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景观与中国古典园林.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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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景观与中国古典园林摘要：关键词： 1. 引言农业景观是与从事农业(广义的农业，包括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生产活动相关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集合。农业景观是人们为了生产、生活而对自然和土地进行改造所体现的景观，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传统农业景观体现出自然与文化的综合作用，它包含了除农业文化和技术等一般意义以外的农业生产系统，是一类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李文华）。其中以古代哲学观点为基础的“天人合一”思想应用在传统农业中，形成了自然与农业的整体性结构，这种结构是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基础，农业景观主要表现特征是农耕活动千百年演变积累下来的人地关系，表现为所在地域自然环境特征与人文地理特征叠加的土地形态。在农业社会中，财富是与土地、与农业联系在一起的，花园本身也是一种物质财富。只有农业发达的地区，才可能有大规模的花园建造活动‘。花园的最初建造形式并非人们臆想出来的，而是出于对美好景色和地域环境的模仿。而地域环境除了纯自然环境外，在相当程度体现在农业景观上。所以东西方的一占代园林与农业景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现代农业可持续性研究的主要内容。除自然景观在内的农业景观元素外，传统的农业景观还包括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民居和农业生产活动、劳动者和民俗风情，这些内容是随着人类农业历史的发展对古老农耕技术和文化的传承，不同地区的传统农业文化各不相同，为研究农业历史和农业文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野知识分子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影响，标榜乡村田园风光之美，突出乡村风光的精神纯净性，来对抗世俗社会人性的异化。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创造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且“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社会，乡村景观成为一个忘却烦扰、摆脱现实，适其闲情的一块净土，对乡村景观的审美升华为寻找精神桃源的境界。 2. 中国古典园林在中国封建时期，社会计入农业文明之后，人对自然界有了一定的驾驭能力，开始开垦耕作农田，修建水利灌溉工程，砍伐森林等。因而创造了农业文明所特有的“田园风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物质和精神生活要求也相应的提高，统治阶级开始建造各式的园林。古典园林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或者归统治阶级所私有。在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他们在享受物质生活，为了追求精神享受，广泛开展造园活动，主导着园林的发展。因此，中国古典园林园林的形式与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统治阶级的好恶，统治阶级欣赏的景色、想表达的思想、寻求的精神寄托体现在园林中。而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内，农业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会被任何一个统治者所重视，农业景观作为农业一种外在载体，也会影响着古代园林。当然由于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别，农业景观对与古代园林的影响有所差别。以下就是对农业景观与东西方古代园林的关系进行详细的研究。中国疆域广阔，自然风光秀美，有崇山峻岭、奇峰险洞、大江平湖等等，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天堂”就是这些秀美的山川湖泽，他们把风景称为 “山水”，发展了山水审美观（图 2-1）。中国的山水画就反映出中国人的山水审美观以及对“纯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欣赏（虽然山水画的描绘对象也涉及自然风景的方方面面，但它多是以表现 “纯”自然风景中的山水为主，表现人文景观和生存环境的“界画”次之）。山水审美观的确立加上天人合一思想、君子比德思想、神仙思想 3 个意识形态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国古典园林开始朝着风景式方向发展。当然，由于中国人对于山水风景的欣赏，也会在这样的风景环境中修建寺庙、道观、游览路和休息设施。这些人工构筑物连同自然山水一起，成为中国园林景观的模仿对象，中国园林形成了以自然山水为骨架的风格，并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了几千年，可以说，中国的园林发展是从对原始自然的写实到写意的模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始的大自然景观一直都是模仿的原型，对中国古典园林的面貌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图 2-2）。中国是一个农业国，长期以农为本。千百年来，亿万农民在田野、村落中劳作生息。他们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创造了乡村环境的美。中国人对乡村田园审美的认识是很早的，在《诗经》和《楚辞》中就有赞美田野风光、歌颂劳动的诗句，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载芟》），对自然景物和集体农业劳动作了比较生动的描写。但当时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自然尚未人格化，人们不可能脱离功利的目的对大自然有较高的审美认识, 在这些诗中，自然景物只是作为一种比兴、衬托和象征，正如清人钱大昕在《网师园记》中所说：“《诗》三百篇，言园者，曰‘有桃有棘，有树 3. 农业景观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 3.1.. 中国古典园林的生成期经历了殷、周、秦、汉四个朝代一千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农业文明的曙光最先出现在中国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带。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氏族公社从事原始农业的生产，由早先的游牧生活转为定居生活，开始有了集体定居的氏族部落。后来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原始社会的解体，生产关系相应地从氏族的公有制转化为奴隶主的私有制。夏朝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帝工、贵族奴隶主聚敛大量的财富。他们经营的都邑，较之前的公社聚落己经有了明显的“城市化”的倾向。而后商王朝灭夏，从汤至盘庚，五次迁都，盘庚以后的二百余年则以“殷”为都。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生活在陕西、甘肃一带、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周族灭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奴隶制国家。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园林形式“囿”也就是在殷 .020 0.000的记载。田猎即在田野里行猎，又叫做游猎、游田，这是经常性的活动。田猎多半在旷野荒地上进行，有时也在抛荒、休耕的农田上进行，这就往往会波及附近的在耕农田。殷末周初的帝王为了避免因进行田猎而损及在耕的农田，乃明令把这种活动限制在王歌内的一定地段，形成“田猎区’，。田猎除了获得被射杀的死的猎物外，也还会捕捉到一定数量的活着的野兽、禽鸟。后者需要集中豢养，“囿”便是王室专门集中豢养这些禽兽的场所。殷、周时畜牧业已相当发达，周王室拥有专用的“牧地”，设置官员主管家畜的放牧事宜。在囿的广大范围之内，为便于禽兽生息和活动，需要广植树木、开凿沟渠水池等。有的还划出一定地段经营果蔬。囿除了为王室提供豢养野兽的场所功能之外，还兼有“游”的功能，即在囿里面进行游览观光活动。《诗经·大雅》的 “灵台”篇有一段文字描写周文王游览灵囿的景象，“王在灵囿，鹿鹿牧伏;鹰鹿灌灌，白鸟篙篙”，可见文王巡游之际是把走兽飞禽作为一种景观来观赏了。由此可知，当时的囿相当于一座生产性的观光牧场了。囿的游览功能虽然不是主要的，但已经具备园林的雏形性质了。而农业景观在这里的地位还是相当于生产基地，而游览只不过是它的辅助功能。中国古典园林的另一个源头“园圃”与“囿”的功能相似，也是具有生产基地的性质。园，是种植树木(多为果树)的场地;圃，即为人工栽植蔬菜的场地。西周时，往往园、圃并称，其意互通。最初园圃供应宫廷的公营果园或菜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果蔬纳入市场交易，民间经营的园圃也相应的普遍起来，更带动了植物栽培技术的提高和栽培品种的多样化，同时也从单纯的经济活动逐渐渗入人们的审美领域。相应的，许多食用和药用的植物被培养成为以供观赏为主的花卉。老百姓在住宅的房前屋后开辟园圃，既是经济活动，还兼有观赏的目的，而园圃内所栽培的植物，一旦兼作观赏的目的，便会向着植物配置的有序化的方向上发展，从而赋予园圃以园林雏形的性质。可见，园圃作为典型的农业景观，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其经济意义远大于观赏意义。但是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使其成为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原始雏形。囿和园圃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源头，都属于生产基地的范畴，这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两个源头作为农业景观其功能又都不是单一的，都兼有观赏的功能，可以说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形源出自人们对农业景观的审美，中国古典园林在其产生的初期便与农业景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这个关系贯穿于整个生成期的始终。到了秦、西汉时期，园林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由过去的贵族分封政体转化为皇帝独裁政体。园林的发展也与新兴大帝国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园林” (图2一5)，西汉的造园活动中皇家园林的兴建亦是主流，它继承了秦代皇家园林的传统，保持其基本特点而又有所发展、充实。“宫苑”是当时皇家园林的普遍称谓，一般情况下，宫、苑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类别。宫:是以宫殿建筑群为主体，山池花木穿插其间，“宫”与“苑”浑然一体;也有的把部分山池花木扩大为相对独立的园林，呈“宫”中有“苑”的格局。苑:是建置在郊野山林地带的离宫别苑，占地广、规模大。许多宫殿建筑群散步在辽阔的具有天然山、水、植被的大自然生态环境之中，呈“苑”中有“宫”的格局。农业景观在“宫”、“苑”不同的皇家园林里的作用又有了新的变化。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宫”这个以宫殿建筑群为主体的皇家园林内，农业景观生产生活必须的农产品的作用在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观赏作用以及引种种植新奇植物基地的作用。例如汉武帝时兴建的葡萄宫就是一处引进葡萄而加以培育繁殖的园场建筑。而同一时代的扶荔宫亦是相当于一处温室植物园。据《三辅黄图》:“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In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葛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遂不复漪矣。”而“苑”作为当时皇家园林的另一种形式，其内涵广博，功能复杂。如西汉上林苑即具备游憩、居住、朝会、娱乐、狩猎、通神、求仙、军训、生产等项功能，乃是名符其实的多功能的活动中心。苑的生产功能与皇室的生产活动、经济运作的密切关系，尤为值得注意。西汉时，某些皇家园林与某些官营的农、林、牧业生产基地都使用同样的称谓。譬如“苑”，既是指离宫别苑而言，又作为官营牧场的泛称。后者即 “牧师苑”，建置在适宜于发展畜牧业的边塞各郡，以养马为主，兼牧牛、羊。又如，汉昭帝时庐江太守垂桓宽所著《盐铁论》中的卷三《园池·第十三》提到:“是以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苑囿。”“先帝之开苑囿、池箕，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己。”’ 这里所谓的苑囿、园池、池箕均泛指官营的农场、林场、果园等生产性的经济实体而言。显而易见，在离宫别苑的诸多功能之中，生产功能占着重要位置。农业景观在这里兼有生产性、游赏性等多种功能。但是农、林、牧、渔等产业占地不少，“生产基地”的比重很大，我们可以把离宫别苑看作是多功能的庞大的“皇家农业庄园”。到了东汉，皇家园林的数量不如西汉之多，规模远较西汉为小。但园林的游赏功能上升了。而且东汉时期出现了之前并不多见的私家园林。东汉初年豪强群起，奴役贫苦农民充当徒附，强迫精壮充当部曲，形成各地的大小割据势力。他们逐渐瓦解了西汉以来的地主小农经济，促成了农民人身依附于庄园主的庄园经济的长足发展。庄园远离城市，进行着封闭性的农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相当于一个个在庄园主统治下的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东汉中期以后，帝王荒淫，吏治腐败，许多文人出身的官僚由于不满现状、逃避政治斗争所带来的灾祸和迫害，纷纷辞官回到自己的庄园隐居起来，成为隐十庄园主。他们的物质生活虽不如在朝居官的锦衣玉食，却也能保证一定的水准。精神生活则能远离政坛是非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回归田园的大自然怀抱，充分享受诗书酒琴和园林之乐趣。东汉的农业庄园经济为隐士们提供了田园牧歌式的场所，它既是物质财富，也是精神家园。这样，农业景观既是生活的来源，又是淡薄宁静的精神生活的象征。总的来说，在中国古典园林的生成期，造园活动的主流是皇家园林，私家园林较少。园林的最初形式“囿”、“园圃”源自于农业景观，无论在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中，由于生产力的局限，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始终占据主要的地位，但观赏功能逐渐提升。 3.2农业景观在中国古典园林的转折期的地位与作用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乱时期，也是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思想的 3.3解放促进了艺术领域的开拓，也给予园林发展以很大的影响。造园活动普及于民间，园林的经营完全转向于以满足作为人的本性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为主，并升华到艺术创作的新境界。而农业景观在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中的地位与作用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情况。当时的美学思潮较之前有了很大的转变，寄情山水成为社会的风尚，使得知识分子阶层从审美的角度认识、亲近、理解大自然的山水风景，越来越多的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无限的景观被利用而纳入于人的居处环境，自然美与生活美相结合而向着环境美转化。这是审美观念的重大转变。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基本上处于一个动乱分裂的时期，社会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所以皇家园林一般都不是很大，但是仍然追求皇家气派，有些甚至是奢靡浮华。受到当时的美学思潮—寄情山水的影响，皇家园林在显示帝王气派的同时也流露出自然之美，这样农业景观在皇家园林中的比重就逐渐变小了。在皇家园林中出现的农业景观，作用也由原来的一般生产性转变为迎合统治阶级的兴趣的观光园，或者为了显示皇家种植奇珍异果的特色农产品种植园。比如北魏洛阳的华林园中就有专门种植珍奇果树的百果园 (图2一7)，《洛阳伽蓝记·城内》有这样的记载:“景阳山南有百果园，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枣，长五寸，把之两头俱出，核细如针。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传云出自昆仑山，一口西王母枣。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里照彻，得霜即熟。亦出昆仑山，一曰王母桃也。”’ 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皇家为了行“籍田”、“亲桑”之礼而修建的象征性的农业御苑。“籍田”是皇帝为了祭祀农神，祈求丰收的礼仪，皇帝亲自耕田，以示上承天意，下为民率。天子藉田，王后就去采桑养蚕，即为“亲桑”。总之是为了表达统治阶级重视农业、劝课农桑的意愿。“籍田”仪式始于周代，后为历代帝王所遵循，而且仪式日趋繁复。当然皇帝不会真的亲自耕作，只是执犁“三推三反(返)”罢了。由于先前朝代的皇家园林规模巨大，功能繁杂，农业用地占其比重很大，所以没有必要特别修建专用的御苑。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仪式的繁复以及农田在皇家园林的比重急剧缩小，开始出现了象征性的农业御苑，这些农业御苑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表明皇帝重农亲桑的意志。比如后赵的石虎修建了专门种植桑树的“桑梓苑”。《水经注·漳水》:“漳水又对赵氏临漳宫，宫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月，虎帅皇后及夫人采桑于此。今地有遗桑，墉无尺难矣。”这表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中央集权对于各种产物的垄断，农业景观在皇家园林的地位己经被边缘化，已经由原来的生产基地的功能转换为个别的观赏性，象征性的农园。对于魏晋南北朝的私家园林来说，东汉发展起来的庄园经济，到魏、晋时己经完全成熟。庄园规模有的及宏大，也有小型的。就生活基本需要而言，在当时物质文明不高，人口密度很低的情况下，随处都可以找到充满自然美的幽静的世外桃源，为士人“归田园居”的隐逸生活提供了优越条件。士族的大庄园中，士族子弟由丰厚庄园经济供养，有高贵门第和政治特权，又受到良好教育，不少人成为高官、名流或知识界的精英。他们对自己庄园的经营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把普遍流行于知识界的以自然美为核心的时代美学思潮，融揉于庄园生产、生活的功能规划之中;在承袭东汉传统的基础上，更讲究“相地卜宅”，延纳大自然山水风景之美，通过园林化的手法来创造一种自然与人文相互交融、亲和的人居环境— “天人谐和”的人居环境。另一种庄园，如东晋著名的文人陶潜(渊明)所经营的，则为小型庄园。陶渊明辞官退隐庐山脚下，家境并不富裕，庄园规模虽小，也很简朴，但园居生活却怡然自得。同时士族们向山林川泽进军，形成许多结合于山泽占领而有山、有水的庄园，当时称之为“别墅”、“墅”、“山墅”。《宋书·孔灵符传》:“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而灵符答对不实，坐以免官。”这个包含大片水陆地和两座小山的别墅，除了农田耕作之外，还可以利用山水地带发展畜牧业、渔业以及栽培果树、竹、木等。刘宋以后的南朝，别墅这种特殊的庄园己大量开发建设而遍布各地，成为一种兼有山泽之利的农业生产经济实体。庄园、别墅是生产组织、经济实体，但它们的天人谐和的人居环境，及其所具有的天然清纯之美，则又赋予它们以园林的性格。因此，知识阶层对之情有独钟，似乎更在城市私园之上。所以说，园林化的庄园、别墅代表着南朝的私家造园活动的一股潮流，开启了后世别墅园林之先河。从此以后，“别墅”一词便由原来生产组织、经济实体的概念，转化为园林的概念了。魏晋南北朝是大量产生隐士、在知识界普遍滋长隐逸思想的时代。别墅、庄园为他们提供了“山居”、“田园居”的隐遁之所，既是他们的物质财富，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魏晋时期对田园之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欣赏，其中所寄托的情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活环境美的向往、对自然美的开掘，这对田园审美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从此以后，人们对田园景观的热爱从自发走向自觉，逐渐形成了传统。庄园、别墅以及他们所呈现的山居风光和田园风光，经过文人的诗文吟咏，逐渐在文人圈子里培育出一种包含着隐逸情调的美学趣味，即对田园的审美，促成了唐宋及以后田园诗画、山居诗画的大发展。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田园诗人涌现于唐宋文坛，山居图、田园图成为元明文人画的主要题材。诗画艺术的这类创作，又反过来影响及于园林。唐宋以后的文人园林中，出现不少以山居、田园居为造景主题，往往都涵蕴着或多或少的隐逸思想和意境。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景观对于皇家园林来说生产功能已经很少存在，游赏活动成为主导的甚至唯一的功能。即便是在皇家园林中出现的农业景观，除部分是专供大内的农田果蔬园以外，多数只是保留了其象征的意义，反映皇帝对于农桑的重视。在私家园林中，庄园、别墅随着庄园经济的成熟而得到很大发展，它们作为生产组织、经济实体同时也是文人名流和隐士们“归田园居”、“山居”的精神寄托。它们作为后世别墅园的先型，代表一种天然清纯的风格。其所涵蕴的隐逸情调、表现的山居和田园风光，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私家园林特别是文人园林的创作。农业景观在这些以庄园、别墅为代表的私家园林中的比重很大，它既是物质的载体，又是精神的寄托。 3.33农业景观在中国古典园林的全盛期的地位与作用隋唐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分裂状态，在空前统一的辽阔疆域内，创造了超越秦汉时期的盛世，各族人民互相融合，文明也异于寻常的灿烂辉煌。同样，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也进入到全盛的时期。隋唐时代，国势强盛，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的空前繁荣景象必然在宫廷造园活动中有所反映，皇家园林表现了较之前更为精致的规划设计和足够的皇家气派。为了适应皇帝园居生活的多样化，形成了大内御苑、行宫御苑、离宫御苑三个类别的基本格局。而且皇家园林的数量与规模己远远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皇家园林规模的扩大，其功能又趋于多元化，在规模宏大的宫苑之中，农业景观多以园中园的形式出现，其功能也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大内御苑中有观光采摘园形式的御苑，如唐朝的大内御苑禁苑，有24处建筑群，为园中园的形式，其中观光采摘形式的园有梨园、葡萄园、芳林园(樱桃园)等。《旧唐书·李适传》:“中宗时，春幸梨园，夏宴葡萄园。’，; 《旧唐书。中宗本纪》:“(景龙)四年夏四月丁亥，上游樱桃园，引中书门下五品以上诸司长官学士等入芳林园尝樱桃。”禁苑中也有皇家用来行“籍田”、“亲桑”之礼的象征性的农业御苑，如蚕坛亭，即为“皇后祈先蚕之亭”(((长安志》)。在行宫御苑、离宫御苑中有以花木、果木为主题的小型园林兼生产基地，如唐代华清宫苑林区的山麓分布着石榴园、西瓜园、椒园、冬瓜园等。虽然农业景观功能趋于多元化，但是隋唐时期皇家园林的主流风格和内容依然是体现皇家气派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遗留下来的自然风景式格局，农业景观只不过是宏大园林中的一个小小的景点而已。而随着领主庄园经济受到抑制和隐逸思想的新的转变，私家园林也随之有了一定的变化。私家园林按地理的区位不同分化为城市私园和郊野别墅园。因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的隐逸思想发生了变化，隐逸的具体实践已不必“归田园居”，园林生活完全可以取而代之。于是士人们都把理想寄托于园林，把感情倾注于园林，竞相“隐于园”，促成了私家园林的长足发展。在城市私园中，园林一般紧邻邸宅的后部形成前宅后园的格局，或位于正宅的侧面而形成跨院，也有少数单独建置，不依附于邸宅的游憩园。宅园是主人日常游憩娱乐、宴饮雅集、读书静修的场所，一般规模不大。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自然山水审美的理念的影响，在城市私园中，士人们都追求模拟自然风景，以小见大的意境。农业景观在这里自然是被边缘化，偶见的农业景观也只不过是具有些象征意义。对于郊野别墅园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单独建置在离城不远、交通往返方便，而风景比较优美的地带。二、单独建置在风景名胜区内。三、依附于庄园而建置’。农业景观占比重比较大的是第三种情况。唐代官员的物质待遇很优厚，除了傣禄之外还由政府颁给职分田和永业田。官员们领到这些田地后，往往又通过收买和各种手段逐渐兼并附近农田而成为拥有一处或若干处庄园的大地主。他们身居城市，坐收佃租之经济利益。同时也在各自的庄园范围内，依附于庄园而建置园林— 别墅园，作为闲暇时消闲的地方。此种庄园别墅多为文人官僚所经营，它们受到园主人的文人书卷气影响，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园主人经常悠游于此，吟风弄月，饱览田园美景。农业景观在此生产性与观赏性并存，并成为唐代文坛中“田园诗”的重要题材。诗人兼画家王维坐落于蓝田(今属陕西)的辆川别业即是一座规模不小别墅庄园，园内还有大面积的可耕地，王维诗中大量言及园内的农事活动，“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唐·工维《惘川别业)})，“屏居蓝田，薄地躬耕”(唐·工维《酬诸公见过)))，“余适欲锄瓜，倚锄听叩门”(唐·王维《瓜园诗》)。他在《酬诸公见过》中表示“薄田躬耕，岁晏输税”，他自己情愿要“岁晏输税”，而不像陶渊明渴望“秋熟靡王税”，可以看出还直接生产着生活资料，足见惘川别业可以为王维提供足够的物质生活保证。总的看来，隋唐时期的园林在风景式园林形式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农业景观在皇家园林和城市园林中逐渐淡出了主流园林景观的行列，只作为附属的景观或者象征性的景观以表达某种寓意。农业景观在郊野别墅园中还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发展。随着人们对于自然风景山水景观的崇尚，农业景观对于中国古典园林的风格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了。农业景观在中国古典园林的成熟期的地位与作用农业景观在中国古典园林成熟期的不同阶段，其地位也不尽相同，我们分开来探讨。 2.2.4.1两宋时期中国古典园林的成熟期相当于两宋到清初这段时期，而两宋作为这个成熟时期的前半期，在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在两宋这段时期内，农业景观在皇家园林中的比重和地位又上升了，并且是生产与观赏作用并重。难道是当时的自然山水的审美观又有所转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农业景观在两宋皇家园林中的大量出现是由于宋朝的一项制度而引起的。自周代传下这样一种礼制叫“荐新”。“荐”是进献，“新”呢，是指新得的食物。到了宋代，对于这一礼制更加重视，宫廷中一年四季十二个月都要举行荐新大礼，主要内容是以新收获的五谷和其它时鲜果品等祭献祖先和神灵。以前，宫廷和官府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包括粮食等等物资，都是从市场上采购的。为了表示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敬，用于荐新的物品贵在新鲜，从市场上采购的物品难以保证新鲜程度，而用已损败的物品来荐新是有违礼制的。所以为了确保荐新物品的新鲜，元丰七年，皇帝发布诏书，宫廷和官府所需要的用于荐新的粮食等物资，首先应该由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苑及金明池后苑提供，没有的才要求杂买务购买。宋元丰七年(1084)，诏:“旧制，荐新米麦之属，皆取于市，今后宜令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及金明池后苑供具，其所无者，乃索之杂买务。”’。玉津、琼林等园都是当时的皇家园林，所以农业景观在这一时期由于“荐新”这一礼制的原因又在皇家园林中大量出现了。宋代的皇家园林分为大内御苑和行宫御苑，上面所提到的玉津、琼林、宜春、瑞圣及金明池等属于行宫御苑。其中以玉津园的农业特色最为突出。玉津园位于开封府城南的南熏门外，夹道为两园，园中有阂河水支流贯穿。又名南御苑，建于后周显德年间，宋初时加以扩建。内有方池、圆池和少量的建筑物。这里有一支由军校兵隶及主典组成的266人的服务队伍，以三班及内侍监领。主要任务是“岁时节物，进供入内”，为此，这里种植了大量的农作物，仅麦子的种植面积就占据了园的一半面积。玉津园中还种有桑、稻等农作物。这可以从当时人留下的许多诗词歌赋中得到反映。苏轼在《游玉津园》诗中就有“承平苑囿杂耕桑，六圣勤民计虑长”的诗句。宋人杨侃《皇瓷赋》对玉津园中的稻麦种植有这样的描述:“屈曲沟吠，高低稻畦，越卒执来，吴牛行泥，霜早刘速，春寒种迟，春红粳而花绽，簸素粒而雪飞，何江南之野景，来辈下以如移。雪拥冬苗，雨滋夏穗，当新麦以时荐。”每年仲夏麦收时节，皇帝都要亲自前来观看麦子收割。宋太祖、宋真宗、宋仁宗等都留有幸玉津园观刘麦、观种稻、观稼的记录。除了麦、稻等大宗农作物之外，在苑内还种养了各种奇花、异果、珍禽、怪兽。瑞圣园在景阳门外道东。原名含芳园，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改名瑞圣园。此园以栽植竹子之繁茂而出名，但是其主要职责也是“岁时节物进供入内，孟秋驾省敛谷。”即农业生产，以供大内之用。宋真宗和宋仁宗也曾多次驾幸瑞圣园观稼或观刘谷。和玉津园、瑞圣园相比，宜春苑和琼林苑则更多的类似于后世的动物园和植物园，赏玩的意义多于经济的考虑。苑内多为花卉、果树等园艺植物。上面所提到的都是宋朝的行宫御苑，对于皇家园林的另一重要组成大内御苑来说，农业景观也是频频出现于记载中，但是相对来说比重就不是很大。例如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良岳，建园的目的主要是以山水之景而“放怀适情，游心赏玩”，并且园中景观都是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风景的缩影。但是其中依然可以寻到农业景观的影子。在良岳的西部靠南就有两处园中园:药寮和西庄。药寮是种植药用植物的地方。西庄则是皇帝演籍田之礼的地方。宋朝的皇帝依然遵循着祖上传下来的籍田礼制。在西庄种植有“禾、麻、寂、麦、黍、豆、杭、林”等粮食作物，每逢春天，皇帝在此躬耕于籍田，以示重农、劝农之意。而在另一大内御苑—后苑中，农业景观的分量不小，从皇帝在后苑中的观稼活动就可见一斑。皇帝观稼是把它当作一种了解农业，体察民情的方式，而被邀参与观察的大臣，则视之为一种荣耀，他们在游玩之后，往往借助于诗歌记录了游玩时所见所感，比如从仁宗天圣八年(1030)八月九日，宋祁“侍宴太清楼”的诗作中可以看到当时后苑中除种植有水稻之外，还有橙子、菊花、水禽、鱼类等。宋祁“赐禁中所种稻米”诗中有“霜茎矗秀纤衰玩，玉粒凝甘乘」禁储”句，说明宫殿四周都有稻田，并且收获颇丰。又从嘉褚二年(1057)，刘原父与同乡好友欧阳修的唱和诗中，得知后苑稻田的种植面积很大，有“种稻满流田” 的句子。宋代的私家园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代文化的发展，佛教禅宗的兴盛以及隐逸思想的转变使得文人更加广泛的参加造园活动，文人园林作为一种风格几乎涵盖了私家造园活动，促成了中国古典园林自然风景园风格的成熟，同时也深刻影响着皇家园林、寺观园林等其他园林类型。文人园林追求的是对于自然山水的模仿和通过艺术的手段表达某种意境。除了一些郊野别墅园林中还可见农业景观外，其他的文人园林中农业景观只是作为为了表达某种思想、品质或意境而建置的景点了，或者是以游赏为目的的观光果蔬园，其实际的生产价值不高了。2.2.4.2元、明、清初时期元代到明初的时期，时局动荡，造园活动处于低潮。永乐以后到清初雍正年间，大局统一，经济逐渐强盛，造园活动又达到了高潮的局面。皇家园林在这一时期规模上较之两宋又宏大起来，风格上吸收了私家园林的养分，追求自然山水风景。农业景观在皇家园林中的形式上、内容上较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皇家园林中依然有特供大内之用的生产性观赏性并重的皇家苑囿，如明代的南苑、上林苑就是作为猎场和供应基地而兼有园林性质的行宫御苑。有供皇帝行“籍田”之礼的园中御田，如明代的大内御苑西苑中的南台一带，有一处颇具村舍田园风光的景观，皇帝就在这里亲自耕种 “御田”，旁边还有能借助水力转动石磨石雄，御田收获的稻谷还能在此春治。也有表现田园风光的象征性的景点，如康熙年间圆明园内的杏花春馆，最早叫菜圃，是模拟乡村风光而建的，其中有菜地、村舍、灌溉用的井亭等景观，令人仿佛置身于村野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康熙皇帝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他在多个皇家园林中开辟出试验田，实验圃，如康熙帝在西苑(今中南海和北海)建立了丰泽园，园中开辟皇帝的试验田。“丰泽园”今见是两组四合院式建筑。一组主建筑是崇雅殿，后名颐年堂，曾是中央开会的场所;另一组主体建筑是菊香书屋，毛泽东曾在这里居住过。当年，康熙帝在这里藏书、读书、听大臣进讲等。而丰泽园旁，有稻田十亩一分，耕地一亩三分。这里有康熙帝的“试验田”和蚕房。园外耕种，园内读书，正体现了古代“诗书传家，农耕为本”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他利用这块农田培育稻子的优良品种，先后种植的稻子有几十个品种。培育出早熟新稻种，因为它生长在御苑田里，所以名“御稻米”。御稻米颜色微红，米粒长，气味香，口感好，且早熟。既适合在北方种植，又可以在南方一年两熟。康熙四一}一二年(1703年)，康熙帝建承德避暑山庄，在山庄甫田丛越亭旁开辟了御瓜圃和御稻田，就是皇帝的“菜园”和“稻田”。御瓜圃里种瓜豆菜蔬，御稻田又是试验庄稼田。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帝看到早御稻在避暑山庄试种成功，便颁旨准许在北京玉泉山等地推广种植。现在的六郎庄到青龙桥一带是它的主产地，在当时有360顷御稻田，专供皇家食用。这些御稻田虽然不是皇家园林中的景观，但是其对于周围的园林如清漪园、静明园等皇家园林的景观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图2一8) 除了种水稻，康熙帝还亲自养蚕。他在丰泽园稻田旁种植桑树，搭盖蚕舍。在蚕舍旁建造了“知稼轩”和“秋云亭”，康熙帝经常在这里观看劳作。雍正帝继位后，在北京的北郊建先蚕祠。乾隆帝在西苑东北角(今北海公园北门内)建先蚕坛，内有先蚕坛、观桑台、亲蚕门、亲蚕殿、浴蚕池、先蚕神殿、蚕所等，兼有祭祀蚕神和养蚕示范的功能。农业景观当然作为祭祀的主题内容在祭坛园林中符号化的出现，其在此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同样的祭坛园林还有先农坛、祈谷坛等。(图2一9) 私家园林在这一时期文人化风格达到了高峰，生产性的农业景观已经不多见了，而对农业、田园景观的表现也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通过艺术的手法，构建有田园意境的景点，渗入园主人的主观感情，蕴含着这样那样的寓意。如现在苏州拙政园的东部园林，明代时期叫“归田园居”，表达了归隐田园之意。园中设有林香馆(图2一10)，“林”，是稻谷的总称，“林香”，就是稻谷飘香的意思。园主人王心一在《归田园居记》中写到:“入「1不数武，有廊直起，为‘墙东一径’……径尽，折北为书香楼。楼可四望，每当夏秋之交，家田种林，皆在望中。”反映了主人追求返璞归真的平和心境。总的来说，两宋到清初时期的园林在风景式园林形式上己经相当成熟，而由于皇帝荐新礼制的需要，农业景观又在皇家园林中大量的出现了，但其依然不是主流的景观。其主要的作用有:生产性基地、观赏性果蔬园、行籍田之礼的御田、象征性的田园景观等。在私家园林中，随着文人化园林的兴盛，农业景观更只是作为象征性的景点出现了。 2.2.5农业景观在中国古典园林的成熟后期的地位与作用从清乾隆朝到宣统朝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历史上集大成的阶段。而乾隆、嘉庆两朝的皇家园林，在宫廷造园艺术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代表着中国古典园林后期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皇家园林在继承上代传统和康熙新风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和创新，精湛的造园技艺结合规模宏大的园林景观，使得皇家气派更充分的凸显出来。农业景观在皇家园林中的形式上、内容上较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皇家园林中的农业景观更具有象征意味，不像康熙年间皇家园林中的试验田那样具有实际意义。如清乾隆时期的清漪园(今颐和园)中昆明湖西岸有一组大建筑群 “耕织图”，其中的延赏斋两庞壁上嵌石刻《耕织图》，蚕神庙供奉蚕神，织染局是内务府养蚕、缥丝、织染锦缎的作坊，水村居是工人的住宅区。附近广种桑树，一则供应养蚕饲料，二则象征皇帝重视农桑。又如清乾隆时期扩建的圆明园中新增的景点“映水兰香”(图2一11)，原名为“多稼轩”，其东南是一片稻田，为皇帝观稼之所。乾隆曾作诗:“园居岂为事游观，早晚农功倚槛看。数顷黄云黍雨润，千畦绿水稻风寒。心田喜色良胜玉，鼻观真香不数兰。日在幽风图画里，敢忘周颂命田官。”表现其重农劝农的意愿。类似的景观还有“多稼如云”(图2一12)、“北远山村” (图2一13)等等，都是表现的田园风光，以示皇帝对农业的关心。对于私家园林来说，这一时期亦是空前发展的高峰阶段。园主人对于自然山水意境的追求使得农业景观更加的具有象征性和符号化了。总的来说，农业景观在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中的地位和作用较上一个时期没有太大的变化，其象征性和符号化的意味更浓了。 2.2.6小结从以上对于农业景观与中国古典园林关系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景观最初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占的比重很大，同时具有实用性和观赏性。但是随着人们对于自然山水风景审美观的确立和“天人合一”、君子比德、以及神仙思想的影响，中国古典园林越来越朝着自然风景式园林图2一13北远一l一丰寸 Fig.2一13氏iy’Uanshancun 发展，农业景观逐渐被边缘化，成为附属的景观或者象征性的景观以表达某种意境或者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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