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说研究的进展与深化.pdf

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儒家民说研究的进展与深化杨 冬*摘要儒家“民”的思想观念是儒家独具理论特质的一种思想理念和哲学阐发，有别于其他学派对于“民”的解释和理解，其“民本说”、“民贵说”、“治民说”、“贵民说”、“亲民说”、“新民说”、“保民说”、“爱民说”、“富民说”、“安民说”、“养民说”、“顺民说”、“教民说”、“为民说”和“利民说”等围绕“民”范畴所阐发和展开的思想学说，深刻地彰显了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深层次的理论逻辑内涵。目前国内外对于儒家“民”的思想的研究还没有理论化地凝练出一个明确的“民说”概念，从而造成了儒家“民”的思想研究的支离化和碎片化，没有构建一个完整详备的理论体系对其进行系统的论述和阐释。“民说”概念的提出和思想体系的建构，对儒家思想体系中“民”这一概念范畴进行综合而创新式的研究，以“民说”为理论视角对儒家两千年来“民”的概念、思想展开多层次而系统性的阐释和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关键词儒家 民说 哲学 所谓“儒家民说”，是指儒家围绕“民”范畴所阐发和展开的思想 472*杨冬，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与儒家人学。儒家民说研究的进展与深化学说，尽管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提出了“新民说”，其他学者也相继提出或采用了“亲民说”、“保民说”、“爱民说”、“富民说”、“安民说”、“养民说”、“顺民说”和“利民说”等概念范式，但还没发现有“儒家民说”的提法，没有以一般性的“民说”为明确的概念、范式、视域为切入口对儒家“民”的思想观念进行统一阐释。本文作为儒家“民说”的专题性研究，认为对儒家“民”的思想的阐释应通过整理、阐述两千多年来儒家所提出的不同形态的“民说”，将它们进行多层次而全面的整合，以建构一种较为系统的儒家“民说”体系。一儒家民说研究的学术动态“儒家民说”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历代儒家关于“民”的地位、价值、作用的论述，表现为“民本说”（民为邦本）和“民贵说”（民贵君轻）；二是历代儒家对如何治理民众、管理民众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包括“治民说”、“贵民说”、“亲民说”、“新民说”、“保民说”、“爱民说”、“富民说”、“安民说”、“养民说”、“顺民说”、“教民说”、“化民说”、“乐民说”和“利民说”等；三是历代儒家从价值取向和自我发展（尤其是道德发展）两个角度对“民”的阐释，包括“为民说”（“为民”有两层含义，即价值取向的“为民”和管理方式的“治民”）、“新四民说”（王阳明）和“民生说”、“民心说”、“民德说”、“民风说”等。就目前对儒家民说思想研究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动态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对儒家民说的概论性研究将儒家民说研究嵌入整部哲学史或传统文化论集中进行论述，只是把“民说”问题作为其理论基础或是理论依据的一部分，没有将“民说”单独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进行论析。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具体的“民说”问题放入一个大的理论框架之中，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入手，将“民说”问题做了清晰的论述，便是在理论框架中进行各家的学术比较，并以此来发现新知。张岱年先生在 中国哲学大纲 中将儒家“民”的思想研究集中572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放在了“人生理想论”中进行了阐释，认为“明德即人心所固有之善性。亲民即泛爱众。止于至善，即定一最高理想以为实践之准的”。他将儒家“民说”的思想研究嵌入“仁”的生生之德当中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评判，进而认为儒家的“亲民”“新民”“爱民”等围绕“民”范畴而展开的思想不只是一种治道学说，更是一种“仁为生活之最高境界”的人生理想论，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儒家民说研究的理论视域，并在宏大的中国哲学整体框架中给予了儒家民说思想清晰的理论定位。萧公权先生的 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分为四期，即创造时期、因袭时期、转变时期和成熟时期，进而将儒家民说思想的分析纳入其中，并赋予其政治思想研究的范式，并在此研究范式下给予了儒家民说思想新的理论解释。如他讲：“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之，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故在孟子思想中民意仅能作被动之表现，治权专操于 劳心 之阶级。暴君必待天吏而后可诛，则人民除取不亲上死长之消极抵抗以外，并无以革命倾暴政之权利。凡此诸端，借由时代环境所限制。”另外，侯外庐先生的 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先生的 中国哲学史、钱穆先生的 中国思想史、任继愈先生的 中国哲学史 皆是在这样一种整体性的理论叙述中阐释了儒家的民说思想，将儒家民说思想以时间和人物为主线而展开，将时代背景和人物学术比较融为一体，令人一目了然，这样的一种论述方式为儒家民说研究的继续推进和深入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是，在中国哲学史整体框架下论述儒家民说思想使其缺失了一种具体性的理论关怀，致使儒家民说研究没有获得一般性的“民说”概念，致使“民说”概念与仁、礼、理、心性、良知等中国哲学核心范畴的纠缠含混，即没有厘定儒家民说研究的具体理论范围和学理逻辑。67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华书局，2017，第 432 页。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华书局，2017，第 442 页。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 98 页。儒家民说研究的进展与深化（二）对儒家民说的文本阐释这种研究路径通过对原典的文本分析、诠释阐释儒家“民说”思想，主要集中在对 论语 大学 中庸 孟子 荀子 等主要儒家经典中的民说的研究上，通过对儒家经典中“民”的范畴的阐发，进而对儒家民说思想作出分析和评判，并对相关儒家人物的民说思想进行论述。这种研究方式表现各异，论题丰富，能够以点带面，它将儒家“民说”问题作为某一具体哲学问题的一个基本要素和理论前提，进而对其进行充分的论述和辩证的分析。孙钦香认为“专以 明明德亲（新）民 关系的诠释而言，朱子遵从二程 大学 改本，主张 新民 说，并以 本末 论来阐述明新 关系；王阳明主张恢复古本 大学，力主 亲民 说，并提出 明亲合一 的理论；作为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者，王船山力反阳明之论，维护程朱 大学 改本和 新民 说，同时运用 理一分殊论，一方面否定阳明 明亲合一 论，另一方面又批评和深化朱子明新本末 论。”赵法生认为“所谓 新民 是相对于 新命 而言，是新朝子民之意，并不具有性理学的意义。它作为上古思想的遗存被纳入到 大学 内圣外王新的思想体系中，但在 大学 新的思想脉络中，早期儒家经典中关于亲民、新命、新民三者关系的思想线索却变得黯而不彰了，于是导致了后来的种种不同解读，唯有回到 亲民和 新民 思想的发源处，才能真正搞清它们自身的涵义，进而理清二者关系的本来面目。”两者皆是通过对 大学 文本中“亲民”与“新民”的千年争讼抽绎出了对儒家民说思想的阐释，并对相关人物学派作出了一定的学术探讨，进而在厘定澄清“亲民”与“新民”两者概念的同时，在学理逻辑层面彰显了儒家民说思想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意义。乐爱国认为“对于 论语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代儒家学者大都反对将孔子此句解读为愚民。郑玄的解读虽有愚民之嫌，但又有顺从百姓之意。何晏 论语集解 将此句与 易传 百姓日用而772孙钦香：朱子、阳明与船山 大学 诠释之比较 以“明明德亲（新）民”关系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赵法生：大学“亲民”与“新民”辨说，中国哲学史 2011 年第 1 期。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不知 相联系，而将 不可 解读为 不能，对后世影响很大。朱熹发挥二程对于愚民说的反对，将 不可使知 之 知 限定于较 当然之理 更为深层的 所以然之理，为后世所沿袭。清儒推崇汉唐儒者的解读，但也有将 不可使知之 与老子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相联系。民国以来，既有学者继承古代儒家学者反对将孔子此句解读为愚民政策，又有学者将孔子此句解读为愚民政策者，而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解读。相较之下，在古代儒家学者的诸多解读中，朱熹的解读，不仅反对愚民说，而且较何晏 论语集解、刘宝楠 论语正义 的解读更为深入”。通过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诠释，从 论语 学史的整体把握中对 论语 中的民说思想进行了纵向的理论诠释，这也是儒家民说研究的文本分析法的一大优势，即通过对某一儒家原典中民说思想的深入阐释，以点带面，通过横向或纵向的比较性研究对儒家民说思想作出整体性的把握和解释。通过对原典的文本分析、诠释阐释儒家“民说”思想的学术研究颇多，不再一一赘述。这种研究方式将儒家民说研究嵌入原典的诠释之中，立足于经典文本的内在学理架构之中，能够比较准确地彰显出儒家民说思想的内生逻辑和发展脉络。（三）对儒家民说的学理研究一是对古典儒家人物民说的阐释。这方面的成果最多，可谓数不胜数、蔚为大观，尤其是对先秦孔孟荀的“治民说”、“贵民说”、“亲民说”、“新民说”、“保民说”、“爱民说”、“富民说”、“安民说”、“养民说”、“顺民说”、“教民说”、“乐民说”和“利民说”等的探讨更是难以统计，其中又以儒家的“民本说”最多，恕不一一列举。二是对“新民说”的集中探讨。涂可国认为“当代社会儒学的创构，不仅要根据社会结构的转型建立完善新儒家自身的 新民说，还要 返本开新，系统梳理和挖掘经典儒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民说，以为社会儒学的创发提供基础性的原始思想资源”；他在社会儒学的研究范式和视域下对儒家新民说的内在学理逻辑进行了详实的阐872乐爱国：关于 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诠释 以何晏、朱熹、刘宝楠的解读为中心，南京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10 期。涂可国：社会儒学视野中的儒家民说，江汉论坛 2018 年第 9 期。儒家民说研究的进展与深化述，并就如何“返本开新”展开了深层次而清晰的建构。谢伟铭认为“梁启超所讲的新民之 民，突出了国民这一意义，并且是指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国民，对之策励、警醒、教育、启蒙，希望他们都能自新并自觉担负起新国之任。这本身就是要打破专制的等级制度，使人人都有平等的获取知识、通晓世事的权利，也都要有国家安危系于己身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国民这一称谓就蕴涵着独立、自由、平等、权利、责任。每一个国民都是国家的主人，粱启超倡导更广大民众的革新不仅是范围上的扩大，更强调了人格上的平等，精神上的独立。”三是随着阳明心学的勃兴，针对管子的“四民说”，当前一些学者致力于挖掘王阳明的“新四民说”。如陈继红认为“先秦儒家所谓 四民 即 士、农、工、商 之职业分工，四者之间的序列层次表征了一种以等级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模式。先秦儒家以 四民 职分之等级分殊作为这种秩序模式的内在价值支撑，这就使 四民 说具有了浓重的政治伦理意蕴。四民 之伦理分殊中隐含了一条共同的伦理义务：尽分守职，对这一伦理义务的认同与遵奉不但可以使 四民 之伦理殊分殊得以强化，更可进一步对政治秩序构建达成支持。”他通过对“四民说”的概念厘定和“四民”逻辑层次的诠释，对儒家民说思想作出了新的论述。（四）对儒家民说的当代价值研究此种研究旨在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儒家不同形态的民说在中国文化重构和社会发展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一是儒家民本思想及其价值。李存山认为“儒家伦理与西方的人权不仅有着时代的差异，而且也表现出中西文化各自不同的特点，二者应该相互补充，人权宣言 中写入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以及 人类一家 等思想，即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互补的体现。儒家的民本思想，经过批判继承，吐故纳新，不仅可以同第一代人权的观念相契合，而且更972谢伟铭：梁启超视域中的“新民”之义 对比传统的“新民”观念，中国哲学史2014 年第 3 期。陈继红：职业分层伦理分殊秩序构建 论先秦儒家“四民”说的政治伦理意蕴，伦理学研究 2011 年第 5 期。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重要的是它与第二代人权以及人权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更多的内在一致性”，通过中西民本思想的对比和互补研究可以彰显出儒家民说思想的时代价值和当代转换的路径。张分田认为“儒家民本思想历史价值的三个基本判断：一是在中国古代，主张治权在君的儒家民本思想与帝制有高度的匹配性，因而长期处于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家民本思想基本上得到自我实现。二是在中国向现代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民本思想既没有推出过民主共和政治，也没有自发地导出民主思想，其阻滞前进步伐的消极作用占主导地位。三是在构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之时，既不能高估儒家民本思想的历史价值，更不能夸大孔孟之道的现代意义”；他从历史演化的整体历程中对儒家民说思想的地位、价值、作用作出了一种辩证的分析，指出民说思想的内涵，更提到了儒家民说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应辩证地梳理儒家民说思想所蕴含的理论内容。二是儒家民说思想在当代实践领域的应用。邢晓燕认为“藏富于民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国家与人民之间物质财富分配关系中的一种经济思想。中国的富民思想源远流长，远在我国春秋以前的文献 尚书中，即有 裕民、惠民 的记载；周易益 亦云；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它们都把重视人民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视为实现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自先秦以来 2000 多年间，富民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界不断出现，它所反映的阶级内容与时代意义，亦随时代的变迁而有不同”。邢晓燕将民说思想与经济思想相融合而论述，推动了民说思想在当代经济领域的价值作用的彰显。张星久认为“从儒家民本思想内部很难直接生发出现代民主政治，在现代条件下，儒家所依托的传统政治结构早已不复存在。但在实现了和旧制度的剥离之后，这一思想中的某些基本观念经过现代话语的阐释、转化，就可以嵌入民主政治的观念结构或制度伦理之中，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民主政治文化资源”。张星久将儒家民说思想纳入和嵌入现代082李存山：儒家的民本与人权，孔子研究 2001 年第 6 期。张分田：关于儒家民本思想历史价值的三个基本判断，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5 期。邢晓燕：儒家藏富于民思想刍论，孔子研究 2011 年第 1 期。张星久：儒家“民本”与现代民主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与局限，理论探讨2010 年第 4 期。儒家民说研究的进展与深化政治观念建构中去考量和阐发，认为这同时也是历史演变规律对于儒家民说思想所作的必要要求，即在吐故纳新中彰显自身思想内涵的时代价值。由上可见，学术界对儒家“民本说”、“民贵说”、“治民说”、“贵民说”、“亲民说”、“新民说”、“保民说”、“爱民说”、“富民说”、“安民说”、“养民说”、“顺民说”、“教民说”、“为民说”和“利民说”等的相关研究性成果丰硕，而专以“儒家民说”为研究主题的文献资料极少，这为儒家民说思想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又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空间。二儒家民说思想研究的价值所在（一）弥补儒家民说已有研究的不足对儒家思想体系中“民”这一概念范畴进行综合而创新式的研究，以“民说”为理论视角对儒家两千年来“民”的概念、思想展开多层次而系统性的阐释和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以一般性的“民说”范畴来综合梳理、阐释儒家“民”的思想的研究方式可以弥补目前研究现状的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丰富和扩宽儒家思想研究的理论视野。对儒家“民”之概念的研究不局限于“民本”“重民”“保民”“养民”等概念范畴之下，能够赋予其更为宽广、深远而鲜活的学理生命力。对儒家民说进行综合性研究，将儒家之“民”放入一个崭新的“民说”的统一的框架内进行考量、分析和阐释，有助于形成个人、社会、国家相结合的立体式的研究方式。二是厘清儒家思想中“民”的概念范畴，考证“民”在儒家思想不同语境中的特殊意蕴。比较儒家之“民说”与墨、道、法家之“民说”，厘清儒家学派内部各家之“民”在不同语境中的特殊蕴含，扩宽儒家民说的研究史料，有助于凸显儒家民说的特色与价值。三是“儒家民说研究”既侧重于对“民本”“亲民”“新民”“保民”“爱民”“富民”“安民”“养民”“顺民”等理论范畴的内容阐释，又侧重于对其进行理论层次划分，从而使其纳入“民说”理论体系之182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中，能够避免造成思想内容及内涵上的相互重合，化解理解和学术上的困难。（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以“民说”为理论视域对儒家“民”的思想进行系统的划分和阐释，将儒家思想中“民”这个概念清晰地展现出来，从而厘清儒家“民”之学说的发展源流和多样的内涵，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一是学界目前对于儒家“民”这个概念范畴还没有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将儒家“民”之思想纳入“儒家民说”之中进行系统的阐释，从而形成比较完备的“儒家民说”理论体系，并致力于从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个人自由发展三个层面提出儒家民说，在当代有助于推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是由于儒家民说包含着大量如何对民众进行管理的为政智慧，它可以为提高当代中国治理能力体系、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儒家关于亲民、保民、爱民、富民、安民、养民、顺民、乐民等方面的思想观念，与当代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具有某种契合之处，通过有鉴别性地批判继承，有助于培育践行“人民中心”主流价值观。三是揭示出儒家民说阐明了哪些如何协调官与民、国与民之间的关系，对其中的贵民、亲民、保民、爱民、安民、顺民、利民、为民等观念进行阐扬，将为新时代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启示。四是儒家民说中的新民主张，对于当代构建健全的、理想的人格，塑造一代新人也具有诸多现实借鉴意义。三儒家民说研究的基本框架（一）探讨儒家民说思想的基本内涵一方面对儒家民说之概念范畴进行理论界定和阐释，对“民”字进行训诂学意义上的阐释，做出详尽的字义源流考辨，并在类型学意义282儒家民说研究的进展与深化上对儒家“民”之概念或范畴进行类型划分及分析，如“庶民”“弃民”“贱民”“氓”“士”“农”“工”“商”等类型划分，从而为下一步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将“民说”进行系统性的层次划分，并作出狭义和广义方面的阐释，从而将“民本”“亲民”“保民”“爱民”“富民”“安民”“养民”“顺民”“教民”等理论范畴条理清晰地纳入“民说”体系中进行分析阐释。（二）研究儒家民说的主要层面这部分将主要对儒家民说进行思想内涵上的划分和厘定，阐明儒家民说不只是国家层面的“爱民”“富民”“安民”等理论内容表达，亦包括社会、个人方面的思想理路诉求，例如儒家民说中注重“民德”“民风”“化民”等社会层面的理论阐述，是一种动态的教化和培育过程，而非静止而僵化的说教理论；同时儒家民说研究也要注重个人与国家、社会互动所产生的关系中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并深刻揭示它地反映在儒家的人性论、天人观、德力观、群己观、命力观、义利观之中，这是儒家思想中所独有的理论特色。（三）探讨儒家民说的思想源流和发展脉络，并对儒家的民说思想进行文献学意义上的整理从纵向角度梳理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现代新儒学所呈现出来的民说，重点探究较为丰富的先秦孔孟荀和近现代中国思想家的民说（如梁启超、毛泽东等的“新民说”），阐明不同阶段民说的互补性、同异性，借此历史地概括与总结儒家民说的演变过程，分析诸种儒家民说的利弊得失，阐释清楚儒家民说的思想源流、发展脉络和时代特点，进而对相关儒家民说思想的资料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归类。（四）比较儒家学派与墨家、法家、道家之中“民说”的异同重点阐释不同学派之间对“民说”之认识的不同，同时也要分析儒家学派内部对于“民说”认识的异同之处，阐发孔子、曾子、子思、382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黄宗羲、顾炎武等儒学代表人物对于“民说”的不同与争论，梳理 诗经易经尚书礼记 等各种经典所蕴含的“民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五）阐释儒家民说的当代价值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进行阐释。一方面揭示儒家民说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价值，阐明儒家民说作为汲取历史经验的政治哲学和为政之道对于批判封建特权、官本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等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另一方面阐述儒家民说对当代个人健全人格塑造的意义，阐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儒家民说能够为个人发展提供有益的精神养分和文化资源，有助于“民”优良人格的塑造、合理价值观的重塑、崇高理想信念的树立。四儒家民说研究的主要进路基于儒家民说思想的核心脉络，应按部就班地对儒家民说范畴展开分析、阐释，抓住“儒家民说”思想的概念范畴界定和理论内容核心，考镜源流，明晰学理逻辑；并与当代现实问题相结合，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使“儒家民说”思想在新时代背景下展现鲜活的生命力。（一）儒家民说研究的重点一是解释儒家民说所独有的思想蕴含以及学派内部的不同理解，从而明确儒家民说的理论界定。二是诠释儒家民说的内涵、本质、结构、地位、意义、发展和转化，进而系统分析、阐释和建构儒家民说。三是论述儒家民说在当代的借鉴价值以及在当代应用的路径和方法，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联系。（二）儒家民说研究的难点一是儒家民说方面的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需要进一步挖掘，而且要结合核心主题进行重新划分和界定，否则，便会造成儒家民说的理论范围混乱。二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进行阐释时，既要把握思想主线，也要482儒家民说研究的进展与深化把握具体的现实问题，故既需要紧扣儒家民说的学理逻辑，又要贴合当代现实问题、热点。三是如何认识和把握儒家“民本说”、“民贵说”、“治民说”、“贵民说”、“亲民说”、“新民说”、“为民说”和“利民说”同当代民主理论、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理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三）儒家民说研究的主要目标其一，厘定儒家民说的概念范畴，讲清楚儒家民说体系的主要内容，从而理清课题主线，突出核心主题。其二，讲清楚儒家民说的主要学理逻辑、思想内核、突出特点，辨明儒家学派与其他学派以及儒家学派内部对于“民说”的异同之处，从而将儒家民说的发展源流、思想脉络、主要内容阐释清楚。其三，讲清楚儒家民说与当代文化体系、前沿问题、热点思潮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联点、结合点，以论证儒家民说的当代价值和生命力。（责任编辑：李文娟）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