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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宁杭考察心得
日前，我们赴苏州、杭州、扬州等地考察，全方位了解三市在工业发展中的主要模式与成功经验。耳闻目睹其工业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及远景蓝图，大家震惊、激动、感叹，部分园区负责同志为“找到真经”而欣喜，跃跃欲试。
但我认为，开阔视野、突击学习之后，更重要的是保持冷静与深刻思考。今天的长沙工业正走在重要的十字关口，原有增长模式已显疲态，“激活变量与突破瓶颈“的任务迫在眉睫，而未来选择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模式与增长路径，我们必须潜心思考、谨慎借鉴、统筹决策。
以2007年陈润儿同志系统提出“加速推进新兴工业化“战略思想为起跑点，回顾长沙工业五年间走过的艰辛而辉煌的历程，我们深感不易、由衷自豪。是我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始终如一的实干精神让市委、市政府的发展思路与战略目标落到了实处。而面对当前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在全面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仍深刻感受到陈润儿同志07年以来的讲话精神与市委的政策文件仍具有很强的连贯性与前瞻性，仍对我市工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引领作用；现行工业发展战略与思路仍极具针对性与实效性。
今天的长沙工业不需要什么“大刀阔斧”，我们需要的是“精雕细琢”。我们需要的是通过“工作层面的拓宽、工作职能的加强、工作手段的齐备”实现“调整存量、优化增量、激活变量、提升质量”的总体目标。任何“大概念”、“大文章”、“大调整”、“大活动”只会扰乱既定的发展思路，打破现行的、总体良好的发展轨迹。任何“看起来似乎很美、想起来应该很好、做起来实际很难”的政策照搬与思路移植，对我市产业发展都不会有任何益处。
产业发展需要我们不为困难所惧、不为外界所扰、不为“美丽”所惑，始终维持一份“任而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的自信与淡定，需要我们顺应市场趋势、强化政府引导（而非主导），始终坚持“一张蓝图抓到底的”恒心与勇气。
走我们自己的路，让别人羡慕去吧。
工业产业发展模式选择
从早年‘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的轰动效应到‘十一五'以来被广泛讨论与反复推广的‘苏州模式'，关于工业发展方式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2000年开始，‘苏州模式'日益令人瞩目，以‘2004年，苏州引资额居全国首位、工业总量仅次于上海、gdp悄然超过深圳'为标志，在政坛光环照映下的‘苏州模式'盖过了持久风行的‘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样板。
由此，苏州‘政治现象'迅速扩散。在‘让经济发达地区的干部去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工作，输出先进的宏观经济管理经验和观念，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思路下，苏州及所在的长三角地区大批领导分赴陕西、江西等地就任，‘苏州模式'在全国区域经济得到进一步复制与推广。
——以XX市委在2005年春节后第一个千人大会上宣布‘一号工程'启动，随后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写入XX市政府工作报告为标志（提出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必须增长五成以上），风行２０多年的‘温州模式'开始复制苏州经验，向‘苏州模式'融合。温州主动转型，实施‘一港三城'新战略；打出‘百项千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全面吸收资本要素回流；‘温州模式'向‘苏州模式'融合的两个关键就是塑造强势政府和引资。——而与此同时，武汉等地对‘苏州模式'的复制也轰动一时，2001年打造的‘中国光谷'更是名声大噪。
一、无法复制的“苏州模式”
什么是‘苏州模式'。至今并没有一个权威而统一的概念，但从城市产业集群产生和演化的特点可以看出其‘政府主导的嵌入型'特征。可见，‘苏州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引进发展型模式，是以外资带动出口加工、发展外向经济的模式，是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的模式。毋容臵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无疑是高效率的。
但我们看到，陕西、江西时至今日仍无法完成引进理念、改良复制的任务，经济依旧落后。
对于号称‘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来说，同样面临‘差异大、学不像'的困惑。原有的‘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作为中国区域经济两种代表性发展模式，存在极大的差异性。‘温州模式'对外资的依赖度小，形成了许多产业集群，而且产业链长，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力不大；而‘苏州模式'靠的是政府强力有效的规划制约和外资的拉动，实现ＧＤＰ的快速增长；‘温州模式'打通了产业的上下游，有自主品牌，而‘苏州模式'只是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的加工链条；这也正是温州人对‘苏州模式'无所适从，脱离原有优势始终无法成功转型的根本原因。
而武汉光谷尚没有培养出一家有影响力的公司，其由武汉邮科院改制而来的最大的光纤企业烽火科技，早在1985年就掌握了制造光纤的技术，可目前产业规模亦不足百亿；整整十年时间，‘武汉光谷'既没能象‘硅谷'那样孕育出英特尔、惠普、朗讯、苹果、思科等科技巨头，也没有‘中关村'的联想、百度、方正、新浪；其光伏产业两大龙头烽火和长飞，都有着国营企业的背景，其成长历程，并非通过市场竞争得到发展，而是通过变相的政府扶持而长大；而其它光谷企业，则是弱小的民营企业，这种产业构成与发展模式，并没有突破武汉的传统产业发展方式的桎梏；应该说，武汉在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和制度环境的背景下，设立中国光谷，其对‘苏州模式'的模仿应是‘邯郸学步'，而其想通过对成功模式的复制完成产业复兴之路，更是纯粹的浪漫主义情怀，今天的发展结果在光谷设立之时（其时整个城市万人空巷，盛况唯有长江大桥通车时可比），就已基本注定；而其目前面对来自北京、上海、西安、广东、长春等省市对‘中国光谷'头衔的争夺，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苏州产业的崛起路径。从“苏南模式”到“苏州模式”‘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古诗里的苏州，是文化的沧桑与历史的厚重。城里的繁荣与寒山寺的孤寂，经济的发达和思想的空灵，夜色之静跟耳畔钟声，全部融进如画的美景。很多看似矛盾的东西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人们心中抹不去的印象。
如今的苏州，同样有多张面孔，同样有多种声音的交锋。一边是gdp增长跟外资的趋之若鹜，另一边是‘只长骨头不长肉'和民族名牌的淡出；一边是优惠政策与科技园区建设，另一边是资源代价和‘飞来经济'；一边是政绩工程与政府主导经济的苏州模式；另一边是普通市民的贫困和干群之间新的‘二元结构'。
沿着这种争论，我们应把眼光放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几年，那正是苏州产业崛起路径最开始的时间坐标。
——名噪一时的‘苏南模式'
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苏州就在集体副业基础上办起了一批社队企业。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小型社队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农机具厂。而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表示对社队企业明确支持后，社队企业开始步入大发展阶段。它们利用苏南地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特点，抓住市场空隙，迅速壮大起来。同时，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大量技术工人节假日到苏州度假，给苏州带来了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应该说，历史上的积累和接受上海的辐射为苏州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当时的短缺经济，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扩张，对工业化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至1989年，苏州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其创造的价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占到60%。
而正当乡镇企业良性发展之时，苏州各级政府开始以强有力的手段进行干预，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州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苏南模式'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苏南模式'向‘苏州模式'的转变
80年代至今，苏南模式悄然演变为苏州模式，利润低、见效慢的乡镇企业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大力引进外企、一切向西方学习的苏州模式开始大行其道。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辖下昆山、张家港等地的飞速崛起，苏州模式表现出强劲的势头，其中政府的强力介入和招商引资是重要的发展动力，苏州工业园等开始作为全国的标本开始推广。许多学者将之形容为‘飞来式经济'：上海门槛较高，很多外资无法直接落户上海，于是选择了昆山等地，正好接续了因苏南模式衰落而带来的增长空白。
但是，这种‘飞来式经济'，对一个地区来讲，很难避免空洞化的毛病，无法和当地的经济浑然一体，且很容易在成本攀升时随时迁移。更为尴尬的是，他无法带动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关于苏州模式的质疑之声也从来不绝于耳。
质疑一：没落的民族品牌
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兴起，苏州出现了一些行业内排名靠前的全国品牌，如香雪海冰箱、孔雀电视、春花吸尘器、长城电扇等，人称苏州‘四大名旦'。
可如今，长城倒了，香雪海被三星吞了，孔雀被飞利浦并了，唯一继续以自有品牌出现的，就剩一个春花了。但这么多年来，春花基本上是停留在传统的吸尘器行业，没什么大发展。此外，尚有虎丘牌照相机、登月牌手表等精密产品，以及非常发达的丝绸织造业，但这些企业后来都相继没落。老品牌已经消失，新的叫得响的品牌又比较少。这种现象的背后，我们不能不反思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力招引外资企业，到底会对我们的民族企业造成怎样的冲击。
一位专门研究苏州经济的专家称，‘那些洋品牌确实对苏州本地的一些品牌造成了冲击，总有些‘招了女婿冷落了儿’的感觉，优惠政策造成新的不平等值得我们去反思。但话又说回来，本地企业的发展，品牌的壮大，说到底还是有赖于自身竞争实力的不断提升。像香雪海这样的家电品牌，假使当初没有被三星‘雪藏’起来，如今面对海尔等强大的国内竞争对手，结局也可能是市场份额锐减，甚而退出家电市场的舞台。'
江苏民企‘巨头'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则认为，没有外资的拉动，就没有苏州今天民营经济的崛起和三产的兴旺。他说：‘如果不引进外资，不走上国际市场，沙钢难有今天的好局面。引进外资使我们接触到了全新的更高的层次，企业的技术装备、管理思想、营销市场等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普通员工及管理人员的观念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实，苏州本地品牌的‘贫困'，确实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无论自身品牌保护意识的淡薄，还是洋品牌一定程度的冲击，都是苏州企业及政府必须去思索和应对的。但这种现象，又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其严重性。现在，隆力奇、创元集团等企业已经逐渐崛起，未来苏州外资与民族企业的竞争，到底孰胜孰败，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质疑二：环境的巨大代价
在环境保护方面，苏州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目前，水面占到总面积42.5%的苏州，由于工业污水随意排放，近600万城乡居民已面临水质型缺水的难题。很多县级市大多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或‘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但沿江化工、冶金、造纸工业园等依然在100多公里的长江沿线一字排开，这些工业园大多位于沿江城市取水口上游或附近；苏州XX县区、昆山、吴江等地，虽然不把冶金、化工、造纸等产业作为重点产业，但重点发展的电子通讯制造业，对外排放的废水中含有重金属、放射性元素，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网络上上曾有两篇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文章。《没有蚊子的苏州工业园区》和《园区十年的罪恶》。虽然苏州工业园区的真实情况不至于像文章说的那么严重，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经济全球化下，苏州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可以利用各种内外资源，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但无论如何，始终都应有利于‘富民'和‘可持续发展'，不能失去‘自我'，迷失方向。
二、默默无闻的“杭州模式”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古诗中的杭州，是青山绿色的唯美之地，那里有着别的城市无法复制的人文历史优势，只有臵身于这座城市，也许才能了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真正含义。
如果说苏州的每次经济制度转向都能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的话，那么杭州的经济发展历程则显得有些低调，甚至新闻媒体都很少提起‘杭州模式'这个概念，政府低调的干预、企业创新的内源式发展、企业家默默无闻的打拼，这些‘杭州模式'的典型特征似乎都很难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短短的三十来年的时间里，杭州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跨度、大变迁，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制度创新最为活跃的经济热土之一。在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巨变和多方位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演化出了一幕幕令世人既惊讶又兴奋的‘杭州现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经济现象是，杭州在自然资源非常贫乏和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这点和长沙很像）的约束条件下，在缺乏像苏南地区那样的政府强有力的直接投资推动和像珠江三角洲地区那样的外商大规模投资推动的前提下，经济增长所需资金和经营知识主要依靠市域内部的内源积累而不是依靠引进的情况下，取得了持久的高速增长。
——独特人力资本的先发优势
改革开放前夕，站在经济现代化的起跑线上看，杭州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主要是其人力资本——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与市场经济转化中相适应的人才特性上取得了先发优势，并使其与市场经济相关的能力、技能、经验、知识等特定人力资本得到不断地增值。应该说，这种人力资本转换和增值的先发效应对杭州经济增长绩效甚至是现代化模式和路径的选择，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人力资本的快速转化和升值，一方面使杭州较早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在进入市场获取商机方面取得先机，从而为杭州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条件；同时使杭州能够用经营管理能力特别是经商能力这种特质人力资本弥补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严重不足，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为杭州经济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民间资金支撑；另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杭州人敢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锤炼自己，并在全社会形成了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社会氛围和环境，为杭州经济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企业家资源支撑；同时使杭州在制度创新方面先人一步，并能比其他地区较易突破改革的人力资本约束边界，确立市场化的先发效应，从而为杭州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快速推进的市场化进程
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杭州内源性发展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和与市场经济高度制度兼容的区域性商业文化环境，以及政府正确的功能定位和制度供给能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一大批深受区域性的传统商业文化熏陶、具有很强政治应变能力的杭州农民敏锐地觉察到政治气候和政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从事非农产业的政治风险预期值已大大下降的时候，率先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于是，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在传统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和缝隙中，开始出现了许多带有市场经济因素的民间制度创新，如专业市场制度创新、股份合作制创新、民营金融制度创新等等。到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杭州在城市建设中引进市场机制和借助民间力量进行公路、水库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动作的制度创新。
同时，杭州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创业活动，较少介入到单个产业发展，而是集中精力致力于为民间部门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特别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大环境，从而为民间部门能量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对创新的持续重视
进入新世纪以来，前期的快速市场化工作给杭州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寻求技术更新、推动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和产业层次提升，成为杭州私营企业的必修课。同时，持续的创新也让民营企业的品牌意识进一步增强，大大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杭州企业更加注重新产品开发，不断向高新技术产业进军，从低成本的竞争转向高收益、高附加值、高科技的竞争，这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技术创新成为杭州民企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私营企业活力指数赢得更大的竞争力。
除了本地企业的日益壮大之外，近年来杭州还吸引了不少外地民企‘迁都'过来。杭州适合私营经济生根发展的肥沃土壤则加大了它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着吉利、莱茵达等一大批企业纷纷将总部迁入杭州。
杭州民营经济硕果累累。2010年，XX市有约100家企业入选中国民企500强，连续八次蝉联全国城市第一；42家企业集团入选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连续四年列全国城市第一；23家企业上榜中国企业500强，60家企业入选中国最大1000强企业集团，均名列副省级城市第一。杭州人自豪地告诉我们：‘一方面是由于XX市政府为民营企业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是由于民营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强、生命力旺盛。'
三、长沙应借鉴怎样的产业发展模式
应该说，珠三角、温州、苏州、杭州等地的经济改革都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包括温州、苏州模式在内的各种发展模式，都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都是特定时空中的产物。如果苏州没有发端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没有集体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和精神遗产，就不可能有后来蓬勃生长的乡镇企业，更不可能有名噪一时的‘苏南模式'；如果杭州没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源优势，没有快速推进的市场化进程，就不可能有其依靠创新的内源式发展，就更不可能有民营经济如此发达的‘杭州模式'。
因此，在缺乏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任何一套制度都无法移植。‘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各地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经济状况差别很大，都面临着自己特殊的情况和问题需要研讨和解决。这里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套，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可搬，需要因地制宜，很难套用一个或几个‘模式'来完成工业化进程。我市既没有苏州那样的制度优势，又缺乏杭州那样的人力资本优势，自然也就无法按照‘苏州模式'、‘杭州模式'来完成长沙的工业化进程，但其借鉴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仔细分析珠三角、温州、苏州、杭州四大‘模式'的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效应及发展机制，我们看到：珠三角、温州、苏州走的是以制造业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之路，从日化用品到重化工，最后到高科技延伸的制造业之路，在实现ＧＤＰ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较大的能源、环境代价。
四大发展模式的内涵比较
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机制发展效应珠三角模式
温州模式
苏州模式
杭州模式
出口导向城乡互动资源依赖政府推动环境失衡
出口导向城乡互动资源依赖市场主导政府缺位
出口导向城乡互动资本依赖政府主导收入失衡
内外并重城市带动集约增长政府引导和谐效应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不难看出，‘杭州模式'应是我们学习与借鉴的重点。对于长沙工业的发展，我们应一如既往地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潜心于结构调整、鼓励二次创业，坚持走出一条具有长沙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
四、我们向苏州、杭州、扬州三个城市学什么。我们目前与三市最大的差距并不在单纯的经济总量与项目数量上，而是在经济发展的理念、服务经济的意识与能力上。我们要学的既不是其现成的发展模式，也不是其固化的战略思路，而应是其具体的一些理念、思路与做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概括的正是这个意思。
一是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已成为苏州、杭州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我市必须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研究、制定消除其市场准入、资金等方面的障碍与困难的措施，改变其在资源再配臵过程中的相对弱势地位，增强自主增长的动力和活力。要进一步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做强做大，引导中小企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兼并、收购、联合等方式，发展成为主业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大集团。要大力推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竞争力。要进一步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为民营企业提供经济信息、投资决策、法律咨询等全方位的服务，不断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是做强做大开发区。我市开发区相对苏州、杭州开发区，尤其是总量规模上，差距还很大。我市应把做大做强开发区作为全市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力支持开发区建设，充分发挥开发区对全市经济的引擎作用。要高标准、高水平的对示范区及其他开发区进行总体规划，明确开发区发展的长远目标，确立重点发展的产业集群。要向国内外先进开发园区看齐，不断创新管理机制，努力完善软硬件环境。要立足已有的优势产业，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引进和发展上下游企业，充分发挥产业链集聚效应。要着力引进国内外先进龙头企业，实现引进一个企业，带动一个行业，进而发展出新的产业集群。要给予开发区充分的管理权限和政策空间，能够方便灵活的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的服务，创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
三是要创新工作方法。苏州的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杭州的工业设计公司、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扬州的‘全面创新'等等，都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我们应更一步开拓视野，向先进城市学习其公共服务平台与软环境的建设，为我市工业经济发展创造更为良好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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