葛与精神世界的建构四个方面，探讨其底层书写的深刻意义和对当代社会的现实价值。关键词：田耳；天体悬浮；底层写作；伦理关系田耳小说中的底层书写1072023年第4期空、脱离现代性，有着发展成为一个自我延展的文学空间的趋势。故事的发生地叫做佴城，它是中国萧条县城的缩影。“佴城”这一形象的塑造有着明显的北方城镇的意味，它不安狂躁、表面颓废实则暗流汹涌。在佴城中诈骗、嫖妓、抢劫、打架、杀人的场面随处可见，田耳毫不留情地将城市污浊的黑暗面展现给读者。在谈及这个地名有何指涉时，田耳在采访中坦言“佴城”名称的由来其实是懒得起名的结果。许多时候，在小说中出现一个必要命名的地点时，他便会不自觉地将“佴城”搬用过来。虽然佴城的由来有一定的随意性，但从田耳的多篇作品来看，这一城镇已经成为他故事展开的惯用背景，作者在塑造佴城这一地点时必然融入了精神层面的隐喻和思索，使其能成为底层故事发生的一个稳定的平台。从地理位置上看，佴城处在繁华中心之外，但却并不是一块没有来由的“飞地”，尽管没落，却依然感受着时代发展的冲击，这种冲击所带来的变化是缓慢、迟钝的，正因如此，文本中时常呈现出一种“脱节感”，似乎一切都在慢慢地与主流疏离。佴城成为一个边缘的，被时代所淡忘的城市，这里的一切显得萧条索然。文章开篇描绘的地理环境就充斥着颓废的气氛，作为故事发生中心地点，田耳并没有为其取一个详细的名称，而是模糊地将其描述为一个无关紧要之处，用“左道封闭”这个特点来命名这个地方，并解释它的来由是由于封桥那天公路局的人疏忽了，找成了两块写着“左道封闭”的牌子，后来叫习惯了，也就成为了地名。这种不经意间的荒唐与趣味贯穿每一处地点的描写，让读者在感到落寞之外又增添了一种稀松平常之感。在故事发生地点场景的选取上，田耳努力做到还原底层人真实的生活境况。天体悬浮中，各色各样不起眼的处所才是搭建故事的平台。如贾平凹所说“一个城市的精华并不在它光线的表面，而是在它的背面与暗处。”在小说第一章，围绕派出所展开的故事中，田耳并没有将叙述的重心放在案件上，而是专心书写那些私密空间：警员们破旧狭小的单身宿舍、陈粪淤积的厕所将警员真实的生活处境不加美化地暴露出来。同样，小说中案件发生地点的选取也有着浓烈的生活气息。城南的农贸市场、桥上的夜市、小山包上的陵园、黑社会帮派的窝点、暗中涉及情色交易的KTV这些底层地点正是田耳所塑造的时代的缩影，是历史变迁中被忽视和掩盖的内容。田耳把笔触深入这些边缘之处，是对历史真相的挖掘、对被压抑的边缘群体呼喊的回应。将田耳的作品综合来看，早在 风蚀地带夏天糖等作品中，他便已经不断地以现实中的城市为依托，塑造出了一系列在时代变革中走向衰颓的城市群像。但单单书写城市题材来展现底层生活是不够广阔的，农村作为一种更为滞后的、生活气息更为浓郁的地点有着更广阔的展现空间。但田耳却并没有局限在城、乡的书写中，他在其间找到了一条写作的缝隙，那便是对于城乡交界地的描绘。在天体悬浮等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佴城之外，还有广林等类似与城乡结合部的地方，那里的资源更加匮乏，经济更为凋敝，但却成为一些没有晋升渠道之人的最终归属。在文本中，广林与佴城存在着一种相互拉扯的力，时刻左右着人们的选择。一部分人升上去的同时，必然有一部分人沉下去，城乡归属的选择时刻纠缠在人物的心上，让人物处于迷茫的生存状态中。与佴城相比落后的广林，与省会相比落后的佴城，实际上都是处在悬浮的位置。小说中，人物“何去何从”的地点选择，其实正是田耳想展现的那一群人们“向上流动无门，向下退居不甘”的真实心理写照。尽管田耳在书写地点时用了现实主义“原生态”的写法，在地点的设置上，他又不甘心平白的写实，而是施展了他极擅长营造机巧的特点。文中出现的看似普通的地点却具有暗示的意味，往往无意间透露了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走向。在同一地点上发生的前后情节相连，构成了一个故事闭环。“跑不脱”作为符启明第一个居所，象征着符启明第一次向精神世界的出走。正如不甘困于平庸生活的符启明所言“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在里面干任何想干的事情”。但也许如“跑不脱”这个地名本身而言，冥冥之中却暗示着符启明无法摆脱在这个地方产生的种种羁绊，这些羁绊108对他未来的人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无意之间，通过文中的“我”（丁一滕）对住所的感受，田耳也似乎在向读者透露他笔下人物的命运。“我”站在符启明的居所前，看到遍地荒草，听着虫鸣此起彼伏的声音，便隐隐察觉看似强盛的风光下实则是无限衰败的调子，哀伤与落寞之情竟从心底里生出来。田耳以场景作为人物命运的暗示，使那些平实的地点带有了奇幻和神秘的色彩，在这种现实与象征的碰撞下，田耳的地点书写似乎有了更为广阔的美学意味。无论是底层地点的选取还是故事背景的架构，田耳都是有自己的考量的。地点是故事发生的平台，它要具有包容性，足够将田耳所想要书写的底层各色生活包容进去，“佴城”这一鱼龙混杂的没落城市正好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舞台。这其中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所并不是为了书写底层而陈列，它们都承载了田耳严肃的感悟与思考。在佴城中，田耳将生活的观察、命运的无常以及人性的温暖统统投注其中，他在塑造佴城的同时，佴城也反过来影响着田耳的写作态度，时刻提醒着他文学创作的意图和更大的责任。田耳以“佴城”为中心的文学书写不仅勾勒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小城镇的变迁发展史，也是一幅展现普通市民生活的绘卷。正视历史，正视生活，这正是田耳以佴城为中心的文学世界带给当代底层书写的意义。二平民生活的书写与以往作品相同的是，田耳延续了平民生活的故事题材，执迷于警察身份与罪案模式的书写，天体悬浮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它的体量更庞大，在人物塑造上更丰富、更有实感。小说不仅展示了小到侦查员大到警局局长这一众人的人生际遇，更深入黑暗之中，将那些“见不得光”的人物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粉哥粉妹、妓女嫖客，KTV陪酒女、妈妈桑、智力缺陷者在田耳看来这些身份似乎并不是给人物定性的标签，因为本不存在黑与白的准确分明，它们身上始终存在一种暧昧的灰色，他将苦难、堕落、爱欲、温情统统揉杂在灰色的暧昧与浑浊之中，使那些卑劣不堪的人生遭际变得可以被诉说与理解。但田耳是无意于救赎的，也不屑于以悲惨人生来赚取读者的眼泪，他尽力做好旁观者的身份，以平视的角度去观察书写。如他自己所说，作家“费心营造”的生活实则远低于生活本身。天体悬浮正是接续了他一贯的创作风格，在文字中从来不会流露出对崇高、光明、正义的过度赞美，而是近乎平淡的诉说着勇气、尊严和偶然出现的人性的闪光。在田耳看来，所谓的“底层”其实是个“讨巧的概念”，他觉得从社会层面而言，底层本身就似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现今社会所形成的分层变数较大，由于某些因缘际会，人生起伏不定，我们无法定性说一个人就是属于所谓的“底层”，其实大多数时刻，大家都是处在一个未被命名的状态之中。底层有着潜在的流动性，田耳似乎饶有兴致地书写着人生命运的沉浮，有意采取戏剧性的手法来展示人物命运的变化，在现实之外增添了些许魔幻的色彩。这其中微妙的“可能性”正是田耳所痴迷的，因为命运本身就是神秘不可捉摸的，在生活的混沌状态下有无数的潘多拉魔盒等待被开启，这其中的罪恶、原欲、意外都是田耳书写人生常态时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天体悬浮这部作品中，我们既能察觉到田耳惯用的带有反讽意味的批判，又能感觉到他对理想与诗意毫不掩饰的追求与思索，在书写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框架下，田耳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了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神秘魅力。就内容来讲，“底层”所代表的不应该是庸常无味的生活内容，相反，它是广阔又包罗万象的。天体悬浮是一部充斥着各种声音和画面的小说。各色人物都有着发言的权利，各种密密匝匝的生活被无限放大。残忍的现实总存在着希望的裂隙，小说的诗意便由其间迸发。在天体悬浮中，我们会一次次惊讶于作者塑造人物的能力，并对这些人物产生亲近的实感。小说中，被旁人笑话不敢打野食只敢抓路边嫖客的伍能升，虽然胆小，在海边垂钓时，“我”意外发现他生了一副会唱歌的好嗓子，在月下唱歌的他才是真实自我的表现。王宝琴虽出身于陪酒女，却愿意跟“我”安于贫困，齐心协田耳小说中的底层书写1092023年第4期力，共同经营家庭。徐放辽竟能对沦为粉妹的夏新漪不离不弃，愿意陪伴她走完一生。尽管田耳笔下的人物不是那么光鲜亮丽，有时还带有些颓废、堕落的倾向，听从命运的随意摆动，但这种生活态度有时却是对权威的反抗、对既定道德标准的重新思索以及对英雄、神性、正义的瓦解。可以说，一方面，田耳没有放弃对美好与希望的追求，小说主人公丁一滕是最接近田耳心中的“人”的形象的，他作为其他人命运的见证者贯穿故事始终。尽管他人命运沉浮，曾经一起在派出所共事的兄弟有人发迹、有人被捕，他的生活却“像发霉一样稳定”，改变生活对他来说似乎是妄想，或者本无意去想。但面对曾经的情敌安志勇被冤入狱时，他却依然能放下仇恨，不顾好兄弟符启明的情谊，站出来为安志勇辩护减刑。可以说，丁一滕身上始终存在着一种“调和的力”，这种力使善恶的天平不至于太偏向哪方，尽管左右摇动，但善的力量似乎总是微微胜上一筹。另一方面，田耳又很逃避写单一的人性真善美，或是熠熠发光的生活。反崇高，戏谑崇高是他惯用的文学态度。他多次以公安为题材创作小说，却并不将其处理为一种伟大的形象，警察只是一种接近底层原生态生活的便利身份，如他自己坦言“可以相对合理的进入各种私密空间”，除此之外，警察也仅剩符号而已。在进入这种“私密空间”时，田耳显得漫不经心，四处游走在生活的边缘和缝隙中。在警局中存在层级分明的上下属关系，田耳以新来的年轻炊事员小马的故事戏笔嘲讽这一现实。文中炊事员小马的屁股很大，大家总愿意拍小马的屁股来开玩笑，小马却从不生气，但唯独巡逻员不能拍，如果巡逻员拍小马的大屁股，他就敢开小灶给巡逻员专炒一盘，往菜里吐唾沫，啐一口痰也说不定。在天体悬浮中，田耳最费心塑造的是符启明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复杂且有深刻意味的人物形象，“人情世故”这四个字是构成人物的骨架。当田耳思考如何把底层小人物身上的传奇性写好时，符启明的形象在他脑子里逐渐清晰起来。这个人物要有着“圆”与“滑”的个性，能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如鱼得水，但单单会对领导说场面话的小聪明是远不够的，这个人物身上还要融合着与“庸常”截然相反的概念，在一众人物中脱颖而出。也许“道士命”是对他身上存在种种异于常人之处的解释，如文章中所说：“道士命的特征之一，必须与人自来熟。”故事的展开正像一张网，符启明便是田耳用来结网的蜘蛛。小到派出所中兄弟们的人际关系，大到整个佴城的地下产业链，在众多事件中符启明都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符启明似乎无处不在，他的出现总能给人心安的感觉。田耳所书写的符启明的传奇人生并没有偏离底层叙事，在文本中多次可见符启明实际上带有着强烈的平民立场，在心理上始终没有脱离底层人的阵营。他年少时报考航校本有录取资格，却被领导家的孩子顶替，坚持四处奔走诉冤，拒绝读重点高中。自小对于权威的抗拒与排斥，也使得他始终带有平民立场，尽管生意场上风生水起，在政界名声显赫，他却始终排斥与高高在上的权贵为伍。这正是符启明身上一个难得的品质他向上的视角从不留给金钱、权利，当他必然要抬头憧憬时，他只仰望那些神秘美丽的星星。这个形象的营造是田耳的叙事策略中重要的一环。为了使公安题材不再僵化，使故事的衔接更为自然，作者需要设置符启明这样一个能游走于底层各色人群的形象去支撑起叙述的骨架。符启明身上时常出现作者的夸大成分，一些行为和遭遇过于戏剧性，显得无所不能。透过他，丁一滕对“道士命”也有了更深的见解，在他看来像符启明这般有道士命的人无外乎有类似的一些特征，就是“能折腾、不认命”，尽管出身低微，却能凭借自己某些古怪的天赋和才能，在读书、当官、做生意之外的非常规道路上大显身手，靠着超乎常人的韧性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混得风生水起。可以说，“道士命”是符启明身上最具有人物张力的部分，因为存在太多不确定的变数，要么混成一号人物，要么落寞此生。符启明的“道士命”是一种变动的可能性，田耳想通过它表达的是底层人物向上流动改变命运的期望。但田耳并没有盲目乐观，他很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严酷，符启明只能成为一种象征而存在，并110在结尾中不出所料地让他以悲剧收场。尽管田耳在书写时避免着结局的可预见性，但无意中还是让读者猜透了盛极必衰的人物结局。三伦理关系的探讨田耳毫不避讳地书写原欲，甚至不惜以营造机巧来展现欲望对人的吞噬，看似出于一种打趣嘲讽的口吻，实则有着严肃的现实思考。如余华对这本书的评价所言：没有一个人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而田耳的笔恰恰就深入这不健康中。在文本中，伦理的探讨往往隐藏在特殊的人物关系之中。天体悬浮中多处有着耐人寻味的伦理道德书写，田耳也由此走向了对人性的深入挖掘。不可否认的是，田耳是很有天赋的创作者，他有着敏锐的嗅觉，对于人性细微之处的捕捉是准确的，他笔下所呈现的伦理问题常带有犀利的讽刺意味。春姐、光哥、符启明处在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三角关系之中，以主人公“丁一滕”的视角来看这是违背伦理的，但又因为符启明独特的人格，这一切却又存在着某种合理性。如果说，天体悬浮错综复杂的故事网需要不同支点的话，那么这三人构成了其中一个相对稳定的三角框架。春姐原是做皮肉生意的妈妈桑，凭借本领与当地派出所混得熟识。光哥性格软弱，在符启明的开导下与老婆离婚，有意想娶妩媚动人的春姐。符启明经营佴城地下产业与春姐成为合作伙伴，两人的关系显得暧昧不清，甚至在众人面前毫不避讳，发生亲密举动。面对众人的调侃光哥从不恼怒反而很坦然，将符启明视为不可或缺的兄弟。这种看似违背常理的关系，实则是种种欲望的缩影。田耳对于人性是通透的，所以这些人物也有了作者的智慧。小说中，春姐、光哥、符启明三者相互依存、互为利用的关系才是维持稳定的必要前提。田耳始终想诉说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理解的可能，各自并不是不可依靠的孤岛。即使是违背常理，也是出于不可言说的无奈和惺惺相惜的理解。在天体悬浮第七章中，这种关系被田耳发展到极致，带有着极强象征意味的情节由此引发出来，成为这段暧昧关系的终点。田耳在“星光婚礼”和“洞房”两节写道：春姐在嫁给光哥的前一夜与符启明在山顶上观望群星，又于篝火晚会的狂欢中举行了一次类似婚礼的仪式，完成了理想层面上的“婚姻”。与这节狂欢魔幻的氛围相比，春姐与光哥的大婚场面显得平淡索然，两场婚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将笔深入禁忌之中，这种看似疯狂悖德的情节实则寄托着深意，一方面，他坦然书写了伦理约束之下按耐不住的情欲，即符启明和春姐在道德上的越轨。文中多次提到的“星体”成为两者精神交合的象征物，在这一层面上，小说中内在灵魂最为相似的两者合为一体，春姐、符启明“悬浮”与现实之上，在精神世界得到了最终接触。但“悬浮”始终是短暂的，人终究要降落在地面。在与精神世界平行的现实世界里，一切依然要按照既定伦理发展。春姐与光哥的婚礼平淡温馨，没有了神秘与激情的色彩，但却给人绵延的时间感。田耳似乎在说，相比于做转瞬而逝的流星，安于世俗的幸福才是人的最终归宿。在情爱层面之外，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样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力量。田耳将正义、公平、善的讨论安插于情节之中，通过几组人物的对立与拉扯关系，开展有关伦理的探讨。同样是辅警出身，丁一滕失业之后做了律师，始终没有偏离社会接受的轨道，而符启明却做着一次次的“危险的跳跃”，经营色情产业、混迹帮派收养小弟、甚至凭借资本与人脉成为影响佴城的人物，这一切都与所谓的“正途”渐行渐远。丁一滕与符启明两者所带有的立场观点逐步分离，甚至可以看成互为镜像。当符启明逐步“升空”，距离平民的空间逐步变大时，丁一滕成为一种反作用力，打破他虚无的欲望。资本和权利最终会被公平与正义战胜，当符启明试图操纵他者的命运时也必将被欲望反噬。在田耳笔下，没有绝对的善恶，没有绝对的好坏，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似源于定数。就像在末尾“我”揭穿符启明报复安志勇的骗局时，符启明于我并无加害之心，反而坦诚地带我去观星楼诉说内心的真实想法。人性中的善与恶有时并不分明，田耳小说中的底层书写1112023年第4期在这向上和向下之间的余地才是最坦诚最值得书写的部分。正因为暴露的太多，所以蒙上一种市侩的打趣和自嘲的调子，使问题变得混沌，不那么“咄咄逼人”。田耳所坚持的底层书写使他一直记得，创作者是人而非神，当他在观察他人生活时，也是在观察理解自己，而这种“平视”的姿态正是当下很多作家所需要的。四精神世界的隐喻小说中，“观星”是贯穿全文的线索，这一行为的设计具有深刻的指涉和象征意味。谈及为何会将“观星”作为全书重要书写内容时，田耳坦言这一设计实则是想减轻一些现实书写所带来的沉重感。在以派出所生活为依托的前几章中，残酷现实与人物命运相交缠产生了一些过于压抑的窒息感，似乎有一种失控的趋势，加入“观星”是一种补救，更是一种叙述的柔化处理。而天体悬浮这一作品的名称也由此而来。向上的天体与向下现实两者所具有的张力是小说特有的，观星实际上也是对于平凡琐碎现实的挣脱。天空中璀璨的天体给了人们无限憧憬，这种辽阔感和无限的自由成为人们心灵深处的追求，可以说是人们向上冲动的隐喻。朱光潜先生在其著作悲剧心理学中讲到所谓美感的形成，是因为观察距离的原因，当我们跳出漩涡，用一种不以个人需求为目的，超然的态度来看待事物时，便会理解事物的意义，也会给自己带来深刻的思索。文中田耳用“观星”将现实与想象拉开，使小说涵盖的内容变得庞大，天体悬浮这一文本所带有的宏阔之感，或许正来自这拉伸之中。对于“观星”背后具体的指涉意义，田耳借人物沈颂芬之口为读者讲出，“观星”是她在沉重的现实中获得解脱的方法，更是看清自我、看清生活的渠道。抬头仰望星空所获得的轻盈感不仅帮沈颂芬排遣压力，更让她“悬浮”起来，用全新的眼光去审视所发生的一切。不只是对于沈颂芬而言，对于文章中所有的观星者，他们从天文望远镜中观察到的其实是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底层不再作为一个整体，而是作为独立的有着精神世界的个人。当人们察觉到星空的伟大与永恒时，便会明白个体的渺小，短暂的对现实的逃离正是人们喘息的间隙。“观星”成为解脱苦难的一种途径，使一切沉重的困难与复杂的人际关系变得不值一文。从这种层面上，作者又对他所书写的现实层面的种种故事进行了瓦解。这两个层面的故事互相交织，作者一边用极近的视角写漩涡，但时时又跳出现实，奔向宇宙宇宙，站在无限的时间线上去看待这些沧海一粟，这也许正是田耳在天体悬浮中想要营造“虚无感”“无力感”的意图。在小说中，“观星”有着复杂多样的阐释空间，是作者进行指涉和象征的符号。从溯源来看，“观星”最早出现在符启明与小末的爱情故事中，是爱欲的象征。如果说春姐是符启明肉欲的分身，丁一滕是其正义与本心的镜像，那么小末与沈颂芬便是他精神世界的启蒙者。符启明对“观星”行为的痴迷，实则适合通过这一行为反复回忆与小末的爱情。青春美貌、担任文学社副社长，奔放极具挑逗个性的小末无疑是文本中情爱的诱引者。小末的出现使符启明在世俗中第一次升空，与浪漫和理想接轨。在交往中，“观星”成为两者共同爱好，象征着超越肉欲的精神爱恋。这种精神力是持久的，在小末离开符启明后持续影响着他，符启明的视点不再局限于琐碎的生活，而是隐藏着时刻逃离现实的冲动，甚至从爱欲的层面上升到哲学。如沈颂芬所言“符启明这一年多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女人越来越没有兴趣，好像跟观星有关，像是练了葵花宝典，有点走火入魔的意思。”这种精神迷恋不断壮大，由爱情向哲学层面发生偏移，已经影响到了符启明的精神世界。与小末共同生活的院落作为观星路途之始，文本中后半段“杞人俱乐部”的出现成为荒村院落的接续与发展。“杞人俱乐部”承载着深刻复杂的内涵。一方面，它成为了符启明心灵世界的庇护所，是他生意场外的精神支柱。“我仍然相信那个俱乐部像星空一样纯洁。符启明说不定做了一些烂事，所以他要给自己保留一块儿洁净之地，这就是杞人俱乐部。”面对瞬息万变的人际关系，现实的残忍与肮脏使他对“观星”这种飘渺的行为产生了安全112感。“悬浮”的状态是稳定恒久的，星体独自孤立，远离琐碎的交际与羁绊。符启明身上存在的矛盾性是复杂的，田耳即写出了人与人之间需要热闹的交往，但同时，又对个人独立的精神世界给足了空间。天体悬浮一书的书名既是符启明的，更是田耳的终极愿望。就这一层面而言“杞人俱乐部”是个人的、私密的，带有着浓厚的“桃花源”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公共的，具有开放性和普遍性。“杞人俱乐部”作为有组织、有辐射力的俱乐部，试图将向上观望与飞跃的理想在社会上传播。由此，符启明个人的观星行为上升为成为集体性的行动，符启明仅仅成为这一群体中一个代表性的缩影。田耳所创造的这样一个带有荒诞意味的团体，以“杞人忧天”作为隐喻，实则是在表现夹缝中人们普遍渴求救赎解脱的社会心理。无法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杞人”却在担忧宇宙的安危，这种看似无用的忧患意识，其实也是避免庸常麻木，对更美更好的渴求。与符启明等人迷恋观星相比，丁一滕成为专注大地的代表。荒村院落的聚会中，丁一滕梦见了一架望远镜，这个奇特的意象成为了一种暗示，即“我”要通过它去窥见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观星”成为连接生活的桥梁与途径。浮沉于底层生活的辅警第一次走进青年大学生的世界，麻木的神经被唤醒，有了一种爱情、诗意的冲动。但丁一滕对于“观星”始终存在一种隔阂的态度。与沈颂芬热恋之时，因为沈要教他看星，丁一腾就对这种行为产生拒斥之感，他尊重这种爱好，却不希望被人强加于自己身上。丁一滕与沈颂芬的关系与符启明与小末的爱情从本质上便存在着差别。丁一滕始终无法逾越现实与理想的鸿沟，尽管如此，专注于现实的丁一滕并不用形而上的“观星”去慰藉失意，他并没有被悲观的气息所笼罩，“我有点落寞地离开了他们，端着望远镜走向平顶的另一端。地势很高，风声杂乱，满天的星子就像虱子一样，在我头发里欢快地悦动”。由此看来，田耳所构建的“悬浮的天体”这一形象的意义是多重的，其中的可解读性是广阔的。对符启明一类人来说，它是远离现实，接近理想的跳跃，但对于丁一滕一类人来说，不可及的天体却是促使他们更加关注现实，与命运进行抗争的提醒。这两者才是天体悬浮中田耳所流露出的相辅相成人生态度的写照。结语“底层写作”关乎的不仅是写作者书写姿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去呈现底层怎样的生活状态。底层写作的责任是重大的。它既是对于历史真相的发现，更是对于当下的记录。虽说“底层”是极具诱惑性的题材，同时它也是不好书写和把握的，田耳天体悬浮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执着于书写苦难，力图救赎，而是用通俗的笔法去触及严肃的思索，一面写居于大地底层人民琐碎生活，一面又抬头仰望，给予他们诉说精神世界的权利。就现今底层写作而言，如何更真实地呈现出平民生活的境况，使边缘人物走向写作的中心，给予他们平等的尊严；如何让被忽视被遗忘的历史以真面目示人，去抵抗遗忘，这些都是田耳等一系列以底层文学为写作内容的作家思考和创作的内容。注释：田耳：天体悬浮，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7页，第40页，第302页，第307页，第122页。（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王菱田耳小说中的底层书写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