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ChatGPT技术嵌入数字乡村治理的社会效应论析.pdf

类ChatGPT技术的问世带来了广泛的社会效应，也为我国数字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数字乡村治理中出现政府绩效导向约束、社会基础承接不足、数字技术的社会价值有限等实践困顿，这为类ChatGPT技术嵌入数字乡村治理创造了现实机遇。将类ChatGPT技术嵌入数字乡村治理，能够发挥提升公共服务品质、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赋权、多场景的技术应用价值等现实功能。对此，应从加强多主体的协调互动、促成对基层实践的有效激励、培育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着手，使类ChatGPT技术的优势在数字乡村治理中得到充分发挥。技术是人类的工具，面对各种新技术在未来不断问世，人类应始终坚守在人机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关键词：数字乡村治理；ChatGPT；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中图分类号：D63；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23）07-0047-11收稿日期：2023-05-03作者简介：严雪雁，男，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治理与技术治理研究；王茂福，男，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一、研究背景2022年11月30日，美国互联网公司OPEN AI发布了基于 GPT3.5 版本模型的人工智能应用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短短两个月，ChatGPT的累计用户已经超过1亿，成为继两年前的元宇宙之后互联网领域的又一现象级热点。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历程中，ChatGPT首次实现了在开放任务环境与人类进行自然交互、处理问题的能力，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目前最强大的通用人机对话系统，ChatGPT开启了通用人工智能的大门1，是人工智能从专用走向通用的重要转折点2。2023年3月15日，OPEN AI又发布了最新的GPT4.0版本模型。在继承了上一代的大部分特征的基础上，GPT4.0表现出更卓越的技术能力。对此，“ChatGPT之父”Sam Altman直言：“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模型。”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产品，ChatGPT表现出鲜明的技术优势，能给社会带来积极作用。其一，多模态的强大内容生成能力。以大模型作为底座，ChatGPT通过检索、利用人类的文本语料库进行大量、持续性的学习、训练，并且能够按照使用者输入的提示（文本或图像）进行高效的整理、生成，表现出了由文本到文本与由图像到文本的多模态内容生成能力。其二，持续性的人机对话互动模式。ChatGPT颠覆了百度、谷歌等传统搜索引擎的单次内容输出模式，而且也不同于“小度”“小冰”“Siri”等一众初级人工智能产品非连贯、脚本程式化的“单次问答”互动方式，ChatGPT实现了与使用者之间的47持续性对话，并且多轮问答之间还具有基于同语境的连贯性，这避免了内容碎片化、前后矛盾的弊端。其三，通用化的应用拓展空间。不同于AlphaGo 等专精于特殊任务的人工智能系统，ChatGPT不再受限于专门任务场景，掀起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通用化转型，这使其能够顺应使用者需求进行多元化的应用场景拓展。浙江大学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提出一种让ChatGPT充当控制器的新方法，即以语言作为通用接口，通过ChatGPT来管理众多的专业模型来协同解决复杂的工作任务3。另外，GPT4.0借助插件实现了联网实时更新的功能，伴随数据信息的高速流动，ChatGPT展现出了更大的发展潜力与应用价值。有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完备的人工智能系统应该是一个通用的智能系统”4。向通用人工智能发展是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研究与应用领域面临的挑战性问题5。ChatGPT的横空出世释放了鲇鱼效应，引起互联网领域的技术竞争，谷歌、微软、百度、华为等一众互联网巨头都纷纷宣布要对标ChatGPT开发竞品，积极布局新赛道。相信不远的将来，相关人工智能竞品将不断涌现，为社会带来更多新选择。对此，本文将这类技术产品统称为类ChatGPT技术。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驱动下，人类社会正持续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持续向纵深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起到催化作用，这不仅导致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而且对我国“三农”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乡村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压舱石”与“蓄水池”6。作为我国社会治理的基石与重中之重，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重要环节。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和时代发展要求，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引导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推动“三农”发展。得益于数字乡村建设的稳步发展，许多先进数字技术被植入广阔的乡村治理场域，充当着先进的治理工具。在技术的赋能下，数字乡村治理作为一种新治理形态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关注。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指出“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7。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要求努力实现“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升”的目标8。2021年，“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将数字乡村列为十大优先行动之一，明确了数字乡村治理的优先地位9。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指出，加强乡村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的智能化建设10。数字乡村治理指的是国家以信息网络平台为载体，通过将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于乡村建设的各环节，提升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数字化水平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11。数字技术作为多元分支技术的集合体，其中的各项技术都具有自身特性，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借助技术优势多向发力，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的智能化、现代化，由点及面地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数字技术催生了数字乡村治理这一新形态，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人工智能是数字技术中的重要部分，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产品，类ChatGPT技术为人类社会的诸多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其中即包括数字乡村治理。对此，从学理上对类ChatGPT技术与数字乡村治理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将为完善我国乡村治理、社会治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提供新增长点。围绕类ChatGPT技术嵌入数字乡村治理的社会效应，下文将从机遇、功能与路径等几个重要维度进行深入探讨。二、类ChatGPT技术嵌入数字乡村治理的现实机遇在数字乡村治理中存在政府绩效导向约束、社会基础承接不足、数字技术的社会价值有限等实践困顿，这为类ChatGPT技术的嵌入与功能发挥创造了重要机遇。（一）政府绩效导向造成基层实践异化着眼于消除国家与基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提升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精准化、精细化水平，数字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即是化解社会模糊性对国家基层治理构成的挑战。借助发达的数字技术媒介，这有助于国家的触手深入乡村地区，通过技术“照看社会”12，一幅福柯意义上的“全景社会”图景得以生成。国家通过数字技术持续地从乡村中获取信息，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供给水平，进一步增强对农民需求的回应能力。作为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发展战略与宏观规划，数字48乡村治理的任务目标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地分解下达。受制于“政治锦标赛”逻辑的路径依赖，数字乡村治理相应地被配以量化指标，以供上级进行考核监督。随着数字量化指标成为考核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效能的主要内容，数字乡村治理表现出明显的政府绩效导向，进而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目标异化的负面后果。一方面，政府绩效导向加大了基层压力。随着考核指标得到设置，科层压力开始驱动着基层“疲于奔命”，使其千方百计甚至盲目地追求指标达成。作为治理工具、政策工具的考核指标变成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异化成为基层的“价值理性”。为了避免横向比较落后于他者，出于“不求先进，但求无过”的政治理性，各地纷纷追求短期化、外显化的“面子工程”，采取标准化设计、批量采购等简单模式向乡村地区引进各种数字化平台，用以快速实现建设达标率任务。这不仅加剧了本就入不敷出的地方财政负担，而且由于在整体上偏离了乡村真实需求，加剧了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错配，进而可能导致数字技术设施引进之后便陷入无人理睬、废弃闲置、缺乏维护的窘境。另一方面，政府绩效导向也可能引发基层的策略性行为。出于数字技术设施的功能与运行效率的考虑，上级在数字化平台的注册人数、点击阅读量、内容转发量、用户评分投票等数据指标上，相应地向基层设置了考核要求。面对大量、琐碎的村庄日常事务，基层干部已经分身乏术。在上级考核的倒逼作用下，他们不得不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生存法则”，反向利用数字技术“大量留痕”“刷政绩”来迎合上级检查。比如不考虑需要一味追求“两微一端”数字化平台建设，利用数字化平台自上而下地大量发布工作日志、现场照片、会议纪要等“政绩”内容，动员村干部以及村民进行阅读、点赞、转发、“五星好评”等策略性行为。重宣传而轻服务、重数字而轻实质，数字形式主义逐渐产生，这导致数字化平台发生“功能收缩”13，变得与政务网站、村公告栏并无二致，未能实现有效的双向沟通。技术的单向度运行加剧了干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遮蔽了群众自下而上的真实需求，而且也将基层干部裹入“信息茧房”。在政府绩效导向的影响下，上级对基层设置的各种考核要求，实际上也产生了一种“数字技术规训”，基层自主空间的有限性逐渐暴露出来。为了应对考核，许多原本可以线下进行沟通解决的问题，非要在数字化平台上再次走一次流程。针对同一事项的反复治理导致工作出现重叠，浪费基层干部的时间与精力。如此一来，引进先进的数字技术不仅未能帮助基层干部实现工作减负，反而将他们绑定在繁忙的技术性行政事务上。更可怕的是，一旦“唯数字论”“量化思维”由上级的考核工具变成基层的行动逻辑与价值理性，一切工作向数字看齐，有数字就是有政绩，这可能导致基层实践目标与数字乡村治理的价值追求进一步发生背离，最终悬浮于乡村社会的真实需求并丧失社会合法性。（二）结构性困境导致社会基础的承接力不足数字技术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构是数字乡村治理的基础。作为治理工具的数字技术能否有效地嵌入乡村社会、发挥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其能否在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得到适应并重构乡村社会原有的关系网络和治理结构，革新农民的生活习惯、数字观念、政治参与方式等14。因此，数字乡村治理本质上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围绕数字技术这一中介双向互动的过程，相对于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与地方落实，乡村社会作为数字乡村治理的主要受益者与参与者，其自下而上的承接作用非常重要，这构成了数字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但是，作为人类社会先进信息技术的代表，数字技术不仅具有硬件基础设施投入的门槛，更有个体应用层面的门槛。在数字乡村治理中，基层干部、村民何以能够成功地利用技术共同参与，而不再局限于脱离技术的传统治理，这有赖于一定的数字素养、技能、意识等。数字素养指人们借助数字工具发现、获取、鉴别、创造、使用信息的能力。随着人类社会数字化转型，数字素养逐渐成为人们所必需的一项生存技能，具备数字素养意味着人们在遇到不可预测的环境变迁时，能够敏捷、高效地利用数字技术来满足自身需要。推进数字乡村治理需要一定的数字素养，这影响着数字技术能否被乡村社会接纳以及其作用能否得到充分发挥。作为数字乡村治理的主体，基层干部、普通村民都需要经历从尝试到熟练运用数字技术的适应过程。用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话说就是，在数字乡村治理场域中特定“惯习”的养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149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城镇网民规模为7.59亿，占网民整体的71.1%，而农村网民规模为3.08亿，占网民整体的28.9%；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83.1%，而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1.9%15。不难看出，我国城乡之间的数字技术鸿沟仍然存在，并且将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一结构性困境恰恰为数字乡村治理的社会承接造成了负面影响。多年来，城市化、打工潮造成传统乡村社会的解构，面对乡村居民数字素养整体不高以及很少受到数字技术培训的现状，数字乡村治理难免受到阻滞。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是高质量的发展，它对社会基础的依赖要远远高于工业化对社会基础的依赖16。对此，若不考虑社会基础的适应空间与承接功能，自上而下地动员并将各种数字技术“生硬”地移到乡村地区，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其一，可能造成技术排斥效应。为了做好本职工作并应对上级考核要求，基层干部应率先学会应用数字技术并在乡村中逐渐地进行推广。但也正由于考核压力，在各种数字化平台的推行过程中，基层干部不仅疏于对村民进行教育讲解与动员引导，而且常常不等村民熟悉、习惯便单方面切换为线上工作流程。受制于上述结构性困境，加之当前数字技术的适老化、适残化改造程度不高，“匆匆上马”数字化业务很有可能造成村民对数字的排斥现象。如此一来，原本线下可以办理的许多事务反而因数字技术而无从解决，数字技术作为方便治理的工具反而变成参与治理的障碍。其二，可能破坏乡村社会的凝聚力。社会凝聚力指的是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具有认同感、归属感、参与感17，这一村庄公共性的形成有助于激发“共参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行动。在政府绩效导向的约束下，基层干部单方面裁决数字技术的上线与否、使用方式，这不仅脱离了乡村社会的真实需求，而且也打破了守望相助、温情脉脉的传统乡村人性秩序，代之以冷冰冰的数字理性秩序。数字技术强化了国家、政府对乡村的控制能力，却难以对等地带来村民行动能力的提升。在数字技术未能实现平等赋权的情况下，干群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再度加剧。如此一来，村民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意愿、能力双双受到了抑制，村庄的主体话语权面临强势的政府技术干预反而出现消解，久而久之不利于乡村社会信任与团结的维系。（三）数字技术的社会价值未得到充分彰显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论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数字乡村治理的一大重要目标在于提升乡村居民的社会福祉，这既包括激发村庄的主体性、参与感、凝聚力，也包括充分彰显各种数字技术的社会价值。受制于政府绩效导向以及社会基础承接力不足的影响，尽管各种数字技术设施被引进乡村社会，但正是由于未能达成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良好适应、互构，这导致传统的社会生活空间与虚拟的数字化空间并未良好互嵌而是处于互相“平行”的尴尬境地，数字技术反而成了格格不入的“他者”“异物”。由于数字技术未让乡村居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无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理论上、政策上的技术价值都未能充分实现的情况下，这影响了数字技术获取乡村居民的认可、信任、参与等社会合法性资源，进而脱嵌甚至悬浮于乡村社会经济生活。在数字乡村治理中，数字技术社会价值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和数据信息利用两个方面。首先，在公共服务方面。数字乡村治理通过将各种数字化平台嵌入乡村社会，本意在于利用标准化线上流程便利乡村居民办理公共服务项目，通过“一网通办”模式来避免“多次跑”“来回跑”，提升基层干部的工作效率，并让政府公共服务更好地向基层延伸。但是，基于数字化平台的交互导致干群之间总是隔着一个数字媒介，大大减少了传统的线下面对面互动的机会，不利于情感、利益需求的真实表达和充分交流。更严重的是，一旦数字技术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发生替代，唯数字论、唯技术论等不良导向逐渐滋生，这很可能使基层干部出现“万事线上办”的懒政行为，进而要求所有村庄公共事务、公共服务、项目申请等都需要通过线上流程进行可视化申请与审批。如此一来，数字技术仿佛变成基层干部的“挡箭牌”，加剧了干群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不仅将那些无法自主使用数字技术的村民直接隔离在外，而且在那些需要干群之间面对面沟通协调的复杂事项上，基层干部反而“不愿下”“下不去”甚至“有意识”地将责任推卸给技术。数字技术造成的不对等与“孤岛效应”反而对村庄公共服务的满足人为地制造了一道“屏障”，影响乡村居民50的满足感、获得感。其次，在数据信息利用方面。随着人类社会数字化转型，数据信息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数字政府、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数据信息也越来越成为公共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依据。作为一种数字化的“自我”，人们利用各种数字媒介的过程，也是在不断产生数据并被后台记录、分析并形成用户画像的过程。无论是被商业机构用于营利目的，抑或是被政府部门用以精准地提供公共服务，数据信息无疑具有非凡的社会价值。数字乡村治理本质上就是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作用不断推进乡村善治，而为了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功能，就要求高效地利用数据信息，让数据信息“从乡村中来，到乡村中去”，更好地回馈乡村社会。在理想状态下，数字化平台收集、储存大量的村民个体数据信息，这将为基层干部改进工作提供大量可资利用的数据资源，借助便捷的数字技术将有助于数据信息实现双向互动，更好地满足村民的个体化需求，提升公共服务精准化水平。囿于政府绩效导向，数字化平台收集的数据信息仅仅是为考核而被收集，并未用于更好地回应、满足村民的真实需求。而且，各种数字技术的维护服务主要由商业企业提供，加之数字技术存在“算法黑箱”等缺陷，导致数字化平台中存储的大量村民数据信息面临着数据安全的威胁。三、类ChatGPT技术嵌入数字乡村治理的功能呈现将类ChatGPT技术嵌入数字乡村治理，可发挥其提升公共服务品质、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赋权、多场景的技术应用价值等现实功能。（一）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品质基于强大、高效的检索整理与内容生成能力，类ChatGPT技术实际上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内容生产力工具，这将有利于在资料整理、需要重复进行的工作以及文本撰写、报表整理等行政事务性工作上使人类得到“解放”。不同于其他的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具有拟人的智能与行为模式，这种“亲近性”恰恰有助于缩短人机之间的心理距离，大大提升人类接受、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积极性、倾向性。凭借拟人化、低门槛与高效率的技术优势，加之首先出现在日常生活场域，类ChatGPT技术正在不断地贴近人、融入人类的社会生活，扮演着一名“聪明”且“机灵”的助手，辅助人类的生产、生活与工作。这也是类ChatGPT技术一经诞生便被业界、学界广泛应用与热议的缘由所在。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类ChatGPT技术的引进将有助于优化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其一，类ChatGPT技术能够帮助基层干部“脱困”。面临繁忙的村庄公共事务，基层干部碍于人力条件限制，不仅常常分身乏术，而且还需要挤出时间进行各种行政性文件、报表的撰写与录入，可谓“困于行政而无法自拔”。对此，基于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与高效准确的需求应答能力，类ChatGPT技术在资料整理，表单填写，发言稿、新闻稿、会议纪要等类型公文写作等各种复杂、烦琐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在接受基层干部输入的需求的基础上，凭借“一己之力”快速给出整理好的文件资料。而且基于在同一语境中连续对话的内容连贯性，类ChatGPT技术还能够再结合基层干部的新要求进而“孜孜不倦”地做出进一步修改，直到满意为止。通过在文书行政工作上替代基层干部，类ChatGPT技术能够帮助他们实现工作减负，使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时间、资源投入到为村民提供精细化服务上。其二，类ChatGPT技术能够优化数字业务的办理流程。在乡村中上线各种数字业务流程，本意是通过便捷的操作平台，减少公共服务供需主体之间的沟通成本与时间，但一大问题是村民对操作流程往往不甚了解，这极大地影响了数字业务的效率。对此，基于多模态的强大生成能力与控制能力，将类ChatGPT技术嵌入各种数字化平台，能够更好地辅助村民进行自主操作。在数字平台的运行中，村民可以通过输入文本、图片、语音等形式来表达自身需求与问题。类ChatGPT技术将对此快速响应，既可以生成所需的文本内容，也能在对复杂需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细化、分解任务流程，自动帮助村民在数字化平台上进行相应的操作。这对于年老、残障等数字素养欠缺的村民来说，将带来极大的便利。其三，类ChatGPT技术能够高效利用数据信息来满足个性化需求。强大的生成能力有赖于大量的数据“洗礼”，类ChatGPT技术不仅利用大量数据进行学习训练，而且也能够对数据加以高效整理利用，这为满足村民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提供了技术51上的支持。将类ChatGPT技术嵌入各种数字化平台，借助强大的模型算法，类ChatGPT技术能够对平台储存的大量村民数据信息进行高效分析，通过整理生成可供基层干部决策参考以及业务办理时运用的数据报表，对数据信息进行二次利用。如此一来，村民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将被有效地纳入基层干部的工作之中，引导基层干部积极主动地关注村民的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工作质量与精准化水平。长远来看，类ChatGPT技术通过将村民需求与基层干部工作衔接起来，将有助于引导基层干部改进工作方式，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在公共服务中更好地关注、满足村民需求，进一步缩短干群之间的心理、社会距离。（二）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赋权在数字乡村治理中，尽管数字技术的引进强化了国家、政府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干预能力，但却并未相应对等地提升乡村社会对于国家权力介入的话语权。面临政府绩效导向与乡村结构性困境，根植于乡村社会的社会基础未能发挥良好的承接作用，这就意味着社会参与仍然处于相对乏力的困境，数字乡村治理也并未真正形成多元共治的多主体参与格局。实际上，作为主要受益者以及主要治理主体的乡村居民参与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制于数字技术具有的高门槛带来的排斥效应，乡村居民整体数字素养的不足更是进一步抑制了其参与的意愿与能力。实际上，提升数字素养意味着养成使用数字技术的认知与能力，这需要在长期的技术应用过程中加以锻炼，但是各种高门槛的数字技术本身并不利于日常使用，更不用说达到训练的目的。相较其他数字技术，类ChatGPT技术具有低门槛、操作简便的特征，加之其首先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场域，能够提供对话式的人机互动模式，这意味着类ChatGPT技术的使用将如正常的人际互动那样简单。类似于得到广泛使用的微信、支付宝中提供的丰富小程序应用，类ChatGPT技术本质上也以一种应用软件、小程序的形式存在，只要提供一定的数字媒介，就能通过人机对话互动来满足使用者需求。低门槛的特征使类ChatGPT技术更容易被使用者接受，可以认为类ChatGPT技术已经达成了一定的适老化、适残化、适童化改造，这相当于为乡村居民提供了一个可供日常训练使用的“陪练员”。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赋权，类ChatGPT技术有利于缓解数字技术造成的排斥效应，引导村民对数字技术的接纳与积极应用，从而在村庄政治民主参与、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实效。其一，在村庄政治的民主参与方面。数字乡村治理引发了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型，面对国家与乡村、干群之间因技术赋权作用不同而产生的地位不对等，类ChatGPT技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赋权，使村民受到锻炼并形成应用技术参与的能力，社会层面的技术话语权得以生成。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上，借助类ChatGPT技术高效检索、整理并生成内容的能力，有助于村民实现国家政策、新闻信息的获取与“在地化”解读，提升对村庄公共事务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进而以自信而不是一知半解的态度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公共生活；在村庄民主监督上，类ChatGPT技术使村民得以利用数字技术对村庄公共事务、基层干部行为进行监督与评价，数字技术四通八达的联结能力有助于缓解干群之间、基层与上级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村民积极参与民主监督将有效避免基层数据造假、机会主义与腐败犯罪行为，维护乡村社会的公平正义。其二，在乡村的社会生活方面。在未来，类ChatGPT技术将走向实体化、轻量化，由软件变成一种可见的物质技术存在，这将给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带来新变化。通过类ChatGPT技术高效检索、整理并生成内容的能力，村民只需要与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就能够获得想要了解的信息内容，实现高效率的理想传播效果；面对农村老年人日趋严峻的心理陪伴问题，类ChatGPT技术具有高效抓取、利用数据信息的优势，在吸收使用者及其亲属的惯用语、表达方式甚至声纹特征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学习训练，从而更好地模仿人、趋近人进而服务人。类ChatGPT技术将能够以一种拟人的方式，让老年人感觉到亲人就在身边，进而对他们进行陪伴与心理慰藉；类ChatGPT技术还能够为乡村居民打造智慧化的生活方式，通过与家电物联网技术整合，类ChatGPT技术将充当家庭电器、智能设备的“智慧大脑”，人们只需要通过语音对话发布命令，类ChatGPT技术将能够按照要求指挥相应的电器设备运行。（三）多场景的技术应用价值不同于AlphaGo等专精于特定任务场景的人工52智能产品，类ChatGPT技术首次具备了在通用化的开放任务场景中与人类进行互动的能力，这意味着其突破了某些专业任务需求施加的外部限制，真正地走进人类生活，并在多元化社会应用场景中对人类提供帮助。与此同时，基于数据作为驱动燃料以及数字技术之间的良好衔接性，类ChatGPT技术得以整合不同数字技术，实现技术叠加的“乘数效应”。基于上述优势特性，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类ChatGPT技术能够多场景彰显技术的社会价值。其一，在赋能乡村社会中的现实应用场景方面。类ChatGPT技术基于强大的检索、整理与生成能力，能够提升乡村教育事业的效益，在乡村地区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等具体场域中，类ChatGPT技术将能够发挥文本撰写、资料收集、整理分析、阅读帮助、问题解答、参考咨询等多种辅助功能；类ChatGPT技术也有助于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品质，通过与影视、音乐、图书等作品的版权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公益广告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合作，获得文化作品版权的合法授予，在征集、整理分析村民公共文化类型、偏好等需求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文化作品目录并在乡村定期播放影片、戏剧，开展文化展览、文艺表演，这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村庄精神文明氛围；类ChatGPT技术还能够对乡村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传统文化、非遗技艺等加以宣传，为乡村旅游提供助力。通过“在地化”的快速检索、整理并提供相关传统文化遗产的历史发展脉络、背景知识、现代价值，类ChatGPT技术能够以一种拟人化的、贴近人的“亲和”方式，向外地游客进行高效的宣传、讲解。这不仅能够激起外地游客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并提升村庄传统文化在旅游市场的知名度，而且也有利于增强村民的自豪感、文化认同感，重塑村庄的共同体意识与文化自信。其二，在与其他数字技术进行整合方面。凭借良好的控制能力与需求回应能力，类ChatGPT技术可以通过与农业生产大数据、物联网、电子监控网络、农业技术推广平台、农产品交易平台、农机业务租赁平台等涉农领域的数字技术进行整合，充当一颗“机器之心”，为农业生产主体、经营主体提供全过程监控、突发事件警报、生产经营大数据分析与趋势预测、农业技术教育培训等现实辅助功能。这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数字化、现代化水平，提升规模农业产出效益与抵抗风险的韧性，带动村民、村庄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兴旺；如同当前各种应用程序、软件中所嵌入的语言助手、AI辅助那样，类ChatGPT技术可以嵌入数字乡村治理所搭建的各种数字化办公平台，充当具备超强分析生成能力与快速应答能力的智能客服。凭借低门槛、便捷高效的技术特征，类ChatGPT技术能够为需要办理数字化业务的村民提供相关政策解读、所需资料文件信息告知、业务办理流程提示、需求与意见反馈等各种具体辅助功能，通过切实有效的助力引导村民对数字技术的接纳、认可，提升村庄数字业务的精细化水平。四、类ChatGPT技术嵌入数字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为了使类ChatGPT技术的优势在数字乡村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应从加强多主体的协调互动、促成对基层实践的有效激励、培育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进一步着力。（一）加强多主体之间的协调互动数字乡村治理是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行的发展战略与制度安排，在宏观规划层面主要涉及中央与地方、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企之间的关系。理顺并加强多主体之间的协调互动，使不同主体各司其职，这是凝聚数字乡村治理合力的必然要求。首先，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在中央规划层面，应遵循技术进步、“三农”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循序渐进、审慎推进的稳妥方案，通过个别试点、地区推广，积极挖掘先进经验、典型案例中的共性与优势，边总结边推进，避免过度依赖“运动式”的全面推进模式；在地方实践层面，积极引导地方政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财政水平、数字基础设施、社会需求等物质、社会条件，统筹规划、科学研判，制定符合地方发展规律与实际状况的数字乡村治理行动方案，以此为准绳引导基层的实践与探索；在信息交流层面，畅通中央与地方之间双向的信息传递、互动渠道，支持引导地方及时总结并上报治理成效、实践难点、具体诉求等需求信息，以供中央进行决策参考与宏观把控，对中央规划进行必要修正，取消不符合发展规律的条款；在数字技术体系中，应结合类ChatGPT技术的新特征、技术53优势、应用前景等要素，在现有的数字技术体系中为其确定合适的位置，积极出台相关支持配套措施与修正方案，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将是否引进、何时引进、如何使用类ChatGPT技术的自主权赋予地方，避免因“大推大建”而增加基层的技术性负担。其次，在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上。数字乡村治理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在地方实践层面上有赖于不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借助各种数字化平台，地方政府部门的服务覆盖面得以向乡村地区延伸。以海量的数据信息为驱动，数字技术之间良好的衔接性理应能够打破不同部门之间的壁垒并促成合作。但是，囿于职权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等传统体制弊端，不同部门之间数据不互通、业务办理流程不够一体化，导致各种数字技术的优势无法充分彰显，影响数字化平台的运行效率。对此，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可以采取工作委员会的形式，在数字乡村治理相关部门之间设置一个协调指挥机构，厘清部门职责与边界，促成不同部门之间的良性合作，打破数据壁垒并不断提升数字化平台的运行效率。再次，在政府与数字技术研发企业的合作上。出于高效率社会分工的需要，数字乡村治理所依赖的各种数字技术设施并不由政府自身开发，而主要采取向相关企业进行招标的方式获取。正如“术业有专攻”的古老哲理所言，为了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治理效能，这需要政企之间保持密切的合作。针对类ChatGPT技术的鲜明技术优势，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其所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的长远价值，加强数字技术产业规划布局，积极引导我国相关企业发展并参与国际竞争，在税收减免、创新经费支持、市场准入审批、企业集资上市等方面出台配套支持措施，积极打造适合技术创新的良好外部政策环境。结合数字乡村治理发展需要，向企业提出技术开发、应用拓展的具体需求，提升类ChatGPT技术的适用性。（二）促成对基层实践的有效激励复杂性是我国乡村地区的重要特征，正是由于不同乡村在自然、社会等发展条件上普遍存在着差距，数字乡村治理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不能采取“平均主义”的方式全面推进。数字乡村治理的主要行动主体、政策落实者是乡村地区的广大基层干部，而是否能够对其予以有效的激励，是影响数字乡村治理成效的关键要素。其一，为地方探索赋予自主性空间，允许多元化实践探索。数字乡村治理秉承着实现善治的治理内涵要求，而对于幅员辽阔的乡村地区来说，如何实现善治以及如何评判治理成效，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条件。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地方自主性、能动性，让地方实践真正契合乡村社会的实际需求，破除“量化思维”“数字至上”等传统的上级考核观念对基层带来的思维限制与行动约束。引导地方秉承内生性眼光，将注意力转移、集中于村庄、村民的真实需求上，结合村庄的资源禀赋、相对发展优势、现实发展障碍等客观条件，科学合理地选择真正有助于乡村进一步发展并走向善治的数字乡村治理路径，避免上级过度干预而导致各地在实践上“强行求同”。在数字技术引进上，尊重地方自主选择权，允许地方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引进最为迫切需要、预期效果明显的数字技术设施，让技术真正嵌入、适配乡村需求。其二，创新考核方式，对基层干部进行有效激励。在数字乡村治理中，政府绩效导向层出不穷的绩效考核方式并未对基层干部发挥有效的激励作用，反而使他们在完成任务指标的过程中压力剧增甚至疲于应付。对此，上级不仅应渐进取消具有任务摊派性质与“形式主义”倾向的考核指标，而且应当因地制宜，结合村庄实际创新考核方式，通过从行政层面为基层干部解围，调动他们助推数字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比如，针对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水平高的乡村，可以结合数字乡村治理对于提升农业发展效益、服务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促进农业收益等方面设置考核指标；针对文旅资源丰富的乡村，可以结合数字乡村治理对于带动乡村旅游发展的具体成效来设置考核指标；对于“脱贫摘帽”型乡村，可以结合数字乡村治理对于巩固脱贫成效、监测返贫风险以及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成效来设置考核指标。同时，在对基层干部进行考核时，上级也应当充分吸纳村民的评价，避免独断专行而造成对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的打击。（三）立足乡村培育数字治理共同体数字乡村治理利益牵涉面广、利益主体多元，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交织，使得每一位乡村居民54都有权利和义务共同参与进来。因此，数字乡村治理不能是政府自上而下操纵的“独角戏”，而应当充分发掘乡村本土的治理主体力量，积极培育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在数字乡村治理场域中，引导村民培养起利用数字技术的习惯，通过数字技术赋权自身、积极参与，这也将有助于解决数字乡村建设“乡村不动”19的问题。以乡村为本位，通过内生力量培育与外部资源注入实现双向发力，这将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培育创造良好的条件。其一，开展本土化的数字人才培训。面对数字乡村治理的发展大势与能力要求，乡村居民应顺应数字技术创新发展趋势，自觉与时俱进地提升数字素养与技术应用能力。地方政府可以立足乡村建立起常态化的数字能力提升工程，通过与数字技术企业、高等院校等合作，深挖业界、学界技术资源，在乡村地区定期开设基层干部数字技能提升培训班，科学设置能力考核指标与合格标准，将考核成绩与基层干部的数字化平台上岗资格、绩效奖励等进行挂钩，反推基层干部不断提升自身数字素养，转变工作作风与工作模式，在乡村社会中发挥引领、表率与技术模范作用。与此同时，在乡村中开设农民数字技能培训班，不仅提供具有普适性的数字技能培训，帮助村民掌握使用数字社交媒体软件、数字化平台的应用能力，而且也面向从事创业、经营的职业农民开展特定的数字能力提升培训项目，传授并提升他们农业数字化经营、农村电商等经济活动相关的基本知识、专业技能以及相关政策法律的熟悉程度，顺应数字乡村治理需要培育掌握数字技术的高素质职业农民、农业大户与电商人才。其二，引导外部的数字技术人才下乡。同步于乡村内生力量培育，充分发挥外部引进的数字化人才的帮扶作用也是一条重要的现实路径。对此，政府应从财政、税收、金融、人才等方面健全数字下乡创业扶持的政策体系，为吸引外部数字化人才下乡进行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探索设置数字技术指导员、特派员制度，完善相关配套保障措施与人才优惠政策，通过与企业、高等院校合作，成立数字乡村专家工作室、实训基地，畅通城市数字人才下乡渠道，定期选派数字技术人才开展下乡驻村工作，将驻村帮扶与大学生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结合数字乡村治理的实际需求，在大学生“村干部”的选聘工作上赋予乡村更多自主权，促进专业对口、需求匹配，持续完善相关支持措施与政策倾斜，吸引“技能型”“专家型”人才驻村工作，助力数字乡村治理。（四）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协调发展数字乡村治理作为一种在技术赋能作用下诞生的新型治理模式，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其中的重要特征。乡村作为数字技术的作用场域，数字乡村治理的成效如何、价值何以彰显、评价等重要问题，都需要回归乡村社会这一中心并由之进行评判。对此，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乡村社会中的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