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2).doc

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2）

何宗海

二

自秦朝建立又过了800年（前221—581年），准确地说是802年，世界已来到西方人所说的公元6世纪中叶。这时，正值东方大国隋朝旭日东升的初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制度形态轮回期。和秦朝一样，隋朝也是一个短暂的国度，仅存37年，从建立到消亡，在历史的长河里，也近似一个打雷闪电的过程；和秦朝向汉朝过渡一样，隋朝向唐朝的过渡也是“无缝对接”的。在制度形态构建上，从隋文帝到唐太宗，只不过70年，却天衣无缝地实现了由统一政治制度形态向士人政治制度形态的提升，进而创造了中华民族200多年的新的辉煌历史。中国又像是回到了800年前的原地，毅然呈现出这样一派景象：以李渊、李世民父子为代表的唐王朝的缔造者们，幽禁了隋恭帝，驱逐了隋炀帝，最终推翻了隋朝，却建设了一个与杨坚、杨广父子志同道合的新国度，忠实地走上了他们所设计的、想走而没走完的路。
前苏联的缔造者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说过这样的话：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从秦朝到隋朝这800年间，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螺旋式上升趋势。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东方洋洋大国形象的塑造和本民族身份的定位，而且，在政治上，中国人学会了既认同统一，又不屈服于封建专制的窒窟；当社会制度形态呈颓势、不能维持统一局面之时，地方政权各自寻求发展，依旧向往统一；与此同时，妥协、包容成为了沟通社会关系的重要渠道；整个民族在融合中壮大，华夏文明呈多元繁荣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由统一政治主导的统一思想和统一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并经过“儒术”的长期陶冶，形成了深厚的积淀；在争斗中增进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认识与了解，学会了睦相处，在亲和中增强了中华各民族对国家统一的认同感。
和秦统一时一样，隋朝的统一重新收拾了已经四分五裂的河山，重新整理了魏晋南北朝300多年来山头林立、动荡不安的政治秩序状态和濒临腐朽、凌乱不堪的社会制度体系，重新站在了秦当年那样的制度形态断裂带上。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又经历了一次800年的兴亡轮回，站在了新的历史高度上——这800年间，中国人不仅经历了草船借箭的悲壮，也体会了败走麦城的凄凉。王莽篡位，把汉朝截成了两段，历史重演了都城东迁的一幕。三国鼎立，终归两晋独统150年；八方称雄，诸侯各显神通300载。不仅在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中书写着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也在血色浪漫中积累了丰富的战争智慧——西晋史学家陈寿《三国志》的问世，可谓开创了人类战争艺术史！《汉书》广泛流传，《史记》家喻户晓。此时的中国社会，比秦朝时更为成熟，更为理性，更为文明了。隋文帝及其后人深厚的人文素养本足以构建一个崭新的、更具人文特色的社会制度形态，实际上他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之不错。但他们依然走上了秦朝失败的老路。
我们先翻翻典籍，了解一下隋朝是怎样一个国度。由于这个朝代步履匆匆，走得太急，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后人们只能从唐太宗时期由谏议大夫魏征主持编修的《隋史》中，一叶知秋地看到唐人对于隋朝兴亡过程的描述。
《隋史帝纪第一·高祖上》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大象2年（公元580年）5月，北周王朝诏令随国公杨坚“为扬州总管，将发，暴有足疾，不果行。”其后不到1年的大象3年春（隋高祖元年，公元581年），隋朝宣布成立。
“（大象2年）乙未，（宣）帝崩。时静帝幼冲，未能亲理政事。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高祖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
大象2年（公元580年）9月壬子，静帝（时年7岁）下诏曰：“假黄钺、使持节、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坚，感山河之灵，应星辰之气，道高雅俗，德协幽显”，等等，以示逊位给隋国公。杨坚不许。
同年12月甲子，静帝再次下诏称：“隋国公应百代之期，当千龄之运，家隆台鼎之盛，门有翊赞之勤。……柔之以德，导之以礼，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风美迹，歌颂独存……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相国印、绿綟绶，位在诸侯王上。隋国置丞相已下，一依旧式”。杨坚再让，不许。
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春2月壬子，“遣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赵煚奉皇帝玺绂，百官劝进。前后3让，高祖乃受焉”[12]。
对于以上《隋史》中的描述，当时不仅有人提出质疑，而且就在另一部同一时代编修的正史中做了大相径庭记载。唐初负责《周书》编修工作的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则对这次改朝换代的经过，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周书本纪第八·静帝》中有这样的记载：
静帝于“建德2年（公元573年）6月，生于东宫。大象元年（公元579年）正月癸卯，封鲁王。戊午，立为皇太子。2月辛巳，宣帝于邺宫传位授帝，居正阳宫”。
至于21岁的周宣帝宇文赟为什么要匆匆“传位授帝”于自己的长子、即位时只有6岁的周静帝宇文阐？史书没有作详细的记载，只是说“2年（580年）夏5月乙未，宣帝寝疾，诏帝入宿于露门学，己酉，宣帝崩”。
“甲子，隋王杨坚称尊号，帝逊于别宫”。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5月壬申，（静帝）崩，时年9岁”。
从宣帝崩到静帝崩，时隔一年。这宫闱中的内幕，是个没人能解得开的尘封千年的谜。令狐德棻的结论是：“静帝越自幼冲，绍兹衰绪。内相挟孙、刘之诈，戚藩无齐、代之强。隋氏因之，遂迁龟鼎……斯盖宣帝之余殃，非孺子之罪戾也”[13]。
开皇元年2月甲子（公元581年3月4日），北周丞相杨坚“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 隋朝在一片“祥瑞庆云”中宣告成立，史称隋文帝（隋高祖）[14]。翻过隋朝看历史，这样一种朝政更替的方式，对于芸芸众生来讲，至今也算是最经济，最温和和最具人性的结局了。又8年，中华民族再次实现了大统一，再次奠定了中国社会稳定的一统局面。这次统一，征战时间之短，消耗人力物力之少，都属史无前例。秦朝的那次统一，秦始皇本人亲自征战17年，加上之前从秦孝公到秦庄襄王共计1个半世纪，历代老秦人为江山社稷，南伐蛮夷，北修长城；劳民伤财，征战无数，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好儿自刈边关，烈女哭倒长城。和秦统一相比，隋朝的统一，可谓是暗淡了刀光剑影。在传统文化智慧的引领下，隋文帝杨坚凭借自己文韬武略的治国才能，不再崇尚枪杆子打天下，而是凭借制度创新，调动士人阶层的聪明才智，搭建起了人类历史上第1个通过公平竞争升官进仕的制度平台，用笔杆子治天下。
《周书》和《隋史》均为成书于唐贞观年间的两部正史。同一时代的史官们对同一史事得出了截然不同结论，这在正史中是罕见的。倡导“以史为鉴”的唐太宗李世民及其朝廷上下却默认了这样两种结果，留下是非曲直的议论流传于后世，着实耐人寻味。更耐人寻味的是，唐朝的李渊父子们，明明是挟持了隋朝，迫使隋炀帝客居江都，有朝而不能归，却有模有样地在《周书》和《隋史》里，仿照隋文帝当年的做法，说什么：“一人在远，三让不遂，黾勉南面，厝身无所，苟利社稷，莫敢或违，俯从群议，奉遵圣旨”[15]。
《隋史》对隋文帝及隋朝存亡“信而有征”的结论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但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16]。《隋史》的编修们在总结隋朝失败的教训时，情愿不情愿地归咎于：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17]。进而把隋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隋炀帝恃功“矫情饰貌，肆厥奸回……一人失德，四海土崩”[18]。这段对隋朝及其人和事的评价，明显有失公允！其历史局限性仍在于人治——受制于人和受制于人治的历史。
是胎盘终归要脱落的，脱落了，母体才能安然，新的生命才会诞生。历史对秦朝亡国原因的分析之所以保持了基本的理性，较为公正，较为系统全面，主要是因为有太史公司马迁的一双“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的慧眼和“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史家风范。往后写史的，尤其是编修正史的，大多是些吃着皇粮侍奉朝廷的御用文人，除了受制于自身的知识阅历及历史观之外，还要受制于当时的统治者，因此，对人对事的客观性、公正性会大打折扣。历史的是非永远没有定论。我们还是来分析这次制度形态的嬗变。
隋朝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对社会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确立三省六部制、简化地方官制、修订“开皇律”、领均田令、设置粮仓、改革币制等，最为引世人瞩目的，还是科举制的创立及实行。科举制在隋朝的诞生，成为了这个时代制度创新的永恒性标志，并引领了此后社会制度形态发展变化的大势。
成熟的制度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制度形态作为一种价值评判准则和习俗文化的形成，是社会民众在长期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遵循着一定的规则和规律而提升、认同和积累的价值认识，往往需要几代人的经验和智慧积累。秦朝在制度创新方面，历代公认的最大亮点是创立了郡县制。但郡县制作为一种制度形态在秦朝并没有真正形成，它花开在秦朝，果结在了汉朝及其以后。同样，隋朝制度创新亮点无疑是开创了科举制的先河。但科举制的花开在隋朝，果却结在了唐宋及其以后。隋朝尽管国运短暂，所奠定的以士人政治为核心的制度形态，到了唐朝，就如同汉朝继承秦朝制度构想那样，不断提升完善，在唐中后期及北宋时代，这套制度体系及形态进入了天人合一、和谐传承的境界。隋朝建立后，为了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之变革，实行了察举和科考并重、分科举人的用人制度改革。由于科举制的诞生，为之后1400余年中华民族制度形态，尤其是政治制度形态镌刻下了深深地烙印，并对整个人类政治制度形态的形成，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说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是古代中国人对人类社会科技的巨大贡献，那么，秦代的郡县制和隋代的科举制，无疑是古代中国人对人类社会制度创新的巨大贡献。
科举制被废除后，成长于20世纪初的那一代中国史学专家们，深情地回顾这段千年兴废的制度史，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有一个以个人学识、涵养和志向为基本素质参与政治的精英阶层，他们提出了“文人政治”的概念，所指就是隋朝创立科举制后，士人成批量地走上政治舞台，所引起的政治制度嬗变的基本特征。科举制的建立，开创了中国社会制度形态的新纪元。史界的基本共识是，科举制产生于隋朝。科举制的总设计师是隋文帝杨坚，实施的总指挥是隋炀帝杨广。其标志是炀帝大业3年（公元607年）开设的进士科。科举制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士人政治的历史阶段。“与士大夫治天下”[19]的士人政治局面就此逐步形成。由于科举制是一种“进士”制度，还由于士人是中国社会自先秦以来形成的一个由知识人士构成的社会阶层，本文把这段制度史定性为“士人政治”。当然，士人政治制度形态的实质，仍然是封建帝制下的一种由文人成规模参政执政的治国模式。是在秦代以来的统一政治制度形态基础上，掺入了政治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元素，结合当时的秩序、经济等制度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制度形态。
隋朝统一后所构建的制度基础，与秦代有明显的不同。秦始皇是古秦国的世袭君主，主要是依靠皇权和武力镇服天下而后统一中国的。隋文帝则是依仗自身众望所归的士大夫身份即位；秦王朝崇尚武力，横征暴敛，思想专制，焚书坑儒，“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20]对文化的疯狂扼杀是秦朝暴政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而隋文帝明确表示反对焚书坑儒，坚持实行拯救文化的政策。在他即位的第3年（公元583年），下诏求书。“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21]。前者烧书，后者求书，与秦始皇统治时期形成泾渭分明的对比。这便是隋文帝对治国之道的清醒认识。后人可以从中感悟到隋朝科举制为何孝德为先、文武并举的由来。这一切，均在隋炀帝所颁布的10科举人诏令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中国，士人参与政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先秦时代。在秦始皇时代的丞相李斯，汉武帝时代的丞相公孙弘等，都是士人参政的典型事例。但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而存在，始于隋代。隋朝科举制的建立，使得士人阶层参政呈现制度化、常规化状态。这之前，汉代实行的是以德取人的察举制，魏晋及后实行的是以门第取人的九品中正制。据史料记载，隋朝创建科举制初始，考察考试从形式到内容既有鲜明的制度创新性，又有显著的文化继承性；以综合素质考核为主，考试和荐举并举，科目设置比较全面，根据专业需要采取与各科相适应的方式；具有厚重的儒家文化特色，重孝重德，重礼重义，重点突出，各有侧重，符合政治用人的一贯标准。
科举制的实施，也标志着中国制度形态由统一政治形态开始了向士人政治形态的漫长过渡。与此同时，秩序形态、经济形态以及意识形态等，也随之发生着适应性的转变。科举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以来诸侯国政治制度和诸子百家思想文化的有选择的继承，是建立在以儒家价值观念为核心基础之上的一种综合素质的考评体系。公元583年（开皇3年），隋文帝下诏，“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14]。大业3年(公元607年)，炀帝诏告天下，荐举贤良之士，设置10科举人，进一步明确了科举制选士标准：“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力有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若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理，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5品已上，宜依令10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用。其见任9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由此可见，隋朝科举制对人才要求，完全是建立在民本基础之上的，普天下有才之士，机会一律均等。既有全面的德才兼备的综合标准，又有量才使用、取之所长、“不必求备”的灵活尺度[22]。
10科举人标准，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了自孔子以来，儒家及诸子百家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其内容均蕴含着厚重的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丰富内涵。其一是孝悌有闻，集中体现一个“孝”字。“孝为百行之首。”秦汉提倡“以孝治天下”,孝悌便成为人们做人做官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孝，利亲也，以亲为爱”。其二是德行敦厚，集中体现一个“德”字。“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从古至今，以品德优良、高风亮节、勤政爱民、严于律己为主要内容的德行，始终是做人之本，为官之基。”其三是节义可称，集中体现一个“义”字。“节义之人济以和衷，才不启忿争之路,功名之士承以谦德，方不开嫉炉之门” 。其四是操履清洁，集中体现一个“礼”字。“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显示出对儒士为官的信任。其五是强毅正直，集中体现一个“信”字。“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其六是执宪不挠，集中体现一个“公”字。执法严明，公正公平；廉洁自律，不畏强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七是学业优敏，集中体现了一个“智”字。博洽通达，“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其八是文才秀美，集中体现了一个“文”字。“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修文德以来之”。其九是才堪将略，集中体现一个“才”字。“然亮才，于治戌见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其十是膂力骁壮，集中体现一个“勇”字。“天宝末,取骁壮以充赤水军骑士”。 骁勇健壮是对军事人才的选士标准。隋朝的科举制，既主张德政，也主张法治，既注重修文，也注重弘武，唯独不提倡人治。隋朝时，由于“科考”与“察举”并举，有的科目适合考试则采用考试的办法，比如“智”、“文”、“才”；有的科目适合荐举则使用荐举的方式，比如“孝”、“德”、“礼”、“勇”等[23]。
科举制为中国士人施展政治抱负搭建了广阔的政治舞台，同时也为儒家学说的传播开拓了更为畅通的道路。士人是一个存续于中国历史各个阶段的具有理想抱负、有学识、有才智、有谋略的男人或这样的男人群体。在先秦，士人是一个身份飘忽不定的社会群体。春秋战国，“士”已沦为“四民”（即士、农、工、商）。士人阶层的沦落，加速了当时“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士人意识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渐觉醒，他们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被重新认知。春秋末期，在孔子及儒家文化的大力倡导下，礼乐制度逐步恢复，士人阶层也随着礼乐的恢复逐渐壮大，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自孔子出世之后2500多年来，孔孟之道对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士人文化以形成的主要思想根源和道德价值认知根源。西汉时的思想家董仲舒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之后的历代统治者所接受，成为了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对社会制度形态的嬗变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成为了中国士人阶层的思想基础。中国士人文化所体现、所秉承的价值观念，总体上本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制提升了士人阶层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来源于士人阶层中的精英们在其政治生涯受挫或家国蒙难时，对人间世态炎凉的体味，并由此而感悟自省得到的理性反思。士人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制度形态核心要素。其内涵以及表现方式总是不能脱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和忧国忧民、忍辱负重、不计得失、为民请命的品格等这些传统的道德追求。由来已久的“与天下同乐，与天下同忧”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士人情怀高远的志向和优良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士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科举制引领下的士人政治是隋统一的政治局面出现后，求得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隋朝是继秦朝统一中国之后，经历两汉、三国和魏晋南北朝，动荡分裂300年，再次实现了全国统一的一个强大封建王朝。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为了扩大新兴社会阶层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用全国统一的标准选拔各级官吏，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前代选举之权，操之郡县，士有可举之材，而郡县不之及，士固无如之何，今则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夫苟怀牒自列，州县即不得不试之：试之，即不得不于其中举出若干人。是就一人言之，怀才者不必获信，而合凡自列者而言之，则终必有若干人获举；而为州县所私而不能应试者，州县亦无从私之；是遏选举者之徇私，而俾怀才者克自致也。此选法之一大变也。”[24]
以科举制为核心构建起的士人政治制度，是中国人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迄今，仍旧令西方的社会学者们羡叹不已。隋朝实行科举制的时候，西方民主已进入了贵族世袭时代。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中国士人政治制度创立，对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政治制度产生过重大影响，有人曾认为，这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20]。
隋文帝的伟大社会实践在一定历史意义上表明，所谓英雄创造历史，并不完全是因为英雄的生命本身占据了多少历史空间，树建了多少丰功伟业，而是指他及他的时代所构建的社会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正因此，文帝还被美国人列入《世界100名人排行榜》[25]。
中国士人文化是镌刻在民族文化历史长廊上的一道价值烙印，是士人阶层高尚的、积极的、向上的、具有使命感和凝聚力的一种文化类型。士人文化是士人阶层对其道德文化的弘扬，对其人生价值的感念，是士人追求道德境界的行为方式和士人道德本质的表现形式。科举制是以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为基础而设计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体系，是这种制度体系选择了儒家文化。制度可以弘扬文化，但制度不可以灭失文化，文化是积淀在血液中的钙化成骨骼的思想。
在现代，士人文化所表现的价值观念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生活的变迁，无论是在实现方式上或是进取目标上，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但总体上，在价值取向方面，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在内涵方面，呈现出继承与创新并举的延续性；在思想认识方面，基本摆脱了历史赋予的寄生性和依赖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的同时，具备了人格意义上独立性。
在道德和伦理制度方面，汉朝400多年，尤其是自董仲舒以来所确立的“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思想的价值观、习俗和礼仪，尽管经历了三国魏晋南北朝300多年的政治动荡和分裂，但作为有价值的文化制度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未衰，仍在社会诸多领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隋朝建立过程中，顺理成章地扬弃了其他思潮文化的干扰，根据儒家主张的伦理原则，建立了新的社会等级秩序。
到了唐朝，科举制度日趋完备，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称制科。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其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为常设科目”[26]。与隋朝科举制所设置的10科相比，唐朝的6个常设科目，相对应、相关联的只有“文才秀美”和“学业优敏”两科。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和执宪不挠，这些重要的科目被舍弃了，或作为轻描淡写的考察科目，并不列为正规程序，不为重视。重文重智，轻孝轻德，已在唐代科举制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报考对象上，唐朝规定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二是乡贡。由中央、地方官学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合格，选送到尚书省应试的，称为生徒。不由馆、学而学有所成的为士人，自己向所在州县报考，经县、州考试选拔报送尚书省应试的，称为乡贡。公元807年（唐宪宗元和2年）诏令：“举人曾为官司可罚，曾任州县小吏，虽有辞艺，长吏不得举送，违者举送官停职，考试官贬黜。”[27]
通常，流传于社会的一般说法是：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成殿亲自主持对贡生的考试,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殿试制度。而据《唐史》记载，在这之前31年的公元659年（唐高宗显庆3年），“春二月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惟郭待封、张九龄五人居上第，令待诏弘文馆，随仗供奉”[28]。由此看出，由史册记载的首创“殿试”的皇帝应该是唐高宗李治。
“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封建政治主体到唐朝发生了一次机质性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导致了中国封建政治主体机质走向性的改变，即由汉魏以来的封建‘贵族政治’向唐宋以后的封建‘文人政治’转化”[29]。据史料统计，唐代290年中，贡举272次，仅18年停举，都是由于战乱灾荒等情况所致。唐德宗贞元19年（公元783年）发生荒灾，京师缺粮，停举。博士韩愈表示担忧，上状说：“今若暂停举选，或恐所害实深，一则远近惊惶，二则人士失业”[30]。唐后期，虽经历了60年五代乱唐的混乱期，但由于士人政治制度形态尚处于萎缩阶段，大势未去。
陈桥事变后，北宋兴起。赵匡胤及其后代们并未有更多的制度创新举措，而是延续了这种制度形态，辉煌中又走过了100余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宋朝虽然在制度创新方面没有重大突破，但在士人政治制度的继承和革新上，承袭了隋唐代以来科举进仕的做法，在形式和内容上做了改革：放宽录取的范围，确立了3年1次的3级考试制度，并建立糊名和誉录制度防止徇私等。基本上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制度形态，维持了社会生活的稳步运行。到了南宋，隋唐以来的制度形态已进入衰败期，国家四分五裂，社会动荡不安。北宋的兴起，是“道”变，而“天”没变，南宋的偏安，却是“天”变，而“道”没变。南宋彻底断送了这一切。
这时，北方蒙元崛起，主宰了新一轮的制度形态嬗变期。这是隋、唐、宋以来，制度形态嬗变的又一个轮回期。历史赐予了元朝一个建功立业、重新构建制度形态的极好机遇。而元朝从兴起到消亡的100多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挥师中原、饮马大江后，忙于东拼西杀拓展疆域，扩大行政区划范围，在定夺江山版图方面，功勋卓著。
元朝取得政权后，一反千年来的政治文化传统，人为地制造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制度形态断裂层。在制度体系的构建上，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分化的政策，以本民族为中心，按等级把国人分为4等10级。把他们自己分为天之骄子，是1等人，治人之人；色目人（粟特人、吐蕃人等）为2等人；汉人是3等人；称南宋区域内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为“南人”，是4等人。这种不平等的制度首先挫伤了占国家人口总数绝对多数的、以礼仪为核心价值根基的、数千年在中原地区传宗接代的汉族人的尊严，不可避免地成了内乱的制度根源，社会局面更是陷入了动荡不安。
元朝的兴起，实际上是又一次新的统一。元初，“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30]。到了始祖时期，曾围绕科举兴废问题反复讨论，而“未及行”，至成宗、武宗时，也一议再议，仍无结果。在亡宋近40年后的仁宗延祐2年（公元1315年）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这次科考在大都（今北京市）举行，各省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只有135人，从中获录取的进士只有56人。从延祐二年开始，直至元末，共进行了16次科举考试，产生进士1139人。无论就取录人数或进士的地位前途，都和唐、宋相两朝难以相比。也有人认为，元朝存续的一个多世纪，实质上是长时间废止了科举制。统治者们不仅未能适时构建起与当时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形态，终止了业已成熟的士人政治局面，形成了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等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制度体系的断裂而形成制度形态的失传。
元世祖忽必烈对中国政治制度构建的历史功绩在于创建了行省制度。这个制度开创了中国行政区划的新纪元。元代所开创的行省制，是对中国行政区划制度形态的一大历史贡献。以行省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区划格局，奠定了元明清以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蓝图。行省制在性质上虽属于秦代郡县制、唐代的州（道）县制的翻版，但仍对当时及明代以后的政治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历代所接纳，所继承。元代的行省制，无论是省、府（州、厅）、县的设置概况和历史沿革等，还是地名的延续使用方面，都为今天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法律方面的有益借鉴。据行政区划史料统计，在“四夷”（中原之外的边远地区）首设的县，大都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设置的。忽必烈本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也热心于学习中原汉族文化，曾先后召汉儒问道，任用他们整饬社会制度。
元朝的失败，其根源在于没有适时地构建起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的体系，没有形成适应当时社会需求的制度形态。元朝仅一个世纪的国运历史表明，社会制度形态一旦发生根本性嬗变，如果在100年之久还不能构建起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的新制度形态，就会从根本上危及到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任何制度形态，从产生到消亡，都是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都是有周期的。科举制在南宋实际上已是大势所趋了。明朝的兴起虽弥补了由元朝造成的这一缺憾，但在制度构建上也没有大的突破和创新，依旧延续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形态。清朝亦如此。最终导致了以科举制为制度模型的士人政治制度形态走向末路。
科举制所奠定中国士人政治的制度基础及其所形成的制度形态，1300多年来直到清末，也未曾有新的突破。因此有人说，中国自唐朝之后到辛亥革命这1300多年来，只有朝代更替却无制度创新。这话的确有几分道理。科举制在隋朝是纯粹的政治进士制度。而到了唐朝及其以后，变异成了以文取人的政教合一的考试制度。科举制的变异及其绑架教育的过错不在隋朝。光绪31年(公元1905年9月2日)，发布上谕：“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这一状态自元以后又延续了600年。
科举制的废除，从制度上动摇了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对国家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动摇了士人阶层实现其人生理想的信念根基，也动摇了士人政治的制度基石。把科举制归结为一种“儒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方式，在中国整个制度形态中的存在是一个由历史延续下来的客观事实。
隋朝这37啊，繁花似锦的37个年轮！

注释：
[12] 以上均摘自【唐】魏征等：《隋史帝纪第一·高祖上》；
[13] 【唐】魏征等：《隋史帝纪第四•炀帝下》；
[14]【唐】魏徵等：《隋书•帝纪第一高祖上》；
[15]【唐】魏征等：《隋史帝纪第五•恭帝》；
[16]《隋史帝纪第二•高祖下》;
[17]以上均摘自【唐】令狐德棻：《周书帝纪第八•静帝》；
[18]《隋史帝纪第五•恭帝》;
[1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
[20]【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21]【唐】魏徵等：《隋书•帝纪第一高祖上》；
[22]据【唐】魏徵等：《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
[23]据【唐】魏征等：《隋史》《帝纪第一·高祖上》、《帝纪第三·炀帝上》、《帝纪第四·炀帝下》；
[24]范文澜：《中国通史•隋唐时期（上册）》；
[25]【美】麦克尔.H.哈特：《世界100名人排行榜》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10月；
[26]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二版，第164-165页;
[27]【后晋】刘昫:《旧唐书•宪宗本纪》；
[28]《旧唐书：本纪第四•高宗上》；
[29]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前言》,齐鲁书社 ，2005年6月;
[30]【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
[31]《元史•选举志》;
[32]王瑞来：《科举取消的历史》;
[33]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