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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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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详细文字,仅供参学干部学习参考,请勿以任何形式外传。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 杨信礼 中央党校哲学部副教授 今天我们讲课的题目是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领导者和管理者只有努力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才能不断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克服和避免摇摆性、片面性、盲目性。在这里,我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思想方法;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精华;三是,几项领导艺术。 一、什么是思想方法 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思想方法。思想方法是人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立场观点、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体。 恩格斯这样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毛泽东也曾经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认为:“世界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就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 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二者之间,思想方法更根本。思想方法是领导方法的灵魂、是工作方法的灵魂,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则是思想方法的现实化,如果思想方法不对头,那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就一定会出问题。 科学的思想方法是实施正确领导,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桥梁”和“路径”。毛主席曾经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比作过河的“桥”和“船”,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总是瞎说一顿。” “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变、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是十分重视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和运用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和阶级关系,研究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初步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同盟军等各种问题。 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自觉地探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样的命题,反对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强调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大发展和系统化的时期。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中,批判了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争战术。 其中他也谈到了方法论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比作望远镜和显微镜,他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他还论述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曲折性和前进性的关系,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等等。在《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专门的哲学著作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法以及矛盾的辩证法。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全党倡导和研究思想方法论,亲任中央思想方法学习组组长,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名的报告和演说,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的状况,研究中国革命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然后创造出新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在解放战争,这个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在《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件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比如说,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精兵简政”,力戒骄傲,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成绩和缺点的界限等具体的反方法。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最重要、最根本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他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研究,没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不行。”“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另外,他还提出了普遍推广种试验田,抓两头带中间,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一切经过试验,波浪式前进,实事求是,当机立断,解放思想,要历史地看问题等具体的方法。 邓小平他也认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他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倡导照辩证法办事。主张要“讲两句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方法。 江泽民同志他也这样说,他说:“我们学习理论,关键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防止形而上学和片面性。”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学习理论,最重要的是掌握和运用好这个精髓,达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科学态度的统一。” 胡锦涛同志强调:“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这个理论体系活的灵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习近平同志强调: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唯物辩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领导工作水平。我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党历代的卓越的领导人都是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学习、把握和运用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精华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主要内容或者叫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精华。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方法内涵丰富,但我们认为主要是有实事求是的方法、矛盾方面的方面、群众路线的方法,以及独立自主的方法。 (一)实事求是方法 我们先讲实事求是的方法。思想方法正确与否,决定着事业的兴衰成败。思想方法不同,对于理论的态度、对于实际的认识、对于是非的判断、对于善恶的评价、对于道路的选择就不同,因而实践的结果也就不同。 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就不能实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就不能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而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系统中是最重要的,是处于基础地位的,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思想方法。 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著名报告中,他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丰富内涵,他说“什么是“实事”,什么是“是”,什么是“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主席说:“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在这段文字中内含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样一些基本观点。 而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则强调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修改一篇论战文章时亲笔加了这样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可以说,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些基本内容在毛泽东那个地方已经完全具备了。 党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或主观愿望出发;从实事中求是,而不是自以为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相脱节;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而不是凭本本、权力或者是主观感觉与愿望来判定、认识之是否真理。 实事求是可以说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中最核心的内容,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系统中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否则,我们就要走弯路,犯错误。首先,我们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认识客观规律,勇于进行实践,如果没有这种能动性,不思进取,无所作为,不求有功但求不过,认为这也不可能,那也做不到。本来经过主观努力能够做到的事情,也不去做;本来可以争取的胜利,也不去争取,这样就会坐失良机,空余悲叹。 其次,我们要发挥、发扬符合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自觉能动性,把良好的愿望和客观条件、高昂的热情和求是精神结合起来。 自觉能动性,它是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如果我们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无视客观规律,脱离客观实际,单凭主观想象、热情、意志、愿望办事,超越客观条件和可能,勉强去做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或者把在将来才能做到的事勉强拿到现在来做,就会犯唯意志论和急于求成的错误。 坚持实事求是,我们还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最基本的经验,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最基本的经验。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要紧紧地把握住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要精通理论、掌握方法。要根据实践的需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掌握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二个环节,要调查研究,熟悉实际。我们可以说调查研究是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决策、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性环节。毛泽东是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调查研究的。在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短文,在这篇短文里他明确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如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反封建意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了解农村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毛泽东做了《宁冈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调查涉及的对象非常广泛,有乡村的穷秀才、破产商会的会长、旧知县衙门的师爷、管钱粮的官吏以及旧时监狱的狱卒等。 建国以后,毛泽东为了尽快地认识我国经济建设规律,经常到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进行调查研究。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4月,毛泽东先后对于农业和工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与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经过反复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样一个重要报告。 他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多重大关系,比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关系,革命和反革命关系,是非关系以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为什么要正确处理这十大关系?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我们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论十大关系》对党的思维方式从战争思维向建设思维,从斗争思维向和谐思维,从工具思维向目的思维转变,对于全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当年,当时毛泽东已年过花甲,每天起床以后就听汇报,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后来毛泽东风趣地把这次调查研究叫做“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他针对建国以后日益滋生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要求全党克服“五多五少”,加强调查研究,“五多五少”是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的组织工作少。他说:“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他在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要情况明、决心大、方向对,而情况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着手,而要摸清情况就要做调查研究。”他提出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调查研究是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决策、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性环节。实际情况是一个多面体,客观规律也是作为系统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为了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为了从“实事”中求出“是”来,就必须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全面性、变动性,从多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实际。比如说,要从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把握实际,从质和量的统一把握实际,从事物的各个方面的联系把握实际,从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把握实际,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把握实际,从历史与现状的统一把握实际,最后,还要从现实的社会实践把握实际。 我们所说的实际,是被纳入我们的实践过程,作为实践的要素和条件而发挥作用的事物。从实际出发,是从我们的实践所依据的现实条件出发,要从现实的社会实践出发,因此我们在把握实际的时候,要考虑与实践相关的一切方面,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况、时代特点和国际条件、人民的整体素质和觉悟程度,还有我们的自然禀赋、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以此为根据来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 理论与实际的第三个环节是要创造新理论,指导新实践。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我们把握了理论,我们了解了实际,就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提出新的理论,创造新的办法,厘出新的思路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来推动我们的实践。 坚持实事求是还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而实事求是则是解放思想的归宿,解放思想是为了实事求是而不是胡思乱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方法,实事求是方法。 (二)矛盾分析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矛盾与分析方法。世界充满矛盾,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没有矛盾就没有实践,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主张用矛盾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矛盾方法很多,在这个地方,我们主要是讲三个方法。 第一个,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也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方法。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存在着自始自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共性。而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方面各有其特点,任何事物都有特点、任何矛盾都有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个性。 普遍性、共性是存在于个性之中的,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就没有普遍性,而特殊性、个性又是与普通性和共性相连而存在的,特殊性、个性,体现了普遍性和共性,并且为普遍性和共性所制约,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仅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和共性,也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和个性。 我们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论从事实际工作,还是从事研究工作,不论对待自己,还是对待他人,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问题上,都要用矛盾的眼光看问题、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能否认矛盾,不能见到矛盾就回避,一听矛盾就心烦。因为矛盾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 同时,我们不仅要承认矛盾普遍存在,不仅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我们还要认真地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要了解矛盾的特殊性质,了解矛盾的特殊内容,并找出解决矛盾的具体办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很重视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于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持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哲学基础,是与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结合,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我们所在地区、部门、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无论是只讲共性不讲个性,不愿意了解实际,去照抄、照搬、照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上级指示,还是只讲个性不讲共性,拒绝正确理论指导\拒绝执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上级指示,这二者都有片面性,都是不对的。这是共性和个性相结合。 第二个方法,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也要给予非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方面一定的地位。这一哲学观点,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 重点论要求我们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做好中心工作,善于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是重点论。两点论则要求我们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因为在一个矛盾系统中要把握多种矛盾,在一个矛盾系统中要把握各个方面,我们还要弄清各种矛盾之间矛盾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 正如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是相互依存的一样,重点与非重点、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也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我们不仅要抓住主要矛盾,做好中心工作,还要把中心工作和非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用中心工作带动非中心工作,用非中心工作促进中心工作。 我们要抓紧抓好中心工作,同时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去开展其他工作。我们既要分清主次、轻重、缓急,又要通盘考虑问题,使各种工作相互协调,有序进行。中心工作抓准了、抓紧了、抓好了、抓实了,就能够以钢代目,对于全局工作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主要矛盾的解决,决定着其他矛盾的解决,但不能够代替其他矛盾的解决;中心工作的开展,推动着其他工作的开展,但不能代替其他工作。因此,我们在解决主要矛盾的时候,还要注意解决非主要矛盾;在做好中心工作的时候,还要注意做好非中心工作。总体来说,两点论和重点论是相互联系的,两点论离不开重点论,如果只讲两点不讲重点,就会陷入“均衡论”。重点论也离不开两点论,如果不讲重点不讲两点,就会陷入片面的“一点论”。如果搞“均衡论”,平均用力,齐头并进,不行;搞一点论,单打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也不行。这是矛盾分析方法的第二个方法。 矛盾分析方法的第三个方法是统一性与斗争性相结合。统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统一,是指矛盾诸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斗争则是矛盾诸方面的相互排斥、相互对立和相互否定。矛盾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又吸引又排斥,又融合又对立,由此推动事物发展。 任何一个矛盾里边都有统一和斗争两种属性。因此,唯物辩证法教导我们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要统一中看到对立。如果我们只讲统一,不讲斗争,或者是只讲斗争不讲统一,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都是错误的,不对的。我们现在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坚持统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统一,我们不是回避矛盾、否定斗争,而要正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通过积极正确的斗争尽可能地增加和谐因素,努力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矛盾不断发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中逐步地建成的,无矛盾的观点,回避矛盾的观点,这说法都是不可取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法,矛盾分析法。 (三)群众路线方法 第三个方法是群众路线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历史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我们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所谓群众观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干部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既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群众的观点。 而群众路线,则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观点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既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 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争取、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主席曾经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我们为了把“一切为了群众”这一根本的价值取向贯穿于党的一切活动之中,就要解决对待群众的态度和感情问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真心实意地、切切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 为了把“一切为了群众”这一根本价值取向贯彻于党的一切活动之中,我们就要解决好为谁掌权、用权的问题。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赋予人民,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把它变成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领导干部要正确地认识权力的性质,用好手中的权力,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权力就是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都要把执政为民、为民用权,作为正确使用权力的基本要求。正确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以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另外,我们还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揭示了我们从事各项事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和毛泽东,还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一贯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动力作用,对人民群众是心存敬畏之情的,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是顺民心,得民心就无往而不胜,而如果逆民心,失民心就万事行不通。 我们讲,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并不是崇拜群众的自发情绪,让群众放任自流、让群众的创造性活动自生自灭,更不是纵容群众的落后情绪。人民群众我们要相信,我们要依靠,同时人民群众也需要教育和引导,领导者的作用就是要宣传、发动组织群众,为群众指明方向,用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引导群众。 有的时候,客观上虽然有了做某种事情的需要,而这件事情也是能够给群众带来利益的,但如果群众还没有这种觉悟,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有增进其利益的重要性,还不愿意做这种事情,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要做说服教育工作,做典型示范和引导工作,直到多数群众有了觉悟、有了决心,看到了这件事的好处,我们才能带领群众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越了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群众也一样了解了。 我们要善于宣传组织群众,努力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水平,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尾巴主义”,因为“尾巴主义”落后于群众的觉悟,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 为了做好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就必须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是要集中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反映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了解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把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整合为集中而系统的意见,提出计划、方针和办法,这是一个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概括、提炼和创造的过程。 到群众中去,是要宣传群众,使领导意见以及计划、方针和政策为群众所理解,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并在群众实践中检验其是否正确。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能够给群众带来利益的、受到群众拥护,我们就要坚持下去;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损害群众利益的、受到群众反对的,我们就要坚决纠正。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无限循环,永无止境的过程。领导意见需要在实践中修正、充实和完善,客观事物和群众实践都是发展的,即使是正确的领导意见,也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丰富、完善,用新的认识代替过时的认识,不断提出新的任务、新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引导群众不断前进。这是第三个方法。 (四)独立自主方法 第四个方法,独立自主的方法。所谓独立自主,是要自我主宰和自我担当,要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根据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利益,对于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出自己的选择,要有工作上的自主权和主动权。 所谓独立自主,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搞发展,想问题、办事情的基点是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自己的艰辛奋斗。毛泽东和我们党把独立自主原则运用于处理上下级关系、党际关系、国际关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上级和下级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首先,下级要有正当的独立性,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其次,要充分发挥下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反对上级对下级统得过死,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 毛泽东认为,“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要“两条腿”走路,发挥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两个积极性。如果上级部门把一切事实上担负不起来的担子老是由自己担起来,不敢放手让下面去做,不去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虽然上面费尽了力气,结果将是上下交困。 毛泽东也反对上级对下级乱发指示,强迫命令。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很难办。”毛泽东还说: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违背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而对于上级的命令,下级有根据具体情况实施的独立自主权,不能把上下级关系搞成猫鼠关系,像旧社会那样的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而是应当以平等的态度相对待,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称王称霸,下级对上级也不能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毛泽东所说的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是解决上级和下级,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正确指针。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必须由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破坏这种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鉴于当时中央对于地方统得过死,地方没有多少自主权,难以发挥积极性的情况,泽东当时特别强调要给地方更多的正当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独立自主也是我们党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关系、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的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但它毕竟是一些基本的原则,而不可能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答案,当时苏共、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对于中国革命也做过一些正确指导,但它们的指导和指示并非都是正确的,而即使是正确的东西,也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来贯彻执行。 因此,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他提出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的实际要靠中国同志来认识,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的同志根据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来决策和处理。 例如在抗战时期,斯大林当时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他相信国民党胜过相信共产党,加上他要求各国革命斗争要服务于保卫苏联这一最高利益的需要,担心我们党如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会激化国共矛盾,导致蒋介石停止抗战,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于是他就派王明回国,贯彻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意见。党和毛泽东排除了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压力,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在这场民族战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在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害怕美国出兵干涉中国的内战,因而他希望我们对蒋介石让步,阻止我们过长江,党和毛泽东也拒绝了这一建议,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败了美蒋反对派,推翻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可以说中国革命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抵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正确的指示和意见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 建国以后,我们也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坚决反对大党沙文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坚决维护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既要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化进程,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又要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制定战略,在事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上,必须坚持原则,旗帜鲜明。 在201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关系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国家更加富强,使人民更加富裕,依靠不断发展起来的力量更好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绝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在处理党际关系,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体性,坚决维护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大问题。 三、几项领导艺术 (一)审时度势,果敢决策 第三个问题,讲一下几项领导艺术。一是,审时度势,果敢决策。领导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科学决策,而正确地分析形势特点,估量情况变化,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做出决断,是科学决策的关键。那为了做到审时度势,随即决断,首先,要善于观察形势,深刻了解客观情况,只有情况明、方向对,才能做出正确决断。其次,要抓住时机,当机立断。 时机也就是机遇,是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等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对于特定主体来说有利有弊、利大于弊的机会,时机并不常有、时机稍纵即逝,高明的领导者必须高度重视和善于抓住时机,抓住机遇,果敢决策,迅速行动。 (二)原则坚定,策略灵活 第二个领导艺术,原则坚定,策略灵活。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须的灵活性。”可以说,我们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论证。 所以,原则是人民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准则、尺度、坐标、取向。我们所要坚持的原则,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反映。 我们所讲的原则的坚定,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站稳立场,必须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必须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牢记我们的目标追求和历史使命,这是原则。而策略,则是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实现我们的目标而采取的方式、方法、手段,我们必须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灵活地采取、运用各种形式、手段、方法,卓有成效地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而奋斗。 原则性和灵活性,是一种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原则性,它反映了事物的普遍本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根本的价值取向、总体的目标追求而贯穿于运动过程始终,规定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如果没有原则性,我们就丧失了根本,丧失了方向。灵活性,则反映了事物的特殊本质和人民的具体利益,反映事物特殊的情况,一般是存在于个别之中的,并通过个别而得以实现的,如果离开了个别,离开了具体的方式、方法、手段,离开了灵活性,原则性就无从体现,也无从实现。 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是一切领导者都必须坚持的一个方法(一种艺术),而能否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是衡量一个领导者的领导艺术高低的重要标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有坚定的原则性,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我们的基本原则,否则就要犯大错误。同时又要有高度的灵活性,把一般的原则同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三)统筹兼顾,抓住中心 第三种领导艺术,统筹兼顾,抓住中心。要统筹兼顾,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领导者,必须考虑我们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把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对各种问题做出适当的安排,不能够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只注意一部分工作而忽视了其他工作,要照顾到各个方面的工作、要关照好各个方面的利益。 另外,我们还要抓住中心,要从纷繁复杂的工作中,抓住能够影响全局、带动全局工作的关键性环节。抓中心工作,要抓准,要认识到各个地区、部门、单位的中心工作是有所不同的,不能搞“一刀切”,也要注意中心工作是可以变化的,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要把握好中心工作和非中心工作的关联性,围绕中心工作,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 (四)集思广益,多谋善断 第四,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我们要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要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尽可能地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来拓展思维空间,就解决某个问题拿出多个方案,在此基础之上,对于各种方案进行比较,从中选出满意的方案。 由于领导者是要承担决策责任的,为了能够在集思广益和多谋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我们:必须牢固确立人民利益的尺度,出于公心,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必须懂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善于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特别是要注意听取那一些不同的意见;必须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善于把零散的、不系统的意见整合为系统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必须有从现象中发现本质、从偶然中发现必然、从纷纭复杂的事物中理出头绪的本事,要从众多的方案中选出最切实可行的方案。 (五)注意分寸,掌握火候 第五点,要注意分寸,掌握火候。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胸中有“数”,要把握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 毛泽东强调,在领导活动中,要注意遵循适度原则。比如说,当时在抗战时期,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对于一个人的看法也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搞清楚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议事要抓根本,识人要识大体。在建设问题上,要掌握好度的界限,经济指标、发展速度必须同国力相适应,在对于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要适度,既不要过了,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 (六)尽力而为,留有余地 第六,要尽力而为,留有余地。在领导活动中,我们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尽最大的努力实现既定目标,同时又要充分估计到工作的困难和偶然事变,以便做好准备、沉着应付,安排工作、制定计划都要留有余地。 留有余地对于上级、下级都是有好处的。不给下级留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果制定计划不留余地,只会带来被动,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我们作为唯物主义者,想问题、做事情是以现实条件和现实可能为依据的,但可能还不是现实,我们在工作中要尽量地创造条件,争取做好的可能,同时也要做好应付其他可能性出现的准备,以免被动。 毛主席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准备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个,我有五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都估计到了。另外,我们现在也讲底线思维,要朝最不利的方面准备,朝最好的方面努力。 (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 第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要明确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是民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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