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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义军地方王权意识在洞窟中的体现沙武田 尹 潇(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摘要:大中五年(851)唐始设归义军节度使,陷蕃六十余年的敦煌名义上重新归属于唐王朝,但自始至终,归义军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归义军时期,洞窟营建过程中所受的政治影响极大,供养人地位上升的迹象十分明显。曹氏时期,洞窟中突然大规模出现的龙凤藻井和 龙王礼佛图 正是王权意识在洞窟中的外化。此时期,“新样”文殊信仰在敦煌盛行并影响到了洞窟的营建,这与佛王思想、正统观念密切相关,其实质仍是归义军王权意识影响下的产物。关键词:归义军王权意识 供养人像 龙凤澡井 龙王礼佛图 新样文殊信仰中图分类号:K24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6252(2023)01-0092-20归义军相关问题的研究是随着藏经洞的发现而开始的。在此过程中,学者们逐渐注意到了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中的王权色彩,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归义军时期的各类专题研究和单窟研究之中。但,前辈学者仍留下了一些研究的空间。管见所及,尚未有专文论述归义军地方王权意识在洞窟中的表现。故笔者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归义军王权意识影响洞窟营建的现象,做一梳理和考察,以期裨益学林。收稿日期:2022-07-1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敦煌壁画外来图像文明属性研究”(20VJXT04);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计划资助(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111)“长安与丝路文化传播学科创新引智基地”(B1803)作者简介:沙武田(1973-),男,甘肃会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佛教石窟考古、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等研究。尹潇(1997-),男,湖北恩施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8-12 页;杨宝玉、吴丽娱 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 以入奏活动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 43-58 页;冯培红 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288-297 页;沙武田 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考古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 217-221 页。郭俊叶 敦煌莫高窟第 454 窟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 年,第 583-603 页;米德昉 敦煌莫高窟第 100 窟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 年,第 223-232 页;邹清泉 文殊堂:曹元忠时代佛教文化与视觉形象个案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 年,第 4-17 页;高秀军 敦煌莫高窟第 55 窟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第 247-251 页;邵强军 敦煌曹议金第 98 窟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年,第 63-68 页;沙武田 石窟中的归义军历史 敦煌莫高窟第 156 窟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21 年,第 168-176 页。29一一、一一以以贯贯之之的的尊尊佛佛传传统统敦煌地区对佛教的尊崇古已有之,几乎未曾中断,也正是由于佛教在敦煌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历代敦煌统治者大都利用佛教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早在北魏时期,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期间便抄写了一批佛经,希望借此使“四方附化,恶贼退散,国丰民安”。即使是在北周武帝灭佛时期,为维护敦煌的稳定,时任敦煌最高首脑的建平公于义仍然采取了“曲线护法”的策略,庇护受“废佛令”波及的僧众,这也是其得到“弘其迹”赞誉的主要原因。隋文帝时曾在全国分建舍利塔以期巩固统治,当时敦煌的崇教寺和大乘寺都有幸分得,佛教在当时敦煌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武则天时期则通过颂扬莫高窟南北二大像,以此来宣传武周统治的合法化。等到敦煌陷蕃后,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也是以佛教为纽带,这一点从敦煌现存大量吐蕃时期的抄经就可体现出来,更不要说,敦煌规模宏大的抄经事业还是由一大批吐蕃统治上层人物,组织并亲自参与发起的,僧相钵阐布贝吉云丹和赤祖德赞的王妃贝吉昂楚等人都曾参与其中。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发现早在归义军建立之前,敦煌统治者就有利用佛教维护自身统治的传统,所以归义军时期,借助佛教巩固其统治,并不难理解。其借助佛教维护统治,最重要、最直观的方式之一就是在敦煌大规模的开凿新窟以及重修前代洞窟,尤其是曹氏归义军时期,堪称是继吐蕃之后又一开工修窟的高峰期。相对前代而言,由于陷蕃后的沙州之所以归唐,主要是沙州望族张议潮联合当地各族人民起事,驱逐吐蕃守将的结果,所以尽管归义军名义上一直从属于中原王朝,但自始至终都具有强烈的地方意识。这种地方意识自张氏归义军时期就已存在,在曹氏归义军前后达到顶峰,形成了具有敦煌鲜明特色的地方王权意识。为更好地理解相关概念,有必要对“地方王权”作一简要说明。众所周知,王权一般指统治权,特别是意谓作为最高统治权的主权与其保有者。虽然归义军大部分时候在名义上都是作为中央王朝39归义军地方王权意识在洞窟中的体现宿白 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 484 页。范泉 周武灭法与敦煌北周石窟营造的关系 以莫高窟第 428 窟供养人图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8 年第 4 期,第 114-122 页。杨富学、王书庆 敦煌文献 P.2977 所见早期舍利塔考 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敦煌学辑刊 2010 年第 1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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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的一个藩镇而存在,但由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衰落已成定局,再加上敦煌地处西北边陲等原因,实际上,即使在双方联系最为紧密的张议潮时期,唐中央对归义军的掌控力也是相当有限的。这从唐廷授予“归义”这样一种称呼,就可见一斑。传统上,这样的称呼都是授予周边归附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授予张议潮部众这样的称呼,恰好说明了唐中央没有将其视作能直接控制的政权。与之对应的是,归义军节度使凭借着对于境内的政治决定权和经济、财政的自主权,使归义军这一区域性政治实体在实际的运作中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尤其是随着后来以僧官为代表的宗教界式微,更使得节度使权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下,节度使作为归义军的最高首脑,其权力是带有部分王权色彩的,此即本文所谓的地方王权。虽然归义军大致可以分为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两个时期,但由于曹氏家族通过联姻的方式,笼络一批敦煌大族的支持,尤其是与南阳张氏的联姻,极大地减少了曹氏取代张氏执掌敦煌政权过程中的阻力。曹议金以张议潮“外孙”自居,很好地为其入主归义军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也正是因为这种和平的平稳过渡,保证了归义军历史的连续性;同时自张议潮时期便开始在莫高窟大规模开凿功德窟的现象也几乎与归义军政权相始终,这就为我们从历任归义军掌权者及其亲近之人的功德窟中,去窥见归义军时期敦煌地方王权意识的形成、发展与表现,提供了一个绝佳窗口。二二、洞洞窟窟营营建建中中的的政政治治思思想想莫高窟作为中古敦煌的宗教活动中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图像记忆,尤其是归义军时期,在历任掌权者的推动倡导下,新建了一批中大型的石窟,对于这些石窟中留存历史的解读,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有关归义军的相关历史。(一)政治事件影响下的开窟契机首先,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历任归义军节度使都要花费巨大的代价修建属于自己的功德窟?并且这些洞窟往往“用各种形式占据着崖面的主要位置,”在崖面上有独霸一方的气势,很明显这是经过仔细斟酌后,刻意安排的结果。我们可以从归义军时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洞窟出发,尝试去解答这个问题。依照这个思路,那么首当其冲的当属首任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 莫高窟第 156 窟。回顾学界对于第 156 窟开窟时间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一、以荣新江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第 156 窟应始建于咸通二年(861),开窟的直接原因是为了49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杜海 曹议金权力枝系考,敦煌学辑刊 2014 年第 2 期,第 10-21 页。马德 论敦煌石窟崖面上的“王公窟”现象,郑炳林、花平宁主编 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下)2002 年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8-26 页。庆贺张议潮收复河西重镇 凉州;二、以陈明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应该开凿于大中五年(851)前后,开窟是为了庆祝归义军“渐次收获甘州、肃州、伊州等地,”同时也是为了庆祝张议潮得到了唐王朝的承认,得以正式建立归义军政权;三、以沙武田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第 156 窟应建于大中二年(848)到大中五年(851)间,目的是为了庆祝张议潮在沙州起事,收复了瓜、沙二州,推翻了吐蕃在沙洲的统治,得以“自摄州事”,在沙州自行代理节度使职权。虽然诸位先生对于开窟的时间和原因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观点,但是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了大的历史背景,尤其是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对于第 156 窟营建时间的影响。而且,通过梳理学界关于归义军史上其他重要洞窟,开窟原因的认识,我们可以发现重大政治事件对于开窟时间的影响,并非仅仅适用于第 156 窟,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张淮深开凿第 94 窟是因为其取得了“乾符之治”,曹议金修建第 98 窟,主要是庆贺其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承认。这种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而动工开窟,也是之后历任节度使新建或重修洞窟时的一种普遍心理。此时期,曹氏家族主持新建或重修的莫高窟第 100、61、55、454、96、130 等窟都是这一心理的实际外在表现。这种借佛之名,而行人事之美的做法,即使是作为名义上敦煌宗教界最高领袖的都僧统,在开凿属于自己的功德窟时也不能免俗。(二)政治目的对于洞窟营建的影响从洞窟营建过程中的巨大花费,也可发现政治目的对于归义军时期开窟的影响。虽然学者们对第 156 窟开工及完工的具体时间仍未达成共识,但一致认为其应该花费了 5到 6 年的时间进行修建。同样作为张淮深的功德窟 第 94 窟,学界也基本认为至少需要花费 5 年左右的时间进行修建,若按贺世哲等先生的意见则可能更久。归义军节度使这种动辄花费数年时间修建自己功德窟的行为,到了曹氏归义军时期愈演愈59归义军地方王权意识在洞窟中的体现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 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 74 页。陈明 关于莫高窟第 156 窟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 2006 年第 3 期,第 90-96 页。梁红、沙武田 张议潮的政治联盟窟 由洞窟的崖面空间组合再谈莫高窟第 156 窟的营建,敦煌研究 2022 年第 6 期,第 23-34 页。贺世哲 从供养人题记看莫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充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 212-214 页;郑炳林 张淮深改建北大像和开凿 94 窟年代再探 读 辞弁邈生赞 札记,敦煌研究 1994 年第 3 期,第 37-41 页。沙武田 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第 164-168 页。马德 都僧统之“家窟”及其营建 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 丛识之三,敦煌研究 1989 年第 4期,第 54-58 页。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 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 74 页;暨远志 张议潮出行图研究 兼论唐代节度使旌节制度,敦煌研究 1991 年第 3 期,第 28-40 页;陈明 关于莫高窟第 156 窟的几个问题,第 90-96 页;李国、沙武田 莫高窟第 156 窟营建史再探,敦煌研究 2017 年第 5 期,第 49-56页。日 藤枝晃 敦煌千佛洞中兴,东方学报 第 35 册,1964 年,第 9-139 页;郑炳林 张淮深改建北大像和开凿 94 窟年代再探 读 辞弁邈生赞 札记,敦煌研究 1994 年第 3 期,第 37-41 页;邓文宽 张淮深改建北大像和开凿 94 窟年代考,敦煌研究院编 1990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 年,第 121-135 页。贺世哲 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第 213 页。烈,根据学界主流的认识,作为曹议金功德窟的第 98 窟修建时间应在十年左右,这种动辄花费数年时间开建和重修洞窟的情况,几乎与归义军政权相始终。除时间外,从建窟所花费的民力也可以发现,实际上营建一所大窟对于归义军政权来说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S.5448 敦煌录 载:其山西壁南北二里,并是镌凿高大沙窟,塑画佛像。每窟动计费税百万巡礼游览之景。虽说每窟都“动计费税百万”可能有所夸张,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在莫高窟开窟的确花费甚大,尤其是修建历任归义军掌权者们的大窟,所花费的钱财,必然不是个小数目。Ch.00207 宋乾德四年(966)重修北大像记 记载了曹氏归义军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重修北大像时的相关资料,从中我们或可一探修窟的巨大消耗。修复的缘由是曹元忠与凉国夫人浔阳翟氏斋月避暑时,见莫高窟“北大像弥勒建立年深,下接两层材木损折”,年久失修。修复的人员主要来自敦煌的 12 所僧寺,每寺出 20 名僧人;此外还有木匠 56 人、泥匠 10 人,修复总计使用 306 人,历时 12 天。三百余人看似不多,但如果联系到曹氏归义军时期的领地仅“二州六镇之地”所辖总人口最多不过在四万左右,或许我们对三百余人的适龄劳动力会有个更深的认识,几乎每百人中就有一人要参与重修北大像,况且这还是在未排除女人、老人及小孩等老弱病残情况下得出的结果,实际参与修建的比例会更高。如果再考虑存在同时动工修建多所洞窟的情况,当时百姓劳役压力之重,可想而知。曹氏归义军时期仅在莫高窟一地开凿、扩建、重修的洞窟就达到了 278 个之多,对于洞窟的新建与重修几乎和曹氏归义军政权相始终。那么为什么归义军历任节度使都要如此不惜民力,执意在敦煌重修旧窟、开建新窟呢?或许单纯从信仰的角度解释,已经很难说的通了,但如果把这看作是归义军政权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所不得不进行的必要花费,或可解释这种巨大花费的合理性。(三)佛教洞窟发挥的政治功能洞窟所发挥的作用是功德主开窟的核心原动力。有必要简单的梳理一下,莫高窟洞窟营建史上,洞窟功能发生的转变,以期更有力的说明一些问题。69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贺世哲 试论曹仁贵即曹议金,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 年第 3 期,第 40-46 页;马德曹氏三大窟营建的社会背景,敦煌研究 1991 年第1 期,第19-24 页;沙武田 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第 153 页;邵强军 敦煌曹议军第 98 窟研究,第 44-47 页。郑炳林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86 页。史苇湘 世族与石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56-158 页;马德 董保德功德颂,敦煌研究 1996 年第 3 期,第 14-20 页。荣新江 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0-12 页;徐秀玲 唐宋之际敦煌莫高窟大像维修浅析,学理论 2019 年第 7 期,第 125-126 页。郑炳林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人口变化研究,江西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12 期,第 20-30 页。潘玉闪 莫高窟外貌变迁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院编 1987 年敦煌石窟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 年,第 53-66 页。莫高窟开窟之初,受宗教的影响较大,北朝时期之所以大规模的建窟,主要还是因“禅修观像”的需要,隋代禅修观像的需要仍然是洞窟功能的主流思想,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有了“通过称念千佛名号以进行忏悔的基本信仰”,莫高窟第 420 窟、第419 窟就是通过石窟建筑与佛教义理思想相结合为修行者和观瞻礼拜者提供修习、实践、礼拜场所的典型代表窟,是进一步拓展敦煌石窟功能的新尝试。吐蕃统治敦煌的时期,大致延续了之前的发展趋势,洞窟的功能主要也还是宗教性的,但到了归义军时期石窟的功能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在此时期,在洞窟经常性地举行燃灯、挂幡、烧香等基本的供养和礼拜活动,同时也举办设斋等简单的佛事活动。这点从第 192 窟建窟功德记“又年岁至正月十五日七日、腊八日悉就窟燃灯,年年供养不绝”中可得到验证。在现存的敦煌文献中还有更多的证据,像 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 所记载由僧政道真主持的 951 年腊八日,莫高窟边窟燃灯的庆祝性活动,就是一例。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上元节等重大节日时,莫高窟所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除了耳熟能详的燃灯活动外,还有堆园、竖蟠、行像、赛天王、纳官等,并且逢此重大节日“节度使及其府衙内官吏大多都要上窟”,这也得到了 P.3461 斋文 所记“燃灯千树,食献银盘,供万佛于幽龛,奉千尊于杳窟有谁施作?则有我归义军节度使某官国母天公主长年遂使年支一度,倾城趋赴于仙岩;注想虔诚,合郡燃灯于灵谷是时也,初元顺节,青阳膺时”的佐证。其热闹的景象还可以在 P.3405 正月十五日窟上供养 所描述的“三元之首,必燃灯以求恩振虹(洪)钟于简檐,声彻三天。灯广车轮,照谷中之万树。佛声接晓,梵响以箫管同音”中得以体现。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到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到了归义军时期,莫高窟已不再是针对少数僧人进行特定宗教活动的场所,而是面对普通敦煌大众,举行带有浓厚官方政治色彩活动的地方。通过对从开窟时机的选择到洞窟修建完成后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这样洞窟修建全过程中每个部分的思考,我们发现归义军时期洞窟的营建,尤其是当政者功德窟的营建,79归义军地方王权意识在洞窟中的体现贺世哲 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与“双弘定慧”,敦煌研究院编 1983 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 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7-60 页。沙武田 西夏佛教一面相 西夏时期净土思想对敦煌石窟功德和功能的新诠释,西夏学 2020 年第2 期,第 246-275 页。郭祐孟 敦煌隋代法华主题洞窟初探,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第 42-59 页。贺世哲 莫高窟第 192 窟 发愿功德赞文 重录及有关问题,敦煌研究 1993 年第 2 期,第 2 页。吴曼公 敦煌石窟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文物 1959 年第 5 期,第 49 页。马德 10 世纪敦煌寺历所记三窟活动,敦煌研究 1998 年第 2 期,第 80-88 页。袁德领 归义军时期莫高窟与敦煌寺院的关系,敦煌研究 2000 年第 3 期,第 169-176 页。马德 10 世纪敦煌寺历所记三窟活动,第 80-88 页。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2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27 页。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24 册,第 118-119 页。透露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对于此时期洞窟营建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较前代而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三三、洞洞窟窟中中供供养养人人地地位位的的变变化化供养人像不仅仅是佛教徒礼佛形象的留存,同时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供养人在画像时,理所当然也会受到当时政治格局的影响。因此,通过梳理归义军不同时期洞窟中供养人地位的变化,将清晰地呈现出政治是如何一步步扩大对洞窟营建的影响。借此我们也能窥探到归义军地方王权意识形成的一个有利条件,即佛教在归义军影响的逐渐弱化。(一)从供养人位置、大小和署名变化看其地位的上升首先,我们可以从供养人像在洞窟中所在的位置,去考察供养人在功德窟中地位的变化。从北凉至隋代,莫高窟供养人像大多绘制在窟内四壁下部、龛沿、龛下、中心柱下部四面等次要位置,且供养人与佛、菩萨画像之间有明显的界限,用以表明人神之别,供养人均以站立姿态排列成整齐的礼佛行列,在佛、菩萨面前显得谦卑而低下,用以展现人们对佛、菩萨虔诚礼敬的心理状态。自唐代开始,这一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虽然初唐的部分洞窟仍然承袭了前代将人与神用装饰带隔开的样式,如初唐第 331、390 等窟,但在这个阶段也出现了将供养人画像绘入了佛、菩萨脚下的样式,没有了界栏装饰带,供养人成为了与参拜对象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如初唐第 329、372 窟,盛唐第 172、215、379 等窟,这都反映出在此时期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供养人画像开始成为佛教壁画中的重要内容。盛唐时,洞窟中供养人画像已经开始出现在甬道两壁这样比较显要的位置。此时期莫高窟标志性的第 130 窟,甬道两壁晋昌郡太守乐庭瓌与家人及侍从的供养人像就是明证,也是在此窟,实现了由单身供养人像向全家供养人像组合出现的转变。到了归义军时期这种传统也得以延续下来,作为有着里程碑意义的首任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第 156窟,甬道两侧张议潮及其宋氏夫人等的供养人像就是典型,而后在归义军时期的诸多重要洞窟中也基本延续了这种做法。此外,曹氏归义军时期供养人像的排列组合,发生了原来以西龛佛塑像和四壁壁画佛像为中心向以甬道归义军节度使供养人像为中心排列的89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万庚育 珍贵的历史资料 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 179-183 页;张先堂 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 以佛教史考察为中心,敦煌学辑刊 2008 年第 4 期,第 93-103 页;邵强军 敦煌曹议金第 98 窟研究,第 64-66 页。阎文儒 中国石窟艺术总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269 页。段文杰 供养人画像与石窟,敦煌研究 1995 年第 3 期,第 113-116 页。梁红、沙武田 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功德窟莫高窟第 156 窟的里程碑意义,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 6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 299-322 页。转变,并且节度使及其家人的供养人像还广泛地出现在非自家功德窟的甬道两侧,充当名义上的功德主。这一时期,修建洞窟过程中对于地方长官超乎寻常的重视,实是世俗政治影响佛教洞窟营建的实证。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也可发现此时期归义军节度使在敦煌的影响力较之前有了质的提升。其次,我们可以从洞窟中供养人像的形制大小,去考察供养人在功德窟中地位的变化。唐之前无论洞窟大小,洞窟中供养人画像都很小,大多从几厘米到 20 多厘米高不等,这种情况在初唐已经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最明显的改变还是要到盛唐的第 130 窟。乐庭瓌的供养人像高 215 厘米,其夫人王氏像高 197 厘米,均超过真人身高,开启了莫高窟供养人超身巨像的先河。这种现象在敦煌陷蕃后的中唐时期也并未改变,第 158窟甬道的供养人像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归义军时期这种趋势也进一步发展,第156 窟甬道两侧的张议潮及其亲属的供养人像、翟法荣第 85 窟甬道南壁西起的前两身供养人像、第 196 窟甬道北壁索勋的供养人像都是典型代表。曹氏时期,随着莫高窟营造洞窟数量和规模的急剧膨胀,更是出现了一大批巨幅的供养人像。“大王窟”“天公主窟”“文殊堂”“张都衙窟”等一系列窟内的都是等身或超身的巨幅供养人画像。以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议金功德窟第 98 窟为例,其甬道供养人画像皆高于真人大小,如窟主曹议金画像高达 2.42 米;主室东壁门南北两侧及南北壁东端供养人画像则与真人高度不分上下,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此窟内主室南北两壁西端、西壁及中心佛坛背屏后的供养人画像高度却仅为 0.35 米左右。那该如何解释此时期有如第 98 窟内这样小幅供养人像的出现呢?其实小幅的幕僚和僧官供养人画像,恰是为了衬托归义军节度使及其家眷供养人像之大,借以显示其地位之尊贵。同一窟内如此大小悬殊的两部分供养人画像,正是现实政治生活在洞窟营建中的反映。第 98 窟的本质更像是一个“政治祠堂”。我们还可以从供养人像和佛像的相对大小,去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说相对于第 130 窟高 26 米的弥勒主尊来说,甬道乐庭瓌家族供养人像还不算格外高大的话。那么到了曹氏归义军时期,洞窟中的供养人画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其所处洞窟内佛、菩萨像的大小了。洞窟中供养人像身高的上升,其实质乃是供养人地位的上升,这点也可从此时期,供养人衣着极其华丽得到佐证。至迟在曹氏时期,洞窟中世俗人物形象的地位99归义军地方王权意识在洞窟中的体现张先堂 晚唐至宋初敦煌地方长官在石窟供养人画像中的地位,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 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 纪念向达先生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455-466 页。张先堂 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 以佛教史考察为中心,敦煌学辑刊 2008 年第 4 期,第 93-103 页。沙武田 唐、吐蕃、粟特在敦煌的互动 以莫高窟第 158 窟为中心,敦煌研究 2020 年第 3 期,第14-26 页。邵强军 敦煌曹议军第 98 窟研究,第 55-61 页。范鹏 曹氏归义军初期敦煌洞窟营建中折射出的价值观 以莫高窟第 98 窟为例,敦煌研究 2016 年第 2 期,第 1-7 页。已经超过了神灵形象的地位,在洞窟里起着主导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宗教世俗化的不断发展。洞窟中供养人像在表现礼佛供养功德的同时,更加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彰显功德主的权威。从洞窟中供养人署名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供养人地位的变化。北朝时期的署名十分简单,出家人就称“比丘”和“比丘尼”世俗人信佛者则称“信士”“信女”或“清信士”“清信女”,在归义军政权尚未建立的隋唐时期,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榜题姓名详书勋衔官职”,但在此阶段还只是窟主等极个别人的榜题十分详尽,比如第 130 窟内乐庭瓌的榜题为“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守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乐庭瓌供养时”,但其夫人却仅仅是简单的“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对窟内供养人像都详述其各种头衔的规范,到了归义军时期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作为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功德窟的第 156 窟,这种现象还没有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到了首任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第 98 窟这种情况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不仅节度使及其家眷的榜题十分完备,就连节度使手下众多的幕僚和僧官也在第 98 窟中拥有较为详细的榜题。另外,与供养人关系密切的发愿文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早期发愿文大多简明扼要的叙述施主所做的功德,及希望借此实现的愿望,但到唐代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简单的发愿文开始被长篇累牍的功德记所代替,并且其不但要题在壁间,而且要专门另刻碑石以记功德,这就把佛教回向的观念,由宗教领域逐渐扩展到了世俗生活领域。根据现存的众多材料可知,归义军时期,这种传统得到了继承,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二)从出行图看供养人地位的提升据统计,敦煌洞窟中保存下来的出行图一共有 5 幅,全都集中在归义军时期,分别位于莫高窟第 156、94、98、12 窟和榆林窟第 12 窟。出行图原本是墓葬美术中的重要题材,与佛教并无直接关系,但其出现在佛教洞窟中,便被赋予了佛教艺术语境下的特殊意义,应将其视作一种特殊的供养人画像。莫高窟第 156 窟的张议潮与其宋国夫人的出行图,首创在洞窟中绘制出行图的先例,对其他出行图的绘制应有借鉴意义。故有深入分析其绘画意图之必要。其实出行图的绘制,本身就有强烈的政治意味。狭义而言,出行就是所谓的“卤薄”。汉官仪 载:天子车架次第,谓之卤薄。后汉书舆服志上 称:001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关友惠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敦煌研究 1989 年第 3 期,第 16-20 页。万庚育 珍贵的历史资料 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第 179-183 页。郑炳林、郑怡楠辑释 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685-701 页;马德 莫高窟史研究,第 287-318 页。汉 应劭撰 汉官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年,第 46 页。诸侯王法架,官属傅相以下,皆备卤薄,似京都官骑,张弓带鞬,遮迓出人称促。列侯,家臣庶子道从。可见,卤簿作为古代帝王大臣出行的礼仪,其本身权势及身份的象征。在唐宋时期,依据相关仪卫制度,皇后、太子、太妃、王公及四品以上(宋为三品以上)大臣等出行都配备不同规格的卤簿,有着严格等级规定。可见,张议潮将自己与其夫人的出行图绘入第 156 窟,这一行为的政治象征意味是很明显的。这点也可以从出行图的题记得到佐证,传统的供养人题记在供养主体之后,大多会有“一心供养”或类似表述,以强调供养的观念,但此图的两则题记“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扫)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均毫无此意。暨远志先生对此图有过深入的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张议潮出行图中的仪仗配置、人物组合,还是服饰装备、职官排列方式都符合 P.3773 凡节度使新受旌节仪 的描述,再加上 唐书 唐会要 通典 等文献相关记载的佐证,可以确定此图表现的是张议潮被唐廷授予旌节时的仪式。唐朝时,类似的出行图在墓葬中多有发现。管见所及,就已正式发掘的墓葬而言,尤以西安地区为多。像李寿、懿德太子、章怀太子、永泰公主、新城公主、长乐公主等墓中都有反映墓主人身份的出行图。但是通过对这些墓葬中壁画内容的考察,可以发现其题材还是以饮宴、乐舞、仕女图等表现日常生活场景的题材为主,墓中的出行图当然也符合这一规律,表现的都是墓主人日常出行的场景。换言之,唐墓中的出行图,除了图本身反应唐的仪卫制度外,其记载的事件内容并没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两相对比之下,张议潮借第 156 窟中两幅出行图,展现自己权势与地位的意图就分外明显了。敦煌石窟中出行图强烈的政治意味,在其余几幅出行图中也能得到体现。营建于869 年前后,作为索义辩功德窟的莫高窟第 12 窟,其前室除东壁外均绘有供养人像,形成了一个前有鼓吹、仪卫、驼马队引导,后有僧俗供养人跟随,前后衔接的环状出行图,可称之为“索义辩出行图”。通过李金娟的研究,我们知道图中画面表现的是以索义辩为核心的索氏家族在盂兰盆会时前往寺庙,送盆、献供的情节。而之所以选择此事件作为绘制的内容,正是因为作为当时敦煌四大佛教节日之一的盂兰盆会,在敦煌百姓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是借此展示索氏家族权势、地位的大好机会。当然,这也与归义军之初,僧官的地位较高有关。宁强先生对第 100 窟的曹议金夫妇出行图做过仔细101归义军地方王权意识在洞窟中的体现南朝宋 范晔撰,唐 李贤等注 后汉书 卷 29 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3652 页。元 脱脱等撰 宋史 卷 147 仪卫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455-3458 页。宋 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书 卷 23 仪卫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497-510 页。暨远志 张议潮出行图研究 兼论唐代节度使旌节制度,第 28-40 页。程义 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第 185-232 页。李金娟 莫高窟第 12 窟“索义辩出行图”研究,敦煌学辑刊 2016 年第 3 期,第 113-122 页。法 谢和耐著,耿昇译 中国五 十世纪的寺院经济,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46-249 页。的考证,认为图中表现的场景应该去莫高窟礼佛,虽然如今已难以知晓,此场景表现的时间是不是如盂兰盆会等在敦煌具有重大影响的特殊节日,但考虑到莫高窟自古以来在敦煌百姓心中的神圣地位,可以想见曹议金之所以选择去莫高窟礼佛这一场景,作为出行图的题材,还是为了借此利用佛教更好的显示和巩固自身的地位与权势。由于莫高窟第 94 窟和榆林窟第 12 窟出行图漫漶严重,已无从考证其内容代表的场景,但想来应也是表现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出行图在敦煌洞窟中的出现,本身就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包含之中,而通过对现存可辨识出内容几幅出行图的考释。我们发现出行图素材内容的选择,是窟主精心安排的结果,其目的还是在于更好的彰显自身的权势与地位。当然,对于慕容家族而言,之所以能在榆林窟第 12 窟绘制 慕容归盈夫妇出行图,最根本原因可能还是因为世居瓜州的慕容家族在慕容归盈任瓜州刺史期间,政治势力的增长。瓜州虽仍属归义军治下,但独立性已极强。同样的道理,历任归义军节度使之所以绘制政治意涵如此强烈的出行图,也是归义军政权独立性在洞窟中的展现。经过上述的讨论,我们发现供养人在洞窟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实质是营建洞窟的功德主地位的上升。这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莫高窟洞窟营建受世俗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到了归义军时期,这种变化尤为明显。而此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则是因为以节度使为代表地方世俗权力的扩大,逐渐侵蚀了原来以僧官为代表的宗教权力的结果,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敦煌洞窟开窟之初就有的传统 僧人位于世俗人物之前充当引导僧的现象 在曹氏归义军时期再也没有出现。僧人地位的下降,还体现在其独立性的丧失,沦为了世俗政权的“释吏”“门僧”,供其驱使。通过上文对洞窟中供养人地位变化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归义军时期世俗政治势力权力的扩大和宗教影响的衰微,这给了归义军王权意识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四四、从从洞洞窟窟中中的的龙龙元元素素看看归归义义军军地地方方王王权权意意识识(一)从龙凤藻井看归义军的王权意识藻井并非洞窟所特有的建筑结构,作为中国古建筑的重要结构之一,其广泛地出现在古代宫殿、坛庙、寺庙等建筑之中。从洞窟建筑的角度而言,洞窟藻井属于洞窟覆斗201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宁强 曹议金夫妇出行礼佛图,段文杰等主编 1990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 年,第 304-318 页。陈明 慕容家族与慕容氏出行图,敦煌研究 2006 年第 4 期,第 25-31 页。苏金花 从“方外之宾”到“释吏”略论汉唐五代僧侣政治地位之变化,敦煌学辑刊 1998 年第2 期,第 112-120 页;郑炳林 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研究,敦煌学辑刊 2005 年第 1期,第 1-15 页。顶四披的集中点同时又是洞窟的最高点,必然是洞窟内一处视觉的聚焦点,因此,在这个位置出现的图像肯定有其特殊之处,图案背后必然有深层次的历史含义,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专门讨论。敦煌石窟中,龙或凤多出现在龛沿和藻井的位置。莫高窟早期的龙凤图案主要作为一种祥瑞进入洞窟之中,龛梁龙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且根据图像与文献的对比验证,可以确认这时的龙应该是中国龙,而与印度佛教中的龙没有关系。到了隋代,龛梁龙逐渐开始向藻井龙演化,最迟到盛唐时期这一转化应已完成。归义军时期,一个值得特别留意的现象便是:在张氏归义军时期兴建的数十洞窟中,出现龙凤图像的洞窟较之前有了大规模的减少,拥有龙凤藻井的洞窟更是一例也无,但在曹氏归义军时期却营建了一大批团龙、团凤或龙凤藻井的洞窟,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在张氏归义军时期很少见的龙凤藻井,却在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洞窟中突然频繁出现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龙凤图像的象征意味。在最初作为一种祥瑞图案出现后,龙图案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政治挂钩,历朝历代,无论是中原正统王朝,还是周边藩镇割据政权,都喜欢用龙来塑造自己的正统性,凤作为一般与龙对应出现的图案,应当也起到类似的效果。事实上,根据现存文献的记载,藻井某种程度上也可作为权势的象征。唐朝时“非王公之居不施重拱藻井。”到了宋朝则是“六品以上宅舍,许做乌头门。凡民庶之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由此可见,藻井的建造在唐宋时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建造藻井本身就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营建者尊贵的社会政治地位。洞窟中的龙凤藻井作为整体石窟建筑中的一部分,在考虑其象征意味时,当然不能抛开洞窟本身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来单谈藻井意涵。作为洞窟的一部分,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