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夹缝中的另类“经典”——重读《芙瑞达》_洪亮.pdf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洪亮（），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时代夹缝中的另类“经典”重读芙瑞达洪亮（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摘 要 年由人民文学编辑部主办的短篇小说评选，是“新时期”开端之际的一次重大文学事件。此次获奖的 篇作品中，有不少成了文学史上的经典，但也有芙瑞达这样日后完全被遗忘的作品。芙瑞达是一篇充满了对于“外国”的妖魔化想象的小说，与其他获奖作品相比显得颇为另类，但是它的获奖，仍然折射出了 年代末的中国文坛、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思潮的某些侧面。今天重读芙瑞达这样的作品，不仅能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也能为我们理解当下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关键词芙瑞达；人民文学；小说评选；批判；保守倾向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由人民文学 编辑部主办的“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往往被看作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开端的重大事件之一。此次评选中获奖的 篇作品里，有多篇都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而这 位获奖者中，也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作家。今天来回顾这次评选，我们或许能找到说不尽的话题，而本文所要讨论的，则是那些获奖作品中向来最不为人关注者之一：于土的小说芙瑞达。在进入到对这篇小说的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此次评选的过程，以及获奖作品的构成情况。这次评选活动，始于 年 月人民文学刊登的评选启事，至 年 月底，随着颁 奖 大 会 的 召 开 而 落 幕。评 选 范 围 为“从 年 月至 年 月止，在此期间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过的优秀短篇小说”，采取“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即先由读者投票推荐作品，再由组织者邀请作家、评论家组成评选委员会，在此基础上选出最后获奖作品。当然，按照当代文学的惯例，所谓“读者”或者“群众”往往只是一个幌子，他们的意见只有在和权威意志相符合的时候，才被拿来当作脚注和旁证，像小说评奖这种建构色彩很强的活动，自然更不会是例外。此次获奖的作品中只有 篇是由读者投票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总第 期）选出的，仅占不到一半，这就足以说明问题。略为遗憾的是，当年只公布了最终的获奖作品名单，而并未公布每篇作品的具体得票情况，一些当事人后来的回忆也对此语焉不详，所以到底哪些获奖作品是由读者选出的、哪些是由组织者和专家评委决定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断定的是，最后产生的那份 篇获奖作品的名单，是各种力量、各方意见相互纠结、平衡、妥协的结果。在此次评选中，所谓“伤痕文学”作品大获全胜，篇获奖作品中有 篇可被归入“伤痕文学”，占 以上。其余作品则主要以“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为题材，分别有 篇和 篇。这两类题材虽然在当代文学中一直屡见不鲜，但是，前者所歌颂的人物（陈毅、周恩来等）多是在“文革”中受到过压制甚至迫害的，所以这些作品出现在当时，仍有其特定的含义；后者则表现了在面对“文革”所带来的“伤痕”时，人们所普遍具有的求新求变的意愿。总而言之，篇获奖作品中的绝大多数，都可以说是和 年代末的时代氛围非常合拍的。仅有的两个例外，便是于土的芙瑞达和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它们分别排在第 和 位，这一排名本身，已经充分显示了两篇作品的“边缘”地位。珊瑚岛上的死光是一篇科幻小说，这在当时还比较少见，因此它的入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到文体的“多样性”；而芙瑞达 的入选，则显得颇为耐人寻味。芙瑞达 的题旨是通过暴露“外国”的罪恶，来批判“崇洋媚外”思想，宣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其叙事者“我”，是一个在国外工作的人，小说中的故事就发生在叙事者前后三次来到某国的“市”期间。某国在政治划分上，似乎属于“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如果把他们作为暴露对象，显然是不恰当的，更何况这些国家也不大可能成为“崇洋媚外”的对象。为此，作者只能让他笔下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出来的“市”，并这样来描写它：这是个著名的游览城市，一个奇特的畸形儿：小得可怜的生产，大得出奇的消费和游览。世界上各种语言，在这里都可以听到外国游客的汽车一辆紧挨着一辆，就像几条无限长的火龙。霓虹灯已在闪来闪去地变换着花样，饭店里乐队已在敲打着震耳欲聋的爵士音乐，间或有凄婉的女中音透出来映入我眼帘的，有笔挺的西服，也有当地人从古代传下来的衣饰。有上身半裸的欧美女人装束，也有浑身遮得严严的当地妇女。有比较古老的坚实建筑，也有匆匆用预制构件搭起来的大幢大幢的火柴盒子。还有，有不少手脚都戴着铜镯子的小女奴。几千年的时间 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 一齐杂沓展现在眼前的这个空间里从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作者显然是有意把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罪恶，都集中到他所描写的这个“所多玛”式的城市之上，这样一来，作品中的“市”是否有原型、以哪里为原型就变得无关紧要了，总之，它就是黑暗的“外国”之化身。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说的主人公、小女奴“芙瑞达”出场了 按照叙事者的说明，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姓名，只是当地女孩多有叫这个名字的，且它的发音又与英语的“自由”（）相近，于是就用“芙瑞达”这个名字称呼她，以示对她的祝愿。芙瑞达本不是奴隶，只不过她的父亲是个“笃信宗教的人”，一次芙瑞达在家里跳舞，被她父亲发现了，老头子认为这是“败坏家庭声誉”的行为，竟要将她活埋，幸好被她的大哥阻止，不过父亲仍然坚持把她领进城 洪 亮 时代夹缝中的另类“经典”重读芙瑞达 现当代文学研究里，卖给“诺特将军”做女奴。但她却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孩子，一次她推着主人荡秋千，却一边推着一边偷偷地解开了环扣，把主妇、少爷、小姐都摔倒了，结果为此而遭到了毒打。叙事者“我”那天恰好去诺特家做客，制止了主人家的孩子对芙瑞达的继续踢打，并不顾主人的阻拦为她疗伤，这便是叙事者与芙瑞达的第一次接触；当四五年之后叙事者再度来到 市的时候，芙瑞达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姑娘，主人诺特看上了她的姿色，遂娶她为第四个妻子，就在婚礼的当天，诺特以“妒忌”为借口，将他的第二个妻子毒打后从楼上扔下摔死，实际是为以后再娶扫清道路；半年后，叙事者第三次来到 市，却听到了芙瑞达的死讯 她偷了诺特一些钱，可能是准备逃跑，诺特发现后将她接连拷打了几天，并通知她的家人说她“不贞”，最后芙瑞达的哥哥“按一向的规矩”，把她绑在绳索上，由马拖着在沙漠上疾驰，直拖得血肉横飞，悲惨地死去。小说的主体部分到此结束，但是作者似乎是嫌这样的结局过于悲惨，所以又加了一段“附记”，让芙瑞达神奇地“死而复生”：叙事者后来从诺特家的一个仆人那里得知，实际上，芙瑞达的哥哥串通了“几个什么别的人”，在将她从诺特家接出去的那天，就把她藏在了一个地方，至于说她被绑在马后面拖死，那只是她的哥哥为了掩人耳目而编出来的谎话。后来还有人看见她“骑着高头大马，和许多人一起”这显然是在暗示她参加了“革命”。作品获奖以后，作者于土在应邀而写的“创作谈”中说，他曾在外国工作十余年，对外国的事情比较熟悉，而“芙瑞达中所记述的故事都是有事实根据的，都是有一定普遍意义、有一定典型性的。”不过读了小说以后，我们却还是感到其中有些情节颇显夸张。比如，关于主人公的“奴隶”身份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想象，无论在哪个时代，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人都可以雇佣仆人，有时仆人与主人之间也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这自然可以看作是奴隶制的残余，但像小说中写的，主人公完全被“卖”给了主人、可以听由其任意处置，却还是让人感到吃惊，更何况小说中提到，“这个 市有一百多万人口，这样的女奴就有近二十万，都是未成年的小女孩”仅仅从人口比例来看，这样的说法就足以令人生疑，按照这一数字，“市”恐怕就不仅是存在着奴隶制残余，而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奴隶社会了。另如关于诺特的“将军”称号的由来，作品中是这样介绍的：诺特年轻时曾去当兵，因为吃不了苦，不久就开小差回家了，但是觉得当列兵太丢人，就决定到家后说自己当上了上士，后来又觉得上士不够体面，就又给自己升了军衔，这样走一天升一级，到家以后就变成少校了，过了一些年他的财产和地位渐渐增长，于是又有善于奉承的仆人称他为将军，最后“诺特将军”的称呼就产生了。这样的讽刺，辛辣固然是辛辣，但不过是“把人物鼻子涂白”之类的漫画式描写，于情于理都显得颇为荒谬。更何况，小说采用的叙事视角是限制叙事而非全知叙事，那么诺特在逃跑路上的心理活动，别人是如何知晓的？当然，上述情节虽然或许略有夸张，但它也不是毫无现实依据的，因为即使到了今天，某些国家由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一些类似小说中提到的事情，但是，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芙瑞达”的遭遇，又能有多少作者所谓的“普遍意义”和“典型性”呢？实际上，在思想禁锢稍稍松动的 年代末，当人们放眼望世界的时候，首先进入他们视野的必然是欧美发达国家，而不大可能有人把落后的、可能是这篇作品之原型的那些国家作为“崇洋媚外”的对象，所以在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实际内容之间，便难免有南辕北辙之嫌。尽管如前所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总第 期）述，作者似乎有意淡化故事发生地的原型，而只是把它作为黑暗“外国”的象征，但其效果实际上非常有限，因为明眼的读者仍然不难注意到故事的背景，并进而发现作品中的巨大裂隙。不过这篇小说的最耐人寻味之处还不在于此，而是隐藏在具体情节背后的一个对比结构，即“黑暗的外国”与“人民中国”的对比。在芙瑞达因为她的恶作剧而挨打后的某一天，叙事者偶尔与她碰面，问她有没有又挨打，芙瑞达没有回答，却反问：“毛泽东？周恩来？”作品中解释道，当地人习惯于用这两个“伟大的名字”来代表“人民中国”。作者的意图相当明显，那就是通过芙瑞达的悲惨遭遇，来衬托出中国的光明和领导人的伟大。在紧接着的一段叙事者与芙瑞达的对话中，这一对比结构又进一步凸显出来：叙事者安慰芙瑞达，说他们那里会变好起来的，芙瑞达便问：“会和人民中国一样吗？”在得到了肯定回答后又说：“要是毛泽东、周恩来到我们这里就好了。哪怕只来一个月也好。”至于芙瑞达是如何知道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的，她自己的解释是：“我们村里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的。我们学校的老师就常给我们讲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故事。”她的老师甚至告诉过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是魔鬼”这又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笔：在那样一个国家里，竟然会有老师向学生宣扬这些激进的思想，而且是向仅仅十来岁的孩子宣扬。不过只有通过这样的叙述，小说的主旨才能被充分地表达出来，那就是：“外国”都是人间地狱，只有“人民中国”才是天堂，所以我们绝不应该崇洋媚外，恰恰相反，倒是其他国家的受压迫者，都在等待着我们的领导人去解救。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上述主题颇为耐人寻味。如果这部作品产生于十年动乱期间，我们也许不难理解；如果它产生于“十七年”时期，我们也不会感到过于吃惊，可是，它偏偏就产生在“新时期”的开端，而且，还能够在那样一次颇具历史意义的评选中获奖，这就让我们不能不深思了。“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所设定的参评作品发表时间，是“从 年 月至 年 月止”，这一时间段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它恰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期”，在经历了动乱以后，人心思变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但是，那又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节，长达数十年的大大小小各类“运动”刚刚告一段落，人们惊魂甫定，在新的政治气候尚未稳定之时，大多数人在行动和发言的时候仍不得不采取一种相对谨慎的姿态。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小说评选的时间上限虽然是 年 月，但是最后获奖的 篇作品中，没有一篇发表于 年，发表于 年的也只有刘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学 年第 期）、王愿坚的足迹（人民文学 年第 期）和贾大山的取经（河北文艺 年第 期）这三篇，其余 篇则全部是发表于 年的作品。这当然不是因为到了 年，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水准就突飞猛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只能解释为：在动乱刚刚过去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多数作家还不敢完全放开手脚，只有到了 年，政治上的“风向”变化似乎已经确定，作家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之时，才相对地少了几分犹疑。既然“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举办的，那么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委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就在 人民文学刊登评选启事之前不久，班主任伤痕等作品已经引发了相当广泛的争议，而且这些争议一直持续到此次评选活动落幕之后的约半年时间。当时的批评之声不仅来自文艺界内部，也有的来自领导层，在此情况下，主办者将 个获奖名额中的 个给予了“伤痕文学”，这的确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但是与此同时，主办者也不 洪 亮 时代夹缝中的另类“经典”重读芙瑞达 现当代文学研究能不注意到获奖作品在内容上的“平衡”，所以在最终的获奖名单上，“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也占据了一定比例。至于芙瑞达，则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思潮中较为传统的一面，当时“改革开放”的口号虽然还没有提出，但是要改变过去的封闭、禁锢局面的共识已经渐渐形成，作者此时写出这样一篇充满了对于“外国”的妖魔化想象的作品，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在新文学产生之初，那些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多持“全盘西化”主张，无论是胡适的“百事不如人”，还是鲁迅的“不读中国书”，都是毫无保留地把“外国”作为学习对象的典型言论，更不用说两位“外籍人士”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如何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呼风唤雨的。后来也有一些曾经到过海外的现代作家，对西方文明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反思，如林语堂的唐人街和奇岛 等美国题材小说，就触及了美国社会背后的某些精神危机，但这些作品在总体上对美国文化仍是充分肯定的，另如老舍的二马等作品，对英国人的自大和高傲进行了颇为辛辣的嘲讽，但与此同时，其针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批判”也毫不客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于外国的反思，基本都是在文化层面上，而较少见到政治上的批判。只是到了新政权建立以后，才出现了许多妖魔化西方国家的作品，如曹禺明朗的天中的美国医学教授，竟然会为了得到一副少见的骨骼标本而试图置患者于死地；陈白尘的哎呀呀！美国小月亮 则是直接将讽刺的矛头对准美国的政客；甚至还出现了鄂华这样的虽然从未出国、但却以专门写妖魔化西方国家的小说而著称的作家。显而易见，这一类作品的出现，是与特定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的，其中对于“外国”的想象，多少都含有配合某一时期的政治批判运动的意味。到了芙瑞达产生的年代，虽然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已经成为过去，但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仍在因袭，在此情况下，承续了五六十年代对外国的妖魔化想象的芙瑞达，也不能不反映出作者的政治立场，即对于“外国”的恐惧，和对于所谓“崇洋媚外”思潮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的担心。当然，芙瑞达也不完全是与时代思潮背道而驰的，小说里对主人公悲惨遭遇的叙述，其实就隐隐包含着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如果忽略了作品中的政治诉求和时空因素，我们就会发现，芙瑞达与 年代苏童的妻妾成群在情节上颇为相似，它们都表现出了一种对女性命运的同情与关怀。只不过芙瑞达 的政治色彩实在是过于强烈，所以那一股人道主义的潜流，只能在作品坚硬的政治外壳之下暗暗涌动，而不易被人发现罢了。另外，芙瑞达里的保守思想痕迹，在获奖作品中也不是独有的，就是那些“伤痕文学”作品，在控诉的力度与分寸上，也都显得非常谨慎，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曲终奏雅”，在结尾处表现对于新一代领袖的拥护。当然，芙瑞达的保守倾向与其他作品相比，无论在程度上还是性质上都有明显的差别。因此可以说，芙瑞达尽管也多少有一些与时代思潮合拍之处，但总体上看，它在获奖作品中还是显得比较另类。尽管芙瑞达 在文学成就上可能没有太多的可取之处 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获奖作品中的大多数，艺术上都有可议之处 但它的获奖仍然折射出了 年代末的中国文坛、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思潮的某些侧面。作为一次有意“建构”文学经典的活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无疑是成功的，此次评选所推举出来的作品，有许多是后来的文学史书写者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但是，历史的发展从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总第 期）来都不会是单线的，假如我们仅仅把目光集中在班主任伤痕这些一直被反复阐释的作品之上的话，便很可能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所有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全都立刻觉醒了，然后一齐奔向通往“现代化”的大路。实际上，恰恰是芙瑞达这样在时代的“夹缝”中被漏掉的作品，却更能够显示出历史的复杂性。所谓的“新时期”，本来就是在求新求变和固执保守这两种思潮的激烈交锋中到来的，虽然前者后来发展成为 年代的主潮，但是后者也并未从此消失。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尤其是当“新时期”之初蛰伏下来的某些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渐渐显露出来、且愈演愈烈之时，后者便会重新找到它的土壤。今天重读芙瑞达这样的作品，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历史，也能为我们理解当下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注释 小说作者于土（，原名于士奇，曾用笔名于产、于立生）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任中国驻中东、西亚、非洲各国大使馆外交部巡视专员、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一等秘书兼新闻专员等职务。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就在“伤痕文学”遭遇了来自上层的争议与批评的同时，一些民间刊物却站在更为激进的立场上，指责刘心武等人为“御用文人”。参考文献人民文学杂志社 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 人民文学，（）刘锡诚 在文坛边缘上 编辑手记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陈庆荣 转折时期的文学评奖与“经典”建构 对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考察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袁鹰 第一簇报春花 人民文学，（）于土 我为什么写芙瑞达 语文教学通讯，（）于土 芙瑞达 人民文学 编辑部 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作品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王雪炎 洪 亮 时代夹缝中的另类“经典”重读芙瑞达 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