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视域下农村地域犯罪机制研究——以D县假币案为例.pdf

农村地域性犯罪现象的出现，并非单纯具有理性偏好的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偶然形成的一种宏观聚合，而是一种深深嵌入农村社会网络关系之中的高度地域化的群体行为，是寄生于农村社会结构中具有群体色彩的犯罪现象。农村社区独有的社会关系格局对该种犯罪行为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决定着地域性犯罪的发展边界、发展速度与内部形态，同时也塑造着地域成员接触、认同和参与犯罪的犯罪衍生机制。关键词：农村犯罪；社会网络；熟人社会；犯罪现象中图分类号：D9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 7 2-6 40 5（2 0 2 3）0 2-0 0 48-0 5一、地域性犯罪的研究关于地域性犯罪的概念，通常指成员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在异地进行某种特定的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团伙，该术语最早强调犯罪中“人”的同质性，犯罪空间可以是流动而非固定的。而于公安实务中出现较小区域的犯罪分子以相同的手段实施同类型的犯罪，此现象通常被理解为刑事犯罪的地域现象。2 该类犯罪的研究视角也开始转移到固定的犯罪空间之上。在此基础上，有学者研究发现南方沿海地区中同地域、同类型的犯罪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逐渐增多，且此类犯罪极具蔓延性和传播性，并其产生机制指向了犯罪人之间的地缘和血缘关系。3关于地域犯罪的成因，诸多学者借助社会学的视角来透视地域犯罪的产生。例如有学者借助社会失范理论，探寻地域犯罪中犯罪人的行为逻辑与社会因素，指出地域犯罪背后的身份认同危机与社会控制减弱等失范现象是犯罪产生的重要因素。而在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城乡文化冲突下的主流文化排斥，则使得部分地区滋生的犯罪亚文化促进地域犯罪的形成。5学术观点虽各异，但作为一种群体犯罪现象，其空间、人员与行为特征都表明，应从整体的角度来研究其产生与发展机制。多样化的学术观点多以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信仰因素和价值角度来对该现象进行解释，认为当社会支配性的规范和价值信仰无效时，犯罪便极易产生。特别是实务中所秉持的博奔论，认为该类现象是具有理性偏好的个人，因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偶然形成的聚合，以此论证贫困地区犯罪现象的频发。上述观点虽具极强的说服力，但大多忽略地域性犯罪中农村这一场域要素，且难以对地域犯罪的持续蔓延趋势进行理论化阐释。地域性犯罪的产生，不能仅以犯罪收益、文化观念和个体偏好进行解释，相比之下，我们更需要理解乡土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聚合成群体犯罪模式的，即按照农村的社会发展规律与特征揭示农村地域性犯罪的衍生逻辑。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选取湖南D县作为本次的案例研究对象。D县所在地区素有“襟带两广、屏蔽三湘”之美誉，旅游业发达，人口上仍以农民为主。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产生外出务工热潮，部分务工人员在外务工时接触伪钞制造后，便开始在家乡从事假币制贩并“推广”，逐渐壮大成家族式灰色产业链，随后形成的“假钞江湖”甚至被戏称为“中国第二人民银行”。2 0 18 年以来，D县假币查获数量占全省的8 0%，且案发量在全国假钞案占比高作者简介：徐威（19 9 8-），男，河南信阳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 0 2 1级犯罪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犯罪社会学。收稿日期：2 0 2 3-0 4-1748达8%，查获假币超19 0 0 万，是公安部2 0 2 0 年打击金融犯罪专项行动以来破获的重大案件之一。因其在特征和原因上都具有代表性，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用以探究此类现象的特点与衍生机理，以期说明农村地域性犯罪背后的逻辑与规律。二、农村地域性犯罪的社会网络特点犯罪现象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的一定时间和地点的犯罪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它一般是指一定的国家或地区一定时间内各种犯罪的整体情况。6 作为假币制贩的重灾区，D县的假币犯罪具有地域性犯罪的通常特征。（一）犯罪现象以农村社会网络为边界地域性犯罪基于地缘、血缘关系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关系产生。在外部存在“边界”，而内部则保持着团结。为了确保犯罪活动的稳定，其成员往往是同村同姓之人，有较强的身份认同，多以家族、亲朋、邻里关系为纽带，存在共同的利益与信任基础，排斥外界参与，呈现显著的“家族式”特征。犯罪地点也大多选择较为隐蔽的场所，以干扰、躲避侦查。据D县警方案件通报，伪造假币过程中的亲友协助现象屡禁不止，如提供场所、设置暗哨及打探消息等。犯罪产业链成熟后，犯罪人在D县难以开辟新的“犯罪市场”时，以至出现“代际遗传”现象，犯罪人的年龄跨度逐渐拉大，新一代犯罪人路身其中，犯罪由“横向传播”走向“纵向传递”，犯罪的蔓延触及社会网络边界时便逐渐放缓，犯罪人的年龄结构开始向下延伸，后续涌入的人员逐渐年轻化。地域性犯罪相较寻常的共同犯罪而言，其规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往往也受网络关系的限制而在达到阈值后难以继续发展，犯罪现象只会在地域内蔓延而难以“外溢”。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资本，是犯罪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与合作的前提，而一旦超越了社会网络关系的范围，信任机制便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关于身份的“边界感”由此产生并减缓犯罪的蔓延，新的犯罪就只能在原地域上被消化和吸纳，使犯罪现象在空间上呈现出高度地域化的特征。（二）犯罪现象在社会网络中传播迅速依托农村社会资本，犯罪现象得以在特定地域内凭借着发达的社会关系网，实现快速传播蔓延，在短时间内使犯罪活动走向专业化。中国的乡土社会属于“关系本位”的人情社会，古老的农耕文明和宗族制度凝聚了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得现代化在持续推进的当下，人们依旧容易形成一个相互熟悉且密切联系的共同体，组成紧密的社会网络并在群体间生成“强关系”，在此基础上，群体活动传播迅速且更具号召力。而当某种犯罪活动在农村社会流行开来时，社会资本依旧能够起到特殊的支持作用。一方面，信任机制能够有效降低村民间的沟通时间与交涉成本，通过展示犯罪收益形成对其他成员的犯罪吸引，增加其对犯罪活动的帮助、纵容和参与行为，提高犯罪的隐蔽性和效率；另一方面，凭借集体压力来压制个人抗争，对其他乡村成员形成较大的心理强制，随后将其裹、拖拽到犯罪旋涡之中。农村独特的社区生态使得村民彼此紧紧联系在一起，相互熟悉又知根知底，尚未实现“原子化”的生活模式，越轨现象的出现并不足以有效唤醒村民的高度责任感和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据D县村民回忆，假币制贩风气盘踞当地十数年，早已司空见惯。其犯罪现象在地域范围内实现了短时间的大范围传播，甚至仅在数年间就走向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犯罪利益链条和“产业化”犯罪模式。由于农村社会网络这一媒介的存在，个体在面对体量庞大的犯罪活动时，其理性与价值倾向都会受到极大的干扰与限制而被牵扯进犯罪活动之中，导致犯罪体量的快速膨胀。（三）犯罪网络中易形成特定制度规范在D县，假币犯罪的专业化程度极高。当地人深知假币产业的“悠久”历史，经过数十年的演变，这里早已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伪造、买卖、运输以及持有假币犯罪一条龙地区，刑法规定的每一项犯罪的环节，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产业化的犯罪模式造就了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条。为确保犯罪活动有序进行，犯罪人在合作中会于犯罪群体内形成特定制度规范，即犯罪共同语言，用其代替原有的文化规范并嵌人到社会网络中。这种根据犯罪活动需要而产生的规范，不同于宏观的社会文化，它契合了犯罪活动需要，适用对象也明确指向犯罪成员，帮助犯罪群体进行分工与资源配置，促进犯罪行为的整合与统一。犯罪制度规范的形成，意味着犯罪现象早已根植于特定地域中，是犯罪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D县假币版图中，犯罪人基于制造、贩卖和运输的需要形成了明确的人员分工，产业链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执行标准和相应惩罚机制。犯罪分布呈现高度的“集群”格局，黑色产业集群内的关系主体繁多，业务往来有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产业“上游”与“下游”分工明确，“生产不负责加工，加工不负责销售”，仅以产业链作为彼此联结的纽带。为躲避侦查，犯罪人倾向选择伪造小面额纸币，规定成员携带假币数额不能超过四千元，并对市场进行严格筛选。这种“规范”不仅掩护了犯罪活动，同时也加强了犯罪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道德性驱动力与伦理本位价值观的驱动下，犯罪成员之间甚至发展出“学徒”制的内部关系，由掌握伪造技术的“技师”向同伙传授技术与心得。“师徒”关系不仅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追求犯罪技术的学习共同体，该现象出现的背后，是犯罪行为在当地逐渐超越单薄的个体犯罪层面而走向专业化、规范化的事实。49三、农村地域性犯罪的衍生机制犯罪事件的发生与空间地域之间的绝对关联性，决定了其犯罪事件发展的生态区位聚合模式的建构。纵观D县假币制贩历史，微观层面的犯罪虽具有明显的个体特征与强烈的个人专属性，但若以“犯罪现象”观之，地域性犯罪则指当地时空内发生的整体事实，具有超越犯罪个体层面的动态性和整体性色彩，是诸多地域因素作用下形成的集合。农村独特的社会网络为个体犯罪与大规模行动的加总过程做出一个合理而详细的解释。（一）接触：强关系推动犯罪信息传递与群体动员地方性的信息桥加速犯罪信息的传递与扩散。犯罪人获得违法收益的同时，对其他村民有着极强的示范和暗示，同时各种犯罪手段和心理也受彼此间社会关系和共同理解的影响。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是群体犯罪出现并流行时，完成信息传递、技术传播与群体动员的重要因素。格雷兰诺维特虽一直强调弱关系在信息传递中的重要作用，但这种假设在不同背景、民族国家适用时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学者边燕杰曾提出，中国的强关系在提供有用的信息上似乎更加有力。9 首先，乡村成熟的社会网络，意味着人们的网络关系之间的重叠程度、互惠程度以及交往频次要高于一般社区的群体，庞大的信息来源使犯罪信息即使不存在中介和鼓动的情况下，依旧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范围的传播。其次，农村社区的强关系加强了犯罪资源、技术的理解与传递，甚至能够帮助犯罪同伙跳过犯罪行为与技术的学习阶段而更快速地投入犯罪活动中。最后，完善的社会网络关系以极低的成本就能够起到很好的群体动员与号召效应。在新的信息传入时，群体间的反应与行动会更加显著和强烈，带动更加广泛的群体参与黑灰产业中去。在D县假币案件中，犯罪人“走南闯北”，社会关系复杂，“早入行”的人靠着伪造假钞“发家致富”，不良示范诱使其他村民而走险参与犯罪，犯罪的成本、收益以及规避侦查的方式在农村地域间早已不再是秘密，而其犯罪手法更是仅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便能催生出完整的产业链。乡土性的强关系助长犯罪的蔓延，使犯罪现象更容易形成地方性的紧密内聚。（二）认同：邻里网络强化犯罪心理认同社会网络促进犯罪行为传递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帮助群体对其犯罪身份与犯罪心理的认同与理解走向稳固的过程。农村社会中频繁的生活互动塑造了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使犯罪人与守法居民联系在一起，居民很难遣责与自身有密切联系的人，社区自身面对内部犯罪现象的弥漫之时难以将其根除，影响正常的社会控制。被犯罪现象所渗透的社会网络则会进一步强化居民对犯罪现象的理解、认同与接受。第一，庞大的社会网络加剧了责任意识的淡50化。在社区内部缺乏自我纠偏和犯罪预防机制的建设时，社区民众难以对犯罪现象进行有效和实质性的抵制，而且抵制的后果往往要面临被农村社会网络排斥与孤立的风险，使村民面对犯罪现象时会出现集体性的沉默。第二，社会资本的异化使人们在犯罪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与合作意识日益提高，犯罪利益共同体也得以形成，群体间实现了利益捆绑。而在后续犯罪活动中，持续性的群体行为冲淡了行为人对于犯罪的羞耻感，在这种群体氛围之下，居民并不会对犯罪行为进行强烈的排斥与谴责，而是一种纵容与默许态度。第三，农村集体在犯罪过程中重复互动所形成的非正式规范，会持续服务于犯罪活动并将犯罪行为塑造成一种日常活动，在农村社会环境中使犯罪行为通常化。这种非正式规范的形成会使得居民默认犯罪现象的存在，将犯罪行为进行合理化地理解、接受乃至参与。（三）参与：犯罪行为在农村社会中的漫射村民对犯罪参与进行决策时，还要部分地取决于农村社会中其他人对犯罪的选择，行动者之间的互相影响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格兰诺维特采用阈值漫射模型对于个体参与者的社会关系状况与集体行动的结果做了合理的预测与解释。例如群体犯罪产生的解释中，激进者参与犯罪的阈值往往很低，因为他参与的收益较高，在阈值为零时，即使无人参与，其本人也会实施犯罪，因此，他实际上是犯罪活动的领头人。而对于犯罪行为持保守心态的人群往往阈值较高，阅值为10 0%时，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参与犯罪，因为他的收益几乎为零。这样根据个体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可以确定一个人参与犯罪的可能性。这种模型还适用于骚乱爆发、谣言传播、罢工等集体现象的解释。一个工人是否罢工，取决于多少人已经罢工。一个人是否投某个候选人的选票，取决于多少人已经决定向这个候选人投票。阈值漫射模型也可以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因为人群中阈值的分布会直接影响到集体决策中不同选择的数量与比例。如果犯罪现象暴露在100人的群体中，且10 0 人的阈值是从0 到9 9 的连续分布，其结果就类似游行花车效应与多米诺骨牌效应，阈值为0者往往是犯罪行为的发动者，其实施的犯罪行为会诱使阈值为1者实施犯罪，而二者会共同引起阈值为2 者实施犯罪，最终所有人都会参与到犯罪活动之中。而当人群中出现阈值断层，即缺乏阈值为1者时，犯罪行为就不会在群体中继续漫射。但阈值模型会将社会关系引人进来，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空间分布、互动群体中的社会结构都会对群体行动结果产生复杂而重要的影响，如果存在一种成熟完善的社会关系结构，那么个体参与行动的阈值也会降低。格兰诺维特更是指出个体行动者对于亲人、朋友、邻居的行动比对陌生人的反应阈值会更低，这实际上是对阈值分布的一种修补与填充。在农村地域性犯罪现象中，犯罪人所身处的熟人社会环境是犯罪形态演变的重要因素。一些假钞制造老手会将犯罪的手法、技巧与经验传授给朋友与亲戚，甚至在犯罪过程中会拉拢村民为其行为打掩护，致使假币制造风尚的蔓延更加迅速且难以根除。无论是亲朋邻里的“带动”，还是后来出现的代际传递，这种群体性犯罪的产生就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过程，其背后折射出独特的农村社会网络对犯罪活动的影响。一是发达的农村网络不仅短时间内实现了犯罪行为的传递与认同，同时也降低了其他成员对犯罪的“抵抗力”，使村民更加积极地参与犯罪，尤其在血缘与地缘因素的加持下，农村网络塑造了村民的低激活阈值。而当社会网络成员参与人数逐渐提高，犯罪行为的“社会信号”便更容易出现，促使其在群体中快速扩散和漫射，导致犯罪行为的代际遗传与学习模仿现象出现。二是农村社会网络成员的同质性极强，阈值标准差易处于临界点，即阈值分布均匀且更具连续性。在信息流动不易受阻，激活阈值不易断档、缺乏公权力的强制干预的情况下，群体犯罪更容易爆发，并借助社会网络关系扩散，慢慢将农村村落塑造成封闭的“犯罪专业村”。四、农村地域性犯罪的应对思路地域性犯罪根植于农村社会环境之中，当地社会结构客观上为地域性犯罪问题的出现提供了温床，但也为我们揭示出犯罪背后的衍生机制与规律，提供了针对该现象的治理思路。（一）完善社区建设，建立内部预防机制重建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健全内部纠偏机制是预防地域犯罪的重要思路与途径。在国内外有关犯罪预防的研究中，向来十分重视“社区”的作用，健全的社区本身具备的社会资本与联结机制，能够塑造居民对犯罪行为的低容忍度，抑制犯罪价值观的传播。而在农村地区，某一类型化犯罪的大量出现、犯罪行为不断扩散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的背后，折射出的是该地区中社区建设水平低下的现实，也是社区治理角色缺位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基层组织的决散与软弱将会降低社会规范对民众的约束力，并使得犯罪更加泛滥猬癫，进而使农村社区进入失范状态。加强社区建设是实现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为此，要修复并完善多种基层自治组织，做到群防群控，从乡土社会汲取治理资源，实现邻里相互守望。培养基层乡土力量，加强农村社区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借助村社、宗族等非正式组织在基层法律宣传和道德维护方面的作用净化不良风气的侵染；镇政府与村两委要发挥作为国家法律意志和现代价值观在基层社会践行的推动者与执行者的作用，10 加强基层治理与监管力量的投入，及时遏制农村犯罪引发的破窗效应。依靠乡土社会中的情感联结和权威形象，及时纠正基层民众的各种犯罪苗头，凭借基层组织在农村社会网络中建立的屏障，阻绝犯罪思潮在农村社区的植人和蔓延，防止犯罪现象的大规模演化。（二）实施重点管控，弥合外部阻断机制重点人员管控始终是公安工作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针对地域化的犯罪情况，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农村地区的社会环境，对重点人员和重点地区进行精准管控，节约警力，提高实效。在群体犯罪现象中，全面掌握犯罪信息和犯罪技术要领的重点犯罪人员，往往就是种种事件的“爆点”。他们通常会借助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社会关系实现犯罪思想和行为的传播，因此他们更容易发起并带动周边人员参与犯罪，恰如激起水中波纹的石子，以自已为中心向周边推开。针对此，公安机关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排查筛选重点人员，全面收集并准确掌握重点人员的基本信息与主要动态，及时提取重要线索、发现其他调查对象，并对其可疑行为及时进行监管与干预，提高侦查办案效率；加大摸排走访力度，对无正当职业者、前科人员进行重点监控，收取相关违法证据。重点人员的管控不仅能够有效阻止犯罪技术的传播，同时也能够弱化其在犯罪群体的示范效应，降低犯罪对其他人员的吸引力，从而起到良好的警示作用。（三）加强法治宣传，提高村民法律意识发挥法治的宣传与警示作用。农村地域中类型化犯罪的出现，表明农村地区中的法治建设已经迫在眉睫，农村地区时常处于社会整体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现代化治理格局中的薄弱之处，法治建设的不到位往往更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越轨民众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法治意识和观念淡薄，对犯罪行为和法律条文的认识不全面，往往是他们参与犯罪的重要心理驱动因素。D县部分村民时常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参与假币制作，甚至认为只要不是“主谋”便相安无事，此类价值观在犯罪群体中屡见不鲜，在这种法治建设水准低下的环境中，犯罪网络极易滋生蔓延。针对农村法制观念的缺失应当加大普法宣传力度。12 可以根据村民的理解水平与接受程度，采取灵活且多样化的宣传方式，及时纠正村民对于犯罪行为的认知偏差。例如，加大政府部门对同类刑事案件的通报与解说、定期开展专家讲座和志愿服务工作、通过文娱作品进行法律宣传等，提高农村居民对于违法犯罪的认识与了解。同时，开展以社区为导向的警务宣传与巡逻，加强打击犯罪信号的持续性与感知度，以起到良好的宣传和警示作用，遏制犯罪行为的蔓延势头。地域性犯罪虽是近些年新出现的犯罪类型，但其危害却不容小觑，它借助当地成熟的社会网络结构来实现自身51的发展与壮大，而给当地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的阻碍却是破坏性的。该类犯罪现象不仅会使基层治理陷人僵局，而且也会对原有的产业结构与治理格局造成毁灭性打击，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D县假币案的衍生与发展历程是诸多地域犯罪现象的缩影。乡土社会中的基层治理与法治建设水平的短板，使农村社会中狭隘的熟人关系、封闭的群体思维更加容易滋生犯罪亚文化和犯罪网络，并渐渐将农村塑造成现代化社会的孤岛。为此，要借助农村社会网络正向作用，建立内外联合的预防和治理机制，遏制犯罪苗头，防止犯罪行为的蔓延，确保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注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 0 10 年颁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 0 10 年颁布）第2 2 条规定，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四百张（枚）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参考文献：1任九光.地域性犯罪群体的概念、成因及预防一对北京地区流动人口犯罪状况的考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 0 0 4(0 5):144-149.2姜发挥.略论刑事犯罪地域性现象.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 0 0 1(0 2):2 9-30.3王刚.地域性同类型犯罪研究.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 0 12(12):12 8-130.4谢川豫,陈杨.地域性犯罪现象的衍生逻辑一基于L县的田野调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6):13-23.5李永丽.流动人口中地域性犯罪的成因及防控对策研究 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 0 14.6王牧.犯罪现象论研究.当代法学,19 9 2(0 2):57-6 1.7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0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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