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戏剧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变局_张炜.pdf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2023 年第 3 期(Social Sciences Edition)(总第 272 期)史学研究诗歌、戏剧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变局 张 炜摘 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初期的不少戏剧和诗歌作品已经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因素。在17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排斥危机”时期,诗歌戏剧作品中的政治因素愈发显著,并逐渐形成了支持辉格党、反对天主教的一派和支持托利党、拥护国王正统的一派。但是,以德莱顿为代表的剧作家和诗人群体,其政治态度往往是多变的。他们常会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而采取于己有利的依附策略,因此,由其作品所推动的舆论风向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从这一时期相关创作和表演的活跃程度也可看出,政治性诗歌、戏剧已在英国大众文化中占据了愈益显著的地位,是构成 17 世纪后期英国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词:诗歌;戏剧;德莱顿;党派政治;社会舆论中图分类号:K5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3)03-0016-12作者简介:张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 世纪英国社会舆论与政治制度发展演进研究”(16BSS043)的阶段性成果。John Dryden,A Poem upon the Death of His Late Highness,Oliver,Lord Protector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London:Printed for William Willson,1659,p.3.一、引言诗歌、戏剧与政治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它们在展现政治观念、表达政治情感时,往往具有无法替代的宣传功用。1658 年 9 月 3 日,英格兰共和国的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因病去世,诗人、剧作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于葬礼之后写就了纪念这位护国主的诗歌英雄礼赞(Heroick Stanzas,Consecrated to the Memory of His Highness,Oliver,Late Lord Protector of this Commonwealth,&c.)。在这首诗中,德莱顿将克伦威尔在世时的作为比喻成“神圣的雄鹰在飞翔”。德莱顿以凭借坚固闻名于世的博洛尼亚城墙作比,认为国家的安全、征服爱尔兰,都归功于克伦威尔。与“轻率鲁莽的61君主”不同,克伦威尔所拥有的“统治权”(Dominion)并非他自己的本意,而是来自上天。此外,德莱顿特别强调了克伦威尔在开拓海洋方面的功绩。他指出,荷兰曾是英国在欧陆的强劲对手,而现在,荷兰人“驯服地”不再提出他们不公正的诉求。以前,人们像对待俘虏一样对待英国人,但这头英国狮子开始了它的吼叫。因此,对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英国人来说,海洋便是礼物。就在德莱顿写作并出版这首诗作不久后,理查克伦威尔由于失去军队的支持而放弃了护国主称号,靠军队复活的“残余议会”也与军队矛盾重重。拥兵自重的驻苏格兰英军总司令蒙克在 1660 年年初率军南下,拥立逃亡欧陆的查理二世复辟。这一年,约翰德莱顿出版了欢迎查理二世复辟的诗歌阿斯特莉亚雷杜克斯(Astraea Redux)(又名回来的星辰)。此后,德莱顿摇身一变,以保王党立场创作的诗歌一发而不可收:1661 年,德莱顿创作出版了为查理二世加冕礼所作的诗歌;1662 年,他又出版了在新年节向大法官进献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风格,一改之前为克伦威尔所作诗歌的谨慎作风,而表现出更加奔放热烈的情感。德莱顿作为当时颇具知名度的诗人和剧作家,其态度转变具有戏剧性。而随着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后对戏剧演出的解禁和大力扶持,英格兰戏剧很快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同时,戏剧与时局也形成了较之前更为紧密的关系。自 20 世纪以来,欧美学者对德莱顿的诗歌戏剧作品进行了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复辟时期政治与戏剧的关系问题也渐成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进入 21 世纪以后,对德莱顿诗歌素有研究的哈蒙德强调,在 1670 年代末和 1680 年代初的政治危机期间,戏剧开始积极介入日益紧迫的立宪和社会问题,快捷的出版可使戏剧作品让更广泛的受众接触到,并推动了迅速发展的政治辩论。而就笔者目力所及,国内关于德莱顿等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文学角度的解读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在有关德莱顿讽刺诗学的最新研究中,李树春等学者已注意到其诸多作品的政治背景。不过,鉴于这一时期诗歌、戏剧作品中日益显著的政治色彩,我们认为从政治与文学互动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作品的特点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话题。特别是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60 年代初期)和查理二世后71张 炜 诗歌、戏剧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变局John Dryden,A Poem upon the Death of His Late Highness,Oliver,Lord Protector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pp.6-8.John Dryden,A Poem upon the Death of His Late Highness,Oliver,Lord Protector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pp.10,12.John Dryden,Astraea Redux,London:Printed by J.M.for Henry Herringman,1660.John Dryden,To My Lord Chancellor,Presented on New-years-day,London:Printed for Henry Herringman,1662.John Sargeaunt,ed.,The Poems of John Dryde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0.James Kinsley,ed.,The Poems of John Dryden,Oxford:Clarendon Press,1958.Paul Hammond,ed.,The Poems of John Dryden,vol.I and vol.II,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5.Paul Hammond,ed.,The Poems of John Dryden,vol.III,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2000.Allardyce Nicoll,“Political Plays of the Restoration,”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vol.16,July-October 1921,pp.224-242.Allardyce Nicoll,Restoration Drama 1660-17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3.George W.Whiting,“Political Satire in London Stage Plays,1680-83,”Modern Philology,vol.28,August 1930,pp.29-43.Clement M.Eyler,“Drama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1679-1685),”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vol.42,March 1965,pp.259-270.Robert D.Hume,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Drama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David M.Vieth,“Psychological Myth as Tragedy:Nathaniel Lees Lucius Junius Brutus,”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vol.39,November 1975,pp.57-76.Richard E.Brown,“Nathaniel Lee s Political Dramas(1679-1683),”Restoration: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ry Culture,1660-1700,vol.10,Spring 1986,pp.41-52.Sue Owen,“Partial TyrantsandFreeborn Peoplein Lucius Junius Brutus,”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vol.31,Summer 1991,pp.463-482.Victoria Hayne,“All Language Then is Vile:The Theatric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Rhetoric in Nathaniel Lees Lucius Junius Brutus,”ELH,vol.63,Summer 1996,pp.337-365.Paul Hammond,“The Restoration poetic and dramatic canon,”in John Barnard and D.F.McKenzi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vol.V,1557-169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388-409.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新代表性著述为 John West,Dryden and Enthusiasm:Literature,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Restoration Eng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书中集中讨论了“热情”如何成为了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来源。何其莘:德莱顿和王朝复辟时期的英国戏剧,外国文学1996 年第 6 期。何其莘:王朝复辟时期的风俗喜剧,外国文学1998 年第 5 期。李树春:约翰德莱顿讽刺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3-61 页。期的王位继承问题(1670 年代末至 1680 年代初)乃是牵动英国政治制度走向的重要节点,透过民众喜闻乐见的诗歌、戏剧作品,我们或可一窥英国社会舆论对上述变革的态度倾向。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前后的诗歌、戏剧作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德莱顿的诗歌风格发生了 180 度的转变。1660 年出版的阿斯特莉亚雷杜克斯的副标题便是“关于神圣的查理二世陛下快乐复辟与归来的一首诗”,明确指出了该诗的主旨内容。在德莱顿笔下,查理二世的长期流亡让英格兰教会与政府痛苦不堪,这一时期英国宗教讲坛上满是胡言乱语,最高权力则被政党派系夺走。诗人以此说明,查理二世对于国家和教会是不可或缺的。在 1662 年敬献大法官的诗作中,德莱顿继续写道:“当我们伟大的君主被流放时,智慧和信仰都遭到摈弃最后,缪斯又恢复了自然所赋予的伟大职责。”在这里,恢复社会等级秩序被塑造成王权复辟的一大合法性来源。而对于秩序破坏者,德莱顿给予了毫不留情的痛斥。他指出,作为打破社会既有秩序的行为,普罗大众靠着欺骗,带着武器起来造反。正是所谓“奖赏”让他们热血沸腾,“那神圣的紫色和鲜红色长袍,如同大象身上的血红色染料”。德莱顿在此暗示,之前议会派对权力的获取全靠武力和流血。他以希腊神话中象征风暴的堤俄福斯来比喻英格兰的政治动荡,认为“暴民”(Rabble)享受着这种自由,正像海风自由地到处破坏一样。这群造反者如同独眼巨人一样盲目、狂野,他们所拥有的是“无法无天的野蛮自由”。面对这样的困境,查理二世所具有的“男子气概的勇气”让他勇于与这一风暴作斗争。德莱顿追述了查理二世在伍斯特战役后被迫流亡海外的生涯,歌颂了查理在逆境中不断奋斗的精神,认为“强风没有撼动他的王冠,反而使其更加坚固”。1661 年,查理二世正式加冕为英国国王,德莱顿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颂词(Panegyrick)。诗人先以圣经中大洪水的场景烘托出 17 世纪中后期英国时事之艰难,之后又以诺亚方舟拯救人类的故事来类比查理二世回归的重大意义。国王加冕礼作为“更庄严的盛况”,虽然有些姗姗来迟,却是“自然”秩序焕然一新后的结果。为了凸显国王加冕对民众的意义,德莱顿不无谄媚地表示:“我们没有增进您的荣光,而只是享用了它。”通常而言,这一时期为国王所作的诗歌除了显示国王本身的尊贵血统外,还会对现实中的征战予以歌颂。在这首颂词中,德莱顿对北方边境和大海都有所提及。他讲道,“北方蛮荒之地不知何为美德”,有赖国王宽恕;而海洋已成为英国立国之基,“蓝色帝国”等待国王驾驭。总之,国王会保护万物的安全,维护国家的和平,承载着民族国家的命运。德莱顿献给大法官的诗歌相比前两篇诗作明显简短很多,但颂扬内容则更加明确。除了前文已提到的表明查理二世先前的流亡生涯对国家是一个损失外,这首诗歌把“我们的君主”查理二世直接奉为“民族之魂”(Nations soul)。而且,诗歌在结尾处将查理二世与太阳类比,指出“你们已经开始的光荣的事业是由查理二世领导的,正如那是由太阳领导的”。至此,德莱顿在查理二世复辟之后的短短两年内,借由其多篇诗作将国王捧至神圣王权的地位。在王朝复辟这一历史性时刻,上述作品成了借由神话与意识形态塑造王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过去,共和国(Commonwealth)被描述成了一个野蛮81张 炜 诗歌、戏剧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变局John Dryden,Astraea Redux,p.6.John Dryden,To My Lord Chancellor,Presented on New-years-day,p.1.John Dryden,Astraea Redux,p.6.John Dryden,Astraea Redux,pp.7-8.John Dryden,To His Sacred Maiesty,A Panegyrick on His Coronation,London:Printed for Henry Herringman,1661,p.3.John Dryden,To His Sacred Maiesty,A Panegyrick on His Coronation,pp.6-8.John Dryden,To My Lord Chancellor,Presented on New-years-day,p.2.John Dryden,To My Lord Chancellor,Presented on New-years-day,p.5.的插曲。随后而来的新国王成了第二位奥古斯都,他既是诗歌的赞助人,又是和平与社会秩序的赐予者。通过这种定位,国家历史的转折点得以被理解,未来据此而展开,过去也依此被重写。不过,书写这类作品的“专利权”不独德莱顿享有。在 1660 年初,英国便涌现出一大批此类小册子。据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仅在当年 1 月份,就出现了二十四首针对“残余议会”、军队和共和国领导人的讽刺诗歌;2 月份又出现了十几首此类讽刺诗,且穿插着对蒙克将军的颂歌;时至 3 月,人们开始出版很多支持查理二世复辟的诗篇,而且有一些讽刺诗采用了迷你剧的形式演出;到了 4 月份,便可以出版查理一世的挽歌了。此外,查理二世是在 5 月 29 日进入伦敦的,到 7 月底,英国已出现了庆祝复辟的单首诗歌或诗集作品三十种。这种变化还可以从印制在小册子上的各种题献找到端倪。印刷商从 1660 年 3 月初谨慎地表示“为查理王子印制”,到了 3 月底则变成了“为查理国王印制”。这表明,斯图亚特王室的标记已不再是一种禁忌,从“王子”到“国王”也预示了查理二世未来地位的变化,且成为印刷品促销的手段。进而言之,当印刷媒介开始展现从前被排斥的政治观点和社会阶层时,曾经盛极一时的共和主义和宗派主义事业的衰落便被打上了讽刺的烙印。很多作家纷纷转向,譬如德莱顿的朋友,同时也是他未来的姐夫罗伯特霍华德爵士(Sir Robert Howard)出版了一部赞美国王和蒙克将军的作品集。为此,德莱顿赋诗一首,以作为霍华德 1660 年出版的诗集(Poems)的序篇,赞美了霍华德对自身政治身份的重新定位。另一方面,很多原先非常知名的诗人,在此时的地位则岌岌可危。弥尔顿在 1660 年 3 月出版了一部大胆 的 作 品,即 建 立 自 由 共 和 国 的 简 便 方 式(Ready and Easy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在这个时候依然大张旗鼓地宣扬共和理念显然是危险的。果然,三个星期后,哈灵顿便予以回击,而罗杰雷斯特兰奇(Roger LEstrange)在 4 月份出版了不要瞎指路(No Blind Guide)。到了 5 月份,不列颠的胜利(Britains Triumph)一文用恶毒的言语预言了政治潮流转变后共和派文人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弥尔顿应当效法亚希多弗(大卫王的谋士 引者注)上吊自尽,但无论如何,刺死,吊死或淹死,都行,这将带来进一步的益处,那可怜虫再也不会埋怨他的王了。在复辟时期,很多诗歌和戏剧作品也被有选择性地重新印刷。早先的文学作品在复辟时期被重印的频率,展现了人们阅读品味的变化,一些保王派作品变得相当流行。詹姆斯杜勃特(James Duport)在 1650 年代曾在剑桥教导他的学生说,神圣而美好的赫伯特诗歌是仅次于圣经的佳作。事实上,赫伯特的圣殿(The Temple)在 1660 年、1667 年、1674 年、1678 年、1679 年和 1695 年多次被重印。除诗歌外,属于上个时代的戏剧也被分门别类地保留下来。琼森(Ben Jonsen)和弗莱彻(John Fletcher)很快被复辟时期的戏剧评论界确立为内战前英国戏剧的标志性人物,他们的作品也开始被陆91张 炜 诗歌、戏剧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变局Paul Hammond,“The Restoration poetic and dramatic canon,”in John Barnard and D.F.McKenzi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vol.V,1557-1695,p.388.Paul Hammond,“The Restoration poetic and dramatic canon,”in John Barnard and D.F.McKenzi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vol.V,1557-1695,p.388.Paul Hammond,“The Restoration poetic and dramatic canon,”in John Barnard and D.F.McKenzi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vol.V,1557-1695,p.389.G.S.,“Britains Triumph,”in Gerald Maclean,ed.,The Return of the King:An Anthology of English Poems Commemorating the Restoration of Charles II,https:/cowley.lib.virginia.edu/MacKing/MacKing.part_42.div2.html,2021 年 11 月 6 日。Paul Hammond,“The Restoration poetic and dramatic canon,”in John Barnard and D.F.McKenzi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vol.V,1557-1695,p.390.续再版。此外,早在 1663 年,莎士比亚的旧戏剧即已在第三对开本(the Third Folio)中再版发行。值得一提的是,书商亨利赫灵曼(Henry Herringman)在塑造复辟初期诗歌和戏剧经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克伦威尔死后,赫灵曼曾登记进入书商公会的名册,目的是想出版一部由马维尔、斯普拉特和德莱顿创作的三首缅怀诗歌的合集,但可能出于政治上的谨慎而未能继续这项工作。进入复辟时期后,他通过出版考利、戴夫南特、德莱顿等人的颂歌作品而与新政治秩序保持一致。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他继续雇用当时最优秀的诗人和剧作家,出版了诸多作家作品,这些人中既有专门以文为生者,也有出身贵族的文学爱好者,皆是足以定义那一时代文学的显赫人物。这份书单加上他与人合作印制的莎士比亚第四对开本等作品,使其成为复辟初期文化领域的主导人物。那时,在查理二世宫廷中担任要职的佩皮斯(Samuel Pepys)常常光顾赫灵曼的书店,他不光在那里买书,而且也是为了听听赫灵曼关于文学界的闲话,并见见书店的顾客。不过,在赫灵曼的出版清单中却找不到弥尔顿的著作,这再次显现出其谨慎的行为方式。与戏剧书籍的出版相适应,戏剧演出也在复辟时期取得长足发展。此前,英国戏剧演出曾长期处于被官方压制的状态。自 1642 年内战爆发后,清教徒领导的议会掌握了国家实际权力。他们颁布了关闭剧院的法令,谴责剧院“在快乐的景象下隐藏着淫秽的迷醉和堕落”,与国家面临的“公共危机”和“自然灾害”极不协调。最初,这只是一项临时法令,后来却以建造公寓为名,于 1644 年拆除了环球剧院。在 17 世纪 40 年代后期,议会进一步颁布了针对戏剧演员和剧院的法律条文。至 1649 年,英国绝大多数公共剧院均遭到破坏。尽管戏剧活动仍以不同形式持续存在,但对戏剧的限制措施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其发展。直到 1660 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大量剧院才重新对公众开放。戏剧在此之后获得新生,不仅与过去的惨淡情形作别,而且从业者还不断试图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查理二世时期接续了先前已经存在的英雄剧(heroic drama)、诙谐喜剧(witcomedy)、悲喜剧(mixed tragicomedy)、伦敦低喜剧(London low comedy)以及恐怖悲剧(horror tragedy)等各类戏剧,特别是复仇悲剧和城市喜剧在 17 世纪 60 年代频繁上演。而政治和宗教形势的剧烈变化使这一时期很多戏剧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便是针对清教的讽刺。例如,约翰泰瑟姆(John Tatham)的残缺议会(The Rump)称得上是一部叙述 1659 年 10 月至 1660 年 2 月间政治纷争的“编年史”。在剧中,泰瑟姆辛辣讽刺了现实政治中的清教徒领袖人物,如兰伯特(剧中人物为“波特兰”)、弗利特伍德(剧中人物为“伍德弗利特”)、约翰斯顿(剧中人物为“斯通维尔”)、怀特洛克(剧中人物为“洛克怀特”)以及其他共和国时期的领导人。该剧写于 1660 年 2 月,作家以此来赞颂蒙克将军。不过,尽管该剧非常富有活力,但基本上没有多少情节,这与后来保王党的讽刺作品有很大差异。剧作家考利在修订其 1642 年的剧作保卫者(The Guardian)时,也利用了当时的时事元素。他在1661 年 12 月将剧名改为科尔曼街的切割工(Cutter of Coleman-Street),并把故事的发生时间改为1658 年。他在剧中让流氓卡特和沃姆假装成骑士,说出很多反清教的讽刺话语。这部剧是一个夹杂着爱情和阴谋,半严肃半讽刺的情节剧,至 17 世纪 70 年代依然流行。罗伯特霍华德的委员会(The 02张 炜 诗歌、戏剧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变局Paul Hammond,“The Restoration poetic and dramatic canon,”in John Barnard and D.F.McKenzi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vol.V,1557-1695,pp.390-391.Paul Hammond,“The Restoration poetic and dramatic canon,”in John Barnard and D.F.McKenzi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vol.V,1557-1695,pp.391-392.Susan Wiseman,Drama and Politics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Susan Wiseman,Drama and Politics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p.5.海伦海克特: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简史,顾春芳译,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32 页。Robert D.Hume,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Drama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p.234.海伦海克特: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简史,第 233 页。Virgil Joseph Scott,“A Reinterpretation of John Tathams The Rump:or the Mirrour of the Late Times,”Philological Quarterly,vol.xxiv,1945,pp.114-118.Committee)(1662 年11 月)则将有关爱情的剧情与对隔离委员会(sequestration committee)及其成员虚伪性的讽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剧中,作为清教徒的委员会主席及其夫人为阻挠真爱所设计的阴谋诡计,恰好集中呈现出霍华德在其他剧作中分散的剧情。与科尔曼街的切割工类似,该剧也长期受到观众欢迎。还有一部剧也在更广泛意义上涉及了政治议题,即约翰拉西(John Lacy)的旧军队(The Old Troop),于 1664 年上演。这是一部对一个贼窝的总督和塔布船长进行猛烈攻击的闹剧,该剧指责他们在国王军队中肆意掠夺,明显影射了共和国时期的军政官员。最后,拉西小心翼翼地解释道,有德行的官员正在制止这种胡作非为。针对清教徒的讽刺作品贯穿了整个复辟初期。不过,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还只是有限度地吸收了时事政治元素,到了 17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的政治危机期间,戏剧开始真正介入到了当时紧迫的立宪和社会问题中。三、“排斥危机”前后的托利党戏剧1678 年秋,人们普遍相信存在一场由天主教会暗中策划的意欲杀死查理二世、拥立约克公爵继位为国王,并将英国重新转变为天主教国家的“天主教阴谋”。面对这一可能的“威胁”,1679 年,辉格派领袖沙夫茨伯里伯爵及其追随者在议会提出剥夺查理二世的弟弟约克公爵王位继承权的议案,即排斥法案(Exclusion Bill)。1680 年 10 月,议会下院通过排斥法案。但是,上议院驳回了这项法案,约克公爵得以保留王位继承权,所谓“排斥危机”(Exclusion Crisis)告一段落。这场危机事关英国政治制度走向和宗教信仰转变等根本问题,在英国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戏剧领域,当时有两家剧团获得王家特许,被允许从事戏剧演出:一家是托马斯基利格鲁的国王剧团(Kings Company),另一家是威廉戴夫南特爵士建立的公爵剧团(Dukes Company)。国王剧团在“天主教阴谋”开始时,就已经陷入了困境,而且情况越来越糟。而公爵剧团的情况则相对较好。在与国王剧团竞争的那些年份,公爵剧团制作了数量惊人的新剧,而且不乏质量上乘之作,如西班牙修士(The Spanish Fryar)、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获救的威尼斯(Venice Preservd)以及士兵的财富(The Souldiers Fortune)。政治动荡尽管对商业不利,但却刺激了英国戏剧在相关政治题材和严肃而富有活力的演出方面的爆发。在 1679 年和 1680 年,英国两大政治派别辉格党和托利党都在努力利用民众中广泛存在的反天主教的歇斯底里情绪,因而出现了大量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戏剧。从类型上说,当中既有恐怖剧和悲情剧,也有模式化的悲喜剧和准英雄剧。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戏剧则可被细分为三大类,即托利党道德剧、辉格党道德剧和一般性警示剧。德莱顿的西班牙修士(1680 年 11 月上演)可被看作是对托利党事业的一种奇特贡献。在当时沸沸扬扬的“天主教阴谋”故事中,发动“阴谋”的主要成员很多来自西班牙,或是在西班牙受训的英国教士。因此,该剧中对多米尼克神父的讽刺,显然是在呼应现实社会舆论中的反天主教话语。在这一具有显著托利党色彩的剧情中,德莱顿从维护王权的角度,让阴谋及连带的篡夺王位的计谋归于失败。他在结尾强调了这个道理:“让大胆的阴谋家担惊受怕吧,因为上天对国王特别关照。”实际上,这部剧是一个有着分裂情节的悲喜剧。德莱顿运用这种分裂,既是为了强化主题和讽刺性评论,也是为了实用主12张 炜 诗歌、戏剧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变局Robert D.Hume,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Drama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p.239.Paul Hammond,“The Restoration poetic and dramatic canon,”in John Barnard and D.F.McKenzi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vol.V,1557-1695,p.403.Robert D.Hume,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Drama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pp.341-342.Robert D.Hume,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Drama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p.342.William Van Lennep,ed.,The London Stage 1660-1800,Part 1:1660-1700,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8,pp.354,371.义原因 他以写作支持国王,同时迎合大众的反天主教狂热。正是因为后一点,该剧在 1686 年 12 月8 日被已经顺利继承王位的詹姆斯二世下令禁演。当然,如此富于意识形态性的戏剧在绝对数量上是不太多的,很多剧都将政治话题掩藏于历史剧中予以呈现。泰特的忘恩负义的共和国(The Ingratitude of A Commonwealth)(1681 年 12 月上演),改编自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展示了这一时期剧作家如何在遥远的罗马题材中发现和发展出与现实政治的关联性。该剧讲述了罗马共和国的英雄马歇斯(被称为科利奥兰纳斯)因性格多疑、脾气暴躁得罪了公众而被逐出罗马的悲剧。泰特展现了这场关于爱情和荣誉的争斗与当时上蹿下跳的党派之间具有的很多相似之处。他意在向观众表明,该剧所攻击的对象是某种类型的人群,而不是某个个人。在剧中,正是因为这种类型的人群盲目服从其颇受欢迎的领导者的错误言论,而让共和国陷入了苦难。为了让人们更加明了,剧作家将事情说得颇为直白:道德是对既定合法权力和忠诚的服从和坚持。在当时的英国,掌握“既定合法权力”者显然是斯图亚特王室。泰特有充分理由把拥王立场说清楚,因为就在一年前,即1680 年12 月14 日,他的理查二世(The History of King Richard the Second)遭到禁演,理由很简单,即废黜一个英国国王的主题是无法让官方接受的。禁演和后续的关停剧团行为让泰特不得不对剧情做了改动。泰特使剧中的理查二世变得更加高尚,并加重了反派角色博林布鲁克的罪行,使其成为煽动暴乱的挑事者。泰特如此设计无疑是为了博得观众的同情,“为了一个聪明、积极、公正的王子,他的英雄美德应该让人流泪”。回到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泰特是为查理二世博得观众的同情,以增强国王保住王冠的舆论力量。此外,泰特在莎士比亚李尔王(The History of King Lear)的改编版作品(1681 年)中也表达了他对辉格党人的愤怒。他让格洛斯特的私生子爱德华野心勃勃地争夺王位(第四幕),从而消除了埃德加继位的任何可能性。对于1681 年的观众而言,他们在剧院显然看到了与当时实际政治情形(约克公爵被议会下院剥夺继位权)类似的情况。在这类与政治有关的作品中,艺术水平最高的要属获救的威尼斯了。该剧出自托马斯奥特维(Thomas Otway)之手。不同论者从诸多角度提出了对该剧重点强调内容的看法,但在本质上都同意,悲剧的力量源于人们对自我控制的无能为力。当然,获救的威尼斯不仅具有洞悉人性的感染力,而且也传递了强有力的政治信息。与德莱顿和萨瑟恩(Thomas Southerne)讲述托利党寓言故事不同,奥特维痛骂沙夫茨伯里,并在龌龊的场景中对这位辉格派领袖进行了性诽谤,算得上是那个时期最肮脏也最有趣的针对个人的诋毁。总体来说,这是一部出色的反辉格派戏剧。政治元素在这些年的喜剧中占有最大的比重,当时,专门攻击辉格党的政治喜剧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治派别为主题的戏剧,如圆颅党(The Roundheads)、保王党(The Royalist);另一类则是对某个人物的政治性讽刺,如巴纳比辉格爵士(Sir Barnaby Whigg)、城市女继承人(The City Heiress)。贝恩的圆颅党(1681 年 12 月)改编自泰瑟姆 1660 年的剧作残缺议会,作者将清教徒领袖们的野蛮行为再一次恰如其分地融入到一个不协调的双重浪漫情节中:拉夫雷斯和他的朋友弗里曼是一对贵族骑士,他们向清教徒政治家的妻子兰伯特夫人和德斯布罗夫人求爱。作者将政治打击和常规的22张 炜 诗歌、戏剧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变局William Van Lennep,ed.,The London Stage 1660-1800,Part 1:1660-1700,pp.354,371.Robert D.Hume,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Drama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p.344.Robert D.Hume,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Drama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p.345.Clement M.Eyler,“Drama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1679-1685),”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vol.42,March 1965,pp.259-270.William H.McBurney,“Otways Tragic Muse Debauched:Sensuality in Venic Preservd,”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vol.Lviii,1959,pp.380-399.Robert D.Hume,The D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